就史文而论，他更重视正史。答薛子长云：
　　谕方阅南北二史，尽佳，然一代沿革，附见表志者，往往不收，未免遗恨，则诸史要不可废。自荀袁二纪以来，下逮司马通鉴，大率欲视左氏。盖左氏本依经为传，纵横上下，旁行溢出，无非解剥经谊，而非自为书。今乃合太史公纪世书传，系之编年，则其间事辞葛，势必至得此遗彼。由此观之，类不如正史之悉也。（集三十六）
　　正史就是纪传体的史书。徐得之作左氏国纪，就编年改为国别，与纪传体相仿，陈傅良为之作序，称“学者诚得国纪伏而读之，因其类居而稽之经，某国事若干，某事书，某事不书，较然明矣”。（集四十）也是重视纪传体的言论。吕祖谦虽说编年纪传二体都不可废（史说），但止论读编年体的通鉴之法，弦外之音，自然是编年优于纪传。可见二人虽同重史文，但所重的史文并不同。吕祖谦的看重编年，是喜其“体统源流相承”；陈傅良的看重纪传，是恶编年的“事辞 葛”，“得此遗彼”：喜恶不同，同是站在事功的观点。
　　吕陈二人还有一点小小的不同。朱熹说“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东莱学案）陈傅良更进而援经入史。徐得之左氏国纪序云：
　　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号令与其君臣相告语为一书，今书是已。被之弦歌，谓之乐章，为一书，今诗是已。有可臧焉，而官府都鄙邦国习行之，为一书，今仪礼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士氏族传序，为一书，若所谓帝系书是也。
　　（集四十）
　　直然是说“六经皆史”，也就是说六经都是“圣人经世之用”，而托之以见义的。依据这种观点，自然不满意当时的经生，也不满意当时的文士。答刘公度云：
　　经生徇偏，何者为全？文士逐末，其本安在？（集卅八）
　　文章策云：
　　三代无文人，六经无文法。非无文人也，不以文论人也；非无文法也，不以文为法也。是故文非古人所急也。古者道德同而风俗一，天下未尝惟文之尚也，学校进士无文教也，乡党选士无文科也，朝廷爵士无文品也。士之有文，皆涵养之素，而谈笑之发，蹈履之熟，而议论之及，非有意也。是故虽其所出，而非其所为；虽其所有，而非其所知。文之在天下，郁郁矣。
　　又云：
　　道盛则文俱盛，文盛则道始衰矣。射策之晁错，不如木强之申屠；谈经之公孙，不如戆愚之汲黯。自汉以来，甚矣文之日盛，而士之俗日漓，人才之日乏，而国家之日不理也；华藻之厚，而忠信之薄也；词辨之工，而事业之隔也；学问之该，而器识之浅也。吾不意夫文之为天下患如此也！汉之文，杨雄其尤，美新之作，庸人耻之；唐之文，韩愈其尤，谀墓之诮，在当世固不兑。鸣呼，他何望哉？（集附录）
　　条刘公度书自然是经生文士同样非斥，文章策好象止非文士，但举例及于谈经之公孙，则经生亦在非斥之例。南宋的经生大半是道学家，文士当然是辞章家，反对经生文士就是反对道学家和辞章家。
　　不过他反对道学家，可也接受了道学家的意见。如说：“道盛则文俱盛，文盛则道始衰矣。”所不同者，道学家的道指心性而言，他同重在理国材能与事业器识。他反对辞章家，也接受了辞章家的意见。如答丁子齐，劝他“磨龙乎事业，奋发乎文章”。并且说：“古之大人，未有不兼通此而后可以应天下之故者。”
　　（集卅六）不同者，辞章家专重文章，他则要植基于“磨龙事业”。
　　○五 陈亮的文章责任说
　　浙东派的另一主力是永康，永康的领袖人物是陈亮，黄宗羲特撰永康学案（全祖望改为龙川学案），但朱熹则一样视为永嘉之学。陈亮送吴允成运干序云：
　　往三十年时，亮初有识知，犹记为士者必以文章行义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书判自显，各务其实而极其所至，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强也。自道德性命这说一兴，......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为士者耻者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龙川文集，《四部备要》本卷十五）
　　这显然是攻击道学，提倡辞章。所以他的文学意见较周、薛、吕、陈都丰硕。
　　有人认为当时的文章，尤其是科举文，纵弛浮浅，应改变文格。陈亮作变文法云：
　　古人重变法，而变文尤非变法所当先也。
　　这就是说法是不好轻易改变的，而变文更要在变法之后。从理论上言之：
　　天下之士，岂不欲自为文哉？举天下之文，而皆指其不然，则人各有心，未必以吾言为然也。然不然之言，交发并至，而论者始纷纷矣。纷纷之论既兴，则一人之力，决不能胜众多之口。此古人所以重变法，而尤重于变文也。可见改变文格，不是一二人的力量所能奏效。从例证上言之：
　　夫之弊之极，自古岂有俞于五代之际哉？卑陋萎弱，其可厌甚矣。艺祖一兴，而恢廓磊落，不事文墨，以振起天下之士气，而科举之文，一切听其所自为，有司以一时尺度律而取之，未尝变其格也。其后柳仲涂以当世大儒，从事古学，卒不能麾天下以从己。及杨大年刘子仪因其格而加以瑰奇精巧，则天下靡然从之，谓之 昆体。穆修张景专以古文相高，而不为骈俪之语，则亦不过与苏子美兄弟唱和于寂寞之滨而已。故天圣间，朝廷盖知厌之，而天下之士，亦终未能从也。
　　其后欧阳公与尹师鲁之徒，古学既盛，祖宗之涵养天下，至是盖七八十年矣。故庆历间，天子慨然下诏书，风厉学者以近古，天下之士，亦翕然丕变，以称上意。
　　于是胡翼之、孙复、石介以经术来居太学，而李泰伯梅尧臣辈又以文墨议论游泳于其中，而士始得师矣。当是时，泞交未有课试之法也，士之来者至接屋以居而不倦，太学之盛，盖极于此矣。乘士气方盛之际，虽取三代两汉之文，立为科举取士之格，奚患其不从？此则变文之时矣，艺祖固已遂知其如此矣。然当时诸公，变其体而不变其格，出入乎文史，而不本之以经术，学校课士之法，又往往失之太略，此王文公所以得乘间而行说于熙宁也。
　　可见必须法变而后文格始变。现在的文格，纵弛浮浅，“议者思所以变之，其意非不美矣，而其事则艺祖之所难，而嘉之所及也。三年课试之文，四方场屋之所系，此岂可一朝而变乎？”那末怎样办呢？陈亮续云：
　　昔庆历有朝翼之学法，熙宁有王文公学法，元有程正叔学法，今当请诸朝廷，参取而用之，不专于月书季考，以作成大学之士，以为四方之表仪，则祖宗之旧可以惭复，岂必遽变其文格以惊动之哉？（集十一）
　　这是因为陈亮是事功家，很自重政治，也很看重历史，由是对于纵驰浮浅的文章，主张请诸朝延，积极诱导，不必消极变革；至欲以一二人的力理改变文格，他认为绝对的无济于事。他不附合议者的改变文格，并不是赞成当时的纵驰浮浅的文章，特别是科举的骈丽之文，尤为卑薄。有吴叔异者，以自己作骈丽之文赠陈亮，陈亮复书云：
　　亮闻古人之于文也，犹其为仕也，仕将以行其道也，文将以载其道也。道不在我，则虽仕何为？虽有文，当与利口者争长耳。韩通之原道，无愧于孟荀，而格不免以文为本，故程氏以为倒学，况其止于驰聘语言者，固君子所不道，虽终日哓哓，欲以陵乐一世，有识者固亻免首而笑之耳，岂肯与之辩论是非哉？君子不成人恶，岂愿其至此？然而彼既不可晓，虽与之辩论，如水投石，而又甚焉。
　　何者？水投石，不入而止尔；人之难晓，必且取辱，是以君了不为也。（集廿一）
　　喜笑怒骂，一至于此，则对于骈俪文当然是极端非。非骈俪文，相反的便称赞古文。他就欧阳修的文中选出一百三十篇，题名欧阳文粹，作书后云：
　　公之文根乎仁义，而达之政理，盖所以翼六经，而载之尤世者也，虽片言半简，犹宜存而弗削，顾犹有所去取于其间，毋乃诵公之文，而不知其旨，取于犯是不韪而不疑也！初天圣明道之间，......其文犹袭五代之卑陋，中经一二大儒，起而麾之，而学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独有愧于古。天子慨然下诒书，以古道饬天下之学者，而公之文盛极矣。公于是时，独以先王之法度未尽施于今，以为大阙。其策学者之辞，殷勤切至，间以古今繁简浅深之宜，与夫周礼之可行与不可行。而一时习见百年之治，若无所事乎此乾，使公之志弗克遂伸。......迄于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于世，然其间可胜哉！二圣相承，上十余年，天下之治，大略举之文，犹未还嘉之盛，盖非独学者不在圣意，而科制已非祖宗之旧，而况上论三代？始以分之文，学者虽私诵心之，而未以为急地。故予参掇其通于时文者，以与朋友共之。由是而不止，则不独尽究公之文，而三代两汉之书，盖将自求之而不可御矣。先王之法度犹将望之，而况于文乎？则其犯则不韪，得罪于世之君子而不辞也。虽然，公文之雍容典雅，纟于余宽平，读之蔼然，足以得祖宗政治之盛，其关世教，岂不大哉？（集十六）一则说欧阳修的文章，“根乎仁义而达之政理”。再则说欧阳修的志业，“独以先王之法度，未尽施于今”。
　　三则说读文瞳以得祖宗政洁之盛。“称颂揄所，都归本于政教事功，可见他是以政教事功的观点评赞欧文，以政教事功的责任托于文章。
　　以政教事功的责任托于文章，最有厚望的是论，陈亮书作论法后云：
　　大凡词不必作好语言，意与理胜则自然超众。故大手之文，不为诡异之体，而自然宏高；不为险怪之辞，而自然典丽；奇寓于纯粹之中，巧藏于和易之内。
　　不善学文者，不求高于理与意，而务求于文彩词句之间，则亦陋矣。故杜牧之云：
　　“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昔黄山谷去：
　　“好作奇语，自是文章一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拨萃。”
　　（集卷十六）并没有说出作论法的是何人，可能就是陈亮自己。俞成萤雪从说亦引列陈亮论作文之不（稗海本卷上），知他对作文作论的方法，颇重视，也有研究。
　　六叶的教事说比陈亮更攻道学，更趋向辞章的是叶（一一五○～一一二三），永嘉人，不止是永嘉集大成者，也是浙东派的集大成者，特别是关于文学方面。吴明辅问“道学名实真伪”，叶答书引列诗书两经，谓“皆以学致道，而不以道致学”。
　　又云：
　　道学之名，起于近世儒者，其意曰“举天下之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致之”，故云尔。其本稍差，其末大弊矣。（水心文集，四部从刊本卷廿七）这是攻击道学。罗袁州文集序云：
　　夫文如珠玉焉，人之所挟以自贵重也。蔚豹之泽必雾隐，孔鸾之舞必日中，快读而疾愈，争傅而纸贵，鸟有轻溷瓦石，芒芒不决耶？（集十二）
　　这是趋重辞章。陈亮已将政教事功的责任托于文章，但鲜明的说文章应以政教事或不职志的是叶。赠薛子长云：
　　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盆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盆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盆也；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盆也。（集廿九）
　　文章以教事为职志，诗也要矩于教。跋刘克逊诗云：
　　自有生人，而能方之类，诗其首矣。古今之体不同，其诗一也。孙了／诲人诗无庸自作，必取中于古，畏其志之流，不矩于教也。后人诗必自作，作必奇妙殊众，使忧其材之鄙，不矩于教也。水为沅湘，不以清，必达于海。玉为璋，不青以子，必荐于郊庙。二君（克庄克）知此，则诗虽极工，而教自行，上规父祖，下率诸季，德艺成，而家盆大矣。（集廿九）
　　“关教事”的诗文要基于理，因此陈亮说作论要理胜，叶更说文章当以义理为主。周南仲文集后序云：
　　夫文者言之衍也。古人约义理以言，言所未究，稍曲而伸之尔。其后俗盆下，用盆浅，凡随事逐物，小为科举，大为典册，虽刻损华，然往往存义理之外矣，岂所谓文也？君子于此寄焉则不足以训德，学者于此习焉则足以害正，力且尽而言不立，去古人不愈远乎？（集十二）
　　又于习学记言赞吕祖谦文鉴云：
　　按上世以道为治，而文出于其中。战国至秦，道统放灭，自无可词。后世可词惟汉唐。然既不知以道为治，当时见于文者，往往论杂乖戾，各瓷私情，极其所到，便为雄长，类次者复不能归一，以为文正当尔，华忘实，巧伤正，荡流不反，于义理愈害而治道愈远矣。此书刊落浩禳，百存一二：苟其义无所才，虽甚文不录；或于事有所该，虽质不废；钜家鸿笔，以浮浅受黜；稀名短句，以幽远见收。合而论之，大抵欲约一代治体归之于道，而不以区区虚文为主。（敬乡楼丛书本卷四七）
　　表面看来，曰“道”，曰“义理”，好象同于道学家，但道的标准是义有所考，事有所该，所重在“用”，和道学家的所重在“体”，大相迳庭。
　　○七 文肆诗切说
　　教事是诗文的内容，至形式，叶适主张文肆诗切。观文殿学士知枢密院事陈公文集序云：
　　经欲精，史欲博，文欲肆，政欲通。（集十二）
　　“文欲肆”，所以反对拘限四六。秦议中的宏词一篇云：
　　若乃四六对偶，铭檄赞颂，循沿汉末，以及宋齐，此真两汉刀笔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谓之奇文绝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于朝廷，何哉？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于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其人未尝知义也，其学未尝知方也，其才未尝中器也，操纸援笔以为比偶之诩，又未尝取成于心，而本其源流于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显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集三）
　　依据这种观点，古代的文章是称赞建安，宋代的文章最称赞元，当代的文章最称赞陈亮。题陈寿老文集后云：
　　建安中，徐、陈、应、刘，争饰词藻，见称于时，识者谓两京余泽，由七子尚存。自后文体变落，虽工愈下，虽丽愈靡，古道不复庶几，遂数百年。元初，黄、秦、晁、张，各擅毫墨，待价而显，许之者以为古人大全，赖数君复见。及夫纷纭于绍述，埋没于播迁，异等不越宏词，高第仅及科举，前代遗文风流泯绝，又百有余年矣。（集二十九）
　　龙川集序云：
　　同甫（陈亮）既修皇帝王霸之学，上下二千余年，考其合散，发其秘藏，见圣贤之精微，常流行于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开物成务。其说皆今人所未讲，朱公元晦意有不与，而不能夺也。（集十二）
　　又作书后，说陈亮的文章：“海涵泽聚，天霁风止，无狂浪暴流，面回旋起γ，萦映妙巧，极天下之奇险。”（集廿九）大概陈亮是他的同调学侣，黄、秦、晁、张是他们所从出。陈亮三国纪年论建安七子云：“汉兴，文章浑厚典雅，最为近古，武昭以后衰矣。......至若建安七子之风概似矣。”（陈集十二）和叶的论调正是兮蛮相通。
　　“文欲肆”，不可“以对偶亲切相夸”；诗欲精，不可“漫广莫”。徐斯远文集序云：
　　庆历嘉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派章焉。然而格有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浅深，材有大小，以夫漫广莫，徒枵然从之，而不足以充其所求，曾不如ㄕ鸣吻决，出豪芒之奇，可以运转而无极也。故近岁学者已复稍趋于唐，而有获焉。（集十二）这是反对漫广莫。徐道晖墓志铭云：
　　盖魏晋名家多发兴高远之言，少验物切近之实。及沈约谢永明体出，士争效之，初犹甚艰，或仅得一偶句，便已名世矣。夫束字十余，五色彰施，而律吕相命，岂易工哉？故善为是者，取成于心，寄妍于物，融会一法，涵受万象，苓桔梗，时而为帝（帝字原毁，据永嘉丛书本补），无不按节赴之，君尊臣卑，宾顺主穆，如丸投区，矢破的，此唐人之精也。然厌之者，谓其纤碎而害道，淫肆而乱雅，至于廷设九奏，广袖大舞，而反对浮响凝固商，布缕缪绥绣，则失其所以为诗矣。然则发今人未悟之机，四百年已废之学，使后复言唐诗者自君始，不亦词人墨卿之一快也！（集十七）
　　题刘潜夫南岳诗藁云：
　　往岁徐道晖诸人，摆落近世诗律，敛情约性，因狭出奇，合于唐人，夸所未有，皆自号四灵云。于时刘潜夫年甚少，刻琢精丽，语特惊俗，不甘为雁行比也。今四灵丧其三矣，冢钜沦没，纷唱迭吟，无复第叙。而潜夫思益新，句愈工，涉历老练，布置阔远，建大将旗鼓，非子孰当？昔谢显道谓陶治尘思，模写物态，曾不如颜谢徐庾留连光景之诗。此论既行，而诗因以废矣。悲夫！潜夫以谢公所薄者自鉴，而进于古人，不已参雅颂，轶风骚可也，保必四灵哉？（集廿九）
　　前者赞奖四灵，后者又说“何必四灵”，抑扬不同，同是提倡精切。有刘子至者，致书叶适，鼓吹“天机自动，天籁自鸣，不待周琢”，而至“浑脱圆成”
　　地位。叶适答书云：“子至得从来下功深之力，方有今日，第其间尚有短乏未坚等，滓垢未明净者，以下功犹未深也。若便要放下，随语成章，则必有退落，反不逮周刻把持者矣，切须审详。”（集廿七）也是反对漫，提倡精切。
　　○八 楼钥的和平正直说
　　永嘉永康以外的鄞人楼钥（一一三七～一二一三），宋元学案列晦翁私淑，但引袁容延四明志，永嘉王和叔丹亦尝以经世之学授之。又冯云濠引行状，官永嘉时，闻薛季宣深于兵略，屡请问焉。（宋元学案七十九，邱刘诸儒学案）
　　据不知不止籍隶浙东，学问的渊源也出于浙东一派，虽然也私淑朱熹。他的攻鬼集有答朱晦庵书，自称“尚庶几在弟子之列”。（集六十六）但祭薛寺正（季宣）也说，“尝登公之门。”祭吕太史（祖谦）也说，“登公之门，尝闻余论之一二。”（并集八十三）是对朱熹止是私淑，对薛季宣吕祖谦才是亲炙，祭薛文特别标出“施之政事，著之文章”，也正是浙东派的意念。答綦君（更生）
　　论文云：
　　来书谓长江东流不见其怪，瞿唐氵艳之所迫束而后有动心骇目之观，诚是也；然岂水之性也哉？水之性本平，彼遇风而纹，遇壑而奔，浙江之涛，蜀川之险，皆非有意于奇变，所谓湛然而平者固自若也。氵艳之立中流，或谓其乃所以为平，此言尤有深致。故乐之未亡也，与天地同和，可以感发人之良心；而其既亡也，史纪其精者，谓能使人叹息忄妻怆至泣下г襟者，然后可以为声之妙，曾不知哀以思者乃亡国之音，所谓安以乐者何在耶？清庙之瑟，一唱而三叹，其亦异于后世之乐矣。妄意论文者，当以是求之，不必惑于奇，而先求其平。以水喻文似本于苏洵的仲兄字文甫说，（详六章三节）历险求平似本于张耒的答李推官书，（详六章八节）这更可知他和“护苏氏尤力”的吕祖谦关系尤深，所以宗仰相同。不过张耒的企响是“不求奇而奇至”，楼钥手企响是“不必惑于奇而先求其平”，意念并不一致。苏轼与鲁直云：“凡人文字，务使平和，至足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东坡续集卷四）楼钥的意见似与相近，但也不全同。
　　一则苏轼视奇怪为“至足余溢”，楼钥视奇怪为诗文之病。二则苏轼求之文字，楼钥索之心平气和。答綦君论文书又云：
　　唐三百年，文章三变而后定，以其归于平也。而柳子厚之称韩文公乃曰文益奇，文公亦自谓怪怪奇奇，二公岂不知此，盖在流俗中以为奇，而其实则文之正体也。宋景文公知之矣，谓其粹然一出于正。至未免耶？典谟训诰无一语之奇，无一字这异，何其浑然天成如此！文人欲高一世，或挟战国策士之气以作新之，诚可以倾骇观听，要必有太过处。呜呼，如伊川先生之易传，范太史之唐鉴，心平气和，理正词直，然后为文之正体，可以追配古作，而遽读之者未必深喜，波平水静，过者以为无奇，必见高崖悬瀑而后快。韩文公之非无奇处，正如长江数千里，奇险时一间见，皆有触而后发；使所在而然，则为物之害多矣。故古文之感人如清庙之瑟。若孟郊贾岛之时穷而益工者，悲忧憔悴之言，虽能感切，不近于哀以思乎！（攻愧集，四部丛刊本卷六六）
　　北海先生文集序亦云：
　　夫唐文三变，宋之文亦几变矣，止论骈俪之体，亦复屡变。作者争名，恐无以大相过，则又习为长句，全引古语，以为奇倔，反累正气；况本以文从字顺，便于宣读，而一联或至数十言者，识者不以为善也。（集五一）
　　这又象是本于王各的反难尚易，但也不尽同；王禹是在提倡易道易晓，（详一章五节）楼钥是在提倡“心平气和，理正词直”。易道易晓纯是修辞问题， “心平气和，理正词直”则与持身立言有关。答杜仲高（旃）书云：
　　杜之诗，韩之文，如王右军之书，皆古今一人而已。近世士大夫水墨积习之工类不甚至，唐人多能书，欧虞褚薛是其尤颖异者，疲精竭神，各自名家，终不足以望右军阃域，若诗与文可以力取而强进之耶？诋之为村夫子者，固自难言。
　　然王荆公以为与元气侔，盖极言诗诗之高致，若曰“所以拜公象，再拜涕泗流”，正为茅屋为秋风所破，叹一诗用意之大。东坡谓“自是稷契等辈口中语”，正谓其语似稷契辈尔。参造化之妙，别是一种肺肝，兼体众体，间见层出，不可端倪，忠义感慨，忧世愤激，一饭不忘君，此其所以为诗人冠冕。后人著意形似，亦有可杂之诗中而不可辨者，至其奔逸绝尘，虽诸名公，恐未免瞠乎若后。此难与不知者道也。（集六六）
　　也是在就杜诗的能成为“古今一人”，说明不在“著意形似”，而在有“忠义感慨，忧世愤激”的“一种肺肝”。换言之，也是在修身立言。“著意形似”
　　的模杜诗的是江西诗派，此言可能是针对江西诗派而发，浙东派本来是反对江西诗派的。至归重修身立言，无疑的与私淑朱熹亲炙薛吕有关。吕祖谦曾注唐鉴，并就原本十二卷扩编为二十四卷，当然推许爱好。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九载一日说作文云：“不必著意学如此文章，但须明理，理精后文字自典实。伊川晚年文字如易传，直是盛得水住。”可见他的称赞易传唐鉴，也大概是接受的朱吕的意见。
　　○九 四灵的论诗碎唾
　　叶赞许的四灵 ──徐照、翁卷、徐玑、赵师秀。徐照字道晖，一字灵晖，翁卷字续古，一字灵舒，徐玑字致中，号灵渊，赵师秀字紫芝，号灵秀，皆永嘉人。他们刻镂诗律，却没有著为诗论，零咳碎唾，一见于叶重任玑墓志铭，引徐玑与徐照、翁卷、赵师秀议曰：
　　昔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出拙，盖风骚之至精也。近世乃连篇累牍，漫面无禁，岂能明家哉？（水心文集廿一）
　　二见于刘克庄野谷集序，引赵紫芝论五言律体曰：
　　一篇幸止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后村大全集九四）
　　三见于韦居安梅间诗话，引杜小山问句法于赵紫芝，赵答云：
　　能饱契梅花数斗，胸次玲珑，自能作诗。
　　片片断断，见不出具体的意见，但重锤炼，反漫，总可借窥一二。
　　○十 陈耆卿吴子良的文字三要
　　车若水脚气集引王象祖云：“水心持作者之权，一时门人孰为升堂，孰为入室，晚得陈窗而授之柄。”是叶的文学传于陈窗，名耆卿，临海人。上楼内翰书云：“窃以文于天地间，为物最钜．”（窗集，四库珍本本卷五）但自序窗集却云：“今而后当涵浸乎义理之学；词章之习，不惟不敢，亦不暇。”
　　（集首）徨却顾，没有铸成坚定的意见。铸成坚定的意见的倒是门人吴子良。
　　吴子良亦临临海人，十六从学陈耆卿，廿四又从学叶（窗集续集序）。跋陈耆卿窗集云：
　　为文大要有三，主之以理，张之以气，束之以法。窗先生控周程之旨趣，贯欧曾之脉络，非徒工于文者也。（窗集末）
　　序窗集续集云：
　　文有统绪，有气脉。统绪植于正，而绵延枝派旁出者无与也；气脉培之厚，而盛大华藻外饰者无与也。......宋南渡之文，以吕，叶倡，接之者，寿老（耆卿）
　　其徒也。......不幸吕公不及见，而叶公晚见之，惊诧起立，为序其所著论孟纪蒙若干卷，窗初集若干卷，以为学游谢而文晁张也。（窗集卷首）三要之说，又见于所作林下偶谈卷二，知是他的坚定的意见。理是周、程、游、谢的义理，法是欧、曾、晁、张的脉络，气是宋人的常谈，所以这种意见正是得之陈耆卿，而陈耆卿又得这吕祖谦、叶。（参三节，六节）林下偶谈引叶、陈的言论最多，也可为旁证。
　　基于三要的意见，自然不会赞成刻镂精奇。偶谈卷二云：
　　文虽奇，不可损正气；文虽工，不可掩素质。（宝颜堂秘笈本）因此颇菲薄四灵，偶谈卷四云：
　　水心之门，赵师秀紫芝、徐照道晖、玑致中、翁卷灵舒，工为唐律，专以贾岛、姚合、刘得仁为法，其徒尊为四灵，翕然亻效之，有八俊之目。水心广纳后辈，颇加称奖，其详见徐道晖墓志，而末乃云：“尚以年不及乎开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盖虽不没其所长，而亦终不满也。
　　又引叶王木叔诗序云：
　　木叔不喜唐诗，闻者皆以为疑。夫争妍斗巧，极外物之意态，唐人所长也；及要其终，不足以定共志之所守，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评，其可忽诸。又引跋刘潜夫诗卷，（见七节）并据加案语云：
　　此跋既出，为唐律者颇怨，而后人不知，反以为水心崇尚晚唐者，误也。水心称当时诗人可以独步者，李季章赵蹈中耳。近时学者歆艳四灵，剽窃模仿，愈陋愈下，可叹也哉！
　　作叶为说诠释，可以说是非参半：叶的主要思想是不赞成江西末流的漫广莫，希望矫以精切，而四灵的规模晚唐，恰与相合，所以“颇加称奖”。但叶还要诗“矩于教”，四灵则止是流连光景，所以又告诉作诗者，“参雅颂，轶风骚”，“何必四灵”？这可见叶有褒有贬，而吴子良则释为全然讥斥；这是吴子良的意旨，不是叶的意旨。偶谈卷三云：“大序云，亡国之音哀以思。退之论魏晋以降以文鸣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
　　近世诗人争效唐律，就其工者论之，即退之所谓魏晋以降者也，而况其不能工者乎？”世是在讥斥诗人的争效唐律，那末首效唐律的四灵当在讥贬之列。
●第九章 理学派的诗文道流说
　　○一 朱熹的家学──朱松的诗文轨道说
　　道学派到南宋分为理心两派，对于诗文，理学派主张从道流出，心学派主张从心发出。
　　理学派的领袖是朱熹（一一三○～一二○○）。朱熹的走向道学，与他的家学有关。他的父亲名松，著韦斋集十二卷，中有上赵丞相子（原脱子字）云：
　　某自儿童知喜文艺。年及冠，去场屋，未尝一日而舍笔砚也。......行年二十七八，闻河南二程先生之余论，皆圣贤未发之奥，始捐旧习，衤除其心，以从事于致知诚意之学，虽未能窥其藩篱，然自是所为文，视十年之前，无十之三四。
　　（韦斋集，四部从刊本卷七）
　　这可见朱松本来致力文艺，到后来得闻二程子余论，觉得文艺去道很远，“始捐弃旧习”，由是对于诗文，个望能与道接近。上赵氵曹云：
　　盖尝以为学诗者，必探赜六经以浚其源，历观古今以益其波，玩物化之无极以穷其变，窥古今之步骤以律其度。虽知其然，而病未能也。窃尝叹夫自诗人以来，莫盛于唐，读其诗者皆粲然可喜，而考其平生，鲜有轨于大道而厌足人意者；其甚者曾与闾阎儿童之见无以异。此风也，至唐之季年而尤剧，使人鄙厌其文，惟恐持去之不速。夫诗自二南以降，三百余篇，先儒以为二南周公所述，用之乡人邦国，以风动一世；其余出于一时公卿大夫，与夫闾巷匹夫匹妇之所作，其辞抑扬反复，蹈厉顿挫，极道其忧思佚乐之致，而卒归之于正，圣人以是为先王之余泽，犹可见其仿佛，足以耸动天下后世，故删而存之，至今列于六经，焯乎如日月。又云：
　　唐李杜出而古今诗人皆废，自是而后，贱儒小生，膏吻鼓舌，决章裂句，青黄相配，组绣错出，穷年没齿，求以名家，惴惴然恐天下之有轧己以取名者。其甚者恃才以犯上，骂坐以贻谴，摈斥颠沛，足迹相及，此何为者邪？尝闻夫子曰：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嗟夫！圣人之意，其可思而知也。（集九）
　　诋毁唐代诗人“鲜有轨于大道”，称述诗三百的“思无邪”，希望诗与道接近是明显的。诗尚如此，文不言可知。松有弟名槔，著玉澜集一卷，附刻韦斋集后，尤袤跋云：“韦斋之子南康使君（熹），今又以道学倡，其诗源远而流长矣。”
　　是朱熹受家学影响，尤袤早已说过了。
　　○二 朱熹的贡献──道文一贯说
　　程子站在道的立分反对诗文，说诗文是害道的；（详四章五节）朱熹也站在道的立分，但不反对诗文，而包举诗文，说道文是一贯的。有汪尚书者，致书朱熹，“语及苏学，以为世人读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于此求道”。朱熹答云：
　　夫学者之求道固不于苏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则文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之所不可不讲也；讲去其非，以存其是，则道固于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复议其理之是非，则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为道；且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盖道无适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责任是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矣。
　　（与汪尚书，朱文公文集，四部从刊本卷卅）
　　答吕伯恭亦云：
　　夫文与道果同耶异耶？若道外有物，则为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无害于道。惟夫道外无物，则言而一有不合于道者，则于道为有害，但其害有缓急浅深耳。
　　（集卅三）
　　这都是在说明道文一贯，不可分开。因此他不赞成李汉的贯道说，也不赞成欧阳修的俱道说。他的弟子陈才卿问韩文李汉序的“语文者贯道之器”一句甚好，他说：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朱子语类一三九）
　　又驳俱道说云：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于道，所以发之于文者皆道也。三代圣贤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放入里面，此是他大病处。（前书卷同）
　　所引东坡语，实出欧阳修。（详六章三节）由反对李汉欧阳修的话看来，可以知他的道文一结的理论是：从性质上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部分不同，但同为一体。从表现上说，“文是从道中流出”，当然与道为一贯。总之，道与文是统一的，不是分立的。这和古文家的韩欧自然不同，和道学家的周程也更不同。我们必先分析清楚，然后才能理解他的旨趣，认识他的贡献──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
　　朱熹和韩欧不同的止是量的分寸问题。在示熹看来，视文为“贯道之器”，便是临作文时才以文贯道；视“文与道俱，便是临作文时才讨道放入：都是文自文，道自道，道文没有统一。和周程的不同倒是质的差别问题，尽管他宗仰周程，称述周程。最有趣的有力证据就在朱熹的注周子通书文辞章云：
　　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则不待艺而后其文可传矣，周子此章似犹别以文辞为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长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发之，则亦不能传于远矣。故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铭吾得其意，便无子厚笔力不能作耳“。（周濂溪集，正谊堂丛书本卷六）
　　周书归结于”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当然是重道德，轻文辞；（详四章四节）朱注说”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发之，则亦不能传远矣 “，显然是不忽视文辞。不错，朱熹曾说古文时文，都”如浮声美色，不敢一识其趣“。（答徐载叔，集五六）又说：“近世诸公作诗费工夫要何用？元时有无限事合理会，诸公却尽日唱和而已。今言诗不必作，且道恐分了为学工夫，然到极处当自知作诗果无益。”（语类一四○）但作楚辞集注，作韩文考异，集中有诗词十卷，语类中的有论文两卷，书牍序跋有很多的研讨诗文的文章，在在表示并不轻视。这就是因为周程视道与文为对立的，一个人对诗文的用力愈我，对道的体认便愈疏，既站在道的立分，当然就反对作文吟诗；朱熹视道与文为统一的（他的名词叫一贯），道流为文，文亦含道，所以就求学而言，应当“既文以讲道”，就作文而言，应当“从道中流出”。
　　○三 说出的诗文与做出的诗文
　　“道是根本，文是枝叶”，枝叶枯茂，全看根本浅深，所以作文但须明理，不必研钻华采。语类云：
　　今人学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费许多气力；大意主乎学问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诗亦然。（卷一三九）
　　一日说作文曰：不必著意学如此文章，但须明理，理精然后文自典实。（卷同）
　　结穿百氏及经史，乃所以辨验是非，明白义理，岂特欲使文词不陋而已。义理既明，又能为行不倦，则其存诸中者，必也光明四达，保施不可？发而为言，以宣其心志，当自发越不凡，可爱可传矣。今执笔以习研钻华采之文，务悦人者，外而已，可耻也矣。（卷同）
　　反之，文章的不能典实明白，就是由于见理不精。语类云：
　　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大抵专务节字，更易新好生在辞语，至说义理处，又不肯分晓。前辈欧苏诸公作文，何尝如此？圣人之言，坦因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后世由此求之；使圣人立言要教人难晓，圣人之经，定不作矣。其其义理精奥处，人所未晓，自是其所见未到耳，学者需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见。何尝如今人欲说又不敢分晓说，不知是甚所见，毕竟是其自家所见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鹘突说在里。（卷同）
　　重道重行，仍是北宋道学家的衣钵，以理释道，以文的明白典实由于理精，鹘突由于见理不明，则是朱熹新说。与陆子静书云：“凡有形有象者即器也，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集卅六）本来他已由道学家进为理学家，当然以理释道，而作为文学所从出的道也当然是理。
　　由明理而流出来的文章，是说出的，不是做出的。语类载有人“问离骚卜居篇内字”，朱熹云：
　　字义从来晓不得，但以意看可见。如“突梯滑稽”，只是软熟逢迎，随人到，随人起底意思。如这般文字，更无些小窒碍，想只是信品恁地说，皆自成文。林艾轩尝云，“班固杨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马迁司马相如等只恁地说出”。
　　今看来是如此。古人有取于“登高能赋”，也须是敏，须是会说得通畅。如古者或以言扬说得也是一件事，后世只是纸上做。如就纸上做，则班杨便已不如已前文字。当时如苏秦张仪都是会说，史记所载，想皆是当时说出。（卷一三九）
　　另一条也说：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说，而意自长；后人文章，务意多而酸涩。如离骚初无奇字，只恁说将去，自是好。后来如黄鲁直，恁地著力做，却自是不好。（卷同）说出来的文章之所以“无些小窒碍”，因为是“从此心写出”，“从道中流出”；做出来的文章之所以“酸涩”，因为既不是“从此心写出”，又不是“从道中流出”，只是“恁地著力做”，结果反倒不好。
　　○四 反对摹拟与提倡摹拟
　　说出来的文章只是靠实说，明理就说得头头是道，不明理便无从说起，学习摹拟，都无用处。朱熹作曾景建云：
　　文字之设，要所以达吾之意而已；政便极其高妙，而于理无得焉，则亦何益于吾身，而何用于斯世？乡来前辈盖其天资超异，偶自得之，未必专以是为务也。
　　故公家舍人公谓王荆公曰：“文字不必造语及摹反前人，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况又圣贤道统正传见于经传者，初无一言及此乎？（集六一）做出来的文章则靠“恁地著力做”，必需学习，必需摹拟。语类云：
　　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摹仿前人而作之。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卷一三九）
　　又云：
　　人做文章，若是仔细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间做出文字，意思语脉，自是相似，读得韩文熟便做出韩文底文字，读得苏文熟便做出苏文底文字；若不仔细看，少间却不得用。向来初见拟古诗，将谓只是学古人之诗，原来却是如古人说“灼灼园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迟迟涧畔松”，自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涧中石”，自家也做一句如此；“人生天地间”，自家也做一句如此；意思语脉皆要似他底，只换却字。其后来依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诗，便觉得长进，盖意思句语血脉势向，皆效它底。（卷同）
　　此外，如说：“前辈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拟作一篇，故后有所用时，左右逢原。”（卷同）如说：“某后生见人做得诗好，锐意要学，遂将渊明诗平侧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后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诗之法。”（卷一四○）都是提倡摹拟，都是说摹拟是作文作诗的唯一好方法。因此就是他奉为作 诗本经的李杜，也认为“李太白终始学选诗，所以好；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渐放手，夔州诸诗则不然也”。（卷同）这和答曾景建的反对摹拟好象矛盾，实则并不矛盾；因为诗文既有做来的与说出的差别，方法自然也就有摹拟与反摹拟的不同。
　　○五 遵守旧格与反对新格
　　说出的文章可以“信品恁地说”，做出的文章必儒遵守旧格，不可自出规模。
　　朱熹说杜甫的夔州诸诗不好，据语类是因为：
　　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卷一四○）又云：
　　人多说杜子美夔州诗好，此不可晓；夔州诗却说得郑重烦絮，不如他中前有一节诗好。（卷同）
　　说杜甫夔州以后诗好的是黄庭坚，他的作诗方法也是摹拟，特别提倡摹拟杜甫夔州以后诗，（详七章二节）朱熹的作诗方法同样是摹拟，却特别薄弃杜甫夔州以后诗。这是因为黄庭坚从规律渐至自然，从有法渐至无法，（同上）朱熹则始终遵守旧格，反对新格。语类云：
　　前辈做文字只依定格，依本分做，所以做得甚好；后来却厌其常格，则变一般新格做，本是要好，然未好的时先差（去声）异了。（卷一三九）
　　有病翁先生作闻筝诗，“规模意态全是学文选乐府诸篇，不杂近世俗体”，极得朱熹称赞，作跋病翁先生诗云：
　　余尝以为天下万事皆有一定之法，学之者须循序而渐进。如学诗则且当以此等为法，庶几不失古人本分体制。向后若能成就变化，固未易量。然变亦大是难事，果变而不失其正，则纵横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却反不若守古本旧法以终其身之为稳也。（集八四）
　　尊重旧格是爱其拙谨，反对新格是恶其新巧。语类中鼓吹拙谨，驳斥新巧的话很多。最详悉的如说：
　　国初文章皆严重老成，尝观嘉以前诰词言语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当时有名之士。盖其文虽拙，而其辞谨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风俗淳厚。至欧阳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犹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气。到东坡文字便驰骋{弋心}巧了。及宣政间，则穷极华丽，都散了和气。所以圣人取先进于礼乐，意思自是如此。（卷一三九）
　　别条也说“到东坡便伤于巧”。又说“自三苏文出，学者始日趋于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而已自有些巧了”。（卷同）又说江西文章，“至黄鲁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气”。（卷同）文集中的答陈肤仲也慨叹当时科举文字，“玩得鬼怪百出，都无诚实正当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径，以为新奇，最是永嘉流伪纤巧，不美尤甚。”（卷四九）随时都驳斥新格，同时也就随时都鼓吹拙谨。
　　新巧的毛病，朱熹指出最易弄得不明不白。譬如苏轼的文章，自朱熹看来，就常常“如搏谜子，更不可晓”。在语类批评云：
　　所以贵乎文之足以传远，以其议论明白，血脉指意晓然可知耳。文之最难晓者无如柳子厚，然细观之，亦莫不自有指意可见，何尝如此不说破？其所以不说破者，只是吝惜，欲我独会而他人不能，其病在此。大概是不肯蹈袭前人议论，而务为新奇；惟其好为新奇，而又恐人皆知之也，所以吝惜。（郑一三九）又泛论当时作文者的好务新奇云：
　　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大抵专移节字，更易新好生面辞语，至说义理处又不肯分晓。（卷同）
　　这也是因为朱熹提倡道文统一，所求于文的是坦易明白，当然反对晦暗的新巧。所以对做出的诗文，力主遵守旧格，反对自创新格。
　　○六 天生腔子与稳当底字
　　说出的诗文之所以不可摹拟，是要还它本来样子；做出的诗文之所以必守旧格，也是要还它本来样子。本来样子的组织部分是天生腔子，修辞部分是稳当底字。语类云：
　　前辈云：文字自有稳当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一个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贴这天生成腔子。（卷一三九）
　　“古人文字自贴这天生成腔子”，当然不用摹拟；后人作文要追求这个天生成腔子，便非摹拟洒中。所以语类又云：
　　陆教授谓伯恭有个文字腔子，作文字时便将来入个腔子做，文字气脉不长。
　　先生曰：他便是眼高看得破。（卷同）
　　“入个腔子做”，就是摹拟个“天生成腔子”，也就是求个组织部分的本来样子。
　　至修辞部分的本来样子之称当底字，也一样的是说出诗文不用摹心，“只恁地说出”，做出的诗文必需摹拟追求。语类云“始者思之不精”，就是说还没有追求到。此外如云：
　　苏子山有一段论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郑齐叔云：“文字自有稳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横渠云：“发明道理，惟命字难。”要之做文字下字实是难，不知圣人说出来底也只是这几个字，如何铺排得恁地安稳！
　　（卷同）又如因改谢表云：
　　作文自有稳字，古之能文者才用便用着这样字，如今不免去搜索修改。（卷同）
　　也是在指出“圣人说出来底”文章，对于字“铺排得恁地安稳”；后人做出底文章要追求“铺排得恁地安稳”的字，便不能不去“搜索修正”。
　　○七 文三世与诗三等
　　不过朱熹虽研求做诗文的方法，而且也作诗作文，但究竟认为作诗文是有害的。语类云：
　　才要作文章，便是枝叶害着学问，反两失之也。
　　诗笔杂文不须理会，科举是无可奈何。（并一三九）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也载：“胡澹庵上章荐诗人十人，朱文公（熹）与焉，文公不乐，誓不复作诗，迄不能不作也。尝同张宣公游南岳，唱酬至百余篇，瞿然曰：吾二人得无荒于诗乎？”
　　（涵芬楼本）这是因为在朱熹看来，做出来的诗文，既不必是“从此心写出”，又不是“从道中流出”，自然往往有害。所以就是对于他所推崇的韩柳，也说：
　　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如唐贞观开元都无文章，及韩昌黎柳河东以文显，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语类一三九）
　　至有益无害的文章，止有圣人说出来的六经，所以称六经为治世之文，余则斥为衰世之文或乱世之文。语类云：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六经、治世之文也。如国语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时语言议理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于乱世之文则战国是也，然有英伟气，非衰世国语之文之比也。（卷一三九）
　　这自然也是就文章的气象而言，所以注里举饶录曰：“国语文字极困苦，振作不起。战国文字豪杰，便见事情非你杀我，则我杀你。”又举黄云：“观一时气象如此，如何遏捺得住，所以启汉家之治也。”然特称六经为治世之文，当然也是认为六经是圣人“从此心写出”，“从道中流出”的含有治世之道的文章。
　　文分三世，诗也分为三等。答巩仲至云：
　　顷年学道未能专一之时，亦尝间考诗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故尝妄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诗之羽翼舆卫。其不合者，则悉去之，不使其接于吾之耳目，而入于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思，则其为诗不期於高远而自高远矣。然顾为学之务，有急于此者，亦复自知材力短弱，决不能追古人而与之并，遂悉弃去不能复为。（集六四）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六誉为“本末兼该”。现在看来，他最尊崇诗三百篇和楚辞，都是说出来的诗歌。其次“书传所记”“下及魏晋”的一等，可以“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因为最近于百百篇楚辞，也就是最近于说出来的诗歌。其次“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的一等，“其为诗固有高下，共法犹未变”，就是犹有三百篇楚辞的余法，犹有说出来的诗歌的余风。最卑弃的是“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的一等，“法皆大变”“无复古人之风”，就是毫无说出来的诗歌的风味，纯是做出来的诗歌。
　　○八 张┉魏了翁的学文合一说
　　朱熹主张道文一贯，文由道流，而何以明道明理，则“主乎学问”，那么文的直接本源是道，间接本源是学。讲友张┉（一一三三～一一八○）就鼓吹学者之诗，私淑弟子魏了翁（一一七八～一二三七）更倡言学文合一。盛如同老学丛谈载：
　　有以诗集呈南轩先生（┉号），先生曰：“诗人之诗也，可惜不禁咀嚼。”
　　或问其故，曰：“非学者之诗，学者诗如读著似质，却有无限滋味，涵泳愈永，愈觉深长。”又曰：“诗有纪一时之实，只要据眼前实说。古诗皆是道当时实事，今人做诗多爱装造语言，只要斗好，却不思一语不实便是欺。这上面欺，将何往不欺？”
　　魏了翁私淑朱熹，也私涉张┉。张┉家广汉，魏了翁家邛州蒲江，同为蜀子，又这于张┉弟子范荪，虽然答朱择善书，说看朱子书后始由词章转经学（集卅五），但疑受张┉影响尤深。学文合一，正是学者诗的自然演绎。所作攻愧楼宣献公文集序云：
　　今之文古所谓辞也。古者即辞以知心，文即其或惭、或枝、或游、或屈、而知其疑叛，知其诬善与失守也；即其或讠皮、或淫、或邪、或遁、而知其蔽陷，知其离且穷也。盖徉根于气，气命于志，志立于学，气之薄厚，志之小大，学之粹驳，则徉之险易正邪从之，如声音之通政，如蓍蔡之受命，积中而形外，断断乎不可扌 也。（鹤山大全集，四部从刊本卷五六）
　　朝议大夫知叙州魏公墓志铭云：
　　今之学与古异，今之文古所谓辞，今之政古所谓事，今之才则古所谓佞人任人也。夫使学而本诸真知，著于实践，则发为徉，辞泽而理，施之政，政裕而密，非今之所谓文与才也。（集八一）
　　跋胡复半诗藁云：
　　古之为文，皆以德盛仁熟流于既溢之余，故虽肆笔脱口而动中音节；非特歌诗为然也，礼辞易象亦莫不然。自离骚作，而文辞之士与世之以声律为文者，傅会牵合，始与事不相俪，文人才士习焉而不之察也。（集六二）
　　今之文是古所谓辞，古之文基于学，“学这粹驳，则辞之险易正邪从之”。
　　大邑县学振文堂记历叙天地人伦以至以至孝弟谨信勤学好问之文，然后说：“圣人所谓斯文，亦曰能道云耳，而非文人之所以玩物肆情，进士之所以哗众取宠者也。”（集四十）也是在说明古人所谓文基于学行，不似今人的“玩物肆情”，“哗众取宠”之文。
　　不过魏了翁少时“喜记诵词章”（答朱择善书），他并不根本反对文辞，而是反对不本于学的文辞。杨少逸不欺集序云：
　　人之言曰：尚辞章乾乏风骨，尚气节者窘辞令。某谓不然。辞虽末伎，然根于性，命于气，发于情，止于道，非无本者能之。且孔明之忠忱，元亮之静退，不以文辞自命也，若表若辞，肆笔脱口，无复雕缋之工，人谓可配训诰雅颂，此可强而能哉？唐之辞章称韩柳元白，而柳不如韩，元不如白，则皆于大节焉观之。
　　苏文忠论近世辞章之浮靡，无如杨大年，而大年以文名，则以其忠清鲠亮大节可考，不以末伎为作者相望，人知苏氏为辞章之宗也，知其忠清鲠亮临死生利害而不易其守，此苏氏之所以为文也。（集五五）
　　可见他不反对文辞。坐忘居士房公文集序云：
　　古之学者，自孝弟谨信爱亲仁，先立乎其本，迨其有余力也，从事于学文。
　　文云者，亦非若后世哗然后（疑误）众取宠之文也；游于艺以趣博其趣，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得，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故言根于有德，而辞所以立诚，先儒所谓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盖非有意于为文也。后之人稍涉文艺，则沾沾自喜，玩心于华藻，以为天下之美尽于是，而本之则无，终于小技而已矣。（集五一）
　　可见他反对的是不根于实的文辞，也就是不“根于气，命于志，立于学”的文辞。
　　学文合一还有一种绝大的好处，就是不受老少穷达的影响。江淹才尽的故事是大家熟知的，魏了翁作浦城梦笔山房记释云：
　　每惟由周而上，圣贤这生鲜不百年，盖历年弥久，则德盛仁熟，故从心所欲，罔有择言，皆足以信今贻后。诗三易圣贤忧愤之所为者十六七，六艺之作，七篇之书，亦出于历聘不遇，凡皆坦明敷畅，日星拱而江河流也。圣人之心，如天之运，纯亦不已，如川之逝，不舍尽夜，虽血气盛衰所不能免，而才壮志坚，纯修弗贰，曷尝以老少为锐惰，穷达为荣悴者哉？灵均以来，文词之士兴，已有虚骄恃气之悯；魏晋而后，则直以纤文丽藻为学问之极致。方其年盛气强位亨志得，往往时以所能讠华世眩俗；岁忄舀月迈，血气随之，则不惟形诸文词衰飒不振，别建功立事，蓄缩顾畏，亦非复盛年之比。此无他，非有志以基之，有学以成之，徒以天资之美，口耳之知，才驱气驾而为之耳。（集四九）
　　这是魏了翁的新说，他所服膺的朱熹就不这样主张。朱子语类卷百卅九云：
　　“人老气衰文亦衰。欧阳公作古文，力变旧习，老来照管不到，为某诗序，又四六对偶，依上是五代文习。东坡晚年文虽健不衰，然亦疏鲁，如南安军学记，海外归作，而有弟子扬觯序点者三之语，序点是人姓名，其疏如此。”同卷又云：
　　“人晚年做文章如秃笔写字，全无锋锐可观。”又或曰：“人之晚年，知识却会长进。”朱熹答云：“也是后生时都定，便长进也不会在而能用心于学问底，便会长进，若不学问，只纵其客气底，亦如何会长进，日见昏了。有人后生气盛时说尽万千道理，晚年只恁地ヒ地。”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学便老而衰。”朱熹答云：“只这一句说尽了。”是朱熹的观点虽谓年老文衰，但“用心于学问底便会长进”，魏了翁从此点演绎，遂鲜明的分别文不根学的文章，才尽文弱，学文合一的文章至老不衰。他的弟子吴泳在给他的书里说：“异时选人逐客，踬于忧患，伤于感慨，耗于血气，既衰困而无精采，而侍郎（魏了翁）养熟道凝，动全志壹，作为文章，天力自到。”并且特别指出“梦笔山记捻起老去才尽一段”。
　　（与魏鹤山书，鹤林集卷廿八）知此不仅是他的新说，也是他的体验得力处。后来刘克庄作刘忻父诗序云：“世谓鲍照江淹晚节才尽，予独以气为有惰，而才无尽。”（刘集九四）远不及魏说切实。
　　○九 真德秀的理用并重说
　　魏了翁说和他“生同地死当同传”的是真德秀（一一七八～一二三五），问学于朱熹弟子詹体仁，因也和朱熹的意见很接近。编文章正宗，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歌四类，纲目诗歌类下引朱熹答巩仲至论诗分三等，依准选列。但编王十朋梅溪续集（题梅溪续集，集卅四），又作跋著作正字二刘公墓志铭云：
　　“永嘉叶公（）之文，于近世为最。”（集卅五）知也受永嘉派影响。文章正宗纲目云：
　　夫士之于学，所以穷理而致用也，文虽学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辑，以明理义切世用者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同治甲子刊本）
　　明理义是朱熹的意见，切世用是叶的意见。周敬甫晋评序云：
　　儒者之学有二，曰性命道德之学，曰古今世变之学，其至生也，近世顾析而为二焉。尚评世变者指要术为迂，喜谈性命者诋史学为陋，于是分朋立党之患兴，而小人乘之借以为并中庸者之术，甚可畏也。（真文忠公集，四部从刊本卷廿八）
　　性命道德是朱熹之学，古今世变是叶之学，真德秀说“其致一也”，知在揉合两派；以揉合两派的观点选文，也以揉合两派的观点评文。沈简斋四益集序云： “文辞末也，事来本也。......惟其以实学见实用，以实志起实切，卓然有益于世，而又闻之以君子之文，于是为可贵尔。”（集廿八）是以叶的“用”的观点赞扬沈简斋。跋欧阳四门集云：“自世之学者离道而为文，于是以文自命者，知黼黻其言，而不知金玉其行，工骚者有登墙之丑，能赋者有涤器之，而世之寡识者，反矜诧而慕望焉。曰：夫所谓学者文而已矣，华藻患不缛，何以修敕为？
　　笔力患不雄，何以细谨为？呜呼！倘若是，则所谓文者，特饰教之具尔，岂曰贯道之器哉！”（集卅四）是以朱熹的观点摘贬文士。
　　明理义切世用的文章，真德秀以为上者出于元气，次则决于气质学力。日湖文集序云：
　　盖圣人之文元气也，聚为日星之光耀，发为风尘之奇变，皆自然而然，非用力可至也。自是以降，则氐其资之薄厚与所蓄之浅深，不得而遁焉。故祥顺之人其言婉，峭直之人其言劲，肆者无庄语，轻躁者无确词，此气之所发者然也。
　　家刑名者不能折孟氏之仁义，祖权谲者不能畅子思之中庸，沈涵六艺，咀其菁华，则其形著亦不可扌，此学之所本者然也。是故致饰语言不若养其气，求工笔札不若励于学，气完而学粹，则虽崇德广业亦自此进，况其外之文乎？此人之所可用力而至也。（集廿八）
　　励学的意见与魏了翁相近，求气则是将道学家的“变化气质”引用于文。
　　○十 吴泳的理文难好华词易工说
　　魏了翁的弟子很多，论文有见解的止有吴泳。吴泳强调的说理文难好，华词易工。答唐伯玉书云：
　　文以理为主，体次之，学而无统则悖，言而无法则支。而古今文人学士见诸纪载者不知其几，而文公独取古灵先生天台孔子庙记，曾南丰宜州及筠州二学记，盖华藻之辨易工，而义理之文难好也。（鹤林集，四库珍本本卷卅一）答刘成道书云：
　　某近来看诗，觉得须是以三百五篇为标本，以汉苏、李、枚生、建安诸子、晋宋陶谢等诗为风骨，然后能长一格。盖词之华者易工，趣之谈者难诣。故通之每爱张文昌，只称其“学古淡”，每喜僧无本，但谓其“往往造平淡”，则词语抑扬之间，是犹未纯乎澹也。（集卅二）
　　前书言文，后书说诗，都指出华词易工，也就是说止有华词不够，文当以义理为主，诗当以平淡为极。如书中所举，韩愈就提倡古淡；就我们所知，苏舜软梅尧臣也提倡古淡。（详一章十二节）但吴泳所提倡的古淡，和韩愈、苏、梅不同，韩愈、苏、梅纯就风格言，呈泳则兼就意识言。吴泳所奉为“标本”的诗，就是朱熹所奉为“准则”的一等诗。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六，引列朱熹的诗三等说，释谓旨在“借物以明道”。吴泳陈侍郎文集序云：
　　离、文明之象也，而曰“黄离元吉”；贲、文柔之卦也，而曰“白贲无咎”。
　　矜词章以为富，负言语以为奇，皆文人之病也。古之人抱道含章，鸿音于窈窕，宿至味于淡泊，未尝务为炳炳良良，求以眩俗惊世。如邵诅楚，吕相绝秦，子产对晋，臧孙辰告齐，乐毅报燕，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一片议论。当其放言援笔时，曷尝有意于祈当世之知，卜后世之传哉，亦不过曰辞达而已矣。今人之为文者，略无古人舒暇之态，一字之不工，一言之不文，则日月砺，不妍不止，非惟提数寸之管，敷盈尺之纸，书其所为文，献之王公大人，而名未成，盖棺之事未定，往往编蒲锓梓，已遍满于书坊经肆矣。君子为己之学，果如是耶？（集卅六）
　　“宿至味于淡泊”，基于“抱道含章”，则所提倡的古淡，也是在“借物以明道”。朱子语类卷百四十云：“合义理谓之道。”然则吴泳所谓“趣淡难诣”
　　和“理文难好”正是兮相通，指理趣古淡，和韩愈、苏、梅的风趣古淡，并不全同。
　　理趣古淡是理学派的应有之义，也是江西永嘉两派的当然反响。朱子语类卷百四十云：
　　今江西学者，......不知穷年月做得那诗要何用？江西之诗，自山谷一变，至杨廷秀（万里）又再变，遂至于此。
　　吴泳沈宏甫斋瑟录序，先言宏甫“放于古而豪于诗”，“而叙者乃谓祖之以黄陈”。然后叹云：
　　夫三百五篇，诗之祖也；离骚十九章，诗之宗也；文选所载，自补亡而下，诗旁支别派也。今舍上世谱牒不论，而认幼子童孙为之祖，几何不坠于倒学哉？
　　（集卅六）
　　都是攻击江西派。朱熹答陈肤仲云：
　　科举文字固不可废，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无诚实正当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径以为新奇，最是永嘉浮伪纤巧，不美尤甚；而后生多宗师之，此是今日最大之弊。（朱集四九）吴泳张仁溥诗藁跋云：
　　风气日降，边幅窘窄，竞趋晚唐以为鲜好，抑又下矣。（集卅八）都是攻击永嘉派。
　　○十一 王柏的正气说
　　朱熹的三传弟子王柏（一一九七～一二七四），受学于黄干弟子何基。论文论诗都注重正气，发遣三昧序云：
　　文章有正义，所以载道而纪事也。古人为学，本以躬行讲论义理融会贯通，文章从胸中流出，自然典实光明，是之谓正气。后世专务辞章，雕刻纂祖，元气漓矣。间有微见义理，因得以映带点缀于言语之中，是之谓倒学。（鲁斋集，金华丛书本卷四）
　　跋邵矩诗云：
　　自诗之六义不明而后世始伤于太巧，诗益巧而正气益漓，不复有宽厚温柔之教矣。近世论作诗者须有夙根，有记魄，有吟骨，有远心，然后陶咏讽诵，即声成文，脱然颖悟。吁，美则美矣，是非所以言古人之诗也。三百篇之作，虽有了于闾巷小夫幽闺女子之口，而亦自有以得吟咏情性之正者，岂必刻苦用心于琢句炼字之工哉！（集五）
　　文章的正气是载道纪事，诗的正气是吟咏性之正；载道纪事与吟咏情性之正都是道学家的共同主张，不是王柏的新说。“倒学”是程子指出的，（详四章五节） “文章从胸中流出”是朱子提倡的，（详三节）都不是王柏的新说。王柏的新说止是命名“正气”。虽然同时的刘克庄作退庵集序亦云：“杂博伤正气，绘损自然。”（刘集九四）但那是偶然流露，不似王柏的郑重提出。正气止是名称，却有囊括或革替文学家的文气说的功能。王柏题碧霞山人王公文集后云：
　　文以气为主，古有是言也；文以理为主，近世儒者尝言之。李汉曰“文者贯道之器”，以一句蔽三百年唐文之宗，而体用倒置不知也。必如周子曰“文者所以载道也”，而后精确不可易。夫道者形而上者也，气者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不可见，必有形而下者为之体焉，故气亦道也。如是之文，始有正气也。气虽正也，体各不同；体虽多端，而不害其为正气足矣。盖气不正不足以传远。学者要当以知道为先，养气为助。道苟明矣，而气不充，不过失之弱耳；苟道不明，气虽壮，亦邪而已，虚气而已，否则客气而已，不可谓载道之文也。（集五）
　　朱熹已经称赞载道反对贯道，可是我们看不出本质的差别（详四章四节），王柏又称赞载道反对贯道，我们仍然看不出本质的差别。大概因为贯道说倡于古文家韩愈的弟子，载道说倡于道学家大师的周子，他们认为韩愈是“倒学”，是“体用倒置”，由是遂据载道说以非贯道说，借以说明，“古人为学，本以躬行讲我理融会贯通，文章从胸中流出，自然典实光明”。就字义言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因此也没有多少新义。有新义的是“气亦道也”依据这种新义，文章便不应当依据古人 ──就是文学家的说法，“以气为主”；而应当依照近世儒者──就是道学家的说法，“以理为主”。这样，气便包括在道理之内，“苟道不明，气虽壮，亦邪气而已，虚气而已，否则客气而已，不可谓载道之文”。文学家的文气说便被革替了。
　　王柏所反对的近世作诗论出于吴泳，吴泳的东皋唱和集序云：
　　学诗者须是有夙根，有记魄，有吟骨，有远心，然后陶咏讽诵，即声成文，脱然颖异于众；咸无焉，则虽穷日诵五千卷，援笔书数百言，殆如跋羊上山，有盲龟入谷，终不能望其至也。（鹤林集卅六）
　　吴泳此说虽在诠发诗心，也在矫正雕饰。答罗嗣贤书云：“昔之圣贤，所以修身立命，体受归全，自有可尊可贵者在，而直不以文字语言为业。就文字中言之，则又当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而后为之也。”（鹤林集卅二）度郎中乡会诗跋亦云：“牵俪偶以为律，剽声病以为工，诗之下也。”（同书卅八）可是自王柏看来，仍不免“用心于琢句炼字之工”，不得“吟咏情性之正”。吴王同泊于朱熹，但呈地魏了翁，王学于何基，魏吴的文学气味较浓，何王的理学气味更重，因此吴泳所持为反雕饰的诗说，又被王析视为雕饰。
●第十章　心学派的诗文心发说
　　○一　陆九渊的前驱──胡铨的诗文心发说
　　心学派的领袖是陆九渊（一一三九～一一九二），可是稍前的胡铨（一一○二～一一八○）已说诗文心发。胡铨是庐陵人，陆九渊是金人，相去不远。陆九渊赠俞文学云：“以其所得澹庵诗，则盖有识之者。”（陆集二十）胡铨恰字澹庵，疑即指胡铨。果尔，陆九渊确知胡铨其人，那么他的建立心学，建立文从心发的理论，当受胡铨影响。只以胡铨抗疏非和，统兵却金，他的学问遂为事业所掩；陆九渊谓六经注我，非我注六经，他的远绍程颐，幸未淹没，近宗胡铨，则人鲜究知了。
　　陈允忠集论语中语为洙泗文集，胡铨序云：
　　学者能如伊川先生真积力久，味其言以契圣人之心，则道可几也，独文乎哉，独文乎哉？（洙泗文集序，胡忠简公集十五）
　　秦希甫作灞陵文集，胡铨序力言“凡文皆生于不得已”，“非有心为文”。并历举咎、陶、禹以至韩、柳、李、杜、假使不是“不得已”，“书皆不作矣”。设问“然则其何以传道而永后世哉”？序云：
　　书所以卫道，而非所以传道也，书乾道之文也。韩愈原道曰，“其文则诗书易春秋”，是诗书易春秋道之文也，而不可以谓之道，况诸子百家之书而谓之道，可乎？道之传以人而不以书也。易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尧传之舜，舜传之禹，禹传这汤，汤传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是传道者以人不以书也。孔子于诗蔽之一言曰，“思无邪”，孟子于书之载城止取二三策，是圣贤盖以心传道，而非专取于诗书之文辞而后已也。道苟得于心，书虽不作可也，文何有哉？（泔陵文集序，集十五）
　　传道以心，则不得已而作书作文，当然要发于心。策问四云：
　　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知其人者非他，知其心与道也。心与道岂不同条而共贯哉？（集五）
　　又答谭思顺云：
　　诗、书、礼、乐、易、春秋、盖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圣之心法在焉。（集九）
　　是读书贵在知心，作书贵在传书。此外，如僧祖信诗集序，先说：“自得于心，不假少铄，则德全神王，虽复却万方陈乎前，不得入其舍，圣人之道，贤人之于学。”皆成于此。然后说诗至杜甫而极，也是基于“耽作诗，不事他业”。“工学甫者，善否必烛，无爽秋毫，机应于心，失得交关于前，茫乎若迷，于是乎一断于诗，而后甫可希也”。又说：“信师桑门氏，解天，脱世梏，是其方寸澹乎其若深渊之靓，其在大块站若不维之舟，况与淡值，寂无所著，无聊不平，一吐胸奇，句句如洗出，无一尘染，岂非得于心者本无垢乎，其视甫也奚恧？”（集十五）也是在说明诗的发于心，得于心。观其对杜甫信师的形容，似颇受庄子影响。朱熹说陆九渊杂二氏之学，胡铨也正不非二氏，文集卷二十，都是阐发二氏的文章。据此如铨是陆九渊的前驱。北宋的柳开、赵湘、尹洙已言及文与道与心的关系，（详一章六节）程颐更鲜明的说：“人能为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为文之心。”（详四章五节）陆九渊受程颐影响是人所共知的，观胡铨洙泗文集序，无疑的也受程颐影响。
　　韩愈答李翊书论文，曾以水为喻云：“气水也，言浮物也，不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皆浮，气之与言犹是也。”胡铨答江宾庭和答谭思顺，都娓娓引述。但前书是与江宾庭论不敢当“孟氏之道”，后书更明白冠以“自古论圣人之道，以江海为喻者多矣”。（并集九）知都不是论文。
　　○二　陆九渊的理会本心说
　　胡铨说诗文发于心，陆九渊也说诗文发于心。语录载问李伯敏“作文如何”？李答以“茫然无入处”。陆云：
　　孔门惟颜曾传道，他未有闻。盖颜曾从里面出来，他人外面入去。今所传者，乃子夏子张之徒外入之学，曾子所传至孟子不复传矣。吾友却不理会根本，只理会文字。实大声宏，若根本壮，怕不会做文字？今吾友文字自文字，学问自学问，若此不已，岂止两段，将百碎。（象山全集，四部从刊本卷卅五）“从里面出来”就是从心里出来，“理会根本”就是理会本心。李问：“如何是尽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别？”陆云：“若理会得自家实处，他日自明；若必欲说出，则在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可见“实”也就是心。陆问李：“近日用常行觉得精健否？胸中快活否？”李云：“近日不管别事，只理会我，亦有适意时。”陆云：“此便是学问根源也。”可见学问也就理理会本心。
　　文从心里发出，作文须理会本心，此意胡铨已经有之，不过没有象陆九渊的明白说出。胡说传道以心不以书，尧舜以迄周孔之道，至孟子而绝，陆也说孔门从里面出来之道，至孟子不传，今所传都是子夏子张之徒的外入之学，这样的若合符节，似不是全出偶然。但二人也有不同，有重视心的专一，陆重高心的理会。陆与吴仲诗云：
　　五哥心志精神尽好，但不要被场屋富贵之念羁绊，直截将他天下事如吾家事相似，就实论量，却随他地步，自有可观。他人文字议论，但谩作公案事实，我却自出精神与他批判（批原作披，依四部备要本校改），不要与他牵绊，我却会斡旋运用得他，方始是自己胸襟。途间除看文字外，不妨以天下事逐一自题主研，庶几观他人之文，自有所发。所看之文，所论之事，不在必用，若能晓得血脉，则为可佳。若胸襟如此，纵不得已用人之说，亦自与只要用人之说者不同。若看文字时有合意志或紧要事节，不妨熟读，读得文字熟底，虽少，亦胜卤莽而多者。（集六）
　　语录载李伯敏问“作文法”，陆答云：
　　读汉史、韩、柳、欧、苏、尹师鲁、李淇水文不误，后生惟读书一路。所谓读书须当时物理，揣事情，论事势。且如读史，须看他所以成，所以败，所以是，所以非处，优游涵泳，久自得力。若如此读得五三卷，胜看三万卷。（集卅五）
　　是理会本心有两条路，一是论事，一是读书。论事是“自题评研”，“看他所以成，所以败，所以是，所以非处”。读书要“谩作公案事实，我却自出精神与他批判，不要与他牵绊，我却会斡旋运用得他”。自陆九渊看来，这们便能“晓得血脉”，“怕不会做文字”。
　　陆与曾敬之云：“读书本不为作文。”（集四）同样论事也不为作文，可是作文却要有论事读书的准备。准备时务必理会本心，作文时仍须理会本心。陆与饶寿翁云：“文理未通，散文字句害碍极多。”由于“大体不振，精神昏弱，故观书下笔皆不得力。”（集十二）一蔡公辨云：“老夫平时最检点后生言辞书尺文字，要令人规矩。”又云：“来书辞语病痛极多，读之甚不满人意，用助字不得律令，尤为缺典。”又云：“安详沈静，心神自应自灵，轻浮驰骛，则自难省觉。心灵同事事有长进，不自省觉即所为动皆乖缪，适取以贻羞取诮而已。”（集十四）都是在说作文时仍须理会本心。
　　○三　江西诗赞
　　朱熹卑薄江西诗，陆九渊则称赞江西诗，与程帅云：
　　伏蒙宠贶江西诗派一部二十家，异时所欲寻绎而不能致者，一旦充室盈几，应接不暇，名章亻桀句，耀心目，执事之赐伟哉！诗亦尚矣：原于赓歌，委于风雅。风雅之变，壅而溢焉者也。湘累之骚，又其流也。子虚长杨之赋作，而骚几亡矣。黄初而降，日以澌薄。唯泽一源，来自天稷，与众殊趣；而淡泊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间，否亦极矣。杜陵之出，爱君蛋时，追蹑骚雅，而才力宏厚，然足以镇浮靡，诗家为之中兴。自此以来，作者相望，至豫章（黄庭坚）而益大肆其力，包含欲无外，搜抉欲无秘，体制通古今，思致极幽眇，贯穿驰骋，工力精到。一时如陈、徐、韩、吕、三洪、二谢之流，翕然宗之，由是江西遂以诗社名天下，虽未极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亦宇宙之奇诡也。（集七）
　　与沈宰云：
　　某乡有复程帅惠江西诗派书，曾见之否？其间颇述诗之源流，非一时之说，愚见大概如此。国风雅颂固已本于道，风之变也亦皆发于禀识趣，不同凡流，故其模写物态，陶冶情性，或清或壮，或婉或严，品类不一，而皆条然各成一家，不可与众作浑乱，字句音节之间，皆有律吕，皆诗家所自异者。曾子固文章如此，而见谓不能诗，其人品高者，又借义理自胜，此不能不与古异。今若但以古诗为师，一意于道，则后之作者，又当左次矣。何时合并，以究此理？（集十七）这固然由于陆是江西人，不免为江西捧场，与程帅结云，“某亦江西人也，敢不重拜光宠”，已经情见乎词。但黄庭坚的包含搜抉，思致幽眇，贯穿驰骋，工力精到，确也与陆九渊的重视理会检点，旨趣相近。与沈宰说得明白：就“后世之诗”而言，凡“条然各成一家”者，皆难能可贵；“若借以古诗为师，一意于道”，则此“又当左次矣”。
　　○四　袁燮包恢家铉翁的言志新说
　　由陆九渊的理会本心的专用于诗，引导出他的门人后学的“言志”新说。袁燮（一一四四～一二二四）题魏丞相诗云：
　　古人之作诗，犹天籁之自鸣尔，志之所至，诗亦至焉，直已而发，不知其所以然，又何暇求夫语言之工哉？故圣人断之曰：“思无邪。”心无邪思，一言一句，自然精粹，此所以垂百世之典刑也。魏晋诸贤之作，虽不逮古，犹有舂容恬畅之风，而陶靖节为最，不烦雕琢，理趣深长，非余子所及。故东坡苏公言：“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唐人最工于诗，苦心疲神以索之，句愈新巧，去古愈邈。独杜少陵雄亻桀宏放，兼有众美，可谓难能矣。然“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子美所自道也。诗本言志，而以惊答为能，与古异矣。后生承风，熏染积习，甚者推敲二字，毫厘必计，或其母忧之，谓“是儿欲哎出心乃已”。镌磨锻炼，至是而极。孰知夫古人之诗，吟咏情性，浑然天成者乎？（庆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卷八）包恢答曾子华论诗云：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今人只容易看过，多不经思。诗自志出者也，不反求于志，而徒外求于诗，犹表邪而求其影之正也，奚可得哉？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岂苟作者哉？后世诗之高者，或陶若李杜者难矣。陶之冲澹闲静，自谓是羲皇上人，此其志也。“种豆南山”之诗，其用志深矣。“羲皇去我久”一篇，又直叹孔子之学不传，而窃有志焉。惟其志如此，故其诗亦如此。今人读其诗，不知如何而读之哉？如李如杜，同此其选也。李之“晏坐寂不动，湛然冥真心”，杜之“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虽未免杂于异端，其志亦高于人几等矣，宜其诗至于能泣鬼神，驱疟疠，非他人所敢望也。今之言诗者，不知其果何如哉？近世名公尝有言曰： “人心惟危，天命不易，”学者于日用之间，如排浮萍，画流水，随止合，则见于纸上，山小水浅，无足疑者，此可以言诗与志矣。（敝帚稿略，宋人丙编本卷二）
　　家铉翁志堂说云：
　　昔日读诗，深有味于诗序“在心为志”之旨，以为在心之志，乃喜怒哀乐欲发而未发之，事虽未形，几则已动，圣贤学问每致谨乎此，故曰“在心为志”。若夫动而见于言，事而见于事，则志之发见于外者，非所谓“在心之志”也。是以夫子他日语门弟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之思，在心之志，皆端本于未发之际，存诚于几微之间。迨夫情动而言形，为雅，为颂，为风，为赋，为比，为兴，皆思之所发，志之所存，心之精神，实在于是，非外袭而取之也。序诗者即心而言志，志其诗之源乎？本志而言情，情其诗之派乎？自心而志，由情而诗，有本有末，不汩不迁，盖门人高第，亲得之圣师，而述之于序，非后儒所能到也。（则堂集，四库珍本本卷三）
　　三人都就诗序的“诗言志”立论，都较诗序的意义深邃。“诗言志”是周秦的通常意念，并没有什么隐晦难深思奥义，如字面所示，不过指明诗是心志的表现而已。诗序取以入文，加解释说：“在心为志，出言为诗”，意思更为显豁，更表示没有民奥义。包恢说“今人只容易看过，每不经思”，就是他要在习见的旧说中注入深奥的新义。家铉翁云：“在心之志，乃喜怒哀乐欲发而未发之端。”包恢答傅当可论诗亦云：
　　某素不能诗，何能知诗？但法得于所闻，大概以为诗家者流，以汪洋澹泊为高，其体有似造化之未发者，有似造化之已发者，而皆归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也，所谓造化之未发者，则冲漠有际，宴会无迹，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执著，曾不可得，而自有己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者焉。所谓造化之已发者，真景见前，生意呈露，混然天成，无补天之疑罅，物各付物，无刻楮之痕迹，盖自有纯真而非影，全是而非似者焉。故观之虽基天下之至质，而实天下之至华，虽若天下之至枯，而实天下之至腴，如鼓泽一派来自天稷者，尚庶几焉，而亦岂能全合哉？然此惟天才生知，不假作为，可以与此，其余皆须以学而入。学则须习，恐未易迳造也，所以前辈尝有“学诗浑似学参禅”之语。彼参禅固有顿悟，亦有须有渐修始得。顿悟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体已成；渐修如长养成人，岁久而志气方立。此虽是异端语，亦有理，可施之于诗也。半山云：“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某谓寻常容易须从奇崛艰辛而入，又妄意以为损“先艰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不外”，是诗法。况造物气象，须自大化混浩中沙汰陶出来，方见精彩也。唐称韦柳有晋宋高风，而柳实学陶者。山谷尝写柳诗与学者云：“能如此学陶，乃能近似耳。”此语有味。（稿略二）
　　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包恢家铉翁以未发已发论诗，当然系自中庸移殖。朱陆都尊奉中庸，家铉翁以“存诚”与“未发”并举，与陆更近。袁燮象山先生文集序云：“此心此理贯通融会，美在其中，不劳外索，揭诸当世曰：学问之要，得其本心而已。”（陆集卷首，袁集卷八）是陆九渊说心即理即善。语录云：“三百篇之诗，周南为首；周南之诗，关雎为首；关雎之诗，好善而已。”（集卅五）是陆九渊说诗是善者的。袁燮家铉翁都引孔子说“思无邪”，也是在证明诗是善的；诗善源于心志，也正合陆九渊谓心即理即善之说。程子云：“夫子言兴于诗，观其言是兴起人善意。”（详四章六节）是陆九渊的好善说，出于程子的兴善说；袁燮家弦翁的无邪说，又出于陆九渊的好善说。包恢述近世名公有言曰：“人心惟危，天命不易。”陆九渊语录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为人欲，道心为天理；此说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集卅五）则包恢所谓名公恐即指陆，决非指朱，朱就是分人欲天理为二的。
　　袁燮是陆九渊门人，持论相近无可疑。宋史包恢传：“自其父扬，世父约，叔父逊，从朱熹陆九渊学。”则可以近陆，也以可近朱。考集中答项司户书云：“朱文公所神明不测者”，“与夫子（孔子）四方似差不同。”（稿略二）陆象山先生赞云：“若先生者，真可进乎夫子高高莫尚之明。”（稿略五）是虽同样从学，但尊陆疑朱，所以论文也远朱近陆。至家铉翁虽是苏轼里人，张┉乡人，然其学问渊源实出于陆，四库提要已就集中的心斋说主静箴诸篇，疏通证明，成为定谳，论文近陆，自无足奇异。
　　○五　包恢的自然新说
　　陆九渊矜重理会检点，可也矜重冲淡自然。语录云：“资禀好底人，自然与道相近”；“资禀不好底人，自然与道相远，却去锻炼。”又云：“某自来非由乎学，自然与一种（备要本作称）人气相忤，才见一造作营求底人便不喜，有一种冲然淡然底人便使人喜。”（并集卅五）这是在论人论道，由论人论道转至论文也不会岐异，所以一方面称赞黄庭坚领导的江西诗“包含欲无外，搜抉欲无内，体制通古今，思致极幽眇，贯穿驰骋，工力精到”。一方面也称赞“淡泊平夷”的“彭泽一源”，誉为“来自天稷”。
　　这种识解传至包恢便产生一种奇崛艰辛的自然新说。包恢答傅当可论诗也誉“彭泽一派来自天稷”，可是又引王半山云：“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答曾子华论诗亦云：
　　盖古人于诗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诗之出，必极天下之至精；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照然，状物则物态宛然，有穷智极力之所不能到者，犹造化自然之声也。盖天机自动，天籁自鸣，鼓以雷霆，豫顺以动，发自中节，声自成文，此诗之至也。孰发挥是，帝出乎震，非虞之歌，周之正风雅颂，作乐殷荐上帝之盛，其孰能与于此哉？其次则所谓未尝为诗，而不能不为诗，亦顾其所遇何如耳。或遇感触，或遇扣击，而后诗出焉，如诗之变风变雅，与后世诗之高者是矣。此盖如草森本无声，因有所触而后鸣，金石本无声，因有所击而后鸣，无非自鸣也。如草木无所触而自发声，则为草木之妖矣，金石无所击而自发声，则为金石之妖矣，闻者或疑其为鬼物，而掩耳奔避之不暇矣。世之为诗者，鲜不类此。盖本无则牵强以起其情，本无意而妄想以立其意，初非彼有所触而此乘之，彼有所击而此应之者。故言愈多而愈浮，词愈工而愈拙，无以异于草木金石之妖声矣。（稿略二）
　　是他分诗为三等，上者是自然之声，次者是触击之声，下者是无触击之声，就是妖声，也就是普通所谓“无病呻吟”。自然与触击、无触击对举，当指本体的 “造化自然”，非指地的“自然而然”。不过，表现“造化自然”的诗文，最好还是用“自然而然”的方法。包恢自识云：
　　文忠欧公有曰：“文欲开广，勿用造语，乃毋模拟前人，孟韩虽高，不必似之，取其自然尔。”至哉言乎，真文法也。（稿略八）
　　追求“勿造语及模拟前人”的自然，并不容易。象“虞之歌，周之正风雅颂”，“天机自动，天籁自鸣”，“有穷智极力之所不能到者”。自余都要从奇崛艰辛入手。此意，包恢不止在答傅当可论诗言之，在收徐致无铉稿后亦云：
　　王半山有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今泛观远斋诗，或者见其若出之易而语之平也，抑不知其阅之多，考之详，炼之熟，琢之工，所以磨龙圭角，而剥落皮肤，求造真实者，几年于兹矣。故其字字句句，有依据，有法度，欲会众体众格，而无一字妄用，一语苟作者。切无谓其寻常容易，乃奇崛之最，实自其艰辛而得也。（稿略五）
　　这正是陆九渊的矜重检点的移用于诗，同时也与江西诗派的由“布置法度”以至“不烦绳削而自合”的企响契合。当时反对江西诗派最力的是永嘉派，他们标榜晚唐。包恢收侯体仁存拙搞后云：
　　尝闻之曰：江左齐梁，竞争一韵一字之奇巧，不出月露风云之形状。至唐末则益多小巧，甚至于近鄙俚，迄于今则弊尤极矣。体仁之存拙，岂非欲矫时弊乎？（稿略五）
　　答傅当可论诗也称赞傅当可的“始终皆追晋宋之风，而绝不效晚唐之体”，说“此其过于人远矣”。卑薄晚唐就是反崇江西。包出于陆，陆论诗尊奉江西，所以包也尊奉江西。不过江西诗社的人物是纯粹诗人，陆包提心学派的道学家，诗人止讲求作诗方法，道学家则阐发诗学本体。这样，江西派的作诗方法，遂由陆包── 特别是包的手里，寻求到本体的根据。
●第十一章　诗话、词话、文话、诗文评点
　　○一　何谓诗话
　　“诗话”是公名，欧阳修径以名其书。稍后的司马光作续诗话，自序云：“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所说的诗话，明指欧阳修书，足证欧阳修所作是最早一部，司马光所作是第二部。至渊源所自，言人人殊，追溯最远的要算明代的何文焕，他在历代诗话序说于三代；最后的要算清代的章学诚，他在文史通义诗话篇说源于锺嵘诗品。三代的说法坠于玄渺，诗品确是勒成专书的论诗初祖，但不即是宋人诗话本源。欧阳修诗话自序云：“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与司马光的诗合而观之，知早期的诗话止是在记事以资闲谈，和诗品的“第作者甲乙而溯厥师承”（四库提要语），并不相同。记事以资闲谈的著作在唐代已很发达，就是所谓笔记；所不同者，笔记的记事漫无限制，诗话的记事止于诗人诗作。四库提要说诗话“体兼说部”（卷一九五，诗文评类），最为有识。至名称的“话”字或来自“说话”“话本”，可也没有确证。
　　诗话没有兴起以前，除了锺嵘诗吕和司空图诗品，还有三种论诗的书，就是诗格、诗句图和本事诗。本事诗是诗话的前身，（详五篇五章七节）诗格及诗句图则与诗话的性质旨趣都不同，诗话兴起以后，也还续有撰著，以其为晚唐五代余绪，故已于晚唐五代篇提前叙次。（五篇二、三、四章）
　　最早的诗话止是记事以资闲淡，后来便遂渐扩展。建炎戊申（一一二六），许彦周自序所作诗话云：
　　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若夫含讥讽，著过恶，诮纰缪，皆所不取。（彦周诗话，津逮秘书本）绍兴末（约为一一五○年以后），黄彻作溪诗话，又提出畏名教和论当否两种。辅名教见黄氏自序云：
　　平居无事，得以文章为娱，时阅古今诗集以自遣适。故凡心声所底，有诚于君亲，厚于兄弟朋友，嗟念于黎元休戚，及近讽谏而辅名教者，与予平日旧游所经历者，辄妄意辅凿，疏之窗壁间。未几，钞录成书，而以溪诗话名之。至于嘲风雪，弄草木，而无与于比兴者，皆略之。（溪诗话卷一，历代诗话续编本）
　　论当否见于陈俊卿序引黄彻云：
　　时取古人诗卷，聊以自娱，因笔论其当否，且疏用事之隐晦者，以备遗忘。（同上）
　　纪盛德和录异事仍然是记事，特别是录异事仍然是在以资闲谈。后来颇有人反对，如乾道己丑（一一六九），黄永思跋溪诗话云：“诗话杂说行于世者多矣，往往徒资笑谈之乐，鲜有益于后学。”可是记事始终占着诗话的最大成分，批评赏鉴的意味很淡。辨句法是诗学方法，备古今是诗学源流，正讹误和论当否是诗学利病，辅名教是诗学观念，便都是颇重要的文学批评了。
　　○二　两宋诗话年代存佚残辑表
　　诗话起于宋，也盛于宋，存佚残辑，甚为繁杂，二十五年，我曾制表载师大月刊（第三十期），兹增删┢录于下：
　　诗话出于笔记小说，许多名为诗话的书，目录家列入小说类，同时许多笔记，又事实就是诗话。这里对名为诗话者一概收入，至笔记小说之实为诗话者，则以曾经目录家列入“文史”“诗话”或“诗文评”类者为限。
　　版本一栏，就普通易得者列举，但坊刻和铅石印本，错误太多，故从阙。说郛大都是节录，故止有说郛本的就是残书，兼有他种本的就往往不举说郛。
　　为了省字起见，对各种版本及依据书籍，每只简列二字。版本方面，百川指百川学海，津逮指津逮秘书，历代指历代诗话，续历指历代诗话续编，萤雪指萤雪轩丛书，学海指学海类编，辑校指两宋诗话辑校，知不指知不足斋丛书，龙威指龙威秘书，七子指七子诗话，四部指四部丛刊，四备指四部备要，守山指守山阁丛书，聚珍指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诒经指诒经堂丛书，宝颜指宝颜堂秘笈，琳郎指琳郎秘室丛书，常州指常州先正遗书，艺圃指艺圃搜奇，续金指续金华丛书，珠丛指谈艺珠丛，武林指武林往哲遗著。备注方面，宋志指宋史艺文志，晁志指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录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通考指通考经籍考，通志指通志艺文略，遂初遂初堂书目，四库指四库全书总目，渔隐指苕溪渔隐丛书，总龟指诗话总龟，竹庄指竹庄诗话，玉屑指诗人玉屑，诗林指诗林广记，鉴衡指修辞鉴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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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作者及年代　│存佚│版　本│备　　　　　　　　注　┃
　　┃　　　　│　　　　　　│残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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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话一卷│欧阳修撰　　│存　│全集、│后人或称六一诗话，六　┃
　　┃　　　　│　 熙宁四年 │　　│百川、│一居士诗话，欧公诗话，┃
　　┃　　　　│（一○七一）│　　│津逮、│欧阳文忠公诗话。　　　┃
　　┃　　　　│ 致仕以后作 │　　│历代、│　　　　　　　　　　　┃
　　┃　　　　│　　　　　　│　　│萤雪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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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一诗话│日人近藤元粹│辑　│萤雪　│就欧公试笔及归田录二　┃
　　┃附录一卷│辑　　　　　│　　│　　　│书，抄出其似诗话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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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诗话一│司马光撰　　│存　│全集、│后人或称司马温公诗话，┃
　　┃卷　　　│ （一○一九 │　　│百川、│司马太师话，{亏辶}叟　┃
　　┃　　　　│──一○八　│　　│津逮、│诗话。总龟引闲居诗话，┃
　　┃　　　　│ 六）　　　 │　　│历代、│与此多同，或亦即此书。┃
　　┃　　　　│　　　　　　│　　│萤雪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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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壶诗话│释文莹撰　　│辑　│学海　│就玉野史（即玉清　┃
　　┃一卷　　│ 玉野史自 │　　│　　　│话）中，辑其论诗之语。┃
　　┃　　　　│ 序成书于元 │　　│　　　│　　　　　　　　　　　┃
　　┃　　　　│ 丰戊午（一 │　　│　　　│　　　　　　　　　　　┃
　　┃　　　　│ ○七八）八 │　　│　　　│　　　　　　　　　　　┃
　　┃　　　　│ 月十日　　 │　　│　　　│　　　　　　　　　　　┃
　　┃　　　　│ 佚名辑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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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禹玉诗│王撰　　　│佚　│　　　│见通志　　　　　　　　┃
　　┃话一卷　│ （一○一九 │　　│　　　│　　　　　　　　　　　┃
　　┃　　　　│── 一○八 │　　│　　　│　　　　　　　　　　　┃
　　┃　　　　│五）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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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诗话│刘撰　　　│存　│全集、│或称刘贡父诗话，刘　┃
　　┃一卷　　│　（一○二二│　　│百川、│诗话。　　　　　　　　┃
　　┃　　　　│── 一○八 │　　│津逮、│　　　　　　　　　　　┃
　　┃　　　　│八）　　　　│　　│历代　│　　　　　　　　　　　┃
　　┃　　　　│　　　　　　│　　│萤雪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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