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积极分子运动从很多方面反映了过去10年里美国公众舆论的急剧转变。美国人为高度集中的经济和政治组织运转失灵而感到十分失望；他们对于空有许诺但最终却导致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破坏的技术进步也不信任。美国人的公众舆论越来越和熵世界观互相应对。例如，1977年5月，哈里斯民意测验*有如下结果：公众中，79%的人赞同“教导人们怎样依靠基本必需品生活”，17%的人则偏重“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76%的多数人赞成“学会从非物质的经历中获取快乐”；17%的人则选择“用更多的商品和劳务满足我们的需求”；59%的人相信，我们应“真正做出努力，根除污染原因”，而不是“随着经济发展找出清理环境的办法”；82%的人愿意“改进我们现有的交通方式”，只有11%的人认为我们应“努力走得更远更快”；77%的美国人愿意“花更多时间来增进人类之间的相互了解”；17%的人愿意“通过更高级的技术增强和加快我们人际交往的能力”。最后，近三分之一的公众认为“从工作中寻求内心和个人慰藉”比“提高劳动力生产率”更为重要；“不必轰轰烈烈，要恢复更富有人情味的生活”，比“扩大规模，提高效率更要紧”；我们首先应该“学会欣赏人的价值而不是物质价值”，其次才是“为生产出更多产品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些令人吃惊的态度反映了今日美国人极端混乱的精神状态。尽管大多数人每天都积极从事高度文化活动，他们的思想去更适应于低熵环境。如将这些信仰从个人价值范围解放出来，融合进我们的社会，那么，我们的社会和经济体系将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啊！整个体系将从根本上发生变化，牛顿机械模式将成为明日黄花。
然而，过分看重这些迹象也会使人产生误解。过滤到太阳能时代并非一件易事。由于我们的社会是为最大能流造就的，所以，新能源环境的开端将对现存制序造成巨大的破坏。为了实现过渡，我们必须做出牺牲，付出艰苦劳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中世纪史教授C.W.霍利斯特在写到古代一大帝国时，或许也指出了我们命运的要素。他指出，罗马的衰落“引起了分类和残暴；但它也给欧洲新的开端提供了机会，使欧洲摆脱了陈规陋习和毫无生气的习俗并从对多数居民来说，像一座窒息人的监狱一样的罗马帝国中解救出来。……罗马之后的西方生活冒险、愚昧、邪恶和不安定，这就是新开端的代价。巨变中难求太平”。
在我们期待新秩序的时候，我们自然很想了解我们的社会将有怎样的更动，我们的生活将有怎样的变化。洛克、培根和亚当·斯密不能预测他们的哲学思想会怎样在300年后的二十世纪美国现代工业社会里开花结果；如同他们一样，我们当然也不能对未来做出具体的描绘。然而，利用熵模式的一般原则，我们已能看到我们面前的巨大社会变革的大致轮廓。
在太阳能时代，农业将被改造成多种有机农业。有机农业部使用化肥和杀虫剂，相反，它依靠自然肥料和害虫天敌。有机农业与化学农业之间的比较研究表明：在每英亩产量大致相同的情况下，有机农业能耗量要少三分之二。有机农场生产出1美元的产值要花6,800B.T.U.；而普通农场则要花18,400以上的B.T.U.。某项研究发现，使用高度机械化农机和大量化肥、杀虫剂的常规农业平均每英亩要耗费47美元，而有机农场每英亩只花31美元。随着将来几年里能量费用的猛涨，有机农业将在经济上更加可行；有机农业产品更富营养价值并且产生较少的环境污染，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大规模集中化农业将让位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有过的小规模的地方性的以贸易
货农业。由于将农产品运到美国各偏远市场的能量成本不久将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地方、区域性农业中将出现一种较经济的替代办法。全国城镇里曾有过的农民市场正在卷土重来。农民和消费者由于在食品加工中不断收到中间人的盘剥，所以，他们也开始进行直接交易。
* 以创办人哈里斯·刘易斯命名的美国一家民意调查公司。——译者
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农业将迫使人们离开城市，重返田园。这个变迁不是一朝一夕就会发生的，而是一个缓慢、持久的过程。如果人类生活是为了生存，那么，农业和城市的人口比例最终将会发生逆转。劳动密集型的有机农业完全负担不了那些建立于高能矿物质燃料时代的、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如同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田园生活方式将统治未来的太阳能时代。
尽管城市生活不会消失，但特大城市地区将不再占有支配地位。“大”城市将重新恢复工业时代前5万至10万市民的规模。这不仅仅适合周围环境提供粮食和太阳能的能力；而且，最近几年内无数研究已表明，中心城市的市民增至10万以上后，混乱也以惊人的速度增加。正如我们已知道的，大城市不仅管理费用高的出奇，而且，犯罪、精神病、污染及其它混乱现象也有较高的发生率。在太阳能时代，大城市不可取，它简直是吞没宝贵资源的无底洞。
除城市缩小规模之外，交通系统在未来岁月中也将发生巨变。能量成本高涨将使旅行方式发生根本变化，人们将从利用汽车、卡车转而更多地利用公共交通和长途铁路运输。自行车和步行也将逐渐成为人们喜爱的旅行手段。由于交通发生变化，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也将发生急剧变化。远行只占少量娱乐时间，人们将在住宅附近消磨更多的娱乐时间。工作场所将建立在离劳动力不远的范围内。为人口分散地区开设的大型集中化社会综合企业将受到冷遇。街坊中心将淘汰超级市场和其它涌现于汽车时代的公共组织。
在未来的低熵社会中，工业生产和服务行业的规模也将受到大幅度缩减。这是由于必须将大量劳动力转至粮食生产，而且，我们不可能再保持工业服务基础结构所需的高能流动。
我们的现代经济具有三层结构：农业是基础，工业部门建立在农业之上，服务部门又建立在工业部门之上。每一部门都依靠增加非再生能流而生存。增加了的能流使农业部门中资本密集型过程有可能淘汰劳动密集型过程。他还创造出巨大的经济过剩，并解放大量工人，让他们选择其它就业的机会。经济过剩和多余劳动力为工业部门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同样，工业部门增加利用非再生能流又类似地引起劳动密集型过程向资本密集型过程转变，并创造出更多的经济过剩，为新就业领域服务部门解放了几百万工人。
根据这三大社会经济部门的“部署”，我们不难为将来经济发展道路做出预测。由于经济能量流通放慢，人们将转移公、私服务部门的资金。由于公用事业是生存最后要素，服务行业就业机会将首先受到损害。服务部门收缩后，失业工人就要寻找工业就业机会。由于能源、资源耗费上涨，工业将改变其历史趋势，从能源-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退回到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这样，工业就能吸收一些因服务部门收缩而过剩的劳动力（同时，不能继续维持机械化农业技术的农业也变得更加劳动密集型，吸收更多的被服务部门逐出的过胜劳动力）。
低熵经济是必需品的经济，而不是奢侈品和鸡毛蒜皮的经济。遵照这一格言，生产应以维持生存必需品为中心内容。为了认识生产的可消减幅度，我们要做的不过就是到市场上去看一看，再问问自己：“这些产品中，究竟有多少对维持生命多少有些作用？”任何诚实的鉴定者一定会得出结论，我们经济的多数产品是多余的。
应继续下去的生产必须遵守某些指导方针，适应于低熵模式。首先，生产应分散化，地方化。第二，公司应以工人管理形式民主化地组织起来。第三，生产应将非再生资源利用降低到最低限度。所有这些都和熵世界观的能源和道德要求保持一致。当然，遵守这些方针必然意味着我们不能生产某些产品。例如，一家几百人的小公司根本造不出一架波音747飞机。因此，在决定低熵社会应生产什么时，我们必须接受一种新的道德观作为检验标准：如果某地方的人不能用现有的资源和技术造出某物，那么，该物的生产就极有可能是不必要的。
很多工业将经受不起向低能流动的转折。由于不能适应新的经济环境，汽车、宇航、石化和其它工业将逐渐销声匿迹。为了适应对地方社团生存至关紧要的新式劳动密集型行业，很多工人需要受到重新训练。但是，我们也不应错误地认为，工人们从一种工业生产方式转到另一种会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由不得你喜欢不喜欢，经济组织的方式变化意味着艰难和牺牲。
低熵经济的发展将宣告多国公司统治的结束。这些巨头公司之所以经不起能源环境变化是有很多原因的。它们过于复杂，而且它们的生计完全依赖从全世界榨取非再生资源。多国公司是我们能源环境里的恐龙。由于它们过于庞大，能源消费过多而且过于专门化，它们将随着生产的地方化、小型化的倒退而自告消亡。
本来技术利用也将发生剧烈的转变。如果我们认识到，技术实际上把能量从可用状态转化成无用状态，我们便会懂得，我们越少利用消耗能源的复杂技术，我们就会越富足。
在低熵社会里，人们将抛弃庞大的、集中化的、能源-资金集中型的技术而采用所谓合适的或适中的技术。未来学家兼作家萨姆·洛夫为合适的技术指出下列特点：“当地制造的，操作上劳动密集型的，分散化的，可秀丽的，由可再生能源提供燃料，合乎生态环境，有利于社会。”E.F.舒马赫曾被誉为适中技术运动之父。他说，这种低熵技术形成“无限优越于以前原始技术，但同时又比珍贵的超技术简单得多，便宜得多，自由得多。人们也可称之自助技术，或民主技术，或大众技术——这种技术大家都可以使用而不是为富人和有权人所独享”。
最后，我们即将进入的低熵时代要求我们大幅度减少世界人口。只有从热力学原理上看，我们才能理解人口激增。想象一下生命开始发展、进化之前的最初世界。这个星球充满了海洋、高山和峡谷。然后，30亿年以前，生命开始了——它的成长发源于土地里的能量和来自太阳的能源。300万年以前，当人类出现在地球上时，如同其它生命形式一样，它们靠获取太阳可再生资源产生的能量才得以生存。由于生命以这种分散化太阳能流为基础，活下来的人的绝对数字依然较低。人口密度增长极慢。人类生存经过了漫长岁月后，1800年世界上才第一次有10亿人口。
从那时起，人口激增便真的开始了。我们知道，仅在100年间，世界上便有了20亿人口。1930年至1960年的30年里，世界上有了30亿人口。此后只用15年世界上就有了40亿人口。照目前增长速度，到2015年，世界人口将翻一番达到80亿，到2055年，将达到160亿。这种人口激增是同世界从农业经济（以太阳能流为基础）到工业体系（以掠夺地球资本中非再生能源贮存为基础）的变化完全一致的。换句话说，不光是我们的住宅、汽车和其他产品是由矿物燃料和非再生资源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地球上还有45亿人口也产生于这种大规模的贮存能源转换，即：贮存了几十亿年的能源的转化一起了人口的大量涌现。毫不奇怪，建立在非再生资源上的工业时代的时间还不足人类历史的0.2%，然而“80%的人口增长却发生在这个时期”。
热力学的人口增长观点令人吃惊。在工业化之前的太阳能时代，世界负担人口的能力仅为10亿。甚至在这个水平上，世界资源也出现了严重紧张状态。作为非再生资源高能流动的直接结果，世界又得负担起另外35亿人口。没有这种能量流动，这些人是难以维持生计的。然而，我们看到，地球的优先资源不可能使过去200年的能量流动继续下去。因此，世界必须重新努力，在此后几个10年内减少人口。世界必须恢复它负担得起的太阳能时代的人口。
世界人口将减少，对此已无可怀疑。问题是怎样减少。已经有不少具体建议：不准夫妻生两个以上的孩子；改动税收法律，这样有孩子的人们再生孩子就会受到严厉处罚；还有强迫性方案，如在英迪拉·甘地当政时，1,100万印度人绝了育。由于所有这些方案都是由社会强制执行的，所以，它们至少是令人反感的。另外唯一的办法是实现熵的模式完全内在化，这样，我们就会克制个人生儿育女的欲望而达到自愿控制人口的目的。如果我们完全懂得，我们每生一个孩子，下一代就多一个负担，他们也就少了一份维持生命的资源，我们就可以用树立价值观念的形式，找到人道主义的人口控制方案。
对多数美国人来说，任何有关人口控制的讨论会立即使他们联想起马尔萨斯关于印度、中国和其它人口拥挤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理论。毋庸置疑，这些穷国的当务之急是大量减少人口。但是，为了不使我们认为人口问题仅是第三世界的特产，我们必须记得，不光是实际存在的人数很重要，每人消耗掉的能量数量也很重要。我们知道，在美国，我们对地球固定资源的利用量相当于220亿人口的利用量。一张基于能源消费而不是基于人口数量的世界人口图将显示，从能源涸竭意义上出发，今日世界的最大人口问题正好出在美国。因此，我们不仅要限制美国人口的绝对数字，还要大量限制能源的消费。
这些相互矛盾的高熵、低熵社会体系还可列出很多。在我们对显露中的熵社会的普遍性之间短的考察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巨大的变化已迫在眉睫。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将来的变化未必能尽如人意。让我们正视现实吧。我们中多数人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物质产品及其丰富的时代，并受到了教育、电视和广告的熏陶，我们多少都是享乐主义者。尼古拉·乔治斯库-罗伊根很怀疑我们是否能摆脱现有的世界观：
人类会听从任何限制肉体享受的方案吗？也许人生来就是要过一种短暂然而又是疯狂、激动和奢侈的生活；也许他们生来就不适合过那种漫长、平衡和呆板的生活。让其它物种，如没野心的变形虫去继承一个阳光充沛的地球把。
假如面前的任务完成不了，唯一的原因便是我们依然用牛顿的观点来看待该做的事情。由于我们现有的世界观受到了现有资源环境的束缚，所以他不足为我们提供克服当前历史危机的信心和勇气。只有利用熵模式这把刀，我们才能从这种垂死文化的废墟中开辟一条通道并为新时代的到来开辟道路。
我们只有彻底清除掉机械论世界观的毒素，我们才能做些实事。我们本身的转化是头等的大事。我们只有永远抛弃旧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接受新型的熵的世界观才能前进，重建我们的文化。新的时代秩序必须以科学、教育和宗教的革命作为开端。每个领域里，适应第二定律要求的新产物必然要代替旧的机械论产物。
6.6 改造科学
很奇怪，就在普通人开始完全相信科学的时候，试验室里的专家们却丧失了信念。我年轻的时候，大多数物理学家都毫不怀疑物理原理真实地反映物体运动，是由物理学家的等式中的各种实体所组成。
这些话出自罗素之口。如果人们早有现在物理学家们的见识，机械论的世界模式便会不攻自破了。我们满怀信心地以经典物理学思想为基础建立起我们的生活组织方式，然而，当代物理学家们指出，这些思想多半是靠不住的。
举例来说，笛卡儿首先提出，人们可以利用“科学方法”了解世界，然后组织世界，也就是把事务分作可用数学公式精确测量并规定其数量的主体和客体。量子理论的结论却截然相反。二十世纪初，科学家们对生命的微观世界作了逐渐深入的研究。他们试图发现、分离和测量宇宙物质的最基本粒子。随着他们的观察越来越深，发现的粒子越来越微小。他们终于明白，这是个无休止的过程。此后，他们得知，这全部过程好像是无边无际的宇宙对他们开了一个恶意的玩笑。至少，科学界感到汗颜，因为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发现：“客观地观察原子粒子是件不可能的事情；由于原子粒子的性质，观察行为本事就会干扰、改变客体，而不会固定、保存客体。”海森堡和他的信徒们钻进了量子物理学的微观世界，他们发现，由于每一次观察都需要同时测定客体的动量和位置，所以精确的物质测量——经典物理学的基础，是不可能得到的。他们痛苦地认识到，每次观察最小粒子电子时，他们的观察行为都会影响到被观察物，这是因为“只有在电子发光时，你才看得见电子，而电子只有在跳跃时才会发光；如要知道‘你’的位置，就必须‘使它’向别处移动。”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两全其美。你可以测量它的位置或动量，但决不能同时进行。这里的道理是：“如果你知道你的位置，你就不知道你的运动速度；如果你知道你的运动速度，你就不知道你的位置。”
海森堡的发现被称为“海森堡测不准原理”。他的发现公布之日，是经典物理学历史最黑暗之时。近300年来，物理学定理被套上了决定论的钢盔铁甲，而海森堡却有意无意地彻底推翻了决定论。在科学上，只要有一个不妥协的例外，就足以使一条定律无效。海森堡击中了牛顿科学和建立其上的牛顿世界观的要害。
然而，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还不过是开了个头炮而已，此后的一场持久的科学论战使经典物理学遭了大难。牛顿曾声称他已找到揭开宇宙秘密的科学钥匙；现在人们认为它不过是在为一种很幼稚的科学自吹自擂，这种科学尚未受到伴随着知识增长而产生的矛盾和复杂性的羁绊。
早在100年前，物理学界充满信心地向前发展着，并认为，任何一类初始条件将导致一个，也仅有一个最后状态。今天，由于经典物理的因果关系规律受到了如此大的限制，以致它几乎已不能作为一条定律而成立。科学家们现在承认，某类特定的初始条件可能导致几种不同的状态。他们把早期的决定论定律与新型非决定论定律区别开来。根据后一个定律，每类初始条件的每个可能结果都被定以几率，这就是最佳测量。这些非决定论定律甚至也受到某些科学家称为“非决定论第二阶段”理论的挑战。这种理论认为，某个事件的不同结果不可能被定以几率。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波恩概括了他的同事们在该项研究中遇到的挫折：“我们寻求坚实的基础，但一无所获。我们研究越深，宇宙就越活跃，一切都在四处奔散，剧烈振动。”
科学家们得知，每个事件都有其单一性，它本身的发生不同于其他事件。由于这个原因，每个事件不仅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人们不能认为该事件和其它现象一起共有客观现实。它的主观发生也不是某类初始条件的结果。它的发生有赖于过去所有的错综复杂的主观发生。这些主观发生引起了独特的发展。有种思想认为，作为宇宙的组成部分，某个现象可与宇宙的其它部分隔离开来，然后由以某种“纯粹的”因果关系和其它隔离开来的现象联系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牛顿精确测量模式把物质细分，然后，细分后的物质之间可互相连接，重新排列，无需考虑它们与宇宙之间的相互影响，这造成了科学滥用自然，破坏自然的后果。
在一个微妙、复杂的相互关系网络里，世界上每个事物都同其它事物联系着。人类设计的最佳电子计算机至今还奈何不得一口普通池塘里的生态关系。科学家们已作了这方面的尝试，但是，面对这其中的复杂、繁琐，他们也只能绝望而已。
旧的牛顿观把所有现象都当作彼此隔离的物质组成部分（或固定贮存），但它已被关于任何事物都是动力流动的一部分这一思想所取代。只承认事物有存在和不存在两种区分方法的经典物理学已受到挑战，并被推翻。事物不会作为某种孤立的固定贮存而“存在”，这种静止的世界观已让位于一种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之中的观点。无生命现象甚至也在不断变化。这种变化过程其实就是熵定律在发生作用。一切事物都是能量，而能量又在不断转化。每个转化都要影响到正在变化过程中的其它事物，甚至每片草叶的枯荣都会影响到世界能量的全部变化。如上所述，熵定律告诉我们能流运动的方向，但没有告诉速度。速度时快时慢。变化过程中的起伏也绝非一帆风顺。这个运动是个大起大落的运动。
这种世界观和牛顿物理学相距甚远，牛顿物理学认为存在由简单的运动中的物质，不变力准确地、可测地作用于其它不变力。以对动力流动的理解为基础的科学取代以固定贮存利用为基础的科学绝非偶然；我们已从以贮存（矿物燃料）为基础的能源环境进入以流动（太阳光，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能源环境。科学思想也随着新能源环境的现实状况而作相应的变化。
伊利亚·普利高津由于在不平衡力学上的贡献，而获得了1977年诺贝尔奖金。他指出，作为经典物理学标志的所有因果关系和精确测量的概念，将在第二定律指导下受到重新定义。普利高津论证说，世界上每个事件都有单一性，所以，人们不可能以科学观察为依据，对未来做出准确的预测。科学至多能预测可能发生的情景。普利高津和它的同事们说，人们过去从经典物理学得到的那种安全感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人们不可能象笛卡儿、培根、牛顿想象的那样去了解自然。有种观点认为，人类可以脱离自然，发现自然的奥秘，并将其作为“不变真理”而控制、改变自然世界。事实证明这种思想是错误的。首先，正如科学家尼尔斯·博尔所言，在自然秩序的展开过程中，我们不仅是观众，也是演员。不管我们做任何努力，我们终究不能脱离周围世界；其二，由于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不断变化的、不稳定的宇宙，那种经典物理学决定论的“不变真理”观念已不能成立。普利高津说：“和那种把世界当作一部自动机的传统观点相反，我们又重新拾起了把世界当作一件艺术品的希腊式模式。”他抓住了改造科学的实质。
最后，每种科学都不过是预测将来的方法论。同时，每种科学方法论又在不断地努力规定可能性的上限。只要一条科学定律能圆满地预测未来而没有不受限制的例外，这条定律便可以成立。熵定律能满足上述两个要求。比起其它已知的理论，熵定律为预测未来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方法论，世界上一切事物只有在它规定的最高上限范围内才得以发生。
不久，熵定律将取代牛顿力学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科学模式。这是因为，熵定律,也只有熵定律才能充分解释变化的性质、方向和变化过程中所有事物的相互关系。或许有一天熵定律将不再成立而被推翻。但是，目前这个科学规律毕竟深入浅出地了解释我们生活中的世界，并为我们如何在世界上生存提供了指南。
6.7 改造教育
我们的全部教育过程不过就是一个为牛顿世界观开设的为期12年至16年的训练项目。学校注重数量、距离、位置，但很少强调质量和观念。在那些数不清的考试中，所有考题无非就是那些有关名称、日期、地点等等可被精确测量，却又容不得半点含糊的东西。这些考试本身就是从经典物理学的模子中倒出来的。是非题、填充题、多种答案选择题和搭配题都是从因果关系概念出发的，也就是说，每类初始条件有一个、也只有一个正确的最后状态。考试的最重要方面并不在于答案，而在于这个过程。这些年来，我们都忘却了那些具体事实，但是经过一生中许多年的考场磨练，很少有人会忘却因果关系概念。
假如进行一次民意测验的话，大概几乎每个上过学的人都会回想起，他（她）曾对考试过程本身产生过疑窦。我们中有多少人在考试的时候，先看看某个具体问题，再看看下面所有的答案，不知怎么地，会因自己必须选择一个答案而感到耻辱。常识告诉我们，问题没那么简单，我们对自己说，必须要考虑到其他事物，把这个具体现象和周围事物隔离开来是十分愚蠢的。然而，心里嘀咕一阵后，我们仍然屈服了。假如非得选一个答案不可，那就选吧。我们甚至还会默默为自己的屈服辩解：即使没有正确答案，我们至少也算是尽力而为了。
此刻，全美国的儿童正在参加考试或者复习迎考。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真正学到的不仅仅有事实，而且还有因果关系的及如何用数量表达的思想方法；后者是牛顿世界模式的基础知识。当我们的教育者声称，他们正在叫我们的孩子如何思考时，他们自己头脑里装的就是这种思考方式。当然，他们中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事实”：他们教书时，也在扩散某种意识形态。他们可能会辩解道，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教孩子们如何“客观地”思考。我们还能再说些什么呢？
只有产生结果的思维过程才显得重要，产生结果意味着学到事实。我们的教育系统最注重事实。一个学生收集、记忆的信息越多，他的分数就越高。有人论证说，事实是很宝贵的，能帮助一个人更好地理解世界，更好地组织起他的生活。我们知道的有关周围世界的事实每隔几年就要在数量上翻一番。然而，谁能说，世界的组织状况因此就比以前好一倍呢？如我们所知道的，事实恰恰相反。
有人说：“给我一个掌握事实的人，我就能给你一个控制局势的人。”如果此话有过于接近笛卡儿、牛顿和培根之嫌，那么，这仅仅因为它是一个“事实”。我们确实在探索世界，收集起越来越多的事实，然而，我们四周的混乱却有因此加剧的迹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不能摆脱那些老先生和他们的陈腐观点对我们的影响。
我们的教育过程最终是一个致力于专门化的教育过程。每当我们了解到世界有某个新颖不同之处时，我们就会建立起新的学科或职业以收集、解释有关的新的资料。根据牛顿思想，我们了解的个别部分越多，就越能演绎出有这些部分组成的整体；因此，求知过程便被分割成越来越微小的学习结构。
当你访问任何一所大型综合性大学时，你会发现，几千名男男女女正在实验室、教室门前进进出出。他（她）都有各自的专用公文包——上面的徽记从政治科学到社会生物学各有不同。每个公文包里都塞满了有关某个现象的事实和数据，为了适用具体科学的要求，他们已对这件事实和数据作了重新安排。在具体学科的范围内，他们以这些具体资料为依据，自信地对世界某部分乃至整个世界的运转方式发表看法。学术界把同论敌拉扯关系视为最大的罪过。任何珍惜自己资历的学者甚至会不屑同其它学科领域的学者交流看法。跨学科的以及一般的学习方法称为是“不严肃的”。
我们的专家们好似成千个盲人。他们用拐杖在大象的各部位乱捅乱截。大象是什么，各人自有主张。他们在自己的那块部位捅的次数越多，他们就越自信自己捅的对象是何物，他们也就错得越来越远了。
我们的教育过程是为了适应工业社会的需求而设计出来的。工业社会又是又是为适应非再生能源基础的需要而出现的。在我们向太阳能环境过渡的时候，我们现存的教育和学习方法越来越过时，牛顿的学习方法将不得不让位于熵的教育方法。
未来的学习重点将与现在的截然不同。例如，教育将强调过程而不是测量法。在观念变化上，人们将检查彼此联系的现象“流动”，而不再是去收集、储藏和开发那些彼此隔离的事实“贮存”。考试将着眼于理性能力而不是经验主义的能力；论文、口头表述和实践经验等将成为反映按过程进行思考的必要性的标准形式。外部世界不再作为一连串彼此隔离的因果关系而受到检查，而是作为一个为运动和变化的可能发展提出了很多设想的相互联系的现象网络而受到检查。
由于太阳能时代的重点已从榨取自然变成同自然共存亡，所以，收集事实就不那么重要了。教育同科学一样，也将更注重事物的“为何”而不是“如何”。经验主义到形而上学的转变意味着信息或能量流动将作相应的减少，由此产生的混乱也将减少。学习将不再被当作分割世界，从而将世界变为文物的工具，而是当作一种方法去更好地了解我们从自然那里继承、而我们又是其中一部分的世界范围内如何生活。学习不再是进步，而是一种变化过程。
尽管在太阳能时代还需要具备一些专门知识，但教育过程将围绕着对待知识的整体论方法而展开。按照今天的教育体制，高中以上的学生要么就接受职业教育、要么就接受高等教育；与此相反，未来将强调脑力和体力结合，教导人民们如何在世界上自立。在未来世界里，由于社会各种工作的专门化程度将大大降低，所以这种学术训练方法具有完全的必要性。学生们将为适应社会更普遍的劳动密集型就业机会作好准备，而且，为了维持中等规模的，自给自足的城市和农村社会，人们期望这些学生成为万能博士。
人类文化与自然之间的人为分离是牛顿时代的特征；在未来的太阳能时代里，这两者将重新融合。“自然中的人”将取代“对抗自然的人”。教育过程将反映出这个根本变化。现有的教育过程把学生关在隐士般与世隔绝的人造环境里，与外部世界隔绝达12至16年之久；与此相反，熵时代的教学实践将注重日常经历的学习。历史早期出现的那种学徒制
将重新发挥作用。同时，尽管大型集中化综合性学校在非再生能源时代的末期具有典型性，但它们还是要被“学习环境”所淘汰。在太阳能时代里，上学意味着到社会上学习。
很多工业时代里积累的知识将在未来太阳能时代里日益变得不合时宜，最终不得不全部摒弃。然而，某些零零碎碎的信息依然有用、受到保留，通过教育过程继续下去。每一重大世界观变化都在新秩序的范围内吸收过去模式的某些内容。尽管旧的世界观很多特点将作为新模式的一部分而幸存下来，但为适应新的指导思想，它们将受到全盘改造。
虽然正在出现的教育过程可能会朝着许多新的、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向曲折发展，但是，它将始终受到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的指导原则的支配。
6.8第二次基督教改革
伴随着熵的世界观的出现，基督教神学也正在经历一场彻底的改革。新教改革中产生的扩张性神学和过去400年间扩张性经济和时代乃是天作之合，然而，新教改革正在让位于一种能反映熵定律和新太阳时代要求的神学新产物。
过去15年里，美国出现了大量东方宗教试验活动。今天，50万以上的美国人是佛教神学的信徒；有400—500万人在练习冥想、瑜伽等发源于东方宗教的精神和身体活动。同时，美国也在经历一场宏伟的福音派新教的复苏，乔治·盖洛普等民意测验机构称之为美国第二次大觉醒的先声。
过去，美国曾经历另外两大宗教觉醒。第一次灵魂大复苏发生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它有助于殖民地的统一，促进了反对英王的政治运动。第二次大觉醒发生在一个世纪之后，它促进了废奴运动的蔓延河发展，决定了南北战争的进程。今天，福音派狂热又卷土重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第三次大觉醒将会象前两次一样，触动美国而发生深远的社会、经济变化。
对东方宗教的兴趣与日俱增，福音派运动如荼地开展，这反映了人们正在不知不觉地为适应即将到来的新时代而寻求一种崭新的、集宗教之大成的信仰。这两个运动都是新的神学改革的主要内容。
东方宗教的信徒们，特别是佛教徒们，早就懂得把能量流通降低到最低限度的价值。冥想练习是为着减慢能量耗费。一个人将维持着人体生存所必需的能量降低到最后限度后，他便到达了涅磐或真理的境界。东方宗教早就宣称，不必要的个人能量耗费只会增加世界的混乱。根据东方教条，只有同周围世界融为一体，才能达到终极真理。这只有同自然的其它部分建立起统一的关系才能做到。
西方人总是很难理解东方人对真理和智慧的态度。我们相信只有不断工作才能解开世界的奥秘。所以，我们忙于没完没了地收集、拼凑起只言片语的真理，面对周围世界则竭尽控制、摆布之能事，我们相信我们的努力能增添智慧，最终使我们置身于宇宙最高缔造者的面前。东方神学家会说我们的忙乱只会增加混乱，使我们距追求中的神的启示更加遥远。
东方宗教懂得，尽量降低能流与减少混乱是很有价值的；西方宗教则懂得历史有着直线性的本质——这是形成符合熵定律的新型宗教学说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东方宗教强调世界和历史轮回，而犹太-基督教信徒则念念不忘人类历史有着明显的开端和结束。
另外，基督教对待自然的传统态度是造成生态破坏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来世的过分热衷引起人们忽视乃至榨取现实世界。这种观点认为只有上帝天国里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我们的世界是人的世界，自然的世界，肉体的世界，它是低下的、堕落的、可耻的。因此，那些追求神圣生活的人或者对它不屑一顾，或者觉得它无足轻重。自然世界不过是我们去天国的旅程上的一站。所以，我们越少留意这个世界，我们就越能关注上帝之国。
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的教义还存在着另外一个缺陷，有关《创世记》对管理概念的解释：“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管理的概念被人们用来开脱他们百般摆布、榨取自然的行为。然而，现在，基督教的重大改革已经开始。基督教学者们开始第一次重新规定管理的涵义，他们的行动为熵的世界观奠定了神学基础。
《创世记》解释以这种思想开头：既然上帝创造了天国、地球和世界上的万物，那么，他所有的创造物因为是他创造的而具有重要的内在价值。由于上帝的创造是有目的和顺序的，所以这种目的和顺序必须作为上帝的创造物之一而同样受到尊重。最后，上帝的创造物都是不变的。根据《创世记》故事，上帝在创造了世界和世界万物之后，他就安息了。新神学家们据此论证道：对上帝创造物的任何剥削和损害都是罪过，都是违抗上帝本人的行为。同样，对上帝赋予自然界的不变目的和顺序所作的任何破坏也是罪过和违抗行为。切不能小看了这个神学观点。新神学家们指出，所有其它宗教信念都发源于这些有关创造的基本真理。上帝要么就创造了世界，要么就没有；上帝要么就赋予世界以目的和秩序，要么就没有。假如某人信仰这些真理，那么他就信仰上帝。假如某人不信仰这些真理，那么他就不可能信仰上帝。这个命题是所有基督教徒的出发点。
这样，如果人们自以为在对待上帝的创造物时可以违抗上帝，即不顾创造物的目的面对它们横加摆布和掠夺，这就是罪过。如果人们自以为可以重新安排这个世界，并为自己荒诞不经的念头而重新规定世界的目的，这也是罪过。基督教生活要保全整体，而不是部分；要保持平衡，克服不平衡；要保持和谐，克服不和谐；一个基督教徒必须热爱尊重上帝的创造物。因为，上帝带着爱完成了他的创造。
所以，管理并不意味着剥削自然的权利。学者们说，事实远非如此。管理意味着做自然的看管者。亨利·H.巴尼特在《教会和生态危机》一书中指出，《圣经》把人看作“地球大家庭的管家，看守人，监护人……”。巴尼特说，看管者“是《新约全书》对人类的这种与自然秩序相关联的职责的称呼”。据巴尼特称，看管者的首要条件“是忠诚，因为他要管理别人的所有物”。看管者的观念直接地与《圣经》的契约思想有关。在《创世记》中，上帝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立约。”
于是，上帝和人类建立了契约。人类将是上帝在地球上的看管者，保存并保护上帝所有的创造物。这个契约使人类和上帝建立了特殊关系。如同上帝的其它创造物一样，人类也是上帝创造的，上帝的创造物在本质上是有限的，所以各创造物之间在这一点上是相互平等的关系。只有上帝才是无限的。这些创造物因其生存出自于上帝之手而相互平等，然而，人类却有其特殊性。弗兰西斯·谢菲尔在他的著作《污染和人的死亡》中指出，这种差别是因为人类是上帝照他的形象造出来的，有责任作上帝的其它创造物的看管人，因此，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和所有其它生命物及无生命物有着既平等又依赖的关系，同时，又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担负起保护、照管自然的责任。如果人们接受这种双重关系，他们就忠实与上帝的目的，履行了上帝和人所订的契约。然而，如果人们利用这种特殊关系将上帝的创造物攫为己有，并用它来牟取私利而不是赞美上帝，他们就破坏了契约，背叛了上帝。
新型的管理说和热力学定律这两者同正统神学结合后，便规定了适应于熵世界观生态要求的、经过改革后的新型基督教教义和契约。最重要的是，管理说回答了那个中级问题：“为什么我有责任照管、保护自然秩序？”因为它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创造了它，并委予人类看管职责。归根到底，这是一个为上帝服务还是拒绝上帝旨意的问题。
新管理说推翻了现代世界观。那些用以剥削自然的规律和关系与保护自然是背道而驰的。其中包括：私人占有资源；集权程度提高；消除差异；更加依赖科学技术；拒绝限制生产和消费；把人类劳动力分割成单独的、自制的工作范围；在理解生命与现象间相互关系时采取简化主义态度；还有一种观念把进步视作不断转化自然世界成为更宝贵、更有秩序的人造环境的过程。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当今世界的正当追求和目的，并且，与其它许多因素一起，形成了生长时代的指导思想。他们有害与生态原则、低熵经济结构，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害于刚下了定义的管理说。
看管人的地位要求人类尊重和保护上帝规定的自然活动。自然秩序运转的基础是差异、相互依赖及分散化诸原则。维持的挂念取代了进步的观念；看管取代了所有制；培育的关暖取代了摆布的观念。人类承认生产和消费上的生物限制，接受了平衡分配的原则，而且，整体观念成为衡量所有关系和现象的必要指导原则。实际上，新管理说代表人类参照系中发生的根本变化。它为世界上人类的行为、活动方式提供了一套新型的指导原则。
如果基督教社会不能接受这种新型契约式的管理说，那么，右翼和法人利益便会毫不客气地掌握住目前兴起的这股宗教狂热。福音派的复苏为美国法西斯运动提供了在长期经济衰退中谋求对美国的控制所必须的重要文化背景；而福音派的复苏也就以此告终。
甚至象弗兰西斯·谢菲尔这样一位深谋远虑、颇得众望的福音派神学家也相信，在未来经济动荡岁月里，美国确有可能出现法西斯主义。谈到美国对通货膨胀和衰退循环缺乏回天之力，谢菲尔总结说：“尽管难受，但我还是不能不联想到，在希特勒出现之前，德国人由于无法忍受通货膨胀而对魏玛共和国失去了信心。历史表明，在经济崩溃的关键时刻，人们就会不关心个人的自由权利而心甘情愿接受严密的组织。”
谢菲尔对美国的前景持悲观态度。他相信，美国人最珍惜的是他们自己的“个人安宁和富裕”，在经济持续收缩过程中，这将可能导致法西斯式的秩序：“我相信大多数人……将忍气吞声地失去他们的权利，只要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受影响。”
谢菲尔没说出的是，在福音派运动中，已出现不少朝着这种可能性发展的迹象。例如，很多中产阶级的基督教徒在逐渐的转而投靠“财富主义”的陈旧观念。他们把《圣经》教义同顽固的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和无休止的财富聚敛等同起来。这种扩张主义神学仍是美国基督教徒的宗旨。每个基督教徒仍有可能继续利用“财富主义”的思想为自己在紧迫的经济需求面前缺乏关心和无所作为的态度所辩解；这些经济需求不仅要求个人或自由经营制度做出反应，而且要求社会做出反映。对于这些基督教徒来说，福音派运动将是一个逃避周围动乱的庇护所。如果经济形势到了危机中层阶级最后庇护所的糟糕地步，他们便会由逃避转向积极支持右翼和资本利益，直到接受国家认为对维持社会秩序有必要的各种专制措施。
在重新规定人类与上帝的其他创造物之间的关系时，当代基督教学者们用神学之剑刺中了扩张时代的心脏。新的支配观念是指看管、保护，而不是指占有和剥夺。这同过去几百年的传统基督教神学和机械论世界观是大相径庭的。通过重新注意创世故事和人类在世界上的目的，基督教神学公开违抗了他们自己过去的教义。几百年来，每个基督教徒通过提高生产率和征服既然来需求挽救，现在，新的基督教徒提出了挑战，他们通过保护和维护上帝创造物来寻求挽救。基督教的劳动道德正被基督教的保护道德所淘汰。对管理者地位的强调正在为一场新的基督教改革和社会的一次新契约的出现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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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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熵定律是无法逃脱的。这个宇宙最高物理定律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由于一切都是能量，而且能量总是在不可挽回地从有用形式单向的发展到无用形式，所以，熵定律便成为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我们知道，熵世界观已向我们最珍视的、也是最寻常的有关环境、文化乃至生物存在的思想发起了挑战。我们庞大的城市地区、机械化农业、大规模的生产和消费、军备、教育、医疗技术等等这些现代文化的标志都受到了一种全新方法的剖析。熵定律打破了我们的物质进步观念。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学的基础。它转变了时间和文化的观念，并剥掉了技术的神秘外衣。
一旦我们理解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重大社会，经济意义，我们就懂得，现行的世界观与世界的实际运转丝毫没有关系，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娱乐、消费，甚至我们的思想——都失去了稳定性的基础。我们成了陌生地上的陌生客。曾是明确，牢靠的现实突然变成了梦幻，不如艾丽丝漫游过的镜子仙境*那么美妙。
我们仍然拒绝接受为世界和我们生活指出的新方向。甚至当我们受到熵世界观的智慧的吸引时，我们也竭力不让那种莫测高深的思想搞乱我们的头脑。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受到了挑战，要我们抛弃统治我们生活的稳当而熟悉的神话。当然，对很多人来说，这些流行神话已失去了魔力。几百万美国人或出于自愿，或出于无奈，正在逐渐的接受低熵哲学和生活方式。诸如“不惜代价的物质进步”、“越大越好”之类的高熵概念已不能象从前那样收到现代技术国家里的群众的拥护。自然会有一些脱离了牛顿世界观的信徒们欢迎现实朝熵的世界转变时为他们带来的解放。
同时，确实会有很多人将阻止新时代的到来。他们自甘堕落、保守、而不肯冒风险。由于这些人陷进了他们无从理解的哲学体系里面，他们将集中精力去发现一条出路。这也
是很自然的。我们受到的思维训练告诉我们，车到山前必有路，人类可以控制住一切力量。我们曾被告诫道，世界上永无限制，只有心胸狭窄的胆小鬼才会受到限制。然而，不管我们如何东找西寻，出路终归是没有的。
* 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著有童话《艾丽丝漫游奇境记》和《镜中世界》等。——译者
在某些方面，我们好比一个不信地球引力的人。为了证明引力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的证明他有克服引力的本事，他爬到一座摩天大厦的楼顶上，然后纵身跳下。当然，地球引力是不管他相信与否的。为了教训怀疑者，地球引力不由分说地把他拉向地面。但是，此人为了使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幸免于难，到处抓救命草，过了第四十层楼，他还叫道：“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我们如果也象这个否认地球引力的人那样去否认熵定律的效应，那么，我们最终也会自食恶果。而且，即使周围世界由于高熵文化的恶果而陷入了分崩瓦解的混乱之中，我们无疑还会象那人一样继续说：“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我们已预料，那些不能摆脱现行世界观的人将作出至少3种笼统的反应。
首先，将有乐观派。他们设想，在山那边或隔壁的试验室里，将出现能使我们维持现状的技术解决方法，对此，他们寄予厚望。他们对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进步带来的恩惠深信不疑。他们将团结在“车到山前必有路”的破旗下面。他们会告诉我们：“你们阻挡不了进步”，和“美国生活水平是世界的羡慕对象。”这些陈词滥调来源于社会物质财富越多，社会就越富足的思想。他们将不择手段地克服我们地球的限制。
乐观派很有可能要致力于找到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新方法。毫无疑问，我们的非再生能源基础将变回到可再生能源基础。但是，能源变换器的类型及能流渠道如何分布仍是一个大问号。技术乐观派否定了那种为了更加适应自然节奏和地球生态而恢复低熵流动的主张。相反，他们寄希望于新型遗传工程技术。他们认为，遗传工程可以加速生物进化过程并为我们提供不断增长的物质—能量流通。如果我们耗尽了机械化农业所必需的、以石化产品为基础的化肥，那么，我们就将发展遗传工程技术，制造出可以直接凝固空气中的氮的植物。如果我们用完了石油，我们就将利用遗传工程大量生产微生物，取代了涸竭的非再生能源贮存。
乐观派甚至鼓吹“安排”人的生物结构。遗传工程在历史现阶段离开试验室进入应用科学领域决非巧合。熵增大的时候，癌症、天生缺陷、婴儿智商降低等混乱形式便在人体中内在化了。技术乐观派已认识到，这些混乱会严重影响本民族争取更大经济增长的愿望和能力。因此，他们试图从生物工程中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听说，如果辐射和有机化合物会引起癌症和天生缺陷，那么，现代技术就将通过重新安排我们的基因而使我们痊愈。由于人们是按照标准化、技术化标准人工制造出来的，所以，高能、高工业生产的概念便通过遗传工程而直接结合进了人体。乐观派对各种效率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他们可能要努力使生命本身更有“生物效率”。
乐观派论证说，我们不仅已从非再生能源时代进入了可再生能源时代，而且，也从物理学时代进入了分子生物学时代。他们指出了近年来遗传工程领域所取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突破，宣称，在今后20年内，从生物工程中产生的整套全新技术变化器装置将淘汰现存工业技术结构。就如应用物理学把非再生能源转化成工业时代的设备那样，应用遗传工程将把可再生能源转化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生物技术时代。
有趣的是，就在本系统以可再生能源基础取代非再生能源基础，以分子生物学取代作为转变过程的应用物理学的时候，一种新的科学模式也破土而出。乐观派希望这种模式能为他们所期待的遗传学时代的新型世界观奠定基础。这种模式叫做“耗散结构理论”，其主要创始者是伊利亚·普利高津，这位比利时物理学家由于他在不平衡热力学方面的研究而获得了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耗散结构理论”指的是那些和环境交换能量的开放型系统。所有的生物和某些无生命系统均属耗散结构。他们通过系统内可得能量的持续流动而维持他们的结构。它们通过系统内可得能量的持续流动而维持它们的结构。普利高津指出，耗散系统越复杂，其集成、连接程度就越高，因此，为了维持自身就需要更多的能量流通。普利高津注意到耗散结构内部的能量流通可引起动摇。他一针见血的指出：如果这些动摇严重到本系统不能吸收的程度，本系统就将被迫重新组织。普利高津主张，这种重新组织总要提高复杂、集中和连接程度，并增加能量流通。由于每次重新组织比前者更为复杂，所以，就更易发生动摇，引起又一轮重新组织。如此，复杂程度就为在更大规模上的重新组织及加快进化过程、能量流通创造了条件。普利高津然后将不稳定性和灵活性等同起来。通过复杂的数学公式，他试图表明，系统越复杂，耗能就越多，它就越灵活、善变以适应新情况。
姑且不谈这种理论有悖常理。在我们所经历的世界里，复杂程度的提高减少了我们的选择机会，使我们变得更加呆板，而且崩溃和瓦解也因此更有可能发生。正如牛顿物理学为非再生能源环境提出了增长模式那样，耗散结构理论也试图为再生能源基础上的能源环境提出一个发展模式。
人们应该记住，牛顿物理学是为“无生命”能源而建立的。它的对象是纯数量的、运动中的无生命物质。所以，这个模式完全不适合一个有生命的、可再生的、流动着的能源环境。与此相反，耗散结构理论为控制“有生命”的能源提供了恰当的科学基础，因此，它被称为是堪与牛顿定律匹敌的变革性突破。作为一种中心模式，耗散结构理论使生物工程时代完全合理化。这个理论积极肯定了生物复杂性提高和有生命物质不断重新组织进新结构中的现象，这就是遗传工程的根本任务。有了耗散结构，我们就不再把世界看作是机器，而是一个用遗传工程造出来的有机体。
今后几年内，人们将忙于承认再生能源为能源基础，遗传技术为新型技术变换器，耗散结构理论为新型科学模式。当权者仍将一心追求更大的能量流通，无限的增长及无止境的物质进步。
为了把熵定律打入冷宫，专家们将尽力让其他人相信，有了再生能源基础，我们就决不会耗散资源，而且，增长将是永久的增长。从目前看，新型遗传技术，如人工合成脱氧核糖核酸，有可能大大增加系统内的物质-能量活动，这正如首次出现的工业变换器与非再生能源之间的关系那样。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我们好象已克服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固定限制。然而这段时间不会长久。对我们日常生活发生重大影响的物理学时代持续还不到100年。如果我们进入了分子生物学时代，我们可以预计，这段时间从开始到结束将被极大的缩短：整个时代可能会持续不到半个世纪。这是因为，本系统内因物质-能量流动而产生的混乱将比大规模非再生能量流动产生的混乱严重得多。
首先，由于我们利用“短路打火”*方式使有生命物质在社会能流渠道上流通，我们就
绝对减少了有生命的物质的可得贮存。坦率地说，再生能源实际上是非再生能源。也就是说，尽管再生能源不断地再生，但今日每多长出一片草叶或一个微生物，明日就少一片草叶，少一个微生物。按照乔治斯库-罗伊根的话说：“物质不含糊。”虽然太阳能流是无限的，但组
成地球表层的物质-能量却不是这样。地球上的物质正在不断地衰退和耗散。自然循环只为
* 路灯灯火：hot-wlre，不用车钥匙，将汽车电线短路而使车子起动。——译者
未来回收了部分用过的物质-能量。其他部分则无可挽回的损失掉了。所以，不管太阳能照耀多久，我们系统内的物质能量流动越迅速，我们就能越快地耗尽再生能源。
同时，不断增大的熵有可能对基因贮备和地球上脆弱的生态系统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地球因此蒙受的损失将比在整个非再生能流时代蒙受的大得多。
如同过去的牛顿模式那样，耗散结构理论完全忽视了熵定律，而把注意力集中在能不断稳固秩序的那部分展开过程上。那些把生物工程吹捧成可再生能源环境里的变换器的人拒绝承认秩序的不断稳定和能量流通始终会增加周围环境中的混乱；过去，愚蠢把我们引上了非再生能源环境和以它为基础的物理学时代的最终崩溃的道路。现在，我们注定要重蹈覆辙。
在乐观派为之洋洋得意的高能文化中，熵以各种形式继续急剧增大。因此，将有必要在不断发展的混乱中保持更好的秩序。作为现行世界秩序的虔诚信徒，乐观派将对那些日渐高压和不人道的实践和手段采取越来越宽容的态度。例如，高熵的百万人口大城市绝非可行的生活模式。由于乐观者不承认这一点，他们就有可能为维持社会秩序而赞同采取任何必要的警察国家的手段。电视摄像机正在出现于街头各个角落，卫星从外层空间监视着我们；有“犯罪”思想的人们受到电子仪器震动后而变得俯首贴耳。同样地，为了保持美国在地球上头号能源使用者的地位，乐观派将鼓励增加军费预算，进一步发展武器装备，以保卫萎缩中的帝国。
当然，所有这些活动注定是要失败的。利用新型高能技术将秩序强加于人，这只会增加混乱的发生。人们将把基因用来创造出新式可再生能源或治疗疾病，提高智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几十亿年来积累的智慧将毁于一旦。利用新式高能侦察手段和武器技术来制止犯罪等不断增加的社会混乱，只会从社会其它部位吸干宝贵的能量，并且制造出新型的压迫和反社会行为。乐观派对秩序的狂妄要求将不会如愿以偿，但他们却能连累全人类一起遭殃。
对熵定律的第二种笼统的反应可称为“实用主义派”的反应。实用主义者不如乐观派那般虔诚，而且更少宏大理想。他们对现有结构修修补补，试图使它能多少反映出一些熵世界观所具有的意义。从本质上看，实用主义者的世界观较狭隘。他们能理解部分的熵模式，却忽略了整个意义。他们乐意承认现行制度的某些弊端，但是，归根结底，他们还是要因循守旧。纽约城将存在下去；没有机械化农业和食品加工业，我们就无法维持城市生活；美国人决舍不得和汽车分手。实用主义者说，让我们现实点。
当然，实用主义者不会否认大有改进的余地。他们的信条是“少花多拿”。他们的一生将忙于为现存高能结构作些细微的调谐工作。城市规划者将致力于发展起适合热力学定律的运输系统，保温性能良好的建筑物。还要建立起街道咨询委员会，鼓励大家更加注意保护资源。汽车制造商将使每加仑汽油多走几英里路；汽车也将改用酒精汽油或电力发动。政治家们将赞誉“调低了的理想”和“星球现实主义”。当然，他们要谨慎地使整个技术结构原封不动。
那些实力雄厚的巨头们甚至也在使他们组织上必须履行的责任符合于某种定义不严密的熵的结构。例如，1978年8月，能源部召开了一个为期3天的有关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大会。会上宣读的论文的标题颇有沉重的感觉：“对催化改变过程中能量效率的热力学分析”，“第二定律导致的化学品产量减少”和“第二定律燃烧过程分类学”。
毫无疑问，我们可以预料，实用主义者中间将爆发一场激烈的技术辩论：“在熵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什么样的增长率才是可接受的？”为此，他们将努力作出数量上的规定，从最狭隘的意义上使现存系统发挥出最高的“效率”。这样，在他们的思想里，世界观便变成了另外一个成本-效益工具。由于现实主义者未能掌握熵定律的最高实在，他们将完全不得要领。实用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好比某个基督教徒在问：“我能瞒过多少罪过，仍然可以到达天国？”尽管实用主义者善于使用关于熵的片言只语，他们却还未领会熵定律的精髓。
这并非是完全否定进行热力系统分析的价值。但是，我们在达到此种分析具有真正意义的一点之前，首先必须认识到，熵定律已教导我们，为了使所有生命尽可能地向未来发展，必须把社会能量流动降到最低水平。熵的经济是必需品的经济，而不是奢侈品的经济。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据此有选择地利用热力学概念而组织低熵社会。
例如，在热力学上的实用主义者（信奉细微调谐），“少花多拿”与另外那些深知熵定律的重要性的人们之间作比较，就会发现他们在同类问题上的态度存在着差异。实用主义者见到汽车后，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应怎样根据熵定律来改造马达，使它作更多的功？”“什么样的车身设计最适合于热力学？”一个完全理解了熵世界观的人则会问出全然不同的问题，如：“我们的生活果真缺汽车不可吗？”“汽车是否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生活、健康和文化水平？”“今日的汽车是否剥夺了下一代人维持生活的能力？”
掌握了低熵世界观的人在深入研究之前，总要先问一下这些广泛的问题。他懂得，如果一件事首先是不值得去做的话，那么，这件事的成败就不足挂齿了。如果汽车不值得被人们拥有，那么，1加仑油跑20英里的汽车和1加仑汽油跑50英里的汽车就毫无区别了。
实用主义者未能理解熵定律是统治物理世界的终极科学定律，而不是修补旧体系的工具。实用主义者不知道，连我们日常最熟悉的概念都受到了熵定律的重新规定。例如，热力学第二定律向我们显示，时间不过是熵的某个功能。当世界达到最大熵状态，再无更多能量作功的时候，由于万物陷于一片沉寂，时间便会终止。从熵的意义上说，“节约”时间的唯一方法便是使社会能流尽量接近我们环境中的自然状态。这样，时间和生命的结束便将尽可能慢地到来。但是，实用主义者却试图用精简现存能流的办法“节约”时间。这只会加快熵过程，同时，减少后代所有的维持生命的时间。实用主义者也同样不能理解经济“增长”的现象。实用主义者将致力于规定“合适”的增长形式，殊不知熵定律已向我们显示，“增长”实际上意味着世界财富的减少，不过是一个将可用能源转化成无用状态的过程。熵告诉我们，经济增长越快，离末日就越近。
对熵定律的第三种反应可称为“享乐主义者”的反应。他们的信条是：“让我们痛痛快快地过日子吧！”这里的潜台词是：“后代为我做了什么事？”这些人有可能认为，形势总的来说正在每况愈下。他们抱怨空气污染，食物里掺有毒素，空地灭绝了。但是，他们也会象患了罗马末日综合症似地争辩说，现在已是无计可施。他们会说，人的本性就是贪得无厌，坏事做绝。如有人试图改变一下现有的体制，他们就会说：情况不变糟，就别去动它。除了追求私利、吃喝玩乐、快快活活等待末日之外，小人物还能做些什么？
乐观派、实用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具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相信，尽管今天的情况遭透了，但我们还是比前辈们更能理解、驾驭现实。他们认为现代社会以前的人类不过比牲畜稍微开化一点而已。由于我们的祖先不知道逊原子微粒、电子计算机和立体声为何物，所以他们的生活一定要比我们乏味得多，不象人类的生活。这些牛顿模式的拥护者们还不知道，我们具备的知识，和500年前乃至5,000年前人们具备的知识是两种不同的知识。从简化论的立场出发，我们的知识似乎正在日益增加，同时，我们对自己周围发生的事情却知道得越少。我们的城市化了的有识之士们已完全脱离了自然，因此难以预测出我们与环境之间的真实关系。事实上，我们的高能文化已割裂了我们的思想，所以，我们不能再同生命之源保持和谐。我们不仅脱离了自然，而且也不可能达到历史上人们理解的那种“开化水平”。我们的祖先确实对周围的现象没有科学的理解和解释，但他们天生就有抓住生活之根本所在的本领。
我们的祖先至少是自给自足的。他们知道怎样满足自己的需求。相反，我们却完全是高能环境的俘虏。我们不能用自己的双手做到丰衣足食，满足自己的娱乐需求。我们就象无能为力的婴儿，不论何事都需有人侍候。农场主兼作家温德尔·贝里对我们当前的窘境有过精彩的描绘：
美国人是世界史上最不幸的公民。除了金钱之外，他们什么也没能力获得。而且，由于历史环境和他人的制约，他们的钱象气球似地膨胀，飘走了，屈从于历史环境与他们的权力。从早到晚，他们都接触不到自己制作的、理应为之自豪的产品。人们休息，娱乐，但依然摆脱不了内心的愁苦和和暗淡的神情。他们大腹便便，然而健康状况却不太妙。周围的空气、水源和食物里含有毒素已不是什么秘密。他们很有可能死于窒息。他们怀疑自己的爱情生活不及人家的美满。他们恨自己生不逢时。他们不懂孩子们的语言。他们不愿多管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管。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妻子想要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怀疑杂志上的一些广告图片对自己是否有吸引力。他们感到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有受人掠夺的威胁。在很多现象面前，他们感到无所适从：失业，经济崩溃、公共事业倒闭、警察、汽车工人罢工、妻子抛弃丈夫、身患绝症，等等。当然，他们可以为这种焦虑而去向称职的专家们求救。而这些称职的专家们只为自己的种种焦虑去向另外一些称职的专家们求教。
贝里总结说：“从自己生存和自食其力的意义上看，连最愚蠢的农夫、部落成员也比尽是专家的社会里的最聪明的工人、技师、知识分子更强。”
6.10绝处逢生
我们这一代正面临着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非常时期。正如本书再三强调的，能源环境影响着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和经济学说。如今，我们亲眼看到能源环境的基础正在从非再生能源过渡到太阳能和可再生能源。整个社会将发生巨大的个人和制度上的变化。我们面对的问题有：这个过渡持续多长时间？他将怎样完成？个人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时间问题最费猜测。七十年代初期出现的能源危机和公众环境破坏的担忧已为熵的模式初步形成创造了条件。毫无疑问，再未来的几十年里，即使旧秩序的残余依然存在，熵社会还是要持续向前发展，着正如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那样。即使在今天，人们在访问欧洲国家时，甚至会发现，在封建制度消失几百年之后，封建文化的遗风仍是阴魂不散。从这点出发，道太阳能时代的过渡也好比一种进化发展，每发生一场新的熵危机，就能增添一点动力。
同时，我们也不应误以为，在能源环境的渐进变化过程中，我们除了稍做更改之外，仍可照常生活。这个过渡将不会象以前能源环境变化那样横跨几百年。我们的高能社会、经济体制十分脆弱，而且完全依靠非再生能源的不断输入，所以，一场大崩溃已迫在眉睫。我们可以确信，未来20年至30年间将是改变能源环境的关键时刻。因此，我们必须尽量减少这种熵转折时期内可能发生的冲击波而早作准备。
前面部分概括了某些制度上的广泛、长远的变化。这些变化伴随着能源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某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些变化不过是乌托邦式的空想（不可能取得）；某些人则把这些变化当做压迫性的变化（因此令人生厌）。对这两种人我们只能问他们，如低能量的未来被说成是不可能取得的或令人生厌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出路可言呢？非再生能源的贫乏已使我们明白，现存高能工业基础结构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在我们从非再生能源基础转向可再生能源基础时，如期望我们可以利用生物工程技术长久地维持不断的高物质-能量的流通，这同样也是很不现实的。
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已不可挽回地走向了低能量社会。有两条道路可供我们选择：一是我们理解，这是生存的必需，还有很多美好的生活机会，所以我们自觉自愿地进入熵社会；二是我们死死的抱住现有的世界观不放，到头来被迫痛苦地进入低能量社会。
由于我们继续沿着高能道路前进，我们最终要为熵付出的代价也在与日俱增。利用遗传技术向一种全新的经济基础结构转变，这有可能推迟清算日子的到来，但不过是在短时间内而已。我们把高熵社会向低熵社会的过渡耽误得越久，熵的代价就会越大，转变就会越困难。如果我们坐失良机，人类将承担不起由此而付出的代价。
如果我们不愿这样大肆挥霍可得能源，我们就要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熵模式的价值观念和指导。如果我们不从个人到集体都去掉牛顿世界观，一场变革社会的运动便无望发生。这个历史过程的第一步，就是要完全理解我们人民的信仰。我们必须自觉自愿地改造我们的生活，使之反映出新模式的要求。但这还不够。我们还必须万众一心地开始拆除掉现存的高能基础结构。同时，我们必须以新型的价值观念为基础建立起我们的新社会，这种新型的价值观念必须反映我们对熵过程的觉悟。
也许所有这些都是超出人类想象力的，上述任务是如此庞大，而成功机会又是如此渺茫，所以，接触了熵定律后，很多人将感到心灰意懒。首先，由于这种新的世界观使人沮丧万分，他们只能感到绝望。何处是希望？自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后，不论我们作出什么努力，世界总是在堕落之中。既然如此，又有谁挥憧憬美好的明天呢?过去几百年里，人类作出的一切几乎都是适得其反，在这种情况下，希望又何在呢？
如果我们继续寄希望于现存秩序的维持上，那么，我们就真的只好为我们的同胞手足感到绝望了。我们厮守的今朝美景是难以长久的。从另外一方面看，抱这种希望又有什么好处呢？复杂的技术和浪费性经济增长只会毁掉我们人类的前程，我们为何还要执迷不悟？如我们继续相信高能环境，这就不是希望而是幻觉了。我们不应为去除这种幻觉而感到沮丧；相反，我们这一代人有机会开始一场地球变革，使濒临灭绝边缘的世界进入有秩序的新时代。我们应为此感到欢欣鼓舞。
熵定律具有它的美好的一面。熵定律以其权威引导我们走过了宇宙大舞台。我们即痛苦，又快乐。熵定律使我们确信自己的命运，然而，何去何从，这要由我们自己选择。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是勇往直前的、所向无敌的历史。目前，人类实际上已攫取、控制了地球上任何一个重要的生态场所。所以，人类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人们为殖民手法而自食其果。就在人类竭力继续增加能量流通的时候，世界总的能源环境却在日益枯竭。浪费和混乱越来越严重。人类要生存，唯一的希望就是放弃对地球的掠夺，转而适应自然秩序。
如果我们能过渡到一种极点的模式，那么，这一定是人类自觉选择的结果。我们之所以逐渐认识到这种选择，是因为我们有力量将我们的决定付诸实现。只有理解了熵定律，才会对选择产生这种认识。
为了找到我们在整个体系里的位置，我们曾作出了长期的、然而又是徒劳无功的努力。此后，熵定律为我们解释了一个很浅显的真理：世界上发生的任何行为都受以前发生的行为的影响，就如现在发生的行为将影响到未来那样。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是连续统一体，我们的现在象征着过去，我们的形成、发生又代表了莫测变化的未来万物。
由于所有过去或将来的事件都是彼此联系的，所以我们必须为无限的过去和将来负起最终的责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作为将在宇宙的边涯引起回响，影响存在着的一切其它事物。我们怎样选择生活方式不仅仅是和我们个人有关系。由于我们的行为将影响到所有的事物，所以，这也和所有的事情有关系。
熵定律是真正的艺术，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概念。同时，他也为我们中多数人带来恐慌。我们的客观世界有朝一日将完成他的路程而停止存在。然而，我们却不愿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这恰如我们不愿承认个人在地球上的逗留时间有限那样。可是熵定律告诉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有其单一性，就是事件的这种单一性使我们感到我们应尊重周围存在的万物。整个世界是暂时的。在有限的世界中，我们体会到了自身的脆弱；在脆弱的世界中，我们体会到了自身的脆弱；世界的本质是虚弱的，我们的本质也是虚弱的。
虽然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还是在这有限的世界上拼死寻觅长生不死的妙方。在我们寻觅中，虚无主义也应运而生。有限的世界常常使我们很不愉快地联想到自己的境遇。我们杀向了周围的万物，吞噬掉了同类和地球财富；在心里，我们甚至告诉自己说，这就是我们追求的进步。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追求的不朽。这好像是我们为了忘却自己的薄命痛苦而决计毁掉任何可以提示这个世界的有限本质的残余物。我们的穷折腾只会加快缩短我们的寿命，毁掉所有未来的生命物质的有限遗产。同时，由于我们坚信现代技术可为自然宝库补充我们所消耗的一切，所以，我们对这种残杀和折磨持无动于衷的态度。
只有当我们承认世界的有限性时，我们才能真正领会到地球的珍贵。只有此时，每一事件才有特殊意义，生活本身才值得珍惜、保护。伟大的哲学家威廉·奥斯特瓦尔德*曾指出：“如果某种行为不可重复，而且一旦做了就永远不得更改，此时，对行为负责才有意义。”
我们中有些人愿意承认客观世界有限，但又相信熵的流动将被不断扩张的精神秩序趋向所抵消。对这些人来说，生命的形成过程等同于意识的不断增长。在牛顿体系中，人类的意识被认为在上坡路，而熵流动却在走下坡路。据信，人类的集体意识最终将发展到完全脱离客观水平，并且，在宇宙的变形中克服熵定律。人类意识在穿透客观存在的罩布之后，便将平稳地升入灵魂启蒙的以太世界。
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会暗自相信在无增长或低熵流通环境里，意识将衰退，其发展将受到阻止。他们坚信，意识的成长必须时常受到频繁的身体活动的滋润和培育。根据这种推理方法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世界上的能量流通越大，混乱和浪费越严重，就越能为意识的培养创造出有利的条件。
事实根本不是如此。加快物理的流动并不能保证精神上取得更大的发展，恰好相反。超然存在产生于平静和对“存在”美的认识，而不是产生于混乱和“做”苦功。赫尔曼?黑塞**笔下的西达塔曾坐在河边，静听着潺潺流水声，目的是为了能和流水融为一体，并从中受到启迪。然而，人类的发展迄今还在顽固地抗拒事物的自然流动。殖民的标志就是要征服、抑制。启蒙实际上是“经历”的对象，而我们却继续把启蒙作为“取得”的对象。只要我们还在发狂的争取启蒙，我们就会继续抗拒展开过程中的自然节奏，并且离我们的启蒙目标越来越远。
我们也应认识到，我们常常错误地将人类组织客观世界的新思想同意识的高级形式联系起来。这两者不是一回事。其实在多数历史情况下，社会发展和精神发展在大程度上循着相反的轨道。人们只有放弃了征服的欲望，开始适应他人为我们所造就的世界，而不是我们自己建造的世界，上述两者才有可能开始重新会合。
我们也错误地把形成过程同向未来某个完美状态进步或进化混为一谈。我们经历一朵玫瑰花的形成过程，但并不把它看作在遥远的将来某时变得更加完美的玫瑰花的先导。玫瑰的存在就构成了充分的理由。玫瑰的完美在于它的存在。而人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近200万年来，人类的体力、脑力都无甚变化。每株玫瑰花仍是玫瑰花，所以，他的本身——主观发生，是完美的。人类生活也是如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我们仍然坚信人类的集体意识的逐渐展开将在遥远的未来使人大彻大悟的时候，其实，完美状态就一直在我们面前。除非我们认识到这个新发现，而且我们每个人不论何时都具有宇宙意识，否则，我们将决不能为我们的行动与我们同周围世界的关系担负全部责任。相反，我们将继续为我们的错误和过失辩解，说它们是我们集体形成过程不够开化的结果。换句话说，由于我们还未完全觉醒，所以，我们就不能完全负责。
然而，一旦我们接受了熵定律，我们就不会再逃避我们对我们生活与产生影响的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应负的完全责任。而完全责任又是完全觉醒和精神启蒙的先兆。
熵定律回答了历史上一切文化都必须回答的中心问题：世界上的人类应有什么样的作为？尽管有种普遍的意见认为人们的行为应能保护和加强生命，然而如何达到这些目的，却有无数说法。熵定律最终提供了一个能解百题的答案。保护、加强各种形式的生命需要有可
* 威廉·奥斯特瓦尔德（1853—1932），俄国出生的德国物理化学家，以在催化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而闻名。——译者
** 赫尔曼·黑塞（1877—1962），德国作家。——译者
得的能量，可得的能量越多，各种可能的生命形式向未来扩展的前景就越妙。但是，第二定
律告诉我们，世界上可得能源的贮存正由于各种原因而渐渐濒临涸竭。我们中每一个人使用的能量越多，身后的所有生命的可得能量就越少。这样，道德上的最高要求便是尽量地减少能量耗费，这样做，我们便表达了我们对生命的热爱，也说明我们满怀爱意地支持所有生命的继续发展。
所以，当我们谈到普遍的爱的时候，我们指的是那种整体的崇高精神。它承认我们中每个人都是总流动的不可分割部分，这种流动本身便是生命的形成过程。
爱并非象某些人想的那样是与熵相抵触的。熵流动和形成过程是同时发生的，如果爱和熵相抵触，它便将成为形成过程中的一股对抗力量。爱是对展开过程的一种最高支持行为。这就是为什么爱的最高形式是自我牺牲——为了维持生命本身，不惜委曲求全，甚至在必要情况下，牺牲自己的生命。
爱是一种温柔、微妙的力量，它表达了一种完全自觉的，同普遍一致的节奏（形成过程）相结合的感情。通过爱的表示，它承认宇宙中的客观存在受到了某种总的调配，尽管爱也承认无从完全理解这里的奥秘。这既声明信奉宇宙过程的至善至美之处，又完全地、无条件地屈服于那种挟带一切客观存在的自然的，有节奏的流动。
所以爱便是一种美妙的尝试。由于纯洁的爱象征着那种必须得到尊重和遵守的普遍一致的宇宙节奏，所以，毋需加快或阻碍爱的形成过程。
最后，我们的个人存在永远停留在展开过程本身的集体灵魂内。如果我们尽量地保护住我们有限的遗产，尽量尊重那种支配形成过程的自然节奏，我们就向我们以前、以后的生命表达了我们崇高的爱。意识到这双重责任，我们就迈出了殖民模式转向极点模式的第一步。我们是世界的看管者。
读了这本书后，每个读者都应记得7个问题，首先，地球实际上是一个封闭式系统。热力学探讨了3种系统，即，不和外部世界交换物质又不交换能量的孤立系统；交换能量但不交换物质的封闭式系统；既交换物质又交换能量的开放系统。在同太阳的关系上，地球实际上是封闭式的系统。它和太阳交换能量，但出于种种实际原因，不和太阳系的其它组织部分交换物质。偶尔有颗陨星坠落到大地上，散布了少量宇宙尘埃；有时，卫星被送入空间，除此之外，进入、离开地球的物质数量不足以引人注目。
其二，在短时期内，地球上某些孤立的地区曾经历过熵的转折。即，由于自然力的作用，或者由于人们以高于自然再生产的速度消费掉了能量，社会利用的那个物质-能量基础便告涸竭。这迫使人们改用某个新的物质-能量基础。本书决不是说地球的热寂就在眼前。本书要说的是，我们现有的由矿物燃料和特殊金属组合构成的物质能-量基础正濒临涸竭，需要我们向新的物质领域转变。
其三，每种新的物质-能量基础都成为新一类技术的发展范围；这些技术收集、交换和排除某种物质-能量环境。与新型技术一道应运而生的还有新的组织，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世界观。尽管物质-能量基础规定了范围，它并不能严格地规定那种社会用来将环境转化成经济生活效用的决策过程。技术、组织、价值观念以及世界观可作相当大的变化，但是，它们至少要同受它们加工的物质-能量基础保持一致。
其四，世界经济正处于历史过渡的早期阶段。由矿物燃料和稀有金属组成的消费性能源基础将被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太阳能时代所取代。目前已发展起两种互相对抗的方法论，它们为在未来太阳能时代组织起生物资源而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办法。第一种办法可简称为合适技术的办法，它提倡同自然生产过程的速度保持一致，这里的首要原则是保持我们经济预算和自然的平衡。换言之，人们努力不使消费速度高于自然生产速度。人们重视分散型组织，劳动密集型技术，多样性变化，地区性自给自足以及节省地、平等地利用自然资源。合适技术的方法和基础结构已在美国社会内零零散散地发展起来了。
在我们进入太阳能时代之际，同时出现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可再生能源的组织办法。这就是遗传工程。很多人错误地认为遗传工程是一种技术。从更远的意义上看，它确实是可再生能源基础的组织方法。由于一些公司已开始认识到，从矿物燃料到太阳能及可再生能源的历史转折已近在眼前，所以，它们投下了几十亿美元用来发展遗传工程。人们认为，组织可再生能源的合适技术方法对于维持现有的“增长”模式过于缓慢，缺乏效率，因此，他们论证说，为了以高于自然本身的速度转化有生命的物质，并在进入太阳能时代后保持增长曲线，就必须搞地球生物工程。
在下一个20年里，人们将做出巨大决策，从这两个迥然不同的可再生的能源组织方法中选择一个最终将占统治地位的方法。
如果不想做在太阳能时代搞遗传工程这样的蠢事，我们就必须理解熵定律和热力学定律。如果读者要了解对太阳能时代搞遗传工程的严重危害性，便可以阅读我们分析更为细致的著作《谁将扮演上帝？》，该书讨论了那些由遗传工程和人工创造生命所引起的生态、经济、政治和道德的问题。
其五，当太阳在遥远的未来最终熄灭之后，地球就将变成一个寒冷、荒凉的地球，而且，最后将变成飘荡于宇宙舞台之上的灰尘。过去，学者们把熵和太阳系的最终热寂等同起来，并据此下结论说，由于熵的实现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所以，它对人类生命无关紧要。相反，本书将注意力集中在作为过程，而不是最终状态的熵上。本书讨论了地球上物质-能量环境的重大变化以及人类同热力学定律、熵流动之间的关系。其目的在于提供分析的框架。我们讨论了人类和文明为了适应能源环境的剧变而作出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上的奋斗，但我们没有深入地探讨下去。我们期望，这种以热力学定律为基础的新型观念结构将激励其他人用新的眼光观察政治、文化和经济等的不同侧面。
其六，某些人将认为熵定律过于使人沮丧。这确实奇怪，因为，熵定律不过是一个物理学定律而已。当哥白尼宣布宇宙不是围绕地球运转时，很多人同样地感到了沮丧，但是，人终于设法适应了现实。物理学定律告诉我们的仅仅是客观世界的运转方式。我们同这些定律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我们的精神状态。奇怪的是，我们听见人们哀叹说，客观世界确实有限，而且每分每秒都在逼近死亡，我们努力又有什么用呢？为什么不就此罢休呢？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受熵定律的支配。我们都经历了生、死两个关头。我们的客观存在是有限的，不管我们如何努力，我们终归无法克服现实。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存在有限时，我们一般不会问自己：如果这一切都在走下坡路（从生到死），我们为什么还得耐心去努力一番？相反，我们认识到人固有一死后，就明白，人生中所作的一切都是不可替代，不可倒流的，这只会促使我们至少在短时间内爱惜、尊重人生的每段经历。很不幸，人们只是偶尔认识到人生固有一死，其他的时间则用来进行疯狂的征服熵的活动。适合于我们个人存在的规律同样也适合于我们周围的其它客观存在。我们常常难以承认我们的肉体是必有一死的，我们的生活经历是不可倒转的，同样，我们也不能承认周围世界也具有不可逆转的、有限的性质。
熵的过程既非乐观也非悲观。它只是描述了客观世界是如何展开的。我们个人和社会的世界观取决于我们如何同熵的过程作观念上的妥协。“妥协”意味着我们已懂得，熵本身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确实，熵代表了腐败和混乱，但它同时也代表着生命本身的展开。在我们决定如何同熵的流动相互作用时,价值观念便开始发生作用了.
最后，如同所有科学思维的产物那样，熵定律和热力学定律在本质上都是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所有科学定律都表明我们有必要利用符号、抽象概念而尽力实验、理解客观世界的运转。假如有人问，在这个客观世界上我们最确信的有哪些概念，我们可能会这样回答：生与死，热与冷，集中与分散，可得与不可得，价值与垃圾，秩序和混乱，开始与结束。这些有关客观世界如何展开的概念象征着熵定律。
有关熵定律的学问有助于我们理解同客观存在之间的关系。在这客观存在中，我们既是渺小，然而也是举足轻重。如同万有引力定律一样，熵不过是一个物理定律，不管那些完全否定其合理性的人，还是那些把它当作一种包罗所有意识形态的人，都应理解这一点。作为一种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概念，熵有助于为生命的游戏规定物理规则。然而，究竟怎样做这场游戏，还要看人们在相互影响时，在同环境相互影响时，他们的思想会产生出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什么样的远见，什么样的怪异念头，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和“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