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城市地区也在提心吊胆地依靠外来能源。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日需输出9,500吨燃料和625,000吨淡水。美国建筑（多在大城市里）的营造和保养需要本国总电力的75%，仅照明用电一项就占四分之一。世界世贸中心等摩天大楼要用80,000千瓦的电力，这足够纽约州锡尼克特迪城之用。芝加哥的西尔斯大厦用电要比拥有147,000居民的伊利诺斯州洛克福特城用电还要多。同时，还必须向它们输入大量的自然资源。比如，西尔斯大厦拥有80英里长的电梯钢缆，其混凝土足以覆盖78个橄榄球场。维修建筑也需要资源。在美国各城市，由于钢材锈蚀迅速，目前每年的更换费据估计已达200亿美元之多。
没有各种形式的大量能源输入，城市便会腐烂，人们便会失业，城市生活便会变得难以忍受。美国的一些最早的城市已发生了病入膏肓的变化。据“城市学会”对美国城市基础结构情况作的一项调查，美国大城市里的基础设施，如下水道、街道、桥梁、公共系统和供水系统等，已陈旧不堪，在下个10年里需要大笔更换和维修资金。这些费用大得令人吃惊。为了维持其本身的生存，在下个10年里，纽约市需将120亿美元花在更换、维修、运转、保养等项目上，甚至象克利夫兰这样一个小城市，为在将来维持其本身的基础结构，也要花掉7亿多美元。
为了继续生存下去，城市需要输入大量能量。然而，与能量输入城市地区同时发生的混乱现象也削弱了城市的活力。比如，对城市的高能输入将会引起重大生态变化，大城市的年均气温要比周围地区高出3—4度。这是因为发电厂、汽车、空调机排出了各种废气，公路和建筑物引起太阳反射变化。城市里的空气污染物要比农村多出10倍。由于城市对能量的需求而引起其它的气象变化包括：冬季里，雾天比周围农村多10%；夏季里，雾天比周围农村多30%；城市雨雪量增加5—10%；太阳辐射减少5—10%；风量减少20—30%。
城市里的高水平能源消费和由此产生的垃圾，严重地影响了城市居民的健康，除癌症发病率高得出奇外，城市的其它多发病有气管炎、溃疡和心脏病。比起那些生活在较低能量环境的人们，城市居民也更容易表现出反社会行为，他们充满敌意，而且自私自利。大城市里的自杀率也较高；精神病医院的人占有较大的比例；精神分裂症、精神病、性格异常等在城市环境里发病率都很高。犯罪率尤使人震惊：在拥有25,000—50,000人口的那些城市里，每10万人中才有5.7人被杀；但是，在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每十万人中竟有29.2人被谋杀。在10万人口的城市里，每年平均发生300起暴力犯罪活动；在百万人口城市里，竟有11,880起。
高能城市生活的集中程度也可以更微妙的形式影响人际关系和交流。例如，据估计，在曼哈顿的商业区与住宅区之间的地带里，随便朝哪个方向走10分钟，你都可“遇见”22万人。很明显，要注意到他们中每一个人是不可能的。所以，城市居民建立了一种甄别过程，给予每个“输入物”较少的考虑时间。对于如乞丐、醉鬼之类的“非重要”人物，城市居民总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可能有几十人目击了一桩案件的发生，但无人回去报案，更无人去救援受害者。连上街步行这件简单的事情，也变成了唬起脸，赶开那些属于不受欢迎的“输入物”之列的人们的过程。为了保持心灵能，城里人结交的朋友要比乡民们结交的少得多。邻居间可能互不知对方尊姓大名。我们就象救生艇里的水手，周围都是海水，但一滴也不能喝。
高度城市化的生活也有破坏人们有效参政的趋势。在小城镇上，任何人都可拜访市长，同他讨论某个地方问题。但在大城市里，个人的意见和参与近乎无意义。纽约市议会的每个成员平均代表了239,000选民。假如他一年中每天都工作8小时，而且，除了同他的每个选民谈上15分钟之外，什么事都不干，那么，这个议员全年也只能听到10,000人的呼声。
在一个分析大城市（100万人口以上）和小城市（10万人口以下）生活水平的报告中，柯克帕特里克·塞尔曾论证说，不论从哪方面看，大中城市都不如小型、分散化的社团组织。大城市不仅容易在经济危机时期发生大规模失业现象，而且，从日常意义上讲，“由于人口拥挤，交通费用已经涨价；由于空气污染和水源污染，雇员发病率和死亡率已经上升；由于空气污染，保养和清洁支出提高了；由于夏季‘热岛'*对城市的影响（或冬季因建筑物密集而得不到充足的阳光），能量耗费也增加了；由于犯罪猖獗，治安费用正在增长，然而伤亡率也在上升；由于学校质量差，新工人需要更多的教育投资。”
城市扩张意味着高能流动和混乱加剧。随着各种混乱恣意蔓延，城市的官僚机构也紧跟着发展，以管束这些越演越烈的动乱。但是，每个大城市依然发现它缺少满足诸如电力、下水道、学校、公路、治安、公共住宿等需求的对策。某项研究表明，大城市里的服务需求每年都要递增一倍。前10年里，纽约市政工作人员增加了300%，而城市的实际人口却下降了。
很明显，进入城市的能量出来时一定时垃圾。任何大城市的垃圾问题确实非常棘手。在首都华盛顿特区，每24小时就有4,000吨垃圾被收集、压缩。如把一天的全部垃圾堆在特区中心的林荫道上，那么，这些垃圾就差不多有华盛顿纪念碑的一半高。这些垃圾何处去？在特区，有5个大垃圾坑。然而，这些垃圾坑都快倒满了。当然，可以建造更多的垃圾场所，但是，由于都市人口高度集中，所以，任何新的垃圾坑都将不可避免地建造在几千人的居所旁边。尽管大家都希望有人替他们拾垃圾，倒垃圾，但没人同意在家宅旁边造一个垃圾坑。对这个问题，城市当局有两个选择：一是烧掉这些垃圾，这就使空气更加污浊，产生出更大的污染；二是将垃圾装进火车棚车里运到美国人口密度小些的地方，但这将耗费数量可观的能量，并增加城市税收。
* 城市中一个区域，由于街道与建筑物群集，故吸热及贮热比附近区域高得多。——译者
维持高能流通和吸收城市能量流通渠道上不断增加的混乱都需要资金。“城市学会”透露，在100万人口的城市里，一个典型的居民要比5万人口小城市的居民至少多付3次税收。这笔钱的大部分将用于教育、治安和卫生服务领域。然而，根据现有数据，城市居民比小城镇、农村居民更易遭受犯罪的危害。他们的学校很差劲，而且，他们不如别人健康。作为能量输入增加的后果，城市环境的熵不断增大。城市问题已非通常办法所能解决得了。经济学家列奥波德·科尔指出：“很不幸，随着有机体的发展，有机体内的社会问题趋于几何级数的增长，而人们的应付能力却是以算术级数发展。”
最后，城市开始耗尽可得资源并且自暴自弃地堕落到了破产的地步。据环境情况中心的意见：“多数处境困难的城市的支出正以高于不动产价值提高的速度增长，而不动产是多数城市的税收基础。”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里，每人平均税金为426.9美元，但是，地方上为服务费用负担的债务却为每个居民平均1,052美元。
尽管城市想保存自身，但实际上,它加剧了自己的经济衰退，税收激增迫使富豪、中层阶级居民和公司一起离开城市。富豪和中层阶级离开城市以后，不仅官僚机构的税收锐减，而且就业机会也所剩无几了。 失业率上升，犯罪率首先跟着上升。城市就得花更多的钱来
制止混乱，这个恶性循环过程继续不停。
纽约和克利夫兰濒临财政崩溃的情况为我们预示了，以后20年里过渡发展和过渡消耗的城市会有什么发展前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将不能继续维持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城市熵的环境了。
5.5军事
世界从来未见过象我们这样庞大的军事机器。联邦政府每花1美元，其中就有0.43美元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战争。最近一个军事预算（1980财政年度）呼吁为国防而每年投资1,380亿，这比前一年增加了100亿。美国的武装力量现在包括至少25,000件核武器，200万军队，500艘大型舰艇，10,000架飞机，还有400个国内军事基地。20,000家军事承包商正在生产出几万个不同的武器系统。如要计算国防部下的直接承包工人的数字，那么我们当中的500多万人要靠五角大楼维持生计。
就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从日本空袭珍珠港之日起，我们中大多数人就感到军费越多，我们的国家就越安全。人们对大萧条中的那些黑暗的日子记忆犹新，同时，人们也记得，富兰克林?罗斯福是靠大量军事投资才使我们脱离黑暗的。因此，几十年来，国防开支总象是对经济有促进作用。但是，从我们的各个标准看，军用资源、能源越多，实际财富就越少，国家就越不安全，这是一个日益明显的事实。著名军事分析家西摩·默尔曼曾写道：“我们的繁荣远不是靠了军事生产……将大部分资源输入军界，我们就会使整个国家瘫痪。”
今天，美国军方是全国最大的能源消费组织。联邦能源计划中的80%以上要拨给国防部。如将军事工业承包商算进去，防务要耗费国家全部能量需求的6%。能量之外还有原料和人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军方是全国最大的资本、技术的利用组织。为了维持这个基础结构，上一代科技人员中有一半人在直接地为国防部效劳，或是为军事承包商效劳。
军方搜刮社会的能量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混乱。每月的失业数字尤其触目，老百姓幻想军费可提供就业机会，实际上，根据“密执安公关利益研究会”的研究总结，军事预算每增加10亿美元，全国就要失去11,600个就业机会。该研究还发现，在拥有全国人口60%的26个州里，随着军费增加，失业率也接踵上升。“国际机械师协会”最近作了一项调查，指出：“五角大楼的1,240亿美元的预算使本组织丧失了118,000个平民就业机会。如减去军费带来的88,000个就业机会，本组织一年还是要净损失30,000个就业机会。”1978年，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宣布了由马里恩·安德森搞的一项报告。该报告指出，1,24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1979年总额）使美国人丧失了1,440,000个就业机会。
对军工生产的投资实际上会引起失业现象，这听起来似乎有点矛盾；但是，如我们看看军费带来的就业机会的性质，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军费带来的几种就业机会需要高度集中的资本和能源。在武器生产的诸因素里，人力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例如，联邦政府将一项年需10亿美元为期20年的承包工程包给了洛克希德公司，该公司将造出历史上最可怕、最昂贵的武器：三叉戟潜艇。为此，该公司雇用了16,000人。然而，如果把这10亿美元用在劳动力密集型的、能量消费较少的就业上，例如建造太阳能收集器等，就能提供20,000个就业机会。
军费也是引起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正如《纽约时报》所指出的：“实际上，所有经济学家都感到……军费有可能引起通货膨胀。这是因为，钱虽到了工人的手里，但是我们能够购买的商品供应并未增加，而导弹之类的用户市场又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限制，这使得汽车、电冰箱和机械工具等货物价格猛烈上涨。”军工生产也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引起了通货膨胀。热力学第一定律告诉我们，能量和物质都是守恒的。由于军工部门除了消费掉大量非再生矿物资源以外，还要消费掉全国能量总使用量的6%，军工产品（这部分作功能量再也得不到了）表示的熵增大将使能源供应更加紧张，进一步为通货膨胀火上浇油。
当然，也有人反驳上述意见：虽然消耗能量的军费开支确实会引起失业，通货膨胀和资源涸竭等社会动乱，但是，它也给我们一个史无前例的国防系统。如安全仅以数字为衡量标准，那么我们确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如果将世界核武库的骇人库存换算成梯恩梯炸药吨数，那么，此刻活着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近45亿）每人可平摊4吨炸药。我们的某些氢弹具有如此大百万吨级当量，其中任何一颗已有的炸药当量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交战各方所掷下的炸弹总和还要大。利用我们原子武器库存，我们可以将苏联任何一个大城市炸平50次。而且，我们每日还在为我们的核武库补充2枚核弹。
国防上多花1美元只会加剧国防紧张局势。每当美国发展一种新武器系统时，苏联人便会感到受到威胁，如此就产生了新的不平衡。这又会驱使我们作出令人厌恶的反应。今天，我们花在防务上的实际资金要比1948年多出3倍。但是一旦核战争全面爆发，20分钟内将有16,000万美国人丧生，在这种情况下，谁能说，我们的安全程度3倍于过去？
武器系统越精密，能量集中程度和流通就越大。战争史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即能量流通越集中，战争就越可怕，就越惨无人道。目前，苏联和美国为了发展新武器，每年总共要花上200亿美元。美国正在独立试验20,000个未来武器的设计。
虽然美国武器系统已越来越消耗能量，构造越来越复杂，而且价格也更加昂贵，但是，实际问题仍然日趋严重。巨额费用超支，已是屡见不鲜的现象。目前，三叉戟潜艇已超支4亿美元。某些武器系统则运转失灵。能源部曾承认，所有北极星AL-型导弹（六十年代中期军方的骄子）中的75%是臭弹。精锐产品飞机失事已时有所闻，其原因却还待探究。
最后，在军界努力使这些毁灭性装置包含更多能量的同时，武器系统也复杂到了荒谬程度。有关MX导弹的一项军事提议已受到了国会的青睐。该项提议主张，为了使200枚导弹避开“敌人”的视线，可使每枚弹头穿梭于地下25个掩体内。他们意见是，由于苏联不知道每枚导弹在何处，所以，为了确保摧毁这些导弹，苏联就得发射5,000枚导弹。为建造该工程所需的地下铁路和隐蔽掩体，据估计空军将要在密西西比河西部取得350万英亩的土地。这几乎是康涅狄格的4倍，然而，这仅仅是为了安顿200枚导弹！
五角大楼希望在堪萨斯州建造MX导弹地道，但据这个州州长估计，本项建设将破坏堪萨斯州西部136,000英亩农牧好地，还要把该地区的40,000名居民从6,500平方英里土地上逐出；20—30年内，人们将不能象目前那样在这块土地上休养生息。更有甚者，建设人员和家属将堪萨斯西部人口增加81,000，使公共事业费用涨至3,750万美元。而且，这位州长质问道：怎样才能将这些导弹运进地下庇护所？每枚导弹约100万磅，长150英尺，宽22英尺。鲁布·戈德堡计划的总费用为300—400亿美元。
MX导弹不过是各类开发中的武器系统之一。如同科学幻想小说那样，下一代战争里，导弹将自行识图，自行制导，粒子光束死亡射线将从外层空间射向敌人。美国希望能在1985年将高能激光武器全部投入使用，该武器可以融化坦克，或是集中光束摧毁地球上空几千英里外运转中的卫星。
然而，尽管我们有如此大的毁灭能力，美国的军事优势却是非常不保险的。以前的士兵肚子饱了便可以行动（食品是他们的主要能源），今天的军事行动则靠石油。然而石油资源却日益减少。1978年国防部的全部能耗超过了40亿美元，为1973年的2倍多。据五角大楼的鲁恩·戴维斯在国会里作的证词，能源费用上涨“已使国防部不能如愿作好准备”。尽管自1972年以来，国防部已努力消减了30%的能量消耗，但是，这种节约是通过裁减兵员和减少演习次数而取得的。戴维斯说：“通过这种裁减达到节能目的，就将严重影响我们把部队的准备状态维持在可接受水平上的能力。”1973年的石油禁运和1979年的伊朗革命“又提醒人们要更加注意，那些直接控制或间接影响对美国和盟国石油输出的人有可能施加政治、经济或军事的压力”。面对现实，五角大楼认为：“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美国对汽油燃料的需求将严重匮乏。”
即使我们军事行动所需能源来自国外，然而我们的战争机器已是如此的专门化，要找到替代能源也是难的。国防部日用汽油的90%是“机动燃料”，供飞机、导弹系统和舰船之用。戴维斯指出：“五角大楼私下认为他们可得到汽油之类的产品补充，所以继续设计和建造武器系统。”她补充说：“在二十一世纪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军方将不得不依靠液体碳氢燃料。”
为了应付能源供应减少，军方必须加紧开发新能源。过去曾派兵进驻中东石油产地。实际上，五角大楼最近也透露了一个类似的建议以试探公众的反应。但是，任何这样的入侵都有可能导致核战争。因此，军方只得在国内多打主意。总体已经保证，军队的燃料需求将继续得到100%的满足。很清楚，这将导致进一步从其它社会经济需求上搜刮能源。五角大楼已成为推动政府、工业界合作搞合成燃料的主要促进者。假使合成燃料搞得起来，军方希望能消费国产合成燃料的50%。为了保持其能量流通，五角大楼甚至提议成立“国防机动燃料行动计划”的组织，这将使军方在美国能源政策上行使前所未有的控制权。在石油越来越难得的情况下，五角大楼任何维持高能流的举动，都无疑会给社会其它部门造成更大的破坏。
由于我们的武器系统越来越复杂，我们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搞扩张，我们需耗费更多的能量来维持越来越庞大的军事官僚机构。据前国防部分析家纪尔·雷文纳尔的意见，“我们的整个防务预算中，只有10%不到用于保卫国家及其根本利益。”其它的则被用来维持我们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力量。在当前的军事预算中，350亿美元花在新武器的制造上；其它的1,000亿美元则实际用在人员和保养费用上。
军费增长已高到可悲的程度，就在军方挣扎着维持其本身及能量输入时，军方也不断从社会能流渠道上夺走能量，这加剧了其它如饥饿、贫困等来源于能量的问题。目前，世界上所有国家每年在武器方面共花4,000亿美元，几乎是每一分钟100万美元。战争和战争准备大约消耗世界商品、劳务总产值的10%。这等于世界一半人口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每年，有8亿人靠200美元以下的收入勉强度日，还有2,000万人死于饥饿，高能量的军事消费已成为亵渎行为。如果每年能从世界军费预算中抽出2%，就能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每个家庭提供一个炉子。在美国，一艘航空母舰的造价（16亿美元）就几乎是职业健康和安全计划预算的2倍。一架A-7E柯塞尔攻击机的单位造价就等于1977年度环境保护局安全饮水计划预算的2倍。
最后，战争和战争准备是人类活动之最典型化的熵的形式。说到底，对导弹只有两个办法：或将其毁灭，或贮存起来，待过时了再销毁。不论怎样，由于可造武器的地球资源有限，我们正在把后代的犁铧做成现在的剑或弹头。
5.6教育
我们中大多数人都有过复习迎考的痛苦经历。“魔笔综合症”是学习里常有的现象。每到考试的前夜，学生们便拿出一支黄色的“魔笔”*，开始在教科书上划出大段大段的课文。他们希望能背诵和记住大量的材料，然后在第二天早晨把这些材料还给考卷。在考前24小时里，他们很有可能记不住，或只记得一点儿材料。在以后连续几天里，他们都会感到失望。学生们因考试而“亢奋”，此后他们又“崩溃”了。这是美国教育系统的一个典型形式。
学生们迎考和衣阿华农民培育稻谷不无相似之处。两者都要消费大量能量，都稍稍导致了产品的熵减小（对学生来说，记住的知识量）和环境中熵的增大。就谷物而言，整个环境里的熵的增大叫做环境污染，心理学家把聚集在学生环境中而被浪费能量叫社会污染。它表现为从神经病的发展到神经崩溃等多种形式。
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都要花费能源，即使是求知过程也不例外。如其它方面一样，熵定律总是致力于收集信息。当然，无论何时我们学到什么东西，我们总是相信自己在为我们居住的地球的价值和秩序作出贡献。长时期以来，教育者们相信，至少求知过程是一种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活动，它或者树立更严格的秩序或者发展负熵。现在却不同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引进控制论和现代信息论以来，科学家们认识到，收集信息和储存知识都要花费能
* 魔笔，一种用作标记或绘画的工具的商品名。——译者
量，因此，就得为熵付出代价。
早在70年前，亨利·亚当斯*就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人的思想在收集和贮存信息时甚至也要服从熵过程。他的《致美国历史教师的一封信》这篇文章是写给美国历史协会的。在文章中，他大胆提出，发展几世纪之久的人类思想已同其它活动一道向同一方面发展，即，向一个越来越复杂、高度浪费的状态发展。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学术界相当大的轰动，这是因为亚当斯犯了极端的异教邪说罪。他象一个夜间行窃的贼，潜进了文明最深处的神庙，然后轻狂地将第二定律掷过最最神圣的、为崇拜人类思想精神而建立的祭坛。自从他将自己思想诉诸笔端后，已经过去了70年。亚当斯的文章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学者们从故纸堆里翻出来，成为一个激起热烈辩论和讨论的题目。
如果亚当斯犯了异教罪，那么，相信潘朵拉宝匣传说的古希腊人，和相信伊甸园内亚当、夏娃传说的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也都犯了异教罪。这两个传说都认为，知识的取代破坏了世界的原始美。当潘朵拉打开宝匣盖子时，也打开了生活的秘密；夏娃吃了智慧树上的苹果，则标志着一个漫长、痛苦历程的开端。积累、利用更多的知识使世界陷于更加混乱、
瓦解的状态。
亚当斯观察了人类思想过程：本能——知觉——理智——抽象教学思维。他总结道，每个连续的思想创立过程都表现出更大的有序性、更高的能量流通，并且因此在过程中耗费掉更多的能量。比如，在把原始人对环境作出的本能反应同现代人对环境作出的抽象理性反应作比较时，亚当斯指出，在前者情况下，思想过程中的步骤少得多，能量消耗也就少得多。
在生活里，我们感到亚当斯的观察是准确的。比如，我们常听说人体器官对情境的反应比理性化决策更为可靠。或者说，有时，在特定情况下，相信智力不如相信本能。如果问这是为什么，一般解释是人的直觉或本能与现实发展更加协调。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同第二定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上所述，思想过程中步骤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抽象、集中，能量的耗费和混乱程度就越加严重。人类思想发展史是人类思想越来越偏离生活中现实世界的历史。
事实说明，随着我们的能源环境越来越严酷，越来越苛刻，我们的思想活动也日益复杂、抽象。在采集-狩猎型的环境里，只要有一点原始的生存本能就差不多足够了。相反，农业环境则需要多得多的抽象管理意识。工业环境需要的抽象意识更加多。
思想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人类生存。人们又靠了发现和加工可用能源的能力而生存。由于能源环境已难以利用，我们就不得不依靠大量的思想工具来安排（和促进）我们的发现和改造活动。
人类思想活动从本能反应到抽象数学推理的发展，给周围世界造成了更大的混乱，这也是事实。采集-狩猎者对世界的损害，比起掌握了抽象巨大力量的现代人的损害来要小得多。
人类历史上的“殖民”时期的特点，便是疯狂地逐一耗费掉各个能源环境，为地球制造越来越严重的混乱状态。为了在系统里变换增多了的可用能源，人类思想仍在不断探寻、采
* 亨利·亚当斯（1835—1918），美国历史学家。——译者
集、选择、储藏和利用能源的新途径。
今天，我们耳濡目染的都是信息。广告、大众传播媒介、我们的教育系统每天都向我们发出成千上万的信息。毫不夸张地说，从早到晚信息无时无刻不在侵扰着我们。去年，为了“教育”消费者，广告行业就花了470亿美元。美国人平均每天要花5小时接受来自电视机的单向信息流动。丹尼尔·贝尔等经济学家指出，我们的经济正从工业模式向后工业模式过渡，在后工业管理中，传播和信息系统将统治全国的经济活动。
这种信息剧增演变成了能量的大量耗费，同时，混乱现象也越益严重，集中化和专门化的程度也提高了。还有其它伴随着熵过程速度加快而出现的特征。公营、私营信息和传播组织已经变成了一个个巨大的官僚封地，并据此向每个美国人的生活施加巨大的影响。信息的收集、交换和扩散正以空前的速度激增。所谓信息革命引起的能量增加已在社会能流渠道里制造了大量混乱现象，还要转移更多的能量以支付信息传播组织和机械的与日俱增的费用。
当前的计算机和微型集成电路片的“革命”便是一例。鼓吹者们乐于指出，过去30年里，个人用计算机的价格在猛跌，计算机的体积也缩小了许多，使用计算机需要的能量和材料数量也从根本上减少了。同时，尽管计算机在日益缩小、跌价，减少能源耗费量，但它们的信息储存量和检索速度却得到了巨大提高。
这样，就容易看出，为什么计算机鼓吹者们要说计算机至少是一个用得少、做得多的实例。他们说，这应是不言而喻的。把24卷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微缩在几便士一块的小片上的日子到底已不远了。据估计，将来人类所知的全部知识皆是信手可得的，人们再也不需要离家求学了。这样，计算机要比传统收集信息的方式花费更少的能量；而且，它使人们更快地取得信息。由于电子计算机售机甚微，任何人都能占有一台。从表面上看，这种论点很有说服力。然而，尽管上述观点给人印象颇深，从各方面看，计算机革命还是引起了世界整个熵的剧烈增大。电子计算机化对熵的整个影响大大抵消了个人用电子计算机带来的能源节约。
首先，我们要懂得，虽然目前的普通个人用电子计算机耗费的资源比那些30年前的型号要耗费得少，但电子计算机的数量却因此急剧增加了。这必然会消耗掉大量世界资源。第一代电子计算机诞生几年后的1950年里，总共才造了60台。但是，由于发明了半导体和微型集成电路块，电子计算机时代便轰轰烈烈地开始了。1959年连续生产了6,000台，1966年生产了15,000多台，1970年生产了80,000多台。这些电子计算机进入了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国际通用机器公司宣称，现在收到的客户对1980年度产品的订货量，比该公司1950年至1977年生产的总数还要多。所有这些计算机都要使用非再生资源。
其次，我们应记得，电子计算机是用来收集、贮存和传播信息的。电子计算机要处理事实，但是，从熵流动上看，这些事实只有被社会技术变换器用来收集、交流和消耗能源时才有价值。电子计算机好比体内器官。大脑使用眼睛、耳朵和鼻子来看、听、闻。它们是信息的采集者。然而，如果动物要生存下去，它还必需使用脚、爪、牙齿、颚等体内器官，把所得到的感知材料用于收集和消费环境中的可用能源。动物的感觉器官越复杂，就越能为发行和转化能源收集到必要的信息。
同样，电子计算机社会产生信息越快，社会变换器就会更加将这些感觉资料用于采集和转化可用能源。能源流通增加又会加剧混乱现象，使现存能源基地更快涸竭。而且，还会导致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更加集中化、集权化。这样，电子计算机的真正目的便是通过更快地提供感觉材料，加速系统里的可用能源转化。
我们也应注意到，由于电子计算机已迅速承担起社会各有形职能，社会的生存必须依靠其运转。表面上，电子计算机使各种进程“效率提高”，事实上，电子计算机使社会日益复杂，崩溃可能性也是确实存在的。比如，由此而生的计算机一处失灵，某家大电厂的一长串按键也会跟着遭殃，让设备关闭上几天。如谁在大机场的服务台前赶上电子计算机“不高兴”，他便会很快地为电子计算机失灵而感到沮丧，甚至孤立无助。当整个系统的有效运转有赖于一台电子计算机时，如这台电子计算机失灵，整个系统也会跟着失灵。人类成了技术的人质。
很奇怪，似乎是我们得到的信息越多，我们就越难做到消息灵通。作出决策成为难事，而且我们的世界也使我们更加糊涂。心理学家称这种状况为“信息超载”。这个巧妙的临床术语背后是“熵定律”。发出的信息越多，我们可吸收、保留和利用的信息就越少。剩下的能量以耗费掉的能量或垃圾形式聚集起来。这种耗费掉的能量越集越多，确实是一种社会污染，各种精神错乱症状也增加了，正如有形垃圾损害了人体健康那样。
美国的精神病剧增和信息革命是并行不悖的。这并不是说精神病增加是因为有了信息超载。其它因素包括：遗传，空间拥挤，人口流离失所，移居现象增多，环境污染，紧张等。不到20年间，美国的精神病学问被移出了学术殿堂而成为了一个价值150亿美元的行业。今天，4,000多万美国人，或者说每5个人中便有一人正在为各种精神病接受治疗。某些卫生局认为精神病已发展成流行病，为此，当前开展了一场热烈的争取相应的治疗设备的运动。美国的精神病防治人员比警察还多。他们，不过是某个日益庞大的综合企业的一部分。这个综合企业包括：
“大约1,100家独立的精神病门诊所，300家提供精神病门诊服务的普通医院，500家受到联邦政府资助的社团精神病中心，几万家疗养所、供膳护理单位、重返社会训练所、行为诊所，还有专治虐待孩子、酗酒和预防自杀的诊所。”
不久前，纽约州立大心理学教授列奥波德·贝拉将精神健康状态同公共健康状态作了比较。他论证说，为了“保护社会免遭感情污染”，还要多作努力。可能有人会对贝拉博士的危言耸听持异议，但是，毫无疑问，“情感污染”这个术语准确地描绘了我们日渐进入信息社会时所发生的情况。
我们任何人每天都在工作中、学校里、家里和社会上感到了信息超载的影响。我们发现自己一般不想多了解某个事件或这个世界。这是因为我们已失去了控制能力。我们的精神系统和大脑一次只接受和使用一定数量的信息。如面前信息太多，我们便滤去部分信息，或者干脆拒绝全部信息。如信息夹杂着各种各样噪音直向我们扑来，我们便要感到焦虑不安。而对这许多目不暇接的信息，你感到有多少次脑子要爆裂，或是要被吞噬掉？
当然，各人有各人的忍耐度。然而，超过了限度，日益增加的信息流通和积累起来的耗费便会引起崩溃和严重的精神病。
我们的社会发明了一整套处理混乱的办法。但社会却没有意识到，额外的信息输入虽然减轻一种症状，却带来其它更重要的症状。此刻印在我们脑海的是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吸毒患者的形象。为了得到心灵上的宁静和有规律的生活，他绝望地从一个精神疗法跳到另一个精神疗法。待他试完这些大杂烩式的技术时，他的钱包已露底，而且他还超负荷负载了许多零星信息，这些信息相互抵触，各有“处世”的良策。他彻底地蔫了。
信息革命对教育系统的影响尤其恶劣。过去15年里，美国公共教育费用翻了4番。1978年，在全国公立学校就读的4,400万儿童花掉了810多亿美元。而同期内学生的实际知识水平却在持续下降。如1979年，美国15%的17岁青年是半文盲。许多教师和家长都在质问，为何在学校各种教育辅助手段越来越先进，并拥有一支经过各种专门训练的职业教师队伍的情况下，学生学到的却越来越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有关教育的特别电视节目曾采访了一名妇女。她总结了这种明显矛盾的现象。她说，她是在南方某个只有一个小房间的校舍里接受教育的，里面只有“几张搭起来的桌子，一本破书，几根蜡笔，还有几块拼起来的黑板”。她就是不能明白，为什么她能读能写，而她就读于拥有“最新设备”的学校的孩子和小朋友却不能读不能写。这里，我们又要将原因部分地归结于熵过程的加快和由此产生的混乱积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公立学校系统的发展也走了美国社会许多组织的老路。小学校被合并进了大型中心化综合学校。学生们离开了街坊；中心化学校也加剧了官僚化和专业化。这引起学生们感情疏远，不遵守记录，等等。中心化综合学校也能为促进学习而利用各种时新的信息技术和专门课程。所有这些加起来，便会极大地增加能量流通，并且导致接受能力降低，破坏、暴力行为增多等问题。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中，一位教师说：
“学生答错题，注意力分散的现象正在激增……我们将知识灌输进课堂，灌输到孩子们的脑袋里。突然有人发现：“天哪！这孩子不识字。”
一位家长评论道，在教育“技术化”如此压抑孩子的情况下，如果他们能学到点什么，那真是奇迹。这位家长说他曾访问过学校的“阅读中心”，贴在四周墙壁上的很多“正确的”阅读指导让他不舒服。他说，在这种超载情况下，“我不知道孩子们会如何对阅读发生兴趣。换了我，它会使我大倒胃口的”。
美国各大中心学校的教室里和走廊上充满了浪费掉的能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系统造成的。毫不奇怪，孩子们的注意力会难以保持集中，而且，他们还会流露出一定程度的焦虑，这常常会引起彻头彻尾的暴力行为。学校破坏行为现在每年造成6亿多美元的损失。当然，学校外部很多与信息超载相关的因素也应替部分罪过负责。也许电视是罪魁祸首吧。一天5、6个小时不停的单向信息流动必然会消弱孩子集中能力和吸收信息的能力。一位教育家说：
我认为我们已培养了这样一代人，他们以为传播便是接受信息，听别人说，而不是发出信息。而且，也因为这种传播富有刺激性，所以，他们在教室里看着教师，我认为，也会作些不愉快的比较……这不如瞬息万变的画面那么让人激动。读书是辛苦的劳动，跟荧屏上的形象不是一致的。
就在我们渐渐招架不住信息超载的时候，传播媒介、教育行业和信息科学却发明了加速信息流动，压缩信息的新方法；它们甚至要把更多的信息强加于我们，让我们为经济或社会的边际效益保留足够的信息。如果你停下来考虑一下，就会发现这种现象实在不近情理。他们从未想到，混乱加剧的根源就出在这些引导大量能流、增加过程中环境熵的变换器上。这使人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人告诫监狱看守说，多惩罚犯人只会使他们多干反社会的勾当，增加暴力。看守经过认真思考后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要“惩罚增加的暴力”。
5.7医疗
就象现代社会里几乎每种其它活动那样，现代医学也从牛顿世界观内得到了启示。医学上的力学方法统治医疗行业已达200年之久。英国卫生专家托马斯·麦金翁总结了那种盛行的观点：
十七世纪树立的生物学、医学的方法是建立在物理学模式基础上的机械学方法。自然用力学术语来表达，这又使得生物学界认为，任何有机体象机器一样，只要熟悉其结构和机能，就能拆卸和组装。在医学上，这种观点进一步使人相信，如果理解了疾病过程和人体反应，便可主要利用物理（外科）、化学或电疗等手段进行治疗。
今天，卫生保健是美国第三大行业，占国民生产总值将近9%。投入医学领域的1,500亿美元的很大部分是用来添置更复杂、更精密的技术设备。现代化医院和诊所里的诊疗器械多得过剩。医护费用增加的一大原因是我们引进了所有这些医疗装备。患者为这些器械支付的费用正在猛涨。1950年至1976年间，个人的保健费用从76美元涨到了552美元。费用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着支付不断增加的医疗机构的维持费用。今天，那些生意清淡的家庭私人医生同大型综合医院相比，顿时黯然失色，那些中心化机构拥有几百名医务专家和设备器械。
中心化、专业化和仪器精密化都表示能量耗费增多。医疗领域里能源耗费越多，相关的混乱程度也随之提高。尽管医生们对此讳莫如深，但可悲的事实依然存在：医疗行业比其它社会活动更难摆脱熵定律的影响。
你很有可能从未听说过iatrogenic*这个词，但是医生们都知道。如你在某个医生面前提及这十个字母的小词，医生便顿时会作出警觉的反应，同时，他还会有那么一点惶恐。iatrogenic疾病是指那些实际上由医生、医院、药物或治疗器械引起的疾病。
事实上，一个疗程后的病症暂时缓和常常会给病人带来更长远的病患。部分原因是：“75%至80%的求医者的症状或能自行痊愈，或者是不可救药。”然而，医生们仍在动手术，开药方，这只会为病人制造比求医更多的麻烦。比如，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接受爱克斯光透视所得的好处（熵的减值）同辐射（熵的增值）的长远危害比起来，常常是微不足道的。
在涉及药物的使用时，我们开始了解到熵过程是如何发展的。每隔24小时至36小时，50%至80%的美国人便要服下一剂医生处方的药，尽管他们能暂时地缓解一下眼前的难受或疾病，但从长远看，药物对人体的坏作用肯定不会小。抗生素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这些所谓灵丹妙药可治疗所有感染的疾病。但其结果却是灾难性的。抗生素杀死了所有细菌，同时也
* iatrogenic,由医生或医疗手段导致的疾病。——译者
摧毁了许多维持人体具有至关紧要作用的体内有机物。阴道炎、肠道消化感染、维生素缺乏及其它许多失调现象，都是因为持续使用抗生素之故。大量使用这些药物还导致了新的细菌抗药能力急剧增强。这些毒菌在经受了直接用药和人体正常痊愈活动之后而幸存下来。1976年，在西德的林堡召开了一次有关的国际讨论会，许多与会者一致认为，人类目前的境遇还不如过去没有这些所谓神药的时候。
抗生素还不过是问题的一端。据1962年参议员小组委员会公布的一份详尽研究报告，美国过去24年多合法销售的4,000种药品中，几乎有一半的药品价值有待科学证明。更叫人惊讶的是，各大药厂生产的这些无效药品实质上很危险，而且已损害了人体健康。药物学研究员弥尔顿·西尔弗曼和前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助理菲利普·李在他们的《药物、利润和政治》一书中报告说，死于药物引起的有害“继发失调症”的患者要比死于乳癌的
人更多。作者们认为，这个问题已是十分尖锐，目前，药物副作用已“构成人们住院的十
大原因之一，而且，应对每年5,000万个住院者负责”。
对于现代医疗业务造成的长远医疗能力减退，其严重程度现尚无法安全得知。然而，我们确实知道，即使病人在医院里接受治疗，他们中每5个人便有一人要患上由医生或医疗事故引起的疾病。这些病人中每30人就有一人最终死于与医疗有关的疾病。
悲剧在于，很多病人从一开始起就安全不必住院。一项国会报告批露，1974年，医生们作了2,400万个不必要的手术，导致了11,900个不必要死亡的病例，使公众蒙受了40亿美元的不必要损失。
现暂且承认熵过程在起作用。但是，怀疑者也可能会争论道，即使真有惩罚（熵的增大），现代医学还是能至少“暂时地”增强人们的健康和体质。有关寿命延长的数据，常被用来证明现代医学的丰功伟绩。因为同其它种类活动一样，社会要继续维护医学上的机械论方法。所以顽固地坚持吹嘘现代医学的功绩。
现实是，现代医学在消除那些主要的致命病因上，根本未起任何作用。因此，它不能因寿命延长而邀功请赏。前几年的某些研究已表明，过去150年里，有助于寿命延长的重要因素是卫生设备和卫生状态得到改进，营养条件得到改善。波士顿大学和麻省总医院的约翰和松加·麦金莱作了其中一项研究。正如麦基翁从前在欧洲研究时一样，他们发现，美国自1900年以来死亡率不断降低的主要原因在于11种主要传染病已被消灭了：伤寒，天花，猩红热，麻疹，百日咳，白喉，流感，肺结核，肺炎，消化道疾病，小儿麻痹症等。除流感、百日咳、小儿麻痹症外，其它传染疾病几乎都在医疗手段干预前彻底降低了发病率。该报告总结称，在一般情况下，
医学措施（包括化学疗法和预防疗法）似乎是1900年以来美国死亡率明显下降后几十年里出现的，而且其中多半无任何明显功效。
美国人平均寿命延长一直持续到1950年。1950年后，便趋于稳定。今天，至少男人的估计寿命缩短了。很有意思，这种寿命倒退恰好发生在医学向高技术医疗护理起飞的时候。五十年代也标志着美国进入石油化学工业时代的开端。在这点上，连政府都承认1950年以来的疾病增多，同我们石化工业经济造成的污染或高熵垃圾有着直接联系：
我们创造的环境可能是美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死于癌症、心脏和肺病的人们占1900年死亡总数的12%，1940年的38%；到1976年，这些疾病导致了59%的死亡率……不断有证据表明这些疾病的发生大多同环境的性质有关。
这是联邦政府的一个最高级工作小组所作出的结论。这个小组的代表成员来自环境保护局、国家肺癌学会、国家职业安全和卫生学会以及国家环境健康科学学会。
根据医学专家们的意见，人类所有层次的生活受到各种大规模的污染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用熵的术语来表示，就是，在这高度工业化的环境里，我们为享受高水平的生活（大量能量流通）而付出了扩散疾病和死亡的代价。让我们回忆一下，污染不过是社会能量流动中那部分积累起来的耗费掉了的能量。能量流动越大，污染越大，最终便引起更多人死亡。
污染对人体的致命影响实在可怕。纽约城里，大多数出租汽车司机的血液里一氧化氮含量很高，他们不能输血给心脏病患者。
最近，科学家们告知参议员小组委员会说，再也找不到未受污染的婴儿牛奶啦：“人奶中含有的农药、化学残余物和其它致癌物质正在日益增加，婴儿配膳中也有含毒的铅沉淀。”
前些年的几项政府报告总结说，美国60%—90%的各种癌症是由人为环境因素造成的，如食物防腐剂、添加剂和有毒化学物质等。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约瑟夫·卡利法诺于1978年夏末的一次宣布使我国劳动大军大为震惊。他宣布的一项全面研究的结果称，在所有的癌症中有20%到40%是同劳动有关，这是因为他们接触了各类金属、化学品以及种种维持工业生产所必需的过程。由于人们接触化学致癌物到癌的生成有20—30年的时间滞差，所以，据估计，今天每3个活着的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在他（她）一生中将得癌症。实际上，由于工业、商业大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增加化学合成物、农药和其它化学物质的使用量，所以许多医学专家估计，八十年代中期将会发生无法控制的癌症流行病。
癌症绝非工业社会污染导致的唯一致命疾患。联合钢铁工人工会报告说，各种“职业病每年使50多万工人失去工作能力”。环境保护局委托作的一项研究总结道，美国工人每年仅空气污染造成的工资损失就高达260亿美元。美国肺病学会作出的另一项研究估计，每年由空气污染造成的医疗开支就达100亿美元。
最近将来的卫生前景不容乐观。人类天生就不适应高度工业化的石油化学环境。自从几百年前人类首次出现在地球上以来，人体结构尚未有任何变化。在生物学上，我们注定要过狩猎-采集型的生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每一连续阶段仅仅加剧了人体的生理重负并且进一步减少了我们作为人类的生存机会。
疾病大多数是由环境引起的。它们是在特定环境中熵的增值情况下由垃圾积累（浪费掉的能量）带来的，这不难理解。我们的生存要靠从环境中摄取可用能源。当我们周围的环境被垃圾堵塞时，可用能量流动就会停止并且把我们推近平衡状态。
每一能源环境都有独特的消耗能量的形式。根据能流渠道分布情况，社会各方面不同程度地消费掉了能源（或垃圾）内在化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多数严重的疾病确实发生在各种能源环境里，某些疾病的发病率之所以比其它疾病高，有三个相关因素：文明能源基础的特定类型，社会能流渠道的分布情况和熵过程本身的发展阶段。
那种认为遗传比环境更易滋长某种疾病的观点未免颠倒黑白。雷内·杜博斯的《适应中的人》是该课题的一部创新之作。他在书中指出，有些基因型对某些环境疾病的抵抗较强，因此，较有可能受到传染。然而，决定某种瘟疫可能性的，依然是能源基础和熵状态的根本性质以及能流渠道的分布情况。例如，传染病在狩猎-采集型的环境里鲜为人知。那里的社会十分小，流动性极强，而且过着野外生活。
在农业环境里，定居人口、家畜、小啮齿动物等等之间有着密切的生活联系，微生物媒介便成了疾病的主要根源。由于农田扩大、滥伐树林、土壤侵蚀，使能量环境更加陷于涸竭，自然栖息地也日益受到侵扰，某些微生物媒介便乘虚而入。已发生的各种传染病是能流渠道引起种种不平衡的结果。
在工业发达环境里，疾病的主要原因来自非再生能源和其他产生出的耗费掉的能源。如前所述，越来越多的人患有癌症、心脏病和其它慢性病。退化疾病发病率提高同非再生能源基地有着直接联系。这些疾病的蔓延又同环境中的熵值增加有直接联系。最后，这些疾病的发病率也根据各人口群体在能流渠道上的分布不同而不同，也即他们的工种，他们补偿到的能量（收入），他们的居住地和他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高能流通的非再生能源制造出了无用垃圾，这些垃圾不断地沿着社会能流渠道积累起来以后，便会引起大量各种身体失调的现象，全体居民将不得不返回低能量流通的可再生能源基础，否则，他们就要面临疾病和死亡蔓延的危险。
熵：一种新的世界观
6.1迎接新的经济理论
机械论世界观以持久的物质增长为出发点，而熵的世界观则以保存有限资源为思想基础，实现前者到后者的过渡并非易事，但是，切勿对因循守旧的后果产生错误认识。1979年，美国各地加油站前枪声不绝，几个人为了1、2加仑的汽油而赔上了性命。未来时世还要艰难。我们正在耗尽非再生能源，如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并不肯作出大幅度的必要调整，美国街道上就会出现更多的流血事件。日益恶化的能源危机也有可能驱使美国武装干涉中东，引起一场全面核对抗和星球毁灭。1979年，美国陆军宣布：“为了应付波斯湾危机，正计划建立一支11万人的新型‘快速打击’部队。”
这些话不是随便说说的。在美国历史上，我们生活还从来未遇过如此严重的威胁。如果非再生能源的流动慢到使美国经济机器嘎然而止的地步，人们便会吵吵嚷嚷地呼吁立即采取行动。其时，就不会再有什么自由派、保守派与鹰派、鸽派可言了。只有几百万绝望的人们在拼死争取救济。这一天并不遥远，每时每刻都可能到来。
要避免恐慌和流血绝非易事——这可能是有史以来任何文明社会遇到过的最棘手的问题。从狩猎-采集型生活方式到农业生活方式的过渡需要几千年。农业生活方式发展到工业生活方式需要几百年。这两者都有足够的时间使世界观发生适应新经济形势的必要转变。今天，我们正被迫从以非再生能源为基础的时代。而且，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一代完成这项任务。为了这个过渡，人们必须在一夜间转变他们的世界观。我们无暇敷衍塞责、讨价还价，或是暂时推诿责任。成功需要决心——狂热的战斗精神。
太阳能鼓吹者们宣扬，如果以太阳能取代非再生能源基础，我们便将受益匪浅。这种观点给人的印象是，我们用不着为完成这全部过渡而变革我们的生活方式。事实并非如此。不同的能源环境有不同的技术和组织。太阳能时代的变换器装置将完全不同于我们矿物燃料时代的变换器装置。
我们必须懂得，工业时代的变换器是根据我们赖以生存的非再生能源基础的要求而建立起来的，而工业时代不过是这些变换器的代名词而已。虽然有社会主义能流渠道与资本主义能流渠道之分，但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经济都依赖于非再生能源基础；多亏有了它的恩泽，工业化国家才得以生存。所以，非再生能源时代的结束，注定工业时代也要结束。当非再生能源贮存器告罄，以其为基础的全部经济上层结构便将开始分崩瓦解。上层结构的各处正在出现裂痕，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所剩的非再生能源仍然难以胜任修补工作。地球上每个人最终都得正视这个严峻的事实。
从长远看，就象我们的时代不同于中世纪一样，未来的太阳能时代也将不同于我们的工业时代。从眼前看，如果我们要成功地从这个时代过渡到下个时代，有几个基本过渡步骤是至关紧要的。
6.2第三世界的发展
人们普遍认为，工业经济越发达，世界其它地方受惠就越多。这种观点的理论依据是，我们越快地将自然资源转化成经济产品，世人便可多地分享到我们创造的永久价值和财富。既然把这当做国际经济发展的中心原则，那么，把技术进步视做创造更多“永久”财富的基础便不足为奇了。然而，热力学定律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参照物。其实，工业化国家越快地把自然资源转成经济产品，其它国家和后代从自然宝库中得到的就越少。技术进步至多能加速资源的转化，使自然贮存涸竭，而且，在这过程中，制造出了更多的垃圾和更大的混乱。
我们既要深刻认识到这种现实，还要看到，尚未开发的现有非再生能源的大部分还在第三世界贫穷国家的手中。如果他们的国家想和工业化国家达成更公平的财富再分配交易，那么，这些资源就是他们唯一的王牌。中东产油国已在有效地使用这种力量。他们的卡特尔组织控制了谈判和石油出口，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在处理别的非再生资源时，也仿效他们的做法。为了管理矾土、铜、铁、铬和铅等资源，各种卡特尔组织已经出现。《幸福》杂志指出：“如果原料出口国的努力成功，那么，发达国家能持续提高生活水平的日子就不多了。”对于我们那些几十年来就靠第三世界的巨量能源、资源供应过活的人来说，卡特尔组织对我们的经济体系施加压力的行径确实令人发指。1979年夏天流行一首电吉他伴奏的仿西部乡村歌曲。歌词表达了许多美国人对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油价感到的失望情绪：“不给原油，就不给粮食。”也就是说，如果第三世界国家不卖给我们石油，我们就不为世界粮荒出口粮食。我们的这种侵略主义态度不仅在道德、政治上立不住脚，而且还危及了我们的实际生存。出路得由我们选择。我们要么接受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新条件，大幅度消减能量流通和物质消费，要么搞武装干涉，夺取我们所需的资源。对于后一个选择，苏联和其它世界强国是不会袖手旁观的。难道我们真会因舍不得他国的廉价能源而甘愿发动侵略，并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迅速地用核武器毁掉我们的星球？
我们中的多数人根本不了解第三世界的现实情况。当我们大谈南半球的贫穷、饥饿、人口过剩等不幸情景时，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半个多地球上的悲惨生活。有整整8亿人口正在勉强度日，他们靠200美元以下的年收入过着世界银行称之为“极端贫困”的生活。第三世界每年有1,500万至2,000万的人口直接死于营养不良，其中，有四分之三是儿童。目前每分钟世界上就有28人死于饥饿。世界人口的80%——多数生活在乡村里——享受不到医疗保健。
对于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不人道现象，我们美国人摇首表示悲哀。然而，很明显，只要我们美国继续每年消费掉世界资源的三分之一，第三世界就不能过上稍稍象样的生活。能源卡特尔组织是作为对付我们富国的经济武器而建立起来的。那些对此感到愤愤不平的人最好问问自己，如果他们生活在第三世界里，他们又会怎么做。如果哪个第三世界领袖允许工业化国家继续掠夺他们的自然资源，那这个人必定是个大傻瓜。
对于第三世界人民来说，无论是有关限制时代的讨论，还是对物质需求的控制以及增长经济政策的制订，诸如此类都不过是工业化国家为保持穷国在国际上的附庸地位而作出的姿态。在刚刚开始自己工业生产的第三世界国家眼里，富国关注生态环境不过是美国之流的国家想用阻挡穷国经济发展的办法来保住他们的财产。在世界教会理事会召开的1979年度“信仰、科学和前途”大会上，C.T.库里恩提交了一份报告。当他谈到第三世界对“限制增长”理论的看法时，他说出很多人的心里话：
世界人口中少数富裕者煽起了一场关于世界有限资源的歇斯底里，他们呼吁为后代树立起自然资源保护论者的道德观；还是这些人，他们一起阻挡那些与富裕无缘的人过上哪怕是勉强过得过去的生活。人民无须具备神学家的眼光就可识穿他们的真正目的。
库里恩的话很深刻。就在我们对世界资源贪得无厌、随意挥霍的时候，世界其它地方的人们却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所以，我们无权开导其他民族如何发展它们的经济。如果我们真要致力于防止我们的星球变成一个巨大的工业排污道，我们就必须自愿地从现在开始大幅度地限制我们的财富。我们必须表示，我们愿为人类作出重大牺牲。
然而，我们也要指出，任何第三世界国家都不应奢望达到近几十年来美国的物质丰富水平。即使我们完全地重新分配了世界资源，西方化发展在客观上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第三世界国家到头来只会因热衷西方化发展而受骗上当。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指出：
为了使占世界人口6%的美国居民维持他们使人羡慕的消费水平，就需要耗费大约三分之一的世界矿物资源年产量。假定世界80%的人口一无所有，目前的能流量便至多可使18%的世界人口享受到美国的消费水平。但是，如果没有80%的穷人的劳动，18%的“富人”也难以再富下去。为了使80%的穷人们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我们必须动用相当部分的世界资源。因此，18%的数字也是过高的估计。
所以，世界其它地区不可能象美国那样发展。如我们所看到的，极度的资源贫乏事实上使美国都保不住现有的能量流动水平了。当然，所有这些并不是在否定第三世界发展经济的极端必要性。问题是，穷国的发展究竟应走哪条路？
很不幸，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利用新发现的财富走上美国等所谓发达国家的经济工业化老路。由于熵过程加快接近分界线，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失误只会把自己国家和整个星球引向灾难。首先，当世界濒临非再生能源涸竭的时候，如果还以非再生能源的高能流动为基础来发展经济基础结构，那是很愚蠢的。到2000年，巴西、尼日利亚等第三世界国家将建立起它们的大规模工业基础结构，那时，它们还会发现，它们已无足够的非再生能源来维持经济机器的运转了。
当第三世界进行西方化发展时，其结果往往是“即刻出现不发达”。也就是说，这些国家里的广大群众比西方化发展前更加贫穷。这里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工业主义偏重城市，忽略乡村；偏重高度集中、能源、资本集约型的生产，忽视人类劳动。在为工业化奋斗的同时，这些国家里的就业机会却因生产自动化而实际减少了。同时，大肆吹嘘的“绿色革命”推动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迫使农民离开土地。这是因为机械化农业需要在耕作过程中输入昂贵的能量。所以，小农户便被挤出市场。流离失所的农民只得涌入城市寻找工作。这种现象在整个第三世界里比比皆是。据估计，到2000年，第三世界里涌入城市化越猛烈，人们就越贫困。而且，由于仿效美国的世界农业越来越依赖非再生能源，世界粮食形势也日趋紧张。如果整个世界都采用了美国的农业方式，那么，80%以上的转化了的能量都要用在农业生产上，我们将在10年内耗尽所有的石油化学产品。
高能工业的发展也对传统生活方式造成了其它破坏。据说，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里，沙特阿拉伯的某个酋长在荒漠上发现石油喷涌而出。他派人填平了油洞，并不准任何人声张此事。为什么？因为他害怕前来装油的西方人会既带来技术，又带来叛逆。酋长的动机固然值得考虑，但他的担心却不无道理。高能技术出口到第三世界时，也带去了某种意识形态。然而，第三世界的领袖们还在天真地憧憬：他们既可以取得美国这样的国家的财富和技术，也可将那些毁灭传统文化的现代技术价值观念拒之门外。
很清楚，第三世界国家应当寻求不同于工业化西方的发展模式。高能、集中化的技术应让位于中等技术。那种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可用于乡村，因此毋需人们从农村社会集体迁徙到肮脏、拥挤的城市里。农业将是第三世界的社会基础。由于现行的发展模式，阿拉伯国家所需口粮的50%依靠进口。到2000年，它们要进口75%的口粮。对于这些国家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来说，合理的发展策略应是以重建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基础为中心，为社会提供维持自身的食物来源。
第三世界已有几个恰当的发展模式。毛泽东逝世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做法是保持社会的农村基地，注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中国不是一个富裕社会，但是，失业和无家可归的人为数极少。我们也应更加注意到甘地模式。在甘地领导的反对殖民主义运动中，手摇纺车成为斗争的象征。这种简单而实用的机械使生活在印度最贫穷、最偏僻的乡村里的人都能自谋温饱。甘地经济学偏重乡村，忽视城市；偏重农业，忽视工业；偏重小型机械，忽视高技术。只有全面地安排经济发展的轻重缓急，第三世界才能成功地发展。但是，我们得重申一次，美国等高能流国家必须乐于作出牺牲。
6.3国内财富再分配
如果我们应付所有非再生能源越来越高的价格，我们就要持续紧缩美国的经济。在美国历史上，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个政治和经济的根本问题——财富再分配。过去，这个问题总是排在我国议事日程的末端。只要经济还在继续扩展，我们就有足够的边际收益（或叫残羹冷菜）用来安抚、收买那些位于经济金字塔底层的人们。由于经济正在紧缩，要求重新分配剩余能源的呼声将来自四方：除穷人外，工人阶级和中层阶级也有可能加入要求重新分配财富和权力的浪潮。
今天，占美国人口五分之一的上层阶层消费掉了40%以上的国民收入。这个阶层也控制了组织机器——国家能源渠道。这个阶层同穷人的搏斗将更加激烈。这两个集团谁能争取到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谁就能决定胜负。
美国经济收缩已经开始。1979年9月6日，美国财政部部长告诫说，美国必须经历“一段紧缩时期”。他指出，穷人、老人和那些只有固定收入的人将特别感受到紧缩的负担。虽然这位部长说，我们能用转移资金的方法来减轻大规模地重新分配财富和权力。不搞再分配，美国的穷人和工人阶级就会象第三世界国家驳斥富国的限制主意那样，义正词严地抨击任何有关紧缩的舆论和作出经济牺牲的主张。
在自然界，由于生态系统某部分的增殖发展，它与其它各部分之间的原有活动关系便失去了协调，这时该部分便会掠夺其它形式的生命赖以生存的负熵（可用能源）。这样，它也威胁到整个系统的继续存在。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当某些人或组织夺得了过多的社会能源时，他们就通过积聚财富和权力而剥夺了其他社会成员赖以生存的可用能源。历史告诉我们，每当社会能源（财富）集中在一些人或组织手中时，社会其他成员的生存便因能源丧失而受到威胁。社会要么土崩瓦解，要么就向革命发展，或者两者同时发生。自然界恢复平衡要靠生物规律作自我调节；而社会要达到同样的目的，则必须依靠协商达成公平的经济原则。
为了使熵过程减慢到更适应其性质的速度，我们就要尽量减少能量流通，并且，在所有社会成员中，更加公平地重新分配已减少了的能量。如果我们不能同时完成这两项工作，社会秩序在向新能源基础的过渡中就难免遭到破坏。
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重新分配财富，那么，我们的有关降低能量流动，注意星球生物限制的讨论就只会帮助富人把穷人永远地固定在附庸的地位上。那些时髦的上层生态学家拥有自己的热水浴缸，价值400万美元的私邸，专门设计的服装和“奔驰”轿车。他们最好能认识到，在为新鲜空气呼吁时，他们必须采取某些有意义的行动，但这只能导致重新分配他们的不受保证的经济财富。如果他们不愿主动作这样的经济调整，那么，其他人便会代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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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空间 组别:新手上路性别:保密生日:1900-1-1来自:积分:80帖子:37注册: 2003-09-16 2004-07-08 14:46 | 只看楼主 树型| 收藏| 小 中 大 6 6.4太阳能时代的新型基础结构
我们大家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老话：“天下事，难两全。”但大多数人不信这个道理。我们的社会在为太阳能的优点欢欣鼓舞时，情形就是如此。毫无疑问，太阳能动力要比其它任何能量形式都优越。而且，经济现实情况也确保世界将不可避免地向太阳能时代发展。然而，只有为数极少的人分析过这种能源基础变化的深远意义。许多人似乎认为太阳能时代除比较清洁以外，和我们的时代大同小异，有了电动汽车，也就没有了烟雾。城市的运转将依靠太阳能收集器，住宅取暖和降温可用上廉价的太阳动力。生物垃圾工厂将把固体垃圾转化成酒精汽油*燃料。奇形怪状的风车将点缀田野，把我们带回到更加宁静的昔日；无污染的工业机器也在运转，无声无息地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消费商品。在太阳能时代，人们好象能够两全齐美了。
事实却远非如此。向太阳时代过渡的时期里，我们必须在美国社会的各级重新组织经
济活动。一旦扩散能源（太阳能）将取代集中贮存（矿物燃料），成为社会的能源基础。我们会清楚地发现，现行工业体系完全不适应太阳能时代的要求。
毫不夸张地说，高度集中的非再生能源造就了今日的经济。为了维护现存组织的上层建筑，我们不得不继续依靠系统内的高度集中的能量流通。然而，由于太阳能比不上非再生能源那样高度集中，所以它不能适应高度集中化的工业生活方式。
太阳能的利用有各种不同的技术方式：太阳能发电站、光电池、风力、生物量转化，还有从复杂的高技术系统到古老的反射装置的许多收集能量的方法。但是，方法虽多，都以开发散射能流为基础，而不是集中贮存能源。太阳能作为一种能流具有明显优点，它干净，充足，而且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直到几十亿年后太阳自行烧毁）。同时，它也有一些天生的短处，至少在维持我们现代社会生存方式时是如此。
由于太阳辐射是散射型的，要作功就必须把它聚集起来。热力学定律告诉我们，只有在两地出现温差时，太阳能才能作功。而且，由于在任何地理区域内的每一平方英里土地上，太阳能的照射量实际上是相等的，因此，就必须将太阳能流聚集起来。如果需要电力，我们就必须把蓄积状态的太阳能转化成另一种状态。从能流性质上看，这种规模的太阳能技术运用于小单位是最为经济的，它可为单家住宅提供足够的暖气和热水。多数太阳能鼓吹者认为，自目前技术条件下，乃至最近的将来，现有私人住宅在换用太阳能后只能满足其生活能量需求的60%。尽管可以建造效率更高太阳能住宅，但换用太阳能的过程将是缓慢的。美国已为2000年建造了75%的建筑物。
从工业和城市的高度上看，太阳能丝毫无助于当代社会所必需的复杂的技术机构。例如，有人估计，为了保持我们现在的工业上层建筑，美国土地总面积的10%到20%将被形形色色的太阳能收集器盖满。还有人估计，曼哈顿一日消耗的能量要比一部效率为百分之百的能聚集全城太阳能流的收集器产生的能量高出6倍多。为了利用各种太阳能技术为纽约城提供动力，就要开辟一块比该城大许多倍的区域放置太阳能收集器。尽管纽约在能量消费上是个例外，但其它主要城市地区还是会在太阳能时代受到类似的束缚。
我们为维持现代社会而建立的太阳能基础结构，其外表就叫人目瞪口呆了。它的建造和维持也将耗费大量的时间和劳动。例如，为300万住房装备太阳能收集器就需要一支20万劳动大军生产、安装8亿万平方英尺的太阳能收集器，此外还要花费200亿美元的资金。为
* 酒精汽油（gasohol），一种燃料，含10%酒精和9%汽油。——译者
某个大城市建造太阳能基地则需要几百万工人。舒马赫讽刺道：“人们用太阳能可使一家子感到暖洋洋的，但洛克菲勒中心则不行。其实，太阳能加风力发电连电梯都带不动。而且，如果没有电梯，洛克菲勒中心的大部分设施都用不成：谁能爬上30、50层高楼？”舒马赫论证说，大规模生产和城市生活不适应太阳能时代。作家、生态学家兼无政府主义者默里·布克钦同意他的观点。他争论说，太阳能加风力发电“不能为人口密集和高度集中化的工业提供大量的原材料和能量……太阳能装置……只能生产数量较少的动力”。生态学家威廉·奥法尔斯赞同道：“很清楚，如果完全依靠太阳能，我们就得朝着节省和分散化的目标对技术和经济作出重大的变更。”
如从热力学具体情况看，上述观点似乎是合乎常识的。但是，对某些人来说，这些都是异端邪说。比如，许多太阳能鼓吹者声称。节省、紧缩与以太阳能为动力的将来无缘。他们说，我们所需的能源在未来时代里都可得到。他们论点的谬误之处在于：他们从内心里迷信太阳能可自己作功，而且，由于太阳能无污染，可以再生，所以能源渠道上太阳能越多越好。
尽管事实截然相反，但为了辩论，我们还是姑且假定可以发现新的收集技术。这些超过现有能力（或工程设计能力）的收集技术可使我们极有效地聚集起太阳能辐射能流。如果这种高效率的回收过程可能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太阳能流承担起一个城市化的工业技术社会。但是，其结果如何？无非便是这样：由于太阳能被用来把越来越多的有限地球能源（物质）转化进生产过程中，并使能源从有用状态转化成无用状态，我们便将继续看到地球上的熵的指数增长。这样，不仅是社会所用能量的形式很重要，能量的数量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太阳能为工业利用而且以高度集聚形式流动，我们便将重新经历目前高能利用所引起的经济、社会混乱现象。这是因为，太阳能利用不能脱离它与之互相影响，并使之转化的固定的地球物质贮存。在生产和工业过程中，太阳能总要和其它地球资源结合后才能生产出某个产品。这种转化过程常常导致地球固定资源贮存进一步耗散。
现有很多人建议尽量转化剩余的非再生能量流动，建造公共机构与机械变换器的新基础，让变换器收集、贮存、加工和引导太阳能。虽然其中有很多建议不乏真知灼见，但有一点还是要澄清，就是这种基础结构只是暂时的，就好比旅途上一家小客店一样，它只能缓和过渡时期的压力。太阳基础结构来自非再生资源，又依靠非再生资源；从长远上看，我们负担不起一个可维持高度工业化经济的太阳能基础结构。非再生资源将是供不应求的。
环境保护专家霍华德·奥德姆在研究太阳能潜力时，提出了“净得能量”的概念。净得能量指某种技术生产出的能量与回收过程中投入的能量的差。奥德姆论证说：“太阳能可以食物、纤维和电力的形式产生一些净得的集聚一能量，但是，为了收集和聚集能量，就必须维持和操作各种结构，而这些结构则耗费了大部分所得的太阳能，因而单位面积上的产量还是很少的。”
奥德姆旗帜鲜明地赞成利用太阳能，而对煤、铀和石油的态度则极为冷淡。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他的另一番话：为了制造出上千万所需的太阳能装置，太阳能技术将耗费大量的非再生能源和原料资源。从根本上将，社会需要建造一个全新的能量基础结构。尽管太阳能技术不象炼油长和合成燃料工厂那样非经大量投资不可，但它对本来就贫乏的能源的需求量依然大得惊人。例如，为250万个家庭提供60%的太阳能功效，就要耗费美国铜产量的整整三分之一。如果美国电力的一半来自太阳电池——目前效率最高的光电转换装置——那么，每年建造这种装置所需的白金将超过世界白金年产量。为了建立大规模的太阳能基础结构，还需要其它大量非再生资源。其中包括镉、硅、锗、硒、镓、砷和硫等，还有巨量的玻璃、塑料、橡胶，大量的乙烯乙二醇、液体金属和氟里昂。有关人士指出：“如果我们固定使用硫化镉电池作光电转换……那么，1978年世界镉储量只够生产相当18万兆瓦装机容量的电力，仅为世界去年装机总量的10%。”
1978年12月的《大西洋经济杂志》载有尼古拉·乔治斯库-罗伊根的一篇文章。他指出了目前太阳能利用方法上存在的一个明显缺点：
事实上，目前任何直接利用太阳能的可行方法，都可以说是以矿物燃料为基础的现代技术的“寄生虫”。制造任何必要设备（包括收集器）都得使用其它能源，而不是太阳能。不言而喻，如同所有“寄生虫”一样，任何以现行发法为基础的太阳能技术必定要和“寄生”共存亡……由于太阳对地面辐射程度极其微弱，所以，为了收集就必须用材料搭起巨大的台架……由于我们无法控制太阳辐射这个宇宙恒量，我们就很可能克服不了上述困难。
我们的未来是太阳能的未来，对此无人怀疑。问题在于，我们是继续旧的思想习惯，
枉费心机地企图建立一个加速地球衰落的高技术耗费大量能源的太阳能基础。还是建立一个在其形成和使用过程的每一阶段都使能源、资源流动降到最低限度的能源基础。
毫不奇怪，这种高技术，耗费大量能源的模式受到了大实业公司的青睐。9家大光电池厂中有8家属大公司所有。这些公司中有5家是石油大公司。据“太阳能院外活动集团”成员理查德·芒森的意见，“爱克森”公司和“阿科”公司两家不久将控制该项生产的一半以上。其它太阳能技术也落入了大实业公司的手中。比如，25家主要太阳能公司中有12家受到了年销售量超过10亿美元的巨头公司的控制。其中有：通用电器公司，通用汽车公司，阿尔考公司和格鲁门公司。很清楚，这些公司旨在使太阳能尽量朝高技术和集中化的方向发展。
“大即美”的太阳能发展战略已离开设计室，付诸实施。例如，那些宇航工业公司正在四处游说，诱使政府资助建造比曼哈顿岛还大的太阳能卫星：“太阳卫星”。在加利福尼亚的巴斯托地区，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在联邦政府的巨额资助下，即将完成一项“发电塔”的建造工程。该工程耗资13,000万美元，由2,200面巨大的反射镜组成。这些反射镜能将太阳光聚集到500英尺混凝土高塔上的锅炉上。很明显，这些太阳能技术规划的制定受到了矿物燃料指导思想的影响，也即它们试图尽量聚集起散射的太阳能流，并将其转化成集中的能源贮存，这正如煤和石油的形成一样。然而，与其说这种尝试会带来任何价值，倒不如说它会带来更严重的混乱。建造巨型太阳能卫星的部件需要耗费非再生资源，卫星发射和空间组装也需要耗费再生资源，这两者一次耗费的能量足够“太阳卫星”生产好多年。将高度聚集的太阳光送回到地球上的收集器，这将引起微波辐射污染，危及任何在收集器旁工作或生活的人们。由于微波危害，美国某些地方可能将不宜于人类居住。一旦在中心点收集到电力，就必须象电流一样通过输送线。为了建造这部分基础结构，我们就得使用更大数量的非再生资源。“发电塔”也遇上了类似问题。太阳光的收集越是集中，净得能量就越小。
即使对较小规模来说，也要作出一些重要的选择。例如，为家庭提供太阳能，我们既可使用低技术，也可使用高技术。我们使用的技术越高级，净得能量就越少。这是因为，建立和维持收集能量基础结构需要较多的非再生资源。比如，在高技术（或积极型）家庭，首先，非再生资源制造的收集器将太阳光聚集起来，然后，太阳能贮存在用非再生资源制造的容器内的空气或水中，最后太阳能在鼓风机或泵的推动下，作出应作的功。在另外一种高技术系统里，光电设备聚集能源后，又将它贮存在电池里面。这里，非再生材料又构成了技术的基础。尽管与太阳能卫星和发电塔相比较，这些系统的技术的耗能明显较少，但是，积极型小型家庭最终还是要依赖铜、白金和其它日益减少的矿产品。有了这些矿产品，我们才得以制造出太阳能利用设备。
消极型家庭用太阳能系统不如前者那样以非再生能源技术为基础，而且，同矿物燃料时代之前第一次太阳能时代的生活经历又更多的共同之处。在消极型系统里，建筑设计和建造房屋做到冬暖夏凉。最近，建筑设计师们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消极型太阳能房屋模型，然而，人类学家们指出，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只能依靠太阳能的人们就为自己找到了切实可行的住房系统。
太阳能时代将使人们更加服从古代的生活节奏，依靠极其有限的非再生能源剩余贮存的小型、合适的技术只能用在节骨眼上，转化则重又将象在工业时代前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一样，大部分靠人力和畜力。
深信牛顿世界观和工业时代的人们一定会怀疑，这些有关太阳能技术的观点是否过于悲观了。很多人会想不通，都市生活、工业生产和所有构成所谓美国梦的物质享受竟会是太阳能时代的冤家对头。然而，乔治斯库-罗伊根、戴利、奥德姆、布克钦、奥法尔斯等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告诫说，为了保持幻觉而置面前历史实现于不顾，这是极度的疯狂，而且会把人类引向更大的，也许是不可挽回的衰落。无论我们走哪条路，将来的过渡时期一定会伴随着痛苦和牺牲。但我们别无选择。其实，如果我们现在就深思熟虑地，有条不紊地，而不是今后才惊恐万状地完成从现存能源基础到新能源基础的过渡，我们就把痛苦减少到最低程度。我们正在很快地接近矿物燃料能源环境的极限。如果我们坐以待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根本没有剩余能源可用来度过难关。
6.5熵社会里的价值观念和制度
在高熵社会里，人生的首要目的便是利用高能流创造物质财富并满足人们的各种欲望。如此，人类解放就等于聚敛财富。人们尤其注重转化环境，从中获得财富。
高熵与实利主义的价值体系把上帝从社会中驱逐出去后，试图建立一个人间的天堂。这样做，我们就把人当作了宇宙的中心。而且，我们把生存的根本目的解释成满足所有可能的物质需求，而不管这种需求多么无意义。我们已将“现实”变成可量度的、可用数量规定的和检验的“现实”。我们不接受定性的、灵魂上的和形而上学的现实。我们走进了到处渗透的二元化——我们的思想脱离了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与“周围”世界断绝了关系。在各种价值观念中，我们特别赞美物质进步、效率和专门化等观念。在我们的进程中，我们已摧毁了家庭、社会和传统。除了绝对相信自己有克服限制体力活动的能力外，我们放弃了所有的绝对观念。
现在，我们的世界观和社会传统正在经历一场作茧自缚的痛苦。极目四望，世界的熵已增大到惊人的程度。在日趋复杂的混乱中，我们挣扎着保全自己。我们天天都感受到生物学家早就知道的真理：生物体不能在自己的污物环境中长久生存。
毫无疑问，我们势必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制度改革。适合最大能流的社会结构已不能再维持下去了。我们的制度及其形式、目的和运转方式都将发生急剧的转变。但是，在我们概括出低熵社会里农业、工业和商业的性质之前，我们必须回顾一下那些指明我们生活的意义和方向的首要原则和基本价值观念。
1977年，E.F.舒马赫在美国讲学时指出：我们时代的当务之急是，将来仍然是重兴形而上学理论。这项崇高的工作将使我们澄清对下面问题的根深蒂固的认识：人是什么？他从何处来？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些是关于人类生存的大问题，几千年来一直吸引着人们。今天，在我们“早九晚五”*的生活里，这些问题早已被人冷落，而且，由于它们不符合牛顿世界观为世界作的巧妙、统一的解释，而被视作是“近代科学出现之前”的事情。然而，往日的大问题注定要在向我们招手的将来的低熵的世界里卷土重来。人类在低熵能源环境中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生追求。低熵世界观的主导道德原则是将能流降低到最低限度。人们认识到，占有多余物质财富便不可弥补地减少了世界宝贵资源。在低熵社会里，“少花即多得”不再是一个无价值的术语，相反，它变成了至高无上的真理。低熵社会贬低物质消费的重要性。节约成了警世名言。人类的需求将得到满足，但也不会象美国各商场那样去迎合顾客的荒诞不经、放浪形骸的欲望。
体现在世界各大宗教中的前人智慧早就教导我们，人生的最终目的不是满足一切物欲，而是达到同宇宙的超自然统一体合而为一的解脱的体验。人生的目的是寻找“解放我们的真理”，认识我们的本质，与把生活的一切生灵联系在一起的绝对原则取得一致；还有，了解上帝。梵语的表达更为简练：Tat Tvam asi （那就是你）。在生存中理解这个道理，以这种超俗的实在指导我们的生活——这就是因信奉传统智慧而产生的人类发展。
过去的宗教大师们一致反对非份的消费，占有和对物质的普遍迷恋：
需求的培育和扩大有悖于智慧，也和自由与安宁背道而驰。任何需求增长都会使一个更加依靠他所不能控制的外部力量，因此，就加剧了生存恐惧。只有减少需求，人们才能真正减少那些最终会引起纠纷和战争的紧张。
所有传统智慧都再三强调这一点。早期基督教神秘主义者迈斯特·埃克哈特写道：“我们拥有的越多，我们赢得的就越少。”人们历来把苏非派**宗教大师描绘成一个“既不占有也不被占有”的人。圣雄甘地认为：“文明的精髓不在于需求的增长，而在于有目的地、自觉自愿地放弃它们。”
这些宗教大师并非在提倡强迫性的赤贫，了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所有传统智慧都主张，为了使所有人过上象样的生活而重新分配财富，无论是道德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必要的。但是，他们提倡的是克制、朴素、自甘清贫和限制。因为如果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对神的领悟而超越纯物质，那么，占有和消费便会使我们盯住那些瞬息万变的东西和不断减少
的世界能源，从而搞乱我们的生活。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占有的东西变成占有了我们。我们
* 美国白领阶层工作时间，上午9时上班，下午5时下班。——译者
** 苏非派，十至十一世纪伊斯兰教中出现的一种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的派别。——译者
成了附属品。我们担心所占有的东西会被夺走。我们只根据占有物的多少而不是从本质上来作出判断。《薄伽梵歌》*中说得好：“向往感性东西，人就变得迷恋；由迷恋又生出了渴望；渴望中又生出了愤恨；愤恨又造成了幻觉；幻觉引起记忆力丧失；记忆力丧失后，辨别力就毁掉了；辨别力毁掉后，人就该寿终正寝了。”或者，用时新的话说：假使你没有汽车，你就不用为子牛午线轮胎、加油站的长队、交通堵塞和偷车贼而操心。
在低熵社会里，人应过节约或斯巴达式的生活，由于消费不再被看作人类生存的目的，它恢复了最初的生物职能。在新的时代，为维持健康和体面生活而进行的生产和消费是越少越好。
高熵文化和低熵文化在对待劳动和生产方面的态度也各不相同。在高能环境里，人类劳动缺少真正实在的价值。这个系统的宗旨是，通过消除人类劳动和实现生产过程各环节自动化而增加能量流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成为经济的唯一目的。在那种缺人不可的商品和劳务生产中，科学管理和生产方法标准化被用来磨灭人的创造性和决策能力。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被视为有失身份，应尽力逃避的事情。我们的社会到处是“节约劳动力”的设备，使人们难于插手任何劳动。工资级别也反映了我们对劳动的态度：那些胼手胝足的体力劳动者总被归在最低一档；那些坐办公室的白领经理人员则高高在上。
照现在风尚，劳动是一件必须的坏事，为了挣得供我们享受的钱，我们不得不挑起这副重担。谁中了彩票头奖，记者便会首先问他：“现在你是富人了，你想退活不干吗？”如果发横财的赌徒还要去干活，人们见了准会目瞪口呆。至于生产了多少，那几乎就不值得一提。唯一指导原则就是：“越多越好”。无人负责决断该生产什么，不该生产什么。只要某产品有销路，就赶紧供货。因此，社会就广泛出现了物质过分丰富现象——微波炉，头发干燥器，污染空气的汽车，还有毒害身体的配方药品。
尽管工业主义把消费视为生产的目的，劳动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在低熵社会里，劳动成了我们为达到先进思想意识所作的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熵社会里的劳动还了俗，其分工与衡量度是钟点和产量。由于劳动无脱俗意义而被视为负担。在低熵社会里，人类劳动是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到底为何人”的神圣活动。所以，劳动中存在着固有的实在价值。E.F.舒马赫在他的《佛教经济学》中提出，这种价值具有三重性质：“使人得以利用、发展他的才能；在人们共同工作中，克服自我中心倾向；为恰当的生存提供产品和劳务。”
低熵社会里的劳动如同睡眠、思考和游戏一样，被当作生活必需的正当调剂活动。没有劳动，人就不为全人。那种一味“省力”、纵情行乐的人和其他迷于消费、财产的幻想家们一样，理解不了现实的本质。
但是，并非每种劳动都是合适的。首先，劳动需要给予劳动者尊严和目的。“为了使人能利用和发展他的才能”，劳动必须遵守人道原则，还要有某种组织形式。在实践上，这意味着，劳动使用的技术类型已成为热力学和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问题。熵定律告诉我们，机器、工厂等劳动工具越庞大，所需资本就越多，能源耗费也越多，它们的熵就会增大。从形而上学的参照点出发，劳动工具的规模也很重要。工具越大，越集中，人类作用就随之降低，
* 《薄伽梵歌》，古代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一个片断。以下凡的大神的口吻讲述了一些宗教的和哲学的理论。——译者
变成生产中的一个因素。比如，在汽车装配线上，由于生产过程以机器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所以，从根本上说，工人必须听从机器“使唤”。人类在生产过程中无足轻重，而且，正因为如此，人类自给自足的能力也就降低了；工人的温饱必须取决于机器。
除技术规模和类型以外，生产组织和决策过程也重新发生作用。我们已经知道，工作场所中人类活动专业仅是高熵经济的产物。科学管理技术、思想与行动、观念和实践之间有计划的分离，都是为了将工人变成无思想的机器人，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率。这里，我们又看到劳动本身并未受到珍重，受到珍重的只是劳动的产品。
无独有偶，工作场所里的专制结构也剥夺了单个工人和同事们一起参与社团决策、发展个人才干的机会。由于个人不能和大家一道探索个人潜力、创造力，所以他被迫把自己关进一个壳里；在壳里工作时，他既无有意义的权利，更无责任可言。他所有的就是一个工作，一个每天8小时挣钱的去处，还有一个他必须服从的、正在变遭的环境。
从管理上说——包括经济管理和政治管理，低熵文化强调“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样一个观念。比起寡头统治，人们更喜爱普遍民主。强调经济组织，不论是在工厂还是在社团，每个人应该就影响其生活的事务行使平等的选举权和发言权。工人管理的自治企业和小型民主治理的城邦国家分别是人们拥戴的经济形式和政治形式。分散化参与民主制也是受宠之物。这并不仅仅是基于道德观或哲学观，而且也因为参与民主制将能量流通降低到最低限度并由此减少了混乱的积累。这如我们一再看到的，高度集中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只会加速能流和增大社会混乱程度。因此，它们在以可再生资源有限能流为基础的熵文化中，无立足之地。
低熵文化中的私有财产概念仅指消费商品和劳务，不包括土地和其它可再生和非可再生资源。由来已久的私人利用“自然”财产的做法，已被公共监护的概念所取代。正统经济观认为，把每个人的自身利益加起来就能为社会谋福利，但这种观点已遭到了怀疑，或者确切地说，遭到了讥讽。个人权利要受到保护，但也不会再被当作判断社会善恶的主要标准。相反，如大多数历史情况下那样，公共义务和责任将重新成为重要的社会动机。
在低熵社会里，把一切现象都看作是相互关联的整体论理解方法取代了我们脱离生态系统活动的现代人类观。低熵文化强调男人和女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局外人。自然不是一种可供操纵的工具，而是在全部自然活动中必须得到保存的生命之源。一旦人们理解人类与自然的“一体”关系，那么，就会建立起判别人类活动善恶的道德基础。比如，低熵社会把任何助长毁灭其它物种的经济政策视作亵渎之物。每一物种因其存在而被赋予固有的、不可剥削的生命权利，所以必须得到保存。由于生态学第一规律告诉我们，“每个事物都和其它事物联系着”，所以，对自然某组成部分的破坏将波及包括人类在内的其他自然组成部分。
在低熵社会里，人类与其它动物以及整个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取代了“征服”自然的概念。如同所有其他形式的生命一样，人类作为个人也是地球上的过客，所以有责任最大限度地保存自然。这样，后代们（包括人类和其它形式的生命）也能在将来享受到生活的甘美。
所有传统的智慧大师无一例外地信奉低熵生活的内在价值观念。佛陀、耶稣、穆罕默德、以色列的先知们和印度大圣们都为这种朴素的、自甘清贫的、公有的生活起到了表率作用。他们对全社会的教导表达了类似的价值观念。在本世纪，圣雄甘地以低熵价值观念系统为基础，发动了一场争取完全解放的运动。
尤其重要的是，低熵世界观也向我们展示出我们面对的客观限制——我们地球资源的限制和我们必须施加在技术利用上的限制。
我们今天站在历史性的熵分界线边缘。在我们从非再生资源时代过渡到太阳能时代的时候，我们经历的将不仅仅是我们使用的类型和数量上的变化。从高熵体系到低熵体系的运动将改变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经济和政治组织，还有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些巨大变化的预兆。尽管目前这些迹象还不完整，有时还自相矛盾，但是，从千百万人的生活方式中，以可见到熵分界线的端倪。比如，斯坦福研究所1976年年度报告估计，约有400万至500万的成年美国人已自愿地大幅度削减收入，而且，这些曾是高熵工业消费经济的积极参与者已退出了原来的位置。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把他们信仰的生活方式称为“自发的朴素”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建立在节省消费基础上的低熵生存形式；它注重个性及内心世界的发展，而鄙夷物质主义；在“自发的朴素”生活方式中，生态环境日益受到重视。根据斯坦福研究所的数字，还有800万至1,000万的美国人已部分适应了这种朴素的生活方式。
甚至那些消费主义、工业主义和城市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的人在他们的生活出现熵转变苗头时，也开始作出个人调整。不论是出于无可奈何还是心甘情愿，这些生活方式变化都是树立新世界观的重要步骤。我们可以指出许许多多不起眼的迹象：波士顿、洛杉矶、华盛顿特区和休斯敦等城市中的园艺及街道食品生产已有重要发展；锡拉丘兹、匹斯堡、纽约等无数城市里，农产品市场又重新开放，出现了兴旺景象；几年前还是新玩意儿的木柴火炉现在已是供不应求；由于自行车已变成代替汽车的重要交通工具，自行车的销量也随之猛涨；着眼于生态环境的建筑公司越来越多，它们设计的住宅几乎不用暖气或空调设备；专事技术更替的公司在全国各地大量涌现；发展中的家庭手工业产品每日在西雅图、芝加哥和费城的各个街道角落上都有出售。当然，所有这些不过是新世界秩序之一斑，但是，它们也指出了方向。
有组织的方式也有。美国当前有一种反对原子能，提倡太阳能的运动；还有一个相当分散，然而却是在不断扩大的提倡人类潜力和新时代政治的团体，这两者正在将政治方案和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结合起来，以此防备熵分界线的到来。例如，这两个团体在相当程度上已否定了机械论世界观。作家兼活动家马克·萨丁在写到现代科学世界观时，说出了太阳能运动和新时代拥护者们的心声：
机械论世界观怂恿我们跟自身和肉体一刀两断；除物质之外，它还割断了我们同现实其他方面的联系；它使我们崇拜机器和技术；它导致了人类标准的抹煞，“技术”不过意味着毁灭而已；它使我们忘记在所有这些“客观”事实具备之后，仍然需要做出道德选择和价值判断；在几乎每一种人类活动中，它都割断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联系。
但是，尽管这两个团体否定了盛行一时的机械论世界观，但它们都未能发展起一个指导一切的新型哲学观。直至现在，他们才不过有些零碎的见解。在未来岁月里，太阳能和新时代的拥护者们将逐渐信奉熵定律，并以此为背景来发展他们的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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