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绝技是跟小九子学的，钓青蛙。每次都能钓来几十只。一个童年下来，伤害益虫无数，至今后悔不已。还有上树掏鸟蛋，也是后悔不迭。
战四子的绝技是弹弓打麻雀，不过，这小子心眼太坏，胆子也大，不光打麻雀，还打比他小的同伴的脑袋，经常惹祸。
我的同学也是我的邻居钟晨他爸妈都是知识分子，管他管得贼严，这小子不轻易出来，但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能抓到小老鼠，拴起来，开水浇，热火烫，用一切方法折磨它，最后在它身上浇上些煤油，点着了，眼瞅着一窜火苗嗖地跑掉，我们哈哈一笑。
孙耗子之类的当时比我们小好几岁的孩子虽然没有什么绝技，但也比较精通找到蚂蚁窝，然后用开水烫死它们。
过去了，全都过去了，直到有个叫刘海洋的孩子伤害了黑熊，这才令我们想起那样做是不对的，对动物应该有爱心，这个地球不光是我们人类的，也是动物的，哪怕是蝼蚁。
有时，会这样想，如果我们的老师和家长早点告诉我们就好了，不过，那时我们的老师和家长基本上也是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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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虚荣心(图)
那个年月，我应该是多少懂得一些美丑的，比如说，我经常拒绝穿我姐姐的衣服，因为上面有花，是花褂子，而且纽扣也是有颜色的。穿这样的衣服出门是要被小伙伴们嘲笑的，但，因为缺少衣服，这样的衣服还是会经常穿出去。
我哥穿的是我爸的工作服改制的衣服，改制工作由我妈完成。我爸的工作服全是灰色的，非常结实的那种布，我哥穿完了再改小了给我穿。从理论上看，改制工作应该很容易，就是把裤腿和袖子逐渐减短，当然肯定不是那样简单，而是要将整个衣服拆了，再重新裁剪、缝制，所以童年时经常会在母亲的缝纫机的哒哒声中睡去。
我的新衣服会在某个春节前出现，那是母亲为我买的新布，肯定是军绿色的，要不就是蓝色的，做成四个口袋的干部装，然后再戴上一顶军帽。
我的伙伴们全都是如此的打扮。如今岁月流转，一直想不通这个款式和颜色的出处是什么，为什么全中国都会亲睐这个颜色和款式呢？
对我来说，当时最漂亮的是白球鞋，那是多么美丽的东西呀！在整个童年中，我一直穿草绿色的胶底军鞋。其实，现在想起来，不就是将白布面别染成绿的不就行了吗，以至于我们那样地想要一双白球鞋而未遂。
第一双白球鞋是我的邻居兼好朋友蔡大头的父母买来送给我的，那是多么贵重的一个童年礼物呀，我是如此地珍爱它，有一点脏，都会立刻刷个没完，刷完了，我会一直看着它晾晒，一看就是很久。
小孩有虚荣心，可能大人当时也有虚荣心，我父亲及他的工友们有一段时间都做一种叫“假领子”的衣服穿，可能是做衬衣的布不够，干脆就直接做个领子，用条带子拴在胳膊下面，穿上以后，外面再套上外套，或者灰色工作服，或者蓝色干部装，就不会露出光秃秃的脖子了，而是露出漂亮的白衬衣领子来。
这个发明很有创造力。
不过，有个小问题，成年以后，我怎么想怎么觉得那个东西穿起来就像女人戴胸罩，越想越像，对！就像女人戴胸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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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驾车技艺(图)
一九七几年的地质队大院里，同学和伙伴当中，基本上谁都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炫耀，谁家有什么我们都很清楚，因为家长的工资都一样，我们也经常互相串门。熟悉的连谁家的耗子洞在哪儿都知道，那时侯确实没有隐私这个词。
但有一样东西比较特殊，就是自行车。那是个极其贵重的东西，而且拥有的人家也并不多，即便是谁家有一个，也轮不上我们摸摸。我家就有一个，“永久”牌的，但它在我们家根本就没永久，而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卖了，卖掉是为了接济老家的人，好像那时出了事情，不是丧事就是看病，或者是需要一笔救命的钱。在我稍大一些的时候，总听哥哥和父亲提起这件事情，说当时着急用钱，很便宜就卖了，说着的时候他们就显得无比的惋惜。
那笔钱，对当时我的家庭来说，是笔巨款了。
虽然父亲和哥哥们都惋惜那辆自行车，但对我来说却对那辆车毫无好感。我对它的记忆就是擦车，擦完钢圈擦钢丝，擦完钢丝擦链条，擦完链条擦大杠，还要上油，擦得贼亮贼亮的。擦到我爹满意了，要花老长时间，当然擦车的工作主要由我哥完成。我反感这辆车的原因是有一次，我爹在前面骑，我坐在后面，把臭脚丫子伸轮子里了，我一声惨叫，大头朝下就滚了下来，好在是我命硬，没摔死，而且腿也没断，但却让我逮着借口狠狠地哭了一回。那次之后，好长时间，我都没挨打。
不过，对大多数孩子来说，自行车的形象还是很高大，而且很珍贵。骑车这件事情很刺激也很风光，但我们小孩捞不着玩的，最多在擦车的时候摇摇脚踏板，看轮子空转，解闷儿。记得最早玩车的是孙华阳，那小子比我大一岁，个子大。家里有个自行车，在学校的操场上学骑车，家长在后面扶着，孙华阳骑在那高大的二八的永久自行车上显得是那样的渺小，脚踏板根本就蹬不上个整圈的，一下一下地，活像个猴子。
当然，这个形象就算是不错的了，引得我们这帮小屁孩羡慕地直流口水，要想上去试试，那是不可能的，别说摔坏如此珍贵的自行车，就是蹭掉大杠上的一块漆，后果也绝对是毁灭性的。
但我的同学兼邻居兼亲密战友四包子有一次轮上一回，不记得是谁家开恩让他骑了一次。大人扶着自行车的后座，四包子双手扶把，但个子太小，不能骑在车上，只能一只脚从大梁下面伸进去，探着那只脚踏板，另一只脚踩着这个脚踏板，人整个就吊在高大的自行车上，一上一下，一上一下，活像个残疾猴子。
但就那次，四包子在操场上像个残疾猴子一样地歪歪倒倒地“骑”自行车兜了一圈，下来后，兴奋地两眼冒金光，满头大汗，激动地语无伦次，逢人就结结巴巴地嚷，我会骑自行车了，我会骑——骑自行车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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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色情传播
那时候，在我们这些小屁孩的内心深处确实有不健康的东西。比如，虽然我们只有七、八岁，但很早就开始探讨将来娶谁这样的问题。现在想起来，这些问题并非庸俗的生活问题，我们在探讨的时候实际上是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去讨论的，比如孙耗子提出来长大要娶小凤这样的问题就很耐人寻味。我的耐人寻味的问题是想娶阿芬，吊五子想娶红梅（我认为他的这个理想纯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冲他那个结巴样和永远干不了的口水）。这些虽然在当时算是肮脏的思想，但这些想法和愿望是形而上的，是纯粹精神的想法。从这个角度看，这些想法是纯洁的，代表了人类早期思想成熟时期对精神恋爱的基本需求。
不过，后来我们的思想就开始发生了转变，起因是那个叫毛猴的坏孩子。他发育的早，他给我们的大个子女班长起外号叫“老处女”，教我们抽烟，而且还声情并貌地跟我们讲性知识。他把爱和性以及男女之间的关系描绘成肮脏的，肉欲的，羞耻但充满快乐、神奇的事情。
但，毛猴的思想只能说明他是过早发育的、有着基本性冲动和向往的问题少年。他左右不了我们的思想，我们依然还是很纯洁的。他的描述过于的没有情节性，没有文化性，只是粗俗的基本描述，丝毫引不起我们的兴趣。在这个方面如果说他是个早期的色情传播工作者的话，那他就太失败了。
有个成功的色情传播者，他从大城市来，是学校老师的亲戚，比我们大好几岁，跟毛猴一样大。来我们地质队这个山沟里的大院过一个比城市更浪漫的暑假。他不仅仅带来了大城市的见闻（这些见闻都忘光了），更重要的是他带来了真正的色情。
他带来的色情是一段性描述，编成了歌曲，很长的歌曲，虽然我们并不理解歌词的意思，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学会了这首歌，并且飞快地在地质队大院里传播开来。等到开学的时候，那个大城市的少年也回他的城市读书去了，我们这个地质队小学校里的几乎每个坏小子都会唱这首歌。随后惊动了老师，开始查找源头，但未果。我们的口风都很紧。
这首民间色情作品，在我二十三岁那年，于东北农村闲着的时候在原汁原味的二人转里再次听到，部分歌词有变动，但基本还是原貌。
再后来，有个叫向军的少年从另外一个大城市给我们带来了一本更加精彩的并影响了我们整个少年时期的著名色情作品。
手抄本《少女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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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天才儿童们(图)
时隔多年，我们验证了一个事情，凡是地球上的人类，无论这端的中国人还是那端的美国人，我们的智力是一样的，我们的思想是一样的，我们对于世界的创造力是没有高低区别的，无论他有着什么样的教育背景、经济背景和政治背景。这种验证来自我们的童年和电影中的美国乃至其他西方国家的孩子的童年比较而得出的。
公元一九七几年的中国广大城乡，在节日会同时穿上白衬衣和蓝裤子的中国少年儿童们，虽然平时衣衫褴褛，而且大多数物质条件很匮乏，但其创造力却丝毫没有任何的衰减。能挑几样并如实记录下来的有这些优秀的童年运动项目。
一、
打弹子，该游戏方法可能各地的叫法不一样，规则也略有不同，但形式应该是全国统一的，就是在地上摁个小圆坑，游戏者各执一只弹球，最高档的是玻璃的，中间有彩色图案，低档的是铁的，最低档的是泥巴搓的，玩法基本上雷同。有先进坑的为胜，有击中别人的玻璃球者为胜，击球的方法有多种，最笨的那种叫“挤屁眼”，即食指和拇指夹玻璃球，用挤的力量使得球发射出去，这种错误的击球方法是初学者常见的手法，需要及时予以纠正，正确的击球方法是食指和拇指充分舒展，用食指和拇指的弹力将球击出，这个击球方法几乎多数出生在七十年代的中国儿童都能正确使用。在长期的实践中，各地均涌现了这样的高手，其中我的同学兼邻居“大庆”就有一手绝技，他能手拿玻璃球几米之外击中地下的另一只玻璃球，他还有十米外一球进洞的记录。总的来说，这项运动在我们的童年时代很好地锻炼了我们的身体，锻炼了我们的匍匐前进的技能，还锻炼了我们的眼力和毅力。而且该项运动可以用来赌博，虽然因为我们都没钱，基本上输赢就是个纸片什么的，但还是有人因此屡遭家长痛打。这个运动项目在南方叫“打弹子”，北方又叫“打弹球”的，可能还有更不为所知的叫法，但现在的中外成年人叫这个游戏为“高尔夫”，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只是成本增加了，没钱就玩不起。
二、打砖，有叫“砸皇帝”，就是将一排砖老远地整齐排列着，人手半块砖，轮流砸，以砸倒所有的砖来计输赢，各地的玩法有略微的区别，但规则和方法基本雷同。这个游戏成本低廉，极大地锻炼了我们的腕力和臂力，对未来提高我们的动手和动脑能力以及树立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该运动项目现在依然在祖国大地上处处开花，全民健身，只是改名叫“保龄球”了。
三、“打小棒”，运动项目的工具是一根大木棒和一根小木棒，以击中小木棒的次数多少和远近计算输赢，该项目对抗性强，因为缺乏头盔、护腕等保护措施，容易出事故，经常有人被击飞的小棒打中脑袋而头破血流，该项目经常被禁止。
四、“斗鸡”，不是找鸡来斗，鸡都是用来生蛋和吃的，哪里舍得斗它们，这里的斗鸡是个运动项目。该项目简单易行，不需要任何运动器具，把一条腿抬起来，手掰着一只脚，剩下的单腿在地上蹦，可以进行单挑独斗，也可以进行集体项目，以脚落地为输。该项目不仅能锻炼我们的腿力和培养我们的集体意识，更因为具有安全性而得到了极大的推广，而且在天寒地冻的冬天，能起到取暖的效果。
五、“射击”，就是弹弓，几乎男孩子人手一个，虽然该项目从来都是被老师和家长严令禁止高危险性的运动项目，但由于该项目具有极大的刺激性和需要高超的耐心和眼力，一直受到了广大青少年的特别喜爱，并且涌现了一大批高技能，高水平，高风格的弹弓高手。我就曾经被我的邻居著名的坏孩子“战老四”在数十米外用弹弓击中我的脑袋，打出一个大包，一个礼拜才消下去。当然，这不算真正的高手，还是属于业余，其中最值得我们眼含热泪而自豪的弹弓高手是“许海峰”同学，他就是以此为基础将自己锻炼成一个举世瞩目的奥运冠军，为中国创造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的历史记录而永载史册。
六、“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这些项目没有任何改动，唯一的区别是过去在水塘和小河里，现在在游泳馆里。跳水和游泳没有特别值得叙述的，花样游泳还是值得一提的，当然我们小时候的花样游泳肯定比不上现在的专业运动员充满韵律和美感。我们那时候是一群坏蛋小屁孩，我们在水塘里潜在水中抓“白毛浮绿水，红掌拨青波”的大白鹅。很难逮到，但逮到了我们最恶劣的一次是将树枝插进了鹅屁眼里。那次恶行遭到了成年人的一致谴责。至今仍令我们忏悔不已。
七、“乒乓球”，学校里有好几张水泥球台，中间放一排砖，记分制为四分和六分，挑战制，少有正规球拍，都是没有海棉的光板为主，还有的甚至是自己用木板锯出来的。学校有张正式的桌子，但只是逢年过节开运动会才能上去打一次。
八、“平衡木”，就是地质队的绵延数公里的围墙，我们能轻松翻越，并且能够在狭窄的围墙上徒步行走数公里，那真是小菜一碟。那时，我们都有这样的技能，只是没人教我们在上面做点动作什么的。
九、 自由体操
就是跳猴皮筋，一般女孩子们玩，男的很少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体操运动非常的出色，估计跟群众基础好有很大的关系。
十、 滚铁圈，
这个运动一直没有找到出处，就是用铁丝做一个圈，然后再做一个铁钩子，推着这个铁丝圈滚着走。不需要任何技巧，只需要玩耍的热情就可以了。不过，运动和玩耍这个东西不见得要找到出处的。
十一、“拍摄并放映电影”，当然我们肯定没有电影胶片和摄影机，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创作热情，我们用碎玻璃当胶片，用毛笔在上面绘制各种图案和情节，天黑的时候，用手电筒当放映机，将玻璃上的图案照射到白墙上。我们制作的电影题材主要来自小人书，《三国》，《水浒》等等，观众不少。而且在认真地看完播放的自制电影之后，有人在当时就发表一些对影片的意见和看法，对制作手法和内容都会提出不同见解，有时甚至是很尖锐的批评。
现在管这个叫“影评”，还有专门从事这个工作的，名称叫“电影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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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光荣的任务(图)
大多数孩子对学习都很头疼，除了少数那几个天才学习尖子，多数的学习成绩都是很不好的。对于老师布置的各项学习任务，比如说复习功课、家庭作业等等都只能先口头答应，但实际做起来就是两回事了。
不过，也有我们愿意完成的任务。忽然在某一年的某一天，老师布置了一项有趣的任务，就是让我们抓苍蝇，然后交到学校来。还有抓老鼠，不用交老鼠，而是把老鼠尾巴交来就行。
对于这段记忆我记得也不太清楚了，是成年时某个晚上忽然间就梦到了童年时那段记忆，但场景和情节肯定是不准确了。我记得我抓的苍蝇都装在空火柴盒里，抓了很多，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方法很简单，无非就是拿个苍蝇拍在我家门口打，打一个装一个，打一个装一个。不过，很少能打到那种绿头的大个的苍蝇。那样的需要深入阴沟或者干脆去厕所，才能打到那样的绿头大苍蝇。而且对于苍蝇，现在的孩子肯定不如我们那个年代了解得多。苍蝇是从蛆变来的，蛆一般在屎里面长大，我们的公共厕所里爬满了蛆，所以厕所里就垫了好些砖头，进去的时候需要掂着脚，在砖头上踩到自己的坑位。
有了这样好的自然条件，抓几个大绿头苍蝇实在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所以，完成老师布置的这个任务，很容易。我记得我肯定是超额完成了这个光荣但一点也不艰巨的任务。
不过，我抓的苍蝇都是死的，都是拍死了的，然后用手拈起来放进盒子里。这样的任务在整个童年并不多，而且我的同学们几乎都能超额完成任务，没有竞争性，自然就没有什么大的兴趣了。交老鼠尾巴也不好玩，而且老鼠太狡猾，很难抓到它们。
但童年的这段经历让我学会了观察苍蝇，还有蚊子。两个苍蝇摞在一起就是苍蝇在做爱，那个时候飞得很低，行动迟缓，很容易就擒。苍蝇肚子里的仔是白色的，有的怀孕中的，一拍子下去，仔就一摊。
一段时间，我练就了一手抓活苍蝇的本领，徒手在苍蝇飞行的途中，忽然出手，猛抓，跟现在的武侠片里表现的那样，十有二三能抓到一只。我残暴地将它的脚揪下来，肢解它，折磨它，用火烧它，用水淹它，最后让它死掉，这么做肯定是错误的，不应该的，尤其是对一个孩子，但当时，我一无所知。
苍蝇的视力很糟糕，它们会趴在玻璃上飞不出去，它们看不到玻璃，也不理解玻璃。我想，它们也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打死它。
知道，我估计我们老师也不知道。
但对苍蝇的肢体构造和生活习性，我是非常了解的。这一点，学校在布置抓苍蝇的任务的时候，是没有想到的，这个知识，属于意外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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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胜利逃亡(图)
占地数千亩的地质队大院里有一个大池塘，平时水就是绿的，死水。水边有个养猪场，水下全是淤泥，水塘里经常放养着鸭子和鹅，这些鸭子和鹅属于“五七队”，就是地质职工家属们组成的机构进行的副业劳动，那个养猪场也是，水塘里面养着鱼。
水塘到了夏天的作用就是游泳池，孩子和大人们全都下去游泳，在岸边的浅水处还栽着几根钻杆（钻探用的粗铁棍），不会游泳的小孩子就攀在上面耍，而会游泳的就在池塘的中间游来游去。我曾经在钻杆上失手掉进水里，虽然是浅水，但那时我比水还浅，清楚地记得被水呛的感受，我以为我就要死掉了。所幸的是我的水性很好的二哥及时发现了我，扑过来将我救了起来。
我们的水性都是在那个水塘里锻炼出来的，除了各种姿势的游泳，我们还练就了一身跳水的本领。
水塘的旁边还挨着一幢四层的办公大楼，在农村一个旧坟地上建起来的。地质队拥有的这个四层建筑是方圆多少里最豪华、高大和宽广的建筑了，从地面跃进水塘里，地面到水塘的水面有两层楼那么高，只有少数几个孩子敢于飞身跃下，直入水中，引来阵阵惊叹。
地质队里有很多知识分子，他们大多都戴着眼睛，还有一些工人们的孩子，整天野着疯玩，但依我那时的年龄依稀懂得他们确实很讨厌这些疯玩的孩子们。那天我独自溜达到大楼里闲逛，大人们正在开会，显然那间开会的屋子不够大，一个上海人就坐在了屋子外边，看样子他也省得要装出一副聚精会神在开会的样子，就在外边打盹。他看见我，我也看见了他，我们俩都来了精神，他叫我过去，我就傻傻地走过去，没想到他攥住我的手，让我快要疼出眼泪来，又不敢大声哭出来，疼傻了，他才放开我。我看见他笑得特别开心，像报了大仇一样的快乐。
我只好灰溜溜地像条被踹伤的狗一样拖着自己疼得钻心的手走开，但这个来自上海的戴眼睛的知识分子还是低估了这个工人阶级的后代的智力水平。
我悄悄溜到垃圾箱挑了一个腐败得最厉害的，仔细地闻了闻，确信是臭不可闻的烂西瓜，掂着这个烂瓜又溜了回来。顺着墙根我就慢慢地走近了他，他在打盹，没看见我，他恐怕也没想到这个小屁孩有如此大的勇气。于是，我就顺利地蹭到了他的跟前，举起这个烂西瓜就砸在了他的头上，我听到了清脆的西瓜破裂在他的脑袋上的声音，然后我撒腿就跑，身后响起了巨大的欢笑声。
我知道他在追我，我想我很冷静。我从三楼的水泥楼梯扶手上遛下来，到了二楼，又到了一楼。我数着，好几次，我除了听到他咚咚的脚步声，还听到了他粗重的喘息声，我知道他差点就要抓到我。但我很自信，脚还没踏到一楼的水泥地面，就已经飞奔向池塘。我知道他还在追我，到了池塘边，我站定了，回头看他，他就要扑上来了，我纵身一跳，跳进了池塘。
从水里冒出头来的时候，我看见他站在岸边很失落的样子。
我知道，我游到对岸，他沿着池塘绕过来抓到我，是不可能的了。除非他也跳下来，但他肯定不敢。
我从容地游到对岸，心里一阵阵地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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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预谋杀人
陈氏兄弟有个姐姐从小因为打针，成年后造成智障。我和陈氏兄弟的老大是同班同学，他的大号叫国民，很大气的名字，也很有内涵，但他的姐姐却是他和他的家庭的心头之患。我们七、八岁的时候，他姐姐可能十七、八岁，整天就在地质队大院里四处游荡，逢人就傻笑，也没有语言能力，只能哇哇地乱嚷。
这样一个人存在着，并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活，但肯定对陈氏兄弟和他的家庭有着很大的影响。那是多么巨大和深重的人生痛苦啊！
她母亲会经常给她换上干净的衣服，所以极少看到她衣衫褴褛或者不洁净的样子，虽然衣服都有补丁，但毕竟都是干净的。不过，有的时候却不这样，这种时候是她不知道在哪里将粪便抹的满头满脸，别人发现就会飞快地告诉她的母亲，悲痛欲绝的母亲就将她弄回去，陈氏兄弟也是要帮忙的。也许，那个时候陈氏兄弟会有我们所无法体验的忧虑和痛苦。
经常，在放映露天电影的时候，她竟然脱光了衣服，引得很多人围观，她只是傻笑，而这时就有人飞快地跑去告诉她的母亲。
如今我已成年，真的无法想象那个母亲一生该是如何承受这样大的痛苦的！
我们和陈氏兄弟一起探讨过这样的问题，我们围坐在一起，安慰面色忧郁的哥俩。大家都认为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但后来成年后一直在蹲大狱的鸟五子想出了方法。他说，杀了她，就解决了。我们当然都不懂得如何才能杀人，于是鸟五子开始郑重其事地向我们描述他的杀人计划和“经验”，他胡说了几种方法，说得我们目瞪口呆，觉得这家伙真的是博学多才，居然连这个都懂，我们听得也很上瘾。
当然，说完了就只是说完了，谁也没有付诸行动。鸟五子的杀人方法纯粹是嘴把式，只是自己胡编乱造出来的，是为了过过嘴瘾，而不是他真想帮这个忙，当然陈氏兄弟也只是一听而已。
我想，鸟五子关于杀人的想法和动机大概不是他天生的，而是从大人那里得来的结论，因为连我也听到过这样的感慨：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小时候就弄死，省得大了活受罪。
肯定，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杀人怎么能是对的呢？但我们能够摆脱人生的这种痛苦吗？
成年后，我知道了一个词，人伦和道德。
如此而已，但没有解决痛苦的正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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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阶级问题
我们的地质队大院坐落在一片很荒芜的山里。前面是山，后面也是山，所以我们就叫前面的山为前山，后面的山叫后山。其实理论上应该算是丘陵地貌，中间有柏油公路，隔得不远有另外一些单位，其中一个叫煤炭二队，再有就是散落在山间的自然村的村民，五里外是县城。
县城有学校，再有就是地质队里的向阳学校了，后来就逐渐不再称向阳学校而改口称地质队子弟学校了。煤炭二队没有学校，所以那里的孩子就会到我们地质队来上学，数量还挺多。但有一次，我们正上着课，忽然有老师进教师，和正上课的老师嘀咕了一会儿，就宣布，所有煤炭二队的学生一律立刻收拾书包回家。
原因大概是地质队和煤炭二队发生了单位和单位之间的矛盾，所以煤炭二队的学生就得滚蛋了。
在地质队读书的还有很多周围自然村的村民的学生。在我成年以后，懂得了有工人阶级一说。当我在工厂当合同制工人时，因为征用土地而进工厂当工人的农民出身的工人依然会被城市户口的工人阶级看不起。虽然那时我们干的是一样的工种，一样的活儿，但户口不一样，所以就有优越感，就觉得腰板硬朗。
一九七几年的时候好像正好相反，地质队子弟学校从来没有将自然村的村民的孩子赶回家不让读书。对于他们，至少我是非常羡慕的，主要是羡慕他们能有更丰富的食品和拥有更丰富的自然资源。那时候我们的业务活动除了玩以外，更多的是拾柴火，拣煤渣。这些主要都是在地质队里就可以完成的正常家务劳动，但有的时候是要上山耙草的。所谓耙草就是把山上的枯草用耙子收集起来，捆扎好，背回家，放在家里的柴草棚里，用于做饭的燃料。那时地质队每家都用的柴火灶，所以柴火只能去山上耙，割草是不允许的，因为山不是地质队的，是村民的，村民允许用竹耙耙草，但不允许用铁丝耙耙草，是担心伤了草根，影响来年草的生长，破坏地表植被。
耙草不算最大的事情，最大的事情是农民收获花生的时候，农民在山上的花生地里收花生，地质队的孩子就拎着篮子在一边等，等农民将花生都收完了，我们再进去收一遍，总能收到农民漏下的。花生在土里，我们就将土整个再扒拉一遍。说老实话，我现在认为，农民绝对已经将花生地翻了个遍，几乎是不太可能给我们留下点什么了，但，我们还是会更加细致地再翻上一遍，通常有几十个孩子再翻数遍，翻到最后，恐怕一个都不会落下的。
除了花生还有山芋，还有泥水里的荸荠，都是农民收完了我们再进去拣漏，农民能宽容我们，我猜是因为可怜我们吧。
我的同学很多是周围自然村的村民的孩子，他们都比我强，比我对农事的认识更深刻，技能也更全面，而我连水牛都骑不好。
变化是后来逐渐发生的。有一年，地质队的住房是一排排的平房，结构一样，模样也一模一样，屋前都有一个柴火棚，自己搭建的，里面堆放做饭用的柴草，还有马桶，屋前屋后都是自留地，种着应季的蔬菜，屋里的地面是土的，和我住在农村的同学家一样。后来，地质队出资给每家都进行了一次家庭装修。就是将地面全都抹成水泥地，让每家都欣喜万分。水泥地呀，光溜溜的，夏天能光着身子睡在上面，多么豪华的装修呀！
这种欣喜后来被更大的欣喜和困惑取代了。几年以后，那个庞大的地质队开始有人迁走，开始因为工作的原因分成很多的小分队，小分队不断地调离，到新的地方。有人先搬家了，去了城市，带来消息，说，城市住的是楼房，楼房里一户一户的，地面都是水泥地，而且，家里就有厕所。
那时，我想，老天，厕所在家里，那家里该有多臭呀，就在家里拉屎，方便是方便，就是太不卫生。
跟我和我姐描述城市里的厕所的人是我姐的同学毛丫，毛丫不屑跟我解释厕所是如何在家里存在的，以至于十多岁以后，我也搬家了，搬进了城市，才知道。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很多年过去了，同一块土地养活大的人们却有了很大的差别，不知道我的农民同学是否住进了新房，是否也能在家里方便地拉屎。是否还能像当年一样吃饱，甚至吃好。
不知道，但从报纸上看，好像离城市近的地方就很好，离城市越远，就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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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生意人(图)
我们生活的地方有个代销店，所有的生活用品，如食盐、糖果等都是从那里采购，上万人都在那里采购。但那个小店六尺柜台里并没有什么人，我们会常去，不过只是拖着大长鼻涕，咂巴着手指头看看而已。
那里的糖果是我们所无比向往的，还有一种好吃的，叫麻饼，和月饼差不多吧，外边有芝麻，里面有馅，馅里有大块的冰糖。买麻饼是需要粮票的，如果在一年之内能够有幸吃上一回麻饼的话，那一年就简直是太阔了。
代销店的售货员是个长期咳嗽的老人，等他去世了以后就换成了我的同学的妈妈。那个时候我曾经立下过长大了也要做个代销店售货员的美好志向。那该多美，能天天守着糖果和麻饼的生活该是多么美好的生活呀。
当然，那只是我这样一个小屁孩的无知想法，地质队的生活并非只有代销店那么大的范围，离地质队五里远的地方我们称之为“街上”。节假日“上街”是件很重大的事情，当然大多数“上街”都只是逛一逛，逛新华书店，逛百货商场。
那是一个县城，现在看来无比的小，但当时那是我们全部的世界和全部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买本小人书看。当然，买小人书是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大多数的小人书都是互相借阅的。好在我的邻居俞家姐妹从不吝啬把她们的小人书借给我看，我的好朋友蔡大头和他的弟弟也从来是把自己的小人书和我一起分享，而且，整个童年，我还分享了他们家订阅的杂志《儿童时代》。
这本杂志是很多人都不能够分享的。
我和蔡氏兄弟希望能自己赚到钱购买小人书，因为我总是在家里偷我爸妈兜里的零钱，几分几分的偷，最大的偷两角的，但经常事发，遭到惩罚。每次我都嘴硬说不是我偷的，但每次都被打服了，不仅老实承认了，而且还痛哭流涕地表示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动过念头自己赚钱，逮到过一只特别大的蜈蚣，然后卖给了中药店，挣了几角钱，收集过一夏天的橘子皮，卖了两块钱，买了几本小人书。
赚钱多难呀！
在地质队的对面有一个县城二中，二中有校办工厂。有一年，居然生产冰棍了，那是多么甜蜜和美好的食品呀，虽然有传说，造冰棍的水就是学校里那个肮脏的长满绿毛的臭水塘里的水，但依然挡不住对美好冰棍的追求。
毕竟，依我们那时对世界的认知，能够在炎热的夏天吃到一根有香蕉味道的，冰凉的、甜蜜的冰棍，这本身就充满了幸福感。
老天，人怎么会如此的聪明，那时候我们一直搞不懂，为什么这些冰棍要用棉被捂着才不会化掉呢？
冰棍五分钱一根，买一根是需要花上很多的心思，要么冒着巨大风险从父母兜里偷，要么自己赚，当然自己赚是太难了。
更多的时候，就是看着卖冰棍的眼馋，心想，长大了能卖冰棍该有多好。
我的同学中有一个，背着棉被裹着的冰棍箱子四处叫卖，从学校门前到周围的乡村一直走很远很远的地方。他所有的业余时间就做这一件事情。
虽然，那时我很小，但已经感受到了那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情呀。一个夏天过来，从未见他和别人疯玩过，就背着箱子四处奔走卖冰棍，那时我们都知道冰棍卖不掉是会化掉然后赔钱的。整个童年他都被晒得黑成煤球一样，大号我已然忘记，但知道他的外号是“黑蛋”。叫黑蛋的人挺多的，但他是最黑的一个。
时隔多年，我想，如此勤奋的一个人，如此让人肃然起敬的一个同学，如今肯定已经成了一个很出色的生意人了吧，经营着自己的事业，改变着那个贫穷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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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音乐
我们的课程里有音乐课，起先是随便某个老师就能够教唱歌曲，后来有了个能拉小提琴的张老师，再后来他娶了学校的许老师。小学时的音乐课是张老师拉着小提琴伴奏，而几十个孩子扯着嗓子哇哇高唱。
那些歌都不记得了。
地质队有很多大喇叭，遍布地质队的每个角落，能让所有的人都清晰地听到其中传递的信息。这些喇叭每天早晨响一次，中午响两次，晚上响一次。早上的那次是《东方红》的旋律，这音乐如此的神奇、神圣，如同宗教般的力量，以至于成年后当我用现代乐器奏响这个旋律时，心里还泛起异样的情感。早上播放这首旋律的时候没有歌词，只是没有任何和声的旋律。虽然在我成年后已经找到了这首旋律的原词：
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爹娘/打鬼子就顾不上。
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从那种宗教情怀中解脱出来。只要这个音乐在夜空中或者在安静的时刻响起的时候，心里如打翻了一碗鱼汤，浇在我干涸的心田上。
这个旋律每天播放，不知道是音乐反复播放就会产生这样的力量还是音乐本身就有这种力量，还是老人家根本就是天上的神灵，让我们这些凡夫不能自已。
大喇叭里播放过无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还有电台里的教唱歌曲，如今已然彻底忘记。能记起来的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呀，呼呀嘿呀，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的旋律，还有一个难以忘怀的是刘兰芳阿姨讲的那个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著名评书《岳飞传》还有《杨家将》。
我们耐心地在收音机前等着，一直等到熟悉的刘阿姨的声音：“上回书说道…… ”
听着听着就让我们沉浸在历史里，还有在历史中涌现的面目截然两样的忠奸英雄的故事情节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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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公私分明
在一个公有制的环境里生活着，是种很奇特的体验，不知道未来的日子里或者是我的孩子们还能不能体验到这样的生活，或者永远只是在文字里感受这样一种生存方法。
我们家的房子是公家的，家里的家具（就几张桌椅板凳什么的），上面都刷着橘黄色的油漆，322地质队，随时提醒我们这是公家的东西。属于我家的东西是一台蜜蜂牌缝纫机，一辆自行车，后来因为老家的家境窘迫而卖掉，这样家里就什么也没有了。但是，和所有人一样，门前屋后的自留地被认为是私有财产，很多人家都为了自留地的界限而产生过纠纷乃至动粗，通常是谁家的弟兄多谁家的自留地就会大一些。最大的是鸟五子他们家，他家有兄弟四个，成年后都去蹲大狱了，没有人比得过他家的自留地。
和我家的自留地有疆界纠纷的是林奶奶家，林奶奶过去是唱戏的，成分不好，算是地主婆，我在梦里经常会梦见被她追杀。她家是两个女儿，都貌似天仙一样。我怀疑过，地主婆为什么会有如此漂亮的女儿呢？
有的时候，我家自留地里的早熟的西红柿被我吃光了，就会溜到她家偷几个，但那个时候谁家地里长了几个，熟成几分，都是随时牢记在心的。立刻，就会引起一番争吵。通常就是我妈和林奶奶吵，两个女人体育比赛一样相隔几米远对骂。什么脏话都骂，大概一两个小时吧，基本上起到了宣泄和健身的目的，就各自收工。
我们都习惯了。
地质队里有很多的大树是公家的，有时候施工需要砍掉这些大树，于是，树根就成了大家争夺的对象。把树根挖出来可以烧锅的，我的两个哥哥都是挖树根的好手。只要有被伐掉的树了，树根就成了私有的了，谁挖就是谁的。
我们用于游泳的池塘其实是个养鱼池，地质工人的家属们被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劳动，根据不同的特长分为缝纫、养猪、养鱼等等。猪是公家的，谁也占不着便宜，但鱼却是可以被大家钓的，基本上，只要有时间我们就会去池塘边钓那些公家的鱼。起先有人驱赶，后来就算了，满满一池塘边都是钓鱼的小孩，怎么管，就失控了，好像养鱼对集体来说收成并不好，后来就不大养了。
我钓鱼的水平太差，基本上没有占到公家的便宜。
我爸在野外工作，所以利用职务之便在大山里买了很多当时难以买到的便宜木材，这些木料被视为我家最珍贵的家庭财产，整齐地堆放在家里，够打两套家具。我爸说，一套给我二哥，一套给我，长大了娶媳妇用。
随着我爸的工作调动，搬家时，这些木料都在搬家的大卡车上，一路跟随着我们。我二哥结婚的时候真的就用上了，但后来都成了劈柴。
我没用上那些木料。到成年的时候，中国已经完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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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惩罚
童年时我们的大多数游戏都是战斗游戏，而战斗游戏都是有好人和坏人的，那些体质较弱或者年龄较小的弱小者都在游戏中扮演坏蛋的角色。虽然谁都不情愿扮演坏蛋，但坏蛋总是要有人扮演的，电影里的坏蛋不也是要有人扮演的吗？那些体质较强、年龄较大的相对强者就会扮成英雄、好人等等。在游戏中的规则是，坏蛋最后被击毙，坏蛋要装死。当然好人偶尔也会牺牲，但好人牺牲的样子和电影里一样，非常壮烈。
这样的游戏伴随了整个童年。但是，在整个童年里，却没有看到过一个真正的坏蛋，也没有看到过一个真正的好人。
如果说有的话，就是我的同班同学韩胖子。他在地质队的办公楼前拣到了一个工资袋，里面有一百多块钱，交给了学校。这在当时是笔巨款。韩胖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狠狠地表彰了一番，大家都学习韩胖子，学习他拾金不昧的优良品质。
此外就实在没有活生生的英雄了。
坏蛋有好几个，可惜我都没有亲眼见到。一个是骗子，主动上门，号称认识我的在外读书的大哥，说我大哥托他带些生活费。实心眼的母亲不仅好好地招待此人吃了一顿，将家里仅有的一些钱交给了来人，还托他给我大哥带了一件家里最好的棉大衣。
此人一去不复返，后来被证实是个骗子。
春节前，我母亲去县城买布，在百货商场被盗窃了身上的所有钱物，大概是家里的生活费和过年的费用吧，令母亲痛不欲生。
几乎每年的春节，母亲都会在某一个时刻想起这件事情，懊悔不已。母亲大概觉得丢了钱几乎就要饿死掉我们几个小屁孩而愧疚不已。她总是说，要是当时注意一点就好了，当时就觉得那个人在身边一直转来转去，不像好人，但哪里想到……
我听我爹说，他们也遇到过坏人，是个小偷。我爹在野外工作，一个小偷摸进了我爹和一群钻工的宿舍。偷了钱、粮票什么的，但被擒。我爹和一群钻探工人将其吊起来毒打，脸都打肿了，而且晚上将小偷绑在外边喂蚊子。据说，第二天，混身已经被蚊子咬得变了形。
后来，没听我爹说过这个小偷的结局了，估计是送去公安机关了吧。
现在看，小时候听到这个事情，觉得那是个坏人，现在想，倒不觉得是坏人了，即便是坏人，也不能如此折磨。
好在，那时候的人抗饿，也抗打，再大的苦难都抗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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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童谣(图)
大概是在三、四年级吧，好像是1980年左右，我十岁期间，上音乐课的时候，老师教唱了一首歌：《让我们荡起双桨》。
那真的是一首旋律很优美的歌曲，我清楚地记得那一节课我们都上得如此认真，真正被一个美妙的旋律打动了。其实对歌词所描绘的境界我们一无所知，但词和旋律本身所缔造的意境确实震撼了一群在地质队疯大的野孩子。
这首歌一直被我们记在心里，难以忘怀。
其实，并不是我们没有童谣和歌曲而显得我们的童年缺乏音乐和诗歌环境。相反，我们的童谣是非常多的，几乎在我们的童年游戏中都伴随着诗歌的韵律和节奏，比如说，我们会随手摘下一串树叶，一片片地摘掉，一边摘，就一边唱到“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食，一枪打倒蒋介石。”
念到最后一个“石”字的时候，就揪掉那一片叶子。如此反复，直到将整串叶子全都揪掉，手里只剩一个小细径。
这也算是个游戏吧，虽然没什么意义，但大家都会在一个百无聊赖的时候玩上一会儿。
在游戏中需要分成两拨的时候，这个方法也可以用得上。不过，除了这个方法还有一个是挨个点名，念到：“点兵点将，哪个做我的好兵好将”。念到“将”的时候，点到谁，谁就出来，直到将一群小孩分成两拨，然后游戏开始。
当然这都是男孩子的游戏，女孩子们的童谣也很有意境。尤其是在跳猴皮筋的时候，嘴里念念有词，一套一套的，真是让人佩服，不过，我们男孩子都是记不住的。
我能记住几句，大概要归功于我们妈布置给我姐的家庭工作，带好我——她最小的弟弟。所以我姐只好一边游戏一边带我，不让我磕着或者碰着。我当然乐不得的，在我还没有能力组织一群小屁孩们游戏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跟着我姐在一群小女孩中看她们跳猴皮筋。当然有的时候自己可能也会蹦达几下，不过，我当时就明白无论我多么刻苦地练习都不可能超越她们的水平，她们能跳得老高老高的，嘴里念出老长老长的童谣来。
这些童谣基本都跟数字有关，我已然全都忘记，但有一句一直记得，就是先念一段数字，其中一句是“……一个手榴弹，炸死了鬼子两千五百万”，有一段时间是炸死了日本鬼子两千五百万，又有一段时间是炸死了美国鬼子两千五百万，后来就变成了炸死了鬼子两千五百万。
那个时候不理解两千五百万的概念，依稀觉得是多的意思，很多的意思。
长大以后知道这是个多么巨大的概念呀，两千五百万，公元2003年时的伊拉克的总人口外加上中国十几个县级市的人口之和。
这样游戏中的童谣倘若是咒语并且能兑现成真的话，玩上个几十次，地球上就没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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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宝塔
在地质队大院的县城里有塔，通常我们叫所有的塔都叫宝塔，在那个县城里有好几座塔，有的塔是一对对的，我们管那个地名就叫双塔。长大以后才知道这种塔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有，对塔的好奇就是特别想知道塔里面都有什么。
当然，这些塔大多数都没有上去过。塔成了很多地方的标志性物体，出现在明信片上或者旅游指南上、门票上等等。
塔所承载的意义非常的重大，这种建筑的本身没有什么生活价值，完全是宗教式的，其意义非同寻常。塔的宗教意义之外的价值就是旅游观光。也是，一个高耸的地方，可以登高远眺，本身就很浪漫，很诗意，很有情调。
但那时，我们对于塔的认识主要是著名的宝塔山。是圣地延安的那座山，山上有个宝塔。宝塔里有什么，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曾经猜想，那里面一定有了不得的东西吧。
除了神圣的宝塔山之外，还有个宝塔是我心中的最爱，就是“宝塔糖”。这种糖呈宝塔状，非常的甜，而且甜的不一般，有点砂感，就跟现在的高级巧克力差不多吧。
那是打虫子的药，吃下去，就能将肚子里的蛔虫打出来，拉屎的时候一堆堆的拉出来，有的时候只拉出一两根来。
也是，苦了那时候的蛔虫了，在我们的肚子里能吃着什么呀，基本上和我们一样挨饿了。但大人的想法不一样，大人认为这些蛔虫吃了我们的营养，让我们个个面黄饥瘦的，所以，一定要打出来。
真是不知道谁发明的宝塔糖，实在是好吃，不光好吃，还能打虫子。
那个味道，很甜，很甜，确实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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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搞清楚没有！(图)
现在上学贵了，过去上学还是很便宜的，基本上开学前揣几张大票就够了，好像是十块或者几十块钱或者是几块钱吧。一年级少一些，二年级多了一点，再后来就又多了一些，但还是很有限。整个童年没有听父母说过为交学费发愁的事情，倒有几次听我哥或者我姐说过这样的话，现在给你交的学费都给你记着，长大了让你还。当时挺害怕的，拿什么还呀，这不是笔巨款吗。
但和现在比起来，过去那点钱还是显少。即便是年年都加一块儿，也不算多，确实不像现在上哪个学校都得交大把的钱接受义务教育。这个是无庸质疑的事情，是个很清楚的事情，所以就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了，但闲极无聊还是想起了些我小时侯的事情，不知道如今有些事情搞清楚了没有。
上学的时候，有一年，老师要求上课时将手全都背在身后，挺直腰板，一屋子小屁孩都跟上了刑场却豪不畏惧的模样，直挺挺四十五分钟。没过一个学期，改了，说是那样对身体发育不利，改成两个胳膊摞着，直放在桌子上，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黑板，这个姿势的益处是免得小手放在桌子下面搞小动作。没过多久，又改回来了，改成背在身后了，这些姿势，我都学得不错，现在也没忘记。
老师一进课堂，班长大吼一声，起立！一屋子小屁孩唰地一下，站起来。老师说，同学们好！小屁孩们齐声吼，老师好！然后老师一摆手，小屁孩们唰地全都坐下。我一直怀疑这个礼节恐怕是从黄浦军校那儿传到我们这里的。
后来，班主任要求我们将手背在身后学文化。没几天，老师铁青着脸说改了，别背在身后了，让放桌子上，过了没多久，又改搁背后了，我们倒无所谓，那就改呗，手搁哪里不是搁，搁裤兜里搓着玩和搁裤裆里捏跳蚤玩也是搁，搁桌子上和搁背后都是搁。让写字就写字，让挖鼻屎就挖鼻屎，让扣肚脐就扣肚脐，总之，你让干啥就干啥。但那次我们的更年期中的班主任发作了，她冲我们吼道：到底把手搁哪里？改来改去的，这个老师还怎么当？
我们这群小屁孩哪里知道手该搁哪里，你让搁哪就搁哪呗，你问我们，不是为难我们吗？我们只好面面相觑。
该搁哪儿，现在也不清楚。反正手长在我的胳膊上，也长大了，反正没丢。
不知道现在的这一代上学的小屁孩们搞清楚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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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建筑设计师(图)
成年后，我没有成为一个建筑设计师或者房地产开发商很有些让我郁闷，原因不是因为这个行业能赚钱，而是这个行业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对于生存环境的思考和艺术天分，无论他处在什么样的历史和空间中。
我对建筑人居的启蒙来自被窝里的灵感，我经常幻想我的温暖的被窝就是一个宫殿，而我是宫殿的主人。我幻想在这个绝对属于我的宫殿里徜徉，我幻想我是个充满浪漫色彩的人。虽然，只是从被窝的下头钻到上头，虽然这种幻想经常被起床的叫唤声打断，我依然乐此不疲。
我不知道别人的被窝如何，但我和我的好朋友蔡大头经常会找到一堆砖头，无论是别人有用的还是暂时闲置的，我们就将它垒成一个“房子”，有顶，有空间，我们蹲在里面，或者半躺在里面，在家里找来些吃的，通常是山芋或者是半块馒头等等，一起分享在那个空间里的人居感受。
后来，砖头并没有很多，我和我的邻居兼同学孙华阳，看中了每家门前的柴草棚。棚里有柴草，我们两个通过使用双手揪的简陋方法，生生地扒出一个洞，深入到柴草垛的核心，然后将洞口隐蔽好。里面的空间被我们整理得非常舒适。我们从家里找来一些吃的，藏在里面仔细地分享，我们会巧妙地留一些透气孔，还会留一些用于观察的缝隙，还能用于照明。很多想法都在里面不断地通过思维和行动进行实现。
这真的是件很快乐的事情，不过，有一天，我们被发现了，大人们很奇怪这个柴草堆里发生的怪事。大人们很紧张，我们也很紧张，直到柴草垛外面围了很多人，有的人手里还拿着家伙。
那次，我紧张坏了，不知道如何被擒的，大人们把柴草垛扒开，逮出了我和孙华阳这两个小王八蛋。
大家就放心了，不是闹怪物，但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快乐的场所。如果再让我们耍上几年，不定就耍出个建筑设计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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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良知和斗争
学校会在某个时候换老师，换我们的老师，每个新老师来的时候都会令我们莫名其妙地兴奋。当然，几乎所有的老师都能震得住我们，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有的就是打，有的就是怒吼，有的不打也不吼，但阴森森的样子让我们噤若寒蝉。
那一年，来了个新老师，姓马。不知道为什么，却没有能够震得住我们，以鸟五子、和总留级的毛猴为首的一群坏蛋小屁孩总是在马老师的课堂上发难，其实就是不好好上课，动静极大。
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没有人能够解决。估计马老师也在设法反省自己为什么没有像别的老师那样管住这帮坏蛋。这个原因很难说了，大概就是命吧。有一天，在我参与的坏蛋孩子们讨论人情世故的一次闲聊中，得知，马老师家境极其贫寒，非常穷困，学校毕业分到地质队来。马老师的境况被大家知道后，大家都觉得很震惊，纷纷表示今后在马老师的课上一定要好好听讲。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无论坏蛋孩子还是半好半坏的孩子都郑重表态，一定要好好听马老师的课。
马老师可能永远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教师生涯中，有一天一群天天捣蛋的坏蛋小屁孩居然如此安静地听他讲课，他的震惊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了。
但是，没有多久，我们就忘记了我们曾经的表态。在一次课堂上，不知道谁先想起来的坏主意，不张嘴，用鼻腔发出嗡嗡声，这样一个班的小屁孩发出的声音肯定是使课无法继续上的。
声音越来越大，所有的孩子都在这巨大的破坏中获得了快感，而马老师却找不到是谁在做怪。
愤怒的马老师再也控制不住自己，随便抓起一个小屁孩就给拎走了，这个小屁孩就是我。我觉得很委屈，因为并不是我的主意，虽然我也参与了发出嗡嗡声，但主谋我认为应该是鸟五子或者戎胖子。
所以，我对马老师杀鸡给猴看的做法非常有意见，认为我这只猴太倒霉了。大概是马老师不想放过我的态度让我觉得没有了别的出路了，于是我就转身跑了，翻过地质队的围墙，跑进树林子里，翻过一座山又翻过一座山，越跑越高兴。
一直高兴到太阳落山，翻过好几座山，到了一条公路，正沿着公路漫无目的走的时候，我爸用地质队的吉普车一路找到了这个生平第一次离家出走的小屁孩。
我大哥很愤怒，找到了马老师，言语中发生冲突，动起手来，他没打得过我大哥，让我大哥给撂倒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