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还有比我更绝的。
那年的期末考试，我们准点赶到学校，教室门上居然贴着答案。
这事比我那事查得还要严密，还要细致，涉案嫌疑人更多，最后依然没有查出来。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琢磨，会是谁呢？谁能偷出试卷再做出答案，再贴上教室的门，是谁呢？谁呢？那个人会不会也在这个时候琢磨，那个撕了排名表而不露痕迹的家伙会是谁呢？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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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甜蜜蜜(图)
别人结婚是孩子们最快乐的事情，因为婚礼中有个仪式叫撒喜糖，我们像疯子一样去抢那些糖，然后再去捡那些没有炸响的鞭炮。我曾经幸运地捡到过一个大个的没炸响的炮，鲜红鲜红的。不幸的是正当我向人们炫耀我的运气的时候，它在我的手心里炸了。当时我的脑子嗡地一下，半天都没什么意识，整个手灰黑灰黑的。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对此乐此不疲，整天就盼着有人结婚。天啊，那时能吃到糖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通常糖有三种：一种是黑硬的，石头一样；一种是上海的奶糖，软的，一般是不可能吃到的，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没有谁家在婚礼上撒过这种糖；第三种是冰糖。其实，就是硬糖也只是撒上几把，可以肯定的是，撒在地上的糖一个也不少地被我们捡光。它给我们带来的不光是口舌上的甜蜜，还有希望，我们总是幻想着那儿还有漏掉的。这个信念给了我们极大的快乐，每次走过那个地方，都会假设一下要是真的有上次漏掉的呢，为此我们都要对那个地方多看几眼。
没有喜糖吃的时候，我们也有办法。地质队吃的水是河水，先抽到一个大水池中，先澄清，然后再通过管道输送到几个公用的自来水龙头，大家从那儿往家里挑。澄清水需要用明矾，在水池顶上堆着，因为明矾太像冰糖了，所以，我们总是会在某个百无聊赖的日子里，在那儿一块一块地添明矾，因为我们是这样想的，万一要是有一块不是明矾是冰糖呢。那时，没有人太计较明矾那又苦又涩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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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被蜜蜂蛰的滋味(图)
几乎每个孩子小时侯都会被蜜蜂蛰，最惨的是被马蜂蛰。
我们偷养蜂人的蜂蜜，那种蜜是一版一版的，整整齐齐地插在一起，上面趴满了蜜蜂。那时最胆大的孩子，通常吃上一块蜜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惨痛的。加上养蜂人看得都比较严，因此，尽管想过很多的办法，依然很少得手，因此我们会找那些落单的蜜蜂下手。春天蜜蜂忙着在花丛中采蜜，我们忙着在花丛中采蜜蜂。就是捉住它，然后揪下它的屁股，放在我们的嘴里吮吸，非常的甜。当然有经验的会把刺拔掉，没经验的肯定要被蛰。如果被蜜蜂蛰了，蛰在手上没什么大不了的，要是蛰在脸上就惨了，不管蛰在脸上的哪个部位，哪怕是蛰在下巴上或是耳朵上，肿起来的都是眼睛。直到眼睛肿成一条缝，半个脸肿老高，这种情况通常要一周才能下去。
要是被马蜂蛰了，就是另外一番天地了。疼痛难忍是肯定的，肿的高度也是极其惊人的，而且速度特快，你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脸一点点地肿胀，直到把眼睛给挤得睁不开。最可恨的是在被蛰的那些日子里脾气特别暴躁，心里总是火烧火燎的。
明知道马蜂不好惹，但一样要挺而走险，因为马蜂窝里有蛹，可以烤着吃，炸着吃。而且我知道有一种马蜂不结群，独来独往，喜欢在竹节里做窝，它的屁股里有一个比蜜蜂大得多的蜜囊，逮着一个能甜上好一会儿。不过被它蛰上一点儿也不比普通的马蜂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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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故事(图)
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有一天，雷峰叔叔上山砍柴，下山时，路过地主家的门口，被地主婆看见，地主婆上前一把夺下雷峰叔叔的柴，恶狠狠地说道：“山是我家的山，树是我家的树”。说罢夺过雷峰的柴刀，照着雷峰的胳膊刷、刷、刷就是三刀。
每当听到这里我的眼泪就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心里像被揪起的一样疼。那时我想，这地主婆怎么就这么狠呢？地主婆在小人书里是被这样描绘的：小脚，树皮一样的脸，一对三角眼闪着恶毒的目光，戴耳环，手拿烟锅。
我家的隔壁就有一个这样的老太太，因为她的成分是地主婆，所以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她就是这样的。长大了才知道，她曾是一个京剧演员，在戏班里唱戏，能拉能唱。她倒是老了，好像是树皮一样的脸，但她的几个女儿绝对是如花似玉，确实不像劳动人民的孩子，想必她年轻时也是倾城的长相吧。但小时侯我可不这么认为，我有两个恶梦在童年中频繁出现，一个是被这个地主婆拿着柴刀追着要砍我的胳膊；另一个是被一个日本兵跟在后面拿刺刀要捅我。
当这些恶梦越来越少的时候，我和我的伙伴们开始比谁的胳膊上有刀伤，哪怕是个疤也行。那会儿真有胳膊上有疤的（天知道是怎么弄上的），谗得我们自残的心都有。心里那个羡慕呀！这小子竟然跟雷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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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又一个重大案件(图)
我邀上几个向来要好的伙伴，准备去胡老师家干点儿什么，因为她家门前有一棵柳树长得实在是不一般，有一棵大树叉居然笔直地横在她家的院子上面。那树叉上能蹲上好几个人，于是我们蹲在上面，冲院子里从容地解了大便，再从容地溜下树，跑了。
第二天，胡老师疯了一样跑到学校，说有人丧心病狂地对她进行阶级报复，是狼子野心，何其毒也。那是我第一次听见这样多专门为我而说的词汇，以往这些词都是大人们用的，这次用在我的身上，让我倍感骄傲和自豪。唯一让我遗憾的是，老师们普遍认为那大便是从厕所里铲出来再扔进胡老师家院子里去的。嫌疑对象是素来和胡老师家有过节的人，先从成分不好的人家开始查起，据说是以调查谁去公共厕所挖大便为线索，进行了广泛而细致的调查工作。
那时我真搞不懂，为什么就没有人想到那棵大树叉呢。
此案至今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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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爸爸的行贿方式(图)
那一年，家里忽然来了一对弟兄，是爸爸领来的。这哥俩比我小一些，让我十分高兴，因为我的哥哥姐姐比我大很多，通常不太爱带我玩。
有点懂人事的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爸妈谈心，略略明白了这哥俩的来历。我依稀听懂这哥俩是爸爸的领导的孩子，外地来的，爸爸入党的事情全仗着这对哥俩的爸爸，所以尽管粮食少一些，妈妈克服克服还是能够过得去的。因此，我妈被嘱咐一定要照顾好他们。
这哥俩跟我处得挺好，就是饭量比较大，总也吃不够的样子，让我妈很为难。我们的游戏大多是和吃有关的，可能是父母的大度多少也影响了我，我总是很自豪地把自己的秘密都告诉他们。比如说，我家菜地里长着一种野果子，也就绿豆粒大小，绿色的，有点儿甜，我与他们一起分享。结果他们把那一片地里的果子全给摘出来吃了。那么小的果子，亏了他俩那么小的人能有那样的耐心。吃完了，哥哥告诉我：“俺们家有这样的果子，只是不像你家的这样小。俺们家的大，有苹果那么大。”他弟弟小，什么也不会说，光知道吃。
那时候，我已是能辩真假的年龄，知道他是吹牛。但每次我家吃了什么他没吃过的东西时，他就胡吹他家什么都有（他的家乡已无从考证了，那时和爸爸同事的山东人和河南人挺多的，很有可能他们是来自那里的农村）。尽管这样，他关于苹果的描述却深深地打动了我。令我十分相信，他家里有苹果，而且他还承诺将来带我去他们家吃苹果。
当然，苹果并没有吃成。大概有半年吧，这哥俩被他爸接走了。我爸到退休也没入成党，具体怎么回事，小时候轮不上我问，长大了偶尔想起这事，又懒得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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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我们的草狗(图)
在以上所有的这些文字里，我努力做到真实、再真实。但写到这里的时候，连我自己都不大敢相信这是真的。过去发生的是真的？我这样问自己，仔细回忆，的确是真的。
那时，我们的生命力极其顽强，顽强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为了摘一粒葡萄，我曾经从至少两米高的高处大头朝下，扎在一个鸡窝里，盖鸡窝的瓦片全碎了，我哥把我拔出来后，上下都看一下，居然毫发无损。有一天上午，我还从至少五米高的树上横着摔下来，肚皮落在一个树桩上，昏迷一天，傍晚时自己醒过来，回家。第二天照样上学，怕我妈揍我，我只字未提。直到不久后学校组织体检，发现一条肋骨断了，是自己长好的，我只好老实交代。我妈说，怪不得那些日子觉得我不大正常，突然听起话来，原来是肋骨给摔断了。
我从没听过有哪个孩子因病住院的消息。如果能住院一定是最最光荣和快乐的事情，但大家都没能享受过，我们都坚强的不可思议。
和我们一样坚强的是我们的草狗。
我们养狗为了玩，大人养狗就是为了过年时吃狗肉。狗的来源是找附近农村的农户家里要。农户家的狗生了小狗，我们就去抱。没人抱走的农户就给弄死，因为实在没有更多的粮食让它们吃。
那年我实在羡慕邻居梅强家养的那条癞皮狗，因为他给那狗起了个名字叫：“猎豹”，所以我和姐姐背着母亲也去农村要了一条出生不久的小花狗。悄悄养了两天，被母亲发觉，母亲命令我们立刻弄死它。我们知道母亲的脾气，不听话肯定是要挨揍的。我和姐姐找了条绳子，在它脖子上打了个结，姐姐和我一人一头准备勒（天知道当时我们怎么想的，要用这个方法弄死它）。这时奇迹出现了，这条小狗居然流出了眼泪。
母亲听说了这事，答应留下它。多愁善感的姐姐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弱弱”，长大后这狗一直陪着我和我的姐姐。
弱弱是条母狗，后来也生了小狗，一窝两只，一只当场送人，另一只送不掉。母亲说，扔厕所去。我抱着它去了厕所，那是一个冬天，我没把它扔厕所的茅坑里，而是扔在了不远处的一个稻田里。稻田里结着冰（那时的南方也是很冷的，不像现在全没有冬天的意思）。第二天，有人告诉我妈，稻田里有狗叫。我连忙跑去，把它捞回来，它竟然没死，长大后一直陪着我和我的姐姐。
姐姐又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花熊”。
花熊的母亲弱弱当年被我爸吊在树上，然后用铁镐猛砸它的头，打死了，炖了一锅肉。起初我非常伤心并且流下眼泪，但晚饭时终归抗不住肉香的诱惑，海吃一通。
花熊成年后也一样，被我们吃了。
花熊之后，我哥不知从哪儿弄来条小黑狗，极瘦，养了些日子，我爸看出它可能不会太出肉，让我弄死它。这回我没找绳子，把它抱到一个大陡坡上，至少有五米高，然后狠狠地摔下去。结果它就叫唤两声，自个又绕个大圈跑上来。
小黑狗成为我童年的又一个重要玩伴。忘了是哪年的春节前，我爸又打死它，然后炖了，被一家人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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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爆米花(图)
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个老头，或推小车，或挑担子，来爆米花。
这样的消息会飞速地传到每个人的家中。这时，我们看父母的脸色，竭尽谄媚之能事，或无比老实，或无比贤德，做家务，干活等等。父母高兴了，就会赏给我们半碗米，几分钱或一角钱。
我们会操起一个大铁皮桶，端起那半碗米，怀揣角票或分币，飞也似地跑到爆米花的地方，排队。
我们不是自己排队，而是让我们的铁皮桶和半碗米替我们排。它们老老实实地排在那儿。我们则在一边疯玩。
爆米花的老人将米倒进他漆黑的罐里，倒上少许糖精，盖严，放在火上烧。一只手转动罐，另一只手拉他的小风箱，时不时停下填上一点煤，这一场景成为我们童年中最美好的一幕之一。我们所有的期待和幸福都在他最后弄出的“砰”一声巨响，然后活蹦乱跳地收获那香甜的爆米花，把它装进铁皮桶里，一边往嘴里塞米花，一边回家。
米花入口，经不起我们咀嚼即融化，香甜的，从舌尖到舌根到嗓子眼再经食管到我们的胃里。这是一个体验人生巨大幸福的过程，难以忘怀。
但不是每个孩子都能经常体验，总是一小拨人体验。好在那时不大分穷富，都差不多，今天轮上这拨，明天就轮上那一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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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母亲的觉悟(图)
母亲识不了几个字，但我至今也不明白母亲的天赋是从哪里来的。在我所有的关于母亲的记忆中，母亲固执地要我学会写毛笔字（现在叫做学书法）。母亲在我上学前就已经教会了我很多的字，以至于我一入学，一年级的我全会，跟神童似的。
母亲要随“五、七队”下地劳动，无法带上我，于是就用绳子把我栓在窗户栏杆上。绳子很短，床挨着窗户，我只能隔着窗户栏杆在床上望着窗外（这些全是母亲告诉我的）。我的哥哥小时候因为没拴着，好几次差点儿掉井里，所以对我就采取了安全措施。但也有不足之处，就是我在床上拉屎。母亲收工回来时，见我将屎糊得满脸都是，伤心不已。于是母亲不再拴我，她上哪儿都背着我。关于母亲对我的启蒙教育就这样在母亲的背上开始了。
母亲晚上要开会，大多是政治斗争什么的，开到很晚，大家还要喊口号，然后我就睡着了，不知道他们后来又搞什么名堂了，我想这大概就是他们的夜生活吧。我依稀记得母亲跟我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类的，那时候大喇叭天天都是这类东西。在我入学前，我已经会大段大段地背诵毛主席诗词了，令左邻右舍惊叹不已。在我们的心目中，母亲是个觉悟很高的同志。但后来这个观点有点模糊，因为母亲总是用哥哥姐姐的红领巾（他们有很多很多条）给我改成红肚兜穿，被父亲制止过很多次，但母亲就是不改，坚持认为旧的红领巾不用了太可惜。
1977年红小兵改少年先锋队。我因为年龄不够没当上少先队员，没能够在一上学就给母亲赚一条红领巾。成年以后我有过很多的愿望想要满足母亲，都阴差阳错地错过了，至今仍内疚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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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洗澡(图)
地质队有一个大澡堂，紧挨着锅炉房，我们管锅炉房叫老虎灶，家家用的开水全是用暖瓶到老虎灶排队打来的。夏天大人们洗澡就在家里用凉水冲，小孩就到公用自来水池冲洗，疯了一样地玩水。冬天洗澡，无论大人小孩，就去锅炉房边的澡堂子。
澡堂子好像是每周开放一次，共有三个大水泥池子，不到一米的深度吧，男女共用。比如说这周是男的用，下周就是女的用，通常是每周或者更长时间一次。洗澡也是要排队的，我们都是很早便去排队，去得晚了，那水就像是熬鱼汤了，漂着厚厚一层白沫。三个池子也就二十多平米吧，通常要洗好几百人。大家就都在一个池子里洗，那时好像也没有什么传染病，反正我没得过。
对我们来说，水脏不脏，毫无意义，我们就为了玩，在水里玩到所有人都洗完了，才舍得出来。潜在水里拽人家的脚，喝两口脏水毫无怨言。比谁在水里憋气憋得时间长，一抬头，满头都是白沫。
那时候怎么就没人传染上什么病呢？真是邪门。澡堂的窗户修得高极了，四面高墙，在墙上开着很小的天窗，那是为了防止有人耍流氓偷看女人洗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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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六一国际儿童节
每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是我们快乐的日子，但也有烦恼的时候，比方说，儿童节时要求每个孩子都穿白衬衣和蓝裤子和白球鞋。天哪，怎么才能有这些美丽的东西呀？好在母亲非常的聪明。我的蓝裤子是用我爸的工作服改的，我的白衬衣是用我爸的工作服改的，有补丁，但怎么也是白衬衣呀。白球鞋怎么办呢？
那时我们每人都有一双军鞋，军鞋是草绿色的。学校的要求是一定要白球鞋的。不过有办法，我们用牙粉(代替牙膏的东西)刷在绿球鞋上，跟真的一样。于是六一儿童节的早上，大家都是一色的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整整齐齐地排成队，听学校领导讲国际形式，听领导发言。时间一长，就有低年级的孩子站得太久，尿了裤，结果把鞋又给冲成草绿色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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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国歌
如今，当国歌声响起的时候，我唱的不是现在大家熟悉的国歌，而是小学时被教唱的国歌，知道该改，但有时还是会唱到老词上去。老词依稀是：“起来，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我们万众一心，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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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少年先锋队队歌
不知道我的孩子长大后还唱不唱这首歌，我依然记得这首歌的歌词，就像记得上课时的眼保健操和课间操时的开始说明词：“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第#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第一节，伸展运动1234……”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开始，第一节，轮刮眼眶，1234……”
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少先队员是我们光荣的称号，不怕敌人，不怕牺牲，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前进，向着胜利勇敢前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胸前，不怕牺牲，坚决斗争，要把敌人，消灭干净，为了理想勇敢前进，为了理想前进前进，我们共产主义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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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把你的分点给我吧(图)
那个年代我们的装束实在像个乞丐，我们的打扮清一色是蓝色或者军绿的上衣和裤子，而且是大人们穿破了改的。我们戴着军帽或者蓝色的干部帽，身上全是补丁，衣服全都洗得发白了。我上初中的时候看到了一张自己童年时的照片，那时正是虚荣心强的时候，从旧箱子里翻出来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那居然就是我自己，简直不敢相信，而且我怕让别人看见并认出里面这个乞丐一样的人其实正是我。
然而，那时我们并没有这样的虚荣，打补丁是光荣的事情，补丁越多越光荣，有老师经常告诉我们很多当时的名人有着非常厚的袜子，全是靠补丁摞出来的。这些事情的重要意义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想吃东西，不管用什么方法，我和同学们、和伙伴们最多的交往就是互相要吃的，无论是谁从家里带了点吃的到学校，会立刻围上一堆孩子，每人都是一句话，给我吃点儿。那家伙肯定是将吃的捂在裤兜里，警惕地环顾四周，等待我们的理由。于是，我会认真而严肃地说，二子，你忘了，上次我逮的知了烤熟了，给你吃了个屁股，难道你忘了吗?还有人会说，上次我搞来的山芋给你吃了一口，你忘了吗?有人想不起来也使劲回忆，说，二子，上次我吃糖的时候，把糖纸给你舔了好几下，你忘了吗?等等。
于是，每个人都有理由分享一下他带来的吃的东西。
最深刻的难以忘怀的是，同学刘湘军(真名)，那小子有一次居然带来一截香蕉。大家都围着，最后是少数人的理由被正式认可，这几个人被获准在香蕉上舔上一口。
那次，没有我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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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师道尊严(图)
那个时候，管住我们是需要一定的功力的。我们格外地调皮，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干出些坏事情来。不过，那时侯还是有天意的，比如说，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最怕的老师。怕到了极点，恐惧到了极点，现在想起来依然是匪夷所思。
后来的理科天才少年，我的最要好的朋友蔡大头，当年最怕的老师叫张经健(真名)。要是让我们现在找出恐惧和害怕的原因，肯定是不得要领。因为张老师的拿手活不过就是罚站，这是所有老师的招数，就是找个地让你站着，或者一节课，或者半天，或者一整天。我最怕的是张老师的谈话，他的口头禅是让你挖思想根子，这一招从心理学上看应该值得研究，是一种能让人精神崩溃的招数。其实很简单，就是让你站在他的办公桌前承认错误，想自己究竟错在哪里了，他照样干着自己的事情，改作业什么的，然后抬抬眼皮告诉你承认的不彻底，就是说还没有真正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于是我们就一遍又一遍地承认错误，找自己究竟错在什么地方了，用他的话说就是挖思想根子。他总是在听了我们痛哭流啼而且是发自肺腑的检讨以及费尽心机写的书面检查后，轻描淡写地说，不行，这哪行，没有挖到思想根子，继续挖。
每听到这些，我们就几乎崩溃了，彻底绝望了，连活的勇气都没有了。当时的想法就是，如果能过了这一关，怎么都行。当然，更可怕的是，他把你叫到他的办公桌前，不理你，整整一天也不理你，仿佛根本就没有你这个人，于是，最后的结果就是，老老实实哭天抢地的挖自己的思想根子。
大多数老师都有这么一招，比如说，咳嗽一声，全班马上就鸦雀无声。张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
那天，我和蔡大头两人百无聊赖地闲逛，到了一排平房后，突然，蔡大头说，不好。我问，怎么了?蔡大头说，你听。我竖起耳朵一听，远处传来张老师的咳嗽声。我说，是张老师。蔡大头说，真的吗?我说，肯定。蔡大头如同雷击一样立刻开始哆嗦。然后拉起我的手，俩人飞也似地跑掉了。后来才知道，张老师刚搬家，搬到那排平房里了。从此以后，蔡大头再也不敢去那排平房溜达。
当然，我不太尿张经健老师，我最怕的是孙老师，一个很胖的女老师。只要她眼珠子一横，立马吓得我魂飞魄散，也说不清为什么，反正就是怕，怕得要死。大概是三年级的时候，我跟一帮坏小子攀地质队的大铁栅栏门玩，不知道是哪个坏小子喊了一嗓子，“孙老师来了”，我们立刻四散逃跑，只恨爹娘少生一条腿。
那一次，一听喊，宛如晴天霹雳，立刻就蒙了，不管死活地就往下跳，可能跟身手太差也有关系，别人都顺利跑掉了，我的一只手被挂在了一根铁刺上，差一点就穿透整个手，我的鬼哭狼叫般的声音惊动了大人们，将我解救下来，送进医务室，清洗铁锈，缝针。连吓带疼，几乎要昏过去。
多年以后，看着手心上的疤，敲着这些文字，一边乐，一边心里隐隐做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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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偷吃麦乳精(图)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比吃的更能让我们留下深刻的记忆了。在我的记忆中，似乎只有一种营养品是真正的营养品，那就是麦乳精。对我们来说，那简直是天堂里来的东西，一年中极少有机会能见到它。比麦乳精次的是白糖，再其次是糖精，吃多了是苦的。
我的母亲在她中年的时候身体一直不好，长年吃药。父亲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些麦乳精，和一些白糖藏在一只小瓦罐里，那怎么会躲过我的眼睛和嗅觉呢？那天从我爸神秘的表情中我就已经看出了我爸必然是有了非同寻常的东西，而且一定是要瞒着我。其实，那时我的年龄已经隐约可以感觉到这东西是给妈妈吃的，只是实在抵御不了自己的谗。到了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就从学校溜回家，从窗户栏杆里钻进去，摸到碗橱的顶层，从深深的一堆杂物里摸出那只瓦罐。揭开来，老天！居然是麦乳精，而且还有白糖。我深出舌头，猛添一气，感觉到自己的每一只味蕾都像花朵一样在绽放，然后那浓烈的甜蜜的感觉，从嗓子眼下去，激动得感觉自己的膀胱都随之颤抖。多年后我见过叫春又得到满足的猫，那眼神一定和我当时的眼神差不多。
第一次，我用了当时年龄最极限的忍耐力，没有将一罐麦乳精和白糖全部干掉，而是精心地挖了几勺，吃下去，又用勺将原来的样子恢复了，尽可能地看不出被人吃过。二次，依然如此。但，终于还是有一回多吃了，让我爸发觉了。我爸问我，课间的时候你都干吗了？我一脸无辜地说，看书，写作业了。我爸若有所思地说，是吗？我知道我爸在怀疑了，但依然忍不住，还是在课间溜回去，发现瓦罐转移了，那哪里躲得掉我灵敏的感觉。不消几分钟，就又找到了那个瓦罐。再吃，然后添着嘴唇顺原路再溜出去。
当我再次溜回来的时候，我发现窗户上的栏杆修好了，这怎么办？这当然难不倒我，我用非常藐视我爸智慧的态度，骄傲地从家里的为猫狗留的洞钻了进去。当时我的经验是，通常只要脑袋能过去的洞，身体也是可以过去的，只是挤了一点，我爸哪有这个经验。于是，我依然一天天地在实施着自己偷吃瓦罐里的麦乳精的计划。我想我已经疯狂了，根本也不考虑我爸的愤怒和麦乳精一天天地要见底的事实。终于有一天，当我从洞里钻进去，刚把瓦罐摸到手的时候，我爸在我身后一声大吼，如晴空霹雳，吓得我立刻从凳子上掉下来，被我爸抓个正着，一顿痛打。
原来，那天我爸佯装去上班了，其实他把自己锁在屋里，一直就在蹲堵守侯这个名叫书宏的坏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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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过年(图)
毫无疑问的是，我们最盼望的是过年，通常是掐着指头盼。对过年的期望甚至导致了我们小小年纪就开始思考深刻的哲学问题，为什么不能天天过年，在我们有限的生命时间里为什么会大多数的日子痛苦或者百无聊赖，而只有过年那么几天是幸福和快乐的。为什么呢?
我这样想，甚至，我希望要是能够一觉醒来就过年了，该有多好。我的意思是凡是那些普通的和一般的日子就全都不过了，只过年。我就这样琢磨着，但依然老老实实地将日子一天天地过掉，直到过年。
我爸会提前一些日子给我买一串鞭炮，这截鞭炮只比一根筷子长点儿，锁在家里的柳条箱子里。我就这样望眼欲穿地等呀等，终于等到大年三十。我们这个晚上可以有肉吃、有饺子吃、有酒喝，我爸或者我哥会用筷子蘸酒让我嘬，有一年甚至让我喝下了一整杯酒，而令我大醉，最后连医生都找来了。也许这样会让我爸和我哥感受到快乐，也许这样我们的春节才更有意思。但对我来说，更动心的是那串鞭炮。在吃完晚饭以后，我爸会把那截鞭炮取出来给我，我一颗颗地拆了它，揣进兜里，跑出去，找到我的玩伴，用一张草纸卷成纸捻，点着，用鞭炮去炸鸡蛋壳、炸酒瓶、炸老师家的窗户和门，然后跑掉……鞭炮炸没了，我们就拣地上没有炸响的，有的仅剩下一点捻子的，我们也敢点了放，从不怕炸了手。炸了也没事，没有捻子的我们就掰断了，点着看花玩。
那段幸福的日子呀！
不过，好日子总是那样的短暂，我们很快就没有鞭炮放了，没有肉吃了，没有饺子吃了，没有酒喝了，而且还要上学了，要被罚站和挨打了。
尽管这样，我们处处都体现出乐观主义精神。我们会自制火柴枪，用一根铁丝圈成一把手枪的轮廓，再用几个自行车的链条，串在枪上，最尽头的那个里面砸进一个铜制的自行车钢丝帽，正好可以穿进一根火柴，火柴头的火药就挤在铜帽里。再用八号铁丝磨出一根撞针，装上皮筋，做好扳机。其原理就是撞针装火药，只是没有任何杀伤力，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听到一声像鞭炮那样的响声。偶尔也会想，要是能在老师的秃头上也来一枪该有多好。不过，这只是一想。做，是打死也不敢的。
有火柴枪的日子里，我们在裤兜里揣上满满一盒火柴，举着火柴枪，一边玩，一边学着电影里的英雄那样啪啪乱打，一直玩到枪被老师或者我爸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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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大水，大水(图)
我的一个同学叫杨大水，他不是地质队的，住在地质队外的农村里。依稀记得他的家是土房子，顶上盖的是草。天知道为什么他要叫大水。在我们的记忆中，发大水是很好玩的事情。记得有一年，杨大水家的草屋被淹掉，但我们仍然不认为发大水是件痛苦的事情。南方的水灾频繁，一发大水，就有很多的灾民来到地质队，他们成堆地住进我们的大礼堂，或者住进我们的学校，因为地质队的地势非常的高，大水来的时候将我们周围的公路全部淹掉。水稍稍一退，就成了我们的天堂。
公路边全是死蛇，老鼠嗖嗖地在水里窜，我们会找一些安静一些的水坑，舀干了，逮里面的鱼、泥鳅、黄鳝、青蛙、虾米什么的，逮着了回家让家长给我们熬了吃，而且通常会得到家长的赞许。当然我们这些全是业余的。附近有很多的农民，他们是专业的，他们总是可以逮到很多的鱼虾，然后去卖。
那年大水时，我在水中找到一条行动迟缓的蛇，用一根小竹筒装着它的脑袋部分，露着蛇身子和尾巴，逢人就炫耀我的蛇。直到让我父亲的同事看到，他当时大吃一惊，跳起来，后退几步说，哎呀，这是五步蛇。后来，找了一个长年练武术的人拿回他家泡酒去了。长大以后，我知道那是蝮蛇，剧毒。倘使不是那次被人识出，可能我也死于大水那年。
还是那年，我最大的乐趣就是趟水玩，在公路上趟水，而公路边有很多的农屋，多是石头或者黄泥和草搭建的。农屋全都泡在水里，农民们就守在公路边，不让人趟水，原因是担心水浪会冲倒他们的房子。他们希望水退了，但房子还没有倒下。他们就执着地守在被大水浸泡的房子边，守着公路。
而我们多么希望趟过去玩呀，于是我们就编瞎话。我对那些农民说，我妈妈在前面，他们马上就让我过去了。次次如此。只要这样一说，农民们就放行，不再拦我。
现在回想起来，怪不得这么多年，无论我怎样努力都买不起房子，肯定跟当年的谎言有关，谁叫我只顾自己快乐而不惜欺骗那些善良的农民，不顾他们摇摇欲坠的草屋承受更大的打击。想起来，一定是报应，让我人到中年依然没有房子。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那个叫杨大水的同学，上天有眼，但愿他已不再是个农民，如果还是的话，也一定会有一个大水冲不跨的大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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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男大一百八十变(图)
如果认真回忆地话，我们小时侯的形象实在不怎么样。我的邻居吊五子（他姓姚，排行老五，但被人喊成吊五子），小时侯是个结巴，他的口头禅是喊正喊正喊正……不是我干的，他的意思是说反正这件事情不是我干的，但因为是结巴就说成这个样子，成为我们记忆中的经典。吊五子还有个毛病就是流口水，长年地流，然后用袖子一擦。这个吊五子后来居然长到一米八，一表人才，体质特好，也不结巴了，也不流口水了。要不是后来做牢去了，恐怕能当个模特什么的。我的同学张健，那时候长年身上长疥疮，又瘦又小，玩起来，动点粗的就让他趴下来，而且成天傻笑，但小子学习贼好贼好的。长大以后听说现在就在北京的某家公司当白领，据说做的还特别的优秀。
我的毛病是咬手指甲，成天地吃，把指甲吃光了就接着啃指甲上的肉，上课时吃，下课时也吃，一直就没改掉，翻来复去地吃，吃了左手吃右手，亏了那时候脚上有鞋，要不然肯定也是要把脚指甲吃个干净的。不过这个毛病并不是太恶心，有个叫狗娃子的，他的鼻子下成天挂着两条又稠又筋斗的鼻涕，你看着看着就出来了，不过别担心，就快要到嘴边的时候，狗娃子一吸，马上就又回去了，过一会儿就又出来了。有一年狗娃子家有了件喜事，不记得是件什么样的喜事了，反正大家都去围观、祝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狗娃子更是非常激动，站在门口不让我们看，生怕我们多看了他家就会吃亏。他一激动，鼻涕就吹出个大泡泡，一会儿一个，一会儿又一个，煞是生动和好看，令我难以忘怀。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家长是工人，我们弟兄太多，都谗得不一般。也有例外，我的同学钟晨，他爸他妈好像是医生，是知识分子，他家就他一个孩子，可能是跟我们有点区别，日子过得不算太难。不过他总生病，有一年生了个怪病，嘴歪了，整个嘴半立在脸上，整整一个夏天，他爸妈都没给他治好，邪了门了。
当然还有更好玩的，不过就懒得回忆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都长得很不错了，有的甚至还特别地出人头地。
赤色童年写到这里，让我随时会记起童年的这些日子，并且随时地鞭策自己，告诉自己我们骨子里、根子上都是苦孩子出身，现在人模狗样地做着生意，有的还当着官，整天装蒜，一吃饭就点一桌子菜，也懒得打包；成天看不上这个看不上那个，稍有了点地位就紧锁眉头，一本正经地端坐在办公桌的后面，俨然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什么东西变的。其实，到什么时候我们都是一群差点饿死的穷光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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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我们这帮小毛贼(图)
基本上我们都没怎么见过大面额的钱币，一年中有两次可以看到大钞的时候就是学期开始交学费。开学的第一天我们背着书包，揣着爸妈给的学费去了学校。通常是没有孩子敢打这学费的主意，偶尔也有例外，但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不过诱惑还是有的，大院里有小卖部，出售糖果以及麻饼，学校门口也有卖零食的。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搞到钱。
我的同学戎胖子他爸是电工，所以，他总是有主意搞到钱，就是拆卸那些机械、工具上的铜制配件，或者电缆，这方面他很在行。拆下的铜配件我们就偷偷摸摸地去五里外的县城的物资回收站出售。但这样的机会还是不多，并不总是有那样多的铜制配件让我们拆卸，尽管我们的拆卸技术越发地高超，但靠偷拆废旧的铜件也不能卖出多少钱。于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开始卖废铁。那时候，我记得我们都应该是半大孩子了，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大人们通常也不愿意跟我们计较。于是，地质队大院里所有的铁制品都成了我们的目标，我们用所有时间和精力来发现和寻找能卖钱的东西。
有一年，我们用一个夏天的时间，在大人们午睡的时候，一点点地卖掉了所有采暖用的铁皮炉子。在南方采暖都是用这种铁皮炉子，冬天支在办公室等地方，夏天就闲置起来。结果被我们悄悄卖掉，因为卖的都是废铁价，所以都没有卖上什么钱。
最值得骄傲的一次，是我发现了一个“炸弹”。形状和炸弹一模一样。纯铅制的，是地质队用来进行水中勘测固定线绳用的，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将它弄了出去。共卖了四十元钱，这是我记忆中最大的一笔赃款，我们几个坏孩子将它全部花掉。
那时候，也没人管，因为大人们也都往自己家里拿，谁还在乎几个小毛贼干的这点坏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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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赌博(图)
我想，我对赤色童年的回忆应该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这当中并不因为我写的是多数人的生活状态，而是我们的生活状态只能是那个样子，不会再有更多的样子。那时的中国是一个模样，比如说，大人抽的卷烟，全中国可能都是一个牌子的。烟是大人的娱乐和游戏，而烟盒就成了我们的游戏资源了，因为我们不能总是玩泥巴呀。
我们把香烟盒叠成纸片，根据香烟的牌子来给它定价值，然后用来赌博。赌博的方法是把这些烟纸排在地上，然后用巴掌拍，一个个地拍或者摞起来拍。赌资就是这些烟纸，那时候我们中间涌现了很多这样的高手，甚至，我们弹玻璃球的赌资也是这些烟纸。几乎每个孩子都有很多这样的赌资，放在家里最安全的地方，精心保存。
有的时候，也没有那样多的烟纸，我们就用普通纸代替，比如说作业本和书里的纸撕下来，叠成纸片，有方的还有圆的。玩的方法是用纸片互相拍，赌资就是这些纸片。
虽然我们小，但是我们都懂得一点，绝对不拿报纸做的赌资玩，虽然那时报纸是最容易得到的纸资源。因为我们都明白，每一张报纸上都有毛主席三个字或者毛主席像，不管是五岁的孩子还是十五岁的孩子都懂得这个道理：不能把毛主席在地上拍。就如同我们谁也不敢拿报纸擦屁股一样，宁可用手指头抠，在墙角上蹭，也不敢找张报纸片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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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迟到的忏悔(图)
儿时，做了非常多的坏事，非常非常坏的都做过，我们从来没有受到过关于“爱”的教育。现在，看到如今的电影、电视、哪怕是极其庸俗的言情电视剧，通篇都是爱，人与人之间的爱，人对于动物的爱。最简单的电视剧就是告诉我们爱是好的，仇恨是坏的，有爱心的人是好的，没有爱心的人是坏的。
那个时候，我们对于好坏的概念就是战斗电影，电影里有两种人，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仅此而已。其它的就想不到那么多了。
如果说，小的时候，抓蛤蟆以及知了之类的东西吃掉，是因为饥饿和无知的话，后来我们稍大一些干的事情恐怕就纯属坏蛋才能干出来的事情。
地质队还有个大院所处的位置在火龙岗镇，这个大院原先在一个乱坟岗上。据说，建这个大院时，曾经挖出个坟，里面有古人的尸体，活生生的，还没等有关部门来人，尸体上的衣物和陪葬的东西就都被闻讯而来的农民抢光了，尸体后来被好心人烧了。
火龙岗的地质队大院很大，已经有点少年模样的我们经常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百无聊赖。那天，两只狗在操场上交配，被我们发现，其中一只是我们地质队的人养的，另一只谁也不认识，断定是附近农民的狗。那狗一定是为了交配而冒着生命危险才进来的，因为那个时候只要有东西进来，肯定是要被我们吃掉的。为此，附近农民经常和地质队的人发生冲突，不过，那时我们的兄长辈个个都是好汉，很混，农民打也打不过他们，骂也骂不过他们。不过，我们的兄长辈的好汉们在政府的一次次严打中都进去了，那是后话。
那次，在一个兄长的带领下，我们每个人都操了家伙，有铁锹，有木棒，有铁锤等等，估计最少能有十个孩子，悄悄将操场给包围了。我们被告之，一定要听从命令才能下手，（事后兄长告诉我们，时间长了才挣不脱）不知道等了多久，就听一个兄长大喊一声，我们就冲向操场中的那两条狗，狗儿受惊，一时无法挣脱，顿时挨了重重几击，但还是挣脱，逃窜。我们放过地质队的狗，猛追那条外来狗，越追加入的人越多，我们都兴奋了，都沉浸在杀戮的亢奋中。最后那条狗被逼进了车库的一个夹道中。
我拿的是一个铁锹，正好站在夹道的这头，看着狗儿窜进夹道，曹三子正好堵在那头，狗儿回头就试图从我这边冲过来，如今，我依然无法忘记那狗儿的眼神，惊讶，仇恨，哀怜。我想过退缩，想过害怕，怕狗伤害我，也怕伤害了狗。但狂热占了上风，我一闭眼狠狠地用铁锹砸向了扑过来的狗儿，狗儿一个趔趄。依稀记得大家都挤进夹道，一通乱打，狗儿就毙命了。
狗儿被吊起来，开膛，剥狗皮的依然是我们的兄长。我们围观，打下手。有个地质队的中年人，不记得他叫什么了，老早就等在那儿，让我们把狗鸡巴从狗肚子里掏出来，好像没有人帮他掏，他就自己掏出来，美得屁颠屁颠地捧着血淋淋、热忽忽的狗鸡巴和狗卵子回家了。兄长们一片哄笑，我们那时不明白为什么笑。只是觉得，这人，真奇怪，狗鸡巴有什么用。
再后来，就是和兄长们一起吃狗肉，然后兄长们来对付那些找狗的农民。
多年过去了，只觉得对不起那只无辜的狗儿。如今，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再也不做了。并且，只要有机会，我会告诉我的孩子，从小要学会爱他人，爱动物，爱自然，爱这世界上的一切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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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做梦娶媳妇
当自己沉浸在对童年的回忆中时，有个念头忽然涌现，原来童年我们并不如自己想的和教科书上说的那样，自己有多么的单纯。比如说爱情什么的，只是我们的身体未发育好而已。其实在思想上我们已经具备了对爱情和婚姻的思考，不过，这个观点只代表我和以下几个童年伙伴，而不代表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少年儿童。
一九七几年的某天，我、蔡大头、鸟五子、大李伟、小李伟（因为都叫李伟，所以就用大小区分）、孙耗子等人，聚在地质队汽车修配厂内的一个角落里谈论爱情和婚姻，当时我的年龄最多八岁。所有人中最小的好像是孙耗子，顶多只有五岁。最大的是鸟五子，他比我大好几岁，但因为老留级，所以和我同学。
不知道因为什么我们谈起了自己的未来，就是娶谁当媳妇的问题。我以及好几个人都想起了我的同学阿芳，因为她实在是漂亮，漂亮的不一般，让我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她，纷纷表示将来要娶她。蔡大头表示要娶红梅，那也是个少见的美人。鸟五子也说将来要娶红梅，最可气的是孙耗子拖着条浓稠的鼻涕居然告诉我也要娶阿芳，这小子，真是找死，当时我这样想。
我的伙伴们劝我长大了不要娶阿芳，认为我应该娶和我一起长大的小云，因为她妈妈和我妈妈是同事，我们总在一起玩，吃住在一起，大家都说我们俩最合适，我觉得也是，不过我还是觉得阿芳更好。
阿芳和我同学好几年，后来我跟着干地质的爸爸搬家了，再后来，阿芳也跟着她干地质的爸爸搬家了，一直没有了音讯。很多年后我在梅县见到阿芳，她说她将来要考深圳大学，去深圳。后来我还在安徽芜湖的长江边遇到了小云，因为小时候太亲密了，不知道为什么什么话也没说，那时我大概十五岁，不说话的原因可能是不好意思。
有人还提起我们班个子最大的小萍同学，她发育的早，看着就让我们眼晕，但不明白为什么会眼晕。还有人提起将来要娶李丽丽同学，那也是个漂亮姑娘。现在想起来有点腼腆，我们怎么会是思想如此复杂的孩子。不过当时没有一点内疚，我们的想法是真实的，不是玩笑。但目的不太明确，也不太真诚。因为几年以后，我们七、八个孩子不再谈论娶谁的问题，而是找机会躲在窗户外边偷看漂亮的徐老师洗澡。（但窗户太严，什么也没看见。）
红梅也没嫁给蔡大头，据说俩人好过，我和大头通信时还提过红梅。没记错的话，红梅可能去了日本或者太平洋上哪个国家。听说蔡大头在美国结了婚，媳妇是中国人。不知道是谁，反正都不认识，连大头的爸妈到现在也没有见过，俩人在美国结婚一直也没有回来让爸妈看看。
鸟五子进了监狱，不过出来还是可以结婚的。大李伟、小李伟不知在哪儿，孙耗子也没了踪影。李丽丽同学和小萍同学也是不知下落，不知道都嫁给了哪个走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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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西洋景(图)
老师们都说，台湾的小朋友都在水深火热当中，还有外国的小朋友全都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对此，我们深信不疑。依我当时的年纪，想象那苦难的外国小朋友和台湾儿童时，只能是从吃什么上开始琢磨。老师告诉我们，台湾小朋友和外国少年儿童以及全世界那三分之二的苦难人民都吃糠。
在我们看来，糠是最难吃的东西，(注：糠是稻子舂成大米时舂下来的黄色外壳，再磨成粉状，多用来喂猪。)那个年月，家家都没什么吃的，我们家吃过最差的饭是煮南瓜，一大锅，锅里面放了一把米，吃得挺饱，也挺美，窝头和野菜也是经常吃。记忆中比较难吃的是有一回吃米饭，没有菜，我妈给我们每个孩子的碗里倒了点酱油，引起了我哥和我姐以及我的强烈不满。不过，多年以后，我妈的记忆是认为吃南瓜是最苦的日子，因为没有米也没有面只能吃南瓜粥和野菜。
我倒是认为南瓜粥挺香的，比糠要好吃的多。在我当时的价值观看来，吃糠是旧社会的事情，糠是最难吃的，是猪才吃的东西。我妈说，1960年的时候，能有口糠吃都是不错的了。
老师说生活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魔爪下的外国人都吃糠，令我极其同情外国人。
我的童年里的老师都没有去过外国，不过，我的邻居也是我的同学许键的爸爸却在一九七几年的某一天出国了。他爸是地质队的工程师，出国的事由我们就不知道了，现在想起来应该是技术交流之类的事情。他爸被通知出国那天，整个地质队沸腾了。到了出发的那天，所有人都来送行，成百上千人，那场面。
那一刻，我们都不再相信外国人吃糠了，因为大家都在议论许键他爸从外国回来以后会带什么东西。
过了一段时间，许键他爸回来了，带了什么东西大多没让我们看见，不过，带回来的折叠雨伞却令我们大开眼界。老天，雨伞居然也能折叠，收起来那么小巧，尼龙布面，伞杆锃亮。许键和他姐姐上学时打着那样一把伞，引得成堆的人跟在后面都要看个究竟。
那时，我家的雨伞是竹子把的，黄色油布面，老沉老沉的。
那把折叠伞惊动了我们每一个人对外国的憧憬，不知道外国究竟是个什么样，他们怎么会把雨伞造得那么精巧。
那时，我们就不再相信外国人吃糠了。虽然没有明说，那是因为没有孩子愿意跟老师深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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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身怀绝技(图)
公元2002年的某一天，直到有个叫刘海洋的大孩子用硫酸泼了北京动物园的黑熊，才令我记起那些血腥的童年，所以就觉得没有资格去评价那个做事出格的大孩子。
在我们这群孩子看来，所有的动物都是要被我们吃掉的。除了饥饿之外，基本上没有人告诉我和我的同伴，动物是不能伤害的。我们不像刘海洋那样倒霉，是因为我们那里没有黑熊，我们那里有青蛙、老鼠、知了、麻雀、蝉蛹、蚂蚁、小鱼、小虾、小蟹。偶尔还有野兔、野鸡、喜鹊、不知道名字的鸟等等。对我们来说，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不要轻易伤害。我们的父母、兄长、老师的业余时间去钓鱼，而我们动用所有的聪明才智和从学校学来的力学知识去抓那些动物。
用弹弓打麻雀，成功率不高，不如上房去掏，连蛋带麻雀一网打尽。掏的时候晚上掏，大的小的一窝端。多高的树也难不倒我们，哪怕喜鹊把巢建在最高的树的树梢上，我们也会攀上去，将其掏下来。用和稀了的面，我们叫面筋，沾在一根长竹竿的梢上，去沾知了，成功率比较高，能沾不少，然后烤着吃掉，或者炸着吃掉。蜂巢被我们捅下来，掏出蜂蛹烧了吃。
青蛙用杆钓，然后扒皮开膛破肚，洗净后红烧，小鱼、小虾和小螃蟹之类的就去小河沟里掏。我们的兄长能耐大的敢捉蛇，大蛇小蛇，捉来吊在树上，扒皮抽筋，众人围观。
地质队前后都是山，有时候我们会在山上玩，偶尔能和野兔、野鸡遭遇，于是大家都疯了一样地追杀它们。不过，不是对手，根本就捉不到，于是我们想了很多办法，但都没能成功。
没有任何人指出我们这样做究竟对还是不对。
我的好朋友蔡大头的绝技是用一颗小石子，十米之外取鸭子的性命。他是这样练就的，用小石子猛地扔出去，日久天长，练出一身好本领，没事就砸鸭子玩。石子直击鸭头，又准、又狠，将鸭脑袋砸塌了，顿时倒地毙命。那时候地质队家家都会养点家禽贴补家用，所以蔡大头经常悄悄找靶子练。有一次干掉了姚五子家的鸭子，姚五子的爸爸提着被蔡大头击毙的鸭子找上门了，蔡大头被他爸一顿暴打，之后才不再将他的绝技轻易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