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出生于1970年，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每当我提起那段日子，比我年长的人表示不可理解，比我年幼的人表示不可理解，有时候甚至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义，但这些快乐的记忆却是那样固执地藏在我的脑海里。于是我会找一些我的同龄人，问他们是否能够理解我的回忆和我的快乐，但和我一同长大的同龄人，他们都不和我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有一个在美国，我们经常用电子邮件交流，有一大部分在安徽马鞍山市的一家大型钢铁厂里，另有一部分在监狱里，以及祖国的其他地方。童年之后，我们大多数再未见过面。
我和我的同伴出生在一个地质队的大院里，在那里度过了我的赤色童年，然后随着搞地质工作的爸爸离开了她。
我的远在美国的好朋友蔡大头，在后面的文字里总会提起的这个人，如今我们都已成年，成家，成了父亲，成了懂得并且有能力为自己重新选择祖国的人了。我们曾经多年失去联系，后来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上之后，我们经常会提到童年，提到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叫七十年代，如今已经有人用年代来区分人群，五十年代的，六十年代的，七十年代的，现在已经有八零后了。我的七岁的女儿应该算是九零后的吧。就我的经验来看，以年代区分人群没有什么意义，对往事和童年的追忆没有什么声讨或者反思的价值，因为大多数人手头根本就没有真理。
我的如今已经七十岁的老父亲一生劳累，那是绝对吃苦耐老，肯干的老地质工人。他的事迹我在成年后仔细地体谅过，一九六零年他带着很多工人，在大山里一天只吃一个馒头，却干整整一天的活儿。
他跟我说，干着干着太累了，钻井旁边的一块草地上铺着衣服就睡，醒来了睁开眼接着干，几个月过去了，活也干完了，那个草地硬是睡出了个人形，人形里的草都死了。
父亲是个打井的地质工人，一生中在地球上钻的孔多得数都数不清。曾经在一个大旱年，在难以打出水的地方打出了水，拯救了很多庄稼还有人。父亲曾经在病重的时候说他见到了那些被拯救过的人，随后父亲奇迹般地抗过了一次重病。
父亲一生大多数的时间都在野外打井，母亲说，饥荒的年代到了一个村子里，村子里人已经都饿死了，地质工人就先挖个坑，将村里后死的没人埋的埋掉，然后饿着肚子牛一样地工作。
我认为父亲那劳动的一生真的是苦难，真的是太苦难了。但有一次我问父亲，觉得自己的一生累吗，年轻的时候辛苦吗？父亲答不觉得累，也不觉得辛苦。
这个回答我不太理解，也许得需要我七十岁的时候才能理解。
母亲曾经告诉我，日本侵华的时候我的母亲家里只有一条裤子，大家轮流穿，裤子被别人穿走了我的母亲就搂着我的大舅围着被子在炕上坐着。
我问母亲，那时候苦吗？母亲答不苦。母亲说真正苦的是我的姥姥和我姥姥的母亲。我的姥姥和我姥姥的母亲我都没有见过，姥姥只是留给了我一张发黄的相片，而且这张相片也在地质队频繁的搬家中丢失了。
历史就这样在我们的眼前消失了，没有了。
我的好朋友蔡大头说他觉得童年太美好了，他对于人生的这个回忆态度让我很觉得奇怪，因为他如今在美利坚，开着BMW，住着只有在挂历中才能见到的宅里，童年的那些贫苦经历如何会觉得美好呢？
也许，生活中形而上的东西相对于物质生活更为重要，虽然我对于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只有饥饿，加上困惑，不过在别人对童年的态度里和如今回忆那些日子的写作中，也逐渐地体验到了快乐。
任何苦难，人都是可以承受的。关键是人在承受苦难时的态度。因为从历史中我已经深深地知道了，苦难在随时等待着人类，无论他是哪一个年代的人。
1、命大
长大以后，我常听母亲提起我的出生，她说，本来就没有打算要我，我的到来纯粹就是一次事故（母亲的原话我不记得了，但就是这个意思。）爸爸总是出差，长年在外。地质队的大院是一片巨大的坟地，数千人陆续来到这里，围上铁丝网，在里面建住房、建医院、建学校、建电影院、建代销店（商店）和公共厕所，家家在房前屋后种满了自留地，种一切能种的粮食和蔬菜。
父亲是国家正式工人，母亲和其他的妇女们统称家属，被组织起来，成立了“五、七队”，挖盖房的地基，挖泥塘，干所有稀奇古怪的活。母亲说，是很晚才发现有了我的。那时她在泥塘里挖黑泥，然后觉得有了我，于是，便报告了“五、七队”的队长，李红军的妈妈，一个大个子老太太，长大后我一直叫她李大大。经过“五、七队”领导的研究决定，我的出生肯定是弊大于利，因此，组织上决定，将我干掉，（现在已经无从考证领导们为什么一定要我的命）。当地没有堕胎的条件，需要去五里地外的县医院。母亲和李大大商量好，第二天就去县医院。
当天夜里，母亲做了梦，梦见了八岁模样（母亲说和我八岁时一模一样）的小孩，走到她的床前，说，可不要害我呀！
第二天，母亲和李大大结伴去县医院，半路上，母亲将昨夜的这个梦告诉了她。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她俩当时的思想活动，反正结论是留下了我。
2、把她扔下火车(图)
可能是因为身体不好的缘故，母亲不再挖泥塘或者挖盖房的地基，而是去幼儿园当看孩子的阿姨，于是，我也几乎差一点儿被送给别人家，改名换姓。
和母亲一起看孩子的有一个阿姨，和母亲非常要好，这个阿姨居然生了五个孩子都是女儿，终于是没有了继续下去的信心。据母亲说，她非常喜欢我，疯了一样。和母亲提了很多次，想让母亲把我送给她家，并且向母亲描绘了我的未来，说我长大后将有五个姐姐疼我，那该是多么美好的情形啊！
善良的母亲答应了。后来母亲这样说，实在不忍心看那个女人这样想要一个男孩。
为了接纳我，并且有足够的粮食吃，那个阿姨决定把我的那几个姐姐其中的一个送人，可总也送不掉，所以准备在坐火车时，从火车上扔下去。
俩口子真的带着最小的孩子上了火车。
准备动手的时候，男的说，你来。
女的说，你来。
男的说，你来。
女的说，你来。你是男人。
男的说，凭什么，这事就非得男人做。
女的说，就是应该男人做。
男的说，我是党员！
结果谁也没做，带着孩子又坐火车回来了。
母亲听说了这件事情，改了主意，没有把我送给他们家。从此我失去了我的五个“姐姐”。
3、性教育
“妈妈，你是从哪儿生的我？”所有的孩子都问过这样的让母亲无比尴尬的问题。我的妈妈是这样告诉我的：“孩子，你是妈妈从防空洞里挖出来的。”
对此，十三岁以前，我一直深信不疑。那时候有很多的防空洞，几乎每一家的门前都有一个洞口，用石头堵住，但会留下一些缝隙，我就经常望进去，思索我出生的秘密。
后来，一个外号叫“毛猴”的坏孩子先长大了，他比我们要大许多岁，敢跟比他大的孩子打架，敢跟他爸、他妈斗嘴，敢偷看女厕所，敢干所有我们都不敢干的事情。
有一天，他招集了很多和我一样大的孩子，先扯了一些干透的丝瓜滕教我们当烟抽，他自己却抽从他爸那儿偷来的真烟。他将人生的所有秘密用极其生动的方式全都告诉了我们，尽管我们半信半疑，但却真实地印在了脑海中。
十四岁时我读到了那本著名的手抄本《少女之×》。十五岁时，一个女老师，红着脸将“生理卫生”课文中“生殖与发育”那一段朗诵了一遍。
二十二岁时，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同学要结婚，他认真地对我说，性生活的姿势和狗一样。我不认为他是开玩笑，因为小时侯，关于性的问题，我们见过最多的就是狗，各式各样的家狗、野狗，每到春天就牢牢地粘在一起，棒子打都打不开，大人、孩子就围在周围欢呼、追打，感到无比快乐。
4、我们见到的是维纳斯(图)
地质队的大院里哪儿的人都有，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上海人。围棋下的好的是他们、蛐蛐逮得棒的是他们、小提琴拉得好的是他们、吃东西讲究的是他们、女人长得漂亮的是他们、光棍打得长的是他们，即使是住在最简陋的活动房子里也能把它布置得格外好看。总之，他们带来了新的东西，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童年的文化生活。
一个已经记不住名字的上海人，大约30多岁，未婚，喜欢找我们这些孩子们玩，大段大段地说话，说上海话，说普通话，说那些我们闻所未闻的事情，教我们下围棋、拉小提琴给我们听、写毛笔字……他说他自己是才子，琴棋书画，样样行，只是怀才不遇。这话我记得很清楚，长大了才明白，他是在向我们倾诉他仅仅是做了个地质队员的愤懑。通常，我们很愿意做他的听众。想起来，他一定是很满意我们。只要有时间，就和我们呆在一起，相处很融洽。
但也有意外。有一次，不知道他在哪儿弄来个雪白的石膏维纳斯雕像，放在他的桌子上，请来我们几个小孩子欣赏。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这种东西，当时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词就是“流氓”。正看着，忽然外面有人将他叫了出去。
我们再也无法忍耐，于是每人摸了一下，然后，我们发现闯了大祸了，维纳斯的奶头马上就被我们的脏手明显地摸黑了，那样地刺眼。
大家跑出去四处逃窜，身后传来了他的怒吼声和叫骂声。
5、小战士(图)
我们的学校叫“向阳”小学，我上学的第一个老师是郭老师，他当过兵，也曾是个无忧无虑的木匠，说一口山东话（可能是），受过工伤，缺了几个手指头，于是就让他当了老师，干点儿清闲的事情。郭老师教我们学汉字，从点、横、树、撇、捺开始，学到弯勾时，他将“弯勾”读成了“沙勾”（天知道他为什么会读成“沙勾”），于是，我们这样足足读了一整年，直到第二年来了一个北京籍的叫费雅文的女老师，纠正了这个错误，还教会了我们普通话。
第一年的课全是郭老师一个人教，现在一想，他一定是把他一生的学识都教给了我们。体育课是我们最爱上的，因为他最擅长的就是战斗知识，并且非常认真地培养我们，比如，当我们全都站成一排时，郭老师就会喊，“敌机来了。”于是我们全部卧倒；郭老师说：“匍匐前进。”于是我们全部蹭蹭地往前爬，技术无比娴熟。
那一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是有飞机从头上飞过，我们便条件反射地卧倒。像所有的孩子那样，对所有的飞机都欢呼雀跃是好几年之后的事情了。
6、我学的第一篇文章（诗歌）
第一篇正式的汉语文章（诗歌）是：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
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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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老四(图)
我们童年的小名大多是用排行来称呼的，这些约定俗成的称呼，通常会伴随我们直到成年，甚至一生。一般称小二子、小三子、小四子、小五子、小六子、小七子、小八子、小九子，有的会加上姓，比如说张小三、李四子、刘五子，或者马老二、孙老三、钱老四等等。
吴老四是在我们都长大了之后，他爸、他妈把他生出来的。他爸是工程师，有文化，不喜欢前边几个孩子，前边的三个孩子不像他希望的那样学文化，其中一个还屡次参与各种各样的斗殴，还未长大，脸上就带监狱相了。吴老四生性聪明，长得也煞是可爱，人人都喜欢逗一逗这个可爱的孩子。
大人们最喜欢的逗法是叫住孩子，说，吴老四，把裤子褪下来，把小鸡放嘴里吃了，吴老四摇头。这时大人们便拿出一个小本本，说，我是公安局的，你吃不吃？小小的吴老四马上褪下裤子，揪一下小鸡，作势往嘴里一放，作咀嚼状，大人们马上一片哄笑。
老四的爸爸想让老四早点上学，可能是四岁多点儿就托人送进了学校，上一年级。结果有一次上课紧张，居然在老师批评他的时候，下意识地表演了一次吃小鸡，被劝退学。
吴老四的爸爸、妈妈疯狂地爱着他，吴老四一天天地长大，当然谁也不会再让他吃小鸡了。
大概是一九九七年，吴老四的那个被判处十年徒刑的哥哥刑满释放才两年，刚满十八岁的吴老四伙同他的几个同龄的邻居拦路抢劫，买烟、下馆子，事发，吴老四作为首犯，被判处十年徒刑。
吴老四的爸爸、妈妈痛心疾首，变卖了家当，在儿子服刑的农场门口搭了一个窝棚，养一些鸭子和鸡，只为能经常地看一看自己的儿子吴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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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还乡团
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相信除了地主、富农、贫下中农之外，还有这样一个成分：“还乡团”。
小五子住我家的隔壁，一开始他爸爸隐瞒了历史，几乎入党，内查外调的时候居然查出了有这样重大的历史问题。
每年的开学，大家都要填写成分这一栏，小五子便独自躲在一边填他家的成分，谁要是多事去看一眼，少不了就是一番殴斗。不填是不行的，每年都要填好几次。
好在小五子家弟兄多，上面有三个好斗的哥哥和一个大姐，童年时他们家总是和别人家打架，一打就是全家上阵，没有几家敢与他家叫板。
小五子的大哥三十岁时从十几米高的钻塔上摔下来，当场就死了。小五子的二哥在第一次严打时就被政府判了好几年，出来没多久就又进去了。小五子的三哥在第二次严打时进去了，判以重刑，恐怕这辈子出不来了。小五子因为盗窃丢了家里好不容易给找的工作，没赶上严打就进去了。是否出来了，因为多年没有联系，也无从考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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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大礼堂(图)
我们的很多乐趣都在大礼堂里，这里放过电影，演过各种专业和业余的话剧和戏剧，开批斗大会。我亲眼见过我的姐姐在台上朗诵“周总理，你在哪里”而声泪俱下；我在上面唱过一首歌，其中有几句是：“星星满天撒，我和星星打电话，小星星你好吗？我们一起为革命学文化”；我的最要好的同学蔡大头朗诵过一首诗，内容我忘了，但最后一句是：“肯登攀”。他的做老师的父母为他设计了最后的一个动作是，前腿弓，后腿登，左肘向里弯，右臂伸直放在后；还有地主家的小老婆被破例允许唱了一段好听的京戏。
还有邻居黄伯伯被判成强奸犯，在这里开了公审大会。那一天，全地质队的干部群众都来了，将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那一天，妈妈紧紧地抱着我，在乱糟糟的人群中悄悄地对我说：“长大了可不能做这样的人”
我的从不让母亲省心的二哥在这里将一张毛主席像给糟蹋了，当场就要被捕，有好心人告诉了母亲，母亲连夜将二哥送到几十里外的一个农场里，躲过一劫。
在我长大的日子里，竟然经常做这样的梦，我在那个礼堂里演奏吉他，还有别的人在用钢琴伴奏，唱的是我从未听过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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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爸爸的工作日记
我的出生日被母亲忘记了，但我的户口本上是7月22日，母亲说应该是8月22日，我的小学老师告诉我是9月22日。老师的证据是那一年他来学校报道是9月初，刚开学的时候，没过几天，就听说我出生了（我父亲那时是校长）。
我找到了爸爸的工作日记，在1970年的那段里，只字没有提到我的出生。7月21日，日记如下：“林副主席说：纪律是什么？它是我们党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共产党要成功不能缺少这个武器。”（以下略）
8月17日，“首长留言：抓阶级斗争，搞好革命大批判，今后要加强这方面的领导。充分发挥小将的力量，高年级帮助低年级写批判文章。”（以下略）
9月份，无。
至今我也理解不了，我的出生难道就像摘个柿子一样简单而不值得一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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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爸爸为学校采购的书名
1、《刘学保的故事》 2、《雷峰的童年》 3、《麦贤得》 4、《王杰》 5、《大寨》6、《李文忠》 7、《非洲小朋友》 8、《东风轮的诞生》
9、《董存瑞的故事》 10、《台湾的儿童》 11、《张思德的故事》 12、《焦裕禄的故事》 13、《刘英俊的故事》 14、《尤冬花》 15、《吕玉兰》
16、《长征的故事》 17、《红灯记》 18、《白求恩的故事》 19、《仇恨的伤疤》 20、《刘胡兰》 21、《反修前线的红哨兵》 22、《戴碧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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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爸爸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最高指示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同学们：
我们学校今天又开学了。在放假的40天里，有的班级很好，学习班也办得不错，五年级女同学和六年级女同学在开始时也办得很好。三年级除个别同学外其余办的很好，他们有时在树底下学习毛主席语录，这是值得表扬的。
开学后第一件事，先办学习班，内容如下：
1、打扫卫生、布置教室。
2、学习文件。
3、总结在40天内的学习，好人好事情况，做出下学期的“四好、五好”规划
4、写一次批判文章，大批判专栏或批判小分队，内容是：读书无用、无政府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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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杨幸福的爸爸的离婚史
杨幸福（译音）是我姐姐的同学，他的爸爸、妈妈是当时最出名的人物，因为他们是全院唯一闹离婚的人，他们每天吵架、打架，家里没有一件完整的东西。在我们看来，他们活着就是为了在这一生把婚离掉。天常日久，邻居们全都习以为常。为此，杨幸福和他的妹妹是学校里最抬不起头的人，他的爸爸在护厂班（看大门）里也是最抬不起头的人。
杨幸福和他的妹妹成天破衣烂衫，有上顿没下顿，是全院公认的最可怜的孩子。但他们兄妹倒不觉得自己怎么苦，反而让我们羡慕他们是最没人管、最自由的人。
我们不知道杨幸福的爸妈为什么要离婚，而且把离婚当作一生的事业去做，但终于人愿大不过天意，听我爸说是组织上根本就不同意。最后，杨幸福的妈妈用报纸剪鞋样，报纸上有毛主席像，于是被公安局逮捕，后被送去劳改。
杨幸福的爸爸终于遂了心愿，离婚了。
杨幸福的爸爸再婚取了个四川女人，没多久又开始闹离婚，因为杨幸福的后妈是个神经病，整天在家做卫生。长大了我才知道那是洁癖。杨幸福的后妈会经常跑到学校把正在给我们讲课的老师硬叫出来拉家常，每次都是雷打不动的一段四川话：（这话说得太多了，以至于让我一生都不能忘记）“老子要治好这个家，先把卫生搞好，打家具、买电视，老子需要三、四千块钱吆。”弄得老师们非常无奈，但从来不敢反驳。
后来，听说，杨幸福的爸爸刚满五十就死于癌症，杨幸福的亲妈在监狱里再嫁，杨幸福的后妈失踪，据说是回了四川老家，杨幸福和他的妹妹当了几年待业青年，在地质队参加工作。后来，就没有了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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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狗也看露天电影(图)
我们的露天电影放映过《地道战》、《地雷站》、《平原游击队》、《决裂》、《青松岭》等等，我们的口头语分别是：“平安无事喽！”“香烟洋火桂花糖！”“马尾巴的功能！”“钱广赶大车，来到供销社”等等。
我们的童年，能够把一切人和事全都套上这些话。我们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边敲脸盆一边扯着嗓子喊，“平安无事喽……”。我们把所有戴旧的军帽叫做钱广帽。
那些放映露天电影的日子成了我们最愉快的日子。所有人过节一样，早早就去占位子，拖家带口等待天黑的时候。我们最爱看的是战斗片，瞪大了眼睛陶醉在那些英雄的情节中，我们最不爱看的是戏剧，但也不会放过，只是会在母亲的怀中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很多人家养的草狗也学会了看电影，只要电影一开演，就安静地呆在人群中，既不叫，也不乱跑，瞪大了眼睛看得一丝不苟。这种现象是我的姐姐发现的，经过了许多人的证实，只是没有考证过这些狗是爱看戏剧还是爱看战斗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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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马老师怒挑四包子(图)
四包子是我的邻居，和我同龄，因排行老四，所以名字里有个四，但为什么叫四包子就不知道了。四包子力大，饭量大，但读书太差，有一回，马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算术题，在班里环顾四周，我相信马老师一定知道谁会谁不会，所以就点了四包子的名。因为谁都知道他根本就不会。
马老师问：“你会吗？”
四包子坚定地说：“会！”
然后四包子上得台去，面对黑板，手拿粉笔，仰头翻眼做思考状。过了一会儿，马老师又问：“你会还是不会？”四包子答：“我会！”又过了一会儿，全班鸦雀无声，紧张极了，四包子的喘气声都听得见。
终于，暴怒的马老师，顺手一鞭打向他的头，四包子却一闪躲掉了，更怒的马老师翻手自下而上又是一鞭。所谓教鞭，其实是一根细竹竿，因为总敲，那头已被敲裂、敲散，这一挑正挑在四包子的下眼皮上，四包子捂眼就蹲下了，马老师以为是装的，嘴里念念有词：“不懂装懂……”一会儿，我们看见从四包子捂眼的手指缝里往外流血，马老师吓坏了，赶紧去扳他的手，想看看伤势如何，四包子死活不让看，哭出声来：“我会，我会……”马老师连连说：“你会，你会……”
万幸的是，四包子的眼珠子没事，只是眼皮被挑了个大口子，流了好些血，送到老师的办公室，不知怎么给止住了。放学时，马老师向四包子问寒问暖，在耳边反复交代，四包子哪受过这个，被感动坏了，一个劲儿说没事没事。
当天晚上，四包子被他妈一顿暴打，杀猪一样叫，我妈也过去劝了。我妈回来时说，这个四包子，放学路上乱跑，被树枝挑了眼睛，这么调皮，挑瞎了怎么办。并且警告我，如果我要是被树枝挑了眼睛，也会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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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刘大眼踹折强子的腿(图)
刘大眼是上海人，眼大似铃，被称刘大眼。当面叫刘老师，背后叫刘大眼，大眼脾气大，只需一瞪眼，再坏的孩子也不敢造次。强子是比我高一届的同学，调皮之极，不小心不知在哪儿摔折了腿，正好赖在家里不想上学，家人着急，干脆天天把他背到学校，在桌子下放一只小凳子，伤腿正好搁在上面。
刘大眼探亲回来，不知道这事。第一天上课，进了教室，发现强子居然翘着二郎腿，因为大眼老师个子高，强子腿上裹的石膏又套在裤管里面，所以他不知道事情的原委。大眼老师冲强子一瞪眼，强子想解释但没敢，大眼老师又一瞪眼，示意放下二郎腿好好听讲，强子有口难言，大眼老师连瞪了好几次大眼，发现强子居然丝毫没有改正的意思。于是一边读着书一边度到强子跟前，突然一脚踹下，强子妈呀妈呀满地打滚，快愈合的腿就又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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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刘大眼看不见黄色笑话(图)
刘大眼批改作业是在课堂上，我们哇哇读书的时候，他就坐在前面批改作业，通常是翻开作业本红勾一挑，写上日期，便算完事，雷打不动。
戎胖子和我同桌，向来聪明，发现了这个秘密，顿起歹念。先是在作业里故意将答案写错，结果也是得的红勾；后来逐渐发展到在作业里胡写，结果也是红勾。于是，戎胖子便和我一起向高年级的坏孩子要了一批黄色笑话写在作业本里，大家传阅后，再交给大眼老师批改。
足足半年，大眼老师也没有发觉，依然在作业里批上他的红勾。半年后，实在没有那样多的黄色笑话，同学们也都不爱看了，我和戎胖子方才作罢。只是在书里胡抄一段，权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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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张明（译音）老师的粉板擦(图)
张老师对付调皮的孩子有一套，就是用粉板擦砸，多皮的孩子也不敢在他的课上调皮，简单地说，张老师在课堂上总是手拿一只粉板擦，只要谁乱说乱动，就一板擦砸过去，又狠又准。
我被砸过一回，当时的感觉是眼冒金星，雷打的一样，也不敢哭，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不敢流出来，因为讲台上还有备用的粉板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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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有个学生也叫张明（译音）(图)
这个也叫张明的学生是后来转来的。不知道为什么张明老师对他恨之入骨，非要回忆原因的话恐怕是他的学习太差，总考零蛋。那时，考零蛋的学生并不多，一两年才能出一回，况且，按常理，再不懂，蒙也能蒙个一、二十分，但张明却总考零蛋，打也不行，骂也不行。一上课什么也听不进去，只喜欢玩，罚他一天站，他就能站着玩儿一天。
一次让他罚站，他就手搁在裤兜里有滋有味地玩纸片，被发现，于是，张明老师让张明同学手举着纸片在教室前面站上一整天，而且手不许放下。张明终于无法忍耐，手慢慢放下，结果同学们便一起举报。张老师便厉声喝道：“举起来！”复又举起来。如此反复，张明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将手里的纸片故意掉下来，然后弯下身子捡，这样便能休息一会儿，几次便被张老师察觉，张老师说：“不用捡了。”张明说：“没关系，我能捡。”于是张老师让他只举手，不举纸片。
那一次，张明服了，好像是从那以后就没考过零蛋了，但也就一、二十分的成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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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积肥(图)
1978年红小兵改名少年先锋队，但学校的一大片学生种植和管理的实验农田却依然被称做红小兵实验田。那片田是所有农田中种植得最好的，几乎所有的孩子对农业都充满了天生的崇敬，再调皮的孩子也不会轻易去实验田偷山芋什么的。
每到施肥季节，老师们便发动学生们积肥。所谓积肥就是找肥，老师说最好的肥料就是草灰，于是我们把所有能找到的草都烧成灰，操场上全是一堆堆的草灰。后来一个对施肥颇有心得的老师发现其实最好的肥料是猪屎。
“五、七队”有个养猪场，那些日子，猪场里全是学校的孩子，大家争先恐后，钻进猪圈里把所有的猪屎搜刮的干干净净。老师根据猪屎的多少来评价一个孩子的好坏，于是手脚麻利的孩子便早早把猪屎弄完，手脚笨的就只好一手拿小铲，一手提小筐在猪圈外面等猪拉出屎来。如果哪个圈里有猪嗷嗷乱叫，那准是拉屎了，这群等屎的小孩一听猪叫就跟抢什么宝贝似的冲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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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你快一点打破我的头吧(图)
因为家家门前屋后都种有自留地，而且，大多数家庭都收成不错，那一片土地养活了我们，所以，我们对饥饿的记忆大多数是快乐的，所有为了吃而发生的印象全是因为谗。
那时候，我们太谗了，吃一切能吃的东西，自留地里西红柿实在等不到红了，绿的就吃了。当然有比我更谗的，我们家后面那排房的有个叫胡拥鞍（译音）的孩子，比我大一点，我总看见他躲在没人的地方偷吃生米。我们父母其实已经懂得了孩子少就能吃饱的道理，但已经来不及了。我的同学家里通常都是三个孩子以上的，很少两个，一个的绝少。我们一起找一切可以吃的东西，去农村偷地瓜、抓青蛙、掏鸟蛋、吃说不上名字的野果子，比如有一种果子像现在的鹌鹑蛋大小，奇酸无比，我们给这讨厌但的确能吃的东西起了个名字叫：“狗卵子”。实在谗的厉害，酸死也不放过。我们连养蜂人的蜂蜜都敢偷，蛰死也心甘，但养蜂人并不是总有。
孩子们在一起，经常会打起来，因此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谁家的孩子被打破了头，只要是见了血，打人的家长至少要送半篮子鸡蛋补一补，还可以在家里静养，不用上学，不用干活。所以，我们特别小心，千万别把别人的脑袋打破，最好是打一个大包，只要不破就行。如果谁被打破了头，他一定要被大家羡慕死了。
我就有一次这样幸福的经历，我的同学孙华阳（真名）有一次和我玩疯了，对掷泥巴，结果泥巴里可能有个小石块，击中了我的头，血流到我的脸上我都没察觉，直到被别人看见，不玩了，呆呆地站那儿看我，我一摸，血，真的是血，激动了好一会儿才放声大哭。别的孩子也狂喊起来：“孙华阳打破了老蛋的脑袋了……”终于把家长惊动了，一见真的流血了，忙把我背起来，我在所有孩子羡慕的目光中被送进了医务室，当然一路上我是一定要哭的，我要把这样的信息传达给我的伙伴们，我也被打破头了，可以吃鸡蛋了，可以不上学了，想不到吧，风水轮流转，我老蛋也有今天……
当天晚上，孙华阳的妈妈给我家送来半篮子鸡蛋，我妈谦虚了一下就收下了。当然，等待孙华阳的自然是一顿暴打，但那时我没想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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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我也被吊起来臭揍一顿(图)
每年春节，我们都会提起我二哥被吊起来臭揍一顿的事情。
事情的起因是大哥、二哥争抢锅里残存的锅巴，那时我姐还小，还轮不上，所以事情就发生在大哥和二哥两个人之间。经过可能是这样的，大哥仗着力气大，将锅巴清理干净自己吃掉，结果二哥为泄私愤竟然将锅底用锅铲敲了一个洞。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两人一起抢的锅巴，是二哥用力过猛，不小心将锅铲破。但结果都是一样，愤怒的我爸、我妈在分清了事故的责任之后，为了让我二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彻底改正从此决不再犯，把我二哥吊在了门前的树上，臭揍一顿。那次教训不仅真正教育了我二哥，也教育了我们，直到我的侄子都长大了，我家的锅也没被铲破过。
我被吊打是因为三年级时，我玩疯了，我的数学考试竟只得了50分，愤怒的妈妈将我的裤子扒掉，吊在门前的树上，一顿臭揍。
长大了我渐渐明白，我妈这样打我是为了让我记住，好好读书，考高分，长大了当官，千万不要再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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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方方的爸爸是个铁杆右派
方方（真名）的爸爸叫方福隆（译音），方方的弟弟叫方园（真名）。在那时，这是个很新潮、很有文化的名字，而且方方、方园两兄弟从小就有绘画天赋，画什么像什么。但我们知道，方方的爸爸是个右派，是个特别不好的人，跟电影里的坏蛋一样。因此，方方的童年总是被大家欺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侯，父母或者老师的名字是不许直呼的，如果直呼的话就相当于最恶毒的辱骂。
方方的爸爸就被所有的孩子直呼大名，甚至胡写乱画在墙上，不知道为什么方方的爸爸那样的没人缘，我们的目无尊长的行为得到了所有大人们的默许。那时，只要一看见方方，我们就齐呼：“方福隆……”那时，大院的大门上有一幅水泥铸的对联：“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我们在对联的空隙处写满了“打倒方福隆”之类的话。方方兄弟和他的爸爸是最抬不起头的人。
有个绰号叫“毛猴”的孩子无比聪明，能徒手爬上五层楼，能说出最有创意的骂人的话。大人小孩谁也奈何不得他，是个公认的坏孩子。有一天，担任看大门工作的方福隆可能是见四下没有别的大人，只有“毛猴”及我及其他几个孩子，决定好好教训教训“毛猴”，便把“毛猴”叫进了值班室。过了许久，我们听见了“毛猴”的哭声，这在从前是决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我们从不相信“毛猴”居然也会哭。一会儿，“毛猴”的哭变成了嚎，令我们毛骨悚然。
原来，方福隆和“毛猴”比试掰手腕，“毛猴”不知是计，结果差点让方福隆攥碎了他的小手。“毛猴”猴子一样乱蹦，方福隆就是不撒手。直到“毛猴”嗓子哭哑了，也没有力气再蹦了，方福隆才撒手。“毛猴”滩在地上，方福隆得意地转身走开。谁知道，“毛猴”悄悄地起来，溜到墙边拾起一个装满液体的旧瓶子，窜到方福隆的背后，跃起来，像排球里扣球的动作，将瓶子砸在了方福隆的脑袋上。瓶里装的是硫酸，万幸的是，瓶子是落在地上才碎的，液体溅在裤子上，将方福隆的裤子烧成了鱼网一样。
“毛猴”转身就跑掉了，我们知道谁也追不上他。
时隔多年，“毛猴”几进监狱，方福隆也已老朽，只是不知道方方、方园兄弟是不是已经如愿成为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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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方方的检查
方方的天赋不仅表现在绘画上，他的文学天赋也是很棒的，尽管大多数老师都讨厌他，但这一点却是不得不服的。
方方的检查屡受老师赞扬，一直是我们的范文，比如说，我们将泥巴弄的满教室都是，或者打架，或者干了别的什么坏事，老师勒令先罚站再写出检查，依检查内容是否深刻决定哪个孩子不再罚站。也不记得方方究竟在检查里写了些什么，但每次老师读完之后全都赞不绝口，也不顾方方其实就是主犯，先将方方解放出来。
张老师的口头禅是挖思想根子，弄得我们毛骨悚然。最怕张老师让我们挖思想根子，天知道，方方怎么会有这样多的思想根子可挖。
多年来，一直就想找到方方的检查，好好看看在里面究竟写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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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胡老师家的鸡蛋可偷吃不得(图)
南方的夏天有午睡的习惯，家教严的孩子是一定要午睡的，否则必挨打无疑，而大多数孩子却在正午的烈日里逛来逛去。当然，闲逛的主要目的一个是玩儿，另一个就是看能不能意外地找点儿吃的。
那天的意外是我发现了胡老师家门前的石板上居然放了一排鸡蛋，依我那时的年龄认为，鸡蛋打碎了就是可以吃的熟鸡蛋。于是，便拿起一个敲碎了，结果流出来，生的；我不甘心，继续敲，依然是生的，于是继续敲。我很纳闷，既然都放在外面了，为什么不放熟的。正纳闷的时候，十几个鸡蛋已然都让我敲碎了，而胡老师也咆哮着从屋里冲出来，对我，也对着碎鸡蛋怒吼：“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我知道我闯大祸了。
胡老师要我面对着碎鸡蛋，立正，罚站，然后她痛心疾首地上班去了。
直到太阳落山，胡老师下班，发话让我滚蛋，我才懊恼地回家，至今我也不懂，为什么我不跑掉，就这样整整一个下午傻站在那儿，中了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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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毛主席死了(图)
那天姐姐突然从学校回来，怔怔地对妈妈说：“妈妈，毛主席死了。”我妈一把拉过姐姐，捂住她的嘴，然后四下张望，低声呵斥：“不许胡说，死丫头，要找死。”
地质队的大喇叭开始播送哀乐，然后，我看见妈妈哭了，接着便死去活来的嚎。
那些日子，也没有人管我，我就四处游荡，到处看各式各样的灵堂，看人们的哭诉，边哭边说，依稀记得好像是很担心会重吃“二遍苦”之类的话。有人哭着哭着就晕过去了。我的自由的日子并没有过上几天，幼儿园便把所有四处游荡的孩子搜回去了，开追悼会。我记得追悼会是让我们站成排，向墙上的毛主席像鞠躬。阿姨让我们哭，声儿越大越好。站在我前面的马正阳居然笑起来，让阿姨一顿巴掌，吓得我们全都哭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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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时尚
时兴玩什么通常没有约定，到时候该玩叠烟盒了就玩叠烟盒，该玩火柴枪了就玩火柴枪，该玩泥巴了就玩泥巴，大家几乎是不约而同一起玩。现在一想，其实那就是时尚。我二哥比我大八岁，他们那拨的时尚是我们崇拜的影子，因为他们已经开始拉帮结派，经常神秘兮兮地在一起玩。当然玩的都是我们玩不了的东西，比方说，那会儿他们几乎每个人的手腕上都用针刺上一只顶球的海狮，然后用蓝墨水涂上色，他们叫“海狮纵队”。煞是威风，在我们的心目中简直就是英雄，但我们小，怕疼，谁也不敢真在手腕上刺，于是就用蓝墨水画一个海狮顶球，称自己是小海狮纵队的队员。
“海狮纵队”成员的讲究也让我们由衷地佩服，他们有一段时间头发锃亮，不知道是抹了什么，像牛添的一样。后来有一次，我哥的同学赵迟（译音）头上刚开始贼亮，没一会儿就像挂了一层霜，原来是家里没有头油，就抹了一层猪油，抹多了，一见风就挂成霜了。
1982年，“海狮纵队”成员全部被捕，被定性为影响恶劣的流氓团伙。抓他们的时候容易极了，公安干警半夜里挨家挨户敲门，把疑犯从被窝里拖出来，手电一照手腕，有那个该死的海狮顶球，抓走。除了住我们家隔壁的首犯李果挥（译音）漏网，于2年后被捕，判死缓，其余全部被拿获。赵迟、小杏子，所有我同学的哥哥绝大多数被判10年至无期徒刑不等。我二哥因没有在手腕上刺海狮，数起重大案件均没有参与，调查后被证明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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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重大案件(图)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校越来越重视考试成绩，全不像原来那般自由。新来的马老师为了激励大家争夺高分，居然将一次非常差的考试成绩公布在教室的后墙上，并且排上名次。起先大家并不在意，后来隐约感觉到排在后面就是奇耻大辱，而家长也是凭此决定是不是又该教训孩子一顿的时候了。
那天晚上，我顺着一段紧挨着学校教室的围墙，窜上学校的房顶（学校是平房），掀开瓦，钻进天花板，再溜进教室（天花板上有一个天窗），然后将考试分数的排名表撕了个干净，最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再顺原路回家睡觉。
第二天，马老师勃然大怒，连校长和所有的老师一起追查这件事情。挨个找每个人谈话，恩威并施，好在我总算是挺住了，一口咬定不知道。任他怎么说，我就是不知道。那会儿，我觉得我特坚强。因为有很多老师都怀疑我，当然也怀疑其他几个人。最后，软硬兼施，老师说，会请公安局来协助调查，查指纹，还要请警犬。天知道当时我为什么会如此镇定，活像潘冬子。
当然，最后公安局没来，警犬更没来，学校折腾了很长时间，依然没有查出来，很是下不来台。甚至有几个重点嫌疑对象还被停课检查，造成冤案。这事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依然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事是我干的。如果不是写“赤色童年”，恐怕一辈子也没人知道是我干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