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罢官》一剧，是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所作。早在1959年，吴晗就根据毛泽东在当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关于要学习海瑞精神的指示，根据胡乔木的建议，于6月写作和发表过《海瑞骂皇帝》一文。同年9月21日，又发表过《论海瑞》的文章。《论海瑞》写作出来时，已是庐山会议刚开过，吴晗还加上了一段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后来吴晗应京剧表演艺术家、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先生之约，写了《海瑞》一剧。并接受友人蔡希陶意见，改名为《海瑞罢官》。1961年1月发表于《北京文艺》，并由北京京剧团上演，马连良饰海瑞，裘盛荣饰徐阶，李多奎饰海瑞母亲。《海》剧是写明朝大臣海瑞在任应天府巡抚期间，敢于将曾任宰相的徐阶的第三个儿子徐瑛（强占民田、强抢民女的恶霸）处死，并通令缙绅退田等的故事，宣扬了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此剧上演后，毛泽东很高兴，还在家里接见了演海瑞的演员马连良。
1962年，江青认为这个戏有"问题"，曾找中宣部、文化部4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此剧，并耸人听闻地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江青的要求被拒绝。1963年，江青对赞扬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论文章很不满意。1964年上半年，江青插手京剧现代戏会演，扬言"京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第一仗。"下半年，江青就在北京找了李希凡，要他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没接受。于是，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与张春桥密商，由姚文元写了批判文章。
文章硬把剧中"退田"、"平冤狱"的内容同1961年至1962年的现实政治联系起来，煞有介事地说："1961年，正是我国内为连续3年自然灾害而遇到的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1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是一株毒草。"这样一篇肆意制造"罪名"的文章，它的炮制出笼是很特别的。
由于人们不知道文章的来由和底细，它又是登在上海的一份报纸上，中央和各地方报纸的编辑部虽然对它很注意，但大都持观望态度。因而一段时间里，除上海外，全国各报都没有及时转载。后来大多数报纸陆续转载了，北京和湖南仍没有转载。
北京没有转载，并非出于麻木。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都因事出意外，感到震惊。如此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中共党员、民主同盟的负责人之一和著名学者，有违1965年上半年周扬传达的"文化革命5人小组"关于学术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点名要经过中宣部、批判要以中央报刊为准的规定，上海"这样做法，还要不要党的纪律？"此其一。其二，11月13日，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专门开会研究过转载问题，决定先向《文汇报》了解情况，如果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定的，《北京日报》就登，否则就不登。由于张春桥严令向北京也向中央封锁消息，《文汇报》不予透底，北京市委、《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的询问均无所获。在此情况下，邓拓决定即请示在外地的彭真，彭答暂不转载，待他回京后再定。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95节：第一章发动"文化大革命"(2)
1967年毛泽东曾说过："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此话不假。发出信号是为了观察。上海的张春桥等人在观察，毛泽东也在观察。张春桥等人观察的结果，如他在1966年5月所说的：姚文元文章发表以后，"我们天天等北京消息，天天看，天天盼，北京就是不理睬。"江青将这些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观察的结果，如他1967年5月所说的："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刊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毛泽东更增加了对中宣部的不满。认为这些事实更证明了他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担心和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看法的正确性。
1965年11月下旬，彭真返京。在听取《红旗》杂志的汇报后，他指示：中央报刊是否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还要再考虑一下再说。他要北京市委书记处讨论转载的问题，并说吴晗性质不属于敌我矛盾，对姚文元文章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北京市委书记处研究认为：不同意姚文元文章的第四部分"《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从政治上的批判；如必须转载这篇文章，则加上编者按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根据彭真28日的指示写的按语，强调"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30日《人民日报》转载，根据周恩来、彭真意见写成并修改的按语说："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人民日报》并将姚文元的文章放在第5版"学术讨论"专栏，以此表示了不同于姚文元文章的态度。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谈话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言一出，要害由"退田"变为"罢官"，政治批判的分量更加增强。这场以文艺问题为突破口，以1958年"大跃进"以来包括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和四清运动中的分歧问题为内容的批判，使得人们感觉到了斗争的严重性和尖锐性。但是人们普遍意识不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开始了。
制定《五一六通知》在转载姚文元的文章等问题上所遇到的来自中宣部、北京市委及彭真等人的强大阻力，使毛泽东更加坚定了他对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和发生反革命政变的估计。他开始避开党中央其他领导人，依靠康生、江青等人帮助他开展这场"文化大革命"。
1966年3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康生指定王力起草1个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根据王力的回忆，他所拟的通知只有一句话，即"中共中央通知：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以撤销。"这个通知政治局讨论同意。
《通知》急送毛泽东，他不满意，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并要党内"理论家"陈伯达另行起草通知。
据陈伯达回忆，他领会毛泽东的意思，也就是要他从理论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纲》，即要他做一篇大文章。于是他和王力合作，很快在4月初写出了初稿。
初稿送毛泽东，他阅后决定成立1个小组来起草通知，并点名陈伯达为组长。
4月16-2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质上是为发动"文革"做准备。毛泽东建议，起草小组到上海工作，于是起草小组成员纷纷前往上海，聚集在上海锦江饭店后楼，名义上是为中央会议准备材料，实际上是在那里讨论、修改《通知》。
据有关资料讲，起草小组写完一稿，即由张春桥派人急送杭州。毛泽东看完后加一些话，派人即送张春桥，由他转起草小组。起草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又进行讨论、修改，再由张春桥派人送毛泽东，毛泽东又加一些话退张春桥……如此上海——杭州穿梭，足见毛泽东对《通知》的重视。当起草小组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时，会开到一半，毛泽东还要徐业夫打电话到上海，又加进了一些话。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96节：第一章发动"文化大革命"(3)
云密风紧，中国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五一"节，天安门城楼上不见了往年必上天安门的彭真。
如此费力、秘密制定出来的《通知》，应该发挥作用了。1966年5月4～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仍在外地，刘少奇主持会议，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批判。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停止、撤销彭真等4人在中央书记处、北京市委、中宣部的职务。会议还决定撤销原来的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一决定由毛泽东亲笔写在《通知》中。
5月16日，会议在很不正常的气氛下，没经过认真讨论就通过了陈伯达主持起草的《通知》，后称《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不愧是一篇理论性的大文章，它罗列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通知》说《提纲》掩盖了这场学术批判的政治性质，是1个为资产阶级复辟做舆论准备的修正主义纲领。毛泽东在文件中亲笔加了许多尖锐激烈的话。他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这个《通知》还根据党、政、军里都混进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估计，发出了将要出现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信号，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个《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严重估计，以上所引的一些尖锐字句都是他亲笔加写上去的。作为1个无产阶级党的领袖，毛泽东极为关心他参与缔造的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命运，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努力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这不能不说是十分可贵和富有远见的。而毛泽东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所做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也一直赢得了党和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但是，他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直至混淆敌我，认友为敌，他在人民掌握政权的情况下还要用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方法，既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又不符合中国实际，是完全错误的。
《五一六通知》实际上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宣言，十年"文革"就是从《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算起。这一天已被人们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的第一天。
"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墨绿色专列风驰电掣般地跨过长江，穿越黄河，在华北大平原上急速飞奔。
这是毛泽东主席的专列。
毛泽东1965年11月去南方巡视，已经接连在上海、杭州、韶山滴水洞、武昌停留了8个月，差不多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离开北京外出时间最长的一次。1966年7月16日，他以73岁高龄在武汉畅游长江，然后启程返回。7月18日晚，他回到中南海丰泽园。
得知毛泽东已经回来，刘少奇立即赶去丰泽园，想向他汇报一下工作。可门卫通报后传话说"主席要休息"。刘少奇只得回家，等明天再说。
从第二天起，毛泽东陆续听取各方面汇报，阅读材料，了解北京和全国的情况。刘少奇除了向毛泽东汇报，还是继续主持例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处理文化革命问题和各项日常工作。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97节：第一章发动"文化大革命"(4)
但是，围绕工作组的争论却越来越大了。社会上，小部分学生要赶走工作组，大部分学生要维护工作组，各不相让。常委扩大会上，陈伯达3次提出取消工作组，同样遭到大多数同志的反对。
刘少奇、邓小平支持多数同志的意见。在7月22日的常委扩大会上，刘少奇还说："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邓小平也说："要教会工作组做工作，有的学校没有工作组恐怕不行。"陈伯达的意见被否决。
然而，刘少奇、邓小平尽管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但他们采取的一系列稳定局势的措施，却同毛泽东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大相径庭。
毛泽东终于表态了。7月24、25日，他连续两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和正在北京开会的各大区中央局书记谈话，明确地表示了他的意见。他说："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就是6月20号左右以后，有许多地方搞得冷冷清清；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许多工作组，包括张承先的工作组，都是阻碍运动的，都要把它撤出来。
对毛泽东的表态，"中央文革"小组以最快的速度作出反应。
7月25、26日两个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出动来到北京大学，参加在东操场举行的两次万人大会。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大会上竭尽挑拨煽动之能事，声称"毛主席1个工作组也没有派"，宣布撤销张承先为首的北大工作组，"搬掉这个障碍物"。27日，他们又到北京师范大学，主持召开揭批工作组大会，当场宣布罢免北师大工作组组长孙友余的职务、撤销工作组。康生在大会上还公开放出"彭真策划二月兵变"的奇闻，借以蛊惑群众。
形势急转直下。
消息像旋风般传遍北京大中学校，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反工作组立即成为合法而又时髦的行动。学生们再度躁动起来，在学校内外掀起阵阵狂潮。
工作组是肯定留不住了。7月26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8日由中共北京市委正式下达文件。
7月29日上午10时许，人民大会堂中央大礼堂座无虚席。上万名师生挤满了整个3层大厅。这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召开的北京市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
大会由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主持。他首先宣读了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接着宣布由总书记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讲话。邓小平讲完后，由周恩来讲话。
周恩来、邓小平在讲话中，都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邓小平说：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工作组有好的、比较好的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三种情况。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要完成"一斗二批三改"三大任务的指示。他们不约而同地用"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话来表达自己跟不上形势的心情。
接下来，是刘少奇讲话。
刘少奇讲话结束后，毛泽东从后台走出来，接见全体师生代表。
当上万名满怀热情的青年看到毛泽东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扩音器里响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壮乐曲。"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响成一片。
工作组撤销了，可毛泽东对运动情况仍不满意。他认为前一段运动走了弯路，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被压了下去，为了排除阻力，必须再做一次发动。8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全体大会的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41人，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按惯例列席会议。与往常不同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代表"聂元梓等也列席了会议。
8月1日下午2点45分，出席会议的人员都已到齐，毛泽东宣布开会。他作了简短的开场白，说："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今天以前算作小组预备会议，从今天起正式开会。大概是1号、2号、3号、4号、5号，开5天。今天开一次大会，全体到，中间开3天小组会，最后开一天大会，就行了。现在请小平同志宣布几件事情。"邓小平也用简洁的语言报告了会议出席人员情况和议程。接着是刘少奇作报告。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98节：第一章发动"文化大革命"(5)
刘少奇报告的前半部分，主要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主持者的身份，向全会汇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所做的工作，特别是在国际、国内各方面所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后半部分，他讲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并且在工作组等问题上做自我批评。
毛泽东开始频频插话，会场气氛紧张起来。
刘少奇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陈伯达同志正式写了1个不要工作组的书面提议，有两条。讨论时，多数同志的意见还是要工作组。最后我也发言，说我是主张要工作组的，工作组这个方式比较方便，要去就去，要撤就撤。"毛泽东插进来说："当时只有去的问题。"刘少奇解释说："那个时候已经是撤的问题。我说这个比较简单，要撤，下1个命令就撤了。"毛泽东反驳道："陈伯达撤了，你们就没撤。"刘少奇只得又解释："当时我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大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怎么会中断呢？"毛泽东又插了一句。
场内静寂无声。人们屏息静听着两位主席的不寻常对话。
刘少奇继续说下去："当时我想，是不是下这个决心撤，还是先看一看。这个时候主席回来了，我们就请示。主席就下了决心，撤销工作组。主席头一天就跟有些同志说了。陶铸同志、李雪峰同志也到我那个地方谈了。"毛泽东再次打断了刘少奇的讲话，厉声说："工作组，不到百分之十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完全是错误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1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坏作用。"这天的会议共进行了两个钟头，下午4点40分散会。
8月4日下午，按原定计划，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代表们陆续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刚坐下，有关工作人员宣布，下午不开全体会了，改开小组会。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另外一些人接到通知，下午3点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刘少奇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毛泽东接过话头，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第二天，毛泽东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写了一篇异乎寻常的文字：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犹如巨石投入水面，激起层层波浪。密云不雨的局面终于被打开，形势急速发展。
8月5日下午，刘少奇按原定安排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会见了赞比亚工商部长率领的友好代表团。回家后接到周恩来电话，要他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
8月6日晚，林彪结束休养从大连飞抵北京，直接住进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8月7日，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全会上印发。
8月8日，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原定计划5天开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现在是无论如何不能如期结束了。从8月8日下午开始，会议转入讨论毛泽东的"大字报"，批评刘少奇、邓小平。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99节：第一章发动"文化大革命"(6)福哇www.fval.cn小說
弯子实在拐得太急，大多数人思想不通。在讨论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时，表示同情者有之，沉默不语者有之，亦赞亦批者有之。自然，也有一些人一反常态，狠揭猛批，用词刻毒。
在全会分组讨论的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几次生活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
江青不是政治局委员，却成了生活会外的活跃角色。她策动一些人打头阵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然而并未完全如愿，陶铸第1个拒绝了她。结果，谢富治放了头炮。
8月12日，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在这天改选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们在事先印好名单的选票上画了圈，投了票。
重新选出的11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最显著的变化有两个：一是林彪由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二是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
刘少奇在选举后当即表示，他保证服从党的决定，努力认识自己的错误，不做任何不利于党的事。
这次全会没有重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但后来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4人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起，对林彪却仍称他副主席。这样，林彪实际上成了唯一的副主席，没多久便明文称他为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检阅百万红卫兵1966年8月18日，首都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从凌晨1时开始，上百万各界代表在统一指挥下，陆续聚集到天安门广场。广场正前方安排的是来自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外地师生，城楼两旁的观礼台上站着数以万计的红卫兵代表。
这天，主席睡不着觉，清晨5点多，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主席便穿上军装准备出发。当时，我们（指陈长江等）没有给主席准备军衣，临时决定找来一中队干部刘云堂的军装，给主席试穿。刘是个大个子，他把仅有的一套干部新军装拿来了，主席一试正好。主席在工作人员的陪伴下，身着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这时，广场上已坐满了人。当主席魁梧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整个广场一片沸腾，人们欢呼雀跃，"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上空。主席从天安门城楼上缓缓走下，走过金水桥，来到群众中间。主席边同群众握手边微笑向群众招手致意。我们跟随主席向广场中间走去。周围的群众纷纷站起来，把我们围在广场中间，前进不成，后退不行。我们身后跟着几部汽车，公安部长谢富治站在车前高喊："我是公安部长，请同志们让主席走。"尽管他扯着嗓子喊个不停，但无济于事，因为喊声早被淹没在人们海啸般的欢呼声中了。我们10几名警卫人员一直寸步不离主席，紧紧围在主席周围，以免人群冲撞主席。当警卫团的机动部队和卫戍区机动部队联合清出一条路后，主席才安全回到金水桥畔，主席一再挥帽向激动万分的红卫兵致意。当主席重新回到天安门城楼上，广场再次沸腾起来，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10时半，庆祝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开始。林彪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他还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周恩来总理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无论是北京市的革命师生，还是各地的革命师生，主要的任务都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稿，都经主席审阅过。大会结束后，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首都上百万人的游行队伍。主席台上的中央领导不时地向群众招手致意。而游行群众的眼睛都在寻找主席的身影。虽然，往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国庆节都有过这种场面，但此时此刻人们把能亲眼见到主席赋予了不寻常的意义。游行队伍似潮水在天安门前翻滚，源源不断地流过，主席始终站在城楼上，不曾休息片刻。这时，一名红卫兵走过来，把写有"红卫兵"字样的袖章戴在主席左臂上，主席没说什么，就默默地接受了。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00节：第一章发动"文化大革命"(7)
当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分批会见观礼台上的代表时，广场上的人流立刻骚动起来，很多人都停下不走了，因为他们看不到主席的身影了。于是，主席只好站在城楼上由东向西，又由西向东，不停地挥动着手中的军帽，向广场的观众招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又一阵阵地在广场上空回荡。我们都劝主席回去休息。连续接见这么多人还是第一次，担心影响主席的健康。第二天全国各地主要报刊以大量篇幅报道了8月18日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活动。此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
8月31日，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林彪率先戴上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袖章。他在接见大会上讲话说："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政治，触及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接着，周恩来讲话，他说："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保卫国家财产，造成良好的社会主义的新风气。……在斗争中，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这次接见了50万红卫兵，接见情况与8月18日那天差不多。
9月15日，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此时凡来京串联的人均成了主席请来的客人，都要热情接待。前两次接见后有人提出，看不清毛主席。这次安排百万红卫兵分坐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两侧，中间留出8米宽的道路，用12辆吉普车，中间一路四辆分别由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站在车上，缓缓前进。两边各4辆，由我们警卫人员乘坐并行前进，不影响两侧红卫兵看清主席。主席站在车上不断地向红卫兵招手致意，后来几次都是这样做的。这样做红卫兵能看清主席和其他首长，但是主席已70多岁，其他首长年龄也不小了，一次站几个小时确实很累、很辛苦。我们若指挥不当，还有被包围的可能。有两次接见，在准备换车时，群众拥挤过来，在我们警卫人员和机动部队的帮助下才使主席安全返回。每次这样的接见都是对我们警卫工作的一次检验。
10月1日，国庆17周年。这天中央首长在中南海勤政殿集中，一起出发到天安门。
上午10时，《东方红》乐曲响彻整个广场上空，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民主人士检阅游行红卫兵和各族人民代表。这年与往年不同，没有阅兵，游行成员主要是红卫兵，到12点多游行才结束。这天下午4点多，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都到大会堂一一八所开会。由于晚上天安门广场要举行灯火晚会，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要一起上城楼与大家共同欢度国庆佳节。于是7点多，我们便随主席从大会堂西门乘车到大会堂西北角，即南长安街南口，准备到天安门城楼。可是车刚行驶到南口，红卫兵和群众便拦住车要见毛主席，我们车一停，后面其他首长的车也被堵住，前进不了，顷刻间被包围在万人之中。当中央警卫团领导带机动部队赶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车队得以解围。
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1日接见红卫兵时，主席改用敞篷吉普车，在车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11月的北京天气渐冷，涌入北京城急切盼望见主席的人骤然增加，有的排队等不到火车、汽车的人就步行千里到北京，各方面压力很大，吃住都困难，而且天气又冷，很难办。
周总理请示主席："你不见，他们不走啊。"主席说："不是停止串联，要回原地闹革命嘛。"总理担心地说："已经来了，天又渐冷，北京市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让他们快回去。"主席和总理决定，11月25日、26日两天全部接见完。两天安排300多万人，谈何容易。东西长安街、天安门和西郊机场都安排满了。一天150多万，连续两天，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分乘吉普车接见红卫兵。由于在车上站的时间太长，有的首长下车后，脚都走不了路了。
从主席的言谈话语中，我隐隐感觉到主席接见红卫兵有时是不情愿的，而是红卫兵逼着主席非见不可，不然就不走。因此，有时接见就成了主席的一大负担。
一次，主席对我讲："这些红卫兵娃娃来了，你不见，他们不走，天冷了，了不得。"我见主席面有倦容，便不由地问道："昨天见了，今天还要见？"主席说："累也要见，不然娃娃们不走，你有什么办法。""这是逼上梁山呀！"主席8次接见红卫兵，共有1100多万人次。像主席乘敞篷吉普车接见上千万红卫兵，我每次仅能带20多人，分坐在两边车上保卫主席，真正遇到群众拥挤和包围，就很难办。好在8次下来，安全保卫工作没有出现大的纰漏。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01节：第二章"一批二保三看"(1)
第二章"一批二保三看"
大闹怀仁堂是阳谋，不是阴谋1967年1月6日，杨成武奉毛泽东之命给徐帅打电话，请徐帅去总参五所面谈，有要事报告。徐帅随即驱车到总参五所见到杨成武，见面后，杨成武赶紧向徐帅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由徐向前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尽管徐帅人很老实，但此时此刻，徐帅还是没有答应，因为他知道这事实在难以胜任。杨成武说："这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徐帅一听是江青提议更是摸不清头脑，简直是莫名其妙。自己与江青素无瓜葛，她怎么会提议我呢？没办法，既然毛主席决定了，只好硬着头皮干吧。不过还得找机会问个究竟。
终于有一天，徐帅见到毛泽东。"主席，这副担子我实在挑不了，请主席另选贤能吧。"毛泽东听后，微微一笑："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1月12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正式成立，成员共18人，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等。
事情不出徐帅所料，这副担子的确不好挑，但这是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与期望。
上海的"一月风暴"以后，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了夺权运动的高潮，地方一片混乱，军队也未能幸免。林彪鼓吹对军队领导干部要普遍地"烧"。造反派冲击军队，军队领导同志被揪斗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当然不能坐视这样的现象而任其发展下去，采取了种种措施保护军队的一些老干部，竭力保持军队内部的稳定。于是，徐向前找到了当时的军队负责人林彪，要求搞1个规定以制止越来越混乱的军队局面。作为军队的实际负责人，林彪明白，如果军队真的也像地方那样乱得不可收拾，那么他向毛泽东也不好交待。所以，当徐帅提出了这个意见后，林彪马上同意，当时就搞了"七条"规定，后来征求了中央"文革"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的意见加了一条即形成了"八条"规定。
1967年1月28日下午5时，徐帅随林彪带着"八条"来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地汇报。这时的"文革"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的思路进行，"大乱才能大治"这就是他的基本思想。地方普遍乱起来了，军队也有所触动，但是军队是绝不能搞成地方那样的，否则"支柱"也就"支"不起来了。军队造反、夺权、揪走资派的一些报告陆续送到毛泽东手里，看了这些材料之后，毛泽东并不十分满意，因为在他看来，有些事情无疑是搞过头了。所以，当徐帅随林彪把稳定军队的八条送给他审批时，他马上在"八条"上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显然，毛泽东对于徐帅的工作是满意的。
形势发展得很快，《八条命令》虽然公布了，但是林彪等人并不甘心，在他们的遥控下，冲击军队的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北京军区的杨勇、廖汉生，总政治部的萧华等继续被揪斗、挂牌子、坐"喷气式飞机"。军队的高级领导人的家连连被抄。当叶剑英、徐向前等尚能在台上继续工作的老帅知道这一切后，满腔怒火难以压抑。
1967年2月8日，周总理在怀仁堂召集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的碰头会，出席会议的有：周总理、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同志，中央"文革"有陈伯达、康生等人。会上，展开了激烈斗争。13日下午的碰头会上，老帅们再次同陈伯达、康生一伙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叶剑英指着陈伯达，毫不留情地质问道："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问得陈伯达瞠目结舌，支吾半天，说不出名堂来。这时，徐帅也气得直拍桌子，责问陈伯达："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这时，坐在陈伯达旁边的所谓"理论家"的康生，不忍中央"文革"的人处于一种靶子的地位，叫嚷道："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会议不欢而散。16日下午，在怀仁堂举行的碰头会上又进行了一次更加尖锐激烈的斗争。事情的起因是谭震林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借口要同上海的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一听就火了，立刻打断了张的话："什么群众，老是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我面说的……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这时，谭震林拿起衣服要走，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这时陈毅说："不要走，要留在这里斗争！"陈毅接着说了延安整风，他和周总理都挨过整。陈伯达、康生乘机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会后，张春桥等人去向江青汇报，炮制了一份黑材料，恶人先告状给毛泽东。当毛泽东听到陈毅关于延安整风问题的说法时，立刻变了脸色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回来不成？"毛泽东对"大闹"怀仁堂事件明确表了态，江青一伙当然非常得意，马上掀起了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矛头直指军委的一批老帅。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02节：第二章"一批二保三看"(2)
徐帅当然逃脱不掉，而且是首当其冲被批斗的1个。陈伯达在3月份于京西宾馆召开的一次会上说：徐向前是打头炮的！还说"二月逆流"打乱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等等。康生说："徐向前带头冲击林副主席住地。"在高层领导内部批斗徐帅时，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打倒陈、徐、叶的大标语，满街张贴。军内"造反派"200多人，多次抄了徐帅的家，门窗玻璃被砸碎，室内翻得一塌糊涂，徐帅多年保存的资料、信件、作战日记也被抢走。江青公然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负责人说："徐向前还有什么值得保的嘛！"1967年7月29日深夜，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派手下的一批喽又抄了徐帅的家，抢走了5铁柜机密文件。幸亏徐帅的秘书向周总理报告，总理及时指示：（1）所进入人员全部撤走；（2）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子女和工作人员的安全；（3）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责成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这样，抄家的风波才告平息。
不久，八一建军节快到了，林彪集团为了彻底打垮几位老帅，便竭力不让几位老帅出席八一招待会，而周总理用心良苦，竭力想让几位老帅出席招待会，这样多少可以平息社会上的一些风波。为此，周总理与中央"文革"的人争论了一下午，最终还是没有说服他们。没办法，只好请毛泽东裁定，毛泽东看了名单后指出：八一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韩先楚也要出席。毛泽东的指示不仅保护了几位老帅，而且也打击了林彪集团的气焰。
所谓"二月逆流"之后不久，全军"文革"小组的工作实际上是由萧华主持，可徐帅仍挂着组长的名，鉴于当时复杂的情况，徐帅再一次决定向毛泽东辞职。9月16日，徐帅与叶帅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写出了辞职报告。报告力陈自己对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深刻检讨了自己没有遵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再一次诚恳地请示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免除我军委"文革"小组长的名义。徐帅的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近1个月后，毛泽东才批了下来："我意不宜免除，请考虑酌定。"在反击所谓"二月逆流"之后，林彪集团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活动。为了在即将召开的九大上夺得更多席位，以便今后夺权尽可能合法化，林彪一伙继续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发动力量批判徐帅等人。他们采取了"分散力量，小组批判"的方法，将朱德、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等人分别编入不同的小组，进行围攻和批斗。徐帅被编入第五小组即西北小组。黄永胜、姚文元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身份参加会议，林彪的得力干将邱会作也编在这个小组，他们积极密谋，把本来清楚的历史旧案都翻了出来，诬蔑徐帅是"张国焘路线的主谋之一"，"反党、反毛主席"等等。由于小组的一些同志对许多历史事实并不很清楚，再加上黄永胜、姚文元等人的强词夺理，从而造成了一些同志的迷惑，乃至被迫同意黄、姚等人对徐帅的不实之词，这对于日后九大召开，徐帅只得808票不无关系。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九大召开，徐帅等一批老帅被安排在右面，而中央"文革"的人坐在左面，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了。中央"文革"的人坐在左面，这显然是"革命派"，而徐帅等人是右派，自然是"专政"的对象。
林彪集团的这种阴谋自然逃不过毛泽东的眼睛。尽管，他对于这批老帅是有些意见，但是，他从内心并没有想把像徐帅这样的人怎么样。于是，毛泽东便在大组召集会上，把他的一些想法讲了出来，他虽然也批评了参与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但讲话精神是肯定这些老同志的行动是"阳谋"不是"阴谋"，是内部矛盾。他从党的历次斗争的经验教训谈起，强调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进而谈到不要打击面过宽，搞扩大化等等。林彪集团当然不敢公然违抗主席的意见，但他们还是在这个问题上做了许多手脚。同时又在小组会上，继续搞反击"二月逆流"。这样一来，许多人或因不明真相，或慑于林彪集团的淫威，只好少投或不投老帅们的票。林彪集团用心良苦，当然选举的结果是基本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老帅们自然弄到很尴尬的境地，徐帅搞得最狼狈，1500名代表投票，徐帅得票最少，仅得808票。事后，徐帅自我解嘲，笑道：这次会议得了"五个鸡蛋（808）。"党的九大以后，林彪集团的势力得到大大的加强。中央政治局常委5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林彪一伙超过半数。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刘伯承、陈锡联、许世友、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林彪、江青一伙占12人，亦超过半数。九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林彪为法定接班人。九大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林彪集团势力达到了顶峰，而徐帅等共和国一批开国元勋差不多都暂时退出了政治舞台。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03节：第二章"一批二保三看"(3)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受到比较重的打击，大病一场。随着对林彪事件的不断揭露批判，毛泽东对于当时与林彪集团斗争的一些老帅也有了更深的认识。不久，陈毅元帅去世，毛泽东大病初愈，坚决要参加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毛泽东连称"陈毅是个好同志"，"二月逆流不要再讲了"。
1973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书房接见了参加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的全体同志。毛泽东背靠在沙发椅上，他的左面是朱老总，右面是新起用的邓小平，周恩来、徐向前等人依次站在毛泽东的右后侧。接见开始，毛泽东拍拍朱老总的肩，深有感触地对大家说："这是好司令啊，是我们的红司令，不是黑司令。"随后毛泽东看了看身后的徐帅，他把自己那只宽厚有力的大手伸过去，握住徐向前元帅的手说："好人，好人！"毛泽东对徐帅这句简单质朴的评价，其实真正表达了毛泽东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徐帅的深厚情谊。
不能把人往死里整"文革"初，傅崇碧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那时，正是1个动乱的年代。"四人帮"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周恩来千方百计保护这些老同志。身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担负起保护老干部的重任。
当时，傅崇碧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同江青、林彪抗争，但他还是竭尽全力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有时做得比较巧妙，有时做得不那么巧妙，因而常被江青一伙责骂。
一天深夜，傅崇碧又被周恩来叫到中南海。
周恩来满脸倦容，眼睛却依然炯炯有神。他把一张纸递给傅崇碧，说："这些同志正受到冲击，造反派中的坏人要抓他们，揪斗他们，要想个办法，保证他们的安全。"傅崇碧看看总理开列的名单上，有李井泉、江渭清、王任重等30多位部长以上的干部，他已掂量出手上这张纸的分量。
"东高地的营房比较背静，也安全。先把他们转移到那里行吗？"他征询周恩来的意见。并且指着地图上这片营房的位置请周恩来看。
"我看可以。要保密，不能走漏一点风声，要快办。"傅崇碧点点头。他明白，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让他们吃干部灶，安排他们打好扑克。"周恩来又叮嘱一句。
傅崇碧接受任务后，很快调了3辆汽车和几十名精干的警卫战士，亲自给他们交代任务，要他们趁着黎明前的黑暗，把分散居住在北京城内小胡同里的30几位老同志接走。
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把这些同志惊醒之后，很多人以为是红卫兵来抄家。警卫战士无法跟他们做详细的解释，就把他们拉上了汽车。
3辆汽车开着雪亮雪亮的灯，在黑暗中映出一条亮堂堂的路，载着几十名受冲击的老同志，进了东高地卫戍区某部的营房。
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是在这时候才明白了怎么回事。两天之后，傅崇碧又到东高地营区内，对这里的负责同志说："第一是要保证安全，第二是要搞好伙食。搞不好，就找你们！"东高地的事情刚刚安顿好，傅崇碧接到"中央文革"的电话通知：立即到钓鱼台开会。
轿车飞驰着进了钓鱼台东门，停在那座灰色的小楼前。
走进会议室，他就察觉到气氛不对头。屋里有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他们似有什么急事，等着他的到来。
傅崇碧进屋敬了个礼，就听陈伯达叫了一声。他说什么，傅崇碧没听清，这个人的话极难懂，和他说话，必须全神贯注。即使全神贯注，有时还是不能全听清楚。
"你把那些人藏到哪里去了？"看他咄咄逼人的样子，傅崇碧反问一句："哪些人？"江青站起来，说："傅崇碧，你不要装糊涂，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老反革命都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傅崇碧沉思了片刻后说。
你是卫戍司令，你怎么能说不知道？"姚文元大声质问他。两只金鱼似的眼睛，像是生了气的蛤蟆，一鼓一鼓的。
"我的确不知道。"康生眼镜下面，一双阴险的眼睛闪着凶光。他把手往茶几上重重地一拍，说："他们到哪里去，你应该知道！"陈伯达连唬带诈地说："不要以为你神不知鬼不晓的，我们早知道了。你说，谁让你把他们转移的？是谁？"傅崇碧拿起杯子喝了口水，点了支烟。他想，让他们去吼吧，让他们去诈吧。最好的办法是沉默，沉默也是一种斗争方式。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04节：第二章"一批二保三看"(4)
康生更恼火，说："你必须把他们交给革命群众！交给红卫兵小将！""你必须说出是谁让你这么干的？"江青走到与他只有一步远的地方，指着他的鼻子嚷叫："傅崇碧，你必须交代，是谁叫你这么干的？""上边。"他被逼急了，吐了这样两个字。
"哪个上边？'中央文革'？天大的笑话！"康生阴险地冷笑道。
傅崇碧又燃上一支烟，抽了起来。他有些紧张，既不能供出周恩来，又要向这些张牙舞爪的人交账。可真为难。
江青像泼妇一样喊起来："傅崇碧，我看你就像个死硬的保皇派，保那些老反革命，你保他们，绝没有好下场！"他打定主意。任你们怎样批，怎样骂，怎样吵，决不把周恩来抬出来。大不了这个卫戍司令不干了。当初就没想干，要不是毛主席亲自下令，我还真不干这角色哩！周恩来抖着一沓文件，说："这么多的文件等着我们讨论，先讨论文件吧。"……第一天江青他们没问出结果，第二天开会，江青他们继续对傅崇碧进行围攻。可巧，还没讲几句，毛主席办公室来电话，说毛泽东要找傅崇碧。
傅崇碧走出门的时候，江青还严厉地说："不要以为这就没事儿了，回来后还是要讲清楚，讲不清楚不行！"走出大楼，傅崇碧才发觉自己头上冒了汗。多亏毛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否则，僵持下去，真不知是个什么结果。
毛泽东在休息室内接见了他。老人家操着湖南腔问："崇碧同志，吃饭没得？""吃过了，主席。""坐下，坐下。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问北京的情况。武斗制止了没有？"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慢慢吸着、吐着。
"北京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两派还在打，制止不了。"毛泽东又问："朱德同志的大字报还有没有？""有，还有人要打倒朱总司令。"毛泽东说："这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毛泽东说完，又吐出一团烟雾，好似沉思，许久没有说话。忽然，他发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东西，问："你手里是什么？"傅崇碧说："是刚出的漫画，今天下午我才看到的。""给我看看行吗？"傅崇碧把彩色的"百丑图"递给了毛泽东。那上面，画了一顶轿子，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坐在上面，下面抬轿子的，都是老一辈革命家。谭震林同志双手沾满了鲜血，罗瑞卿同志嘴里叼着一把刀子……傅崇碧看着这幅图，心里好不难过，他知道这是"中央文革"让红卫兵搞出来的。
毛泽东认真地把"百丑图"展平，看着看着神情严肃起来，他把烟按灭，愤怒地说："胡来，这是丑化共产党的！"他侧过身子，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百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秘书转身打电话去了，毛泽东这才坐正了，继续提问题："红卫兵还斗干部吗？""斗得很厉害。""怎么个厉害法？"傅崇碧猫起腰，两只胳膊向后举着，学了个比较标准的"喷气式"。
"就这样，有的还在脖子上挂1个铁牌子，写着他们的姓名，还打了叉叉"。
毛泽东皱了一下眉头，又问："当年你们打土豪，开斗争会，也是这个样子吗？"傅崇碧想了想说："那时候，没有搞'喷气式'，顶多戴一顶高帽子游街。""就是嘛！这样搞，不好。好人搞坏了，病人搞死了。"见毛泽东这样讲，傅崇碧才明白，这些情况，毛泽东并不知道。看来，他是不同意这种搞法的。他大胆地向毛泽东反映了许多情况：陈毅的夫人张茜同志正在生病，被造反派抓来游街，团中央的"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也被造反派组织揪到大会上批斗。胡耀邦发着高烧还被揪斗……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他随口问了几个省委书记、部长的名字。"他们怎么样？"傅崇碧趁此机会，把周恩来布置的转移老干部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表态说："好！总理安排得好！你们做得好。"听到毛泽东这两句话，他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主席呀，要是不把他们保护起来，红卫兵会把他们斗死的！""你们做得对！"毛泽东又重复了一句。转身又对秘书说："告诉'文革'，不能把人往死里整！"傅崇碧赶忙说："主席，可不能说是我说的。""你怕什么？"他有些委屈地告诉毛泽东："为转移老同志的事，我挨批挨得够呛。""谁批你？"傅崇碧的嘴巴张了张，差点说出江青的名字，话到嘴边还是咽下去了。江青和毛泽东是夫妻呀。他改口说："戚本禹他们都批过我。""不要怕他们。"毛泽东说完，准备去工作了。傅崇碧忙问："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你今天反映的情况很好，很好。"第二天晚上，江青的秘书打来电话：——傅司令员，江青同志请您到她这里来一趟。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05节：第二章"一批二保三看"(5)
傅崇碧想：去就去，看你还有什么话要讲，还有什么火要发。
江青没有发火，而是很"亲热"地招呼他："崇碧同志，快来坐。"——这个女人反复无常，像阴历六月的天气，高兴时挽起你的胳膊，一口1个老同志；发起脾气来捶胸顿足骂娘骂祖宗，开口闭口以"老娘"自居。
"昨晚主席找你去，都谈了些什么？""没谈什么。"傅崇碧轻描淡写地答一句。
"总不能啥也不谈吧？""主席问问现在北京两派群众组织的武斗情况。""哪有什么武斗？"江青对这个字眼儿有一种本能的反感。
"主席还问了问游街的情况。我都如实向主席做了汇报。""没有说别的？""没有。"傅崇碧已经有了些对付这伙人的经验。
"那好，走吧，到8号楼。他们可能在等了。"江清说着走出门。
"中央文革"的全体人马早已在会议室内等候了。周恩来正和什么人通电话，当江青和他走进来时，周恩来把电话挂了。
康生本不是打头阵的角色，今天，他破例先朝傅崇碧发问："昨天的事情没讲完，今天你要讲个清楚、明白！"傅崇碧心中有底，一点儿也不着急，坐在沙发上，摘下头顶的军帽，没有立即回答康生的问话。
江青的脾气好了许多，语调也不像往常那样高，说："康老问你，你就把情况讲出来，讲出来还是好同志。"傅崇碧把全场的人都看了一遍，不紧不慢地反问："有什么不清楚的？""不要搞这一套，你想当死硬的保皇派是不是？"陈伯达又来威胁他。
傅崇碧端起茶杯，品了口泡好的香片，不理他的话茬儿。
"是谁让你这么搞的？"又是声色俱厉的质问。
"上边让搞的。""上边？哪个上边？"傅崇碧只顾自己喝茶。
康生气急败坏地站起来吼道："你讲，你必须讲！不讲不算完！"傅崇碧真火了。他把茶杯重重地一放，大声说："我讲？我讲什么？你们问主席去嘛！"屋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陈伯达焦急地问："问主席？为什么问主席？""主席叫弄的！我讲上面，你们非要我说，你们问主席去吧！"紧张的气氛顿时转入缓和。
周恩来说："你们这些同志，都不要激动嘛，有话慢慢说。"江青看着风头不对，急急忙忙改变议题，宣布："开会，开会。"她指指傅崇碧，"坐下，你也听。"傅崇碧看着"中央文革"的几位，无一不像泄了气的皮球，有的瘫坐在沙发上，有的低下头装作看文件。他心中真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
傅崇碧走出"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周恩来跟了上来，说："坐我的车走。"上了汽车，周恩来的神色很严肃。等汽车开出钓鱼台，周恩来问："你今天是怎么搞的？"傅崇碧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说："主席表扬你，说你做得好！"周恩来伸开双臂，舒展了一下身体。傅崇碧听到周恩来深深地出了口气，看到他脸上露出过去常见到的微笑。
事后，傅崇碧想：这事情，等于在毛主席那里告了江青一伙的状。他们要彻底"清君侧"，不会允许别人接近毛主席，他们对不顺从自己的人不会善罢甘休。
要在革命原则下实现大联合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以要烧毁一切的气势，在长沙的大街小巷里燃烧着。各种各样的造反派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在长沙举起了旗帜，什么"永向东造反战团"、"誓卫东司令部"、"红色怒火"、"万山红遍"、"工人红色造反者"、"东方红总部"、"东升战团"、"工联"、"高司"、"湘农"、"917联委会"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组织，一旦树起杆子，便浩浩荡荡，游街串巷，寻找"革命"的对象，各组织之间，一旦有某些观点不相合，便发生派战，进而发展到火拼。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这种发展状况，周世钊难于理解，特别是他眼见着一批又一批党的好干部无缘无故地被造反派揪着游街、批斗，心里很不是味道。在运动开展后不久，他曾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去北京见面，陈述他对于运动的看法。但毛泽东回信说，不必来京，问题总会获得解决的。周世钊知道在天下如此大乱之际，毛泽东一定是很忙的，也就作罢。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06节：第二章"一批二保三看"(6)
但"问题"并未获得解决，整个"运动"，更像脱缰之马，发起疯来。整个长沙市，派别林立，高音喇叭均以最大的音量在呼喊着"血战"的口号。街市上，不时有枪击声，一些死于非命的统计数字在滚雪球般地增大着。面对着这些情况，作为副省长的周世钊忧急如焚，感到国事已不可收拾，同时也为自己日益显得危险的状况担忧。
1967年6月6日，长沙发生了震惊湖南的武斗流血事件。
"六六惨案"让每1个长沙人都震惊。周世钊更是紧张异常，夜难成寐。他的秘书陈明新（这是一位尽责尽职的秘书，可以说，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是他精心的工作使得周世钊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见到这种情况，冒着风险去湖南省军区，找到了负责人龙书金，并通过他才买到了2张去北京的飞机票。
周世钊到北京后，通过王海容的联系，毛泽东于1967年6月17日约见了来京已8天的周世钊。
"元兄，我们也是好久不见了，上次回信让你莫来北京，你还是来了。现在正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还好吗？"毛泽东见面后，拉着周世钊的手问道。
毛泽东这一问，周世钊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苦辣酸咸之感一齐涌了上来。
还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地处长沙市教育街的湖南省人委大院里，便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因为地处市中心，交通联络方便，这块地方成了各造反派组织争相驻扎的"宝地"。由于这里住有不少副省长，且副省长家一般住室都比较宽松，几乎每家都驻扎了一两个群众组织的司令部。作为副省长且有一栋2层楼小洋房的周世钊家，自然也成了尚未驻扎进来的造反派组织盯住的目标，几乎每天都有人找上门来，要求进驻。面对这些造反派的无理要求，周世钊的秘书陈明新使出了浑身解数，与其周旋。有关这些情况，在他后来所写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毛泽东与周世钊的交往》中有详细的披露。他写道："每个群众组织司令部的头头来要求进驻时，我都是以两条理由和他们交谈：一是讲周世钊年岁太大，身体不好，如果你们进驻他家，对老人的生活必有诸多不便，这是对老人的不敬；二是如实告诉他们，周世钊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最要好的同班老同学，现在是毛主席最要好的朋友。如果你们的司令部进驻他家，对他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会不利，他就会上书毛主席，就会要麻烦毛主席，这对毛主席是不忠。许多群众组织司令部的头头，经过我用这两条理由和他们交谈之后，一般都同意不进驻周世钊的家里。"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造反派组织都会在这"两条理由"面前退步，"湘江风雷"便不买这个账，是陈明新同志巧与周旋，又是请几位闯入家中的"风雷"人员吃饭，又是与该组织的领导人"谈判"，最后才让"湘江风雷"放弃了进驻的打算，为此，周世钊对陈明新非常感激。
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升温，抄家风如瘟疫般地蔓延着。省人委大院的头头脑脑的家几乎都被造反派抄查了，周世钊的家也自然逃脱不了厄运。陈明新虽然以他的机智和勇敢拦住过造反派进驻周家，但以他的力量却无法挡住抄查者的闯入。他仍以那"两条理由"向造反派陈述不能抄周副省长家的厉害。但一切都徒劳，红卫兵们"破四旧，立四新"的干劲和决心太大了。结果，抄走了周世钊家的现款和存折1万多元，以及一些旧书、衣服之类的东西。望着红卫兵们东抄西查、打家劫舍后扬长而去的背影，周世钊内心感到几分凄苦，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怎么像做噩梦一般呢？现在，毛泽东见面后问到这些，周世钊真是一腔苦水，无处倾倒啊。他只有埋怨地说："唉，好什么哟，红卫兵抄了我的家，钱也搞去了，书也弄走了，连好一点的衣服之类的居家用品也抄走了。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毛泽东见周世钊一腔愁苦样，打趣似的说道："哎哟！红卫兵也真的不简单啊！像你这样一位堂堂的副省长，他们也敢去抄你的家啊？！"毛泽东见周世钊心情沉重，转换了一下语气说："老同学啊，没有关系的，钱嘛，让你的秘书去找红卫兵要回来就是了。那些书抄走后很可能搞散了，这倒是麻烦事，看来归回来也不容易哟。"毛泽东在房中踱着步，继而说："这样吧，书的问题，由我来负责赔偿好了。"毛泽东坐下后，有几分惊疑地询问道："在这么乱的时候，怎么到北京来的？"周世钊便将陈秘书如何托人买票，又如何离开长沙的经历说了一遍。毛泽东思考着不时地点点头，话题越扯越开。周世钊趁此陈述了湖南长沙的"文化革命"情况及其个人的看法。让周世钊感到吃惊的是，在讲到长沙的"六六惨案"时，毛泽东竟是了如指掌，仿佛他到过现场似的。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07节：第二章"一批二保三看"(7)
周世钊吃惊地问："主席，您怎么比我还了解得清楚一些啊？！""怎么我就不能了解些情况呢？"毛泽东见谈话气氛一直不甚轻松，有意开玩笑似的说。见周世钊笑了，毛泽东接着说："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嘛，是有人向我汇报情况的。"毛泽东又指了指他的办公桌说："你看，我这张大桌子上都堆了些什么，不是一大堆的各种小报吗？告诉你吧，有些情况，我也是从小报上看到的，不然我怎么知道你们长沙的'六六惨案'这些细节呢？"周世钊在主席的桌子上，果然看见了一大堆各派组织的小报，小报的语言都是爆炸性的。1个组织视另一组织总是敌人，声言要"炮打"、要"火烧"、要"彻底铲平"，让其"落花流水"……毛泽东见周世钊在翻看这些唇枪舌剑的小报，示意他不必细看，并说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的大革命，是一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运动。用不着争吵嘛，更用不着武斗。""问题是，现在的武斗情况相当严重啊，主席！"周世钊向毛泽东进言道，希望他能发出指示，制止这种混乱现状。
"武斗现象应该制止。"毛泽东肯定地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周世钊说："湖南的情况比较复杂，武斗情况主要不在工人阶级内部，而是……""这个我知道。"毛泽东接过周世钊的话说："湖南的群众组织很多，但归纳起来也就是两大派嘛，一派叫做'高司'，一派叫做'工联'。'高司'派是以湖南的高校学生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其中当然也有老师，有好多还是中学生以及少数工人和其他群众。据我所了解的情况，机关干部参加这一派群众组织的占大多数。'工联'派嘛，是以工厂中工人为主体的群众组，它的成员主要是工人，和'高司'的成员构成一样，也有些大、中学生及一些机关干部。是这样吗？"周世钊点头说是。
"我认为，不管是'工联'派还是'高司'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毛泽东平缓地说："'高司'的群众基础是学生，学生素来是革命的先锋队；'工联'的群众基础是工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嘛。"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将火柴梗上的余火摇熄后放入烟灰缸后说："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大联合。"毛泽东在这里首次提出文革"派别的大联合"，并非即兴的遣词造句，而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结果。"文化革命"的发展，一些情况已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特别是武汉地区，一些人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致使武斗现象急剧升级，惨案时有发生。几乎是在长沙发生"六六惨案"的前后，武汉连连发生更恶性的大规模武斗，"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闹得不可开交。虽然武汉军区在6月4日发表了制止武斗的《公告》，但事态并未遏止，对此毛泽东是很忧虑的，他希望能尽快地制止这些流血事件，实行各派组织的"大联合"。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先后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重申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正确对待干部"。报刊上也加强了对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毛泽东领导采取的这些措施，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对于制止局势继续恶化，起了一定的作用。
"大树特树"出笼前后说到"杨余傅"事件，必然会联系到"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篇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署名是杨成武。但这篇文章从成稿到发表以至后来挨批判，实在是一波三折，颇耐人寻味。
杨成武跟随毛泽东视察华北、华东、中南地区时，在林彪的操纵下，北京成立了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的军委4人小组。这个小组曾经给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布置了写作任务——要写大块的，有分量的学习与批判文章。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08节：第二章"一批二保三看"(8)
总参谋部政治部也受领了任务。他们起草了一篇谈领袖权威的文章。文章起草后，总参谋部党委先后讨论了三次，修改定稿后，打印送给正在外地的总参党委书记杨成武。
这时，文章的署名是：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
杨成武在旅途中翻看了这篇文章，到上海时还没有看完。他觉得，写领袖权威的文章，应该送给毛泽东看一看，毛泽东就在身边嘛！他随手在文章题目的空白处，写了两行字：主席：这是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写的一篇文章，请您暇时一阅。
杨成武杨成武知道毛泽东的工作是相当繁忙的，因此文章送去后，再也没有过问。
有一天吃过晚饭，杨成武正和工作人员聊天，给毛泽东做保健工作的吴旭君护士长从楼上下来，手里拿了一沓纸。
"吴护士长，你总是匆匆忙忙的。"熟了，工作人员间常开玩笑。
小吴把手中的纸递给杨成武，说："主席让给你的。"杨成武接过一看，是那篇文章，毛泽东用粗笔做了批示：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
9月23日，杨成武陪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第二天陈伯达就打来电话："杨代总长，我是陈伯达。那篇文章我看过也修改过，我认为应该用你的名字发表。"杨成武愣了一下，说："文章不是我写的，怎么能用我的名义发表？"陈伯达说："用领导同志的名字发表署名文章，比'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力量。"杨成武感到为难地说："伯达同志，你不是修改过这篇文章吗，那就用你的名义发表嘛……""那可不一样，你是代总参谋长，用你的名义发表代表军队。"陈伯达以为给杨成武"戴高帽"，杨成武就会顺从，没想到对方说："那就用总参谋部或者军委的名义发表嘛！"话不投机，陈伯达只好说："再研究研究吧！再研究研究。"电话挂了。杨成武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夫子，搞什么名堂？"他以为这事到此为止了，谁知叶群又打了电话来。
叶群打电话总要东拉西扯一阵才谈到正题："101让我给你打个电话，说说那篇文章的事。""哪篇文章？"杨成武没有想到陈伯达会把这事报告林彪，也没有想到林彪会这么快打电话来。
"你们总参写的那篇陈伯达同志改过的，他送到我们这里来了。""他给我打过电话。"叶群停顿了一下，像是找什么东西。
"我们的意见，还是以你的名义发表为好。""谁的意见？""101的意见。"叶群说。
林彪的意见？林彪是主持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他的意见具有命令的性质。
"文章林总看了没有？"叶群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党的组织有权用1个党员的名义发表文章。""不是我写的，用我的名义发表，这总不大合适。""我说，党的历史上这种情况可多啦。101讲，在延安时，西北高干会议的政治工作报告，不是用谭政的名义发表的吗！浙江农村调查的文章，是毛主席亲自修改过的，不是用江华的名义发表了吗！还有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篇谈话内容，不是用陆定一的名义发表的吗！"杨成武听她说得头头是道。就说："我总觉得，不是我弄的，我对理论是外行，用我的名义发表不好。""定了。101讲，就这样定了。"叶群的语气，不容杨成武再推辞。
既然中央有权力用1个党员的名义发表文章，又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副统帅决定的，作为军人，是应该服从的。但是，杨成武心里还是没有底。他从未在报纸上发表过这么大块的理论文章。
他让秘书通知起草文章的几个人和政治部门的负责人，到办公室来研究此事。
他说："文章不是我写的，林总一定要以我的名义发表。你们这些同志都是秀才，要好好把关。里面引用了不少马克思、列宁的话，要好好核对一下，不能搞错了，引文要准确。"文章核对了引文后，送给了陈伯达和姚文元——
"大树特树"的文章，就这样见报了。
文章见报后没几天，毛泽东把康生、杨成武叫到人民大会堂谈工作时，谈到"大树特树"这篇文章："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他指指杨成武，说："不是你的事！"毛泽东沉思良久，又说："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全党学习的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虽然没有批评杨成武，但他毕竟是文章的署名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连标题的错误都没有看出来，他感到内疚、脸红。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09节：第二章"一批二保三看"(9)
康生、杨成武把毛泽东的指示向中央小碰头会做了传达。杨成武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文章虽说不是我写的，我没有看出文章的内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埋头在工作中，对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了解太少，我应该做自我批评……"12月18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碰头会上，再次批评陈伯达："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写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吗！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陈伯达被毛泽东批得脸色发紫，头都不敢抬。
散会时，陈伯达朝杨成武拱拱手，说："杨代总长，我对不起你！"此后，毛泽东又同汪东兴讲了此事。汪东兴于12月21日在怀仁堂传达了毛泽东有关"大树特树"问题的指示："这是个学习问题。我现在看三十本书。不要专吃清白菜，要吃点杂花菜，看点马列主义。时间还是有的。不是哪1个人的问题，要学习嘛……"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期间，毛泽东又在他的老家，湖南韶山铁路通车时，要举行盛大典礼。为此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写了一份《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
这份文字并不很长的报告，多处使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
报告送到毛泽东案头，12月26日毛泽东又做了如下批示：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看了毛泽东的文字批示，杨成武越发感到那篇文章的错误的严重性。他向周恩来建议：现在各大军区和各省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在京西宾馆，是不是可以向他们传达一次毛泽东的批示和讲话精神，以免再犯这样的错误。
周恩来说："应该。你去传达。"杨成武于当天赶到京西宾馆，向那里的各地领导同志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和批示的全部内容。
有趣的是"杨余傅"事件发生后，知情人林彪、叶群、康生、陈伯达，又变换了另一种腔调，把这篇文章列为杨成武的一大罪状。
1968年3月23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大会上，曾经修改过这篇文章的陈伯达煞有介事地说："这篇文章，狗屁不通。我根本没看，放在我的床底下，压了1个多月。这样的文章，居然还能发表？……"康生摆出理论权威的架子，说："什么大树特树，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嘛！杨成武懂什么！……"江青总是一贯正确的，她说："这篇文章我没有看，不用多看，看个标题就是有问题的嘛！"林彪在3月24日人民大会堂的驻京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说："……还有那篇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在《人民日报》的第二版上，他还很不满意，那个第一版上当天登的是什么呢？是毛主席的教育指示。他认为他的文章应该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
"七二○事件"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全国的局势已发展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武汉地区的运动形势，由于"中央文革"的策划操纵，和谢富治、王力等人的直接插手，使"百万雄师"和"工人总部"两大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表现得更加尖锐，更加激烈，更加复杂，最终爆发了武汉"七二○事件"。
是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从此，军队"支左"，介入运动，为了稳定军队，稳定局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同志，亲自登门找到林彪，提出军队要稳定，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队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等。林彪同意下发1个文件，当即拟了七条，报请毛主席审批。经毛主席提议，又提交给我们在京西宾馆参加会议的各大军区负责人讨论，征求意见。讨论中大家又提出增加严格教育子女一条，将原来的七条变成了八条。经送毛主席审批，毛主席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在会议期间，有一天，毛主席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从他的讲话中可以听出，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他认为这样做里边"一定有坏人"。在讲话中他告诉大家：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当时我（指陈再道）是这样理解的：毛主席的重要讲话，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如果退避三舍，退避四舍也不行，那就得来硬一点的办法，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第九卷晚年岁月 第110节：第二章"一批二保三看"(10)福哇tｘt小说下載
会议结束后，我和政委钟汉华同志回到武汉，军区根据毛主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和"军委八条命令"的指示精神，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并又以武汉军区的名义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所属组织，并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领导干部，成立了省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军区领导还分头到各地市县抓落实，使生产形势迅速得到扭转。然而，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引起了少数造反派头头的强烈不满，也引起了林彪、江青等人的"关注"。军区经过努力出现的好形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消失了。
3月中旬，我和钟汉华政委又奉命赴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开始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矛头直接指向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意在不要压制造反派和红卫兵。继后，林彪、关锋、戚本禹等人，又针对"军委八条命令"炮制出"军委十条命令"。这两个东西一出来，武汉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反复，前一段抓的坏头头和骨干分子，大部分人被放了出来。造反派公开贴出大字报向军区"挑战"，他们违反中央规定搞"串校游行"，"杀向社会"，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要揪出我这个"武老谭"，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武汉军区。这时，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又公开讲"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江青的公开表态，使武汉地区的局势更加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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