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确定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大方向，他承认存在一些问题，但他认为，这只是九个指头与1个指头的关系。怎么能因为1个指头的问题就否认九个指头的存在呢？许多年后，有人撩开了遂平县人民公社这一段历史的面纱：1958年岈山公社小麦的实际产量不是3821斤，而是140斤。而它的后果是，1959年冬天，岈山公社因缺粮而饿死了许多人。其实，这又何止岈山1个公社。
人民共和国走到了非常困难的境地。毛泽东没有停止他的思考，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他总结教训：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到会人员热烈讨论了毛泽东的讲话，在对中央、各部和省一级提出批评意见的同时，也纷纷做自我批评。
毛泽东就是这样向他所挚爱的、付出巨大代价的人民表白的。他沉痛的心情由此可以想见。
纠正高指标1959年3月25日到4月5日，党中央在上海先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我（指陶鲁笳）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在毛主席主持下，把讨论和确定钢、煤、粮、棉四大生产指标，主要是钢铁指标，作为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毛主席在讲话中多次提到陈云同志关于这方面的正确意见。在这次会议前召开的1958年12月武昌会议上，陈云同志曾提议不要公布当时确定的1959年的钢、煤、粮、棉4大指标。1959年1月上旬，陈云同志又一次提出，四大指标是难以完成的。但在这次上海会议开头，分管工业、农业的中央领导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上提出的生产指标，仍然是武昌会议公布的：钢2000万吨，粮10500亿斤，而且事先没有同各省、市、区商量，就在大会上宣布各省、市、区的具体指标，并指名要求表态。我记得当时会场上的气氛一时有些沉闷，因为大多数省、市、区的同志都感到指标过高，但又不便明确表态，有些同志只是语焉不详地讲了讲完成本地区任务有困难的实际情况。当时在主席台上的除有分管工、农业的中央领导同志外，还有大区中央局书记柯庆施、李井泉等，他们用1个腔调说服大家接受中央既定的指标，我还记得李井泉同志说，你们完不成粮食指标，四川可以再分担些，无非多增产红薯，允许一斤红薯顶一斤粮（按国家规定，4斤红薯折一斤粮——作者注）。柯庆施也说，你们完不成钢指标上海也可以再分担些。他们这样一说，确实使人有两难之感。不接受吧，似乎有右倾之嫌，接受吧，又确有难处。这种情形为中央领导同志所察觉，所以在散会后，部分中央同志便分头到各小组进行说服工作。例如，说服我要山西完成钢100万～120万吨，如确有困难，可以仍按1958年那样，再完成20万吨土钢来补足；完成粮180～220亿斤，如确有困难也可多种红薯来补足。当时我通过电话同在家的省委常委商量，大家一致认为，我省1958年实产钢42万吨，粮食实产也只有92亿斤，1959年钢、粮指标定得那么高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因此都主张建议中央把指标降下来。在会内我接触到的一些其他省的领导同志都有同感。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48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17)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的一天，毛主席召集6个大区的负责同志到他的住处座谈，通知的名单也有我，但我接到通知晚了，去时正赶上吃午饭。在餐桌上我正好坐在毛主席的对面。由于我对高指标心里很不踏实，就情不自禁地说："主席，我感到这次会议定的四大指标都过高了，特别是钢和粮两个指标，我已和在家的常委通过电话，大家一致认为这样高的指标是无法完成的。"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毛主席就对着王任重同志说："你有同情者了。"这时我才知道，饭前开的座谈会已讨论过指标问题，而且知道任重同志也是不同意这样高的指标的。毛主席的话音刚落，柯庆施同志对着我说，要有雄心壮志嘛！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嘛。我当即对柯说：不能把雄心壮志和说大话混为一谈，我们山西农民有句话，"说大话，放空炮，亩产千斤办不到。"可见群众对我们那些没有根据、办不到的大话是很不满意的。这时李井泉同志又对着我说：要跳起来摘果子嘛！不要站在那里就想把果子摘到手。我对李说："现在的问题是，跳得再高也摘不到果子。曾希圣又帮腔说：分给我们安徽的指标，只要鼓足干劲，是能够实现的，因此，我们接受；指标再低了，不利于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我对曾说："我们山西武乡县有1个党支部开党员大会，支书根据上面的意见，提出要搞亩产800斤。党员们说："200斤低，400斤高，800斤你自己背起来好了。"说罢，党员们都走散了，只剩下支书孤家寡人。请问，指标过高能够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吗？在我们争论过程中，我看到毛主席捂着嘴在一边笑。最后他说，既然有不同意见，可以再讨论讨论嘛！尽管毛主席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却说明他察觉到在指标问题上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不同意见，这就使我心里感到踏实了些。事后我才知道，在我到会之前，在座谈会上柯庆施等同志也以大话空话压人，王任重同志也同他们进行过针锋相对的争辩。
最后，八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把钢产指标由2000万吨，调整为1650万吨，粮食指标未动，仍然为10500亿斤。我背回的中央分给山西的指标钢降为83万吨，粮仍然是180～220亿斤。
八届七中全会后的一系列事实证明，毛主席对七中全会决定的钢、粮计划指标能否实现仍在继续考虑之中。当年5月3日，中央财经小组根据书记处的指示，在陈云同志主持下，用了1个星期的时间，对调整钢产指标问题，进行了周密的研究。中央政治局很快开会讨论并同意了陈云同志关于把1959年的钢产指标调整为1300万吨的意见。会后陈云同志针对有些同志不同意调整指标的意见，给毛主席写信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是否一定会泄气，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当年6月15日，毛主席在有少数中央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上说，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的，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毛主席主持的这次会议，最后确定了1959年的钢产指标为1300万吨。当年实际完成1365万吨。
现在回头来看，1959年的钢产指标由1958年北戴河会议确定的3000万吨，武昌会议降为2000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1650万吨，最后降为1300万吨，才比较接近实际，做到实事求是，变被动为主动，这是多么不易啊！且还应当看到，1959年全国钢产指标的超额完成是在"一马当先"、"全民保钢"的条件下实现的。就钢本身来说是个胜利，但就国民经济全局来说，却有失误的一面。它破坏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协调发展，造成了工农业比例的严重失调。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度下降，而钢本身也好景不长，在1961年后连续9年钢的产量都低于1959年的实际水平，最低的一年只有667万吨。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49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18)
更为严重的是粮食指标居高不下。1958年12月武昌会议确定了1959年的粮食计划指标10500亿斤。1959年4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指标。这个令人不可思议的高指标，是如何产生的呢？它来自既然钢产量能翻一番，粮食产量也应该和可能翻一番的主观臆断；它来自对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7000亿斤，1959年5月对1958年的粮食产量重新估产为5500亿斤（实际只有4000亿斤），照此数字翻一番，就得出了1959年计划产粮10500亿斤这个远远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它还来自要提前和超额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到1972年粮食产量实现7200亿斤的要求。所以，在钢产计划指标调整到比较接近实际时，粮食计划指标仍然居高不下。尽管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针对当时农业生产中普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不讲真话、瞎指挥等错误作风，向全党发出的五封《党内通信》中，反复严厉批评了说假话瞎指挥等不正之风，并指出：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但粮食计划指标仍然没有进行调整，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8月2日在会上说：上海会议时有同志主张改指标，看来，那时改是困难的。现在要改，变被动为主动。这次会议才把粮食计划指标由10500亿斤调整为5500亿斤。尽管调整幅度如此之大，结果，和这种良好的主观愿望截然相反，1959年的全国粮食总产量只有3400亿斤。1959年、1960年和1961年，农业连续3年大幅度减产，当然，3年自然灾害有一定的影响，但主要原因是瞎指挥、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造成的。农业连续减产，使工业产量被迫下降，国民经济遭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严重的挫折，人民吃穿的基本需求发生了始料不及的难以想像的困难，迫使整个国民经济不得不进行大调整。从1960年冬开始，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
在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4年中，开始两年的粮食计划指标仍然是偏高的，不切合实际的，直到1963年粮食计划指标定为3186亿斤，实际完成3400亿斤，计划同实际才比较一致起来。
从以上叙述中使我们体会到，高指标问题给予我们党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在克服困难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毛主席在没有建设经验的情况下，善于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善于动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主观认识逐步接近实际，对如何搞好计划工作，讲了许多精辟的，对今天仍然有重要意义的意见，现在我摘要列举如下：1959年庐山会议，毛主席在开头的讲话中说：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综合平衡。说是两条腿走路，几个并举，实际上并没有兼顾。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三种平衡：农业本身的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平衡；工业内部的平衡；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过去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是重、轻、农，没有执行《论十大关系》确定的次序。应当反过来，以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
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说，过去我们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这来计算要多少煤、电、运输力量等等，根据这些再计算增加多少城市人口、多少生活福利。钢的计划产量指标一变少，其他都跟着削减，这是一种不合实际的方法，行不通，要改变计划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时，先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可能搞多少工业，还要考虑国防需要。要按着我们掌握的客观比例关系安排计划。1959年毛主席还说过：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是个客观规律，资本主义如此，社会主义也是如此。不同的是因为资本主义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不能用计划来调节，只能按价值规律自发调节，就是说经过破坏，然后调节。社会主义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所以有必要和可能用计划来调节，也有必要和可能在制定计划时自觉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但计划本身是主观的，要使主观符合客观，就要善于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在比例关系遭受破坏之前预先调整计划。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50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19)
1959年毛主席在谈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说的工厂下放是"革命措施"时，他认为这就是承认全民所有制内部有矛盾，这种矛盾发展到要采取"革命措施"来解决。过去我们的计划管得太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石景山钢铁厂国家原定计划投资2.4亿元，建设规模60万吨钢，100万吨铁，5年完成，下放给工厂自己管理后，结果，变成120万吨钢，200万吨铁，时间两年半。这个生产力是从哪里来的？原来就有嘛，只是没有发挥出来。办法无非是调整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矛盾。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国有，但归工厂掌握使用。由此可见，那时毛主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就已提出要改变计划管得太死，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见解了。
1960年6月18日上午，毛主席在上海会议上做了《十年总结》的讲话。讲话中就计划和指标问题做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说："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3000万吨钢在1958年一年完成的问题。1958年12月武昌会议降到2000万吨，1959年1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指标很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1个恰当的指标来。1959年4月上海会议规定了1650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做了批评。这次会议讲了要多谋善断。这个批评之所以做，是在会议召开之前两日还没有1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即5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1300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一样，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
毛主席多次强调作计划要留有余地，余地留得大一些好，在《十年总结》中，他说：1960年6月上海会议，规定后3年的补充计划，仍然存在着1个相当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1个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1956年周恩来同志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3年余地，多么好啊！毛主席在《十年总结》中还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000万吨钢，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000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1650万吨。如此等等。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分析犯错误的原因，公开改正。……有一部分错误也是难以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的，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毛主席鉴于高指标使我们天天处于被动地位的情况，他在《十年总结》中从理论上阐明了主动权问题。他说：同志们，主动权是1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1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懂得。在当天下午的会上，毛主席说他写《十年总结》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如此。现在重温毛主席所讲的这段来自实践的理论概括，使我们仍然感到很亲切，并且感到获得主动权不仅对计划工作如此重要，对其他一切工作也都一样。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1个久久萦回在脑子里的问题：为什么纠正高指标这个脱离国情、违背客观经济的错误，我们党用了那么多的时间，花了那样多的精力，付出了那样大的代价？客观地说，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首先发现公社化、大跃进运动的"左"倾错误，其中包括高指标错误的是毛主席。从我个人的亲见亲闻，我感到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的3年多时间里，毛主席集中精力纠正"左"的错误，尽管中间经过曲折和反复，总的看，他在纠正高指标的错误过程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决，表现了1个伟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论者的风采。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有时又流露出欣赏高指标的情绪，似乎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在1960年6月上海会议上，毛主席说，定计划要留有余地，指标低一点，努力争取超过，有什么不好！同时又说，今年的钢产量要超过1840万吨，能超过一吨也好，现在看完成2100万吨有希望。实际上当年钢产量只有1866万吨。这正是毛主席这种矛盾心理状态的一次流露。我个人认为，毛主席这种矛盾的心理同他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的讲话有关。这个讲话的主要内容通过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公之于世。社论提出："超英赶美"的战略任务，这就是"我们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准备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现在回头来看，这个重大战略决策，显然是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因而是1个重大的失误，尽管后来纠正高指标的错误做了那么多艰苦的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效，但这只能看做是战术上的胜利。而在战略决策错误的情况下，战术胜利再多，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欲速不达的被动局面。根本的历史教训，在于不顾国情国力而急于求成，这是值得我们全党永远记取的。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51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20)
毛主席毕竟是1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说过"最好的学习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就认识和纠正高指标的错误来说，毛主席正是善于运用自我批评和武器从自己错误中学习的榜样。例如，大跃进中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把钢看做统率国民经济的"元帅"，要"元帅升帐"，其他方面都要为它让路，结果出现了一马当先、万马齐喑的局面。实际上钢产量多少并不全面反映综合国力的强弱。苏联的钢产量早已超过美国，但它的综合国力和美国相比却差距很大，而且这种差距有越来越大的趋势。毛主席发现了这个错误，他在1960年上海会议上说，过去想搞1亿吨钢，不一定。现在搞3000、4000、5000、6000万吨，要把质量放在第一位，要品种全，规格高，要有特殊钢，要样样都有，使5、6千万吨钢顶1亿吨用。30年前毛主席从错误中悟出的这个道理，对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
错批彭德怀轻松活泼的"神仙会"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正式召开。会议开幕时，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就读书、形势、综合平衡、今年任务、宣传、公社食堂等19个问题谈了自己的基本看法。
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认为，大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告老爷，大势不好"的程度。
关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问题。毛泽东指出，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是埋伏了一部分被动，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说是两条腿走路，几个并举，实际上并没有兼顾。毛泽东指出，过去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是重、轻、农，强调重工业，挤掉了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现在应当反过来，以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这是党第一次明确使用农、轻、重这个概念，也是毛泽东对他1956年《论十大关系》一文的重要发展。毛泽东还肯定了陈云提出的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本建设的方针，并指出要把6.5亿人民的衣、食、住、用、行5个方面排好，这是关系到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
关于读书问题。毛泽东指出：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还说，现在有些人是热锅上的蚂蚁，要让他们冷一下。
毛泽东关于19个问题的讲话，虽然仍旧基本肯定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左"的指导思想也还没有根本转变，但对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7月3日至10日，会议转入分组讨论阶段，按地区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区小组，围绕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交流情况，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会议安排大家白天开会、读书、看文件、晚上看戏休息。早晚还有人漫步游山，登高望日出。毛泽东到韶山和上庐山时写的2首诗由周小舟传播开来后，一些有诗兴的人也跟着赋诗作词。会议开得轻松活泼，人人心情愉快，毛泽东和到会者皆谓之曰"神仙会"。中央领导人也分头参加各组讨论，有时去不了便派秘书去听取意见。各组讨论的发言情况都整理印成简报分发给大家。
毛泽东在分组讨论期间，曾先后三次召集李锐、田家英等少数几个人座谈和听取情况汇报。由于他们同毛泽东很亲近，因此"谈得很融洽，有时满堂欢笑。"他们除了向毛泽东详细汇报工矿、运输部门和农村的情况外，还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应当让陈云重新主管财经工作。毛泽东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刘少奇参加西南区小组的讨论，在7月4日的发言中尖锐地指出，说老实话的人，去年不好混，对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决不可小视。1958年最大成绩是得到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教训。毫无悲观、抱怨之必要，不要责备下面。他在发言中还强调要"成绩讲够，缺点也讲透"。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52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21)
朱德参加中南区小组的讨论。他在7月6日的发言中直言不讳地说：农民还有私有性的一面。供给制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食堂全垮了也不见得就是坏事。农民要富，要使之富起来，不会成富农路线。工业主要是大炼钢铁搞乱了。
彭德怀参加西北区小组的讨论，从7月3日至10日的8天中共作了7次发言和插话。他说："1957年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有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提高了，脑子热了一点。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60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他批评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说："从北戴河会议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人民公社办早了，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未经过试验，如果试上一年再搞就好了。"他批评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指出："现在不是党委的集体领导，而是个人决定问题，第一书记说了算"，"党内总是'左'的东西难于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各种帽子压下来，对广开言路有影响。"彭德怀强调应当总结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要追究责任，人人有一份。"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在全世界是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彭德怀对三面红旗批评的话讲得较多且坦率而尖锐，充分表现了他当时纠"左"的强烈愿望。当然，由于他鲜明的军人气质，他在小组发言中也难免有某些用词不当和情绪偏激的地方。
当时，张闻天刚好住在和彭德怀隔墙的院子里，因此两人经常在会余饭后或散步时漫谈。他们从小土铁炉炼铁的得失问题谈到党内的民主和集体领导问题，从斯大林晚年的错误问题谈到"毛泽东同志说了算，毛泽东同志不民主"的缺点问题。但这些都是出自于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关注及对毛泽东个人的爱护。然而，这些却成为他们在庐山会议后期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重要材料。
周小舟在中南区小组也直率发言。他在7月4日说：1070万吨钢不如800万吨；公社一股风，越包越多；工农业总产值增长没有那样快，最多每年增长10%到20%；基本建设搞得太多了；农村办公共食堂不利于节粮、养猪、造林、积肥，而且浪费劳动力，农民也吃得不愉快。
在庐山"神仙会"期间，参加各小组讨论的大多数人，根据毛泽东所提19个问题，都发言赞成总结经验，继续纠正"左"倾错误，有些同志还做了自我批评。但是，也有一部分同志护短，认为"左"的错误已经纠正得差不多了，现在问题是纠"左"泄了干部和群众的气，出现了右倾错误。这样，会议中便出现了多数人同少数人的意见分歧，特别是对形势的看法不一致。作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本是正常的现象，也是气氛活泼的表现。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引导，使意见归于一致。
7月10日，毛泽东在组长会议上讲话，批评党外右派否定一切，批评党内有些干部说去年大跃进"得不偿失"。他说：从全局来说，这是九个指头和1个指头的问题，算总账不能说得不偿失。他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生的问题，经过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已经逐步解决了。他还一再提出坚持农村公共食堂和社员分配中的部分供给制，他对今后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和设想也仍然过高。毛泽东的讲话虽然也继续指出1958年以来的一些"左"倾错误，但讲话的重点已转向指责党外右派否定一切，和批评党内干部的"得不偿失"论。特别是他对三面红旗的成绩和缺点的非实事求是的估计——九个指头和1个指头，并认为1个指头的问题已经逐步解决了。这对于全党进一步深入认识和彻底纠正"左"倾错误是不得力的。出席庐山会议的多数同志，特别是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对此更是深感忧虑。在这种情况下，便发生了影响当代中国历史不幸的事，即因彭德怀实事求是地给毛泽东写信而引发的一场轩然大波。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53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22)
一信激起千层浪毛泽东7月10日在组长会议上的发言及其15日结束会议的决定，使彭德怀为"左"倾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就要结束会议而"非常忧虑"。他心情沉闷，服用安眠药犹夜深难眠，躺而复起，在卧室内外徘徊与思考。
7月12日，周小舟第二次登门找彭德怀漫谈，两人谈得比较深。彭德怀对周小舟表示说："有些意见，希望同主席敞开谈谈，但由于自己个性，怕谈不好。"周小舟以自己的体会，"怂恿彭总去谈"，他说："我们同主席谈话很随便呀。"原来，7月11日夜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去谈过一次话，"谈得很是融洽。主席认为1958年的问题主要出在综合平衡上，说他自己有时也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还风趣地说，否则，人们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小舟乘机而言：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彭德怀听了周小舟的一席话，决定第二天亲自找毛泽东面谈，并连夜准备了谈话的腹稿。
7月13日早饭后彭德怀来到毛泽东住处，因毛泽东从晚间工作至清晨，刚刚入睡，他转去西北小组参加会议。当天晚上彭德怀将自己想谈的话写成信件，叫随身的王参谋抄正后，于次日直送毛泽东的秘书手里。信全文近4000字，开头语说："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人简单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为，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信分甲、乙两个部分。在甲部分中，彭德怀既肯定三面红旗的正确和成绩，又指出其缺点和失误，并提出解决的办法。彭德怀认为："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对人民公社，彭德怀认为"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对全民大炼钢铁，彭德怀认为"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做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在信的乙部分中，彭德怀用比甲部分多一些的篇幅，强调"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彭德怀指出："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他在信的结尾写道："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彭德怀写信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毛泽东本人，向出席庐山会议的同志再次强调纠"左"和总结经验教训的重要性。他的信是写给毛泽东"作参考"的，是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虽然信中也肯定三面红旗的正确与成绩，信中所谈到的缺点、错误问题，有些已经是毛泽东自己多次谈过的了。但是，彭德怀信中强调总结经验教训说明，彭德怀对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主持下的纠"左"工作是既支持又感到不满足的，他认为只有从政治思想上根本转变"左"的指导路线和方针政策，才能避免今后继续或重犯"左"的错误。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彭德怀的看法是很不一致的。特别是彭德怀的信同毛泽东7月10日的讲话精神是有很大分歧的，彭德怀的信强调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反"左"，毛泽东的讲话则认为反"左"已经导致了右倾情绪的出现。因此，毛泽东对彭德怀信中一些措词比较尖锐的批评语句，如："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将"失"字摆在前头等等触及了要害问题的话，是难以接受的；加上彭德怀在西北小组发言中说了些用词不当、情绪偏激的话，使毛泽东深深地曲解了彭德怀写信的目的，认为彭德怀的信同彭德怀不久前访问苏联、东欧各国和会晤赫鲁晓夫有关，以为彭德怀的信是借纠正"左"的错误之机否定三面红旗的正确，是在向他"挑战"。于是，在庐山上便爆发了一场斗争风暴。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54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23)
毛泽东7月14日接到彭德怀给他的信，于7月16日将这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和"印发各同志参考"的批语，发给参加政治局扩大会的同志。然后，毛泽东向政治局常委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常委遂做出决定，用一周时间让人讲话。从16日开始重新划分小组，一面讨论、修订《关于形势和任务——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月×日庐山会议议定记录（修正草案）》，一面讨论彭德怀的信。与会的大多数同志，不理解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作为"意见书"批发给他们的真实意图，也不领会毛泽东所说的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的深刻含义，特别是7月17日又传达了刘少奇在会议前期于西南区小组会上关于"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的讲话，更使多数人没有觉察出会议的方向将会有什么变化。从7月16日至22日，会议仍以前段"神仙会"形式继续进行，围绕彭德怀的信，大家交流情况，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多数同志认为彭德怀的意见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少数一些对情况了解不深、不全，特别是护短的同志，不大赞成彭德怀的看法，且多从一些措词上加以指责。于是，多数人同小数人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争论亦越来越激烈，原先那种轻松活泼的"神仙会"气氛开始变得紧张起来。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的发言，则最后把毛泽东给激怒了。
黄克诚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他原留在北京处理中央军委的日常事务，没有出席前期庐山会议。根据党中央的通知，他于7月17日上庐山参加会议。19日，黄克诚在小组会上发言支持彭德怀的意见书，认为彭德怀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他在发言中说，公社制度是优越的，但"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更主动些。"同一天，周小舟也在小组会上发言，他"完全同意彭总的信，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可以斟酌。"他指出："各人由于工作方面不同，接触事物不同，因而看法不同。大家一起讨论，从各方面把问题提出来，经过分析，就可以达到一致。"张闻天是在会议气氛已经变得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于7月21日在华东小组会议上作长达3个小时的发言的。在张闻天发言前夕，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已经预感到将有一场风暴"来临，"劝他少讲一些"。但张闻天出于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不顾个人安危得失，仍把自己想讲的话都讲了。他的发言包括：大跃进的成绩、缺点，产生缺点的原因，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政治和经济、民主和集中，缺点讲透很有必要，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等13个方面。张闻天发言中表示支持彭德怀信的观点："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张闻天的长篇发言是坦率、客观和实事求是的。他的发言同彭德怀的信一样，反映了大多数与会者的心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少数护短的同志和号称"左派"的人们，以非难彭德怀的信的同样语调指责张闻天。
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本来就深感不安，看到多数人持支持态度，特别是张闻天等人的发言，使他更为不快。7月23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针锋相对的讲话。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我劝党内这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有些同志在历史上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不过还有30公里，相当危险。他对彭德怀信中所讲的"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有失有得"等，逐一做了批判。他说，所谓比例失调，无非是1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他指责"有失有得"，把"得"字放在后面，是经过斟酌的，是"张飞粗中有点细"。他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说法更不以为然，认为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资产阶级的泄气性、悲观性、动摇性。他号召"左"派们要"硬着头皮顶住"，"腰杆子要硬起来"，因为"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对1958年以来的错误，毛泽东颇带有情绪地承担了责任。他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我有两条罪状，一条是建议1070万吨钢，从此闯下大祸，其结果9000万人上阵，搞小、土、群，得不偿失。虽然大家都赞成，但始作俑者是我。另一条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权，有建议之权，北戴河会议决议是我建议写的。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对于错误缺点，我们不晓得做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做特做，你们就没有听到？有些人是不会放弃他们的观点的。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55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24)
彭德怀"反复思索主席的讲话，再衡量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动机，怎么也想不通。当时抵触情绪很大。"是日黄昏，他心情沉重地在马路上独自散步，碰见一位参加会议的同志，他关心地询问彭德怀对上午毛泽东的讲话有什么考虑。彭德怀回答说："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这位同志好心地劝彭德怀说："不能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主席午前讲话，从政治上、组织上、路线上，已经提到了高度原则，你应当考虑对党对人民如何有利的问题，写成书面发言（按：即检讨）。"彭德怀回答说："现在很疲劳，一时写不出来，也写不清楚。"当晚，彭德怀在笔记本上写道："我7月14日写给毛主席的信（即意见书），16日由中央办公厅印发到会同志，至22日，各小组经过六天的讨论，对信完全同意的，只有1个同志，基本上不同意的也只有1个同志。其余在发言中的大多数同志是基本上同意的。……至如（于）我写这封信，是在西北小组会议上，一些不便讲的问题，要点式的写给主席作参考的，希望主席考虑信中的一些问题，主席竟把问题提到如此十分严重，如此十分尖锐，提到离开现实情况的高度原则。因此，国内在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不仅不能得到解决，在'左'倾急躁冒进的基础上，再加以猛烈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并把这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它将要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引起更加严重的比例失调，甚至引起党内外一段时间内的混乱，影响（造成）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后果！！"写完笔记，彭德怀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直至天晓还在想："我虽然认识主席时间比较晚，可是也有30余年了，我这信有如此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不可以找我谈一谈呢？我的信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成了意见书呢？为什么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呢？"彭德怀在百思不能自解之下，还这样考虑到："如果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威信受到了损失，那就会给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更大损失。"因此，他"动摇了原先保留看法的念头。"翌日上午，又有两位好心的同志前来找彭德怀交流。他们劝说彭德怀"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他们同彭德怀"谈了2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彭德怀在感激之下，"决心从严检讨自己。"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和26日的《评论》发表之后，由于党内对1958年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认识不足，由于毛泽东在全党享有极高的威望，由于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加上少数"左派"的推波助澜，一扫庐山会议前期那种纠"左"的活泼气氛，在对于彭德怀的信的评价上，形成一边倒的不正常现象。从此，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
在各小组会上，极"左"派们按照并发挥了毛泽东的观点，率先对彭德怀及支持彭德怀意见书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指责他们是反对党的根本路线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把他们之间正常的工作关系和在会上观点一致视为"阴谋"，捕风捉影地认为彭、黄、张、周已结成1个"军事俱乐部"性质的"反党集团"。伴随着会议反右温度的不断升高，原来赞成或基本同意彭德怀意见书的同志，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也不得不检讨自己的"不坚定"，并表示要同彭德怀等人划清界线，随波逐流地卷入反右和批判彭德怀等人的斗争旋涡。
7月29日，庐山会议印发了一份由毛泽东加按语的参考文件，有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的讲话，说中国的人民公社搞的是"超阶段"的"平均共产主义"，有美国国务卿、极端反华反共分子杜勒斯说中国大陆经济"比例失调"等，从而得出敌人"内外夹攻"三面红旗的错误结论。8月1日，毛泽东将上述文件转给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并在附信中说：1个百花齐放，1个人民公社，1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一些坚持"左"倾观点的人，从毛泽东的信联系到彭德怀、张闻天上庐山前曾访问过苏联和东欧，就指控彭德怀同赫鲁晓夫之间有什么秘密勾结，强加给彭德怀"里通外国"的罪名。同日，中共中央常委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举行会议，毛泽东指责彭德怀几十年来和他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在几次党内路线斗争中都站在错误路线方面，"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林彪在发言中攻击彭德怀要招兵买马，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说中国只有毛泽东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他的发言被认为"打中要害"。彭德怀在几十年革命武装斗争中，战功赫赫，有口皆碑。当然，他不可能是1个完人，也难免有过某些失误，并都早已得到正确解决。庐山会议在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旧账时，不讲功劳，只讲错误，对错误又肆意夸大，无限上纲，实乃重开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斗争方式。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56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25)
庐山会议第二阶段由纠"左"转向反右，从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到清算他的历史旧账，直至臆造出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7月底，参加庐山会议的中央委员已超过半数。毛泽东于7月29日提议召开一次中央全会，这就是8月2日至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改指标问题，二是路线问题。他指出，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已经有显著的迹象了。我们反了9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6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毛泽东在讲话和接着印发的他的一系列批语，为全会错误地开展所谓"路线斗争"，揭露和批判所谓"反党集团的分裂活动"定了基调。
8月3日至10日的会议，除了围绕彭德怀7月14日的信和彭、黄、张、周等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的发言进行批判外，还要他们交代在庐山会议期间彼此的个别交往和谈话，并罗列他们几十年来在党内历次斗争中的缺点错误进行批判。有的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纲"，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发言是"目"，"纲举目张"，互相配合。有的指责黄克诚对毛泽东"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话摘其所需。"不谈两头，专谈中间"。有的对张闻天7月21日10000多字的发言稿逐字推敲，发现谈成绩只有270多个字，专在"但是"后面做文章，仅"但"字就是30多个，其中只有1个"但"字后面说的是好话，而且用了3个"危险"、12个"紧张"、上百个"损失"和"缺点"。有的说周小舟虽然没有系统的发言，但给彭德怀"提供材料"，当"参谋"，做"宣传员"。
8月10日，毛泽东对《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一文加批语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省里也有。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11日毛泽东在全会上再次讲话，把彭德怀等人坚持实事求是，如实反映情况的意见，说成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他还说：彭德怀等对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党内的同盟者"，"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毛泽东的批语和讲话，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范围从中央扩大到了地方，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性质说成是"民主派"和党的"同路人"。"文化大革命"中将革命老干部等同于"民主派"，把"民主派"等同于"走资派"，同毛泽东的这种错误批评和论断是有联系的。
8月13日至15日，八中全会举行全体大会。彭、黄、张、周在连续不断的追逼、围攻下，一面说明事实真相，一面含冤受屈地做违心的检讨。彭德怀为使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威信不受损害，在向大会做交待与检讨时，"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对自己的错误做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但是，他对"里通外国"和"军事俱乐部"两个问题坚决否认。他心里认定："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张闻天在小组会和大会上也被迫多次做检讨。8月2日，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武文合璧，相得益彰。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你被人们缠得脱不开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来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并向张闻天推荐西汉时代辞赋名家枚乘写的《七发》一文，说张闻天的病同楚太子相似，送给他两个字："痛改。"随后，毛泽东又把《七发》印发给出席八中全会的同志阅读，并于8月16日写了《关于枚乘〈七发〉》的批语。面对毛泽东的信和暴风雨式的批判，张闻天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他对个人的得失，并没有过多的考虑，最使他失望并且压抑不住愤懑的是，如此地对待不同意见的同志，将会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他在第一次"检讨"写完之后对身边的秘书说："这样以后还有谁敢讲话？所以问题还是党内民主。"随着批判的不断升级，大会对所谓"军事俱乐部"的追逼也越来越紧。张闻天暗想，"他们想逼出1个有计划有组织来，""哪里有什么军事俱乐部，文化俱乐部倒有1个！"对于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逼问，张闻天的回答始终只是说，他同彭德怀谈过相同的所谓"右倾思想"，谈得比较多这就叫加入吧！至于俱乐部的组织怎样、计划怎样，他都一概不知。周小舟在千钧压力之下，虽然不得不做些过头的戴帽检讨，但他没有生造或夸张半点事实，8月3日在小组会上做检讨时，还用事实为彭德怀辩护，说彭德怀从心底敬佩毛主席。他对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批判想不通，于13日写信给毛泽东说："解剖我们自己，披肝沥胆，又感觉此与实际情况确有出入。我想假若戴（右倾机会主义）这样一顶帽子，我对主席、中央、全党、湖南党员和人民，甚至对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必须说我犯了反党、反中央、反主席……的错误，然而再说下去，势必泪潸潸下，不尽欲言。"李锐等人亦在小组会上受到激烈的批判和斗争，被迫写了交待材料。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57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26)
8月15日，毛泽东以《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为题，为全会印发的文件《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写了批语，指责彭、黄、张、周不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16日，毛泽东又写了《机关枪和迫击枪的来历及其他》一文，认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指出彭德怀等人"昨天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不是偶然的。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把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引申到党内。这是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的一次大的升级。毛泽东的这次党内也有"阶级斗争"论，是从政治思想（虚假而非真实的政治思想）上划分阶级的结果，它给以后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提供了理论根据。
8月16日，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和《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等文件，全会认为："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全会斥责彭德怀是"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说他是"带着'入股'的思想参加了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在党的历史上的几个重大关头"，"都站在错误路线方面来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等等。
全会还检查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虽然降低了脱离实际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但降低后的指标依然是偏高的。为此，全会号召全党全民立即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超额完成计划。在全会即将结束时，毛泽东要彭德怀对《决议》表态。彭德怀坦然地做了三条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张闻天有感于毛泽东8月2日写给他的信，于8月16日上午写信给毛泽东："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朱德对庐山会议上出现的不正常的斗争及对彭德怀等人的不公正处理，思想上想不通，在会议结束时深为感慨地对身边的同志说："谁还相信我们曾经在1个饭碗里吃过饭？！"庐山会议中后期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斗争，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内政治生活中一次重大的失误，使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助长了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也助长了党内假话、虚报浮夸和宁"左"勿右的不良风气。在理论上将阶级斗争引申到党内，导致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在经济上打断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左"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的时间，国民经济陷入灾难性的困难时期。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58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1)
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
第二次出访苏联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第二次出访苏联。这次访苏是应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参加苏联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祝大典，并出席当时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64国共产党、工人党通过《和平宣言》的会议。
1957年10月的一天，秋高气爽，阳光明媚，下午3点多，毛泽东吃过"早饭"，踱出屋门，到院里散步，我（指李越然）忙轻步追随去。
中共中央已经做出决定，由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并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代表团成员有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和郭沫若等许多领导人。组织上确定我跟随毛泽东出访，担任翻译。
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完成翻译任务，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安排我们在中南海直接接触毛主席，尽量熟悉老人家的言谈特色和日常生活习惯。
毛主席带着思考问题的神色漫步走了一会儿，侧脸望我一眼，问"哎，李银桥呢？""我在这儿。"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闻声跟上来。主席站住脚，指着我和李银桥说："你们这二李，1个管说话，1个管安全，这次跟我一道出去，我看你们也算得上哼哈二将了。"我和银桥都笑了。主席又对我说："伏罗希洛夫来的时候，我看到大半个翻译都是你。你帮了我好多忙啊。"主席说着，掏出一支烟，银桥替他点了火，我说："主席，你抽烟太多了，我记得伏老来时曾劝你戒烟。""唉，伏老劝我戒烟，戒不掉怎么办？"主席面带难色地说："只好点一支，看着冒烟，不往肚里吸。"毛主席喜欢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天，我告诉他说："伏老到警卫团参观，一进连队宿舍就立正敬礼，说'红军战士伏罗希洛夫前来报到！'""是吗？嗯，他是老红军，斯大林的老朋友，打过不少仗。"毛主席提到伏罗希洛夫时总带着一种亲切友好的语气。"你了解赫鲁晓夫这个人吗？"毛主席忽然问我。"不太熟悉，只是跟总理和彭真同志出访时和他接触过几次。给我的印象是思想敏锐，很精明，比较开朗，有时容易锋芒外露。据说这个人脾气是比较暴躁的。""赫鲁晓夫有胆量。"毛主席不无赞赏地说："不过这个人也能捅娄子，可能日子不大好过，是多灾多难的。"毛主席的举止总是高度的镇静，走路慢，步伐稳健。他时常停立在1个地方沉思着什么。聆听主席的谈话，要时刻考虑翻译上的难点，力求有所准备。有一次，他突然问我："俄语纸老虎怎么说？"我回答之后，他老人家用英语重述了一下，"拍泼太格儿"（papertiger）。他的湖南乡音很重，一本正经地走了腔，我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于是，主席也笑了。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刻都在注意着毛泽东此次访苏的过程，几乎每天都要来电话询问代表的启程日期等情况。
快到出发的日子了，尚昆同志把我叫去，吩咐说："小李啊，你即刻约见一下尤金，向他转告主席的一项个人请求。"并说"这个交涉你要尽力办好，请尤金报告苏联领导，希望他们能够理解，能够照办。"尚昆同志说："主席的意思是要请苏联方面把机场的迎宾仪式通通去掉。来接的人不要多，不要仪仗队，最好是下飞机就走。"我忙说："这恐怕不行吧？"尚昆同志说："你去谈谈看，有什么结果，我再报告主席。"尚昆同志又讲了几点主席生活作息方面的事后说："王敬先（警卫局长）已经去莫斯科了，请按他的意思做好准备。"电话联系后，我驱车赶到苏联驻华使馆。尤金迎上来，开口就问，"怎么，行程有改变吗？"我忙说："不，没有。"尤金放心了。"尤金同志，我来找你转告毛主席的一项个人请求。"我讲述了毛主席的请求。"哎呀，这可不好办。"尤金耸起圆滚滚的肩膀，摇动红润的四方脸盘，波浪形卷曲的头发随着摆头颤动不已，"我可不能做主。我立刻报告，请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讨论决定吧。我能做到的就是如实传达毛主席的请求。""谢谢。"我点头表示理解，"另外还有毛主席的生活习惯……""至于生活安排，莫斯科已做好准备，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主席的生活非常简朴。一身灰色的中山装穿了好几年，这次去苏联参观庆典活动，起初主席不同意做衣服，经中央决定才做了一身中山装。1949年的一双胶底黑皮鞋一直穿到莫斯科。他只睡硬板床，而且在双人床的一半堆放着书，其中有许多线装古书，他是位手不离卷的人，我到他房里去，几乎他都在看书。饮食方面主席也很简单，我常见到的是小米稀粥、辣子加几片火腿，绿豆饭，豆腐汤。他喜欢吃鱼，而且吃的非常细和巧，鱼骨头和鱼刺干干净净放在小碟里。他不习惯吃面餐，只喝些西餐汤，其他菜吃得很少。不过在苏联时他曾赞赏苏联厨师做的烤鹌鹑，说："这个秃尾巴鸟做得好，颜色好看，吃起来也可口。"1957年11月2日上午8时许，毛泽东登上"图104"客机。一位塔斯社记者虽然想方设法追着毛泽东提问，想请毛泽东讲几句话，但最后还是落空了。"图104"在送行的中国党政领导人的频频招手中载着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徐徐起飞。这是苏联派来的专机，机舱里清洁舒适，有办公的桌椅也有休息的床铺。机组人员都是第一流的，飞行很平稳，精选来的空中小姐个个都漂亮、热情、庄重。她们包围了毛泽东主席，争着握手，握住了不肯放，热情地问候，纷纷表达自己的崇敬热爱之情。"好了，好了，可爱的姑娘们。"尤金走来为毛泽东解围。毛主席没有休息，先去看望同机出发的宋庆龄等代表团成员。毛主席对宋庆龄副主席非常尊重和关心，到她的客舱中问候："怎么样，还适应吧？""感觉还好。"宋副主席微笑点头。"路途还长，到了莫斯科后估计还不能马上休息，在飞机上倒是轻松了，趁这个机会你要休息好。"主席关切地说。"主席，你事情多，更要抓住时机休息好。"宋庆龄感谢地回答说。主席回到前舱后对我说："你去把尤金叫来，我要跟他谈谈。"尤金进来，毛主席请他坐到桌子对面。"你是哲学家，又是老朋友。"主席开玩笑似的眨了一下眼，"对不对？"尤金带着哲学家的认真表情，很沉着地点点头："是的，我是研究哲学的，跟您也够得上是老相识了。"那么，我给你出个题目怎么样？"尤金下意识地用手指理头发，说："那好吧，争取及格。"毛主席笑笑，接着又问："你说说，方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儿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解释？"尤金1个劲眨眼，终于作难地叹道："唉呀，这我可没有研究过。""考住了？"毛主席将下唇吸入嘴里轻吮一下，笑道："我来答答试试看，请你鉴定鉴定。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妙，妙！"尤金抚掌喝彩，"完全可以这样说明。"快到伊尔库茨克了，飞机将在这里降落暂停，尤金告辞去办一些事，我借机将一份讲话稿送给毛主席。按照惯例，首长在公开场合的讲话稿事先总要给翻译一份，预做准备。我说："主席，这是为您准备的机场讲话稿。您过过目吧！"毛主席接过讲话稿，右手习惯地握起一支铅笔，目光缓缓扫过字里行间。随行的摄影师侯波见主席在飞机内聚精会神看稿子，便轻轻地靠近过来，选位，对焦，咔嚓一声按下快门，拍摄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主席看过讲话稿，头也不抬地吩咐："去把尚昆同志请过来。""在机场还必须讲话吗？"毛主席用商量的口吻问道。"这是公开出访，依照惯例还是讲几句好。"尚昆同志解释。毛主席略一沉吟，又问："要讲不念稿子行不行？临时说几句就算了。""这只是做个准备，不一定照着念。""好吧。"毛主席将讲话稿放进上衣袋："留作备用。""图104"在伊尔库茨克机场降落。苏联派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和副处长费德林，专程来这个边境城市迎接中国代表团。波斯别洛夫是位很有声望的理论家，曾辅佐苏斯洛夫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多年。他银发蓬松，一副深度眼镜时戴时摘，说话慢条斯理，向邓小平同志介绍《莫斯科宣言》的起草情况和活动日程安排，又向杨尚昆主任介绍会议组织筹备情况。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59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2)
下午3点左右，飞机抵达莫斯科，降落在伏努克机场，舷梯下红地毯铺成长长一条路，当毛主席的身影在舱门一出现，机场上立刻响起一片掌声，赫鲁晓夫满面笑容热烈鼓掌，在他身后是一大批苏联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也来了。毛主席一边下舷梯一边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赫鲁晓夫对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相互问候，亲切拥抱。毛主席和胡志明主席拥抱时尤为亲切。毛主席顺序同前来迎接的苏联其他高级领导人一一握手。毛主席用他那激昂高亢的湖南腔说："同志们好！"向接受他检阅的苏联三军仪仗队大声问候。"乌拉！乌拉！乌拉！"仪仗队发出了三声震耳的欢呼。欢迎仪式完毕，赫鲁晓夫陪同毛主席上了第一辆"吉斯"车。这种车很宽大，主席和赫鲁晓夫坐后排，我和李银桥"哼哈二将"坐在前后排之间拉出来的活动椅上，前排是司机和克里姆林宫警卫局副局长札哈洛夫少将，他被指派为毛泽东主席访苏期间的卫士长。我侧着身为两个共产党的领袖翻译谈话。"参加会议的人都到齐了吗？"毛主席问。赫鲁晓夫扳动手指介绍已经到来的共产党领导人，介绍到陶里亚蒂和多列士时，主席很感兴趣地问："他们住在哪里？""安排在市郊别墅了。"赫鲁晓夫回答，并有意补充说："我们只把您安排在克里姆林宫里，驻在离会议厅很近，有条走廊与会场乔治大厅相通，很方便。"毛主席对这种特殊的友好似乎并不在意。而对赫鲁晓夫说："我们这次来的还有宋庆龄和郭沫若。而且宋庆龄是副团长。虽然是共产党开会，他们不是共产党，但他们参加对我们有好处、希望你们对他们像对我一样……""宋庆龄也安排在克里姆林宫，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都安排在克里姆林宫。我们为宋庆龄选派了专门的卫士长，有专用餐厅。"毛泽东点头："谢谢，谢谢你们的热情和细心。"他接着说："我不是请你们不要搞什么仪式，少来人接吗？怎么还这么隆重？"赫鲁晓夫忙着解释道："是的，我们收到了尤金的报告，说您有这样的请求。我们讨论了，大家认为不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还都照惯例办的。您这样尊贵的客人，礼遇是不能简化的。""谢谢你们的盛情，我看共产主义实现了，这一套也没有用了。"毛主席微笑着吮一吮下唇。他高兴或者生气时往往做这个动作。毛主席观看道路两旁建筑楼房，赫鲁晓夫介绍了住宅建筑的情况。主席观看了好一会儿，他点头道："看得出，比我上一次来，这里的事情又有了很大进步。从人们的精神面貌看，他们生活得都很愉快，穿着也都不错。"毛泽东主席抵达莫斯科的当天，札哈洛夫少将和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陪同杨尚昆和叶子龙，把代表团主要成员的住处都看了一遍。特别留意了毛主席寝室里的木板床和改造过的蹲式马桶。
在下榻处的会见大家谈得很热闹，赫鲁晓夫扯扯同毛主席谈笑风生的伏罗希洛夫的衣服说："我们该告辞了吧！该请毛泽东主席和亲爱的中国同志休息了。"苏联领导纷纷握手道别。赫鲁晓夫殷勤地向主席介绍道："亲爱的毛泽东同志，顺便告诉一声，我们为您选择了最好的房间，一切都按照您的希望做了准备……"可是，毛主席到为他准备的房间里没呆多久，便漫步通过走廊，到了楼下，直朝我们住的房间走来。我和保健医生住在一起，见主席进来，连忙起立。主席没说什么，在屋内上下左右打量一番：房间不大，但各种生活设施应有尽有，一切都很方便。主席点点头，回身走出去，上了楼。我正心里犯嘀咕，不知怎么回事，李银桥来了，拽着我说："你来一下，主席找你。"我忙跟随李银桥上楼走进主席的寝室，见他老人家独自静坐床边，双手放在膝上，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我在离他三米远的地方站住，听候吩咐。主席招手要我过去，我走到他身边。他用很轻的声音说："请你帮我办件事。成了更好，不成再说。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子太大，请他们给调一下，你们搬上来住，我下去住到你们那里去，好不好？"我一怔，头立刻摇起来："这可不行，这可不行。""看你，你这个人还没去讲，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就说不行，主观主义。""这是专门为您准备的。"我解释道。"你去说，先去说说看。"我出屋，没去找苏联同志，先跑去报告杨尚昆主任。尚昆同志忙邀集几位领导同志一起走进毛主席的寝室……毛主席终于做出让步，没有再坚持搬家。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60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3)
各国党的代表团纷纷抵达莫斯科，彼此之间的互相拜会、会谈、宴会等活动很多。毛主席不常自己出面，这样其他领导同志自然就更忙。
毛主席自第一次访苏后，苏联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53年初，斯大林与世长辞。这件事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苏联一党一国的范围。赫鲁晓夫在苏联执政后，他很懂得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支持，在国际事务的全局中是十分重要的。而支持苏联，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对外政策。
毛主席第二次出访苏联，是在这样历史条件下进行的。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领苏联第1个最高级代表团来中国，当时就曾提出邀请毛主席访问苏联，毛主席在与赫鲁晓夫交谈中曾表示过："感谢苏联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无私援助。"赫鲁晓夫回答说："不，不能说是无私的，而应该说是有私的，援助中国实际上也是帮助我们自己，中国强大起来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毛主席表示："我们应该相互支持，只是我们还很穷。想多办点事，还力不从心。总的来说，还是你们帮助我们的多一些。"赫鲁晓夫这次来，还是办了几件重要的事：移交中长铁路、旅大港和新疆的几个合营公司，还请中国派遣工人到苏联去参加工作。我们对苏联代表团的接待是高规格的。赫鲁晓夫等取道东北回国，由朱德同志和师哲同志陪同在旅大、鞍山等地进行参观访问，并给予了最高礼遇。
1956年下半年，在东欧发生波匈事件的时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曾派遣我们党的领导人先后到莫斯科与赫鲁晓夫等领导人进行了重要的会谈，就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磋商。
1957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伏罗希洛夫来中国访问时又一次邀请毛主席访问苏联。
所以毛主席第二次访苏，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苏联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典，受到隆重的接待是可想而知的。
1957年毛主席在莫斯科对赫鲁晓夫既有适当的支持，也有中肯的批评。他曾讲过，赫鲁晓夫敢去碰斯大林，尽管他们采取的方法不好，可是"揭了盖子，搬掉了多年来压在人们头上的大石头，"这确实需要点勇气。这次在莫斯科，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毛主席同赫鲁晓夫的交谈是比较多的。在60多个国家党的代表会议上，毛主席即席讲话。他说："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可是，"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红花虽好，也得绿叶相扶，我看赫鲁晓夫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的，""1个和尚两个帮，1个篱笆三个桩。"通过这种生动形象的语言，阐明内容深刻的思想，受到与会代表们的高度重视，在宴会席间，赫鲁晓夫曾向毛主席谈起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情况，说：斯大林当年对南方前线的指挥有错误，使得某次战役惨遭失败；又说某某元帅胆小如鼠，一见斯大林，两条腿像麻秆，吃败仗就是由于这个人只会报告和俯首听命。而他自己又如何如何的勇敢，向斯大林提出过妥善的作战方案，遭到拒绝，等等。每当他津津乐道地谈起自己的时候，毛主席不是吃着点心不做表示，就是把话题引开。当年只是一员中将的赫鲁晓夫自吹他比斯大林还高明，竟在毛主席面前显示他个人的军事才能，是很不得体的。有一次，毛主席批评赫鲁晓夫说："你这个人脾气大，说话伤人，这很不好，不能这样。"同时也说自己有时也有这种情况。又说："各个党都有它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有什么不同意见，能讲出来，不是坏事，要慢慢讨论，着急不行。"赫鲁晓夫没有完全听进去，他承认说："我是有这个毛病，不过您要知道，有些事我很生气……"毛主席告诉赫鲁晓夫，他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赫鲁晓夫问："有人接替吗？"毛主席说："有，我们党里的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在我之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这些同志来，希望你们对待他们和对我一样，看做朋友。"赫鲁晓夫也说："我们这里将由柯西金接替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可又情不自禁地补充说："不过大家还是希望由我来掌管全局。"在这次访苏期间，毛主席为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团结，同一些国家兄弟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持有不同意见的领导人，通过多种方式交换了意见。毛主席应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的邀请，到他的别墅去，进行了友好而又坦率的交谈。哥穆尔卡是不赞成提"以苏联为首"的。毛主席说："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个人来召集一下，就拿这开会来说吧，苏联不出面，我们怎么办，""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哥穆尔卡表示："这个道理是讲得通的。"哥穆尔卡有话肯讲也敢讲。他直截了当地说他不同意纸老虎这个观点，认为"这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不足"。毛主席也很坦率，他说："谢谢你对我的批评，不过你的批评还不够。对于帝国主义我不是什么估计不足的问题，而是根本就要把它踏在脚下。"接着又说："我们讲人民的精神状态，帝国主义天天在那里张牙舞爪，你怕它它就老实了吗？"所以我们说，在战略上要蔑视它，它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在一个个的具体问题上，必须认真对待，不容轻率，这就是要在战术上重视它。哪个讲，它就是个纸糊的玩意儿，一捏就碎，这样还叫马克思主义吗？"从哥穆尔卡的反应看，他对事物的理解与原来是有所不同了。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61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4)
南斯拉夫不主张讲阵营，他们不出席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会议。赫鲁晓夫对毛主席说："我们给铁托发了邀请，他可能不来……"毛主席说："要理解他们，斯大林整了人家，情报局把人家赶跑了，肚子里能没有气吗？"又问："铁托不来，还有没有别人来？"赫鲁晓夫说："有，是卡德尔，他是1个笔杆子，南共的重要文件多半是出自他的手。"毛主席说："那好啊，我倒很想会会他，听听他有什么见解。"60多个国家党代表开会的时候，卡德尔出席了。毛主席的席位正好同他斜对面。在讲话中毛主席面对着卡德尔说："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起来嘛，有了什么事，还是朋友靠得住，我相信你们迟早是会回来的。"话说得很简单，可卡德尔受到了感动。
毛主席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的19个昼夜受到苏联党和政府的盛情接待党的其他领导人除了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祝大典的活动以外，还出席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出席了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两个会议中间，同各国党的领袖们商讨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和各国党的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两个会议都取得了圆满成功。毛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上签了字。
最后，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举行宴会，招待各国党的代表团。毛主席祝酒说："谢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谢谢今天招待我们这么许多好吃的东西，""我们开了两个很好的会，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是各国人民的需要。"接着，他说中国有首古诗：两个泥菩萨，一起都打碎。
用水一调和，再来做两个。
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主席这次亲自率领中国代表团出访，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对外关系史上，是一次意义十分重大的国际活动，在中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册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金门炮战出奇招1958年夏天，毛泽东亲自指挥了大规模炮击金门作战。这是一次世界战争史上的独特作战，使新中国继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与美国在台湾海峡危机所作的政治、外交的较量中，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万炮齐发大规模的炮击金门，是在1958年8月23日开始的。这是震惊世界的炮战，在斗争策略的运用上又是史无前例的一战。
炮击金门，是中央1958年北戴河会议时决定的。我（指叶飞）原来没有参加这次北戴河会议，留在福州。我记得当时福建正是刮台风的时候，部队、机关都在帮助农民抢收粮食、作物，我也在下面工作。突然通知我回福州接电话，而且明确说要我到作战室去接从北京来的保密电话。一接电话，原来是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王尚荣同志。他告诉我，中央决定炮击金门，指定要我负责指挥。那时福州军区新任司令员是韩先楚同志，已经到任接替我的工作。我虽然仍兼军区第一政委，但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地方了。这是1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应该由军区司令员指挥，为什么要我来指挥呢？我有点疑问。就问王尚荣同志："到底是不是中央决定要我指挥的？"他答："是中央决定。"我又问："是不是毛主席的决定？"王尚荣同志感觉到我有怀疑，就说："刘培善同志在这里，你可以问问他。"刘培善同志接过电话说："是的，是毛主席决定要你指挥。"我说："韩先楚司令员现在北京，应该由韩司令员指挥啊！"刘说："那你就不用问了。"我只好回答："既然这样，那行，我接受命令来指挥。"我接受任务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安排工作，决定江一真同志代替我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并立即组织前线指挥所。第二天，我即由福州乘车奔赴厦门，同去的有副司令员张翼翔同志和副政委刘培善同志，张兼任前线指挥所参谋长。此时，皮定均副司令员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不在福州。7月19日我们一行到达厦门，迅速展开多项准备工作，24日前完成了一切作战部署。27日收到毛主席致彭（德怀）、黄（克诚）信（注：此时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主持军委工作，黄克诚同志为总参谋长。）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放，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请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62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5)
毛主席信上所说，"中东解决，要有时日"，指的是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人民发动革命，推翻了旧统治集团，美帝国主义直接出兵入侵黎巴嫩，随后英国又侵入约旦。同时美帝国主义于15日宣布其远东地区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中东形势骤然紧张，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美、英、法介入后，苏联也有所动作。世界进步舆论都声援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蒋介石集团企图乘机扩大事态，于17日宣布所属部队处于"特别戒备状态"。金门、马祖与台湾国民党军先后进行军事演习，同时加强空军对大陆侦察活动和袭击准备。
我接到毛主席电报后，立即找张翼翔、刘培善同志商议，觉得各项准备工作比较紧张，加之福建沿海遭受台风袭击，连续暴雨19天，冲毁大小桥梁43座，公路铁路塌方情况严重；部队在阴雨中昼夜作业，疲劳过度，疾病丛生；特别是空军进入福建前线的转场尚未完成，海军入闽部队尚在调动中，认为推迟炮击时间较为有利。当即复电表示：根据前线情况，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些再进行炮击，较有把握。
由于推迟了炮击时间，又进行1个月的准备工作，完成了地面炮兵的集结和展开，炮兵对金门炮击的所有目标，都进行了现场交叉测量、观察，把目标都一一标在作战图上；也完成了空军的紧急战斗转场、海军舰队和岸炮部队的入闽部署，制定了炮兵、空军、海军协同作战方案，一切作战准备都就绪了。同时，对部队进行了形势任务和斗争方针政策的教育。
首先，空军以逐步推进的方式转场入闽。由于福建的几个机场已抢修完毕，第一批转场部队于7月27日顺利进驻连城、汕头机场，尔后逐步向漳州及沿海机场推进，至8月13日进驻龙田机场止，基本上完成了第一线机场的转场任务。
炮击金门的序幕是空战。没有这场空战，掌握了福建前线的制空权，就没有下一步的炮击。当时沿海机场的飞机起飞，不能朝大海方向，只能往后飞，升空后再调头。如果朝前起飞，就飞到台湾海峡上空了。我空军要在福建前线站住脚，首先必须要战胜敌人的空军，不然，掌握不了制空权。为了加强福建前线空战的指挥，原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同志调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海军进入福建后，彭德清同志也调来任厦门海军基地司令员。7月的一天，空军进入福建。看到我们自己的飞机飞临福州上空，人民欢欣鼓舞，机关办公的、工厂做工的、学校上课的，全从屋子里出来，很多人爬到屋顶上欢呼。因为人民群众以前吃够了敌人空袭的苦头，天天有警报，不得安宁。在福建前线的空战中，美国自己的飞机不来，只是掩护台湾蒋军空军基地，在台湾海峡上空巡逻飞行，掩护蒋军飞机在第一线作战。我们的飞机每次只能出动一半，另一半保护机场。国民党空军没有这个顾虑，不要留机动飞机守机场，机场由美国空军保护，所以蒋军的飞机一批接一批的飞来。这场争夺制空权的空战持续了半个多月，甚为激烈。空战后期，国民党空军使用了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空战中，我们有两架飞机不明不白地被打落了，开始我们不知道是怎么被击落的，后来才弄清是新式武器干的。国民党空军损失50多架，大约占它总数的三分之一。我们损失20多架。空战后，敌人老实了。制空权被我们掌握了，为大批炮兵开进厦门，为炮击金门打下了基础。
炮兵调来约3个师，还有1个坦克团。这次调动都是晚上行动，重炮加上坦克，夜间通过福州开往厦门，轰轰隆隆，连街道都颤动了。空军、海军、大批炮兵和坦克进入福建，老百姓高兴极了，纷纷议论，都认为这一次不但是要解放金门，而且一定是要解放台湾了。
8月上旬，地面炮兵全部进入了阵地。海军130岸炮部署在厦门对岸角尾。炮兵阵地从角尾到厦门、大嶝、小嶝，到泉州湾的围头，呈半圆形，长达30多公里，大金门、小金门及其所有港口、海面都在我远程火炮的射程之内。我们能把炮兵阵地摆得那么开，那么密集，在厦门前沿就部署了1个炮兵师，主要就是因为空战的胜利，我们掌握了制空权。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63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6)
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待北京来命令。
8月20日，北京来电话，要我立即去北戴河。我乘坐专机飞到徐州上空时，北边正在下大雨，是雷区，不能飞越，于是绕道开封。谁知道开封以西以北也是雷区，这样飞机只好在开封降落。第二天上午，继续飞行，中午即到了北戴河。
8月21日下午3点钟，毛主席找我去他的住处。我知道这是要我去接受命令了。我一见到主席，就详细汇报了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炮兵的数量和部署，和实施突然猛袭的打法，都一一汇报了。彭老总、林彪也参加了，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也在座。地图没有挂在墙上，而是摊在地毯上。毛主席一面听我汇报，一面看地图，精神非常集中。汇报完了，他突然提出这么1个问题："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那时，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国民党部队的营一级。主席一问，我即回答说："哎呀，那是打得到的啊！"听我这么一说，主席考虑了10几分钟，然后又问："能不能避免打到美国人？"我回答得很干脆："主席，那无法避免！"主席听后，再也不问其他问题，也不做什么指示，就宣布休息。这是主席要进一步考虑问题了。
晚饭后，王尚荣同志拿了一张条子给我，那是林彪写给主席的。林彪这个人很会琢磨主席的意图，他知道主席很注意能否避免打到美国人的问题，所以写了这个条子。条子的内容是，他看到主席很重视这个问题，因此提出，是否可以通过王炳南（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林彪此人也有点莫名其妙，告诉美国人就等于告诉台湾，这怎么行呢？看到条子，我很吃惊，便问王尚荣同志："主席把这信交给我看，有没有什么交代？是不是要我表态？"王尚荣同志说："主席没说什么，只说拿给你看。"这关系到最高决策问题，既然没有要我表态，我就一句话也没说。
第二天，继续开会。主席下决心了，看来没有理睬林彪的建议。主席说："那好，照你们的计划打。"并要我留在北戴河指挥，跟彭老总一起住。
毛主席交代我跟彭老总一起住，把我弄紧张了。我怎好和彭老总一起住呢？主席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不懂，也不好问。彭老总也没派参谋来叫我住到他那里去。晚上我散步后回到房间里，正在发愁，恰好王尚荣同志来，他说："老兄，主席不是交代你住到彭老总那里吗？"我说："我哪好去住啊？！"他知道我为难，就说："我替你想个办法，把专线电话架到你的房间里。"这下就解决问题了。我们商定，前线直接同我通话，我再通过他转报主席，主席的指示也由他转告我。我问："彭老总那里怎么报告呢？主席交代我同他住一起的呀！"他说："你不要管了，此事由我办。"这位作战部长真会处理问题。
所以，炮击金门是在北戴河指挥的。也可以说是毛主席直接在指挥。前线则由张翼翔、刘培善同志代我指挥。
8月23日中午12时，炮击开始。第一次急袭，所有炮兵阵地同时向金门开火，1个小时密集发射了几万发炮弹。火力的猛烈和密集，后来有人评论："与攻击柏林的炮火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死伤惨重。我们的炮火打得很准，一下子摧毁了敌人的许多阵地，特别是集中火力猛击金门胡琏的指挥所，打得非常准确，可惜打早了5分钟！后来得到情报，我们开炮的时候，胡琏和美国总顾问刚好走出地下指挥所，炮声一响，赶快缩了回去，没有把他们打死。要是晚5分钟，必死无疑。在阵地上的美国顾问被打死了两人。对此，美国人一直没有吭声。
毛主席决定大规模炮击金门，是不是就要解放金门、马祖呢？当时，不但中国人，包括福建前线我们这些人，还有台湾蒋介石，而且外国人，包括美国艾森豪威尔本人在内，都没有搞清楚。毛主席这一重大决策，是同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进行较量，是1个有国际、国内重大意义的战略行动，这是当时一切中国人、外国人都没有弄明白的。毛主席选择这个时机大规模炮击金门，摆出我军要解放台湾的姿态，一是警告蒋介石，二是同美帝国主义进行较量，把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远东来，以调动当时正在侵略中东的美国第六舰队，支援中东人民的斗争。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64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7)
福建前线我军实施对金门大规模炮击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三天睡不着觉，摸不清我军此举的意图。他从我空军入闽，在空战中已击败了蒋介石空军，牢牢地夺取了福建前线上空的制空权；我海军入闽，已基本控制了福建沿海的制海权；大批炮兵及坦克部队调入福建，鹰厦铁路已修通，福建前线包括汕头等地已修建了大批空军作战基地等种种迹象判断，我军这次大规模炮击金门的行动，决不只是要解放金门、马祖，而是要大举渡海解放台湾的前奏，下令将地中海美第六舰队一半舰只调到台湾海峡，和第七舰队会合，加强第七舰队，中东局势由此缓和下来了。艾森豪威尔不是毛主席的对手，完全被毛主席调动了。上面提到的《使美八年纪要》的作者沈剑虹（这段时间内，他是蒋介石的英文秘书）写道："1958年，即该约生效后第四年，中共即掀起台湾危机，试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及'台海决议案'的效能。当时8月间，对金门实施持续猛烈炮轰，同时公开扬言要攻占台湾及把美国逐出西太平洋。""试探"一词，倒是用得很贴切的。杜勒斯于9月4日发表声明，公开要扩大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侵略范围，对中国人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讹诈。美国从中东的第六舰队调来一半舰只，加上从本国和菲律宾调来的，美军在台湾海峡就有航空母舰7艘、重巡洋舰3艘、驱逐舰40艘。美国第46巡逻航空队、第1海军陆战队航空队和其他好几批飞机也调来台湾，美国第一批陆战队3800人已在台湾南部登陆。侵台美军司令部还公然扬言，要在8日的演习中以舰炮封锁我沿海岛屿。我军实行对金门大规模炮击，就这样把美帝国主义的注意力从中东转移到远东来了，地中海紧张局势趋向缓和。
我国外交部于9月4日发表领海线声明，宣布我领海线为12海里，向全世界宣告保卫我领海不受侵犯的坚强决心。福建前线部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国人民的这一坚强决心。
8月下旬，我由北戴河回到厦门前线。此时大、小金门蒋占岛屿，包括金门唯一的港口料罗湾和海面，全部在我炮火射程之内，完全被我炮火封锁，截断了金门和台湾的海上通道。金门蒋军的补给全靠台湾从海上运输，以海军护航，我军炮火即转向攻击其海上运输线，专门打它的海上运输船只。蒋军舰只受到严重打击，不断被我海岸炮炮火击沉击伤，最后，金门海上运输线完全被我截断了。金门不但弹药补给中断了，粮食、燃料的补给也中断了，储备的炮弹在半个月炮战中消耗得差不多了，储备粮只有1个月，也消耗差不多了，频频向台湾告急。蒋介石即请求美军护航，以恢复金门的海上补给线。9月7日，美军以美舰护航，组成一支海上大编队。美国军舰配置在海上编队左、右两侧护航，把蒋军舰只和运输船只夹在中间，美舰和蒋军舰只相距仅2海里，由台湾向金门开来。美蒋联合编队从台湾一出动，我们在雷达上就看得一清二楚。情况复杂化了，美军已经卷入，怎么办？打不打？如果一打，势必会把美舰一起打上，这就可能把美国拖下水，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所以，打不打美蒋海军联合编队，事关重大，不是1个单纯的军事行动，这不是前线指挥员有权可以做出决定的，这只能由中央、最高统帅毛主席才能做出决定的。我就立即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回答：照打不误。我又请示：是不是连美舰一起打？毛主席回答：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并且交代要等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才打，要我们每一小时报告一次美蒋联合编队的位置、编队队形、航行情况，到达金门料罗湾时，要等北京的命令才能开火。我为了准确执行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命令，又请示：我们不打美舰，但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们是否还击？毛主席明白回答：没有命令不准还击。命令是由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同志以直达军用专线电话向我转达的。我接到这个电话极为吃惊，恐怕电话传达命令不准确，铸成大错，再问王尚荣同志：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是不是也不还击？回答是毛主席命令不准还击，清清楚楚。这样我就说：明白了，我严格按照毛主席的命令执行。这一下我就极为紧张了，因为要严格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这很不好办。美舰和蒋舰相距仅2海里，如果哪1个炮群瞄不准确，稍有误差，就会打到美舰。至于如美舰向我开炮，我不予还击，这倒还比较好办。我为了准确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就亲自向31军及各炮兵群下达命令：待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北京下了命令后才开炮；各炮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如美舰向我开火，我不予还击！各炮群接到这我个命令，都吃惊了，纷纷追问。我又把毛主席的命令再复述一次，并问各炮群是否都听清楚了，明白了？各炮群回答听清楚了，明白了，按毛主席的命令严格执行。我又交代把美蒋海军联合编队的队形、美舰蒋舰在编队中的位置及其相互距离、航速、预计到达金门料罗湾的时间，一一详细通报了31军及各炮群，要他们立即做好一切准备，以便一接到开火命令，都能准确无误地执行。同时，也将情况通报了空军、海军。这一切都安排就绪了，我才松了一口气。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65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8)
9月7日中午12时正，美蒋海军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运输船只开始在料罗湾港口码头上卸下补给物资，我立即将这一情况直报北京。北京接到我的电话后，毛主席即下令开火。我迅即命令各炮群按预定作战方案开炮，专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全线所有炮群接到命令，即以突然的密集火力攻击蒋舰及其运输船只，集中攻击料罗湾港口码头。没想到我军一开炮，美舰丢下蒋舰及运输船只于不顾，立即掉头向台湾方向逃去。美国军舰一走，蒋舰及所有运输船只孤零零地完全暴露在我军面前，遭受我军猛烈炮火的狠打了。这时，金门蒋军和在料罗湾的蒋舰纷纷向台湾告急。台湾问："美国朋友呢？美国军舰呢？"蒋舰回答："什么朋友不朋友？美国军舰已经掉头跑了！"大骂"美国人混蛋"。他们更急了，使用报话机通话，连密码都不用了，我们的侦听机听得清清楚楚。蒋舰被我击沉3艘、击伤数艘，台湾即下令蒋舰返航。这一场惊险的战斗就这样戏剧性地宣告结束。这是我军大规模炮击金门以来，同美帝国主义第二个回合的较量。
金门炮战，美军已经介入，这次美蒋编成联合编队，美舰护航，但一旦遭我一阵猛烈炮火攻击，我空军、海军尚未出动，美舰竟然不敢向我开火，丢下蒋军掉头就跑，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当时我在厦门云顶岩前线指挥所里，还准备应付美舰向我军开火呢，当从望远镜里看到美舰在我猛烈炮火之下溜走的情形时，真感意外。当时我一下还不明白毛主席命令的意图所在，我只是严格地按照毛主席的命令执行。事后我才明白，原来毛主席命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并且规定如美舰向我开火，我军也不予以还击，这一切都是在试探美帝国主义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究竟有多大，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经过这一次较量，就把美帝国主义的底全都摸清楚了。美帝国主义虽然貌似凶恶强大，在全世界到处横行霸道，不可一世，其实也是一只纸老虎。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只要涉及美帝自身的利益，要冒和我军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它就不干了，就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了，如此而已。如果要问：福建前线我军对美蒋联合编队敢于照打不误，其意义何在呢？取得了什么胜利呢？这次较量的意义和胜利，不在于击沉、击伤蒋军多少舰只，而在于把貌似凶恶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的底牌摸清楚了。这些认识，是在攻击了美蒋联合编队的战斗以后，我才醒悟过来的。从此以后，我就更进一步意识到福建前线面对台湾海峡，不只是我方和蒋方双方的斗争，而是我方、蒋方和美方三方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即是军事的，也是政治的，外交的斗争，稍有不慎和失误，就会造成严重后果。我就更加小心谨慎从事了。这时台湾海峡的形势已经非常清楚，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拖美帝下水，而我们则力求避免同美帝发生直接冲突，美帝也极力避免同我发生直接冲突，这就是当时台湾海峡非常微妙的三方形势。
这里要补述一下福建前线海军的作战。福建前线海军在这次炮击金门中，除使用岸炮外，只使用了轻型舰艇。9月以后，台湾海峡又受季节风的影响，风力经常在五至七级，涌大浪高，限制了海军轻型舰艇的活动，但是在这次炮击的过程中，福建前线海军在厦门海域协同作战，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战果。高速炮艇协同鱼雷快艇，首战就击沉国民党海军的"江字"号猎潜舰，接着又击伤"永字"号舰二艘，击沉、击伤"中字"号舰各一艘……这一阶段的海战，对海军的锻炼是很大的。
这里再叙述一下炮击金门战斗中的1个插曲。8月底，韩先楚司令员陪同军委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同志、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同志到达厦门视察。韩先楚同志到厦门以后，就向我提出使用空军轰炸金门。我考虑到毛主席并没有即行登陆解放金门的指示，炮击金门的作战方案并没有涉及使用空军轰炸，如果我军不实行登陆解放金门，那么现阶段没有使用空军轰炸的必要，特别是如果要空军轰炸金门，不但要使用轰炸机，还要使用战斗机掩护，这样的空军编队在金门上空作战，就很难避免同美国空军冲突。我这时已经意识到毛主席的意图，力求避免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所以我不同意韩先楚同志使用空军轰炸金门的意见。但既然司令员提出建议，我为了尊重他，就建议把我们两人的意见报告军委和毛主席。韩先楚同志也同意。第二天王尚荣同志打电话给我，说："电报收到了，送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把王尚荣同志回答的电话记录拿给韩先楚同志看，他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韩先楚同志刚到福建，可能不大了解情况。其实，在炮击金门的整个过程中，美国和我方都力求避免发生直接冲突，特别是双方都尤其注意严格管制自己的空军活动。美军在台湾海峡中线划定1个分界线，美机在台湾海峡上空巡逻飞行，地面指挥严禁其飞越划定的分界线。经常发生美军飞机越过分界线的事，其地面管制站总是立即大骂。当时我们在福建前线的监听站都备有懂英语的人值班，所以听得清清楚楚。而我们也严格管制我空军只在我沿海空域飞行巡逻，绝对不准越出规定的飞行空域，保持空中和美军的距离，以避免同美国空军发生直接冲突。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66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9)
国防部文告1949年10月我军攻击金门失利以后，厦门前线和蒋占岛屿大、小金门一直处于对峙状态。厦门和小金门的距离只有2000多米，我前沿阵地大、小嶝岛和大金门距离最近，不到1000米。蒋军以1个兵团的重兵防守金门。在厦门海堤未修建以前，我们也一直以1个军的兵力防守厦门。双方对峙，经常进行炮战。在朝鲜停战以前，即从1950年至1953年，金门蒋军的炮兵火力占优势，加上此时我空军尚未入闽，我国海军处在初建阶段，亦未入闽。因此，在这三年时间里，蒋军不断以海军袭扰福建前线沿海地区，封锁了厦门港、福州马尾港；蒋军空军经常空袭厦门、福州，特别是对厦门的空袭更为频繁，已日以为常；金门蒋军自恃炮兵占优势，更经常炮击厦门，厦门全岛包括鼓浪屿完全在金门蒋军炮兵火力的控制之下。厦门军民经常遭受蒋军炮击和蒋机轰炸，有时日夜数次，几乎成为家常便饭，这个英雄城市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农民照样种地，工人照样做工，学生照样上课，毫不畏惧，不愧为英勇顽强的人民。当时厦门完全成为1个战时的城市，国内其他地方的人到厦门，提心吊胆，看到厦门人民勇敢沉着，在战火下保持着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既吃惊，又钦佩。所以，福建前线和金门之间的炮战，并不是1958年才开始的。
1958年8下旬开始的对金门的大规模炮击，持续了1个多月，我军的目的已经达到，把美国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调到了台湾海峡，中东紧张局势趋向缓和；攻击美蒋海军联合编队之战，又把美帝国主义的底摸得清清楚楚了。到了这个时候，在我们面前就提出了1个问题：大规模炮击金门的战斗是否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呢？下一步的文章怎么做呢？顺理成章的是，下一步就只有登陆解放金门了，如果金门解放，那么马祖的解放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顺手牵羊就是了。此时金门已被我军炮火封锁了1个多月，海上补给线已断，金门蒋军的粮食供应已发生危机，弹药也已消耗得差不多，金门的防御工事也已被我军炮火摧毁得差不多，可以说是已到了弹尽粮绝之日了。此时如果我军发动登陆，金门唾手可得。所以，福建前线我们这些人，都在焦急地等待毛主席下命令了。我们都摸不透毛主席下一步的意图何在？总以为下一步的文章就是实行登陆、解放金门了。出乎我们意料，在国庆节后的第五天，即10月6日北京发表了国防部文告。文告全文如下：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间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1个国家。世界上只有1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9月30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到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10月6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果护航，不在此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1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67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8年10月6日上午1时这份文告的发表，标志着金门炮击进入了新的斗争阶段，即以政治斗争、外交斗争为主的阶段，打打谈谈，打打停停，半打半停。
文告发表以后，金门前线炮声沉寂，但台湾海峡风浪依然。台湾当局和美国政权慌了手脚！台湾当局一则说这是"骗局"，一则说这是"发动新攻势前的喘息"，一则说这是要"无条件投降"，一则说这是"离间中美合作的关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真是心慌意乱，语无伦次。
这是"骗局"吗？不是，因为炮击千真万确地停止了。
这也不是"喘息"，因为人民解放军并不打算攻占金门。
这也不是要他们"无条件投降"，因为我们国防部长明明说是"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又怎么会是"无条件投降"？至于说到"离间"，实际上台湾当局和美国人的关系本来就不美妙。我们只要求美国人休管我们中国人内部的事情，休想骑在中国人头上拉屎撒尿。蒋介石也心里有数，寄人篱下，仰承鼻息，滋味很不好受。
美国人的反应如何呢？先提"停火"，后提"永久停火"。实在荒唐！正像毛主席说的："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10月6日，国防部文告宣布暂停炮击金门1个星期，以没有美军护航为条件，是给金门蒋军以补充给养的机会，也是给台湾当局以考虑和平解决的机会。一星期届满后，为了再让金门军民得到充分补给，并给台湾当局以充分的时间去考虑，10月13日，我国防部再次发布命令，对金门炮击再停两周。文告全文如下：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同志们：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么打出这样1个主意呢？不懂，不懂！同志们，过一会儿，你们会懂的。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的中国人逐步觉悟过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台湾的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说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会谈。美国民族是1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之流，实在不大高明。即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统统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国防部长彭德怀1958年10月13日上午1时但是，台湾当局坚持顽固态度，拒不接受和谈，并邀请杜勒斯到台湾策划进一步实施"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军舰在我停炮后又一度进入金门水域，公然违反我们暂停炮击的条件。因此，我国防部于10月20日发布恢复炮击的命令。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68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11)
炮击金门逐步发展成为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而且变成1个长期的斗争了。在军事上的斗争形式，就是单日打，双日不打。这种奇特的战争方式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为了了解它的由来，这里再摘录10月25日我国防部长的《再告台湾同胞书》：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种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你们知道张作霖将军是怎样死去的么？东北有1个皇姑屯，他就是在那里被人治死的。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良心。……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1个月中有半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你们有些人怀疑，我们要瓦解你们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同胞们，不，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蒋、杜会谈，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利了；再加上小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1个小中国。10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10月16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1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1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做1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其实并非当做1个国家。……国民党朋友们，难道你们还不感觉这种危险吗？出路何在？请你们想一想吧。……世界上只有1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1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国防部长彭德怀我在这一章里引用的几篇以国防部长名义发表的文告，都是毛主席亲自撰写的。这些文告不仅是值得后人传诵的绝妙文章，更可以从中看出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伟大胸怀。今天重读这些文章，仍然值得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深思。
从此以后，炮击金门不但变为单日打，双日不打，而且炮击实际上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虽然双方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协议，实际上成为一种不成文的默契。我们对金门打炮，不打阵地的居民点，只打到海滩上。金门蒋军的回炮，同样也只打到我们的海滩上。后来又发展到逢年过节，停止三天炮击，让金门军民平安过节。金门方面也照此办理。美蒋完全被毛主席的高明策略牵着鼻子走，打炮也演变成美、蒋、我三方之间一种特殊的对话，一种不在谈判桌上进行的谈判。这真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69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12)
毛主席决定不拿下金门，现在看来有1个重要原因，就是要留下1个"对话"的渠道。后来讲"三通"，其实前线和金门之间早就用各种特殊的形式"通"了。
金门万炮轰"瘟神"从1958年9月7日以后，我国政府对于美国侵犯我国领空、领海不断发出严重警告，1960年5月25日，我国外交部又提出了第一百次警告。美国在远东地区，不断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有的演习公然宣布是针对中国的。这年4月，美国太平洋地区武装部队总司令费耳特公然说："始终存在着在台湾问题上同共产党中国人发生一场有限战争的危险。"这是公开的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
从1955年8月1日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已过了五年，到这时也正举行了一百次会议。其间，在1957年底美国政府就曾经违反协议，中断会谈达半年之久，只是由于我国采取了严正态度，并且对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玩弄"战争边缘政策"的军事挑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迫使美国不得不又一次回到谈判桌上来。
与此同时，美国还千方百计的玩弄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断放风，提出所谓"中华福摩萨国"、"托管"台湾等等永远霸占中国领土台湾的荒谬主张，妄想把台湾变成它侵略中国和远东地区的"不沉的航空母舰"。
就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60年6月17日至19日"访问"台湾。艾森豪威尔的亚洲之行，实在不顺利。他被日本人民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他的"先行官"挨了一顿下马威，自己也吃了"闭门羹"。菲律宾受美国控制已久，那里的人民也起来反对他。
当然，蒋介石集团对艾森豪威尔的访问是抱有希望的，除了会谈和宴会外，还让这位"瘟神"在总统府广场对台北市民发表演讲。当时担任艾森豪威尔翻译的沈剑虹在《使美八年纪要》一书中写道："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960年访华之行，使中美两国关系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高潮。他是历来第一位在任内访问我国的美国总统。"毛主席决定，在艾森豪威尔到达台湾的前夕和离开台湾的时候，在金门前线举行反美武装示威。并由我们把毛主席起草的"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的名义公开播发。"告同胞书"指出：艾森豪威尔要到你们那里"访问"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杜勒斯虽然死了，美国并吞台湾的心并没有死。艾森豪威尔的政策就是杜勒斯的政策。
文告庄严宣称：为了支持亚洲各国人民反对艾森豪威尔强盗旅行的正义斗争，为了支持台、澎、金、马爱国同胞反对艾森豪威尔强盗旅行的正义斗争，为了表示伟大的中国人民对艾森豪威尔的蔑视和鄙视，我们决定：按照单日打炮的惯例，在6月17日，艾森豪威尔到达台湾的前夕和6月19日艾森豪威尔离开台湾的时候，在金门前线举行反美武装示威，打炮"迎送"。美国的武装力量，近来不断向我们威胁和挑衅。我们这个决定，完全是为了向美帝国主义示威。
并且警告国民党军队：在炮轰期间，你们务必躲在安全地带，不要出来，以免误伤。你们的船，在这两天也要注意，切勿驶近炮轰地带，以免危险。倘若有人不遵我们劝告，甘心为虎作伥，胆敢扰乱伟大的反美武装示威，必遭严惩，勿谓言之不预！9月17日，我福建前线所有火炮一齐开火，正如当时报纸所形容的：万炮齐发轰"瘟神"。轰得艾森豪威尔在海峡对岸心惊肉跳，夜不成寐，于是提前结束在台访问，匆忙走上归途。
绞索政策朝鲜停战以后，彭德怀同志就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他是最积极主张解放金门、马祖的，并为此做了许多工作。
彭德怀同志于1954年来福建前线视察，这是他第一次到福建前线，随同来的有黄克诚同志和陈赓同志以及总参谋部人员。那次彭德怀同志在福州只住了3天，听取军区关于福建前线情况的汇报后，立即驱车前往厦门前线，由我陪同。他到厦门，是专门为了研究解放金门的问题。他听了我们关于解放金门的准备工作汇报，特地亲自登上厦门云顶岩指挥所，对金门进行仔细的观察。就在这次视察中，彭德怀同志指示要做好解放金门的准备，决定准备空军入闽，并为此而决定抢修鹰厦铁路，修建福建前线足够使用的空军机场。正因为如此，所以在1958年炮击金门战斗的后期，一切条件都已经具备，并且都已经成熟了，我们都认为炮击金门的下一步文章，也是最后一步的文章，就是实施登陆，解放金门了。哪知道以后北京接连发表国防部文告，炮击金门变成长期化、经常化，单日打，双日不打，逢年过节还宣布放假3天，停止炮击。解放金门一事就此搁下，再也不提了。当时我们很不理解，以后毛主席提出"绞索政策"，我们才明白了。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70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13)
"绞索政策"的含义是什么呢？毛主席告诉我们，金门、马祖是套在蒋介石脖子上的"绞索"，而更重要的也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这是美帝国主义自己套上的，因为它霸占台湾不放，同蒋介石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条约就是1个"绞索"。美帝国主义自己套上了，我们为什么要帮助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把套在他脖子上的"绞索"解开呢？后来我从福建前线的斗争中，特别从1958年这场大规模炮击金门的战斗中，才更进一步深刻理解毛主席"绞索政策"的意义。
毛主席1958年9月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公开讲："中国领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脖子上，而且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绞索就将越紧。"我军大规模炮击金门以后，美国人也发现了金门、马祖是他的1个大包袱，想扔掉它，几次压迫蒋介石退出金门、马祖，但是蒋介石不干，同美帝国主义闹独立性。蒋介石有他的想法，他不从金门、马祖撤退，其用意就是拖住美国不放。我们不解放金门、马祖，不让蒋介石扔掉这个包袱，也就不让美国人把这根绞索从自己脖子上脱掉。毛主席的政略、战略和外交策略真是高明，我们开始是不懂的，以后我们才懂。
1960年美国进行总统选举，肯尼迪和尼克松在竞选演说中提到金门、马祖问题，成为他们的1个辩论题目。肯尼迪在辩论时说："如果能说服蒋介石，把防线划到台湾和澎湖周围，则美国卷入战争的机会将减少很多。"可见美国有些人以后也慢慢懂得这个道理了。
金门、马祖问题就是这样1个错综复杂的微妙问题。
金门炮战，世界瞩目。福建前线军民同仇敌忾，全国各族人民兴奋、高兴。1958年冬，全国除西藏外，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都专门派出了慰问团赴福建前线慰问，大多随带各地剧团到福建前线慰问演出。全国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越剧著名演员袁雪芬、尹桂芳、傅全香、徐玉兰，河南豫剧著名演员常香玉，武汉著名汉剧演员陈伯华，以及各省许多剧种的著名演员，都到了福建前线，以精彩的表演慰问前线军民；全国许多著名作家、画家也到福建前线采访、体验生活。这对福建前线军民是莫大的鼓舞。
金门炮战，非比寻常，自始至终都是在毛主席直接掌握与指挥下进行的。我作为前线指挥员，始终严格地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在战斗过程中，遇到重大情况变化，或者有不同意见时，我都是直接请示毛主席做出决定的。前线炮兵部队、空军、海军和其他参战部队英勇奋战，涌现了许多英雄部队和英雄人物，安业民、杜凤瑞等许多烈士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前线民兵和军队并肩作战，出现了许多民兵战斗英雄和著名的厦门前线"小八路"。福建地方以及友邻地区全力支援这次炮战。前线军民共同努力，创造了金门炮战的军政全胜。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让人体会到炮击金门战斗的深远意义。
炮击金门，并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也是重大的政策、外交斗争。1958年实施大规模炮击金门的战斗，我们取得了引起全世界注目的辉煌胜利。这个胜利不只在于军事上的，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外交上取得重大胜利。首先是支援了当时中东人民的斗争，把美国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调到台湾海峡来，把美国的注意力从中东地区吸引到远东来了，从而缓和了中东紧张局势，这是对当时中东人民斗争的最有力的支持。大规模炮击金门，实际上是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一次较量。炮击美蒋海军联合编队一仗，揭穿了美帝国主义这只凶恶的老虎其实也是一只纸老虎。这对当时世界上有些人害怕美帝国主义，弄清究竟是谁怕谁这个问题，是有作用、有意义的，提高了世界人民同美帝国主义做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71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14)
最后，炮击金门的战斗向台湾当局提出进行谈判、和平解放台湾问题的方针。当然，当时还没有提出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台湾问题。而在金门炮战中是第一次正式提出和平解放台湾问题，这是有深远意义的。
炮击金门的战斗后来成为1个国际性的历史事件，许多研究国共关系、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史的著作中都涉及这次战斗，一些有关的政治家和军事将领在回忆录中也都谈到有关的情况和见解。这些文章，我也读了一些。作为这次历史性事件的参加者，我想也有必要把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和我的一些看法写出来，以供后人参考。金门炮战已经过去30年了，中美关系和海峡两岸的局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党中央又提出"一国两制"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台湾回归祖国，这是海内外所有中国人的愿望，我深信，完成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一定会实现，这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不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前后，鉴于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毛泽东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他仍期望同苏联保持友好的国家关系。但这一时期的苏联领导人，主要是赫鲁晓夫大国沙文主义故态萌发，不仅在国际共运内部压制不同意见，而且还在中国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尤其是不尊重中国主权，要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受制于苏联，服从苏联全球战略。面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对中国主权、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所造成的严重威胁，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和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并同苏联赫鲁晓夫集团展开了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激烈斗争。
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1958年4月18日，苏联当时的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信中讲，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迫切希望在1958年至1962年间，由中国和苏联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信中还说，建成这两座中心所需费用，苏联出大部分，中国出小部分。这种军事通讯设施虽也为中国国防建设所需要，但在中国领土上由中苏合资共建，而资金的大部分又来自苏联，这就涉及长波电台将归谁所有，由谁控制的问题，中国不能不慎重考虑，严肃对待。
对此，毛泽东高度重视。1958年6月7日，他专为此事写了批语："钱一定要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共同使用。"并把这个指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彭真、陈毅传阅。
针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立场，毛泽东还表示："如苏方以高压加入，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1958年6月12日，中国国防部长复信苏联国防部长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建设大功率长波电台，欢迎苏联在技术方面给予帮助，但一切费用应由中国全部承担；建成后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并建议两国政府签订协定。可是苏方对中国要拥有电台的全部所有权这一原则立场不予重视。它于7月11日向中方提出的协议草案中，仍坚持由中苏双方共同建设和管理，实际上还是要求把长波电台作为中苏所共有，苏联的协定草案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中方按毛泽东于1958年6月4日在彭德怀同苏联军事总顾问杜鲁方诺夫的谈话记录中的意见和6月7日的有关批语，提出了修改意见，明确建议电台由中国负责建设，主权是中国的；装备器材凡中国不能自行解决的，向苏联订货；技术方面请苏联专家来中国帮助；建成后两国共同使用。这就使协定的性质变为由中国建设和管理，苏联只提供某些援助的一项军事技术合作协定。后来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谈到长波电台问题时，在座的彭德怀元帅说：我们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既然苏联认为有必要建设，我们同意，费用全部由我们负担，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归我们，否则政治上不好。毛泽东则强调说明：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72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15)
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对这一问题的明确立场，以及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要求的坚决抵制，赫鲁晓夫于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紧急访问了中国。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有这样的描述："关于我们要求建立长波电台的事，我向毛道歉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侵犯中国的主权，干涉中国的内政，影响中国的经济，或者伤害它的民族尊严。"赫鲁晓夫的回忆从另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在国家主权问题上是不让步的。
拒绝苏方搞"共同舰队"的要求在中苏关于建设"长波电台"问题发生争执的过程中，苏联又向中国政府提出建立共同潜艇舰队的问题。问题的由来是，在这之前，苏方曾不断向中方谈到现代海军舰艇的发展趋向和苏联试制新型潜艇的情况，建议中方向苏方订购新的海军装备。考虑了苏方意见，1958年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写信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希望苏联在中国海军建设方面给予新的技术援助。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答复中国提出的问题时，又提出了要搞中苏共同舰队的意见，同刘少奇谈了又同毛泽东谈。他说：他受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委托，由于苏联的自然条件不能发挥舰队的作用，黑海会被敌人封锁，波罗的海更不用提了，北面也不宽阔，东面的海面不能算安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因此希望同中国商议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毛泽东当即拒绝了这一要求。
7月22日，毛泽东与中国其他领导人继续同尤金大使谈话并明确告诉苏方，中国决定撤销关于苏联为中国新型海军舰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毛泽东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7月31日，赫鲁晓夫到达北京，就这个问题向毛泽东解释说，这是因为尤金大使传达错了而造成的误会。在这次最高级的中苏会谈中，苏联领导人没有再坚持他们原来提出的建议，并同意中国自己搞长波电台。
申明在台湾问题上不拖苏联下水中国一直希望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也对苏联提出的一些有益于缓和国际局势的主张给予必要的支持。如在苏联赫鲁晓夫1959年9月出访美国之前，毛泽东还写信祝他此行"在争取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但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热衷于推行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是坚决反对的，而且主张国际事务由世界有关国家平等地谈判解决。
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苏联为了推行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全球战略，对中国在台湾问题和中印边境冲突上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行动，实际上持否定态度，力图使中国的外交服从于苏联的指挥棒。
195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马祖。对这项决定，中国事先曾把即将采取的行动向苏联作了通报。赫鲁晓夫深恐中国炮击金、马会妨碍"苏美合作"，甚至于可能导致苏美冲突。9月初，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秘密到京。毛泽东和周恩来告诉他，中国炮击金、马并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军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打出了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但赫鲁晓夫对此是不满的。
1959年9月底，赫鲁晓夫访美结束，突然赶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10月2日，在同毛泽东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的长时间会谈中，他不但埋怨中国炮击金门、马祖给苏联造成了"困难"，而且对中国在整个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他要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中国当然不能接受。他甚至强烈暗示中国可以考虑暂时让台湾独立这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问题，除此之外，赫鲁晓夫还就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进行了毫无道理的指责。
从这两件事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为了自己的外交利益，可以不惜要中国牺牲自己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毛泽东等人，也是中国人民不能接受的。赫鲁晓夫的谈话，更暴露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这是完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准则的。如果当时听信了苏联领导人的主张，台湾问题、中印边境问题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历史证明，顶住苏联的压力是必要的和正确的。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73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16)
"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毛泽东历来主张，各国共产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应该通过内部的平等协商和同志式的讨论与争论，求得认识上的接近和一致，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耐心等待。
但是，1960年6月，赫鲁晓夫却利用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利用苏共的特殊地位策划了"布加勒斯特会议"，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搞突然袭击，极其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对兄弟党采取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态度，在国际共运史上开了1个恶劣的先例。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针对赫鲁晓夫的恶劣行为，代表中国共产党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是可以被碾得粉碎的，但决不会在错误的围攻面前屈服。"此后会上，赫鲁晓夫一马当先，带头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又一轮攻击，其他代表团也跟上进行攻击。彭真代表中国共产党作了1个尖锐而激烈的即席发言。赫鲁晓夫这次没有在会议上压服中国共产党，就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其他压制方法，想通过恶化国家关系达到其目的，首先，苏方单方面停止中苏两国互惠发行的《友好》周刊和《苏中友好》杂志。1960年7月16日，苏联采取了把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的1个十分严重的步骤。在这一天，突然照会中国，要把苏联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和顾问全都从中国召回，而且不等中国答复，在7月25日就通知说，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均将于7月28日至9月1日离境，同时还片面终止派遣按照两国协定应该派遣的900多名专家。
7月31日，中国政府照会苏方，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这个决定。但是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1个月的短时间内，撤出了在中国帮助工作的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几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议定书以及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
对苏联政府这一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1960年9月中苏两党高级会谈上代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说："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了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影响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外贸计划，这些计划都要重新安排，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应该给赫鲁晓夫发1个一吨重的大勋章。"中国在近代和现代被帝国主义欺负了100多年。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国防力量薄弱，对这点毛泽东是有深刻认识的。面对美帝国主义当时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和侵占中国领土台湾，毛泽东对加强新中国国防力量的建设极为重视。
随着世界冷战形势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为了维护新中国的安全与世界和平，需要建立和发展一支自己的核力量。苏联曾答应为中国建立核工业提供技术援助，并在1957年10月同中国签订了有关的协定。但就在赫鲁晓夫访美之前，苏联政府于1959年6月20日单方撕毁了这些协定。
1962年8月，苏联又正式通知中国说：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建议签订一项协定，其中规定：第一，核大国将承担义务，不把核武器及其生产所需的技术情报转交给无核国家；第二，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将承担义务，不生产，也不向核大国索取这类武器，不接受核武器生产所需要的技术情报。通知说，对腊斯克这些建议，苏联政府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中国政府在1962年9月、10月和1963年6月，三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备忘录，指出苏联向美国承担义务，是苏联自己的事，但中国希望苏联不要破坏中国的主权，代替中国承担义务。
中国原来希望，在作了这些劝告之后，苏联领导人不会把事情做绝。不幸的是，他们对这些劝告根本听不进去。1963年7月25日，苏联终于同美英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这明显是1个歧视性的条约。1963年7月3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这个条约的目的在于巩固那些核大国的地位，束缚别人的手脚，而它们自己却可以继续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作为有丰富经验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注意到在1963年7月5日中苏高级会谈的失败，苏联于7月14日公布《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指名全面攻击中共及其领导人。这封公开信，把中苏公开论战推进到1个新的阶段。苏联由开始没有同意这个条约到完全接受美英的建议，其目的是明显的。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74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17)
福哇w ww.fval .cn小說
但是，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苏联的所作所为，迫使中国更快地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进入科研攻关的新阶段，并获得了良好效果。毛泽东还专门为科研攻关提出要大力协作，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经过几年的艰苦攻关，中国首先成功地试验了自己研制的导弹、火箭武器，之后又试验了其他武器。特别是在1964年10月16日，试验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伟大胜利，也是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的最好说明，也表明苏联企图使中国人民屈服于某种压力的指望落空了。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美、苏两国由拥有原子弹到爆炸氢弹，都用了10年工夫，而我们国家只用3年的时间，比他们少用了7年。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以坚忍的毅力，不仅战胜了暂时的困难，也使科学技术尤其是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获得了显著的发展。
后来，毛泽东曾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1个一吨重的大勋章。"这固然是一种讽刺的话，但是，苏联对中国施加的各种压力，的确在客观上起了促进中国人民振奋精神，激励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的作用。
如今，30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当时毛泽东的举措会更清楚一些。我们可以肯定这样几点。第一，顶住大国压力，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民族独立；第二，激发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的精神，战胜了暂时的经济困难；第三，避免了中国走东欧的道路及其结果；第四，避免了受苏联的影响。特别是从近几年看，如果中国当时把自己同某一大国绑在一起，听其指挥棒转，中国的今天是不堪设想的，或者说不会有今天生机勃勃的局面。
正如邓小平同志1987年6月12日的一次谈话中所说："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我们也不赞成什么'中心'。"这可以说是对毛泽东顶住苏联压力的1个最好的评价。
会见蒙哥马利1961年金秋时节，一位使者从泰晤士河畔悄然来到中国，在华中重镇武汉美丽的东湖之滨一所并不显眼的砖石结构的平房里，毛泽东与之会晤。他，就是蒙哥马利。
蒙哥马利（bernardlawmontgomery），英国陆军元帅，著名的军事家。1958年退休后，在麦克米伦政府授意下，常以不同身份从事各种政治活动。
60年代，国际局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中国日益强盛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扩大，伦敦方面认为在"远东威胁将来自中共而非苏俄。"他们说，争取"1个友好的中国"是西方长期目标之一。为此，主张单方必须承认"真正的中国在北京而不在福摩萨（指台湾——作者注）"；在国际事务中，没有中国参加，便无法真正处理世界问题。加上当时美国的对外政策严重地损害了英国的利益，于是英国主张多方面与中国接触。
蒙哥马利作为英国政府政策意图的执行人，却以私人名义访华，这是英国政府深思熟虑的安排，请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战绩显赫的元帅，一则可向中国政府表示英国重视对华关系；二则可对中国进行战略观察；三则可不强烈地刺激美国和台湾。真可谓用心良苦。
1961年9月5日，蒙哥马利偕副官钱英少校（captaina·w·cheyne）从香港抵广州，受到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主任李达上将的热烈欢迎，次日飞抵北京。7日晚，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蒙哥马利再次访华举行欢迎宴会。在陈毅对蒙哥马利1960年访华回国后将所看到的中国向西方做了客观介绍等情况加以肯定后，蒙哥马利站起身来，慷慨陈词。他提出缓和国际局势的"三大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大家都承认只有1个中国；第二，大家都承认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第三，一切地方的一切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他还强调说："我说的中国是指政府设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从来没有资格代表中国的台湾那一套机构。"元帅的这番话，引起会场强烈反响。应元帅要求，周恩来总理原则同意，将不向西方开放的一些城市让他参观。9日至20日，元帅在李达上将陪同下，对包头、太原、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等地作了为期11天的访问。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75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18)
毛泽东十分重视再次会见这位威名四扬的英国元帅，十分乐意与他畅叙，纵论天下风云。
9月21日，毛泽东乘专列从长沙来到武汉，住进了东湖宾馆。22日上午，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接到通知："毛主席决定明天在武昌会见蒙哥马利"，周总理要他和浦寿昌马上坐专机从北京赶往武昌，向主席汇报，并于明天给主席当翻译。
9月22日下午，在会客室里，毛泽东一边抽着烟，一边细心听取熊向晖关于蒙哥马利访华情况的汇报，为明日会见元帅做准备。
熊向晖认真地、具体地做了汇报，说："蒙哥马利对主席很钦佩，对中国很友好，同时也在对我们进行战略观察。"毛泽东对蒙哥马利的卓越军事指挥艺术给予好评："这个元帅过去打仗很勇敢，打败了德国名将隆美尔。这次在北京也很勇敢，讲了三原则。"熊向晖接着说："他似乎想探询主席的继承人是谁？""他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我是从一些迹象揣测出来的。他同我闲谈时说，中国古代的帝王很聪明，在位的时候就确定了继承人，虽然有的不成功，但多数是成功的，这就可以保持稳定。以前英国常为争夺王位而打仗，后来平静了，因为有了王位继承法，也许是从中国学来的，现在许多国家的政治领袖不像中国古代帝王那样聪明，没有远见，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权威确定自己的继承人，这是不幸的。"毛泽东吸了一口烟，饶有兴致地听着。
熊向晖继续往下说："蒙哥马利很愿意同群众谈话，问这问那，在包头和太原，他都用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分别在不同场合随意向三种人（工人、农民、学生或服务员）突然提问：'你最拥护谁，你最听谁的指挥？'回答都很快，而且都一样：'毛主席。'他好像是在搞'抽样调查'。在延安，参观一所医院，他开玩笑似的说，听说中医、中药很神奇，他们应该鼓励中医为毛主席发明一种长生不老的药，中国需要他，中国人民离不开他。在西安和三门峡，他又在不同场合分别向三个普通群众做'抽样调查'，但又改了题目，突然问：'除了毛主席以外，你最拥护谁，你最听谁的指挥？'回答的人有些犹豫，回答的也不一样。""而且，在郑州，他对我说，斯大林是一位有权威的政治领袖，但缺少远见，生前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继承人，死后出现了'三驾马车'，局势很乱，贝利亚被杀掉，结果让只会用皮鞋敲桌子的赫鲁晓夫取得权力，他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英文里'继承人'是什么？"毛泽东问道。
"successor"。熊向晖说了一遍，然后在一张纸上写了出来。
毛泽东放下烟，拿起纸，看了看，说道："success"这个字我知道，意思是"成功"，怎么加上"or"就变成了"继承人"了？总理办公室的浦寿昌做了解释。毛泽东接着说："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浦寿昌说，英文里没有同"接班人"意思相近的词，"接班人"译成英文，还是"successor"，习惯上理解为继承人。
毛泽东笑笑说："这个元帅讲英语，不懂汉语，他是客人，就用'继承人'吧。""谁是我的继承人，为什么他不敢问呀？是不是也像中国人那样怕犯忌讳。"毛泽东问熊向晖。
"也许是。"毛泽东听完了汇报，说："你讲他是来搞战略观察的。我看，他对我们的观察不敏锐。这也难怪，他是英国元帅，是子爵，不是共产党，对共产党的事情不那么清楚。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得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歌功颂德；死了，不能讲话了，他做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说得一塌糊涂，帮助帝国主义掀起12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这股风也在中国吹，我们有防风林，顶住了。""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与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了这个问题。1945年党的'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的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开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的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的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呢？必要时谁来当名誉主席呀？"毛泽东稍微停顿了一下，用右手的食指指着自己："就是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了，换成姓刘名少奇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1个姓毛，1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用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我们没有搞'抽样调查'，英国元帅来搞了，一搞，发现了问题。中国的一些群众也没捅破这层纸。这位元帅讲了'三原则'，又对中国友好，就让他来捅，捅破了有好处，让国内国外都能看清楚。什么长生不老药，连秦始皇都找不到，没有那回事，根本不可能。这位元帅是好意，我要告诉他，我随时准备见马克思，没有毛泽东，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毛泽东这番话，熊向晖与浦寿昌听得认认真真，清清楚楚，并做了详细记录。他们心里明白，毛主席在会见蒙哥马利之前已经对这位英国元帅最关心的问题有过认真的考虑了。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76节：第三章高天滚滚寒流急(19)
9月22日，对于蒙哥马利来说，是1个不平静的日子。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告诉蒙哥马利：毛泽东准备23日在武汉同他会见。武汉，蒙哥马利记忆犹新，这是他参观、访问过的十来个城市中的最后一站，而且他前天下午才离开这里。在武汉，蒙哥马利因急于返回北京，他于19日上午抵汉，只对武钢、长江大桥、武汉大学做了走马观花似的访问就匆匆离去。然而元帅却对武汉有着颇深印象。蒙哥马利对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举行宴会感到十分满意，和张省长见面时，他开玩笑说：我走了半个中国，这是第一次见到一位省长（蒙哥马利到各地访问均系副省长出面接待）。宴会上蒙哥马利与张省长愉快地交谈，他们谈到了国际局势、红军长征、湖北农业收成等等话题。宴会后，蒙哥马利一再称赞张省长聪明、能干。
蒙哥马利放下电话，然后翻看着日历本，他颇为风趣地自言自语："行！真有意思，前天刚从武汉飞回北京，明天又要从北京飞回武汉。"事实上，蒙哥马利这次来华想见毛泽东的心情是急切的，然而，当他踏上京城的土地时，毛泽东已去南方视察；蒙哥马利到了武汉，毛泽东还在长沙；不料蒙哥马利刚匆匆离开武汉返回北京，毛泽东紧跟着于次日抵达武汉，并约见蒙哥马利元帅。蒙哥马利有些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他坐下来开始梳理将要向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谈的问题。
1961年9月23日中午，一架银鹰，从北京飞往武汉。
座舱里的蒙哥马利似乎忘却了半个月的舟车劳顿，精神焕发。这是因为他即将与毛泽东会面。
元帅望着窗外的朵朵白云，1960年5月与毛泽东第一次会面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