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就这个问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提出'世界'是国际的，可以表示学会的主张；提出'中国'就能明确我们改造从何处下手。"不知不觉一天过去了，会员们兴犹未尽，何叔衡只好宣布改日再议。
1月2日和3日，长沙城仍是银装素裹，新年大会还在继续进行。当讨论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时，毛泽东将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概括为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5种，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何叔衡第1个发言，他说："我主张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一次扰乱，抵得20年教育。毛泽东紧接着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远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其他会员也先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卷韶山梦寥廓 第24节：第三章峥嵘岁月(7)
在毛泽东循循诱导下，到会会员有12人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要根本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
的目的，就必须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求索，毛泽东不仅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且帮助一部分新民学会会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发现了一批"主义结合"的真同志。
1920年春夏，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当时毛泽东正在上海，了解一些有关的情况。毛泽东回到长沙以后，着手创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建立和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筹划各地的建党工作，湖南由毛泽东负责。这时，毛泽东接到在法国的蔡和森来信，也提出要做好建党的组织准备。11月间，毛泽东在给向警予、李思安等人的信中，一再明确表示，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他正在集中精力主持建党工作。十一二月间，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秘密成立了。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革命活动，从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25节：第一章积极的开拓(1)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57年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但在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后，改变了这一论断。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久，开始纠正运动中的"左"倾错误。1959年在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
第一章积极的开拓
总结十大关系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初，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高潮。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1953年执行第1个五年计划算起，已经有了3年多的实践经验。对于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我们也逐步有所了解。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已经提到我们党的面前。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从1955年底起，刘少奇分别听取了中央一些工业部门的汇报。1956年2月开始，毛泽东用1个半月时间听取了中央许多经济部门的汇报。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的一些领导同志参加了这些汇报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领导同志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的一次时间比较长、内容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由毛泽东集中概括出来的。毛泽东在4月25日举行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接着又在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对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形成的过程，毛泽东在1958年2月1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经说过：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1个半月，每天谈1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当时在党内高中级干部中进行过传达。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把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作为指导方针，多方面地体现在大会的政治报告和其他文件中。在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对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也就是毛泽东多次谈到的"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作了深刻的阐述。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也分别结合各个方面的建设事业。就这个讲话的原则精神做过论述和发挥。这些，都在实际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从1958年开始，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受到了"左"的指导思想的严重干扰。在60年代国民经济的调整过程中，关于十大关系的许多重要的思想原则，又重新提出和实行，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为了进一步教育全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的时候，刘少奇于1965年底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将这个讲话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看了这个讲话的整理稿后批复："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同年12月27日，中央写了1个通知，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印发县、团级以上党委。
当时印发的《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为基础，吸收4月2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部分内容整理而成的。在这个整理稿中，原讲话记录稿中有些重要的内容，如对苏联和某些东欧国家在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民族关系以及对斯大林的态度等问题上的错误的批评，对我国国内工作中过高地估计战争危险，不重视发展沿海工业，以及在行政措施上照搬苏联的做法等缺点的批评，没有整理进去。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期间，关于《论十大关系》一文，曾在向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将两次讲话记录稿进行综合整理。最后在胡乔木具体主持下完成了整理工作。这个整理稿忠实地体现了讲话的主要精神（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已有的经验）和语言风格，恢复了以前整理稿中没有整理进去的重要内容，并做了必要的文字加工。整理稿于7月10日送邓小平，13日转送毛泽东。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论十大关系》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较成功"，"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当天，毛泽东即审阅了这个稿子，并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1976年12月26日发表、随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论十大关系》一文，就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订的这个整理稿。
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的指导思想，正如他在后来的讲话中多次说到的，是要寻找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58年3月10日，他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960年6月18日，他在《十年总结》中又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后来，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许多重要的思想和原则，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和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在长时期内未能得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重要的指导思想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进一步的运用和发展。
谈双百方针1957年3月17日正好是星期天，下午2时，市委办公厅值班室的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在电话中说，立即通知塘沽区和4个郊区区委书记来办公厅待命，并要办公厅通知全市党员干部到礼堂开会。因为事情来得突然、紧急，市委秘书长、办公厅下属工作人员都赶来，四处找人通知开会、安排会场，忙得不可开交。
晚上，市人民礼堂里气氛热烈。千余名干部坐定不久，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上。全场掌声雷动，会场内灯光格外明亮起来。在热烈掌声之后，黄火青说："同志们，现在我们请毛主席讲话。"全场又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就座后亲切地向台下问："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人提出什么具体问题。毛泽东就说，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吧！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们全党关心的问题。
要成为建设的内行毛泽东首先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变化，他说：过去我们党做的工作主要是什么呢？过去几十年主要工作是搞阶级斗争，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打败蒋介石，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城市还有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都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从我党建立以来，一直到去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放在这一方面。从1840年反对帝国主义的鸦片战争算起，到去年——1956年就达116年之久，才把旧的生产关系改变为新的生产关系，把旧的上层建筑改变为新的上层建筑。这是1个很大的斗争。过去做这个斗争的时候，人们在开头对我们是不相信的，不相信我们能成功。现在，我们赢了，人们相信了，说我们是好汉。现在人们都相信了，说共产党行了，行在什么地方呢？说政治你们行，军事你们行，你们有这两门。建设呢？现在要搞建设，共产党行不行？历来人们就说共产党恐怕是不行的。我们过去以阶级斗争为主，不是没有搞建设。要讲不会，也会一点，因为过去抓阶级斗争时，在根据地也多多少少的学了一点。但是，搞大规模建设，盖大厂，搞设计、施工、安装，我们就不会了。不过，世界上的事情是可以学会的，像我们过去从不会抓阶级斗争到会抓阶级斗争一样。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26节：第一章积极的开拓(2)
毛泽东在讲话中向党员干部提出，要学科学，要学会当教授，学会当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学会当医生，要跟自然界做斗争。
毛泽东在讲这个问题时，他的目光投向台下，幽默地问大家：在座的有没有大学教授？台下只有两人举起了手。一位是天津医学院院长朱宪彝，另一位是津沽大学、南开大学的教授王金鼎。黄火青说：可能还有的没有举手，毛泽东说：是啊！你们的势力不大，就不敢举手。
毛泽东接着分析了这个问题的现状，他说：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在大学教书不行，在医院当医生不行，在工厂里头搞工业当工程师、技术员不行。我们党内没有什么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大学教授。在中学里头当教员的也少。文学艺术方面有点儿也是三七开，优势还在党外。共产党在学校名为领导，实际上不能领导，因为你不懂嘛。所以应该承认这是我们不行的方面。但他们只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不对。共产党也能领导，他们没有讲。为什么能领导呢？我们可以领导他们，把这些科学家、大学教授、工程师、医生统统放到计划里头，做出什么长远计划、年度计划，在这方面领导他们，以计划去领导他们。此外，还有什么一条可以领导他们呢？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他们，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去领导他们。就具体业务讲，我们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发展来讲，我们能领导。
毛泽东联系新的形势提醒大家：过去阶级斗争高潮的时候，我们在建设、科研、办学校方面不懂，人们原谅我们这方面的缺点，现在问题暴露出来了。在大学怎么教书？医院里怎么开刀？科学研究怎么解决？……这一套我们就不会。我们才开始学习，这种情况的改变得要1个时间，大概需要三个五年计划，至少15年才会有1个改变，更大的改变，时间还要多一点。现在的大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再过15年，他们就是大学教授，就是工程师，也许不要15年，还有现在的科学家、大学教授、工程师、中学教员中的一部分人，他们愿意加入共产党，条件适合的也可以接受他们加入共产党。再有三个五年计划是可以学到的。有些人看不到这种变化，认为共产党可能永远学不到。我看是可以学到的。
毛泽东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处理经济建设问题的精辟论述，使听讲的党员干部们折服。他们懂得，毛泽东要求自己不仅要会搞阶级斗争，还要学会科学、技术，要成为社会主义各行各业的内行。
我们的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指出，要发展科学、技术、文化，就必须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鉴于人们当时并不十分理解这个方针，还存在一些疑虑。毛泽东开导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竞赛。放出坏事来怎么办？现在有好多坏事，有许多怪议论，我说不要紧。有些怪议论批评它就是了。人们很怕开出的花不好看，怕它有毒，说百家争鸣中国共产党只有一家，其他99家把我们包围了，没办法……毛泽东说，对于社会上许多不同的意见，我们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采取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在讨论辩论中去解决，分清是非。我们只有这样一种办法，别的方法都不妥。现在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想继续用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或者叫"军法从事"：你不听话呀，那就正军法，拉出去砍了。这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其实对付阶级敌人也不是那么简单，还有许多细致的方法。现在不是对付敌人，而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对待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民族资本家、大学教授、医生等等，这个简单方法就更不行了。对于各种不同的意见，在科学方面，不论我们懂不懂，我们现在不懂将来懂了，都要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能"军法从事"。一门科学可以有几个学派去争鸣。经过争鸣，就能出真理。社会科学也是这样，而不是用我们看不顺眼就去整一下的办法。对思想、精神方面的问题，比如宗教、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艺术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27节：第一章积极的开拓(3)
毛泽东强调，实行"双百"方针，对不同的意见就要说服而不要压服。他说，有两种方法：一是压服，一是说服，我们采取哪种方法？现在有些人等不及了，想压一下。压是压不服人的，最终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你为什么用压服办法对付科学、文化、宗教以及不同的意见？如用压服办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就输了。要学会做说服工作。我们南方有句话：叫花子打狗。叫花子是讨饭的，要学会打狗。我们要学会说理，学会写理论文章，学会做说理的报告。有一位同志对我说，"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我说，你就这一冲呀？你三冲两冲还是不解决问题。要加以分析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做有说服力的报告。
毛泽东针对干部的思想顾虑，解释说：至于各种错误意见在报刊上发表，开座谈会，发议论，会不会把我们天下搞乱，把人民政权搞垮？我说完全不会。他们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他们愿意跟我们合作，大多数人是如此。有极少数人仇视我们，也不是特务分子。许多人完全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学了一点，但是实际上不相信。再有一些人，相信了一些，不完全。我们党内也有一些这样的人，没有完全想通马克思主义，还不懂。两种片面性的人都有：教条主义的，肯定一切的，别人说不得坏话，本来我们有缺点，不允许人说一说；也有另外一种人，什么都是坏的，否定一切。这两种片面性，这两种形而上学，是存在的。
要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要经风雨，见世面，在斗争中锻炼成长。他以内部发行《参考消息》为例说：在座同志都看《参考消息》，就是不要把自己封锁起来，要知道一点世界上的事情，看看敌人怎样骂我们，他们的家里又是1个什么样的情况。有人怕《参考消息》，一扩大发行会使敌人气焰嚣张，很危险。黄火青同志告诉我，你们这里有位同志主张每条国际消息都加1个按语。那就麻烦了。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去思考，去辨别。马克思主义是同它的敌对力量作斗争中创造出来、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斗争还要发展。我们在中国办事情，如果不发展，我们的事情就办不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来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要按具体情况来具体解决。对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对人民政权可不可以批评，对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对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没有一样不可以批评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那样的法西斯主义。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怕批评。老干部那么一批评就倒了，吹一口气就倒了？除非12级台风。12级台风吹倒树，吹倒房子，但是吹倒老干部也不易，只要你是正确的。至于你有错误，正需要有点风吹一吹。我过去用洗脸打比方，你们三天洗一次脸还是一天洗一次脸？为什么要一天洗一次甚至洗两次呢？就是因为有灰尘。那么党就不需要洗脸吗？党也需要洗脸。毒草并不可怕，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暴露出来不可怕，而且还有作用。需要这些东西跟我们见面，以便和它们做斗争，使我们发展起来。牛痘是什么？是一种病毒，也是一种微生物，给人种那么一点，就产生了免疫力。一辈子不害病的人是很危险的，有一天他害病就受不了，因为没有同细菌做过斗争。无产阶级思想要同资产阶级思想做斗争，马克思主义要同非马克思主义做斗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各种艺术的发展需要互相竞争，互相比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互相竞争，批评讨论，正确的东西才能发展起来。
元代诗人杨维祯诗云："二月春光如酒浓"。毛泽东在早春二月在天津干部会上的讲话，犹如催红唤绿的春风，使海河两岸春光灿烂，春回大地。虽然后来历史发生了曲折，使"双百"方针在一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能贯彻执行，但也正是历史曲折发展的实践雄辩地证明了它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的客观需要。毛泽东1957年2月在天津干部会上的讲话，至今仍熠熠生辉！八大的思路1956年前后，我们党破除了对斯大林理论观点的迷信，破除了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提倡独立思考，提倡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构想社会主义建设方略，拟定方针政策。毛泽东总结这段历史时，多次指出："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28节：第一章积极的开拓(4)
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从现在的认识看，虽然不能说在1956年已找到了一条我们现在理解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路线，但是1956年的探索在许多方面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获得了许多好的思路、思想观点和实践经验。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从1955年11月到1956年4月，毛泽东先后对农业问题和工业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找了华北九省的书记和党中央国务院34个部长了解工农业生产和整个经济工作。在此期间，刘少奇为准备八大政治报告也听取了中央30多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周恩来等领导人分别参加了这些汇报会。
中央领导人初步的调查研究，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有了初步的认识。这就是毛泽东从1956年1月在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开始讲的"一穷二白"的形象说法。不仅毛泽东，整个党中央当时考虑问题的思路是，承认落后，不甘落后，改变落后。"一穷二白"的概括，从主导方面看，旨在激励中国人民奋起改变落后面貌的革命精神，强化中华民族为世界多做贡献的赶超意识。（当然，后来对这个问题的宣传存在较大的片面性，它的主旨精神有了某些改变。）党的八大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指出：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基本结束，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虽然是对我国政治形势的估量，但实际上是对国情的进一步认识。如果说"一穷二白"是对国情的历史基础的表层概括；那么对主要矛盾的论断，则是对国情的现实关系的动态分析。它揭示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的内在因素，为确定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使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提供了理论根据。
在1956年前后，党中央确定的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是：第一步，用大约3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的时间，打下现代工业化的基础；第二步，用10个五年计划至20个五年计划，即50年至100年的时间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
在1956年前后，我们党在经济建设方针的这样几个基本问题上，有的突破了原来的一些思想框框，有的将一些零散经验开始系统化为规范理论。
工农业关系。在1个较长时期内，我们党把苏联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轻工业的道路作为两条对立的工业化道路来认识。苏联重工业的发展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靠牺牲轻工业和农业片面追求重工业发展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市场供应一直处于短缺的紧张状态就是苦果之一。一些东欧国家照搬苏联的办法，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损害。鉴于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党中央认为决不能走苏联的老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工农业关系的初步认识的基础上，经过对工农业问题的调查研究之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的思想。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还提出，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个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为按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
沿海与内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过去斯大林有1个论点，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受这个观点的影响，再加上朝鲜战争还进行，在"一五"期间强调了内地工业、国防工业的比重，影响了工业布局和资金投向。朝鲜战争结束后，经过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在1955年底到1956年初，我们党逐步感到国际形势在趋向缓和。苏共二十大也提出了1个新观点，即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1956年三四月间，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各部门汇报时指出：沿海地区占我国工业的70%，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发展。如果说沿海不敢利用，那么东德、捷克就不要建设了。还批评说，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打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在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70%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与此相联系，还涉及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对这个问题作了透彻的阐述，指出：既然设想可能有1个和平时期，国防工业步子可以放慢，有些生产规模可以缩小。非要下这个决心不可。不能再徘徊歧路，东边走几步又回到西边走。如果算错误，大家一道犯，到时候将功折罪，戴罪立功。实践证明，这是1个符合实际的科学认识，表现了政治家们的高度预见。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29节：第一章积极的开拓(5)
经济建设必须坚持"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在1955年到1956年间，我们党的领导人对于这个问题存在两条对立的思路。毛泽东提出的"多快好省"，尽管其理论论证是"辩证的"，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强调反对右倾保守，助长了盲目冒进倾向。周恩来、陈云主张经济建设要根据需要与可能，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意见，强调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并将此精神作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之一。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周恩来在主持审定"二五"计划的建议草案过程中，将"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删掉了。随后，党的八大通过了这个指导方针，明确指出："党中央委员会所建议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是积极的，同时又是稳妥可靠的"，并说还应当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对于1956年上半年开展的反冒进，尽管思想上有保留，但服从了政治局大多数的意见；对于八大的这个精神，他也是同意的，并主持修改了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审定了周恩来的报告。正因为这样，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倾向才顺利地得到了纠正，并使"一五"计划提前完成。
综合平衡。这是党中央在反冒进过程中形成的思想，由陈云作了较为系统的概括。鉴于1956年初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多招收了100万职工，农贷和其他贷款过多，使财政信贷多支出近30亿元，引起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全面紧张的教训，周恩来在八大报告中强调"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同年11月，陈云在关于商业工作的讲话中分析了商品供应紧张的问题，提出"要注意国家建设规模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平衡问题，"认为这虽是"紧张的平衡，""但是，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到了1957年1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陈云进一步提出了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以及物资、财政、信贷三大平衡的著名观点。
以上关于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虽还不很成熟，但却在摸索着走自己的路，有的直到今天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生重要影响。
创立两类社会矛盾学说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随后爆发波兰、匈牙利事件（这些事件有复杂的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在我国，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虽然基本解决，但人民内部的许多其他矛盾却突出起来了。由于苏共二十大与波匈事件的影响，加上实际工作中存在官僚主义等弊病，在一些地方闹事的情况增多起来了。1956年冬到1957年春，先后大约有10000工人罢工，10000学生罢课。在这样一种国际、国内矛盾迭起的情况下，正确认识与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成为毛泽东着重并反复加以思考的重大课题。毛泽东一方面批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做法，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另一方面又研究和吸取斯大林的教训，思考如何使社会主义社会沿着民主的方向发展。对于斯大林的错误，我们党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进行批评并总结经验。为了把我国建成1个民主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在1956年4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十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其中已经包含了后来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许多重要思想。接着，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希望把空气搞得活泼一些。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国内阶级关系与主要矛盾的分析，关于工作重点转移以及进一步发扬民主等决定，毛泽东是同意的。在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对于党内与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12月4日，毛泽东在致黄炎培的信中写道："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1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1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随后，经毛泽东修改于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正式地提出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概念，虽然当时是就国际范围的。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讲话，明确提出有两类社会矛盾，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1个总题目。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30节：第一章积极的开拓(6)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以后，继续发挥了讲话中提出的基本思想，并对讲话作了修改、补充。3月，毛泽东批改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其中批评许多地方和部门的领导者对待这类事件的方针和办法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官僚主义是造成这类事件的主要原因，而且往往混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的发生，根本办法是加强教育和扩大民主。3月中下旬，毛泽东在天津、山东、江苏、上海等地党员干部会上讲话，主要论题也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曾亲笔写了一篇讲话提纲，其中明确提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并且批评许多人还不认识这种转变，还企图用过去的方法对待新问题。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明确整风运动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要求全党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思想作风。
从毛泽东这一时期思想的发展看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是他经过反复酝酿、深思熟虑的成果。它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后的新问题。虽然说，肯定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这一点并不是毛泽东最先讲的，但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作为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全社会的现实的政治问题突出地提出来加以研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1个总题目，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确实还是由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来的。在我们国家，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党的特殊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年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以及镇压反革命等对敌斗争任务的完成，意味着在一般情况下，大规模的敌我斗争就不再是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人民内部矛盾跃居突出地位的时候，毛泽东就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新问题，从理论上做了概括和分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这篇重要著作，围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中心内容，或者说总题目，包含着广泛的思想内容，主要的有下面几点：一、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肯定社会主义社会是充满了矛盾的，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的前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既有基本适应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的一面。毛泽东特别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就为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指明了方向。
二、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为两类，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这就是划分两类社会矛盾的界限。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同。
三、明确了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处于突出的地位。毛泽东根据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矛盾与阶级关系的变化，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说，重点应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面来。这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又一次说，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四、提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强调要普遍提倡和善于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如在经济方面实行统筹安排的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并找出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及团结、教育知识分子，搞好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等。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在解决这些矛盾时都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最重要的原则，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那种主张实行西方的两党制、鼓吹绝对民主和绝对自由的倾向。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31节：第一章积极的开拓(7)
无论从这篇著作发表前毛泽东有关这一问题的认识以及从这篇著作的基本思想内容来看，都应该肯定，这篇著作的主导思想是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讲话和文章把这篇著作的基本思想说成是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是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作论证；林彪在党的九大所作的政治报告甚至说这篇著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这就完全歪曲了这篇著作的本意。当然，这篇著作在发表前的修改过程中，不能不受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形势的影响，因而加进了诸如阶级斗争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样一些同原来讲话的精神和倾向不协调的论述。虽然如此，从这篇著作的整体来说，发表稿仍然保持了原讲话稿的基本精神，并且增补了一些重要内容，增强了一些理论分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主题这一基本思想仍然贯串全书。应该说，这才是这篇著作的主要价值，也是它所以值得充分肯定并对今后具有指导意义的主要根据。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恢复了这篇著作的本意，讲话指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科学地分析了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说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人民发展经济和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本来可以成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开端。遗憾的是，由于发生了"左"的错误，这一著作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和原则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严重地、大规模地混淆两类矛盾，即使对于认为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未得到正确处理。十年内乱的教训，从反面说明了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一思想是十分可贵的，完全正确的。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32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1)
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
整风和反右斗争最初的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党内还存在着一些与新的形势和任务不相适应的不良思想作风，社会上还存在着不安定因素。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执政的党，已经在国家全部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执政党的地位，使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党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思想作风及骄傲自满的情绪有所滋长。新形势下日益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常常表现在领导者和人民群众之间，而党内许多人对此不能正确认识，往往采用单纯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用错误的态度对待群众。加上苏共二十大后世界性反共潮流的影响，1956年下半年起，一些城市和农村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情况。
在这种大背景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做出了全党整风的部署，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上说：八大要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作风切实反一下。9月15日，在"八大"开幕词中他又指出：这三风是违反马列主义的观点和作风，不利于党内外的团结，阻碍我们事业的进步，必须通过思想教育来大力克服。11月15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要在明年开展一次新的全党整风运动，并且说："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用武力来解决。"1957年3月8日，在同文艺界人士谈话时，毛泽东又提到党要整顿三风，并说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1个指示，今年准备，明年开始。12日，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央决定今年开始党内整风，方法是在学习和研究一些文件的基础上，每个人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既要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缺点和错误，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会后，毛泽东南下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视察，又多次谈到了整风的必要性、目的和方法等。20日他在上海党的干部会议上还乐观地说：这次整风的结果，估计会使我们党得到相当大的进步。
4月30日，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就开展整风运动征询意见。参加谈话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及各方面党外人士共44人。毛泽东在会上说："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揭露出来的矛盾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他指出整风总的题目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他强调整风的方法就是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毛泽东的谈话以真诚的态度向党外人士讲明了党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和意义，并热诚欢迎他们向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决定开展全党整风，完全是为加强党自身的建设，以适应党所面临的新形势和肩负的新任务所采取的措施，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其目的及所规定的方法就是毋庸置疑的。毛泽东认为，党外人士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批评，对整顿三风、改进工作极为有益，而能否正确对待这些批评，是关系到整风成败的关键问题。因此，在整风初期，他大力倡导公开批评，并再三告诫全党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批评。5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谈到整风运动时说：对党的缺点和错误，要公开在报纸上批评。要党内党外一块来，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是和党一道的。共产党的缺点可以公开批评，人民政府的缺点也可以公开批评，要使公开批评成为习惯，言者无罪。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中央统战部于5月8日至6月3日，召开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共开会13次，有70余人次作了发言。在座谈会上，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张奚若在发言中批评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好大喜功。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二、急功近利。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用速成的办法去做。三、鄙视既往。忽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做封建，都要打倒。四、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陈叔通在发言中提出，希望检查一下八年以来的工作中，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和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究竟哪一方面大。刘斐在发言中说，现在党政关系中，有些上分下不分，早分晚不分，此分彼不分，特别是县以下，就有只看见党，看不见政的现象。下面的人民代表大会也开得不正常。黄鼎臣在发言中说：过去党组常常直接代替行政部署工作，今后行政方面的工作，还是由行政上下达命令较好，而不要由党组出面。还有一些党外人士在发言中提出了应加强法制建设，改进统战工作，重视发挥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作用等方面的意见。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共开会25次，有108人次发言。《光明日报》编辑部分别在上海等九大城市邀集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开座谈会向党提意见。国务院各部门的党委、各省市委和一些高等院校的党委，也相继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党整风。
在这一时期的各种座谈会上，党外人士畅所欲言，他们提出的批评或建议，其中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和中肯的，是以切实帮助党整顿作风，改进工作为出发点的。各级党组织和党政领导也能以欢迎的态度，认真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建议。应该肯定，整风运动初期总的发展形势是比较好的。
"事情正在起变化"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散布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放肆地向党发动进攻。他们说"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诬蔑国内形势是"一团糟"，"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他们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各项建设成就，说"历次运动失败的居多"。他们甚至公开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右派分子别有用心的煽动和阴谋活动，加上当时采取大鸣大放的形式，一些地方举行群众性集会，贴大字报，某些报刊也传播一些错误言论，一时间造成了极为紧张的气氛。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33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2)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当听到李维汉向他汇报说，有人散布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搞"海德公园"等谬论时，毛泽东说，他这样搞，将来会整到自己头上。并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当李维汉汇报到有人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这时的形势发展，已使毛泽东的注意力不可能再专注于领导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而渐渐转向对右派势力的分析和考虑如何反击右派的进攻。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文中写道："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右派在和我们"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毛泽东还写道："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毛泽东还把与极少数右派之间的斗争，说成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写成后，没有立即下发，而是到反击右派开始后的6月12日才印发给党内干部阅读。）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始。随后《人民日报》又陆续发表《工人说话了》、《不平常的春天》等社论。这些社论指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右派分子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们的一种想像：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变质。这些社论，有的是毛泽东亲自起草或修改过的。
6月10日毛泽东向党内通报反右斗争的情况："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6月8日开始反击反动派。""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并指出："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丢脸出丑。"一场反右派斗争随即按照这样的部署，在全国范围开展起来。
应当看到，当时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右派分子虽然是极少数，但能量却不小。他们的言行在一部分人中间具有较大的煽动作用和欺骗作用，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形成了一股反动的思潮。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和毛泽东为避免全国性的思想混乱和政治动荡，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根本的大是大非，维护党的领导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对右派的进攻给予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毛泽东在这时对国内形势的分析，和他几个月前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他鲜明地指出极少数右派进攻的性质和危险性，但另一方面，他又过分夸大了右派势力和力量，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了。这无疑铸成了后来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认识上的错误。另外，对极少的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采取先纵后抑的做法也是不妥当的。如果当右派言论出现以后，即在适当的范围，采取适当的形式给予批驳、反击，并辅之以正面引导和其他转化工作，就有可能避免后来出现扩大化的错误。
走入误区在反右派斗争的开始阶段，斗争在规模上和形式上已呈现扩大化的趋势，但党中央和毛泽东在主观上还是想把这场斗争限制在1个相当的范围内。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发动时曾提出：反右派的"整个过程，做得好，有1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认识上的偏差使反右派斗争步步升级，采用了大规模群众阶级斗争的方法，扩大化的错误逐渐严重。由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毛泽东违背了自己刚刚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大规模开展起来的反右派斗争中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把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把一些在涉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重大问题上发表了意见，虽然有过激言词，但不是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视为资产阶级右派；还把许多出于善意向党和政府提出正确批评意见的人也视为资产阶级右派。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34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3)
7月1日，毛泽东公开点名批判了章伯钧、罗隆基的民主同盟、农工民主党，并肯定地认为，资产阶级右派就是资产阶级反动派。9日毛泽东向党内通报说：右派骨干人数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千人，而是大约有8千人。从估计全国极右分子约4千人，到估计约有8千人，其间相隔仅短短10天。
7月17日至21日，中央在青岛召开了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文章强调："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1个政治战线上和1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毛泽东还提出要分期分批在全国城乡普遍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篇文章于8月2日印发给党内，使已经日趋严重的反右扩大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5月份以来主要是在省市以上党政机关、大专院校、民主党派、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中进行。青岛会议以后，反右派斗争一方面在上述单位继续深入展开，一方面推向地、县两级，并逐步推向全国各地区、各界和部门。随着这场以反右派斗争和批判错误思想言论为主要内容的"全民整风"的开展，反右扩大化的错误更迅速地蔓延开来。
9月20日至10月9日，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会议的主要议题。毛泽东在《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变化的正确分析，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0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和《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标准》规定了划为右派分子的6条标准，其中主要的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应划为极右分子的主要是右派活动中的主谋和骨干分子。《标准》还指出了"其错误应予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的6种情况。应当肯定，这6条标准，政策界限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也存在空泛和不易掌握的缺陷。再加上当时反右扩大化和"宁左勿右"已成气候，这样的标准很难真正贯彻执行。
到1957年底，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大体都已进入扫尾阶段。12月8日，毛泽东又邀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谈话中毛泽东提到了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他说：第一，对右派分子要有所处分，不处分不足以平民愤；第二，还要留点情，不可太严。并说这样做目的一为争取中间分子，二为分化右派。
12月12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提出了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办法。从《原则》附录的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统战部处理右派的典型材料看，当时被划为右派的人受到较重处分的占大多数。《原则》中规定了处分办法，即便对于真正的右派分子，打击也是过重的。
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终于没有得到遏止，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深远的不良影响。首先，一大批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不应有的打击，因而长期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和不幸，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损失和不幸。其次，使全党整风背离了原来的意义，党中央、毛泽东预期的整顿三风的目的未能达到。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虽然也指出要继续整风，并把反右派只作为整风四个阶段中的1个，但在实际过程中，反右的声势越来越浩大，整风运动已不可能收到实效，落到实处。相反，党内的主观主义作风却在反右斗争中及以后大大发展了。第三，助长了毛泽东在国内阶级斗争和主要矛盾的认识上产生了"左"的错误。毛泽东从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实践中提出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题，轻率地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正确论断，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导致了后来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35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4)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4月党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同年9月党中央又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情况复查，进行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1981年底这项工作基本结束，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除极少数以外，绝大多数得到了改正，使这个拖延达20余年的严重政治错误终于得到了彻底纠正。这是党中央严肃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一项重大政治措施。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作了结论。这个结论是科学、公正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严厉批评"反冒进"1958年元旦过后不久，我（指吴冷西）到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地点——中南海居仁堂开会。
居仁堂是一座小巧玲珑的宫殿，相传清末西太后经常在此接见外国使节，坐落在中海和南海交界处，毛主席住地丰泽园的北面。因年久失修，1961年拆除，准备重建办公楼。后来考虑到经济困难，工程一直没有开工。现在是一块平地，只在附近盖了一座毛主席晚年居住的202号楼。
书记处会议由小平同志主持，主要内容是传达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会议开始不久，彭真同志递给我1个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是毛主席亲笔这样写的：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昆、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10天会，20号完毕（中间休息2天到3天，实际开会7到8天）。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我看了很吃惊，为什么通知把我的名字放在最前面？我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很自然地想到是不是这次会议特别同报纸和通讯社有关。我首先联想到，《人民日报》在几天前发表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只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定稿，没有送毛主席（他当时在杭州）审阅，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这篇社论明确提出从1958年起把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方面来，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发表后在国内外影响很大。这是根据毛主席在莫斯科参加兄弟党会议时的几次讲话的精神写的，我想不致有什么大问题。接着我又想到，在1957年11月兄弟党莫斯科会议后，《人民日报》还发表过两篇较有分量的社论。一篇是11月18日的社论，指出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必然会带来农业生产高潮，还会带来工业生产高潮，出现生产大跃进。这是在我们报纸社论中第一次出现"大跃进"这个后来震动国内外的名词。这篇社论是《人民日报》编辑部自己写的，我看大致没有什么问题。另一篇是12月12日的社论，是论述毛主席在农村合作化高潮一书的序言中提出的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这一篇社论是经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兄弟党会议时亲自修改定稿的，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听了传达毛主席在杭州会议的讲话，其中谈了17个问题，都没有涉及报纸和通讯社。我问胡乔木和杨尚昆，他们说不了解开会通知的名单排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胡乔木的神态似乎流露他担心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谜一直到南宁会议上才逐步解开。
1月12日，南宁会议开始，毛主席一上来就讲他建国8年来一直为工作方法而奋斗，1956年"反冒进"是错误的。这里说的"反冒进"，是指1956年6月到11月中央一些同志发现不少地方和部门的基本建设规模（包括农田水利建设）过大，造成财政赤字，原材料非常紧张，因而提出反对急躁冒进。
这样，南宁会议就成为一次以批评"反冒进"为中心的议论工作方法的会议。为同"反冒进"相对立的"大跃进"在政治上、思想上做准备的会议。
毛主席认为，1个时候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进"的口号。"反冒进"挫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是错误的方针，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的。他严厉地批评了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财政工作报告和计划工作报告，也指出《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反冒进的社论（题目叫做《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非常错误的。这时我才开始悟到会议通知中毛主席点我的名的1个因由。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36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5)
散会后我马上找乔木同志，问他毛主席指的《人民日报》社论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也不完全清楚。我们商量后当天晚上就打电话回北京，要《人民日报》编辑部把6月20日社论的全部过程稿送到南宁，并要他们写1个关于社论起草与修改、定稿过程的简单说明。
我13日收到《人民日报》编辑部送来的材料后，同乔木同志一起查看整个起草过程。原来这篇社论最初是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的。在中宣部讨论时陆定一同志认为不能用，要重新起草。他请示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要他根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亲自组织中央宣传部的同志起草。初稿由王宗一同志起草，在中宣部多次讨论、修改后由定一同志送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他们两位都做了一些修改，并提出再加斟酌的一些意见。定一同志根据这些意见又做了修改，最后送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审定。少奇同志在个别地方做了修改后送毛主席。我们在最后定稿的清样上看到，毛主席圈了他的名字，写了"我不看了"这几个字。我同乔木商量，整个过程清楚，但不好在会议上讲，免得使事情尖锐化，因为会议从一开始空气就非常紧张了。
毛主席把《人民日报》社论的摘要在会议上印发，并且加上批语："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毛主席在会议过程中，多次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并且把这篇社论作为当时中央一些同志"反冒进"的证明。他逐段逐段地批判这篇社论。
毛主席指出，《人民日报》的社论是6月20日发表的，距离李先念同志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五天。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社论发挥了"反冒进"的思想。毛主席念了社论中的一段话："急躁情绪成为当前的严要问题，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间，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的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纲要40条一出来，各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毛主席在念完这段话后说："这是说，中央已经下决心反冒进了。"毛主席再念了社论的一段话："现在中央已经采取措施纠正这种情况了，各部门、各地方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了，有些还没有纠正，或者纠正的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需要我们今后经常注意。"接着，毛主席评论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说还要继续"反冒进"。
毛主席说，急躁冒进究竟从何而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在反对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急躁冒进）。"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话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主席说，这篇社论说的是既反右又反"左"。你不能说它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好像有一点。社论说，"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今后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阻碍地向前发展。"你说这些话不对？这是对的啊！但是，这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你看，这篇社论下面接着就说，"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毛主席说，这篇社论的落脚点是落在反对急躁冒进，反"左"而不是反右上面。社论的作者把文章做在"但是"后面。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37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6) 福哇 www.fv al.cn小 說
毛主席还说，社论引用了我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的话。看来作者的用意一来不要冒犯我，二来是借刀杀人。但引用时又砍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不引用全文，因为一引用全文就否定作者的观点了。我写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右倾保守的。社论引了我说扫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实际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
毛主席说，他并不反对对某些搞过了头的东西加以纠正，但反对把1个指头的东西当做十个指头的东西来反。对过急过多的东西加以调整是必要的，但在全国范围内把急躁冒进当做主要倾向来反对就错了，这实际上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人民日报》的社论反冒进，使用的是战国时代楚国一位文学家宋玉攻击登徒子大夫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毛主席详细地讲了宋玉的故事：起因是登徒子大夫在楚襄王面前说宋玉此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希望楚襄王不要让宋玉出入后宫。有一天楚襄王对宋玉说，登徒子大夫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宋玉回答说，"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楚襄王问，你说自己不好色，有什么理由呢？宋玉回答说，"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宋玉说这样1个绝代佳丽勾引他3年，他都没有上当，可见他并非好色之徒。接着，宋玉攻击登徒子说，"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意思是说登徒子的老婆头发蓬蓬松松，额头前突，耳朵也有毛病，牙齿稀疏不整齐，走路不成样子而且驼背，身上长疥疮还有痔疮。宋玉问楚襄王：登徒子的老婆丑陋得无以复加，登徒子却那么喜欢她，同她生了5个孩子。请大王仔细想想，究竟是谁好色呢？毛主席说，宋玉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攻其一点，尽量扩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整个故事见宋玉写的《登徒子好色赋》。昭明太子把这篇东西收入《文选》，从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至今不得翻身。
第二天，毛主席把宋玉这篇赋印发给大家看。
在15日的会议上，毛主席谈到什么时候都要鼓干劲、争上游时又提到《人民日报》。他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写得好，因为它的主要精神是鼓起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这也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问题。
当天晚上，毛主席找我和胡乔木到他住处去谈话。他的住处离我们住的广西政府交际处大楼不远，是经常接待越南胡志明主席的别墅式的高大平房。毛主席主持的会议就在这间大平房的客厅里举行。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毛主席开始就问元旦社论是谁写的。乔木说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写的。我补充说，这篇社论经乔木同志做了较多的修改，并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定稿。乔木说，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说定稿时已打电话报告了主席。毛主席说，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15年赶上英国。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
接着，毛主席又重提1957年春天《人民日报》不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他说，《人民日报》能结合形势写出这样好的元旦社论，为什么去年就成了死人办报？他对乔木说，我当时很生你的气。我先一天批评你，第二天批评总编辑、副总编辑。当时在气头上，说话有些过重，很不温文尔雅，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使你们大吃一惊，3天睡不着觉。去年4、5、6月，实际上是我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你也上夜班、看大样，累得不行。后来我想这也不是办法，才找人给你做帮手。找不到别人，就派吴冷西去。这时，毛主席转向我说，当时我对你说过，如果在《人民日报》呆不下去，就回到我这里当秘书。看来派你到《人民日报》去没有错。现在大家对《人民日报》反映比较好，认为有进步。评论、新闻都比较活泼。但是还要努力，不要翘尾巴，还是要夹着尾巴做人。……在谈话过程中，胡乔木同志主要谈了他在去年初没有抓紧宣传主席讲话，并说主席批评他浅、软、少是对的。他只简单地谈到1956年6月《人民日报》社论的大概情况，并说他那时正起草八大政治报告，无暇顾及此事。毛主席说，这不关你的事。那篇社论写好后曾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我不看了"4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后来乔木同志在会议上只检讨1957年的事，没有谈1956年的事。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38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7)
谈话进行了将近2个小时，毛主席毫无倦意。最后他说他还要准备明天在会议上的讲话，谈话到此结束。
第二天（1月16日）上午，毛主席作了长篇讲话，主要谈学习问题。他开头就说，任何1个部门，任何1个省委，任何1个军委，特别是报纸，一定要学理论，做理论工作。各个部门、党委和报纸的主要负责人，要经常挤出时间来学习理论，学习各方面的知识。毛主席说，这次我特意指定吴冷西来参加会议，因为他是党中央机关报的总编辑，他应该了解全面的情况。报纸是新闻纸，对许多事情的反应要快，但勉强求快就会出错。现在《人民日报》反映中央的意见比较快，比较好，但还要进步。有些重大问题自己没有把握，就应多加斟酌，不可草率从事。不仅报纸的重要文章要多加斟酌，中央各部门、各地方党委给中央的文件，应该像中央前年写《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文章那样认真讨论，认真修改。如果不这样认真，那么你这个部长，你这个省委书记，早晚有一天要垮台。毛主席又说，现在大家都说很忙，为党为国，夜以继日，但是只搞些数字，不搞理论，不搞辞章学，不搞考据学，不搞逻辑学，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一大堆数字、材料，没有把心思放在理论方面，这种情况很不好。《人民日报》总编辑更要重视理论，不要被日常流水一般的新闻报道淹没了。
历史表明，毛主席批评"反冒进"是错误的，反冒进是对的，根据少奇同志和周总理的思想撰写的《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社论也是对的。把南宁会议上毛主席批评《人民日报》社论的讲话，作为历史教训，记录下来，看看毛主席50年代后期起的错误指导思想是如何发轫的，我以为还是有益的。至于他在这次会议期间关于如何办好报纸的意见，无疑是仍然值得我们重视的。
全民大办钢铁1958年开始的工业"大跃进"，最具典型性的是全党全民大办钢铁。
毛主席希望加快我国钢铁工业发展，我（指薄一波）是在1956年初组织34个部委汇报时就有所察觉的。1956年2月16日，毛主席听重工业部（当时还没有冶金工业部）汇报时，他就主张钢产量每5年翻一番，今后就采用这种"一番加一番的增长法"。
1957年11月初，毛主席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随后并参加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11月18日，毛主席在64个党的会议上发言时，提出了中国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他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二千万吨，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三千万吨，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12月2日，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时，公开宣布："在十五年后，苏联在工农业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从此，在钢铁和其他重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就成为发动"大跃进"、特别是工业"大跃进"的1个重要口号。
1958年2月3日，我向首届人大五次会议作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624.8万吨，比1957年实际产量535万吨增长17%。这个指标是对各项生产条件进行综合平衡之后提出来的，也考虑了15年左右赶上英国的目标。这个指标后来就称为1958年钢产量计划的第一本账。
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上，毛主席在部署加快农业发展速度时，也考虑了加快工业发展速度问题。他抓的1个重要题目，就是要求地方工业产值限期超过农业产值。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规定："各地方的工业产值（包括中央下放的厂矿、原来的地方国营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不包括中央直属厂矿的产值），争取在五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十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各省市对于这件事要立即着手定计划，今年7月1日以前订出来。主要的任务是使工业认真地为农业服务。大家要切实摸一下工业，做到心中有数。"4月23日，毛主席又写信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叮嘱他们立即连夜加班，研究本省市自治区到1962年时，地方工业产值能够达到何种程度，做1个表，于5月5日来京参加八大二次会议时带来。这个部署对于后来地方工业"遍地开花"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39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8)
按照南宁会议关于三本账的部署，地方报来的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为711万吨。国家经委于4月14日汇总报告党中央，这就是1958年钢产量计划的第二本账。
这以后，钢产量指标长得很快。这同当时大家认为赶英国的时间可以缩短再缩短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是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同志3月20日向党中央、毛主席的两个报告，特别是有关钢铁工业的报告，提出了可以缩短的见解。
根据毛主席在批评反冒进以来提出的关于要又红又专、虚实并举、"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红'了，钻到里边出不来"等一系列指示，王鹤寿同志于3月初，组织冶金部党组同部分大企业负责人一道，连续"务"了8天的"虚"，写出了两份报告：《争取有色金属的飞跃，占领有色金属的全部领域》、《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得更快一些》。后1个报告提出：只要把"红"与炼钢、炼铁结合起来，"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我国钢铁工业"苦战三年超过八大指标（1050万吨～1200万吨）、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报告说：英国现在的钢产量为2200万吨，即使它今后每年增长4%，1967年也只能达到3300万吨。美国现在的钢产量为1.02亿吨，这一生产水平估计在今后许多年不会有大的改变。我国实行大、中、小钢铁厂同时建设，建设时又实行投资包干，完全证明建设速度可以快一倍，投资可以省一倍（半）。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路线下，只要有具体措施，1962年的钢产量超过1500万吨而争取2000万吨，是可能的。不久前（1月19日在南宁会议上），我们说1962年可以达到1500万吨，是因为"还没有看到建设速度快一倍、投资省一倍（半）这样大的潜力。"如果1962年达到1700万吨到2000万吨，则我国钢铁工业的大小基地，初步在全国铺开了。在全国有了几十个大小基地之后，1967年达到产钢3500-4000万吨，"就不是不能设想，而是比较现实的了，""因为每个5年都会有新厂建设，而原有的几十个基地的生产力也会发展，只要是10年超过英国，再有10年赶上美国也是比较现实的设想。"王鹤寿同志的报告，受到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党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写了分量很重的批语。3月22日、25日两天，毛主席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又三次给予表扬，肯定报告"不但鲜明地指出了冶金工业的发展方向，而且对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倾向做了尖锐的批判。"毛主席号召其他部门也要像冶金部一样，"坚决克服干部中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本位主义的倾向、右倾保守倾向和不问政治、只专不红的倾向。"5月29日，毛主席在政治局第48次扩大会议讲话中，更称王鹤寿同志的报告是"一首抒情诗"。
4月15日，毛主席写了《介绍1个合作社》一文，根据王鹤寿等同志报告中的观点，明确宣布："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他在送出此文时给少奇、恩来、小平、陈云、乔木、吴冷西各同志写的一封信中还写道："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至七年的余地。'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5月5日至23日，八大二次会议开会，提交会议讨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二本账，是由国家计委汇总、经过中央财经小组讨论的。第二本账的各项指标，都有两个方案，其中：1962年的钢产量指标，第一方案为2500万吨，同1956年八大的建议数（此时称"二五"计划第一本账）1050～1200万吨比较，增加108％～138%；第二方案3000万吨，同1956年八大的建议数比较，增加150％～186%。李富春同志在会上作了《赶上英国，再赶上美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关键》的发言。他说，这次提交大会讨论的"二五"计划第二本账，是以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为目标的。王鹤寿同志在大会发言时，论证了第二方案钢产量指标的依据。他说：冶金部再次和各省、市、区研究了钢产量的发展速度后，认为1959年可以达到1200万吨，1962年3000万吨，1967年7000万吨，1972年1.2亿吨。5年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40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9)
5月7日，毛主席在大会讲话，再次提出了速度超过苏联的问题。他说，苏联是20年加半年（从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到苏德战争爆发），把钢产量从400万吨（1913年的产量）搞到1800万吨。1957年是5100万吨。我看，我们搞到5100万吨，不需要那么多时间。我们的老底子是90万吨（1943年的产量），到1962年，13年间将搞到3000万吨，可能是3500万吨，也许是4000万吨。从1949年算起，可能只要15年就能搞到5100万吨；或者从今年算起，只要7年搞到4000万吨。再加一年，就可能搞到5100万吨。5月18日，毛主席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中，采纳李富春同志的意见，稍加变通，明确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鉴于设想赶上英国的时间在逐步缩短，"二五"计划期末的钢产量指标在逐步提高，5月26日至30日召开的第48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将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改定为800万吨到850万吨。这是1958年钢产量计划的第三本账。
6月5日，王鹤寿同志根据毛主席指示，拟出1958年6月到1960年6月两年内，将钢的年生产能力达到3600万吨水平的规划方案，交给少奇同志。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批准了这一规划方案。
6月7日，冶金部向党中央报送《一九六二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规划》。规划预计，1958年钢产量为820万吨；1962年指标定为6000万吨，比向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二五"计划第二本账中第二方案的指标又提高了一倍。
6月12日，国家经委党组向党中央报告：地方冶金工业的"跃进"指标，已经大大超过"二五"计划第二本账。计划今年兴建小高炉12694座，大部分年内可投入生产，地方铁产量今年可达440万吨，比去年增长7.9倍；兴建转炉220座，电炉43座，地方钢产量今年可达200万吨，比去年增长2.5倍。根据地方冶金工业的飞跃发展，估计明年全国钢铁产量可以比今年预计完成数翻一番。
6月中旬，由国家计委汇总，经中央财经小组讨论后，李富春同志向党中央提出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要点》估计，1958年钢产量可能达到850万吨到900万吨。《要点》认为，"为了实现第二个五年的指标，1959年有决定的意义，必须争取1959年有1个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例如工业方面，钢产量超过2000万吨，争取达到2500万吨，超过日本，超过英国。""现在看，以钢铁为主的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可能不用3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有可能3年基本实现。"当时，正值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刘伯承等同志在军事院校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6月17日，毛主席读完《要点》后，批示：件即刻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很好1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破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该接受这条路线。"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6月17日下午3时，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开会，听取我作的关于1958年计划执行情况和1959年设想的汇报。谈到钢铁生产时，我说，预计今年钢产量将达到900万吨，初步安排，明年计划为2000万吨或2000万吨以上。在讨论时，有两种不同意见：一些同志同意我的估计和建议；另一些同志认为今年钢产量不只900万吨，明年的指标还可以更高一点。会议到23日才结束。会议由少奇同志主持，除毛主席缺席外，其他常委同志都参加了。
6月18日晚8时至11时半，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中央全体常委和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廖鲁言、黄克诚、王鹤寿谈话。谈的内容比较广泛。关于钢铁生产，毛主席表示，他赞成提高钢指标。那时，我的脑子也很热，而且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刚就反冒进问题做过检讨，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便坚持，因此，我也同意把钢指标提高。经过研究，1958年的钢产量的预计完成数改为1000万吨，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改为2500万吨。会后就按这个数字重新修改我的《汇报提要》。谈话时，毛主席曾对我说：现在农业已经有了办法了，叫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你工业怎么办？我没有多加思索，就回答说：工业就"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吧！毛主席说：对，就按这么办。他认为，机械工业也很重要。接着就议论起工业交通各行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了，提出机械工业也是纲，电力和铁路是先行。因为，我在修改《汇报提要》时，就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基本建设投资首先保证两个'纲'和两个'先行'部门的需要。两个'纲'就是冶金工业和机械工业。两个'先行'部分，就是电力和铁路。纲举目张，其他一切东西都带动起来了。这是工业部署上的战略问题，必须有统一的看法。"7月1日，《人民日报》就闻风发表一篇《以钢为纲》的文章，后来广泛使用的"以钢为纲"、三个"元帅"（钢铁、机械、粮食）、两个"先行"之说，皆出于此。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41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10)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政治局会议的讨论意见，我对《汇报提要》做了重要修改。改后的《汇报提要》提出：1959年我国国民经济将比今年有1个更大的跃进，经过3年苦战，我国可以在钢铁和其他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基本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农业方面将实现水利化，达到"四、五、八"的要求。《汇报提要》改好后，我于6月20日下午报送毛主席。20日晚，中央办公厅将修改后的《汇报提要》铅印出来。21日晚，我就出发到东北去了。
6月22日，毛主席对我的《汇报提要》作了指示："此件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毛主席在写这条批语的时候，对《提要》的题目也作了修改。我6月20日改好的稿子，题目就叫《汇报提要》。毛主席改用正副两道标题，正题是《两年超过英国》，副题是《国家经委党组向政治局的报告》。
《汇报提要》上，1958年的钢产量预计为1000万吨，那么，后来公开发表的1070万吨这个指标又是怎样提出、怎样确定的呢？据陈云同志1958年8月21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传达，是6月19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确定的。陈云同志说："6月19号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530，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6月19号才决定搞1100。"内部决定1100万吨，后来公开宣布为1070万吨，即以1957年产量535万吨为基数翻一番。外界传说，在游泳池的上述对话，是毛主席跟我进行的，这是误传。如前所述，当晚，我正在加紧修改《汇报提要》，准备交卷后去东北。游泳池的这次聚会，我不在场。
毛主席下"一○七○"的决心，除了他本人出于急于赶上英国的迫切心情以外，还有多方面的影响促成。王鹤寿同志多次提供的钢铁生产顺利发展的材料有影响。我6月17日的汇报、18日的谈话，头脑不冷静，未能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有影响。但是，有决定性的影响的，还是来自柯庆施同志。他当时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新成立的华东协作区主任，6月中旬来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之前，他主持了一次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1959年华东五省市（不含山东）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这五省市煤铁资源很少，1959年就能达到80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其他煤铁资源丰富的地区，不是能够搞得更多吗？我没有参加这几天的协作区主任会议，柯庆施同志在毛主席面前怎样吹的，我不得而知，但是，我可以断定，毛主席受了他的影响。这有毛主席后来多次的谈话为证。例如，1958年11月30日，在武汉召开的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主席对柯庆施同志说："你过去干劲冲天，条件没有，"说华东搞600万吨到800万吨，"这几个月我们想了一下，没有那个条件，比如没有煤、铁怎么搞法！"又如：1959年7月23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谈到闯"一○七○"这个祸时说："第1个负责任的是我"。"至于柯老，你那个发明权怎么办（柯回答：我也有责任）？可不可以这样讲：你也有责任。但是，你是不是比我轻一点呀？因为你那只是意识形态。我虽然没有你那个气魄：你（1个协作区）一年要搞8百万吨，我全国只搞一○七○万吨。"毛主席这些话清楚地表明，是柯庆施同志促使他闯下这个乱子。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把柯称为"土法炼钢的干将之一"（见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第335页），这不是没有来由的。
1958年6月21日，即毛主席定下"一○七○"的指标两天之后，冶金部向党中央报送的一份《产钢计划》中提到："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这是1个极重要的指标，因为根据这一指标，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又将走入1个新的水平。"根据华东区可能达到的指标，我们研究了各大协作区明年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认为"根据现在的情况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这是第一次提出1959年产钢3000万吨、1962年产钢八九千万吨的指标。22日，毛主席将冶金部的《产钢计划》批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中央军委会议各同志。从冶金部的这个《产钢计划》，更可以看到华东协作区对钢产量的高指标所起的推进作用了。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42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11)
6月21日，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称：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
6月22日，毛主席还对冶金部《1962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规划》作了批示："此件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只要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必须力争在钢产量上在1959年达到2500万吨，首先超过英国。这里是1个简单的表，很容易看。"1958年产钢1100万吨的任务，虽然在6月20日就做了布置，但7月间计划完成情况很不理想。7月份只产钢70万吨，1月到7月底，累计生产钢380万吨稍多一点，同1100万吨的年计划比，相差约700多万吨。8月16日，即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的前一天的预备会议上，毛主席感到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决定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因此，王鹤寿同志1958年10月29日在向党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讲到："今年，在钢铁工业发展上（也在整个工业发展上），有两个伟大的日子，"1个是6月19日，毛主席提出钢产量翻一番的任务；1个是8月16日，毛主席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
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会的头几天，大家分析了6月19日以后钢铁生产未见起色的原因：第一，从部到相当多的工厂，根据南宁会议后下达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要求，把注意力都放到编计划（五年计划和明年计划）方面去了，部长、副部长都在外面参加各协作区的计划会议，忽视了抓生产；第二，由于小高炉生产不稳定，农民工不熟练和大批工厂领导关系改变（5月29日闭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要求，到6月15日24时止，大批中央部直属厂转交地方领导），主管部门和地方忙于办交接手续，生铁调度不灵；第三，钢铁冶炼需要的设备供应不上，6月间安排生产的一批冶炼设备，有的被计划外的东西冲掉了，有的还没有安排落实。
毛主席在听取汇报之后，打电话给陈云同志，作了8点指示：一、国家经委主要抓生产（此后年度计划的编制工作交归计委，基本建设交归由陈云同志任主任的新建的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二、原材料调配要服从国家计划，分配钢材既要照顾重点，又要照顾农民的需要；三、抓紧冶炼设备的生产的安装；四、机械厂收到钢材后，第一是用来制造炼钢炼铁轧钢的设备；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每星期抓一次钢铁生产；六、加大保险系数，冶金部直属钢铁厂今年增加50万吨钢的新任务（因此，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实为1150万吨——作者注）；七、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的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八、立即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后简称工业书记）找来北戴河，开一次工业书记会议。8月21日，由陈云同志向参加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些指示。
陈云同志在传达时说：我们今年要生产1100万吨钢，已经传到国外去了（小平同志插话：给赫鲁晓夫打了保票的）。7月31日到8月3日赫鲁晓夫来华访问期间，毛主席跟赫鲁晓夫讲：我们今年生产钢1070万吨，明年是2500万到3000万吨。赫鲁晓夫不大相信，说中国的同志提出来的计划大概我们相信可以完成，究竟具体情况怎么样，他不问，那是很大的怀疑。陈云同志还说：赫鲁晓夫那天签公报的时候，他的总顾问，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跟赫鲁晓夫一起来了。我跟他讲，我们明年的（钢产量）计划完成得了完成不了？他不回答，笑一下，说很大的计划，伟大的计划，能完成百分之八九十也是很好的。他是没有信心的。陈云同志介绍的阿尔希波夫这几句话，曾引起大家的愤慨。我记得那天在走向宴会厅时，阿尔希波夫跟我走在一起，他讲："你们的计划太高了，恐怕实现不了。"我说：我们有群众路线，把土法炼铁炼钢加上去，计划一定能实现，他苦笑了一下，说土法炼钢再多也没有用。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43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12)
毛主席提出的工业书记会议，8月25日在北戴河开幕，由我主持。主要是研究在年内怎样完成以1150万吨钢为纲的工业生产任务的问题。陈云同志两次到会讲话，李富春同志作报告，我作总结。
鉴于光靠"洋炉子"完不成今明两年的钢铁生产任务。陈云同志在讲话中提议，要依靠党委，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1个时期。我在总结发言中，提出"紧急行动起来，为完成以1150万吨钢为纲的工业生产跃进计划而斗争"的口号。我说："主席指示，对土炉子要有信心，不能泄气。即使在100个土炉子中，只有1个出铁，那就很好，就算是插上了红旗，其余99个都应当向它学习。"在省、市、自治区工业书记们思想统一后，8月30日下午，我领着主要钢铁产区的工业书记，鞍钢、武钢、太钢等几个大厂的党委书记，去毛主席那里，1个1个向他当面担保。尽管不少同志慷慨激昂，保证完成任务，但毛主席还是不放心，因为只剩下4个月，时间太紧迫，他念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从8月17日到30日，毛主席在扩大会议、协作区主任会议和接见工业书记们的多次讲话中，都讲到钢铁问题，有关这方面的话，除前面已经引述的以外，大体还有以下几个要点：——讲重要性。说年内生产1100万吨钢，明年搞2700-3000万吨钢，苦战3年，达到5000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大事，是一场大战——
讲工作重点转移。说农业问题已经解决，要求第一书记从现在起把工作重点转到工业上来，抓工业主要是抓钢铁——
做自我批评。说题目是他出的，但他一直没有抓，如果实现不了，他要做检讨——
强调要大搞群众运动。说资产阶级和苏联的一些人，说我们在工业方面搞群众运动是"游击习气"、"农村作风"，其实我们这一套正是正规的马克思主义作风——
强调纪律。针对当时生铁供应紧张，调度不灵，个别地方赶着大车去鞍钢要铁，不给不走，毛主席一再强调："冤各有头，债各有主"，完不成生产或调拨计划，要按纪律办事，要铁的纪律，不要"豆腐纪律"，"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对"一○七○"能否完成有怀疑。每讲到钢铁时，他几乎都要扳着指头算时间：今年还剩多少天？督促大家切实抓紧。直到8月30日，他还说："我是观潮派、算账派，"今年能否搞到1100万吨钢？"我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提醒大家："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须努力。"最后，还要说明一点：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写上1958年力争生产1070万吨钢，是我的主意。当时，我对"一○七○"的任务，已经有些信心不足了。由于考虑到此事已经捅到国外去了，毛主席又强调一吨不能少，我风格不高，也就不便说出自己的怀疑。8月30日下午在毛主席那里，看到大家都说能够完成，我就向毛主席建议，把"一○七○"写到公报上。毛主席表示赞成。我马上拿起电话，通知起草公报的胡乔木同志，说毛主席讲了，把"一○七○"写到公报上。结果，后来发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就写了这样一句："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大办钢铁的决定，除在会议公报中写上"一○七○"以外，还在会议通过的《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中规定：1959年计划生产钢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并批准国家计委以这个钢产量指标和8000亿到10000亿斤粮食产量指标为纲编出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1960年生产钢5000万吨左右；1962年钢产量达到8000万吨到1亿吨，并批准国家计委以这个钢产量指标和15000亿斤粮食产量指标为纲提出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
9月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发表的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5日，发表第二篇社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号召与钢铁生产无直接关系的部门"停车让路"。一场全民夺钢保钢的群众运动，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8月以前，全国已建成一批年产量10万吨以下的土高炉、小高炉，9月后新建了几十万座。除主管的冶金部门之外，地质、煤炭、电力、机械、交通运输等部门，为配合完成"一○七○"，也广泛开展了群众运动。为了找矿，许多地方由党委书记带领群众上山，中小学生、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投入运动。煤炭部门提出"兵对兵，将对将，用分散的小煤窑对分散的小高炉"；"哪里有千吨铁，哪里就有万吨煤"，成千上万的农民，背着镢头，带着锅灶，上山挖煤。据后来统计，1958年，全国共建手工操作（即所谓"土法"生产）的小型工业企业121.5万个，共有工人（大部是农民）2489万人；主要作业用机器操作（即所谓"洋法"生产）的小型工业企业7.5万个，职工840万人，两项合计小企业129万个，3329万人。大中型企业也开展群众运动。当时，把主要作业采用机械化方法生产的大中型企业的群众运动称为"大、洋、群"；把采用土法生产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小型企业或生产点的群众运动称为"小、土、群"。投入各类"小、土、群"的农村劳动力，最多的时候达到6000万以上。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44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13)
经过全党全民的努力，《人民日报》12月22日以套红通栏标题报道：《一○七○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消息说，据冶金工业部12月19日的统计，今年全国生产钢1073万吨（这个统计数字包括土钢，下同——作者注），比1957年的钢产量增加了一倍挂零。到12月31日，全年累计钢产量为1108万吨。
由于预计"一○七○"可望完成，在钢的总产量方面两年赶上英国被认为"不成问题"，11月初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还讨论了15年内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问题。据当时掌握的资料，估计15年后，即1972年，英国人均钢产量可能在500公斤左右，我国1972年按8亿人口算，人均500公斤，钢产量就要达到4亿吨。因为，这次会议拟订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规定：到1972年全国钢产量达到4亿吨。头脑热度最高的时候，也是开始转向冷静的时候。是毛主席第1个开始做冷静的思考。他对1972年搞4亿吨钢可不可能，需不需要，提出了怀疑。提议：这个纲要草案先放一放，不公布，也不正式提交八届六中全会讨论，"只在地下管道流通一下，让领导干部知道"。
北戴河会议确定的1959年钢产量的指标，后来做了调整。
九个指头与1个指头1958年11月13日下午5点多钟，天已蒙蒙黑，天气阴冷，空中飘着毛毛雨。河南省遂平县委书记和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正坐在一辆拖拉机上，朝遂平火车站匆匆赶路。
原来，正在岈山检查工作的遂平县委书记刚刚接到县委办公室的电话通知，要他立即风雨无阻地和管理区党委书记一起赶往指定的地方，准备接受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临时找不到更好的交通工具，只有坐拖拉机赶路。
到了车站，只见遂平县长、县委书记处书记2人已经在等候了。好在并没有耽误时间。负责警卫工作的同志告诉他们，毛泽东主席要接见他们，专列现在还没有到，还要等一会儿。
4个人便在小小的候车室里坐了下来，心里都在琢磨，毛主席会问些什么事？从遂平卫星人民公社成立至今，这里的举动一直颇受中央决策高层的关注。公社成立的一幕幕，又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第一公社在这里诞生在岈山有关负责人候车的时间里，还是让我们来看看遂平卫星人民公社诞生的经过吧。
在中国当代人民公社运动的历史上，不能不提到遂平的岈山。
1958年4月15日，因为庆贺岈山脚下下宋水库的胜利竣工，河南省信阳专员公署专员、遂平县委书记、遂平县委农工部部长聚到一起。闲谈之中，说起现在农村小农意识浓厚，存在本位主义现象，使水利建设、山地开发，开展多种经营、互助发展等方面的工作矛盾很多。有没有办法把他们携起手来呢？遂平县委书记处书记谈了自己的建议。他说："最近成都会议上发了个文件，毛主席说可以一乡一社，也可以一区一社。"他顿了顿，又说："鲍庄、杨店、槐树、土山这四个乡原来都是老三区的，现在要是再把它们合并一块，不是也符合毛主席一乡一社或一区一社的指示精神吗？"信阳专员公署专员对他的建议感觉心里没底。而第二天，遂平县委书记处书记让遂平县委农工部长安排的四个乡书记会议就召开了，并做出联大社的决定。当这个情况汇报到公署专员那里时，他还是拿不定主意。长途电话挂到了中共信阳地委书记的办公室，对于这个请示，信阳地委书记沉默一会儿，表了态："中央有精神，按上级意图办吧！"4月19日，四乡联社后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有了结果。决定社名叫"岈山大社"，大社设管理委员会，由遂平县委农工部部长陈丙寅任书记，全国劳模、原韩楼高级社社长钟青德任社长。杨店、鲍庄、土山、槐树四个乡的党委书记、社长分别改任大社管理委员会副书记和副社长。大社内设工业部、农牧部、多种经营部、财政部、公安部、武装部、交通部，还有专管和外面打交道的外交部。随之，各高级社统一改为大队，初级社改为小队。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45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14)
这样的大社已经不是农业合作社的性质了，它已发生质的变化。那么，还能叫"岈山大社"吗？有人建议，苏联有集体农庄，我们学习苏联老大哥，是不是也叫集体农庄？遂平县委副书记补充说，再反映出农庄的先进性，加上"卫星"二字比较好。
4月22日，"岈山大社"改名"卫星集体农庄"。
这一信息很快反馈到河南省委书记处，又汇报到中央。
5月5日，遂平县委书记处书记在郑州的河南省委会议室被安排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汇报岈山卫星集体农庄的情况。
"为什么叫集体农庄呢？你说这个情况，已经不是集体农庄了，你们实行的管理和分配形式实际比苏联集体农庄的层次要高。"谭书记认为，它实际和巴黎公社的情况差不多，有武装、公安等机构，又包揽经济，是政法合一的组织。
谭书记表示，叫农庄还是叫公社，自己做不了主，要向毛主席汇报。
会见结束后，遂平县委书记处书记马上就通过电话指示遂平县委办公室当晚把全县8个农庄全部改称公社。
第二天，卫星集体农庄改名卫星公社。
5月中旬，《红旗》杂志编辑李有久来此搞调查，他对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建议，你这个公社要带个地名。又问："这儿什么地方最出名？"公社书记说，岈山。但那是个小村庄，在最南边，公社建到那里不行。李有久说，社址可以建在其他地方。又问："这是谁的公社？"公社书记几乎不假思索地说："中国是人民的中国，岈山也是人民的。'公社'前应该加上'人民'二字。"李有久很赞同。
这是中国大地上第1个农村人民公社。距1871年建立的巴黎公社相隔整整87年。
公社成立后不久，6月的夏收中，在县委副书记的试验点韩楼大队，就放出了小麦亩产3521斤的第一颗高产卫星。
6月18日，《河南日报》、《人民日报》均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布这个新闻。不久，《人民日报》又以套红号外专门发表，经过复打，韩楼大队每亩又加产300斤，实际亩产3821斤的消息，震动全国上下。8月上旬，遂平全县合并为1个"卫星人民公社"。
其实，那亩产3521斤是以20亩地的总产10210.9斤按2.9亩计算出来的。对此，毛泽东是不会知道的。但见了面，毛泽东会问些什么，说些什么呢？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一列火车由远而近缓缓停靠站台，毛泽东来了。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把遂平县委书记一行人请到车厢内靠桌边坐下。
在史向生递来的一张白纸上，他们依次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史向生又在上面分别添写上他们的职务，然后交给工作人员拿进另1个车厢内。
不一会儿，那边请他们进去。
这一节车厢收拾得干净明亮。白色的四壁与窗帘，灰色的地毯，一长条桌旁放着几把椅子。毛泽东由其他几位领导人陪着从住的包房里走出来。握过手，问过好，大家便围着长桌坐下来。除了被接见的心情颇为紧张的岈山有关负责人，还有史向生、谭震林、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农业部部长廖鲁言等在场。
毛泽东拿起名单，一一问到岈山有关负责人的情况，还问到："你们有什么困难没有？"县委书记答："我们没有什么困难，只是缺少机械。"毛泽东便在白纸上写下"机械"二字。
接下来，毛泽东问到人民公社的一些具体情况："你们社里每个社员一年吃多少粮食？"县委书记说："每人一年吃500斤。""500斤社员吃得了吃不了？"他又问。
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开口说："吃不了。"毛泽东道："群众高兴吗？"县委书记处书记说："群众可高兴了，每顿吃4个菜，还有1个汤，群众高兴得快要跳起来了！"毛泽东有点怀疑："是不是像你说得那样？"岈山党委书记接过县委书记处书记的话题说："群众吃的有小糖糕、油馍、点心。我们在张店还开了现场会，谁搞得好，就拿出来展览。"毛泽东听后笑道："好，好。"他详细询问人民公社的组织管理、群众生活、医疗教育和文化事业方面的问题后，又问社里养了多少猪？县委书记答："全社养12.6万多头。"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补充说："岈山管理区养9万多头猪，过八月节吃一部分，卖给国家一部分，现在还有2万多头。明年计划发展到15万头。"毛泽东听后，表示怀疑说："不可能吧？"对方说："1个母猪一窝下14个猪崽，有可能。"毛泽东不再说什么，就转而问岈山人民公社的人口情况。他们介绍，有9369户，43263人。又讲到，原来叫农庄，后来在省里给谭震林书记汇报，谭书记说叫公社，我们回来就改成公社了。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46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15)福哇tｘt小说下载wｗw.FｖaＬ.cn
谭震林在一边插话说："那时他们汇报了，我说过去有个巴黎公社。中央也没研究决定，他们回去就干起来了。"毛泽东屈指算了算：1871年到1958年共87年，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1个公社，遂平卫星公社是第二个公社。现在全国都有公社了。的确如此，自这一年八九月份他巡视大江南北之后，人民公社遍地开花，迅猛发展，有如滚滚洪流不可阻挡。
毛泽东向他们说："你们放出了小麦、公社卫星。"他对报纸的一切动向了如指掌。
县委书记说，还是主席指示的公社好。
毛泽东听后，指着史向生说："还是他跟我说的，啥时间来参观的人多？"毛泽东指的是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立、放出第一颗高产"卫星"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参观热潮。最多时，韩楼村一天接待3万多人。井水喝干了，村干部只好组织妇女、孩子到河里挑水供参观者解渴。
岈山管理区常委书记说："9月份参观的最多，一天有3万多人。9月1日，开发工资大会，有16个单位来参观。"毛泽东笑道："他们是来看你们发了没有。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的来了没有？"管理区党委书记回答："除了西藏没有来，其他省都来过了。"毛泽东说："西藏没有来可原谅他们，因为他们还没有土改，地主还当着家哩。现在还有多少人来参观？""还有500多人。""现在他们不来了，因为他们看了以后，回去都干起来了。"毛泽东说到这里，看看表："哟！1个半钟头了，耽误你们工作了，麻烦你们了。"这表示，接见临近尾声。
"你们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毛泽东最后问。
"俺缺机器。"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爽直地说。
一边有人又补上一句："俺医院缺电机。"毛泽东笑着指史向生："机器嘛，跟你们书记要。"又指廖鲁言："他是农业部长，向他要。"毛泽东站起来，把客人送出办公车厢。
其实，无论是在8月还是9月的巡视中，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自己怀疑的权利。在被人民的热情、人民的干劲、人民的理想所激动、感动的时候，他会陶醉地闭上眼睛，让多灾多难的人民过上好日子，何尝不是他为之一生奋斗的理想？但几乎是他自身所具有的一种深刻怀疑精神，又使他时不时地会睁开眼睛。他不会怀疑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大方向，但他的确通过对基层的视察，看到了运动中的一些混乱现象和虚假情况，他称之为"1个指头"。
对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也是这样。在10月19日、10月23日、10月28日，他一连给陈伯达四封信，布置对遂平人民公社情况的调查。他要陈伯达带上张春桥、李有久、史向生等去遂平调查7至10天，研究全县各项问题，并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边调查边读书，学会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在28日的信中，毛泽东还要求他们在遂平调查完后，再去附近的邻县作调查，以资比较。又让吴冷西与田家英分赴修武、七里营两处调查，最后大家在郑州碰头。
毛泽东这是为郑州会议的召开做准备。他要在这次会议上澄清一些混乱思想，以利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发展。
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开端。
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肯定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认为人民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同时又指出要划清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种界限，总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是错误的。
毛泽东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批驳了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的观点和做法。
看起来，毛泽东有决心纠正一些错误倾向。郑州会议刚完，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在武昌召开，会议围绕人民公社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不要弄虚作假，不要虚报成绩，不要去争虚荣，要老老实实，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要有清醒的头脑。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这就危险。
第八卷求索强国路 第47节：第二章在"三面红旗"下(16)
11月25日，毛泽东看了《宣教动态》第145期上云南省委写的关于一部分地方发生浮肿病问题的材料，写了《1个教训》一文，指出这种几乎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我们把工作任务提得太重有密切关系。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他提出，任务不要提得太重，生产生活同时抓。
紧接着，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作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从它过渡到全民所有制，需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
到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更要求解决1958年秋季公社成立后的穷富拉平、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共"各种"产"的"共产风"问题，他要纠正这种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倾向……事情似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到1959年夏季，庐山风云突变，彭德怀被批，整个形势急转而下。
奇怪吗？一切都是那么难以预测，难以把握。然而又是那么寓于情理之中。
且不论这个小生产是一片汪洋大海国家的人们，对世界大同理想社会的狂热追求，会引发多么大的自发力量，也不说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仅是毛泽东本人，他的思想又何尝不是处在矛盾之中。对人民公社的一切，他何尝不是又相信又不相信。但最终他在自己的理想中迷失了。
就在1958年10月28日，毛泽东致信陈伯达布置对遂平及其邻县、修武、七里营等处人民公社情况调查的同一日，山东范县县委正在全县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大会上描绘范县3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其中对共产主义的生活情景，是这样描画的："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11月6日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对此规划的批语中没作明确的肯定。但如果说有批评，也是温情脉脉，耐人寻味：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3年。也不要紧，3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并要陈伯达、张春桥、李有久三人在会后专程去那里看一下。他似乎小心翼翼地在保护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这一年他同李达的一次谈话中就讲到，说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定要爱护，要保护。但领导干部一定"要热又要冷"。又热又冷，这不是矛盾吗？其实，毛泽东身上，这种"对立统一"的现象何尝不是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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