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用“跑单帮”形象的解释了企业的实质，在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跑单帮”的商人们带着香港生产的各式各样的衬衫到美国和欧洲，从那里拿回一大摞订单，但这些商人们没有自己的工厂，他们也不搞机器大生产，而是去筒子楼里发订单，你五件他十件的，第二天再收上来，这里“跑单帮”就是企业的实质，所谓企业不过是一组节约交换成本的合同，而企业的成本就是监督这些合同执行的成本。
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办法，而企业的出现只有一个原因：能带来交易费用的降低，“跑单帮”的商人们用自己完成了企业的全部要素。科斯由此提出著名的论断“企业是市场的替代”，即当市场上的交易费用大于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时，企业就会在企业内部生产，而不是在市场上购买。
在电脑市场上，Hynix是全球最大的内存制造商，希捷是全世界最大的硬盘制造商，Intel是最大的CPU制造商，然而我们所熟知的电脑却只是惠普、戴尔、联想这样的品牌。谁都知道电脑是由CPU、硬盘、内存等等模块组装起来的，但是人们倾向于直接从市场上购买电脑，而不是购买电脑“要素”，而且Hynix、希捷也不在市场上大力宣传他们的产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尽管要素市场可以为我们提供更低的价格，但是这样的结果是带来消费者要更大的“交易成本”去获得全部“要素”，而电脑销售商们内化了其中的“交易成本”，事实上，这也是用户定制电脑——戴尔成功的秘诀。
更形象的例子是汽车行业。谁都知道，汽车也是由发动机、电路系统、轮胎等等多个模块组成的，有人能自己组装电脑，但从未听说过自己组装汽车的，甚至很少有企业单独销售汽车部件。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是因为，设计、生产、检验及调试汽车是个复杂的过程，要求高度的协调，发动机、传动装置、车身、刹车等等鼻息相配。甚至连生产汽车的企业会将内部生产元件和外部购买元件进行严格的区分，究竟是怎么区分呢？哪些需要购买而那些能够自己生产呢？
经济学家们认为交易成本的高低是汽车企业决定零件获取方式的关键，他们认为：元件越复杂，内部采购的可能性越大。研究人员获得了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公司在1976年使用的133种汽车零部件清单，清单记录了每个零件是由内部生产还是外包生产，结果再次证明了经济学家的估计是正确的，那些复杂的元件，企业会选择自己生产，而一些相对独立的元件则倾向于购买。
还有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企业的边界在哪里？
决定企业规模的核心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家保罗·乔斯科曾经研究过美国煤矿和发电站的契约。美国东部和西部都有煤矿，东部的煤矿主要是地下开采，因此东部的企业规模较小，在这里煤的质量相对均匀，并且有许多运输渠道，因此小规模的生产就能获得高额的利润。而在西部，煤主要是露天开采，煤的质量差别比较大，并且运输渠道也比较少，因此需要大规模的煤矿，以适应不同质量的挖掘任务，这样就需要采煤企业拥有较大规模，企业数量自然就比较少。
因此，企业的边界是由企业内行政管理费用与市场费用相比较而决定的。企业的规模是适度的，不是越大越好。当企业的规模扩大时，内部行政费用会上升，这增加的费用接近节省下来的市场费用时，企业的规模就不会扩大了。企业的扩大必须达到这一点，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科斯这样解释到：当企业扩大时，企业内部每追加一笔额外的交易，企业内部交易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其原因是当企业内部交易增加时，企业家不能更准确地将生产要素用在它们价值最大的地方。
随着当代管理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交易通过企业内部实现的费用不断降低，企业就会不断把一些原来通过市场进行的交易纳入到企业内部来进行，这种内部化的过程推动了当今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发展。当企业到达了它的规模时，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市场交易的成本，这时，经营者就应该停止企业的扩张。
最后，我们简要描述一下企业的成本，100多年前的政治经济学家萨伊就告诉我们企业应该承担的要素成本，包括土地、工资、资本，后来人们模糊地认为“企业家要素”也是成本，而科斯的努力使我们能够用交易成本来解释，在企业内部，企业主需要承担管理和监督成本，在企业外部，还需要支付调查市场、税收、公关、广告等等的费用。
夜审科斯
今天，每当我给从未听说过科斯理论的人谈到他的思想时，总能亲身感受到人们对这一理论所报以的惊叹和佩服。但是，半个世纪前，人们却对这位企图推倒整个经济学大厦的小伙子充满了怀疑，后来经济学界还举行了一场特殊的辩论会，这是一场后来被称为“夜审科斯”的辩论，也是经济学历史上最有传奇性的辩论之一。
这场辩论在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艾伦·迪雷克特的家里进行，参加辩论的人称那一次辩论是“他们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辩论”，所有芝加哥的明星经济学家差不多都参加了：马丁·贝利，米尔顿·弗里德曼，阿诺德·哈波格，约翰·麦吉，格雷格·刘易斯，劳艾德·明茨，乔治·斯蒂格勒，鲁本·凯塞尔，当然还有科斯和迪雷克特自己。
饭后大家坐下来，科斯问：“假定一家工厂，因为生产而污染了邻居，损害了邻居，政府应不应该对工厂加以约束，以征税或其他办法使工厂减少污染呢？”所有在座的人都同意政府干预。但科斯说：“错了!”。
随即，辩论开始了……起先，人们反对科斯，但科斯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的立场。
辩论进行到一半，最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弗里德曼倒戈转而攻击除科斯以外的所有辩论者。当科斯发现自己未在弗里德曼的攻击之列时，他知道自己胜利了。辩论结束了，当辩论者离开迪雷克特家时，互相嘀嘀咕咕，都像受了震动，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学术史上精彩的一章。
施蒂格勒曾经说：“那天没有用录音机，是日后经济史上的一大损失。争论到半途，弗里德曼突然站起来，舌战如开枪乱扫，枪弹横飞之后，所有的人都倒下来，只有科斯一人屹立不动。” 麦吉也说：“当夜是英国人的光荣。一个英国人单枪匹马战胜整个芝加哥经济学派。”多年以后凯塞尔承认，要找一位对经济体制的运作有如此洞察力、可与科斯相比的经济学家，除亚当·斯密之外别无他人。
既然科斯是对的，那么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又错在哪儿呢？
分工的故事
事实上，分工理论并没有错，分工起源于交换能力，分工发达是交易次数增加的结果，而交易是有成本的，所以分工不会无穷细分，它停止在分工的边际收益等于交易边际成本的那个分工程度上，因此只要分工能够降低交易费用时，分工就会进一步细化。
理论上说，人们至今对分工的认识也比亚当·斯密多不了多少。那么，让我们回到斯密时代。这位伟大的先哲最早认识到分工源自于比较优势，斯密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狩猎社会，一个人在一开始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他发现，他更擅长于造弓箭，他专门造弓箭去换猎物比二者都干效率更高；另外一个人开始也是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他发现自己更擅长于打猎，他专门打猎去换弓箭，比二者都干效率更高，于是，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然后进行交换，这样不仅能让自己的蛋糕做得更大，也能让整个社会的蛋糕做得更大。
在市场经济下的分工是件有趣的事，企业之间的分工是那么完美无瑕。在你购买台灯的时候，你的台灯需有特殊的设计才能安置在桌子上，它需要有一个能够适合你的电源的插头，并且需要有适合你办公室风格的外表，并且要能够适用你的节能灯泡。事实上，台灯制造商并不知道你家墙面上的插座，也不知道你购买的灯泡形状，但是一切都是那么顺利，一点也没有出错。你在超市中买到的台灯能够和家里的桌子、电源、灯泡组合在一起，而且更加神奇的是，台灯制造商并不关心这些，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标准生产台灯，但所有的商品都配合得那么好。
当然，分工似乎不限于城市和国家。今天的波音公司已经能够24小时工作，光纤电缆、网络将世界各地的设计师和工程师连接起来。波音747喷气式客机的450万个零部件是由世界上8个国家的100个大型企业和15,000个小型企业参与协作生产出来的，人们无法断定波音的飞机是哪个国家的产品，在比较优势和分工交换的指引下，跨国公司不断努力降低交易成本和要素成本，并且让分工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在经济学家看来，分工思想本质是一种管理，企业因分工而产生，交易组织结构以及“看不见的手”的结合让各种组织得到发展。
新兴古典经济学
尽管我们已经知道了科斯的交易成本和企业存在的秘密，但仍然缺一点什么，那就是如何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合成为一个整体呢？
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他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然一体，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斯密－科斯”框架。
事实上，从亚当·斯密开始到马歇尔、瓦尔拉斯，人们花了100多年，建立了庞大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在传统的经济学模型中，马歇尔做了一个非常不现实的假定，将社会分为两类人，一类是不从事生产的纯消费者；另一类是不做消费决策的纯生产者。每个消费者必须从市场上购买一切产品，每个厂商必须在市场上卖出一切产品，这样就使得所有分工和市场都是外生的，这使得经济学家都醉心于研究市场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然而这个假设虽然很隐蔽，但毕竟是假设，在真实世界中，每个生产者同时又是消费者，而每个消费者也充当着生产者的角色。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则让经济学能够更加真实地面对现实的世界，当然这样会使我们的分析无比复杂。
简单起见，我们再次假设，社会仍然是由两个人组成，每个人必须消费两种产品，假定是食物和衣服，每个人在每种产品上有3个变量要选择：一是自给自足量；二是购买量；三是销售量。因此，在“两个人的两种产品”经济中，这在数学上会产生6个变量的2种组合，真实世界中，随着人数的增加和产品数的增加，我们将面临天文数字的难题。
这些在马歇尔、瓦尔拉斯时代，人们所拥有的数学知识是无法解开这个难题的。尽管这个总收益－总成本的问题本身并没有变化，但这个超边际决策的非线性规划问题却令无数人望而却步，马歇尔通过有效的假设简化了问题，从而建立了一般均衡的思想。
然而，杨小凯的努力使我们丢掉了这个假设，让我们更加真实地面对经济学。1988年，他运用库恩－塔克定理，排除了一些非优化的可能解，从而将最优解的范围大大缩小，人们把这样的分析称作超边际分析，在这里关于其中的细节就无法详细展开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尽管超边际分析脱胎于新古典的边际分析，可是它的威力要远远大于边际分析。
神奇的经济学
或许是因为市场经济的体制实在是太完美了，亚当·斯密、李嘉图、马歇尔这些伟大的经济学家建立了经典经济学的大厦，但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产权和交易成本，不得不说是个遗憾，而这也造就了一个21岁少年的奇迹。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第一次提出了交易成本概念，并用这一概念来说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以交易成本为理论工具，对企业规模、企业家要素等等有了全新的认识，在企业和市场这一现代经济体系中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制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企业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节省交易费用。
从亚当·斯密到科斯，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断发展和扩充，然而还没有结束。杨小凯等人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将新古典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理论进行了完美的融合，他们用复杂的足以令人窒息的超边际分析模型完成了这个任务，更伟大的意义在于，新古典框架能够很好的融合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等，并最终汇聚成一条汹涌澎湃的经济学大河。
第十一章 你相信所谓专家吗？
（信息不对称下的经济学）
本章导读：
为什么崭新的汽车开出卖场几个小时后，汽车的价值就会损失那么多，而新车在车场中停放几个月都不会有任何损失呢？为什么房产经纪人总会告诉你“房源紧张”，可事实上很多房子根本卖不出去？为什么博尔特在奥运会的百米跑道上不愿意冲刺？
这个看起来完美的世界究竟是怎么了。
如果你是一名心血管专家，本地一名叫乔·史密斯的内科医生让一些病人去你那里看病，而你却告诉这些病人他们实际上根本没有病的话，很快史密斯就不会再给你送去病人了。
——达拉斯州的一名心血管专家戴维·希里斯
柠檬和桃子
几乎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在陌生的城市旅游时，饥肠辘辘的我们总是为平庸无奇的菜肴支付了高额的费用，其实只隔几条街就有更好的餐馆，可我们却不知道。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只会来一次，所以很难挑选哪家餐馆好，哪家餐馆不好。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同样，获取信息也是有成本的。在这个看似“充分”的市场里，到处存在着不充分的信息。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天才经济学家们最先注意到这个问题，起初他们研究的重点只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如何搜寻、获取那些使交易顺利完成的信息，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了许多惊人的结论。1961年，乔治·施蒂格勒发表了著名论文《信息经济学》，第一次提出了信息经济学的概念。
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这位信息经济学的开创者，在大学的时候由于缺乏信息经常选错课，选了一堆“实用”的商业课程和许多政治学科目，或许正是在商战中的磨砺使他能够更加敏锐的观察经济中的现象。施蒂格勒从价格歧视中受到启发，发现人们在交易中，“知识”的昂贵导致了价格的差异，信息不仅不是免费的，甚至要付出高额的代价，他由此开创了信息经济学。就连施蒂格勒自己也没有想到，后来二十年间，竟然出现了如此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人们发表了上百篇文章来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柠檬市场的一篇文章。
1970年乔，治·阿克罗夫发表了《柠檬市场：产品质量的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文中第一次用二手车市场的例子揭示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市场缺陷，从此， 柠檬，这种原产于喜马拉雅山的水果，以其酸涩也成为次品的代名词。
不过有趣的是，当年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阿克罗夫完成了这篇论文后向多家经济学期刊投稿，结果都被当作“柠檬”退了回来，这其中包括美国经济学会的《美国经济评论》、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期刊》、欧洲的《经济研究评论》这样的一流经济学杂志，几经周折后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不过文章发表以后立刻引起巨大反响，看来“桃子”终究是“桃子”。
阿克罗夫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二手车市场里，我们假设这里只有两部汽车，一部是“桃子”，一部是“柠檬”，显然只有卖家更加了解“柠檬”和“桃子”的真实信息，虽然两辆车的外观差别并不大，事实上，“桃子”的真实价值是4万，而“柠檬”的真实价值只有2万。
相对于“桃子”，如果买车人觉得2万—5万是比较合理的价格，那么购买二手车的行动对他而言不亚于一场赌博，当他出价3万并指向那辆柠檬时，卖车人肯定不会放开他的手；可如果他指向了桃子，卖车人一定觉得受到了侮辱，不过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最终以4万元成交，这样买主和卖主都有1万元的收益，似乎一切都很正常。
但是真正的危险是，谁能保证买主不会以4万买到柠檬呢？因为那堆一堆不值钱的破烂看起来也和完好的汽车一模一样。卖车的人知道在卖的是桃子还是柠檬，但买车的人只能凭感觉去猜测。曾经试图购买过二手产品的人，都清楚我们已经认识到问题的关键。
尽管卖家总会说得天花乱坠，但买主肯定不会相信，买者唯一的办法就是压低价格，只有这样才能减小损失，但当卖主真的同意以2万元价格成交时，买主们的担心反而更加强烈了。事实上，就像阿克罗夫也向人们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将崭新的汽车开出卖场几个小时后，汽车的价值就会损失那么多，而新车在车场中停放几个月都不会有任何损失呢？
因为信息不对称，购买者缺乏对二手车真正质量的评价，他们只能不断的压低价格，即便是一辆崭新的汽车开到二手车市场，也会大打折扣，最后那些高质量的二手产品不得不退出市场，剩下的柠檬越来越多，最终甚至就连市场也不存在了。
我们身边几乎随处可见这样的柠檬市场。
租过房子得人都有这样体会，为什么屋里的家具总是那么不结实呢？阿克罗夫为我们找到了答案。在租赁市场上，租金的高低取决于面积、位置、室内环境等等，然而家具是否耐用通常短时间内很难察觉，即便房东提供昂贵耐用的家具也无助于提高租金，自然就不愿意在这方面多花钱。同时，租客通常不会真正爱护家具，这更加打消了房东购买耐用家具的热心，最终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就是配有劣质家具的出租屋。
证券市场也是这样的。由于信息高度不对称，投资者难于辨别公司业绩的真假，因此无法分清股市中真正的柠檬和桃子。所以，如果“柠檬公司”开始提供虚假的信息，投资者的信心就会受到严重的挫伤。
正因市场上大量的信息不对称存在，我们不得不求助专家，无论是医生、律师，还是寿险顾问、理财规划师，他们几乎都是依靠强大的信息优势，为我们提供健康、投资、法律方面的信息。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信息时代，这更是个专家时代。但是，有一个问题你考虑过吗？
你真的相信所谓专家吗？
专家有时的行为令我们不得不重新看待这个时代。专家们依靠信息获得收入，但你是否想过这样的问题，他们是真的在为我们服务，还是在谋取自己的利益？这似乎是一个很可怕的问题。更不幸的是，研究人员告诉我们：在信息日益泛滥的今天，几乎所谓的专家都在滥用他们的信息。
房产经纪人掌握所有的信息，房屋的市场存量、最近的销售趋势、最新政策动态，更重要的是他心里有一份潜在买家和卖家的名单，甚至哪位顾客会用什么样的价位他们都一清二楚。因此在二手房交易中，房产经纪人的角色就极为关键了，那么他真的会把你看作他的盟友吗？
假定你委托房产经纪人出售一套价值50万的房产，根据目前的行业规则，经纪人能获得大概5000元的佣金，如果他多花了一个星期帮你卖到了60万，这当然要花费时间、精力等等，但这对你而言没有任何投入，却能增加一笔不小的收入，可他增加的仅仅是1000元，那么他就会在找到第一个可以成交的客户时促成交易，以便有时间完成更多的交易。
这里我还要告诉你的是，几乎所有的专家都握有一件致命武器，那就是：把信息转化为恐惧。
房产经纪人针对买方会宣称“房源紧张，欲购从速”，实际上他们可能很久都没有成交了，而针对卖方，恐吓式的建议似乎更多，他们会经常宣称你的房子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以至于根本卖不掉。
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抗生素能够治疗细菌引起的炎症，可如果使用过量，会产生抗药性，并且会引起其他的副作用。但医生们往往面临这样的选择：给患者抗生素能够加速患者的痊愈，但这会提高患者对抗生素副作用的积累，如果采取其它方式治疗，治疗的周期会变长，而且患者也会对医生失去信心。
医生必须在使用和不使用抗生素中进行抉择，尽管有关卫生部门多次建议，医生只能在病人严重感染时开抗生素药，可最终人们发现，大多数情况下医生还是选择了抗生素，原因很简单，抗生素的副作用并不会立即出现。医生在“利己心”的驱使下做出了对自己有利的选择，为那些并不严重的病人开抗生素，在治疗患者疾病的同时，增加了自己的收入。
请相信，这些并不是我故意危言耸听，也不是经济学家的随意杜撰，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报告证实了经济学家的分析，在美国，每年1.5亿份抗生素处方中，几乎有1/3是不必要的。尽管血管成型手术不能防止心脏病，医生还是会建议患者做血管成型手术。并且，医学研究表明，在出生率下降的地区，医生实施剖腹产的概率要高于那些出生率上升的地区，这说明，当竞争严峻的时候，医生们往往会给病人实施更昂贵的手术。
为此，那些信奉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理想的市场，这是一个公平、透明的医疗自由市场，医生的信息完全公开，人们可以向那些富有经验的医生咨询，而每名医生的收入也会根据他们的医术进行排序，优秀的医生将获得丰厚的回报，而平庸无能之辈将被淘汰出局。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市场，或许医生说假话的情况真的会杜绝。但实际上这样的市场几乎不可能存在，而所谓的医师资格并不足以甄别哪些是真正优秀的医生，患者也没有真正被授予给医生“投票”的权利，妄图通过市场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是经济学家的幻影而已。
保险公司的困境
保险公司似乎面临着更大的困境，他们很有可能面临两类人，第一类感觉到自己身体不好，我们称他们为“柠檬”，另一类是身体比较好的“桃子”。显然柠檬更愿意得到保险，而他们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隐瞒一些自己的情况。
这样保险公司在确定其费率的时候就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必须考虑“桃子”和“柠檬”两种人。如果保费太低，那么很有可能会随着“柠檬”的增加而破产，但是提高保费，那么可能要面对“桃子”退出的风险，而最终会导致保险公司剩下了所有的柠檬，这恐怕是保险公司最不愿意看到的。
有人提出，保险公司能够对投保人进行筛选，比如对待吸烟者和不吸烟者设定不同的健康保险费率，针对建筑物内是否有洒水防火系统而征收不同的费率，但这些都不足以真正改变信息不对称的现状。
不仅如此，保险公司面临更加严峻的情况是，“桃子”还有可能变成“柠檬”，比如，保险公司如果提供自行车保险，结果会怎么样？消费者在没有自行车保险的时候会尽最大可能采取提防行为，比如安装昂贵的车锁，因为这时消费者承担了保护自行车的全部费用。然而，如果消费者能够买到自行车保险，那么他对自行车的重视程度就会大大降低，毕竟自行车一旦失窃，个人只需向保险公司提出报告，然后就能更换一辆新的自行车。
在经济学上，将这种个人将完全没有采用提防行动的激励情况叫做道德风险，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这方面做出杰出的贡献。
1969年，年仅26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1993年他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2001年斯蒂格利茨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获奖感言中，斯蒂格利茨就深刻的体会了经济学与现实的巨大差异，他说：“在非洲生活的日子里，使我深刻地意识到，现有的模型是多么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因此越发意识到必须建立与现实一致的假设和结论来构筑模型。”
斯蒂格利茨为保险公司防范道德风险提出了有切实可行的建议。他提出，保险公司可以通过保费的不同向投保人传递信号，以此对道德风险进行干预。比如，保险公司可以限制保险额度，对每个人都不给足他想要的偿付额，使他们有安装防火装置和采取其它他预防措施的动机。或者可以将全额保险的保费设置非常的高，对于那些通过自身努力降低风险的客户，他们就能够支付较少的保费，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不负责任的客户带来的道德风险。
斯蒂格利茨还将信息不对称市场的研究成果扩展到信贷市场。这里的情况是这样的，银行的利润取决于利率和贷款人的风险，但在所有的贷款人中，只有一部分人的申请能够满足，因此银行希望将贷款提供给那些资质比较好的贷款人，但银行并不知道贷款人究竟柠檬还是桃子，银行担心这里也会最终成为“柠檬市场”。
银行所面对的同样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如何分辨贷款人的风险。为此，斯蒂格利茨收集了大量的贷款人数据并从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结果：当利率升高时，低风险的借款人不愿意借贷了，而高风险的借款人却依旧积极，这大概是因为，那些能够承受高利率的客户说明他们在成功时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因此他们才愿意支付高额的利息。
斯蒂格利茨由此提出建议，银行能够通过利率的变化向贷款人发出信号，也就是说通过利率的调整以甄别贷款人承担风险的能力。但同时如何避免那些低风险的项目被驱逐出信贷市场呢？斯蒂格利茨提出资金配给的办法，在所有的贷款申请中只满足部分申请，这样能满足那些确实需要资金的低风险项目。同时提供一些利率较高的资金，那些愿意承担风险的贷款人将会申请，尽管银行为此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是可以通过高额的利息作为回报。
与斯蒂格利茨同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迈克尔·斯宾塞也做出了类似的工作，他对“桃子”公司给出了建议，认为掌握信息的一方可以用缺乏信息一方所信任的方式传递信息。通常，在一个昂贵的“桃子展厅”中，卖主不希望被几个柠檬而毁坏了荣誉，他们希望买到“桃子”的顾客能够满意地回来，向他们的朋友说这里的“桃子”多么可靠，他希望长期经营下去。相反，“柠檬”的卖主则卖出几个“柠檬”后就要赶快换地方。
斯宾塞提出的建议是，“桃子”的卖主应该多发出可信的信号，展示他们的可靠性，这样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桃子和柠檬的区别。在二手车市场，“桃子公司”的管理者接受了经济学家的建议，这些品牌二手车公司开始向那些“桃子汽车”提供质量担保。而买家一旦选择了“桃子”，他们在略微多支出“担保费”的同时，将获得质量担保、售后服务等多项保证。同时，一些“桃子公司”正尝试着向买车的人提供一定时期的维修保证，以此传递出让购买者放心的信号。
事实上，我们经常也依靠这些信号进行选择，只是不知道其中的道理。身处异地的游客，如果想在附近找一家最好的餐馆，尽管并不知道选哪一家更好，但选择熟悉的品牌通常是比较稳妥的方案，因为餐馆老板不会希望那里变成一家“柠檬餐厅”，当然顾客通常在这样的“桃子餐厅”也会花费不菲。
工资与锦标制
哲学家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而经济学家说，婚姻是一次信息不完全的交易。在这场交易中，交易的双方都有公开的信息比如容貌、职业、学历，也有私人信息，比如个性、气质，显然这些信息是不对称的。和所有交易一样，婚姻也有收益和成本，组成家庭的费用是直接成本，各自放弃单身的自由就是机会成本。组成家庭更多的是带来心理收益，通常来说只有双方都认为收益大于成本才会结婚，否则宁愿当个快乐的单身汉。
进一步，把求婚者比作卖方，接受者比作买方，显然这是个买方市场，因为接受者能够在无数的追求者中进行选择，因此求婚者想要达成“交易”，就要尽可能的展示自己的优点，甚至伪造优点。接受者就必须对这些信息进行过滤，筛选出真实有用的信息。介绍人作为中间人，所传递的信息非常重要，但通常在成人之美心理的驱使下，他们往往会送上促成婚姻的信息。
夫妻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成了婚姻不稳定的基本原因。结婚仅仅是双方缔结合同的过程，而婚后生活就是双方共同履行长期合同的过程，虽然这是个相互独占对方的合约，但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契约也不可能是完全的。那些在结婚前被忽略的信息，往往在婚后常被无限放大。婚后双方都会在不违背契约的情况下发生机会主义行为，太严重了就只好解除契约，这就是离婚。
尽管这种将婚姻赤裸裸的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但至少说明信息经济学能够解释很多生活中的现象。
在2008北京奥运会上博尔特包揽了100米、200米两块金牌，他现在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但全世界的人们都看到了，博尔特并没有全力跑完100米比赛，事实上他的成绩还能更好，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其中的秘密还是信息与激励。因为在这样的赛制中，金牌的获得只取决选手的相对成绩，而与绝对成绩无关。即便是博尔特仅仅领先第二名0.01秒，他一样能够获得冠军和奖金。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博尔特在确定领先的情况下无须冲刺，只要保证与第二名足够的优势就行。经济学家把这种激励方式称作“锦标制”，即根据代理人的绩效排名来奖励代理人。
但是，显然这样的做法与奥林匹克追求的“更高、更快、更强”的理念是冲突的，因为博尔特明明能够跑得更快。事实上，我们身边这样的“锦标制”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投资者在选择基金的时候，真正关心的往往并不是哪只基金的绝对收益率，而只是它在所有基金中的排名情况，因此对于基金经理而言，真正重要的并不是绝对收益率，而是相对其他基金的收益率，因此在一些比较重要的时候，他们惯用的伎俩就是抛售其他基金重仓持有的股票，以此打压别的基金净值，从而提高自己基金的排名。
在企业中“赢者通吃”的局面也是一样，表现最好的员工能够获得奖金或者晋升的机会，但上司对真正努力的员工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他无法在完全了解全部员工之后做出答案，因此绩效奖金只是薪水的一部分。而且面对提升，那些知道无法“获胜”的普通的员工就会早早退出“比赛”，因此这样的制度往往只对两三个人有效。
狡兔死，走狗烹
由于信息不对称，占有信息多的一方就存在不当获利的机会，即凭借自己占有信息的优势来误导、欺骗另一方，使自己获利而使他人受损。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造成大量不该有的经济后果——效率损失。
亚当·斯密曾经这样描述过他的感受说：“这些企业的董事们是他人财产而不是自己财产的管理者，不能期望他们像合伙制企业那样小心谨慎。如同富人家的管家一样，他们倾向于关于一些小的事物，这并非出于对主人声誉的考虑，而是因为他们在这类事情上有更大的处置权。”
现代产业经济学接受了信息经济学的观点，并且认为企业管理实质上是一系列的委托代理关系，股东和董事们把企业交给管理者经营，董事会是委托人，总经理就是代理人，因此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关系转变为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在一些简单的情形下，人们接受了斯宾塞的建议，管理着可以向员工提供下面两种工资方案，以此发出甄别“优秀”员工的信号：
选择一：固定工资较低而计价工资较高的合同；
选择二：固定工资较高而计件工资较低的合同；
测试的结果很明显，能力较强的人会选择第一份合同，而其他人会选择第二份，显然，后一份合约会导致平均工资水平较低，这说明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激励制度会失效。
然而，有些时候信息不对称更加严重，监督信息的缺失可能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道德风险。由于董事会和总经理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董事会聘用了总经理是希望总经理付出劳动和管理才能，使企业赢得最大的利润。但是关于总经理能力的大小、付出劳动的多少、工作努力程度的高低，董事会往往知道得非常有限，而总经理自己最清楚，双方之间产生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董事会怎样才能决定报酬是否值得或者说董事会怎样才能让总经理努力工作呢？这就需要设立适当的激励制度来解决这种问题。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董事会和经理人之间只能是不完全的契约，契约不可能就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做出全面而详细的规定，必然留下可以利用的漏洞，而监督经理人的行为非常困难，这样经理人就可以在不违背契约的情况下，侵害董事会的利益而实现自己的目的，于是就产生了职务之便请客、公务旅游。
在股市中，一些基金经理的表现更加糟糕，他们甚至利用基金建仓选择股票的权利为自己获得老鼠仓。他们的做法是这样的，首先获得基金公司将买入股票的信息，然后先期低价买入这些股票，等到基金重仓持有并使得股价上升后，再迅速的抛售股票获利，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的欺诈行为，现在人们正在着手相关的立法和稽查这样的老鼠仓行为。
在很多行业中，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引起的激励问题，企业常用的办法是通过“期权”激励经理人努力的工作，这种办法是允许经理人在较低的价位购买公司的股票，如果经理人团队的努力，公司取得高额利润回报，由此会带来股票升值，此时经理人的股票期权就会增值。相反，如果公司由于经营不善而出现了股票下跌，那么股票期权就毫无价值了，经理人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失。因此“期权”的激励将经理人的努力与个人未来的收益密切相关，它会鼓励经理人想法设法地提高公司的业绩。
尤金·法马，这为来自波士顿的“金融思想家”提出了开创性的想法——“经理市场竞争”，他认为，完善的经理人市场是约束管理者行为的一种有效机制。因为，在竞争性经理人市场上，经理的市场价值取决于这个经理过去的经营业绩，从长期来看，经理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因此，即使没有企业内部的激励，经理们出于今后职业前途的考虑，以及迫于外部市场的压力，也会同样努力工作，那些试图偷懒或者不努力的经理人将无法在未来获得更好的职位。法马将代理人市场竞争的因素引入委托——代理理论，从而使该理论在结构上有新的发展。
在中华几千年的历史上，周而复始地上演着功臣与皇帝的悲剧，也能够用信息不对称市场进行完美诠释。
在这里，皇帝—功臣之间同样是的委托代理关系，皇帝给功臣们高官厚禄，对他们的要求是勤奋工作，为皇帝效命。而皇帝最关心的是，谁是忠臣？谁会造反？但是在这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格局下，只有大臣们自己知道自己造不造反，皇帝却不知道谁将来会造反。任何一个皇帝来想要确保江山万代，他们就必须绞尽脑汁来找到造反的“忠臣”，究竟该怎么识别呢？
如果根据斯蒂格利茨的建议，皇帝可以发出甄别信号的方式降低信息不对称，这样的建议就如同皇帝向着大臣们宣布：众位大臣，如果你不造反，那么你想要什么条件？事实上，对于真的想叛乱的大臣而言，这的确是一种可笑得做法，因为皇帝的收益实在是太诱惑了，所以每个有机会得人都不会轻言放弃的。并且，在古代的皇权时代并没有什么大臣市场，那么皇帝们该怎么区分大臣们是否忠心呢？
因此，每个开国皇帝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无法从功臣集团中分离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须想尽办法保证自己的儿孙能顺利继承皇位。在不能辨别忠奸时，皇帝们选择了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一个分离信号：有能力造反的和没有能力造反的。对于皇帝来说，只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杀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无造反之力了，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
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面临着同样的信息不对称，这样的困境使他们最后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狡猾的经济学
在斯密开创的正统经济学模型中，暗含了这样的假设，市场的参与者对所有商品的信息了如指掌，价格传递着真实的信号并调整市场达到最优的供求平衡，可是从人们认识柠檬市场开始，这种假设被打破了，真实世界里到处都是不对称的信息，价格并不能真正反映商品的差异，买方和卖方不能做出最有效率的决策，似乎不协调的信息声让市场变得暗淡了。
从消费者的角度，获取的信息越多，越能做出更好的预测，从而减少风险，因而信息是有价值的商品，为了获得信息必须承担费用。有时候人们为了获得信息不得求助于专家，这也早就了今天的专家时代。在市场中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专家并不总是合理地使用他们的信息。
尽管经济学的分析技术会改变，但经济规律不会改变。信息不对称的引入改变了现有的很多结论，但是经济学家重建的模型很好地包容了这些，同时他们提出了卓有成效的解决方案，人们不会再为“柠檬”而付出“桃子”的价钱，那些“桃子公司”也不会为失去顾客而沮丧，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更加可喜的是，经济学家们已经将信息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模型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并且在激励理论、产业组织、机制设计中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十二章 赢者的诅咒
（关于博弈的经济学）
本章导读：
在交通高峰期间，司机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条路线距离较近但容易堵车，另一条路线距离较远但没有太多车，司机该怎么选择呢？两个年轻的骑士，为了心爱的姑娘展开一场男人的决斗，他们各持一把长剑，笔直地冲向对方，谁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对抗的世界里，聪明善良的经济学家们又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武器呢？
“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
——《史记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最好用的脑瓜
《史记》中记载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博弈——田忌赛马。田忌，这位公元前300多年时齐国的将军，接受了孙膑的建议，赢得了与齐威王的赛马，也赢得了这场人类2000多年前的一次静态博弈。
第一个发明博弈论的是伟大的科学家冯·诺依曼，人们常说这位聪明的匈牙利人“拥有世界上最好用的脑瓜”。冯·诺依曼6岁能心算8位数除法，8岁学会微积分，17岁发表第一篇数学论文，23获得布达佩斯大学的数学博士学位。冯·诺依曼不仅为人类发明了计算机，并且在格论、连续几何、理论物理、动力学、连续介质力学、气象计算、原子能和经济学等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而1944年他和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发表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则创立了博弈论。
严格地说，博弈论并不是经济学的分支，更不是经济学家的发明，但是每个经济学家都不得不求助于数学家建立的“博弈帝国”，来解决经济分析面对的种种困境。
在商业领域，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博弈是永恒的。
阿里巴巴与百度是中国互联网企业的两大当红明星，在最初的定位上说，阿里巴巴专注于电子商务平台，而百度是中国搜索引擎第一平台，各自占领一块阵地。
自从阿里巴巴收购雅虎中国之后，双方的恩怨便开始了。首先，阿里巴巴明确表示将进军搜索引擎市场，马云的目标是将雅虎中国打造成中国第一的搜索引擎。与此同时，百度也悄悄地进入了电子商务市场，宣布要建立基于搜索引擎的电子商务平台，进军C2C领域，而这正是阿里巴巴的主营业务，由此正式拉开了面包与酥饼之争。
不过，在一番刀光剑影之后，双方似乎都感受到了杀气，最终这场战争并没有完全爆发。
阿里巴巴和百度都清楚，比拼到最后，那么博弈的核心将是“搜索引擎+电子商务”模式的竞争，博弈获胜的关键是要看谁的产业链整合能力更强，而在中国互联网发展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这样的市场是无法支撑两个公司竞争下去的，这场博弈是不会很快分出胜负的。谁也不可能迅速抢占面包和酥饼市场。
事实上，尽管我们在前面知道竞争、市场、寡头这些描述市场结构的术语，然而在真实的问题研究中，更多的是讨价、还价、威胁、许诺、冲突这样充满“火药味”的语言，这些都成为博弈论的种形式语言，在有关寡头垄断、拍卖、国际贸易等问题的描述中充满了博弈的话题，博弈论也因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然而直到80年代，博弈论才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成为微观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之一，这其中更主要的努力源自另一位更具传奇色彩的经济学家约翰·纳什。
美丽心灵
2002年，一部名为《美丽心灵》的奥斯卡最佳影片风靡全球，该片讲述了美国数学家约翰·纳什的传奇一生，当观众被影片中所表现的爱和美丽心灵所打动的时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园里那个孤独的老人也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
纳什出生于美国一个军人家庭，21岁便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博士学位，据说当他报考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写的推荐信只有一句话：“他是一个天才。”
然而，天才纳什却遭遇了诸多不幸，尽管他在1950年和1951年完成了两篇关于非合作博弈论的重要论文，尽管这两篇文章日后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竞争和市场的看法，但是这个伟大的发现当时却遭到冯·诺依曼的断然否定和爱因斯坦的冷遇，但是骨子里挑战权威、藐视权威的本性，使纳什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就在这时，纳什不幸患上了强迫性精神分裂症，此后精神错乱困扰了他30年。
于是，在普林斯顿校园里，常常有一个衣着怪异的“幽灵”喜欢在黑板上乱写乱画，留下稀奇古怪的信息。这时，母校普林斯顿大学向他张开双臂，特意留出一个闲职让这位昔日的天才有个栖身之地。多年来，纳什的妻子艾利西亚表现出了钢铁般的意志，一直陪伴并照顾他。
最终，上帝也眷顾了这个“怪人”。数十年后，奇迹出现了，纳什终于康复，由“疯子”变回了“天才”。1994年，瑞典皇家学会终于决定把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纳什，却只因为纳什将近半个世纪前写成的那篇只有短短27页的博士论文。当被问及得奖对他的生活有何影响时，纳什只说了一句：“我现在可以去咖啡馆了”。
晚年的纳什依然住在一座普通的房子里，艾利西亚依然照顾着他，而在普林斯顿大学，每天落日的余晖下仍然可见纳什散步的身影。纳什传奇的一生就如同一场人生博弈，半生疯狂的代价获得了暮年的声名。
纳什发表的关于博弈论的研究论文，为现代博弈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第一次证明了非合作博弈及其均衡的存在性，即著名的纳什均衡，从而揭示了博弈均衡与经济均衡的内在联系，他的研究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弈论的基石。
今天，几乎任何一本提到博弈论的书都会讲到“囚徒困境”，并且几乎相同的描述：两名罪犯被警察抓住，谁先坦白将从宽量刑，仅判3个月，而被供出的人将判10年，如果双方都坚持，最后都将无罪释放，但如果都交代，那么就各判5年。
在这种情形下，由于两人被隔离，他们无法串供，每个人都是从利己的目的出发，显然选择坦白交代是最佳策略，因为坦白交代可以期望得到很短的监禁——3个月，但前提是同伙抵赖，这显然要比自己抵赖而同伙坦白要坐10年牢好，最终，两人都选择坦白的策略，这样的结局被称作“纳什均衡”。
生活中充满了囚徒困境。比如，两辆车同时到达交叉路口，他们不可能同时通过路口，否则会撞车，如果两个司机都停车，谁也不通过路口，那么又会带来效率的损失，最可能的结果是一个司机先通过，然后另一个司机再通过。再比如，公司里有一个生产部门和营销部门，生产部门关注的是产品技术问题，而营销部门关注的是顾客的需要，现在要他们在严格的技术和灵活的技术之间做出选择，显然，严格的技术只能用来生产一种产品，但是能够通过规模生产获得规模经济；高灵活性的技术可以及时修改并满足客户的不同需要，但这需要较高的开发成本并导致了较高的价格，结果营销部门倾向于灵活技术的策略，而生产部门则考虑严格技术的方案，最终，企业的管理者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均衡的选择。
“囚徒困境”还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意义，先哲亚当·斯密告诉我们：“通过追求自身利益，人们的行为常常会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但从囚徒困境中我们看到了相反的结果：每个囚徒从利己目的出发，主动坦白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但最终结果既不利己也不利他，人们从利己原则出发做出的选择却没有改善自己的境遇，反而使社会变得更糟。
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都面临着保持贸易自由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两难选择。贸易自由与壁垒问题，也是一个“纳什均衡”。这个均衡是贸易双方采取不合作博弈的策略，结果使双方因贸易战受到损害。X国试图对Y国进行进口贸易限制，比如提高关税，则Y国必然会进行反击，也提高关税，结果谁也没有捞到好处。反之，如X和Y能达成合作性均衡，即从互惠互利的原则出发，双方都减少关税限制，结果大家都能从贸易自由中获得了最大利益，而且全球贸易的总收益也增加了。
有时候“纳什均衡”的受益者可能是其他人。现在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家电价格大战，彩电大战、冰箱大战、空调大战、微波炉大战，在几乎每次战役中，战争进程都是相似的，每个企业不惜一切代价采用降价的策略，而最终的价格是谁都没钱赚，因为博弈各方的利润正好是零。竞争的结果是稳定的，即是一个“纳什均衡”。
优雅的骑士
电影里经常有这样的镜头，两个年轻的骑士，为了心爱的姑娘展开一场男人的决斗，他们各持一把长剑，笔直地冲向对方，第一个眨眼或者转向的人不仅会失去比赛，而且有生命的危险，而如果两个人都没有转向，那么他们最终会撞在一起。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他们沿直线前行，对手将因为惧怕而放弃，但同时如果双方都坚持，那么后果将是一件很疯狂的事情。
这样的博弈会有四种结果：两位骑士都冲向对方，结果双双倒地身亡，这是第一种情形。第二种，双方都选择转向子。第三种结果，骑士甲退了下来，骑士乙获得胜利。第四种结果是，骑士乙退下来，骑士甲胜利。这样的博弈被称作斗鸡博弈，在西方看来，鸡是胆小的象征，斗鸡博弈指在竞争关系中，谁的胆小，谁先失败。
那么，最后的“纳什均衡”究竟会出现在哪一点？按博弈论的说法，斗鸡博弈有两个纳什均衡：“你进我退”或者“你退我进”。在历史中人们早就发现了这样的规律，就如同是毛泽东总结游击战的指导方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通俗的解释是，敌退我不进，会坐失良机；敌进我不退，硬拼也不明智。打得赢不打，是不能敢于胜利的怯懦；而打不赢还不跑，革命的本钱都会赔进去了。
在这样的博弈中，勇猛的一方获胜的概率会高一些。当然，真正赢得博弈的人未必是真正勇猛的人，只需将更加“勇猛”的信息传递到对方即可。那么究竟该怎么传达呢？谁都知道1964年美苏之间的那场核战争的威胁，尽管双方相持了很久，最终仍旧是通过军备控制和裁军谈判来达成均衡。在博弈论专家看来，“威慑战略”就是一种最好的处理方法。
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曾经给战略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他说：“一个战略是一种行动，它能以对一个人自己最有利的方式来影响其他人的选择，影响其他人对这个人行动的预期。采取这样的行动，一个人在限制了自己行为的同时，也限制了竞争对手的行为。”
可怜的大猪
猪圈里有两头猪，一头大猪，一头小猪。猪圈一边有个踏板，每踩一下踏板，在远离踏板的另一端投食口就会落下少量食物。如果有一只猪去踩踏板，另一只猪就会有机会抢先吃到落下来的食物。当小猪踩动踏板时，大猪会在小猪跑到食槽之前刚好吃光所有的食物；若是大猪踩动了踏板，则还有机会在小猪未吃完落下的食物之前跑到食槽，争到另一半残羹。
那么，两只猪各会采取什么策略?
小猪会选择舒舒服服地等在食槽边；而大猪则为一点残羹不知疲倦地奔忙于踏板和食槽之间。在这个例子中，无论大猪是否踩动踏板，不去踩踏板总比踩踏板好。然而，对于大猪而言，明知小猪不会去踩踏板，但是去踩踏板总比不踩强，所以只好亲历亲为了。
在许多行业中，大企业相当于大猪，中小企业相当于小猪。按电钮相当于进行技术创新，所得到的好处就是流出的猪食。大企业生产能力强，资金雄厚，市场营销能力强，因此更加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推出一种新产品以后可以大量生产，迅速占领市场从而获取高额利润。而小企业的最优选择就是等待大企业技术创新之后，跟在大企业之后，抢占市场份额，从这种创新中获得一点利益。
股市中也是如此，机构投资者往往需要对企业有深入的分析才能进行投资，需要耗费大量的成本进行行业分析、企业调研、财务分析，但散户投资者却相反，他们没有能力承担炒作成本，但同时资金量小运用灵活，可以适时选择机会，等着大猪们为自己服务，而操作的关键是找到有大猪的那个食槽，并等到对自己有利的游戏规则形成时再进入。
表面上看来，在这场大猪与小猪的博弈中，小猪似乎占有灵活便捷的优势，大猪则处于劣势，然而事实并非总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大猪有时候也不甘心总让小猪占了便宜。狡猾的大猪有时也会利用小猪的心理，而故意诱骗小猪上当，在这一点人类的真实表现要比教科书写的生动地多。
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个地球上最为神秘的古老家族，控制过这个星球近两个世纪经济命脉，然而这个家族就曾经做过不太光彩的大猪。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和英普联军在比利时的滑铁卢进行决战，这场战役的结果，在当时还无人能做出准确的预测。谁如果事先知道了这个结果，谁就能用情报赚上一大笔钱。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情报组织中有人率先知道了法国战败的消息，他得到的消息比英国政府还早了几个小时，此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时间就开始抛售英国政府的债券，这一举动，立刻传遍了整个伦敦交易所，于是，人们都拼命抛售手里的英国债券，甚至已经顾不上考虑抛售价格。直到英国债券价格跌到谷底时，罗斯柴尔德家族悄悄买进已经跌入谷底的债券，那些跟风抛售的人们此刻全都傻了眼，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在这时，传来了英军大获全胜的捷报，英国的国债价格也开始直线上涨。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在这几个小时之内，获利几百万英镑。据说当时，10万英镑就可以修筑一条铁路了。
特别的拍卖（1）
《圣经》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两个女人抱着一个男婴来到所罗门王跟前，要求他评判到底谁是真的母亲。所罗门王见她们争执不下，便喝令侍卫拿一把剑来，要把孩子劈成两半，一个母亲一半。这时其中一个女人说：“大王，不要杀死孩子。把孩子给她吧，我不和她争了”。所罗门王听了却说：“这个女人才是真的母亲，把孩子给她。”
今天的人们一眼就能分辨出所罗门王的策略，或许那个假母亲不够聪明的，如果她和真母亲说同样的话，所罗门王也会无计可施。随着人们对信息不对称、博弈论认识的深入，经济学家们发现，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本能地会采取撒谎、隐藏或者策略性的行为，做出了一些本性不愿的事情。
因此，经济学家们认为，比博弈策略更重要的是博弈的机制。什么样的机制能够让人们说出真话？我们该构造什么样的博弈形式，使得这个博弈的结果就是社会的目标？
经济学家们首先在拍卖设计中取得突破，并为机制设计贡献了许多精彩的思想。尽管我们多次提到拍卖，但这次我们将对拍卖制度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到今天为止，我们大致所知道的拍卖机制有四种，除了英国式拍卖、荷兰式拍卖还有两种拍卖形式：第一价格拍卖：即“密封”拍卖，每个竟拍人将价格写在封闭的信封里或标书中，其中出价最高的竞拍者将获得商品，并支付标书中的价格。第二价格拍卖，也叫维克瑞拍卖，同上面的拍卖机制唯一的不同在于，竞拍人只要支付第二高的价格即可。
比如，拍卖凡·高的《向日葵》，让每个竞买者把愿意出的最高价格写在纸上，装入信封密封，当公布各竞买者的报价时，出价最高的人得到《向日葵》，但只需支付次高价格。看起来这只是一个微小的改变，但它被证明是理论最优的拍卖机制，因为他会鼓励每个竟拍人都报出自己的真实出价。
维克瑞拍卖真的能让每个竟拍人说出实话吗？这样的机制真的行吗？有人提出了怀疑。
经济学家做出了这样的解释：比如说，一个人对该名画的真实估价为10万，如果说实话，出价10万，而次高报价为9.6万，那么他在买到名画的同时，得到0.4万的净收益；如果他说谎报价9.5万，则他将不能买到名画，净收益为0；如果他夸大名画价值，报价10.5万，其结果将有两种：当次高报价仍为9.6万时，他提高报价显得毫无意义；假如次高报价者也夸大名画价值，报价10.2万，那么他将要损失0.2万元，因为对他而言，效用只有10万元。这意味着说实话的结果比说谎的结果对自己更有利。
因此，理论上说，按照这种办法，每个人的最优选择便是理智地说实话。
毫无疑问，“威克瑞拍卖”的提出者威廉·维克瑞教授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全世界的拍卖行更应该记住他，因为他为拍卖理论做出的贡献无人能比。
维克瑞进一步把拍卖理论推广到多人的差别拍卖中，并首次证明了荷式拍卖与第一价格拍卖是同构的。不仅如此，1976年，维克瑞又把英式拍卖推进了一步，从而形成了完整的拍卖与投标理论。
当然，维克瑞对拍卖市场的研究当然不只是投标、喊价这么简单，而是促进了很多领域的进展，特别是随着人们对信息不对称、机制设计、信用市场等领域的关注，拍卖市场产生的研究成果对我们有了更多得意义。
特别的拍卖（2）
为了表彰维克瑞在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博弈论等方面的贡献，1996年人们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可是天妒英才，这位不幸的老人在得奖后的第三天便离开了我们。
虽然维克瑞已经离开人世，可是关于拍卖的研究并没有结束，事实上，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因为从拍卖市场出现的同时，共谋、欺诈这些欺骗行为总是挥之不去的。所谓“共谋”，专业的说法是，在拍卖中，部分或者全部投标者之间互相协调自己的投标行动，以便在拍卖中获得比各自单独行动时更高的收益的行为。而欺诈就是指竞拍者建立“竞价联盟”以此联合欺骗行为。美国司法部曾经起诉12名古董交易商，因为他们涉嫌竞价联盟。
众所周知，电磁频谱为世界各国政府所拥有的，并且国际上还有专门的法律来管理各个国家之间传送的信号，飞机、雷达、通信电台、手机都必须在一定的频谱范围内。可是当英国政府准备用拍卖的方式出售其某段电磁频谱使用许可证时，就是担心竞拍者的欺骗行为所以迟迟不敢进行。因为在此前澳大利亚的拍卖会上，竞标者就曾经通过所出价格的最后三位数字向其他竟标者发出信息，不要为这个地区的频谱使用许可证进行出价，从而达到合谋的目的。
但是，这一次，英国政府向博弈专家求助，结果，专家们设计的方案没有让骗子们得逞，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博弈论专家肯·宾莫尔为英国3G频谱使用许可证而设计的拍卖就非常成功，共赚了221.48亿英镑。肯·宾莫尔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设计出一个有效的机制，以防止竞投者私底下联合压价，以确保牌照能够找到真正的归宿，并能够获得尽量高的价格。
最终设计的竞拍方案其实也很简单，同样是竞拍人竞相喊出越来越高的价格，唯一不同的是：任何留在房间里的人都必须愿意支付当前最高的报价，而任何放弃竞价的人必须离开房间，并不准再回来。看似简单的机制，蕴含了经济学家无穷的智慧：
首先，每位竞拍者必须直接判断那张牌照值多少钱，通常，他们的经营理念越好，技术成本越低，那么他们将能够赚回更多的钱，当然没有一家公司能够准确地预计他们能赚多少钱。
拍卖开始了，价格依旧开始上升，一旦别人喊出的价格高于自己的估计值时，他就必须退场，显然，那些对自己的商业计划没有信心的人会最先退场。
随后，陆续有人退场，而每次人们都依据自己的估计作出是否出局的决定。
最终，拍卖大获成功。
当然，以博弈论专家为主的拍卖设计小组为这次拍卖进行了非常辛苦的工作，他们不仅理论分析了叫价过程，并且利用电脑模拟拍卖设计方案，尽量消除了流程中的漏洞，确保拍卖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那么，究竟该如何判定一个机制的好坏呢？明尼苏达大学的经济学家里奥尼德·赫维茨提出了机制设计理论框架中的两个核心：一条是激励相容原理，另一条被称作显示性原理。
所谓激励相容，就是机制设计者要把个人追求与整个社会追求结合起来思考。如果有一种制度安排能使得行为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正好与社会实现集体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这一制度安排就可称作“激励相容”。
显示原理则是诱使行为人披露真实私人信息，从而消除信息不对称。说假话的目的是有利可图，而如果设计出合理机制，那么行为人就会用对自己更有利的真话来取代假话。赫维茨经过严格的证明告诉我们，任何一个说假话的机制都可以用一个说真话的机制来取代并获得同样的结果。也就是说，总能找到好的机制使人们说真话。
尽管赫维茨为我们了解机制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不过，时间却和这位老人开了个玩笑，20多年以来，赫维茨一直被提名为经济学诺贝尔奖候选人却始终没有获得。2007年，这位90岁高龄的经济学家终于获得了这份迟到20年的荣誉。评委会在获奖声明中特别指出，赫维茨的理论帮助人们“区别在何种情况下市场机制有效，何种情况下无效”，并且让经济学家们对有效率的交易机制有了更新的认识。
赢者的诅咒
在传统智慧看来，赢得拍卖就是获得最终的胜利。经济学家的研究否定了这种想法，从成本的角度讲，拍卖的胜利者实际上只表明，他们愿意向这块土地支付最高的租金，然而至于能收获多少小麦，拍卖者恐怕自己也不清楚。
拍卖会中获胜的赢家的确还不能笑得太早，因为他们可能在赢得拍卖的同时还会收获意外的收获——“赢者的诅咒”。
打个比方，在一个项目的密封投标拍卖中，投标者只有两人，最高投标者将得到该项目，而每个投标者都是在不知道其他人的投标的情况下，独立做出投标，投标者知道自己对所拍卖项目的估价，但不知道其他人的估价。不过，每个投标者都相信，其他人对该项目的估价在0和1之间均匀分布。这样，这个简单的密封投标就可以看作是一个不完全信息博弈。一般来说，赢得拍卖的人就是那个估价最高的人，如果真的是这样，竞拍的赢者很可能面临这样的诅咒：
要么，投标的价格高于真实的价值，导致赢者出现亏损。
要么，真实的价值高于投标的价格，结果竞标人输掉了这次拍卖会，竞标人大失所望；
但是拍卖会上真实的情形常常是这样的，为了赢得拍卖，你必须积极地出价，其他竞争对手会促使你不断地提高出价，拍卖价格在一浪接一浪的高呼声中水涨船高，随着血压的升高和心跳的加快，“赢者”举起的手变得越来越不理性了，最终那个抑制不住自己情绪的“举手者”成了最后的胜利者，人们往往会为了赢得竞拍而忽略了自己的真实意愿。
经济学家们收集了大量真实的数据，结果人们的表现验证了经济学家的猜想。1996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准备拍卖个人通信服务所使用的频谱，最大投标人Next Wave个人通信公司为63个经营许可证最终胜出，总共支付了62亿美元，但是两年后，该公司发现它无法支付账单时只得申请破产，FCC公司赢得了拍卖，却输掉了市场。
赢得诅咒最多的行业应该是地产行业。1969年美国阿拉斯加北部湾原油出售过程中，赢者的出价是9亿美元，而次高的投标只有3.7亿美元，在26%的案例中，最高价超出了次高价的4倍多，77%的案例中，最高价超过了次高价的2倍。并且，大量数据表明，很多投资者都无法获得预期的利润。
现在，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正试图联合起来，解释这些赢者被诅咒的原因，他们目前的结论是，赢者被诅咒的原因来源于一种认知错觉，即一种精神作用，就如同泡沫产生的原因一样，参加竞拍的人不断的受到价格上升的正向刺激，而他们的举动同样对其他人造成影响，结果诱使其他竞拍人犯系统性的错误。
为了避免赢者的诅咒，经济学家的建议是当出现众多的竞标者时，我们应该更为保守地报价。尽管这看起来有点违背常理，但是这确实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事实上，收购可以看作是只有一个竞拍者的拍卖，人们的表现依旧不怎么样。
很多公司都愿意以超过市场价格相当多的溢价来收购另一家公司，结果当收购完成以后，结果并非股东们想象的那样。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日本人曾号称要买下美国电影象征的好莱坞，可是结果怎么样呢？三菱地所1988年以14亿美元买下的洛克菲勒中心，最终亏损高达880亿日元；松下1990年以61亿美元之巨买到的环球电影公司也在5年后贱卖给了希格拉姆公司；索尼还算幸运，收购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尽管没有贱卖，但由于管理不善，到1994年其账面资产就减值34亿美元。再回想一下，经济学家的建议，我们应该更为保守地报价，这可能是唯一正确的做法。
矛盾的经济学
在博弈论进入经济学之前，经济学的话题始终都是围绕人与价格产生的，消费者通过价格向生产者传递信号，而生产者再把价格信号传递回来。但是博弈论让我们将人与人的行为关系纳入进来。
从更深层面上，囚徒困境的提出是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一种挑战，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个体的自我利益追求最终会增加集体的社会福利，然而按照囚徒困境的结果则恰恰相反，当事人只会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而不考虑社会福利或任何其他对手的利益，但利己的目的带来的结果常常是损人不利己。因此纳什均衡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传统经济学理论通过完全竞争假设，认为市场能够根据价格自然地达到一般均衡的状态，把决策归结为担任简单的最大化问题，而事实上社会活动几乎都涉及策略互动，都需要依靠博弈论来分析。博弈论能帮助我们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思考，选择合理的策略。
机制设计理论可以看作是博弈论和社会选择理论的综合运用，它的巧妙之处在于能够让博弈者说出自己的真实意愿，其意义还在于它不仅能将个人的收益最大化，而且考虑了社会的整体福利最大化，在赫维茨、维克瑞这些大师的努力下，机制设计从理论上将博弈论引入到新制度经济学中，从而推动了整个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这似乎是人们更愿意看到的。
第五部分 市场的困惑
第十三章 共有地的悲剧
把沙漠租给我100年，我能把这里变成花园。
——阿拉伯谚语
（公共的经济学）
本章导读：
为什么学校机房里的电脑会有很多病毒？为什么学校洗手间的水龙头会设置成感应的？新发现的山洞是属于发现山洞的人，还是属于山洞入口处的土地所有者？如果有人愿意出1000万，我们能让他拥有这个山洞吗？
产权的话题是经济学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本章将为你揭开产权神秘的面纱。
“现在，我惟一的动机是出海，尽我所能捕更多的鱼。我没有保护鱼类的动力，因为我留下的鱼正好被下一个家伙捕获。”
——美国罗德岛渔民约翰·索林对《纽约时报》所说
“为什么要伤害鱼类，它是我的退休金。如果没有了龙虾，谁会花35000美元买我的许可证，10年内我的许可证将一文不值。”
——澳大利亚龙虾捕捞者达里尔·斯宾塞对《时代》所说
海狸的命运并非天生
约翰·索林是美国罗德岛的普通渔民，他20多岁开始捕虾的时候，他只要在港口不远的地方捕虾就能维持很好的生计，而现在近海的渔业资源已经枯竭，如果他要完成捕虾任务，他要付出艰辛的努力。然而，在世界的另一端，澳大利亚南岸的林肯港，达里尔·斯宾塞15岁的时候就退学并开始了他的捕虾生活，澳大利亚政府向渔民分配执照，从那时起每个进入这一行业的渔民都需要购买执照，当初斯宾塞花1000美元购买的执照现在的售价已经超过了100万美元，这一政策为渔民们带来丰厚的回报。
索林和斯宾塞事实上并没有区别，他们都不是环保主义者，也不比其它捕捞者聪明，他们做出的决定都来自于获得的激励，好的激励能鼓励人们努力的工作和进步，并维护环境的和谐。
显然这不是最好的经济学，但这是真事的经济学。
海狸，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具有良好的防衰老作用，已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海狸的毛皮可以用来制作高级裘装，海狸的胆、鞭、骨、血制成的药酒等在市场上已成为消费者的抢手货。很明显，在没有确定的产权机制的时候，人们会受到海狸利益的驱使，无论谁都可通过捕杀海狸来获得利益，并且不用支付任何费用，每个猎手都不会考虑这样一个事实：他捕获的海狸越多，其他人所捕获的海狸就会越少。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必然会导致海狸的过度捕捞。
事实上，海狸的命运并非天生如此。
18世纪初，经济学家们研究了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狩猎情况，印第安人的原则是在他们所选择的狩猎地带的树顶上烧一个痕迹来作为标记，因而他们可以互不侵占，一个饥饿的印第安人可以杀掉和吃掉另一个人的海狸，只要留下皮毛和海狸尾就行了。
这说明，当时的印第安人狩猎海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吃肉以及少量的皮毛，人们不需要估价，也不需要考虑他人的影响，因为在丛林中的猎物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然而，紧接着，人们发现捕获海狸不仅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还能够进行贸易，海狸的皮毛能够换回人们想要的东西，这种皮毛贸易事实上加速了海狸的灭亡，狩猎活动的范围也明显加大了，人们也开始更加疯狂的狩猎活动。事实上，大多数人捕杀海狸并非出于自身的需要，正是产权不明晰和交易制度加速了海狸的灭亡。
如果说是贸易和食物导致了海狸和鲸鱼的灭亡，那么鸡呢？
这是一种我们最熟悉的食物了，它味道鲜美，同时也可以自由买卖，但为什么从没有人担心它的消失呢？因为，鸡的产权是私有的。世界上大多数鸡都是有主人的，今天你杀了一只，明天就会有人养10只，人们会用私人手段来保护产权，比如购买防盗门、报警器甚至武器，果农会在自己农场巡视，因此私有产权保护了鸡的存在。
共有地的悲剧
1986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学家哈丁教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公有地的悲剧》的论文。哈丁教授提出在公有的草地上放羊，放牧人因为增加放养的羊会给他个人带来利益而不断增加羊的数量，但草地的饲养容量是一定的，当羊的总数超过整个草地饲养量时，草地最终会荒芜。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对每一个牧羊人来说，增加放养的羊会给他个人带来利益，而增加羊从而导致过度放牧的损失，则是由全体放牧人来承担。这种对公有资源使用的状况，导致了公有的东西总不如私有的让人爱惜，使对共有资源使用的结局有了悲剧性的一面。
还有很多看不见的共有地悲剧。
《郁离子》 是明朝刘伯温所写得一部寓言散文集，其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大意是：瓠里子从吴国返回粤地去，吴相国要派人送他，说：“派的人会自己选择官府的船而过河。”送的人还未到，此时停泊在水中的船有上千只，瓠里子想自己选择一只官船，但不能识别。送的人来了，瓠里子问他说：“有这么多船，怎么选择呢？”那人回答说：“这太容易了，只要看到那破篷断橹而又挂着旧帆的就是官船。”瓠里子按他说的果然找到了官船。
故事尽管简单，但是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经济学道理呢？经济学家为我们做出了深刻的解释。在经济学中，公有产权是指由社会成员共同享受利益的一种产权，与之相对的，私有产权则明确了使用、转移和交换财产的独占权。当人们能够将劳动成果转化为私人财产时，人们就会努力提高自己的技术，更加精明地工作，显然私有产权会鼓励更明智的管理。
产权不明晰也就是“没有产权”或“没有设置产权”，因为不同主体之间产权关系不明晰，意味着谁的权利都没有限制、没有边界，谁都不能确保自己的产权，也就等于没有产权。因此，产权的功能就是通过设置或确立产权的功能，从而减少在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实践着这样的道理，如果你拥有一辆汽车，你肯定会积极地更换机油，定期维修并检查车的内部是否得到很好的保养，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粗心大意，那么你不得不自己面对高额的维修费用，并且将来你卖出的时候还能要个好价钱。
人们确立或设置产权，或者把原来不明晰的产权明晰化，就可以使不同资产的不同产权之间边界确定，使不同的主体对不同的资产有不同的确定权利。这样就会使人们的交往环境得以确定，大家都更能够明白自己和别人的选择空间。其实，设置产权与把原来不明晰产权明晰化都可以归结为一种情况，都是由“没有产权”到“有产权”。
但是人们对产权的保护也常常受我们感觉的影响，由于历史、文化和习惯的问题，很多产权常常被我们忽略。想象一下，你是一个辛苦耕作的农场主，在你劳作了一整年，你的邻居将他的收割机开过来，高兴得挥挥手，然后就收走了全部庄稼，你肯定会暴跳如雷和他拼命。可是如果你是一位音乐家或是艺术家，你的作品随意的被人下载或任意传播，你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呢？
私人产权究竟比共有产权好在哪儿呢？科斯用灯塔为我们解开产权之谜指明了方向。
经济学上的灯塔
在“传统智慧”看来，建造灯塔根本无利可图，除非政府用强迫的办法收税，否则灯塔将会无人建造。这种观点认为，虽然灯塔能够保全船员的生命和货物的安全，但却很难向获得好处的船主收费，因为虽然船主们偷偷地用余光获得了好处，但完全可以“绕开”灯塔，甚至可以谎称自己没有借助灯塔。
很不幸，这一次“传统智慧”又愚弄了我们，最早的灯塔的确是私人建造的。让我们跟随科斯回到灯塔诞生的英国，看看18世纪在那里苍茫的大海上，关于灯塔究竟上演过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不过请相信，这里的跌宕起伏的情节不逊色于《加勒比海盗》。
17世纪以前，英国几乎没有灯塔，即使到18世纪灯塔也并不多见，只有各式各样的航标，比如教堂和尖塔、房屋和树丛，但都不是灯塔。不过到了1820年，英国一共有了46座灯塔，其中大部分是私人建造的，传记作家哈里斯评述说：“灯塔建造者是这一时期投机者的典型代表。他们主要不是出于公共服务的动机。灯塔建造者的最初动机是个人利益，但至少他们能完成建造灯塔的任务。”
当时人们可以从国王那里获得专利权，国王允许他们建造灯塔和向受益于灯塔的船只收取使用费。具体的做法是由船主和货运主递交一份请愿书，声称他们将从灯塔获得极大的好处并愿意支付使用费，经营灯塔和征收使用费的权力由国会通过法令授予个人。不过当时灯塔管理相当的混乱，每个灯塔税率和税额都不相同，征收的原则也不同。船只每经过一座灯塔，要根据船只的大小缴纳使用费。人们甚至刊载有不同航程所要经过的灯塔相应收费标准的名册。
领港公会开始逐渐对灯塔进行管理，这是一种古老的制度，1514年国王颁发了许可证书，赋予领港公会以领港管理权，负责检修设施、提供海事顾问，并且为海员及其家属管理慈善基金。领港公会实行了一项既能保住权力又能保住钱财（甚至可能赚钱）的政策。领港公会申请经营灯塔的专利权，然后向那些愿意自己出资建造灯塔的私人出租，并收取租金。
于是，1759年在灯塔史上写下了最富戏剧性的一章，这就是建造和重建坐落在普利第斯海岸14英里礁石上的伊迪斯通灯塔，私人企业编年史作者塞绍尔·斯迈尔斯写道：“以前，任何一个胆大包天的私人冒险家都不在伊迪斯通礁石上建造灯塔，那里的海面上连石头影子都看不到，连一小块可以站立的地方都没有。”
1696年亨利·温斯坦利与领港公会谈判后达成一项协议：他得头五年的利润，以后50年领港公会分享一半利润。温斯坦利建造的灯塔于1699年完工，然而，1703年的一场大风暴把灯塔冲走了。温斯坦利、灯塔管理员和他手下的一些工作人员都送了命。那时这座灯塔的总造价为8000英镑（全部由温斯坦利负担），收入为4000英镑。政府给予温斯坦利的遗孀200英镑的抚恤金和每年100英镑的养老金。如果灯塔必须由具有公益心的人来建造，那么在伊迪斯通礁石上将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灯塔，不过还是私人利益占据了上风，人们甚至邀请了当时最伟大的工程师约翰·斯米顿用石头建造了整座灯塔。
1836年，在议会的强烈支持下，英国终于颁布法令把英国所有的灯塔授予领港公会，领港公会也开始了购买私人灯塔的行动。这一工作到1842年完成。从那以后，在英国不再有属于私人所有的灯塔了。这其中，购买斯克略斯灯塔花费了445,00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700—1000万美元，用萨缪尔森的话来说，的确有人“靠经营灯塔而发了一笔大财”。
灯塔这种物品引起了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一系列争论，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所以关于灯塔的话题还会继续下去。
私人物品消费的特征是排他性和竞争性。消费者通过购买获得私人物品，生产者提供这类物品有利可图，价格的调节使双方都能达到均衡，这些我们在前面都了解到了。但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不用购买也可以消费，因此公共物品没有市场价格，生产这种物品无利可图，市场就无法提供这类公共物品，这就是庇古所说的市场失灵，即市场机制在解决公共物品时的无能为力。
同样，像国防、基础科学研究这类公共物品是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能缺少的，它们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行和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所以政府必须干预经济，解决灯塔这类公共品问题。
保罗·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说到：“政府提供某些无可替代的公共服务，没有这些服务，社会生活将是不可想象的。它们的性质决定了由私人企业提供是不合适的。”萨缪尔森还列举了国防、国内法律和秩序的维持，以及公正的契约的执行。萨缪尔森指出，公共物品有利于整个社会，作为一种公共事业就不该收费，维持这种公共事业的费用来自税收。
产权经济学家从另一个角度谈论灯塔，产权理论的奠基人，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在1974年发表的《经济学上的灯塔》，根据美国在七灯塔制度的研究反驳了私营灯塔无法收费的观点。他还证明了，即使是灯塔这样的公共物品也可以实现私有化成为私人物品。
或许，下面这个保护动物的例子会让我们更加吃惊。
保护大象的好方法
对于共有地的悲剧，我们已经清楚了，那么该如何保护那些濒临灭绝的鲸鱼和大象呢？
人们采取了各种方法，其中有些确实令我们感到不可思议。在津巴布韦，原本大象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村民们仅仅通过向观看大象的游客收费来获得收入，但是后来，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保护大象的方法，把大象分给村民，并且允许向那些捕杀大象的猎人们收费。
“这太荒唐了，简直太恶心了！”，这几乎成了人们面对这项政策的第一反应。
质疑的声音不断传来，况且，打猎不可能保护大象，因为这会鼓励人们对大象的猎杀，“传统智慧”再一次占据了上风。
可是，经济学家们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并给出了正确的解释。事实上，鸡的存在就是这个道理，人们喜欢吃鸡肉，这就给了另一些人们饲养和照顾鸡的动力，听上去的确有些矛盾，甚至不可理解。津巴布韦的村民们可以从活着的大象身上得到更多的好处，而不是无助地面对死象。
在津巴布韦，人们的行为的确发生了变化，人们更多地关心大象，他们希望大象越多越好，这样就能够向游人们收取更多的费用，于是他们积极地为大象留出生存地带，积极配合警察阻止那些企图偷盗象牙的捕猎者。
可是这个方法，太可怕了，并且，偷猎和捕猎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因为无论如何，结局都是大象被杀死了。经济学家说出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偷猎者会拼命地捕杀他所遇到的每一只动物，可是如果大象的所有权归村子所有，而不是归国家所有，人们保护大象的努力会明显地提高，因为猎杀大象毕竟只是一种短期致富长期崩溃的道路。
在津巴布韦，70年代中期人们开始实行这样的产权分配政策，尽管允许捕猎，可实际上，津巴布韦的大象数量一直在上升，1979年，这里的大象最少的时候仅剩下2万头，5年间减少了70%，然而随着实行新的政策，到1989年，津巴布韦的大象已经有6.8万头，尽管同一时期非洲所有的大象总数都由于偷猎而下降了一半，可唯独津巴布韦的大象在增加，而且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村民，已经用大象赚来的钱修建了学校和医疗站了。
当然，尽管津巴布韦的村民们非常开心，可是，有些环保主义者却无法忍受这种政策，他们认为捕杀是不道德的。也许这样的政策并不完美，可是它让我们在津巴布韦看到了更多的大象。
灌溉权的拍卖
将共有产权变更为私有产权，有助于社会效率的提高，那么究竟该怎么分配才公平合理呢？
新发现的山洞是属于发现山洞的人，还是属于山洞入口处的居民呢？似乎你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属于居民，这体现了公平的原则。进一步，如果发现者在山洞的旁边发现埋有稀世珍宝，那么它属于发现者还是属于周围的居民呢？我想你多半会陷入沉思。更复杂的问题是，如果在山洞里发现了大量的天然气矿藏，而又有一个公司宣布它愿意以1000万的价格买下整个矿山，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分配呢？
经济学家最初绞尽脑汁也没有任何收获，不过天才的弗农史密斯首先在实验中找到了人们在分配产权时的思维习惯。
最简单的实验被称作“最后通牒实验”，假定，A和B分10美元，先由A提出建议10美元中A打算分多少，比如A分8美元，B分2美元，B有可能拒绝，如果B拒绝了这2美元，实验者就会收回10美元，A和B将1分都得不到。从理性的角度说，得到2美元自然比什么都得不到强，所以B应该接受A的建议。这个实验之所以被称作最后通牒，就是说A向B的最后通牒，如果不接受，那么谁都得不到。史密斯分别在学校、市场做了多次相同的实验，结果大多数A实验者都选择了5美元，这充分体现了人们在分配时对公平的渴望。
最有趣的是接下来的实验，这里充分体现了经济学家的智慧。首先，经济学家们让实验者先做了5分钟的智力测验，谁的分数高，产权就归谁，谁拿走这个财产权利，就在后面的实验中扮演A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B会拒绝A提出的方案，他会觉得，产权分配给强者之后，哪怕只分配给B2美元，也比不给强。经济学家发现，最终统计分配的结果，峰值不是出现在5美元，而是出现在4美元，也就是说，智力测验得分高的人觉得自己应该拿大头。就如同人们认为，能力强的人理应获得更多的权利，这与人类最初等级意识是一致的。
更精彩的是第三个实验，首先随机选两个人配对后进行智力测试，获胜的一方获得10美元的分配权，然后他将这个权利到市场上去拍卖一个价格，因为这个权利总共值10美元，所以他会叫价10美元。当然，如果有人购买了这个权利，他就会拥有分配10美元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峰值不是5也不是4，而是2美元。因为A首先花了一笔钱获得了产权，因此他肯定会制定对自己有利的分配方案。但是如果A制的方案太不合理了，比如分给B仅仅1美元的时候，就出现了B拒绝的情况，因此最后的峰值是出现在2美元。史密斯由此得出了重要的结论，产权和交易制度能够消除分配的不合理性。
然而，在真实世界里，产权的分配往往并不是这么简单。因为产权的确立会影响受益者的权利，但由于大家往往会为了各自的利益喋喋不休，下面我们用灌溉权作为例子，看看最初的法律是怎样规定的。英国普通法有过这样的规定，从河中取水应遵循所谓“河岸原则”，也就是说，河岸所有人对其土地上自然流淌的水流有绝对的或较为绝对的优先取用权利。
但在美国西部和西南部，该原则却一变而成为“先占原则”，取水讲究先来后到。两种原则的区别在于，河岸原则允许人们想取多少水就取多少水，先占原则却只允许合理的使用。
并且，关于英国的河岸原则，1882年科罗拉多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书中有过这样的解释：“那里气候很干燥，土壤贫瘠，几乎是不毛之地，因此，人工灌溉对农业是绝对必要的。否认优先占有原则，所有这种财产的大部分价值就被破坏了……我们的结论是，普通法理论上应该让河岸所有人对他土地上自然水道中流淌的水流享有权利——即使他并不对其进行有益的使用也享有，这在科罗拉多州是行不通的。”法官的判决书很清楚，科罗拉多的农业要靠地表径流的灌溉，但在水量有限的情况下，应当保证所有人的灌溉权。
可是如果有更加需要灌溉权的人，可能并不在靠近河流的地方，先占原则就使得些最迫切用水的人直接享有了权利，这样更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那么究竟是该公平还是该鼓励效率呢？
似乎不同的法律给出的回答也不相同。有人说，法律应当使权利落到对他评价最高的人手中。请注意，评价最高并不是说最有钱，而是最能保证所有需要灌溉人的权利，这可能有些晦涩，但更多人觉得，这样的做法不可能，人们从史密斯的第三个实验中受到启发，用拍卖的方式确定灌溉权。
在山东省的滨州市堡集镇，人们对辖区77个自然村的小型水利设施及其灌溉权分别进行“捆绑式”竞标拍卖，各村通过召开竞标拍卖会的形式，确立了各村的专业灌溉队伍和浇地价格。竟标结果是，村民李仙民以每亩收费23元的价格中标。并且，为了确保灌溉质量和小型水利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及时到位，村委会与灌溉专业队签订责任书并收取一定数额的押金，从而使小型水利设施的“责、权、利”明确到89个专业灌溉队，村民们还享有对灌溉结果的监督权，并且还保留了对灌溉所有权变更权利。尽管这样的拍卖或许未必能最终解决问题，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我们带来了希望。
有时，人们无法将公共产品分配给个人的时候，公共产品必须要大家共同支付，这时，该如何保护公共产品呢？
克拉克机制
宿舍里的几个学生想共同购买一个电视，但是有人愿意，有人却不愿意，如果将购买电视的成本平均分配，有人就会提出反对意见，那么究竟该怎么办呢？或许还有人明明想看，但又不愿意出钱，究竟该怎么办呢？
经济学家也曾经设计过一个巧妙的机制，人们通常称作克拉克机制。
假定在一个大学宿舍，宿舍中住了两名学生，大家决定合伙购买一部电视，电视价值2000元。显然两个人对电视的评价是不一样的，我们假设学生Ａ仅仅愿支付600元，而学生B则愿意支付1500元（或许他更愿意看电视，也可能他更有钱）。假定，两个人愿意支付的价格代表了电视对他的效用，那么评价之和2100超过了2000，因此最终效用大于成本，应该购买电视。
将问题再复杂一些，现在房间里有三个人，他们购买的目标是一部3000元的电视。显然，三个人平均分担成本3000，每人必须支付1000，不过，如果这时A、B两个人仅愿意支付500元，而C愿意支付2500元，那么显然说明，A、B会反对购买电视的建议，因为他们的支出超过了他们的效用，但总的决定是购买电视，因为C的效用更大。
克拉克机制巧妙之处就在于，它能避免人们说假话。
克拉克机制的核心思想是：如果某一主体所报告的偏好改变了全体的最终选择，则它必须缴纳一笔金钱，其数额相当于它给其他主体带来的损失。在这样的机制下，你可以说谎，不过那对你没好处，还不如说真话对自己更有利。
具体购买电视的过程很简单，首先让大家都了解克拉克机制的过程，让两个人先报告自己的效用，然后让第三个人报告，三个人报告的各自的效用减去每人必须负担的成本1000，得到每人的净效用，即每人从购买电视得到的净收益，然后把三个净收益加起来，如果是正值，表明从整体来看是有收益的，那么就购买；如果是负数，即说明总成本还抵不上净收益，就决定不购买。
当然，如果有人说了假话，那么必然对他不利。
Ａ和B都属于不太愿意看电视的，我们以A为例，在B、C都说实话的情况下，如果他真实报告了自己的效用500，减去成本后A的净效用为500－1000=－500，此时，假定B、C都说真话，从而净效用之和为－500＋1500=1000，显然Ａ的加入不改变最终的结果，仍然购买电视机。但是，假如A为了表达不购买电视机的意愿而有意说谎，比如说谎报其效用为－1000，这样则其净效用为－2000，此时总效应为－2000+1000=－1000，从而结果变成不购买电视，对Ａ有利。Ａ此时显然损害了Ｂ与Ｃ，因为他改变了B、C两人的决定，因此要对A收取1000元的克拉克税，此时他说真话时只损失－500，而说假话则要支付克拉克税，损失为－1000。
对于C，如果A、B都说了真话，此时总效应为－1000，说明两人是不愿意买的，而C的效应为2500，总的效应改变了原有的结果，因此C将支付A、B1000元克拉克税，假定C为了稳妥起见，称其效用为3000，那么他仍然要支付A、B两人的克拉克税1000元，从而最终需要支付2000元，而所得仍为真实效用2500-2000=500元，并没有增加，因此C也没有说谎的意义。
克拉克机制的思想是缘于人们一种古老的想法，当一个人的行为对别人造成损害时，就应该给被伤害的人一定得补偿，然而这种想法是不是最好呢？别急，精彩的内容还在后面。
悲情的经济学
如果一种资源没有排他性的所有权，就会导致对这种资源的过度使用，人们通常所说的“公有地的悲剧”是指没有人对公共资源负责而导致无效率。本质上说，“公有地的悲剧”也是一种囚徒困境，因为对于每个人而言，努力的捕捞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但对于全体渔民而言，只有当大家都遵守规则时，集体才能获益。
产权经济学的确立让人们认识到共有地悲剧的原因，经济学家从科斯的论文中找到了避免共有地悲剧的办法：如果产权被明晰的界定，且所有的交易成本为零，那么资源的利用效率与谁拥有产权无关。尽管津巴布韦保护大象的方法有些残忍，但那里的大象的确增多了，而且更多的人从灌溉权的拍卖中使获得了利益，产权制度的改变的确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
今天的人们越来越关注资源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逐步认识到自然资源产权的重要性。通过自然资源产权的界定，保障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建立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良性互动的新秩序。
第十四章 一定要弄脏自己的家园吗？
（经济学中的外部性）
本章导读：
美国加州有个地方叫多伦斯，这里到处都是平房和棕榈树，为了减少污染，这里甚至连除草机和加油泵都受到严格管制，但美孚（Mobil）石油公司每天却能够排放900磅有毒瓦斯气，当地人为什么没有提出抗议呢？
人类污染的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历史一样久远。随着经济的发展污染问题越发严重，人们不禁要问：我们一定要弄脏自己的家园吗？
奎河就是个下水道，水黑得跟你的包一样。
——安徽宿州市杨庄乡村民
嘉年华的大嗓门
环球嘉年华源于古埃及的庆祝活动，今天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巡回式移动游乐场，游人们在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声中享受着惊险刺激的大型游戏。
然而2004年，北京环球嘉年华的“大嗓门”却让周围居民夜不能寐。石景山区城建职工住宅院里的刘继春说，嘉年华每天发出的强劲音乐令他们一家心惊肉跳，夜晚游客的尖声惊叫更让他难以入睡。
显然，嘉年华的做法妨碍了周围居民的生活，这38户近200名经历了“心惊肉跳”的居民实在无法忍耐嘉年华的噪声，终于联合起来，开始同环球嘉年华北京投资有限公司进行谈判。
谈判进行得异常艰苦。区政府、环保局、信访办、老山街道居委会、雕塑公园、居民代表以及嘉年华都参加了这项旷日持久的谈判，最终的结果是：按照《国家赔偿法》，嘉年华给每户每月60元补助，两个半月共计150元的适度补偿。嘉年华带来的污染能够明显地感到，因此人们也能够提出赔偿的要求，尽管150元并不足以补偿睡眠，但至少会让嘉年华将这些社会成本考虑在内。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嘉年华给周围居民带来的这种负面影响被称作“外部性”，它表示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
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20世纪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30岁时年轻的庇古接任他的老师马歇尔出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不仅创立了福利经济学成为一代大师，而且开创了研究市场失灵问题的先河。
20世纪初的一天，列车在绿草如茵的英格兰大地上飞驰，车上坐着英国经济学家庇古，他发现列车在田间经过，机车喷出的火花飞到麦穗上，给农民造成了损失，但铁路公司并不用向农民赔偿，于是他开始了思考，最后将这种市场经济无力解决的问题称为“外部性问题”。
按照经济学的解释，“外部性”是指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者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带来的非市场性影响。当然，外部性也有好有坏，比如，养蜂人的蜜蜂为苹果花进行授粉，而果园主以花蜜的形式向养蜂人的蜜蜂提供了食物，人们称之为好的外部性，再比如，公园旁的居民能够获得免费的“景观”就是好的外部性，而公路旁的居民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痛苦，这就是坏的外部性。
有时外部性还有些意想不到的好处。1971年，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和阿尔钦同游日本。他们在高速列车上想起了庇古当年的感慨，于是好奇地询问列车员，铁路附近的农田是否受到列车的损害而减产，列车员的回答着实令人吃了一惊，恰恰相反，飞速驶过的列车把吃稻谷的飞鸟吓走了，农民反而收益，当然铁路公司也不能向农民收“赶鸟费”。可是，好的外部性问题常常被人淡忘，人们记住的常常是那些不好的。
在庇古所处的时代，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产权的概念，只是从习惯的角度出发认为，造成某种损害的一方应受指责，要么通过有效手段减少影响，要么赔偿损失。比如，假定有一工厂排放的烟尘污染了周围5户居民晾晒的衣服，每户由此受损。现在有两个解决方法：
方案一：工厂花150元给工厂烟囱安装除尘器；
方案二：给每一户买1台值50元的烘干机，5户共需250元。
如果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工厂或居民都会自动采取150元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这样最节省，但如果除尘器的价格是1000元，那么企业就会选择方案二，而嘉年华一定也曾经考虑过这两个补偿方案，肯定是因为消除噪声设备十分昂贵才会选择给居民进行补偿的。
经济学家们进一步提出，对那些影响公共环境的污染活动要进行适当的“处罚”，比如向这些企业征收一定的“税”，以此对社会进行补偿，人们把这种税称为“庇古税”。
人们总是对那些能够看得见的事情做出明确的结论，比如，游乐场的大嗓门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因此居民们提出了赔偿的请求，可公路旁的居民们大多选择自己安装隔音玻璃，却很少对“公路”提出索赔，再深一步，每辆行驶在公路上的汽车才是“公路外部性”的元凶，那么他们是不是该补偿那些公路旁的居民呢？
为什么不收“景观税”？
一位房产经纪人说过一个有趣的例子：最初这里有两栋楼，其他条件完全一样，房价因此也完全一样，都是5000元/平米，彼得拥有一套100平米的房子。紧接着，一栋楼的旁边新修了一条公路，显然，嘈杂的车流影响了居民们的生活，彼得决定卖掉房子。由于靠近公路彼得不得不降价卖出，汤姆最终只以4000元/平米的价格买下了房子。不久以后，随着新的规划方案出台，原来的公路被重新规划成了公园，房价迅速上涨，彼得又准备重新搬回来，这次他不得不按照6000元/平米的价格从汤姆手中买回房子。房子还是同样的房子，仅仅是周围环境的改变，彼得损失了20万，而汤姆却能净赚20万。
人们总是对那些坏的外部性进行收税，但是如果政府决定在小区楼下建一座公园，那么也应该对能看到公园的居民收取“观赏税”，因为公园的修建增加了他们的景观，甚至提高了他们的资产价值，但是，彼得的损失谁来补偿呢？
为什么公路、机场带来的损失很少有人计较，而政府也不会对花园边的房子收“景观税”呢？
像机场、公路这样涉及公共利益的企业，通常其权利都是由政府颁发的，机场的建造是法律准许的。飞机起降发出的噪声、汽车的隆隆声以及由此造成的震动、烟雾、灰烬、烟尘等等附近的居住者带来的伤害和不便，都是正常的和必然的结果。
似乎我们都以为这样的情形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在美国的亚特兰大市，有人向机场提出了起诉，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记录这样一个例子：克西先生在亚特兰大市买了地并盖了一幢房子，几年以后，该市在靠近克西的地产处建造了机场，克西抱怨说，“在机场建造前，他的房地产是宁静之地，适合住家，但建机场后，灰尘、噪声、飞机的低空飞行使得他的土地不宜居住了”。
然而法官则认为亚特兰大市已明确得到建造机场的授权，航运被认为是一种合法的行业，并且是影响公共利益的企业，因此使用机场的人都享有市政当局授权的保护和豁免。因为法官参考了过去的案例，在“乔治亚铁路和银行公司诉马德克斯”案中曾经的一段话让我们知道了真正的答案：
“所建的铁路终点站的调车场是经法定机构授权的，如果建造和使用方法得当，就不能判定它构成妨害。因此，从火车头发出的噪声、汽车的隆隆声以及由此造成的震动、烟雾、灰烬、烟尘等等给调车场附近的居住者带来的伤害和不便，都是正常的和必然的结果。而且，适当的使用和经营该车场也不是妨害，只不过是所授特许权的必然伴随物。”
我亲爱的朋友，现在明白了吧，当时的法律认为，为了公众的便利，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必须忍受机场所产生的噪声与灰尘。事实上，长久以来，人们对噪声、烟尘这样的污染都是惯性思维所决定的。
当然，最终人们在科斯的帮助下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位终身都没有离开法学院的教师，以法学家的态度分析财产法案例，他回答了经济学自身无法透视的问题。科斯究竟是如何回答得呢？请不要着急，先看下面这个故事。
把糖果制造商赶走
产权理论的奠基人科斯曾经举过一个著名的案例——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在英国伦敦的威格莫尔街，有一家糖果制造商的工厂，起先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不久，搬来了一位医生邻居，开始的时候，糖果制造商的机器也没有对医生造成损害。
但此后医生在紧挨制造商车间的地方建了一间诊所，并引进了先进的诊疗设备，他发现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发出的噪声和震动使他难以使用他的新设备，尤其是噪声妨碍了医生用听诊器检查病人的肺部疾病，于是矛盾开始了。
随即，医生便提出诉讼，要求糖果制造商停止使用机器，而法院爽快地发出了医生所要求的禁令，判决确定了医生享有不让糖果制造商使用机器的权利。
但很快人们发现，这是一项草率的宣判。
起初糖果制造商并没有损害到医生的利益，而随着医生采用新的设备，制造商却不得不承受停产的后果，糖果制造商因为邻居的新设备而不得不关门，这似乎是个可笑的结论。
科斯认为，矛盾的解决应该由双方协商决定，除了上面的解决方案，糖果商还可以对医生进行补偿，如果制造商答应支付给医生一笔钱，且其数目大于医生将诊所迁至成本较高或较不方便的地段所带来的损失，或超过医生减少在此地看病所带来的损失，医生也许会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允许制造商的机器继续运转。
进一步，我们假设，如果法院的判决是制造商胜诉，那么制造商将有权继续使用有噪声和震动的机器而不必支付给医生任何赔偿费。于是，情况倒过来，医生将不得不付钱给制造商以求他停止使用机器，如果医生在机器继续使用时减少的收入大于他付给制造商的费用，那么显然在由医生付钱以使制造商停止使用机器方面就大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似乎，事情好像越来越复杂，而整个问题的实质还是很简单，甲给乙造成了损害，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不得不怀疑“庇古税”，因为这是一种简单的决定：制止甲，或者甲赔偿乙，简单的方法遮住了我们的眼睛。然而，在科斯的帮助下，我们发现外部性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甲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而纵容甲的做法也会继续伤害乙，因此我们必须做出决定：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
按照“庇古税”理论，如果甲的经济活动对乙产生负的外部性，那么就应该由甲对乙进行补偿，而科斯指出了“庇古税”的不足，他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外部性往往不是一方侵害另一方的单向问题，而是具有相互性，并且，避免乙的利益受到损失的同时也会对甲的利益造成损害。真正的问题在于判断究竟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
科斯定理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从社会总体成本与福利的角度避免较严重的损失。
我们从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入手，假设房间里只有两个人：一个吸烟者，一个不吸烟者，他们就是否允许在房间吸烟发生冲突，庇古的做法是，对吸烟者进行征税，来补偿不吸烟者，而科斯的办法是将空气的使用权授予某个人。
如果一个人被视为某件商品的自然所有者，那么其他人希望获得机会，就必须购买。当权力授予了吸烟者，他有权决定是否吸烟，如果新鲜空气对不吸烟者的价值超过了吸烟者的价值，那么不吸烟者就会提供足够的钱用来补偿吸烟者的损失。当权力授予了不吸烟者，吸烟者就必须对吸烟带来的“快感”进行评估，而不吸烟者就会补偿对不吸烟者带来的损失，或者放弃这项权利。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有些荒唐的例子，但却能很好地帮助我们认识外部性的核心问题。
进一步，科斯指出，如果产权明晰，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都可以实现社会成本的最小化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让我们回顾一下交易成本的内容，并默默思索一下上面的这句话，因为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用了半个世纪才真正理解它。
我们可以这样直观地理解，因为甲和乙可以通过自愿协商实现资源配置的最大化，交易双方就可以通过自愿协商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并且交易成本为零就是说居民和嘉年华的谈判没有成本，那么最终的补偿结果将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节，因此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庇古税”没有存在的必要。
G·斯蒂格勒将科斯的思想，总结归纳为科斯定理：只要明确地规定法定所有权，并且可以自由交换，若果所有权的交易成本为零，那么，不论所有权在开始如何分配，市场机制所导致的均衡状态符合最有效率状态。
科斯定理最大的贡献在于改变了人们的惯性思维。
人们总是认为，应该对造成损害的一方进行处罚，然而，事实上，每一方都可以采取措施。科斯定理认为，外部影响之所以导致资源配置失当是由于产权不明确，如果产权明确，且得到充分保障，有些外部影响就不会发生。比如，农民可以停止在铁轨边种植和堆积农作物，而铁路部门也可以装置防火星设施或减少火车出车次数。如果农民有权指挥铁路部门，直到不溅火星才允许铁路通车，那么，火星就几乎不会引起什么火灾损失。反过来，如果铁路部门不受惩罚地营运，那么，就会引起大量的火灾损失。
但交易成本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就如同任何一项交易都需要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一样，外部性的交易更是如此，为了使双方都能接受最终的结果，必然会产生高昂的交易成本，甚至导致交易无法完成。事实上，如果交易成本高昂，即使产权明确，市场仍无法解决外部性问题。
农民有权使保护自己的庄稼，因此铁路为了运营必须克服火星带来的危害，显然铁路部门如果不溅出火星将承担更大的损失，那么，农民向铁路部门出售溅出火星的权力会使双方得益。同样，在嘉年华的例子中，因为这样的公关环境并没有明确的产权划分，因此必须通过谈判的方式进行。而嘉年华的经营者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关闭嘉年华游乐场，要么给与周围居民补偿，当获得的收益小于补偿给居民的损失时，营业就会停止，而居民们相当于出售了自己被损害的权利。
科斯进一步认为，如果明晰了产权且交易成本为零，产权无论给谁，资源配置都会在同一点达到均衡，如果交易成本为正，不同的产权界定会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在美国加州有个叫多伦斯的地方，这里到处都是平房和棕榈树。为了减少污染，甚至连当地人使用的除草机和加油泵都受到严格管制，但美孚（Mobil）石油公司每天却能够排放900磅有毒瓦斯气，当地人为什么没有提出抗议呢？事实上，在美孚公司到来之前，通用汽车公司曾经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工厂，他们排放的污染要比美孚炼油厂多得多，而通用公司1985年关闭这家工厂时，它在向政府出售财产的时候，也出售了它的“排放许可证”，美孚的炼油厂当时以3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这张“许可证”，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效地减少了污染的排放。
多伦斯的居民掌握有被污染的权力，因而他们能够以3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美孚石油公司，并愿意被污染。同样的，如果石景山区的居民们掌握了甘愿被噪声损害的权力，那么这场和嘉年华的谈判要重新开始了。
科斯真正伟大的地方在于，他提出的的观点改变了人们的认识习惯，如果科斯定理对“庇古税”的质疑引发了人们对传统习惯的否定，那么科斯对产权的阐述则更加改变了人们观察问题的视角。科斯定理说明，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干预的充要条件，同时政府干预也不是治理市场失灵问题的唯一办法，“庇古税”只是政府解决市场失灵的具体措施之一，而更重要的是，科斯定理告诉人们产权明晰的重要意义以及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
当然，科斯定理并不是完全否定庇古的理论，而是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立场上对庇古理论进行的扬弃，从而使人们对市场在解决外部性问题时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京都议定书
几乎人人都在抱怨北京的空气质量，下面这些都是真实的数字：在英国，因为汽车尾气污染，每年约有7000人过早死去；在美国，由于柴油机等源头排放的颗粒物质，有1.5万人过早死去；在中国，由于水质变差，许多地方的土壤中铅、砷、镉等含量过高，种出来的蔬菜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使得呼吸道疾病已经成为北京的第四大杀手。
人们希望所有的国家能够制定一个共同的标准，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最初，人们对所有的国家设定统一的标准，无论排放多少都降低同样的比例。这样的做法显然极不公平，发达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已经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但由此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的恶果却由所有国家承担；对于那些发展中国家，它们也有发展经济的权利，不能因减排而剥夺它们的发展权利。因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如何界定减排责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过程。
事实就是最好的答案。2005年2月16日，经过不懈的努力，旨在抑制全球变暖的世界性环境法案——《京都议定书》终于生效了，它规定了发达国家的减排任务。然而，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其占全球3%－4%的人口排放了25%以上的二氧化碳，却退出了《京都议定书》，这对于减缓全球变暖的努力而言无疑是沉重一击。
不过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京都议定书》的达成就如同建立要求所有同学达成一个削减学习时间的联盟一样，最终会以失败而告终。当然，用产权和交易成本可以做出更加清晰的解释：首先，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不可能明晰，空气是一种流动性很强的气体，排放方便，很难界定排放的主体。其次，即使理论上界定了排放权，其执行的交易成本不菲，虽然各个国家规定了减排任务，即使理论上界定了各国的排放权利，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环境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使得我们无法具体地进行处罚。
虽然不能对别的国家进行限制，但是对企业的排放进行限制却是切实可行的做法，尽管这样的结果是，每个企业都竭尽可能仅处于刚好低于污染线的要求，但这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减小排放的目的。
汽车的使用大大方便了我们的出行，然而尾气的排放会带来环境的污染，似乎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汽车带来的空气质量的下降，为此人们提出限制对汽车的使用，最初的做法是，无论什么样的汽车，每年征收同样的费用。
可这样做的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经济学家蒂姆·哈福德惊奇地发现，这样做的结果非但没有鼓励人们少用车，反而会鼓励人们更加频繁地使用，他曾经用自助餐厅的例子为我们给出了有趣的解释：如果使用固定的汽车使用税，每位司机也会像自助餐厅的暴饮暴食者一样，在出发号吹响之后就开足马力进发，原因是他们并不担负实际的费用，每一脚油门并不会增加新的成本，因此在一次性交了一大笔钱之后，就可以开始“免费之旅”。
自助餐厅的定价策略给我们很大的提示，如果我们对每位客人的鸡翅单独计价，那么人们就会根据需要购买鸡翅，浪费的现象自然会消失，如果根据每辆汽车的排放量，进行缴费，这样就能激励每位司机节省用车，那么就能达到减少排放的目的。
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确实有效，通过每年检查汽车的里程数，并以此估算排污量并进行收费，这样的方法的确能够保证人们面对的是污染所造成的真实费用，并鼓励他们对社会的污染量承担责任。
征税的实质是对“违规行为”进行罚款，通过增加成本的方式来鼓励人们“约束”自己的行为。似乎这样的做法还有些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那些排量比较小的汽车获得了人们更多的青睐，并且，汽车制造商们受到鼓励去开发混合动力车或者不需要燃油的汽车。
拍卖污染许可证
1968年，一个名叫戴尔斯的美国人首先提出了这种奇特的概念——污染权。
假定政府作为社会的代表及环境资源的拥有者，把排放一定污染物的权力像股票一样出卖给出价最高的竞买者，这样就能够建立一个特殊的市场。经济学家称，排污权交易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内，在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过允许排放量的前提下，政府将排污权有偿出让给排污者，并允许排污权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内部各污染源之间通过货币交换的方式相互调剂排污量，从而达到减少排污量、保护环境的目的。
发放许可证的目的在于，污染者可以从政府手中购买这种权力，也可以向拥有污染权的污染者购买，污染者相互之间可以出售或转让污染权。通过污染权交易，有助于形成污染水平低、生产效率高的合理经济格局，同时也避免了征收排污费制度中所存在的一些缺陷，保证排污费超过减少排放的极限成本，最终促使环境质量随经济增长而不断改善。
然而，尽管美国1990年颁布了《空气洁净法》，这种希望通过私人协议自发产生的市场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事实上，如果许可证的定价过低，会有很多投机分子溜进来以赚取利益，而且也容易形成“寻租市场”，然而如果定价过高，那么就失去它的意义。
从2001年开始，中国开始在企业之间推动排污权交易制度，2003年出台的《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规定，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单位或个体户，应当按规定缴纳排污费，此即“付费即排污”的污染控制办法。一些排污企业为了片面追求利润，宁愿缴纳排污费。另一方面，由于90%的排污费可作为地方财政收入，一些地方还存在政府默许排污的现象。
排污权交易制度是政府将排污权有偿出让给排污者，排污者购买到排污权后，可在二级市场上进行排污权买入或卖出。区域内排污总量一旦确定，排污权就成了稀缺资源，有限的排污权必然带来价格不菲的交易，企业在利益驱动下，自然会珍惜有限的排污权，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排污权交易制度真正意义在于将政府对环境的治理方式，由行政方式转变为市场方式。这似乎代表了一个美好的愿望：政府只通过排污权的买进和卖出，掌握排污总量，而不再干涉企业具体技术细节和治理安排，从而有效简化管理过程，提高效率节省成本。
理想的理论未必能带来理想的现实。实际的情况是，尽管2007年11月，国内首个排污权交易平台——浙江省嘉兴市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揭牌成立，但至今却未能有效建立起来，排污权交易在实践中遇到了来自行政、企业、法律、环保观念等许多方面的阻力。人们所要建立的不只是符合理论要求的市场，还必须建立中国国情相融合的体系，这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更是要全社会共同努力面对的问题。
无论怎样，在人们的努力下，梦想正在照进现实。
现实的经济学
喷雾器的使用会破坏臭氧层，过度的捕捞会造成鲸鱼的灭亡，过度的砍伐会造成沙漠化，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所有权没有得到很好的界定，因此上述活动无法达到最优化，每个人按照自身的利益独立选择其行动，这与总体利益并不一致，有利于个体的行动未必有利于其他人，因此每个人所获得的剩余利润与总剩余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原因在于个人的决策不仅影响自身的收益，也影响其他人。
我们在测量一家企业对社会的价值时，通常看不到它所产生的噪音、拥塞以及其它各种麻烦。事实上，企业所获得的净收入很难全面反映该企业对社会福利的正面贡献和负面影响，因此企业管理者往往得不到正确的激励，因此无法采用最有效的手段降低对环境的损害，而污染权制度的改变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科斯之前的经济学家都将经济运行的过程作为思考的核心问题，而科斯则深刻地注意到经济运行背后的财产权利结构，他的产权理论发端于对制度涵义的界定，通过对产权的定义，对由此产生的成本及收益的论述，从法律和经济的双重角度阐明了产权理论的基本内涵。这位产权理论的创始人，他用一生的时间为我们解答了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他用产权制度剖析了经济运行规律。
科斯以法学家的态度分析财产法案例，但又以微观经济学理论来指导这一分析，他的研究证明，习惯法的经济学分析取得了丰硕成果。关于科斯的产权理论对社会的影响，我们可以用一句精辟的谚语来形容：把沙漠租给我100年，我能把这里变成花园。
第六部分 有更完美的规则吗？
第十五章 制度是个好东西
（制度中的经济学）
本章导读：
怀特尼发明了高效的轧棉机并申请了专利，结果却因此差点破产，专利制度为什么没有保护他的利益？反垄断法究竟是好是坏，它真能制止垄断行为的发生吗？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究竟哪条是通往奴役之路？现代社会中，竟然还存有奴隶制度，你相信这可能吗？
本章将为你揭开一个个关于制度的谜局，看看市场和制度，究竟谁的力量更大？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
——道格拉斯·塞西尔·诺斯
人类最古老的制度
1624年，英国颁布的《独占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专利法，专利和发明制度使得人们能够从自己的发明成果中得到巨大的经济回报，这就激励了人们以更大的热忱去投入发明创造中。
在“传统智慧”的眼光中，专利制度是这样的：在专利的申请和保护的过程中，相当于发明者与“社会”达成了购买秘密的合同，这样，社会就能够使用该秘密，作为回报，企业通过制定具有垄断利润的价格获取利润。这个看似完美的制度，在经济学家看来却几乎可以被摒弃。
首先，经济学家指出，专利制度是一项侵犯财产权的制度，比方说，如果有人凑巧在专利人后独立发明了这个“点子”，那么他将无法保护自己的权利，因为专利制度宣布最先发明的人可以“侵占”他的权利。
其次，“专利制度能够保护发明人的利益”，这一点也受到了经济学家的质疑。大多数人通常认为，如果没有专利制度，就没有人保护发明人的权利，那么就不会有类似蒸汽机、医药的发明，因此他们提出，在诸如化学试剂、制药这样的行业中，新产品开发成本极高，完成这种发明很昂贵，但复制却很廉价，因此发明制度保护了发明者的权利，发明者能够利用专利授予的垄断权，通过市场行为获得补助。
这看起来似乎成立，可是，获得专利权并不意味着获得利润。18世纪后期，美国的纺织厂蓬勃发展，但棉花的供应市场不充足，因此必须找到一种廉价的方法将棉籽从棉花中提出来。于是伊利·怀特尼发明了轧棉机来完成这项任务，他做了发明者应该做的事：申请了专利并于1794年获得了专利权。后来他找到了一个合作伙伴集资生产能够提出棉籽的机器，他们生产的轧棉机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奇迹，为美国南部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然而怀特尼却获利很少。
这是为什么呢？问题就在于怀特尼的机器非常有效但却非常简单。棉花种植者很容易进行仿制，而同时又进行了一些细微的改变，因此当怀特尼起诉时，法庭都认为他的专利并没有受到侵犯，最终，卡罗莱纳州、田纳西州、乔治亚州同意支付一笔费用来购买怀特尼的专利权。但这笔钱只够弥补怀特尼合伙人的费用。
怀特尼毕生都在从事发明，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申请其他发明专利。他曾经这样写道：“虽然一项发明可能很有价值，但它对于其他发明者而言可能毫无价值。”当然，怀特尼的经历非常罕见。但是，发明者卷入昂贵的法律诉讼在今天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而且甚至很多著名的公司都在侵犯他人的专利，例如，苹果公司控告微软公司，宝丽来控告可达公司。
也许，可口可乐公司的例子是对专利制度最严酷最无情的打击。1886年，世界上第一瓶可口可乐诞生于美国，距今已有113年的历史，并以其不可抗拒的魅力征服了全世界数以亿计的消费者，可事实上，可口可乐的配方至今都不受法律保护，因为这个配方从未申请过专利，而是作为商业秘密被保护起来。因为在可口可乐公司看来，申请专利就意味着披露新产品和新工艺的细节，而这些信息可能是竞争对手更为关注的，因此，可口可乐公司宁愿选择用商业秘密的方式保护配方。类似的，有很多合金锻造工艺和制药配方都没有申请专利，原因与可口可乐公司一样。但这种方式也存在着很高的风险，如果有人也碰巧做出了类似的发明，并抢先宣布拥有这项专利，那么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就面临着侵权的危险。
还有一个问题也困扰着专利制度的制定者，既然专利制度能够保护发明人的权利，那么为什么还要对专利期限有要求呢？
美国国会授予“作者和发明者享有对其作品和发明权的专有权”的时间通常为17年，在此期间，未经持有者许可，其他生产者不能生产同一种产品，甚至不能使用这项发明成果。就如同其他垄断行为一样，专利持有人具有制定垄断价格的能力，这实际上是通过提高市场价格来获取个人利益，必然带来社会效率的损失，因而，专利期限的设计是困扰经济学家很久的问题。
专利期限越长，发明者从中得到的收益就越大，因此越能激励他们进行研究和开发投资。但是允许这种垄断的时间越长，造成额外的损失就越多。所以，专利期限长的收益是鼓励创新，而成本是鼓励垄断，最佳的专利期限是使这两个相互冲突的结果达到平衡的期限。耶鲁大学的威廉·诺德豪斯研究过确定最佳期限的问题，他发现17年的专利期限大约有90%的效率，就是说，它能获得最大可能的消费者剩余的90%，当然这样的数据我们就无从验证了。
究竟保护谁的利益？
专利制度保护了发明人的利益，“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关税制度保护了幼稚产业的利益，“侵害”了本国消费者的利益。似乎所有制度的结果都是保护一部分的利益，侵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制度总是一种不完全的契约，他只能在权衡中做出选择，只能保护一部分人的利益。
那么究竟保护谁的利益呢？让我们从熟悉的几个制度看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