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是稳定的。经济学家们先后引入了卖空、交易费用、涨跌停限制等机制，并让试验参与人自己支付现金来进行证券买卖，甚至引入了交易中的资本所得税等，但这些努力都付之东流了，实验结果显示上述这些因素无法显著地抑制泡沫的出现，泡沫是稳定的。
人们很难判断拐点。在实验中，参与人还被要求在每个交易阶段结束时预测下个阶段市场的平均价格，对参与人平均预测结果的分析显示，预测值偏离了市场价格，并且滞后于价格的变化，参与人普遍没有预测到价格变化的拐点。
经验有助于降低泡沫。让参与者们重复参加实验，结果显示随着交易者经验的积累，价格泡沫会慢慢减少。实际上，在每次的股市泡沫中，老股民总是能够获利，新股民通常承担了大量的学费。
事实上，史密斯的实验揭示了市场经济一个重要的特征。市场交易是一个分散决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背后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充分地利用他所观察到的信息，通过自由交换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他可以从中得到回报，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每个人都不可能做出对市场最理性的判断，因此单独的决策导致泡沫也几乎是必然的，正是由于共同信息不足以导致泡沫的形成，那么拥有众多交易者的股票市场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股票市场究竟是好是坏？这似乎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有人说，在股票市场上，公司得到了他们扩张的资本，人们买卖股票赚了钱，但这只能说明人们能从股票市场获得资本，而获取资本的途径有很多种，为什么非要选取股票市场呢？
事实上，人们选择股票市场的真正原因在于，股市是人们目前所知的效率最高的市场机制，它能够在第一时间准确地提供资本的价格信号，让投资人准确计算出其盈亏结果，这也是股票市场的魅力所在。
在其他任何市场里，均衡价格往往很难发现，一个再精明的消费者也无法说出任何一件商品真实的价格，无论在汽车市场、玩具市场，消费者都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均衡价格，而在股票市场则不用，任何时候，每种股票的均衡价格都是公开的，这种迅速、准确、一致的价格机制为投资人提供了迅速准确的信息。
1965年，26岁的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马，发表了《股票市场价格行为》的论文，这位富有创见的金融思想家提出了股价的随机游走理论和股票市场的有效假说，并以此证明了泡沫的存在。法马的研究向人们传达了泡沫形成的过程。在一个有效的市场里，有很多聪明人，这些人能够迅速地利用价格信息并进行交易，法马称其为“理智的最大利润追求者”，正是在这些“聪明人”的共同努力下，导致股票价格快速上涨或下跌，也就是说，当普通的人们还来不及去获利时，价格就已经变化了，这就是泡沫产生的源泉。
当然，如果说股票市场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市场，那么有些人提出了更加高效的市场——赌场。赌场中每笔资产都有一个明确的重点，在赌局结束的时候，资产分配的结果就确定了，这是赌场的最大优点。而股票市场却不具备这样的特点，由于股票是无限期的，他的价值既取决于未来现金的流量，也取决于人们愿意支付的价格。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或许赌场是更为有效的市场，它的这种快速简便、重复反馈的特点使它更容易为人们所掌握。当然，关于赌博、彩金、赛马这样的内容，这里不便深入展开了。
平衡的经济学
亚当·斯密，这位公认的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他的《国富论》开启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深深地影响了后世整个经济学的发展。斯密用演化的动态方法深刻的揭示了经济增长的秘密，他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价格机制，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人们不需要知道某种产品的详细的生产情况，不需要知道需求者对该产品的喜好程度，也不需要知道这种产品的原材料的稀缺程度，因为所有这些信息都在价格中传递了。在这位苏格兰爵士以后的两个世纪中，经济学家们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将他的描述理论化，并弥补其中的缺陷。
另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瓦尔拉斯，用微积分方程式的理论构建了一般均衡，并以此证明了那只“看不见的手”是存在的，并使得经济理性主义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尽管瓦尔拉斯对均衡的证明并不完美，但是他凭借敏锐的数学直觉建立的一般均衡理论无疑是极具影响力的，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体系的蓝图，而不只是局限于统计工具。
在史密斯的实验中，人们惊喜地发现实现均衡的速度要比人们的预期快得多。人们对股票市场的热衷也是因为这里是最有效率的市场，但如果价值传递的速度过快就会发生泡沫，可如果人为的阻拦价值传递，就会带来人们判断的扭曲，影响均衡的实现。
第六章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关于创新的经济学）
爱迪生是通用电气的创始人，可通用电气差点因为他而倒闭，是谁让通用电气重建辉煌的呢？当年格鲁夫因为放弃赚钱的内存生意，而得到Intel公司所有中层的一致反对，他何以坚持下来呢？究竟什么是企业家？企业家的职责又是什么呢？
本章是为那些希望成为企业家的人而准备的，将为你讲述经济学家们如何看待经营、管理和创新这些概念的。
我要做有意义的冒险，我要梦想，我要创造，我要失败，我也要成功！
——美国《企业家》杂志每期扉页中的文字
很多青少年都有自己的明星梦，但从统计意义上讲，一个处于学员时期的演员，能够成名的概率不会比六合彩中奖概率高。但为了获得那少之又少的机会，无数人仍然愿意苦苦等待。是为什么呢？经济学家说，这是因为沉没成本。因为一旦选择了演艺的道路，那么意味着已经放弃了很多其他选择。
风险
经济学家认为，仅仅增加报警措施对防范盗窃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小偷也会提高技术能力，再加固的防盗门只能拖延他们的脚步，并不能把他们挡在门外。经济学家给出了一些比较另类的建议，增加小偷的对风险成本的判断，比如，把这样的字条贴在门上或箱子上，小偷也许会做出令我们满意的选择：
提醒一：屋子里面刚喷过杀虫剂，还没有清除，请不要进去，亲爱的父亲。
提醒二：箱子内有危险化学物品，请小心！
事实上，即使再笨的小偷也明白，必须在风险中保存自己，他们是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偷这些东西的。
生活中的风险成本无处不在，风险成本——效益的模型还能让我们处理很多生活中的问题。假如你今天有个重要的约会，你快迟到了，你必须超速行驶才能按时赴约，但这可能会违法。
一方面是约会迟到带来的麻烦，另一方面是可能被警察逮住。你必须做出选择，如果警察没有发现，你就不会耽误约会；但是超速不光是警察罚款的危险，还可能因此发生事故，而造成身心伤害。权衡一下，你还是放弃了超速行驶，因为风险成本超过了收益。实际上，凡事大家都会有个分析和判断，这恰恰是成本——效益计算的理性反应。
进一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法律法规就如同针对不同行为而详细罗列的价目表。你想乱停车吗？看看价目表再决定吧。而且，这个价目表似乎无处不在。
机会
有选择，就会产生机会成本。
经济学家对机会成本的专业解释是：生产者所放弃的使用相同的生产要素在其他生产用途中所能得到的最高收入。简单的理解就是，当我们选择了一件事情，必须放弃另一件能带来最大收益的事情，放弃的收益就是机会成本。
有时候我们对机会成本的计算过于简单了，假设你准备去读MBA，那么读书的成本就不仅仅是付出的学费和复习考试的时间，那些因为上课而放弃的工作，减少和家人的团聚和娱乐休闲的时间等等，很多是无法用货币计算的。这时，我们不妨都回头想想我们过去的一些选择，你会发现从机会成本的角度考虑，很多的投资都是失败的。
进一步理解，机会成本其实是揭示了资源稀缺与选择多样化之间的关系。稀缺性是社会的基本属性，而选择是我们所必须做出的决定，稀缺的引入意味着我们的效用无法全部满足，当只能占有一部分资源的时候，我们会通过选择行为“约束”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就代表了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暗含了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偏好。偏好事实上也来自于效用的概念，因为我们每个人对同样事物的效用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在我们对选择进行了效用的排序以后，机会成本自然就能估计出来了，所以偏好是影响机会成本的重要因素。似乎机会成本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哲学命题，美国大诗人罗伯特·福罗斯特用诗人的哲思启发了我们对机会成本的思考：森林里有越来越远的两条的道路，而我——我选择了较少人走过的那一条路，这就造成了根本性的差别……
谁来当头
既然企业经营要面临如此多的风险和各种各样的选择，那么谁有勇气成为企业的带头人呢？
事实上，最初的企业家都是那些敢于承担风险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冒险家”。这些自信的冒险家是这样一群人，他们首先发现了市场的需求，以一定的收入作为付出，以此换取员工的劳动，并具有对最终生产结果的分配权力，当他们成功了，他们便成为最初的企业家。
似乎这样童话般的叙述充满了想象的成分，但是企业家的确是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最初的确承担了很多复杂的工作：预测未来的产品，对员工的工作进行指导、控制生产流程等等。在今天，企业生产的商品几乎都不是为自己生产的，他们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因此生产者承担了预测消费者需求的责任，而由于风险成本的存在，使得企业家在决策时候承担了更大的风险。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保证另一个人行动的特定结果是有条件的，并且让他人服从也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坦率地说，企业家是通过付酬做到的，他们向员工支付了有保证的工资，并以此控制他人的生产行为，这就是最初的雇佣关系。
事实上，企业家们的核心工作聚焦在两个方面：经营和管理。经营是预测市场的需求，购买生产要素，并将生产的商品进行销售；管理则要依据价格进行反应，控制内部的员工进行生产的组织安排。
维也纳最出众的情人
我们今天真正理解的企业家精神，完全要归功于100年前一位著名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发现，请不要吝惜你的赞美之词，事实上今天的人们怎样称颂他都不为过。
当熊彼特还只是维也纳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时，他为自己树立了三大理想：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奥地利最潇洒的骑士，维也纳最出众的情人。
当年24岁的熊彼特身材高大，眼神忧郁，充满了贵族气质，吸引了比他大12岁的茜芭，他们很快坠入情网而结婚。虽然无法成为优雅的骑士，但才华出众的熊彼特很快实现了成为经济学家的诺言，1901年，28岁的熊彼特就出版了奠定他一生学术基础的最重要著作《经济发展理论》，创立起以创新思想为基础的动态发展理论，当绝大多数学者还在苦于积累的时候，熊彼特已成为奥匈帝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
熊彼特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他基于创新思想提出了著名的企业家理论。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将原始生产要素重新排列组合为新的生产方式，以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一个经济过程。在熊彼特建立的经济模型中，能够成功“创新”的人便能够摆脱利润递减的困境而生存下来，那些不能够重新组合生产要素之人会最先被市场淘汰。
在熊彼特的著作中，创新和发明、创造是不完全一样的。一种发明，只有当它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所以“创新”不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技术概念，而是一个完全的经济概念。
熊彼特定义的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他解释说，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需要有眼光有胆识，并且任何一种创新活动都有风险，而领导者自然就是风险的承担者。
然而，中年以后的熊彼特却有一种强烈的挫败感，这种挫败感来源于很多方面。从政失败，亲自掌管一家银行却导致银行的倒闭，几次家庭悲剧，但这些都不足以压垮这位经济学巨人，最主要的打击是来自与另一位伟大经济学家凯恩斯之间的学术竞争。两人之间的“瑜亮情节”也是经济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当然，在熊彼特与凯恩斯的学术竞争中，熊彼特是一个失败者。但熊彼特的思想似乎比凯恩斯更长久地经受了时间的检验。“现代企业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这样评价了熊彼特和凯恩斯的世纪竞争：
“在某种方式上，凯恩斯和熊彼特重演了西方传统的最著名的哲学家的对抗——最有光彩、最聪明、最难以击败的诡辩者巴门尼德和反应迟缓、丑陋但却富有智慧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的论辩。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人比凯恩斯更有光彩、更聪明。而熊彼特则相反，似乎平平淡淡——但他有智慧。
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天长地久。”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Thomas·Alva·Edison )，这位19世纪最成功的发明家，拥有白炽灯、留声机、炭粒话筒、电影放映机等1000多种发明专利权，不过他真正的雄心壮志是要成为一个创业家和商业巨子。 1878年，雄心勃勃的爱迪生创立了爱迪生公司，这家公司以垄断的形式使用爱迪生的发明专利，以照明装置为主要产品，然而公司的业绩却不怎么样，为此，爱迪生曾经愤愤不平地说：“我发明了电灯，但并没有获得半分利润。” 最后，更加不幸的是，这位伟大的发明家竟然只有离开自己的公司才能挽救自己创办的企业。
爱迪生创建的企业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通用电气集团（GE）的前身。事实上，通用电气直到1981年任命了新的CEO才阔步前行，并成为20世纪第一大企业，这位CEO就是杰克·韦尔奇，他也被誉为“全球最受尊敬的CEO”。
如果用一句话评价通用电气，那就是它开创了企业多元化发展的神奇之路。实际上，通用的多元化之路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是一家拥有100多个副总裁的超级航空母舰，能够为人类提供照明设备、飞机引擎、家电、金融、保险、医疗、机械、化学、运输装置、信息服务20多个领域难以计数的产品，据说它还在制作电影和互联网产品。
人们总是听到关于通用这样的新闻：通用公司处理掉了100亿前景不明的事业部，随后又收购了价值约190亿的其他产业，这样的操作其他企业连想都不敢想。
通用以其多元化的战略而走向神奇，而英特尔则因其固守才得以生存。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是英特尔公司的主席安迪·格鲁夫的举世名言，今天格鲁夫的成功几乎改变了人们对“偏执狂”这个词的看法。
格鲁夫的一生就是战斗的一生，3岁时，他便患上了猩红热，为了治疗，耳后的骨头被凿开，导致右耳失聪，这也预示着他的一生斗争的开始。不过在所有经历过的战斗中，1986年那场将英特尔成功转型为微处理器的决定无疑是最惊心动魄的。
卡桑德拉是希腊神话中预言特洛伊城沦陷的女祭司的名字，格鲁夫把公司中最早感知变化即将到来的员工比作卡桑德拉。当1986年格鲁夫预感到英特尔的紧急关头将要来临的时候，格鲁夫亲自担当了卡桑德拉。格鲁夫意识到公司营业的主力项目——内存，被来自日本、韩国等东方企业严重威胁，而英特尔又无力抵抗。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心放弃内存这项有如自己亲生儿子一般的产品，转向CPU这项前途未卜的新产品。这在当时看来无疑是个近似荒谬的决定，并遭到公司中层一致反对，格鲁夫后来回忆当时的心情说：
“处在死亡之谷中的企业组织，有一种倒退栽入混乱泥潭的自然趋势，它们对管理层发出的含混不清的信号高度敏感。……假如公司的领导不能明明白白地描绘出死谷那一边的情形，那么还能有希望号召全体员工接受陌生的新任务，在飘摇不定的环境中为飘摇不定的未来努力工作吗？”
无疑，这位颇具眼光的卡桑德拉为英特尔未来的发展奠定了正确的道路。尽管公司中层主管们所处的高度，没有像格鲁夫那样看得够远，但格鲁夫用他的偏执拯救了整个英特尔。《福布斯》杂志这样评价格鲁夫：“是他使偏执狂成为令人尊敬的人，偏执不再是一种精神病，它将成为商界生存的必需品性。”格鲁夫在书中写道：“只要涉及企业管理，我就相信偏执万岁。企业繁荣之中孕育着毁灭自身的种子，你越是成功，垂涎三尺的人就越多，他们一块块地窃取你的生意，直至最后一无所有。作为一名管理者，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常常提防他人的袭击，并把这种防范意识传播给手下的工作人员。”
如果想找商业传奇，那么上面两个并不是最优秀的，Google、苹果似乎更具传奇意义，但是我之所以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实在是太极端了。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成功之路，一个是只做CPU并且做得近乎疯狂的专业公司，为此他们甚至放弃了仍在盈利的内存市场，而另一个分明是个大杂烩的公司，GE提供如此混乱的产品。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两家风格迥异的企业竟然取得同样惊人的业绩。这里究竟有什么样的秘密呢？
对此，今天的商业专家们更看好Intel，看看《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成功的企业绝大多数是专业化经营的公司，并且商业专家们已经达成共识，他们认为专业化经营的公司，成功的概率要高于多元化。相反，他们不看好GE的未来，著名畅销书《追求卓越》中这样描述GE：“这个曾经是本世纪最光彩夺目的技术类公司，现在正在变成大杂烩、变成一个杂牌公司了”。
事实上，两家公司却是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了不同的模式。Intel的成功是缘于它专著一项技术卓越的产业，CPU注定是一项需要大量技术成本才能成功的领域，而Intel将他几乎全部的精力都用于技术的开发和垄断市场的巩固，甚至不惜一切手段打压AMD，占领制高点是Intel获胜的法宝。并非它不懂得多元化，但是Intel更加明白，离开家就意味着无家可归。
而关于通用，这个事实上的杂牌公司却有着核心的理念，从韦尔奇的话中，我们或许能懂得一些：“GE不是杂牌公司，杂牌公司是一些没有核心理念、没有统一步调的企业组合。而GE的各个企业却有着一套统一的价值观念，这种观念的形成和落实靠一个专门的学院——克劳顿学院，这个学院向GE不同企业的高级领导人传授这些观念；与此同时，GE还有一个市场研究机构，向GE所有的企业提供研究结果。这样，通用电气从任何一个方面看，都是一个集中领导下的公司，是一个‘统一多样化’的公司。更具有说服力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GE一直有能力购入或者售出一些公司，而且有能力在变革时代保持领先位置。”
明白了吧，从核心价值观开始，GE从管理、营销开始，用他们的价值观领导多元化的企业，这就意味着，GE将以家长的身份管理这个大家庭，GE选择并非一条最好的路，但在韦尔奇眼中，这是最适合GE的。在后面，我们将重新用交易成本这把钥匙打开企业这个神秘的盒子，那时候你将更加清楚企业的经营模式。
黄金公司
几乎每一天，我都会听见有人说：“我有一种新产品，可以赚大钱。”遗憾的是，大多数独创性的创意却从来没有转化为财富。然而有时创新只是很简单的一个改变，很多创新都是从平淡无奇的故事中开始的：
19世纪早期，美国的农民没有什么购买能力，虽然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收割机，但是无论农民有多么需要，也无钱购买。于是收割机的发明者塞勒斯·麦考米克发明了分期付款的购物方式，这种方式使农民有了购买农业机械的能力。
雷声公司的技术员斯宾塞在测试磁控管时，发现口袋中的巧克力棒融化了，结果几个星期后，雷声公司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家用微波炉。
3M公司的福莱本来想发明一种超强的黏合剂，但得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结果，这种黏合剂贴上就可以撕下来，但福莱灵机一动，将这种试验失败的黏胶剂做成一种随贴随撕的便签，结果最终成为一种畅销产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罗马时代，债务被视为个人的义务，不能转给第三者，不能够偿还就要被投入监狱。而到了人们发明信用卡以后，消费债务才流行起来。1915年的一天，纽约商人弗兰克·麦克纳马拉在饭店招待客户用餐，他付账时发现钱包忘带了，于是提议店方收下他写的一个卡片，卡片上注明在某某期限内偿还欠款，这一经历使麦克纳马拉产生了创建信用卡的想法。
关于创新的故事，即使写完这本书也说不完，但重要的是学会像企业家那样去创新思维，《维基经济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例子：
在加拿大寒冷冬天的一个傍晚，黄金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罗伯?麦克欧文难抑沮丧。这家多伦多小型金矿采矿公司被罢工、拖延的债务和极高的生产成本等问题所困扰，虽然他知道公司的矿区有大量的金矿，可是地质学家们还难以提供黄金的准确位置。
直到今天，采矿业仍是一个极度需要保守机密的产业，除开矿产本身，地质数据是最宝贵、最需要严加看守的资源，公司不可能拿去四处散布。但麦克欧文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们拿出所有的地质学研究和数据，整理成一个文档与全世界的人共享，请求全世界的人告诉他们在哪里可以找到新的六百万盎司的黄金。
2000年3月，黄金公司发起了“黄金公司挑战赛”，宣布能够提出最优估计和最佳方法的参赛者将获得高达57.5万美元的奖金。有关这55000英亩矿区的一切信息都在黄金公司的网站上发布。比赛的消息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来自50个国家的1000多个虚拟勘探者都在忙于挖掘和利用这些数据。
几个星期之内，来自全世界的方案雪片般地飞向黄金公司总部。参赛者的来源很奇特，有大学本科生、咨询顾问、数学家和军官，他们都试图一展拳脚。麦克欧文说：“人们应用数学、高等物理、智能系统、电脑绘图以及有机的方法来解决无机问题。很多技能是我在业内闻所未闻的。当我看到电脑绘图时，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
这次比赛的确为黄金公司和麦克欧文带来了无尽的财富。参赛者在红湖矿床上发现了110个目标，其中50％是公司从来没有发现的。80％多的新目标后来证实确实有大量黄金。自挑战赛开始以来，已经发现了800万盎司的黄金。2006年，黄金公司已经成为北美第三大黄金生产商。
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却因为一个奇妙的点子而起死回生，也许这样的商业传奇每个人都能讲述几个，因为这种源于财富的梦想激励着无数像麦克欧文这样的企业家，这些都被经济学家称为技术创新。
但相比技术创新而言，更重要的或许是制度创新。
瓦特的名字是和蒸汽机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他并不是蒸汽机的发明者，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古希腊人就制造过一种利用蒸汽喷射的反作用的发动机。1690年，法国人巴比首先发明了第一台活塞式蒸汽机，而瓦特的发明被认为推动了世界的革命，这是因为他的发明使高效率的蒸汽机很快取代了旧式的蒸汽机，并成为产业近代化的核心。
当然，研究蒸汽机并不是本书的使命，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真正促成蒸汽机问世的却不只有瓦特，还有两个鲜为人知的资本家和企业家：约翰?罗巴克和马修?博尔顿。
约翰?罗巴克原本是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他得知瓦特的工作以后，独具慧眼地认识到这项研究的价值，当即与瓦特签订合同，赞助瓦特进行新式蒸汽机的试制。然而瓦特的发明进展并不理想，而罗巴克的企业也濒临破产。负责任的罗巴克又把瓦特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工程师兼企业家博尔顿，以便瓦特能得到赞助继续进行他的研制工作，博尔顿当时四十多岁，是位能干的工程师和企业家。博尔顿给予了这位发明家巨大的支持，包括资金、设备、材料等等众多方面，最终博尔顿也濒临破产，但他仍然给瓦特以慷慨的赞助。功夫不负有心人。1782年，当瓦特获得了他的第三项专利时，他终于发明了瓦特蒸汽机，使蒸汽机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成为改造世界的动力。
尽管瓦特走过了二十多年的艰难历程，但如果没有约翰?罗巴克和马修?博尔顿，我们很难预料最终的结局。正是三个杰出的人，发明家和投资家以及企业家，并且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才促进了蒸汽机的诞生。因此，我亲爱的朋友，请您记住这句话吧：发明是一回事，会经营和利用发明物是另一回事。
伟大的经济学
今天，书店里总是堆满了琳琅满目的经营管理书籍，投资、致富的字眼也总是最能吸引我们的眼球。每个人都曾有过自己做小生意的冲动，也有过经商的梦想，本章带给你的便是寻找神秘财富的兴奋之旅。
其实对于经营的人而言，利润是再简单不过了，不考虑其他复杂的条件，销售收入减去成本就是利润。但在老虎机的游戏中往往投得越多，输得越多。因此，企业家要放弃以小聪明为基础的创新，真正的企业创新应该注重“机遇”的把握，而不是“冒险”的赌注。
第三部分 政府、商家、消费者的三角博弈
第七章 世界不是平的
“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经济史的演绎从不基于真实的剧本，但它铺平了累积巨额财富的道路。”
——乔治·索罗斯
（贸易自由和贸易保护）
本章导读：
曾经有人发明了更简单的核磁共振分析方法，结果却被当作骗子，这是怎么回事？美国对食糖进口的配额制竟然导致了美国国内糖果生产商的倒闭，这究竟是为什么？在崇尚自由贸易的今天，竟然有公然限制贸易自由的国际条约，并且还在继续执行，你相信吗？
关于贸易自由和贸易保护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究竟孰是孰非，本章将为你揭开谜底。
实现自由贸易就像上天堂，每个人都想去，但都不想去得太早。
——谚语
神奇的发明
在美国，曾经有人发明了更简单的分析核磁共振（MRI）数据的新方法，它使得医疗成本大大降低。很快，全国各地的核磁共振数据如雪片般地飞来，并用这奇妙的设备进行分析，都获得了正确的结果，人们将这位发明家视为英雄。
直到有一天，一位记者跟踪调查了这位发明家，发现了其中的奥秘：所谓的发明只不过是一台价值600元能够上网的电脑，这位发明家把这些核磁共振数据通过邮件转发到亚洲，让那里收费很低的放射科专家进行分析，然后这位发明家再将这些分析结果告诉客户。整个美国都震怒了，这个人根本不是发明家，只不过是一个外包者而已，很多人站出来抨击这位发明家。
然而，当今天的人们渐渐淡忘了这位发明家时，他的工作方式却早已为人们所接受。现在，美国很多种小规模医院的放射科医生将CAT 扫描的读片工作外包给了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医生，并且印度、澳大利亚的白天正好是美国的夜晚，这样，美国医生们白天就能够收到来自海外的分析结果。美国医生将他们的这些印度同行叫做夜鹰（Nighthawks）。印度的医生就如同夜鹰一样，完成了美国医生应该做的分析工作，原因是在印度这样的工作所需要的成本更低，而美国医生能够喝着香槟为病人看病。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美国的那些注册会计师们根本不用呆在办公室里，他们可以坐在加州的海滩上发邮件，因为他们已经不用再报税了，这些最基本的税收申报工作都外包到印度去了，印度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学习美国的税法，并积极地准备这项工作。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有用的经济学道理：比较优势。斯密最早曾经含糊地表达过这个概念，后来这一思想被大卫·李嘉图发展成了著名的比较优势学说，并成为今天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石。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近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奠基人。李嘉图生于犹太人家庭，从小没受过什么教育，14岁的时候开始跟着父亲从事证券交易，17岁以800英镑独立经营，从此开始他迅速的致富之路。
在今天看来，李嘉图是个成功的商人，确切地说是个成功的证券投机商，仅通过股票和证券交易，25岁的李嘉图成为英国金融界的富有人物，拥有了200万英镑财产，按今天的标准应该是亿万富翁了，这样的业绩绝不逊于巴菲特。不过两人的投资理念却差别巨大。与巴菲特所秉持的价值投资理念不同，李嘉图是位标准的投机商人，他关心每一条新修的铁路，每一家新开的银行，如果有一个因素能够导致股价上升，他就会买进该股票。他最著名的一次是在英法大战的前四天，预感到英国会获胜，李嘉图于是大量买进英国政府发售的债券，结果很快大赚一笔。
年轻富有的李嘉图在一次疗养中，无意中看到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从此开始了他那更具传奇般的经济学之路。虽然从未经过什么经济学训练，但是李嘉图先后在劳动价值理论、级差地租理论等领域取得卓越成果，比较优势原理更使他成为国际贸易的奠基人。李嘉图的传奇意义还在于，这个从未受过正规教育的投机商人，却为经济学贡献出了众多创造性的思想，或许他的成功只能用天才来形容。
不过，尽管今天比较优势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可是很长时间人们都没有真正接受。曾有人建议亚伯拉罕林肯从英国购买便宜的铁轨去建成横跨大陆的铁路，林肯却回答说：“在我看来，如果我们从英国购买铁轨，我们得到铁轨，他们得到钱，如果我们自己制造铁轨，我们得到我们的铁轨，并且我们得到我们的钱。”这里，我们必须找到林肯这段话的谬误。将林肯的话翻译一下就是：如果我们从屠夫那里买肉，我们得到肉，而屠夫得到了我们的钱。但是如果我在后院自己养一头猪，那么我们将得到肉，并且得到我们的钱。
对此，李嘉图曾经深刻的指出，贸易的基础并不是绝对优势，而是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售自己比较有优势的产品或劳务，购买自己不具有优势的产品或劳务，各方都可以获益，这就是贸易的双赢原则。李嘉图是位坚定的自由贸易论者，他进一步提出，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的利益，只有在实行自由贸易的条件下，才能最有效地实现。正如李嘉图曾经说过的：“在一个具有充分商业自由的体制下，每个国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置于对自己最有利的用途”。
经济学家戴维·弗里德曼通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向我们说明了国际贸易是多么有趣。据说，在美国有两个汽车生产基地，一个在底特律，另一个在艾奥瓦。底特律的产业工人们使用熟练的流水线技术，这里一辆辆性能卓越的轿车就如同玩具一样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这似乎并不神奇。
艾奥瓦的汽车就如同是从一个神秘的盒子里变出来的。在这里，人们首先将生产汽车的原料——小麦装进机器中，按动机器表盘上的开关，啪的一声！崭新的轿车就从巨大的箱子中生产出来了。这个机器甚至能将水果、蔬菜、纺织品等等这些原料统统加工成汽车，是不是很神奇呢？
事实上，这种奇妙的机器早就存在了，它叫国际贸易！艾奥瓦的农民们将小麦运到船上，再将货船驶往太平洋，停泊在日本的码头上，回来的时候，船上就载满了他们想要的日本汽车了。
关于贸易，用现代经济学家的解释就是，贸易能够把东西从认为价值较小的人那里转移到认为其价值更大的人手里，不同的资源在不同的人手中会发挥不同的价值。贸易使更高水平的产量和消费成为可能，并使企业能够通过大规模的生产来降低成本。
别往自己的港口扔石头
尽管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自由贸易应该是公平的，但几乎所有国家的法律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尽管自由贸易是每个国家挂在嘴边的东西，但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想控制本国的贸易，用一句话就能完美诠释自由贸易的尴尬处境：实现自由贸易就像上天堂，每个人都想去，但都不想去得太早。
今天，几乎所有国家都实行某种形式的保护，常有的手段包括关税、配额以及其他非关税壁垒。
关税就是国与国之间往来商品附加的税金，关税的征收显然直接提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因此通常会使国外商品在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配额，它的效果与关税类似，通过对进口商品的限制，能够限制市场上商品的数量，而随着商品供给偏低，生产企业就可以索取更高的价格，从而保护企业的利益。其他的，相对比较隐蔽的贸易壁垒措施，比如补贴，政府可以给某些行业税收减免或部分支付的方式降低成本，这些行业的公司因此赢得了更好的竞争地位。
不过这些都过于明显，人们想出很多“看起来不那么刺眼”的保护措施，比如常用的进口限制制度，欧洲针对中国的打火机就制定过这样奇特的限制，“禁止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禁止各类为吸引儿童好奇心而设计的各种形状的打火机”。不仅如此，为了堂而皇之地实施贸易壁垒，人们还找出了很多堂而皇之的理由，比如说反倾销。
倾销，是指在国外以低于成本和国内价格的价格出售商品。正常情况下，消费者会热情地欢迎打折出售。但是，如果俄罗斯要低价向美国出售铝，美国人为什么会拒绝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担心掠夺性定价，可能俄罗斯希望通过低于成本的价格把美国企业赶出市场，而一旦确立了垄断地位，俄罗斯商人就能够提高价格。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消费者只能获得短期收益。在今天的市场上，掠夺性定价已经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者最理想的自我开脱借口，他们一旦声称发现了对方的倾销行为，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实施各种贸易壁垒措施。
贸易保护究竟保护了谁的利益呢？
贸易保护首先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拉美的便宜香蕉被欧盟拒之门外，结果每个喜欢吃香蕉的欧洲居民都不知不觉多付了钞票，但普通的消费者毕竟太分散，各自损失毕竟太小，所以他们顶多会去购买较便宜的走私香蕉，而不可能联手争取贸易自由。相反，那些受益的香蕉商们数目少，容易团结，有能力左右政府政策，并积极宣扬“民族产业”、“失业”、“国情”以及“外国产品其实不好”等陈词滥调，以利用普通大众的爱国心。因此，受害者和受益者间信息和得失的不对称，是贸易壁垒挥之不去的主要原因。
贸易壁垒不仅限制了进口，同时也限制了出口。美国曾经对食糖征收配额，这使得美国食糖价格攀升到世界平均价格的三倍多，也迫使美国糖果生产商到其他国家寻求更低价格的食糖。实际上，当我们一个国家通过关税、配额等限制国外商品进入的时候，其实也限制了本国购买外国产品的数量。因为贸易是双方的，经济学家阿巴·勒纳经过严格的证明得出了惊人的结论：禁止进口=禁止出口，这就是著名的勒纳定理。美国对食糖的配额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国内的糖价攀升到世界平均价格的三倍多，结果糖果生产商纷纷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以糖为原料生产的工厂大大减少了他们雇佣的员工。
美国政府2002年对钢材采取的进口配额就生动地印证了这一点：配额使得钢材进口额急剧下降，同时供给的下降使得美国钢材的价格上升了30%，在这一高价格调价下，国内的钢铁生产商扩大了生产和员工数量。结果次级效应是，货车、汽车、重型机械纷纷涨价，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不得不减少产量、解雇工人，曾经占领世界市场的美国集装箱生产商就因为钢材价格而无法与国外的厂商进行竞争，结果败下阵来。经济学家经常笑话说：“一万个新工作岗位占据了报纸的头条，而成千上万个工作的流失却不为人知。”美国为了留住受到进口竞争冲击的产业中的一个岗位，所付出的成本高达6位数，这是工人工资的几倍。可是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消费者团体为了降低价格而提出过对自由贸易的要求。
琼·罗宾逊夫人曾讽刺贸易保护主义说：“不能因为其他国家往他的港口扔石头，我们也要往自己的港口扔石头。”
像这样“害人反害己”的例子不是没有，日本就是最有意思的一个。20世纪50年代，日本和意大利签订了一项双边协议，将从对方进口的汽车限制在非常小的数量上。这项协议是由日本首先提出的，当时日本担心国内的汽车无法与意大利的进口汽车竞争，而20年后随着日本汽车工业的壮大，这项协议却成了欧洲国家限制日本汽车出口份额的基础。
这里，我不得不感谢另一位传奇式的经济学家肯尼斯·加尔布雷思，他发明了一个生动的词语“传统智慧”，他把那些“虽然没有切实证据证明，但却因为被广大精英和权威人士所传扬而成为社会共识的观点及信息”称作“传统智慧”。的确，经济和社会行为极其复杂，试图把握它们的全部信息会让你筋疲力尽，所以人们总是会努力坚持那些能够让社会形成共识的方式和观点。而这种“传统智慧”必须简单、方便，而且让人们感觉舒服，虽然它的内容未必是真实的。
不过，假如你现在就断定“贸易壁垒”是罪魁祸首，那么你极有可能陷入另一种“传统智慧”。
准备好自己的石头
谚语说，每朵花下都有刺，每丛刺上面都有花。自由贸易也不例外，尽管我们上面几乎将贸易壁垒说得“一无是处”，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将“那块扔向自己码头的石头”先保留起来。
李嘉图的确很伟大，但他的自由贸易理论似乎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想要明白全部的故事，让我们回到19世纪初的时代。
当英国工业化的车轮滚滚向前时，德国仍然是个农业国家，停留在中世纪田园生活的时代，当时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自由贸易学说正流行于世，英国人也以此要求德国人开放市场，然而一个伟大的德国经济学家改变了德国的命运。他的名字叫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认为当时德国的生产力远不及英国，贸然对英国开放，德国将更加落后，他因此主张，必须大力保护和加速发展德国的生产力，而后对等开放。
李斯特用他超人的智慧识破了比较优势理论的陷阱，他认为，所谓自由贸易，反映的是英国作为先发国的利益；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各国应该按照其比较优势发展，英国的任务是向全世界提供工业品，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的国家的任务则是向英国供应农产品和原料。对此，李斯特深刻地指出：“在英国人此后所订的各种商约中，都可以看到一种同样的倾向。在表面上他们总是以世界主义者、博爱主义者自居，然而就其目的与企图来说，他们实际上始终是利益垄断者。”这就好比当一个人已登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登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爬上来。
李斯特还惊人的发现，英国有一个秘不告人的准则，认为一个国家用工业品交换农产品，这样的贸易，才能达到国家富强。所以他们要在一切国家扩展他们工业品的销路。随时设法用廉价销售和长期贷款手段，摧毁英国的工业对手。
在李斯特看来，李嘉图的学说只适用于发达国家，相对落后的德国同发达的英国通过自由贸易进行竞争，无异于让一个小孩同一个成年人去角力。按照亚当·斯密的学说，哪里的货物最便宜，就应当到哪里去买。而实际上，向英国购买廉价的工业品出售本国的农产品，表面上看起来是要合算一些，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德国的工业的生产力就不能获得发展，德国将处于落后和从属于外国的地位。
因此，李斯特坚定地认为，德国要维护本国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实行关税保护的政策，实行保护可能会暂时牺牲些眼前利益，但却使将来的利益获得保障，因为这会换来更宝贵的财富生产力的成长。如果按部就班跟着走，只能永远为英国伐木或者牧羊，成为被掠夺的对象。
历史证明李斯特当时的做法是正确、有远见的。1841年，李斯特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立刻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成为德国制定关税政策的理论依据。在李斯特的影响下，虽然德国丧失了原有出口业务的大部分，尤其是麻布的出口。然而它的所得远过于所失，保护关税政策使德国所有各种工业初次获得了重大发展，让德国在很短的时期内就赶上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李斯特为德国的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是李斯特的一生却是由一系列的失败和困苦所组成的。
1819年，李斯特组织了旨在统一德国经济的全德工商联盟，然而却受到迫害，并被解除政府公职，又因为提出激进的民主改革主张被判处10个月监禁，李斯特潜逃到了法国和瑞士，两年后回国，随即被关押。1825年李斯特一家到了美国。他开始经营农场，还担任过报社编辑，并开办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煤矿。1832年，李斯特回到欧洲参与一项铁路建设工程，然而，1837年，李斯特破产了，从此陷入生活困境中。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这对于立主贸易保护主义的李斯特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李斯特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中，身体健壮的他此时明显衰老了，他已经无法忍受肉体和精神上的挫折。终于，1846年的一个雪夜，李斯特开枪自杀，结束了57岁的生命。
李斯特是对的吗？
讲到这里，我们似乎糊涂了，究竟是我们错了，还是经济学错了，竟然矛盾的两种思想都会被奉若圭臬。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首先我们要知道另一个区别，那就是经济学和政治的区别。经济学是选择的科学，经济学家只是从经济本身来看问题，而政治家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政治和社会等各种更为复杂的因素；经济学家的任务是认识世界，而政治家的任务是改造世界；因此，经济学家的建议是制定政策的依据之一，但不是唯一依据。
认识经济规律是科学，制定政策是一门高深的艺术。研究经济学是经济学家的事，制定经济政策是政治家的事。无论是贸易自由还是贸易保护，似乎都是出于国家利益而做出的选择，在不同的时间做出的选择也不相同，事实上，很多国家就是同时选择了贸易保护和贸易自由。
拿破仑曾经锋芒毕露地指出在他当时的年代，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历史证明这位政治家的智慧超越了与他同时代的所有经济学家。同样，19世纪中期的美国还是一个工业不发达国家，为了抵御英国工业的入侵，美国政府采纳了李斯特的保护主义理论，制订了严厉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学说却被束之高阁。
然而，当美国经济在保护主义政策下迅速崛起之后，李斯特主义就被抛弃了，美国开始宣扬斯密的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并在全世界推销。这一点，正如李斯特所说：“国家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不但有理由而且有责任对商业加以某种约束和限制。”因此，贸易保护可以作为工业落后国家建成工业先进国家的手段，不过这样的政策只适用于有发展前途的工业，而不是对全部工业进行保护。当被保护的工业建立发展起来以后，应取消保护，因而是暂时保护，而不是永久保护。
全球贸易保护协定
为了在世界范围内达成自由贸易的梦想，人们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47年成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组织（GATT），1994年4月15日，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部长会议上，正式成立了具有全球性的世界贸易组织，就是我们熟知的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这个旨在促进全球贸易的组织，已经覆盖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不过有趣的是，人们一方面为贸易自由而奔走呼吁，另一方面却又不断的制定各种各样的贸易保护协定，这看似矛盾的做法的确让人难以理解，下面这个《多种纤维协定》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解释。
《多种纤维协定》是一个关于纺织品和服装的双边或单边的复杂计划，它的核心含义是使协议签订国有选择地歧视性限制别国的纺织品，也就是能够拒绝别的国家的纺织品，而这种违反关贸总协定GATT的协议怎么会通过呢？并且怎么还会持续到今天呢？
下面还是让我们从历史中来寻找完整的答案。1957年，迫于国内纺织品生产商的压力，美国同日本签订了《多种纤维协定》，限制日本向美国出口纺织品和服装的“自愿”出口，为美国纺织品生产商进行调整生产提供一段过渡期，协议的有效期为5年。虽然从日本的进口减少了，但这却导致美国从亚洲其他低工资国家进口的增加，最后，在美国的单边压力下，其他国家也签署了这样的协议。
随着亚洲棉制品对美国出口的减少，亚洲国家对欧洲市场的出口开始扩大，随后，欧洲国家也对此进行限制，与此同时，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也转为纺织品和服装产品的进口国，日本的生产商也开始抵制亚洲低工资国家的纺织品。
新的低工资出口国开始成为受到配额限制的国家。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这些国家的出口被认为对进口国的国内生产商构成威胁，他们就要服从该协定，这个协定很快就成为有多个国家参与的，关于多种纤维和多种衣物制品的协定。最初《多种纤维协定》只是打算持续5年，结果却持续了30多年，并且在这段时间里限制越来越严格。
不过，有趣的是，自始至终该协议的导言中都是这样描述的，该项协议的目的是“为纺织品的生产和纺织品贸易的扩张奠定坚实的基础”，并且在协议的第一条明确的指出：“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保证这项贸易有秩序的、公平的发展，避免对个别市场产生不良后果。”该协议的真实目的不言自明了，尽管每次谈判都宣称要扩大贸易，但事实上贸易的限制越来越严格。
事实上，真正的贸易自由并不存在，每个国家制定的贸易政策都是从本国利益出发的，在国际社会中，依靠WTO建立贸易公平的规则是不可能的，正如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塞西尔·诺斯说过的那样，“规则不一定是按社会效率来制定的，相反，是为那些具有创新谈判能力和谈判规则的人制定的。”
当规则无法约束人们的贸易时，只能通过流血冲突来解决。
美韩牛肉战
有时候，经济学就是这么一门迷人的学问，它的基本原理是如此简单，只需要一张纸便可以写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他的人实在太少了。从下面美韩牛肉战中我们便能获得启示。
韩国曾是美国牛肉的第三大进口国，2003年，由于美国疯牛病引起的恐慌，韩国政府暂停了从美国进口牛肉，5年后，2008年4月，随着韩美的不断磋商，韩国准备放宽对美国牛肉的限制，结果引发了韩国民众的强烈反对。2008年5月，虽然韩国农业部部长郑云天表示：“政府已经对进口牛肉制订了新的卫生标准，美国牛肉是安全的。”但是韩国的民众并不买账，韩国媒体甚至报道“94%的韩国人拥有患上人类疯牛病的基因”、“食用美国牛肉的人就像实验动物”。
事实上，这简直就是一场围绕牛肉展开的政治阴谋，它就如同好莱坞电影一样紧张刺激。根据《朝鲜日报》和经济学家的分析，真正这场牛肉大战的情节应该是这样的：
首先，韩国政府希望美国国会能够通过自由贸易协定（FTA），以便促成两国的自由贸易，而韩国能够以此打开美国的汽车、通信等市场。美国在牛肉生产方面占据着强大的比较优势，而韩国家庭式的生产方式无法同美国规模化的生产方式进行抗衡。
接下来，经过同美国的艰苦的谈判，最终韩国在牛肉市场上做出了让步，同意逐步放开牛肉市场，为此政府宣称美国牛肉已经达到所谓的“安全标准”。
然而，这样的决定尽管对韩国消费者有利，但却使得韩国农民处于劣势地位，利益集团的出现使得剧情更加戏剧化，韩国在野党首先鼓动韩国农民进行抗议活动，并且散布出骇人听闻的言论“食用美国牛肉的人就像实验动物”。
结果，在韩国民众的抗议下，韩国政府做出了让步，推迟了进口美国安全牛肉的时间，而韩国总统的支持率也创下新低，为此韩国总理不得不向总统提出内阁成员集体辞职，以承担因向美国开放牛肉市场而在国内引发政治危机的责任。
整个事件越来越复杂，媒体、政府、利益集团、农民都牵扯进来，让人目不暇接。韩美贸易战告诉我们，尽管贸易取决于国家利益，但贸易背后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利益集团，而国家之间的贸易常常沦为利益集团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曾经触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金融大鳄索罗斯曾经形象地总结说：“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经济史的演绎从不基于真实的剧本，但它铺平了累积巨额财富的道路。”
离开中国制造的日子
2004年的圣诞节，美国人萨拉·邦焦尔尼突发奇想，决定从2005年1月1日起，带领全家开始尝试一年不买中国产品的日子，从而诞生了《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这本畅销书和一次有趣却又充满挫折的冒险：4岁的儿子不得不拥有标价68美元的“意大利”鞋；厨房的抽屉坏了，可找不到工具修理；购买生日蜡烛竟成了折磨人的头痛事，杂货店除了中国蜡烛，啥也没有；能到手的最“美国”的灯，也用了中国制造的关键零件，是一盏混血台灯；丈夫去法国旅行买的纪念品艾菲尔铁塔钥匙链也是中国制造……
作者经过一年的艰辛尝试，证明中国制造在美国普通人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今天，中国制造的产品已经行销全球，全世界70%的电风扇来自中国，55%的电热水壶来自中国，服装、玩具、家用电器等等更是充满世界各地，有两百多类中国产品销售量位居第一，中国的市场规模和经济实力意味着中国的经营模式将很快成为全球效仿的标准，这在商业上被称作“中国价格”。
劳动力工资水平低就是中国最主要的比较优势，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非常充分，资金却非常匮乏，最终的结果是，劳动力的报酬低，而资本的利润率高，正是这一点，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这也是中国的比较优势。
然而，欧美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总是声称：中国的工资水平比我们这里低得多，他们能够以非常低廉的成本生产玩具、服装、皮鞋等等，我们应该保护我们本地的生产商，对中国的产品征税，或者发布禁令。美国的确是这样做的，借助“反倾销法”阻碍进口中国产品，用以维护美国公司的利益，他们这么做的理由是保护本国的产业。
这种荒谬的观点其实曲解了比较优势的真正含义。美国的工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娴熟的技能和大量的资本设备，这些因素促成了他们拥有更高的生产力和比较优势，而这正是他们高工资的来源。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低工资正是低生产力的体现。这种贸易保护真正的受害者是那些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家庭，萨拉·邦焦尔尼用她的亲身体会为我们描述了一幅离开中国制造的生动画面。
相反，很多事实总被她们忽略，在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污染企业名单中，包括百事、惠尔普、博世等一些世界500强企业赫然在目，事实上，大部分上了污染企业名单的跨国公司在环保方面都拥有良好的口碑，但他们进入中国以后很快就“入乡随俗”，降低了环境标准。
外资往往把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逃避本国或发达国家严厉的环保法令限制，造成了中国大量消耗资源，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环保总局的一位官员曾深有感触地说：“什么是世界工厂？就是用自己的资源替发达国家生产低级工业品，用自己的身体去承受污染，所赚取的不过是微薄的加工利润”。
事实上，中国之所以被如此重视还有着更深刻的原因，不仅因为这里有大量熟练的技术工人，大批的工厂、设备，更关键的是这里有巨大而蓬勃发展的消费者市场。中国是威胁，中国是顾客，中国也是机会，任何人都不能忽视中国。无论什么行业，中国必将成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和消费市场，这才是世界离不开中国的原因。
矛盾的经济学
关于贸易自由和贸易保护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自由贸易可以通过分工和比较优势来增加贸易双方的财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今天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它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的资本积累和生产力发展，他的思想至今仍影响着人们。
但是，李斯特告诉我们贸易也具有一种破坏力，而这样的贸易会把那些处于比较劣势的国家置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李斯特建立的贸易保护学派提出的在德国国内实行自由贸易，同时对进口制成品征收高关税的做法，使德国在很短的时期内就赶上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事实上，经济学真正的目的不在于认识这些公式，分析这些陡峭的曲线，而在于理解经济的规律，并指导我们朝正确的方向努力。因此，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都有其优势和劣势，似乎这已经不是经济学家的问题了，而是政治家需要考虑的。往自己的港口扔石头肯定是不明智的，但是没有一块石头也是件可怕的事情，似乎最佳的做法是：准备好一块自己的石头，时刻等待着往别人的港口扔过去。
第八章 要竞争，还是垄断？
（关于市场结构的经济学）
本章导读：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马歇尔的完全竞争理论已经越发显得站不住脚，很多市场并不是处于自由竞争或者垄断的绝对状态，因此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解释竞争和垄断。
同一行业之间的企业究竟是竞争还是联合的关系？垄断真的有那么可怕吗？为什么OPEC制定的价格联盟无法约束各个成员呢？如果一个班里的所有学生成立了一个卡特尔，目的是削减学习时间，你觉得这样的卡特尔会成功吗？本章将为你揭晓。
不论在哪一种商业或制造业上，商人的利益在若干方面往往和公众利益不同，有时甚或相反。……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
——亚当·斯密
市场就是战场
是什么阻止了麦当劳的提价？又是什么让汽车公司纷纷召回了他们的汽车以更换简单的螺丝？既不是企业家们大发善心，也不是他们考虑到人们的安全。市场为我们给出了正确的答案。事实上，如果麦当劳不提供美味实惠的汉堡，人们立刻会走向肯德基、赛百味，如果通用、福特的汽车和售后服务不能令人满意，人们会投向丰田、本田等其他竞争对手的怀抱。
竞争似乎具有一股处罚惩戒的力量，在市场上，如果某个企业向自己的顾客提供拙劣的产品，那么他的生意就有可能被那些好的产品抢走。最优的价格、优等的商品、高质量的服务等等，几乎所有企业提供的产品都具有这方面的意识，遗憾的是，在很多垄断的行业中，消费者却无法得到应有的权利。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每个企业内心里都是讨厌竞争的。每个企业主的内心深处，都梦想着这样的情况，市场上只有他们一家企业，他们是唯一的垄断者，价格可以自己制定，标准掌握在自己手中，没有任何相近的替代品，也不存在竞争威胁。
然而，正是竞争，才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苹果，这个在车库里造出计算机的公司，却能够与IBM对抗了很长时间，这一点让经济学家们兴奋不已，在个人计算机这个市场中，正是由于存在联想、IBM、戴尔等众多竞争者，才使每个企业不遗余力地提高自己的效率，而这种由竞争引导的经济增长具有强大的动力。
所有的企业在产品、技术、组织形式等领域展开了拉力赛式的竞争，他们不断发明新的生产方式、更具竞争力的产品、有效的成本降低手段，并且这些创新迅速应用起来，这些创新就如同跨栏运动员的每个栏架，挡住了对手，却让自己更快。
在这场战争中，获胜的还有整个社会。汽车取代了马车，连锁超市取代了百货商店，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熊彼特称这种动态竞争为“创造性毁灭”，并且雄辩地说，是竞争构成了经济进步的核心。无疑，伟大的熊彼特是正确的，竞争在市场经济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抽象的说，竞争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是一种发现的过程，如果我们能够预见竞争的结果，这种竞争就不存在了。如果是从激励和约束的角度看，竞争还有更深刻的意义，资本的本质是一种毁灭性创新，如果新的产品能带来超额回报，那么资本就会成为动力，推动经济发展。
比如说，现在你有一个产品，我可以发明比你更好的，发明更好的产品以后，我就可以占领市场，我的回报就会很高，于是，竞争就提供了激励。竞争同时具有约束效应，如果我停滞不前，当别人进入以后，我就会失去很多的市场份额。因此，对所有企业，竞争是非常强的纪律，容不得偷懒。这不是赚更多钱的问题，而是落后就会被淘汰出局的问题。
为了使我们的讨论更加具体，经济学家们设想了这样一个市场，在这里有许多买者和卖者，他们当中任何个别人都不具有影响和决定商品价格的力量，而只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每个人有充足的信息和知识，可以自由地选择进入或者退出市场，经济学家们把这样的市场称为自由竞争市场。
由于大量买者与卖者的存在，当某个卖者抬价，顾客就会去别的卖者那里购买所需的商品；同样，他降低商品的售价，虽然可招来顾客，都不会对整个市场的价格带来影响。当然，这样的市场完全是经济学家虚构出来的市场，就如同一块没有摩擦力的钢板，完全是为课堂的学生们准备的，但这作为研究市场结构的起点足够了。尽管实际中并没有真正的完全竞争市场，但是像粮食、股票这样的市场，还是可以看作接近完全竞争的。
与竞争相对的是垄断。
钻石帝国
什么是垄断呢？ 在经济学家眼中，如果一个企业是产品唯一的卖者，而且如果其产品没有相近的替代品，这个企业就是垄断者。经济学家希克斯说过，垄断者最大的受益是安宁的日子。
经济学家进一步将垄断分为两种：自然垄断和立法垄断。自然垄断的行业人人都能进入，但是靠能力让某个企业能够垄断；而行政垄断的企业，则大多是由政府通过授予专利权、许可证而建立的垄断地位。
这里我们还要区分一个概念：大企业和垄断者，一个资产规模很大的企业如果处于一个有众多竞争者的行业中，那么他也不是垄断者；而尽管一个很小的企业，如果没有明显的对手，那么他就拥有垄断权力。垄断权力不是由企业规模决定的，而是由控制他所在的行业的力量决定的。因此，判断一家厂商是否垄断，仅仅看它的市场份额是不够，更不能用市场份额的多少作为指标。首先，市场的范围总是无法清楚界定的，并且，就算市场上只有一家“可见”的厂商，但暗中仍然可能有无数潜在的厂商伺机进入，那么仍然是竞争的市场。
对于垄断者，人们最关心的，还是它如何操控价格获得高额利润，无论怎么描述都不如一个例子来得直接。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除了戴·比尔斯(De Beers)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企业能够担当起“帝国”这两个字，戴·比尔斯是全球最大的钻石开采和销售企业，它曾经一度控制着全球90%的钻坯市场，它让让“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广告语家喻户晓，并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垄断是暴利的唯一源泉。
1888年，南非的一位矿产经营商创建了戴·比尔斯，他们既经营钻石矿开采，也从事钻石批发业务，并且能够根据不同的市场环境，创造有效的机制对市场进行控制，以保证戴·比尔斯的利益。
首先他们囤积了大量的钻石，如果其他小的生产商企图在垄断集团之外销售钻石，戴·比尔斯就会通过销售机构大量抛售同样的钻石以惩罚“入侵者”，直到对方退出为止。
当市场不景气的时候，戴·比尔斯为每个生产商调整他们的销售配额，每一家生产商都按配额降低生产比例，从而自动增加钻石的稀缺性，推动价格增长。
直到80年代，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家不断发现新的钻矿，戴·比尔斯帝国的权威开始受到挑战。但是戴·比尔斯为全世界的垄断者提供了最好的教科书，它几乎使用了垄断者的一切伎俩。有兴趣的朋友有机会可以看看这家公司的故事。
而关于垄断，亚当·斯密则有一段颇具辛辣的描述：“不论在哪一种商业或制造业上，商人的利益在若干方面往往和公众利益不同，有时甚或相反。……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
亚当·斯密说的一点不错，很多行业的垄断者都有和戴·比尔斯同样的手段。上世纪末，美国钢铁公司的总裁加里经常主持该行业主要成员参加的周日宴会，而宴会的一项重要议题就是确定下周钢铁的价格，人们已经证实，在1,043 家大公司中，竟然有941 家承认或被证实有着非法的价格操纵。1992年，美国司法部指控八家主要航空公司，声称他们同航空价格表出版公司相互勾结，通过航空公司和机票销售系统传递信息，控制机票价格。
市场是否就只是竞争和垄断呢？
不完全竞争
今天的经济学家已经达成共识，在资源配置模型里，没有充分竞争就会出现价格扭曲导致效率低下。极端的例子是垄断，垄断导致价格扭曲。在经济学领域，人们把这类研究称为市场结构的研究。最初，人们接受了马歇尔的观点，认为市场仅仅包含垄断和竞争两种，但后来，人们发现，市场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有些市场却常常介于两者之间。
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是由两位经济学家共同取得的，尽管两人观点大相径庭，但他们都涉及了垄断竞争这一核心概念，她们是美国的爱德华·哈斯丁·张伯伦和英国的琼·罗宾逊夫人。
年轻的张伯伦在别人眼中无法和经济学理论奠基人联系起来，这个高大、英俊、热爱运动的年轻人，就像喜爱读书一样喜爱运动，或许是运动的原因造就了张伯伦坚忍不拔、极富野心的特点，在完成一篇论文时他曾告诉朋友 “他所做的工作将改变整个价值领域”。
张伯伦认为，过去人们只看到了竞争和垄断这两种极端的市场结构，其实大量的市场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属于竞争与垄断的不同程度结合，他提出了寡头和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
就在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面世6个月后，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也出版了她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虽然后来人们发现他们的理论的确有很大区别，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通常被认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分析的共同发现者，这令张伯伦非常痛苦，这位坚忍不拔、极富野心的经济学家一生都在考虑如何将自己和罗宾逊的研究成果加以区分，最后甚至连罗宾逊都说：“很抱歉我毁了他的生活”。
琼·罗宾逊夫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女性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和实际领袖，世界级级经济学家当中的唯一女性。与张伯伦的理论相比，琼·罗宾逊夫人似乎对企业行为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她提出了我们所熟知的价格歧视，并且第一次对倾销进行了定义，更难能可贵的是，琼·罗宾逊夫人指出了“买方垄断”。国际农产品市场就是买方垄断市场，在这里，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农产品的提供者，而发达国家却垄断着农产品的价格，因此购买者往往以不等价的方式进行剥削。
当然，在张伯伦和琼·罗宾逊夫人的这场学术较量中，无疑是张伯伦获得了胜利，张伯伦的“厂商均衡理论”和“市场结构分析”已经成为今天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经典内容。不过让这场学术较量更具历史意义的是，他们的竞争更暗示了哈佛和剑桥的较量，哈佛的张伯伦的胜利似乎更具历史意义，他的胜利代表了新旧剑桥的更替，也象征经济学的英美轮换，大英帝国的经济学还是不可避免地慢慢衰落下去。
在经济学家眼中，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人们认识到市场除了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之外，还有很多中间阶段，至少包含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两种。
像大城市的零售业、手工业、印刷业这样的市场通常被看作是垄断竞争行业。在这些行业中存在着众多的厂商，每个厂商都要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市场价格，但每个厂商又都可对市场施加一定程度的影响，不完全接受市场价格，厂商之间无法相互勾结来控制市场。
在很多行业，垄断竞争的结果，往往形成寡头。所谓寡头，是指少数的卖者面对众多的买者，这些寡头在价格竞争作用下，逐渐完成优胜劣汰，最终获胜的企业留了下来。20世纪初美国有100多家汽车制造厂，正是在激烈的价格大战中，其他厂家纷纷破产，只剩下了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家。
在寡头竞争的行业中，通常只有少数几个企业，他们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其产品的价格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比如，在通信、钢铁、石化、电子、汽车这样的行业中，我们能听说的只有几家企业的名字，而这些企业都处于寡头垄断地位的。
要竞争，还是垄断？
事实上，无论是什么样的市场结构，只要有竞争，那么就可能会发生下面的故事：
保罗和彼得在同一条河上经营航运。他们各自拥有一个航运公司，整日在河上运送货物和旅客。
保罗想，如果河上只有我一家航运公司，生意该更红火了。保罗共有20条大船，彼得只有10条，保罗比彼得的资本雄厚得多。而且，彼得还欠下银行的大笔债务。于是，保罗降低了票价，打起了价格战。
彼得没有办法，只得跟着降价。保罗再次降价，彼得再次跟上。
如此反复交锋，乘客大占便宜，两位大老板都受到重大损失。
保罗亏损巨大，彼得更是欠债累累、行将破产。
最后彼得不得不将所有的船都出售给保罗。保罗获胜了，成了河上唯一的航运公司。
保罗逐步提高了票价，很快成为当地首富。来往的乘客一面抱怨着票价太贵，一面却只得坐他的船，让自己的血汗钱填满了保罗的口袋。
故事似乎让我们感觉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企业为了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往往喜欢制定低价策略来打垮那些竞争者，当竞争者离开这个行业的时候，他们就能通过竞争地位取得垄断市场的权力。不要以为这样的描述只是经济学家一厢情愿的轻描淡写，事实上真实商场中的战争比这要残酷的多。
柯达公司和宝丽来公司曾经为了争夺一款快照相机的市场而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1976年，当柯达公司进入该市场时，宝丽来公司的毛利率已经达到40%以上，柯达公司别无选择，只能通过降价方式抢占市场份额，两年之内他就将产品价格降到生产成本的水平。当然，宝丽来公司高层也同样意识到，如果不反击就意味着自杀，负责价格策略的销售主管同样制定了“极度的暴力”的价格，结果柯达公司三年内亏损4.84亿美元，随后这场价格战持续了两年，直到1984年，柯达公司仍然没有在市场份额上击败宝丽来公司，双方都没有从这场搏杀中获得胜利。
每当每家企业都采用同样策略的时候，人们发现，事实上交战双方都是失败者，一个名叫纳什的数学家告诉了人们答案，这些我们会在后面谈到，不过无论怎样，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不会很快结束的。
不过，有时候竞争者的故事也让经济学家们大跌眼镜。Adobe公司开发了一套桌面出版软件PostScript，Adobe公司很清楚，没有人愿意付出必要的时间来学习PostScript，除非它是行业标准。这样，Adobe公司鼓励竞争者来“克隆”它的语言，以形成竞争市场。果然，有些竞争者渗透到这个市场，而PostScript也逐渐成为行业标准，Adobe公司通过鼓励竞争者而成功地占领了市场，但这样成功的例子的确很少见。
企业之间虽然互相竞争，但有时候为了共同索取更高的利润，他们也会采取联合的策略。
OPEC
生产厂商们为了使他们的利润最大化而建立起来的组织，被人们称为卡特尔，卡特尔的成员们就产品的价格、产量、销售地、利润分配等公开而正式地签订协议，大家都遵守该协议。我们所熟知的OPEC，全称是世界石油输出国组织，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卡特尔，它控制了世界石油的大部分生产国，其主要作用就是通过协调减少产量来提高其产品的价格。
从1973年到1985年，OPEC成功地维持了石油的高价格，原油价格上涨了四倍多，从1972年的每桶2.64美元直线上涨到1974年的11.17美元，随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到1981涨到了每桶35.10美元。OPEC的确成功了，它主导着石油市场的份额，并成功地控制了石油价格，然而随着价格的不断提高，OPEC危机也开始蔓延。
首先，各个国家为了争取份额开始了争斗，尽管每两年一次的会议都会就产量达成一致，但是在会上，各个成员国都会为争取最大的份额而喋喋不休。那些斗争的失败者自然不会轻易认输，历史上，尼日利亚、伊朗、厄瓜多尔就曾经因为配额的原因扬言要退出欧佩克。
不仅如此，真正令OPEC不稳定的原因是欺骗或作弊。尽管OPEC的努力是确保石油的价格，而每个成员国也知道高油价才能使他们获得高利润，然而高油价还诱惑着成员国。
在高价的诱惑下，每个成员国都希望能够增加石油产量以获取更大的利润，在无法增加配额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偷偷地销售石油。OPEC的价格并不会受到单个输出国的影响，因此如果别人作弊而他们不作弊的话，那么意味着他们的利益会减少。事实上，最终的结果是可以预计的，每两年一次的OPEC会议都会就减少产量达成协议，然后各个成员国又私下违背协议，渐渐地，OPEC在维持合作方面变得无效率了，到了1986年，原油价格又回落到每桶12.52美元。直到今天，OPEC仍然无法找到一种有效制止作弊的办法。
经济学家用专业的语言阐明了其中的道理，卡特尔的目标是将价格提高到边际成本之上，然而成员面临的诱惑是超额利润与违法成本，在需求远远超过供给的时候，价格远高于边际成本，而超额利润的诱惑足以弥补违法成本，那么成员国的背叛就是“有效率的”，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联合定价、价格联盟、行业自律价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约翰·D·洛克菲勒是世界上第一个亿万富翁，他创建的标准石油公司曾垄断了全美80%的炼油工业和90%的油管生意，洛克菲勒曾经这样评价过OPEC成员国的作弊行为：“这种情况无法避免，以前如此，以后也如此，只要石油还在产出，产量的增加使市场上出售的石油大大超过了购买量，大家开始寻找买主四处奔波……当然，处于石油生产组织之外的石油商会尽可能多地生产，而该组织内的石油商，其中很多人富有威望，有很高的地位，他们面对生产更多石油的诱惑力，力量之大使他们想违反彼此的协议，把石油价格控制在一定限度内似乎非常困难。”
这样的描述实在是太明白不过了。作弊行为来自于高额利润的诱惑，只要存在高额的利润就一定会有作弊。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为了使自己不被海妖的呼唤所动，竟然让别人把自己绑到帆船的桅杆上。
那么，处于垄断组织外的企业会不会命运好一些呢？他们既不受产量的限制，又可以享受高价格的利润，看了下面的例子，我想你就会改变这样的想法。
可怜的雷克
航空业天生就适合垄断，这里的公司往往屈指可数，许多航线上只有一两家竞争者。事实上，尽管航空公司内部的“价格同盟”往往维持不了很长时间就会瓦解，但是他们对于“侵入者”的打击却是异常猛烈。
1977年，一个冒失的英国人弗雷迪·雷克闯进了航空运输市场，开办了一家名为“雷克”的航空公司，他经营的是伦敦飞往纽约的航线，票价是135美元，远远低于当时的最低票价382美元。毫无疑问，雷克公司一成立便生意不断，四年以后，雷克公司的年营业额达到5亿美元，但这简直让他的竞争对手气急败坏。但好景不长，这样的业绩维持了不到一年，1982年，雷克公司宣布破产，从此消失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因很简单，其他老牌的航空公司联合起来打垮了雷克。
包括泛美、环球、美航和其他公司在内的竞争对手采取了联合行动，在雷克公司经营的航线上，所有公司一致大幅度降低机票价格，一旦雷克公司在这条航线上消失，他们的票价马上回到原先的高水平。更令人乍舌的是，这些航空公司还运用各自的影响力阻止各大金融机构向雷克公司贷款，使其难以筹措资金，这进一步加剧了雷克公司的倒闭。
但雷克并不甘心，他依照美国反垄断法提出了起诉，指责上述公司联手实施价格垄断，采用“毁灭性价格”来达到目的。结果1985年，被告公司以800万美元的代价同雷克公司达成庭外和解，雷克公司随即撤回上诉。
但是，和解并不意味着认罪，因为从技术上讲，无法认定雷克公司是被垄断价格驱逐出航空市场。事实上，尽管在美国先后颁布了谢尔曼反垄断法和克莱顿反垄断法，而且掠夺性定价行为也被看作是违法行为，但是真正确定企业是否犯罪是非常困难的，结果可怜的雷克只能默默地离开……
政府真的理性吗？
垄断必然带来效率的缺失，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经济学家为我们列举了四条垄断的罪证：
首先，垄断限制了产量，因为厂商们通过限制产量获得高价格是一件极为普通的事，消费者在无法选择的情况下只能接收垄断企业制定的高价格。
第二，管理松懈。在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垄断长话业务时，该公司宣称其成本不能更低了，然而在城市间的电话业务出现后，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股东将其成本与Sprint公司，MCI公司进行了比较，其成本高出了很多。管理松懈似乎和人们与生俱来的惰性有关，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由于无法评判管理者的业绩，很容易出现管理松懈的状况，在竞争的环境下企业不得不努力改善自己的经营。
第三，对研发的不重视。竞争推动厂商研发新产品的进程，与此相反，垄断厂商可能更愿意坐享其成现有的利润。人们常常责备美国的汽车工业和钢铁工业由于技术上的停滞不前而落后于外国竞争对手。二战结束时，美国的这些行业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然而美国的这些行业在20世纪80年代丧失了很大一部分市场份额，外国的汽车和钢铁企业能够以低于美国厂商的价格进行销售，主要因为他们发展了更有效率的生产工艺。
最后，垄断带来寻租行为，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话题。
垄断本质上是因为“稀缺的、排他性的资产”，可以这样理解，垄断地位与土地、资本一样可以看作是一种资源，而每种资源都有所谓的“租金”，正如土地的租金、资本的利润一样，人们把垄断带来的稀缺性，由此带来的利润称为“垄断租金”，而寻求垄断地位的行为就被称作“寻租”。
显然，受到垄断保护的行业会得到超额的利润，企业就会为了垄断地位展开寻租活动。为垄断而采取的寻租活动就如同购买“许可证”，企业购买了垄断这个行业的权力，就如同购买了垄断行业的“许可证”，这就确保了经营不受竞争。在纽约，政府只允许向一定年龄的人出售酒类产品，这主要通过酒类经营许可证来控制，而为了避免过度竞争，政府对许可证的发放进行了限制，每1500个居民一张。这事实上是人为制造了“稀缺性”，结果显而易见，在人口快速增长的社区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酒类执照市场，据说有33位候选者积极地争取6张执照，一张原本100美元的许可证被叫卖到8万美元。
当然，寻租的行为不仅是形成了一个“许可证市场”，还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并远远超出了经济学家的估计。通俗的说，寻租会带来腐败行为，比如一块土地，今天政府说可以拿来建绿地，但是很快企业家希望能够用来建高尔夫球场，他们通过寻租行为改变了土地的使用权，因为建高尔夫球场的利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寻租费用。
经济学家提出一种“俘获论”，认为政府监管者有可能被垄断者“俘虏”，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曾经用出租车牌照的例子形象地解释过三次寻租和俘获的过程：
第一次，直接获取执照的寻租，政府为了限制出租车数量，而发放出租车经营执照，这样市场上出租车数量就少于自由竞争水平。人们受到超额利润的吸引自然会想办法从主管牌照的官员那里得到营业执照。
第二次，对政府肥缺的寻租，既然管牌照的官员可以决定牌照，那么这个职位就成了大家争夺的对象。
第三次，对政府收入的寻租，接下来，出租车的超额收入会以执照费的方式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那么各个部门都想获得这笔收入。
詹姆斯·布坎南，这位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乡村的小伙子为我们理解寻租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瑞典皇家科学院在 198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奖仪式中客观地总结了这位杰出经济学家的成就：“布坎南的工作填补了传统经济学中的一个空白，因为传统的经济学缺少一种独立的政治决策理论。”
少年时的布坎南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超过了那些同龄的来自城市的同学，获得田纳西大学经济学研究生奖学金，研究生毕业后来到美国海军预备队完成了四年有声有色的军旅生涯。虽然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尼米兹上将”号上度过的，但退伍后的布坎南还是来到了芝加哥大学继续他的经济学学习，在这里布坎南对理解经济体系如何运作有了一个全新的转变，并第一次学会了用市场经济秩序来考虑问题。
布坎南将“经济人假定”引入到政治学领域，他的努力使我们对政府、垄断、竞争有了全新的认识，并使公共选择理论成为经济学中一个重要分支，他所开创的理论被称作“新政治经济学”或公共选择理论。
布坎南将经济学中个人间相互交换的概念移植到了政治决策的领域中，从根本上说，公共选择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个十分简单但却很有争议的思想——担任政府公职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为可通过分析其任期内面临的各种诱因而得到理解。
在这个假设下，很多社会弊病都可以迎刃而解。布坎南指出，国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没有无所不知和正确无误的天赋。因为国家仍是一种人类的组织，在这里做决定的人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既不更好，也不更坏，这些人一样会犯错误。过去国家政治理论是完全建立在道德神话基础之上的，而布坎南的“经济人假定”改变了人们对政府的看法。
奇异的经济学
在亚当·斯密以后的一两百多年里，垄断还是个别现象，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普遍垄断现象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虽然很多经济学家都试图进行解释，但是他们始终都沿袭着“斯密传统”，将自由竞争作为普遍现象而把垄断作为例外。
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的张伯伦和英国剑桥的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才正式宣告“斯密传统”的彻底结束。张伯伦、琼·罗宾逊夫人摈弃了长期以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把“完全竞争”作为普遍的而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情况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提出了一套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说明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并用传统经济学的方法重新完成了微观经济学的论述，将市场结构分成了更加符合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实际情况的四种类型，“张伯伦革命”的经济学意义还在于，从这里开始，经济学似乎更加真实地描述经济的本质和现状，我们距离真实的经济世界又近了一步。
第九章 大棒和胡萝卜
（关于市场干预的经济学）
本章导读：
在传统智慧看来，市场中企业是强者，消费者是弱者，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政府应该对市场进行干预，然而，政府真的能够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吗？
美国曾经对橘子实行价格支持，结果政府却不得不以高昂的价格把橘子买下；政府决定向奢侈品征税，结果穷人们的生活非但没有变好，反而更差了，政府这是怎么了？黄牛党为什么屡禁不止，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呢？本章将一一为你揭晓。
租金管制似乎是除了爆炸之外摧毁一座城市最有效的方法。
——瑞典经济学家林德·贝克
经济学家经常开玩笑地说，政治就像是食品，首先它是必需品，合理的饮食会促进身体的成长，但过度的摄取食物会导致肥胖，政府似乎也有同样的效果，它是促进经济繁荣的强大力量，但过度的政府干预将破坏经济的进步。
我们都知道，政府的职能是稳定经济，建立公共服务。德国地铁里便有这样一条标语：乘客们，你们安全的乘坐地铁吧，下面有五千个警察在秘密地保护者你们的安全。清澈的河流，清新的空气，绿草萋萋，杨柳依依，孩子们在教室里齐声朗诵，工人们在车间繁忙的劳作，在政府的管理下似乎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当然，为了维持市场的公平竞争，政府有时还对市场进行干预。我们的政府出于好意，在“传统智慧”指导下，实施了很多调控价格的措施，然而这种自以为是的干涉常常得到超出了我们想象的结果。在经济学中，“管制”常用来说明国家以经济管理的名义进行干预，尤其指政府为控制企业的价格、销售和生产决策而采取的各种行动。
今天以自由著称的美国，曾经就是粗暴干涉价格的典范。美国曾经管制了众多商品的价格，1887年，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管制机构——美国州际商业委员会，目的是控制铁路货运和旅客车费，铁路、汽车、航空运输、通讯、能源销售无一幸免，美国的俄克拉阿马州甚至还对干洗店提供服务也进行了控制。经济学家曾经统计，1975年，美国联邦管制机构控制了约占国民生产总值24%的行业。
虽然管制方案的拥护者宣称，他们有许多不同的理由支持管制，但只有少数的经济学论据可以作为各种管制的“正当理由”。经济学家们嘲笑他们的方案就如同用打碎温度计的方法来对待发烧的病人。
为了理解人们对价格实施管制的原因，首先让我们看看罗塞尔·罗伯茨曾经讲过的在美国黄石公园里发生过的保护麋鹿的行动。
保护麋鹿的行动
为了保护公园里的麋鹿，美国政府决定消灭公园里的狼群，这让当地的牧场主欢喜异常，因为再也没有狼从公园里溜达出来偷吃他们的牲畜了，而且公园的游客也不用再惧怕凶狠或疯狂的狼群袭击他们或他们的孩子了。
到了20世纪30年代，黄石公园里的狼绝迹了。同时，由于狼日渐稀少乃至绝迹，麇鹿的数量开始激增。公园的管理员喜欢这样，并且来公园的游客更加喜欢公园里的环境，他们能够看到更多的动物。
然而，当你干涉一个复杂的系统时，事情的发展是你无法预料得到的。显然，随着麋鹿越来越多，他们吃的东西也越来越多。麋鹿吃光了小溪旁的所有植物，包括荆棘、灌木和低矮的树木，生长在水边的柳树和白杨。
还有一点大大出乎了人们的意料，黄石公园里的海狸数量剧减，这很有点儿讽刺意味，因为狼是吃海狸的，所以，似乎大家都以为狼没有了对海狸有益处才对，可是结果却恰恰相反，因为海狸要靠柳树和白杨生存，而麋鹿吃光了白杨，所以海狸的数量开始减少了。
面对一系列的后果，1995年，政府不得不把狼重新引进了黄石公园。
许多经济政策的作用就是这样，看不见的损失往往就是那些努力想做好事的人造成的。事实上，一项经济措施的出台，制度的确立，法律的颁布，它们不只是产生一种影响，而是产生一系列的影响，经济学家称之为“次级效应”，而人们往往忽视了那些看不见的次级效应。
正如哈耶克所说：通往地狱之路，通常是由善意铺成的。
最低工资制
最低工资制最早起源于19世纪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项制度本来意图是想帮助穷人摆脱贫困，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这似乎无可厚非，然而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产生的结果却超出了人们的意料。
首先，最低工资制规定的只是货币工资，而货币工资仅仅是全部报酬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劳动保障、医疗保险、带薪假期、职业培训等等，这才是全部报酬。如果用法律来硬性规定其中的货币工资，那么雇主就会在长期内调整其他报酬，使全部报酬回落到本来的水平。尽管最低工资的确增加了许多工人的收入，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变得富裕了，雇主通常会通过消减健康保险、免费午餐、培训机会等方式来减少工人的福利。
更加严重的后果可能是，最低工资制的实施使更多人失去了工作，因为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最低工资制把低技术人才赶出了市场。
在前面我们说过，如果说劳动也是商品，那么工资无疑就是这种商品的价格反映。假设我是最后一个被雇用的工人，雇主付给我的工资与我创造出来的利润相等，也就是说，我是那名处于边际上的工人。政府规定了最低工资，如果最低工资高于我现在的工资，为了继续雇佣我，雇主不得不给我提高工资，那么随着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很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形：
情形一：继续雇用我，支付我更高的工资；
情形二：解雇我，寻找一个能与最低工资匹配的员工；
几乎理性的雇主都会选择第二种答案，那么我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这就是说，如果不实行最低工资法，那些低工资收入者还有一份工作可做，从而还有一定的收入。然而在实行最低工资法以后，由于劳动需求的下降，那些工资水平已达到最低工资法要求的人，会继续留在原工作岗位，不会失业；而那些没有达到最低工资水平的工作者，厂商就会解雇他们。
换一个角度，在均衡的市场环境下，社会的财富并没有增加，而企业主付给员工的工资总额没有增加，那么最低工资制实施的结果就是改变了全体劳动者的工资分配，也就是把一部分工人的钱给了另一部分工人，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最低工资法规的强制实施，它减少了一部分个人的就业机会，而这部分人的边际生产价值低于法定的最低工资。
因而最低工资法规对那些相对而言未受训练和无技能的人带来了失业的危险，真正从最低工资法受益的不是那些收入水平低的人，而是那些收入水平本来就高的人。这样的结果似乎与我们的初衷相反，人们希望最低工资制能够提高低收入者的待遇，结果却加剧了他们的失业，对于那些老弱的劳动者来说似乎更加恐怖。
1946年，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就指出：最低工资制会导致劳动供给的增加，需求减少进而造成失业。这种旨在减少贫困而制定的保障制度不仅不能对减少贫困起作用，反而扭曲了资源配置，现在经济学家对此似乎已经达成共识。
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说：“在现实世界中，一项经济措施的出台和制度的确定，不只产生一种影响，而是有一系列效应。而高水平和低水平经济学家的全部区别在于，后者只能注意到那些显而易见的效应，而前者不仅能够看到可观察到的效应，而且还能预见到将来要出现的效应。”
对其他商品的最低限价也发生过一些趣事，据说美国曾经对橘子实行价格支持，结果高昂的价格大大降低了橘子的销售，带来的结果是，政府每年花了大量的钱把橘子买下来，却又不得不把它们全都烧掉。
摧毁城市的好方法
与最低限价相反，最高限价政策是指政府通过使用法令、法规或行政手段强行把某种商品的价格限制在某个低于均衡价格的水平上。当该商品的市场价格高于最高限价时，就执行最高限价；当市场价格低于最高限价时，执行市场价格。
政策制定者通常认为，如果这些商品的价格太高，影响市场的稳定，那么就可能会引起大家的不满，严重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政府为了保证大家的生活水平不受损失，为了维护市场和社会的稳定，而对这些商品实行最高限价。
那么，最高限价政策的效果究竟如何？经济学家的回答又给这项政策泼了一瓢凉水。
最高限价的效果与最低限价政策相似，微妙的区别在于最低限价使得消费者的一部分利益转移给了生产者，而最高限价使得生产者的一部分利益转移给了消费者。另外，由于产品供不应求，因此最高限价政策没有给生产者造成产品积压的成本损失，这是与最低限价政策效果的又一不同之处。
执行最高限价政策的结果是购物要排长队，或者要走后门，或者要凭票。
那些愿意出高价购买的消费者，可能由于排队来迟，或者由于没有认识的熟人能够走后门，或者由于没有领到购物票，而没有买到商品。而那些买到商品的人，却并不是因为他们急需这种商品，而是因为他们排队来得早或者有购物票。如果说把价格提高到均衡价格水平，这些人可能就不会购买了。因此，他们会把买到的商品转手以高价卖出去。
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为从鸡、汽油到利率的大量商品确定了最高限价，在每种情况下，都导致了商品的短缺。人们想要购买产品的数量超过了生产者能够提供的数量，但因为限价，生产者没有了生产这种商品的积极性，虽然购买者得到了利益，但生产者却为此受到了伤害。
最低限价政策确实把消费者的一部分利益转移给了生产者，这让生产者看到了实惠，但社会损失是较大的，而且对于生产者来说，它从消费者那里获得的利益很可能弥补不了产品过剩造成的成本损失。
二战时期，尼龙、轮胎、汽油、糖等等都曾经受到美国政府的价格管制，在推行价格管制几个月后，上述商品无一例外都出现了短缺。汽油就是最好的例子，当OPEC几乎把汽油价格提升到原油的四倍时，尼克松政府却不允许汽油价格跟着涨，结果到处都是长长的队伍和愤怒的人群。
最高限价政策使商品价格无法达到一定的水平，这就会使供给者调低商品的质量或者其他方面的服务，以便在暗中提高商品的实际价格。纽约政府为了照顾那些低收入的市民，对房租进行了最高价格限制，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几十年来纽约的公寓房一直处于短缺状态。租金管制的初衷或目的是什么呢？为了让更多的人租得起房，但是在房租管制情况下，市场无法对供需进行调整，往往是租房的人踏破了房东的门槛。即使有幸租到了房子，租户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房东根本没有心思去维护公寓的质量，比如更换漏水的管子、修理出了毛病的空调，因为想租房子的人多的是，房东的回答很强硬：“你不喜欢？走啊。要租这房子的人把我家的门都挤破了！”
难怪瑞典经济学家林德贝克颇具讽刺地说：“租金管制似乎是除了爆炸之外摧毁一座城市最有效的方法。”
消灭黄牛党
除了直接干预价格，政府还有很多管制的手段，比如，针对通信频带或航空着陆权发放许可证。显然，这样的管制措施会引发一个充满生机的许可证市场和寻租行为，最终会导致对价格机制的扭曲。同时，政府出于对安全和卫生的考虑，还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标准，来限制行业中的企业，例如对污染企业排放的限制，对食品从业人员卫生的限制等等，事实上这样的管制方案总会受到来自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
经济学家已经证明，任何经营活动都是根据预期所允许的利润而制定的，由于许可证和禁止准入，经营者必须要追加更多的成本，最可能的后果是提高了该产业中的价格，而消费者仍然是“安全涨价”的最终承担者。
因此，真正的过程是这样的，政府为了消费者的安全提出了更多的标准，而企业不得不增加成本以满足要求，看似获利的消费者最终承担了增加的费用。事实上，人们研究发现，工伤事故发生率并没有由于管制机构的活动而降低；为汽车加装安全措施的管制也没有降低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反而使人们更加不注意驾驶安全，人们发现，没有管制的条件下预期公路事故死亡率与管制条件下的实际公路事故死亡率相差无几。
有时候，价格的管制还会带来其他社会问题。
几乎每年春运期间的火车票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本质上说，这是因为春运期间，客流迅速增加，而运力相对不足所导致的，也就是说供给不变的情况下，需求大量增加而引发的供求矛盾。那么火车票提价20%—30%的结果如何呢？
首先，春节期间选择火车的乘客是那些需求弹性较低的乘客，这些人只能承担较低的成本，因此涨价的结果是穷人们承担了更多的成本。接下来，提价20%—30%是否有效抑制需求了吗？从售票口前队伍排成长龙，票贩子活动猖獗中，我们就知道，这样的做法并没有有效抑制需求，反而容易助长“黄牛”现象。这就如同灰色市场一样，正是因为人们的效用远远高于实际的票价，因此有经济学家开玩笑地说，当火车票的价格高到买不起的时候，黄牛党就消失了，那时候可能火车上估计也没有人了。铁路处于垄断地位，客运班次有限，这些是车票紧张的原因。
还有很多有趣的市场也有价格管制的影子。比如，我们都知道高利贷行为是违法的，本质上说，这源于政府对银行利率的控制，因为如果将资本借贷作为一个自由市场，利率是资本的市场价格，规定利率实质上限定了资本的价格，一旦资本的供给关系发生变化，而银行规定的利率没有及时更改，那么人们对资金的迫切需求或许就是存在高利贷的最好理由，那些急于获得贷款的人只得求助于高利贷市场。与黄牛党存在的情况类似，供给不足和价格管制是高利贷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
管制制度的废除
管制制度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其中声音最大的经济学家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可能是全球最为人认识的经济学家，因为他总能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艰深的经济理论。尽管一度被视为思想的异端，多年来一直遭到学界普遍的歧视和排挤，受尽世间的白眼，最终这位执著的经济学家取得了胜利。
弗里德曼15岁时，父亲便去世了，他不得不靠着政府的奖学金、餐厅打工的收入和暑假零工的收入完成了大学学业，原打算成为精算师的弗里德曼最初修读数学，后来根据抛硬币而确定进入布朗大学或者是芝加哥大学，如果进入前者，他将可能成为一名数学家，结果这枚硬币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这个世界。
弗里德曼是坚定的自由市场主义者，他挺身而出敢于批评政府，并慷慨激昂地宣扬自己的独特经济见解，他反对政府以各种形式干预市场，坚信市场能够完成全部的调整工作。他甚至认为政府不该向洪灾受害者进行经济援助。弗里德曼的理由是：洪水通常是土地使用不当造成的，在土地上建造房屋和企业带来了洪水。低洼地区土地价格便宜，这就促使人们在这里安营扎寨，由于土地价格便宜，低洼土地购买者就有充裕的资金购买保险，或用其他方式抵御洪水。如果政府给与洪水受害人经济补偿，低洼土地的所有者就不会有上述行为的动机，这样做法带来的后果是，政府的参与削弱了自由市场有效分配土地资源的能力，因此政府的参与将导致洪水灾害的加深。
下面，我们就看看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管制机构是如何诞生到，又是如何被解散的。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铁路在长途运输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当时的铁路运输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价格波动频繁，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爆发残酷的价格战。消费者无法承受价格波动的困扰，向政府提出了价格管制的要求，于是，1887年，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管制机构——美国州际商业委员会，目的是控制铁路货运费率和旅客车费。
在最初的二十年中，铁路公司的确稳定地获得了回报，管制似乎初见成效，然而随着卡车和客运汽车业的发展，有趣的事情发生了。铁路运输商们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游说政府将卡车运输也纳入管制，这样，美国州际商业委员会就控制了铁路和卡车的定价权。
最初，卡车运输对铁路并不能构成威胁，因为当时公路状况不良，卡车装卸的货物有限。然而随着美国高速公路的迅速发展，卡车运输成本迅速下降，卡车运输很快构成了对铁路的直接竞争，铁路运输商们感觉到越来越难以应付。
在铁路运营商的要求下，管制终于有所松动。1958年，铁路运输商们被允许降低一部分运费，并且能够退出不能获利的线路。1970年，美国最大的铁路公司——宾州中央铁路公司宣告破产，这更加触动了美国政府，美国州际商业委员会不得不放松了部分管制权力，但仍然控制相当一部分定价权。
自70年代中期开始，在经济学家严厉批评下，公众对管制所强加的经济负担也深感不满，全社会引发了一场强有力的、旨在废除许多特定的管制方案的政治运动。最终，1996年，美国政府根据《终止州际商业委员会法》解散了州际商业委员会。
管制制度扭曲了市场价格，带来了社会福利的损失，自始至终受到了经济学家的猛烈抨击，就如同经济学家张维迎指出的那样：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
到底在向谁征税
在经济学家看来，税收同样会影响市场上价格对资源的调节功能，因为在税收的影响下，企业对生产成本的估计必然发生扭曲。比方说，政府规定，每生产一个面包要向政府交纳1块钱的税，那么最高兴的肯定是生产蛋糕和饼干的企业，因为这实质上是提高了面包的成本，从而使得面包在市场上处于相对劣势，很明显这样的税收会扭曲价格的信号功能，打乱市场上已有的均衡状态，从而带来一连串的次级效应。
然而除此之外，经济学家更担心另一种危险，善良的人们出于好心提出的建议却让穷人们更加潦倒。
我们总有这样的想法，为了使社会更加公平，应该向那些有钱的人收税，然后补贴那些穷人。因此有人提出，应该对高尔夫球具、高档手表、游艇征收奢侈品税，他们认为这些商品是只有少数富人群体才能消费的高档奢侈品，对其征税实际上就是对富人征税，体现了境况好的人应该多纳税的原则，能够起到公平的效果。然而这样的“传统智慧”又一次被经济学家否定，而且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所谓的奢侈品税，往往会让穷人更穷，而对富人则毫发未损。真的是这样吗？
这涉及了经济学中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税收归宿。它所要研究的是究竟谁最终承担税收，显然对商品征税会提高商品的价格，而消费者可能会承担一部分税费，同时生产者也有可能需要承担，那么税收变动对市场均衡的影响便影响了市场的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参与者之间又该如何分配？
经济学家们分析说，像游艇这类奢侈品，属于非生活必需品，而且替代产品很多，因此属于需求富有弹性而供给缺乏弹性的商品，当这类商品由于税收而价格提高时，富人们会选择其他消费方式，而生产奢侈品的企业却不得不承担需求减少带来的损失，甚至不得不降价、甚至停止生产，最终税收负担都会落在企业的员工身上。
事实也证明了经济学家的预测是正确的。1991年初，美国的有钱人为了逃避税收转而前往邻国巴哈马购买游艇，导致美国度假胜地南佛罗里达的游艇销售量迅速下降90%。令人吃惊的是，包括“奔驰”、“凌志”在内的高级轿车销售量也急剧下降。最初美国国会曾预计“奢侈品税”将每年为国库带来3亿美元的收入，结果第一年仅仅收到了3000万美元，只有预期的1/10，最终，美国政府不得不在1993年取消了这项“亏本”的税种。
经济学家进一步分析说，在市场供给双方中，弹性越小的一方，承担的税负比例也越大。奢侈品的供给弹性不大，但需求弹性较大，因此供给方也就是生产厂商的人们承担了税负。如果对大米、食油这些日常生活品征税则恰恰相反，新增的价格将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相反，如果政府提出对房东收税，大多数人会认为，至少有一部分税收会转嫁到房屋租赁者的头上，但经济学家说房东将是直接的受害者。首先房屋租赁是一个需求富有弹性而供给缺乏弹性的市场，因此房租的税收就大部分由房东承担了，而租户也不必担心房东会提高价格，事实上，如果房东能够提高价格并且全部把房子租出去，那么他们早就这样做了。
经济学家的解释是，税收增加引起租房成本提高，而租赁者会降低他们的需求，在需求减少的市场上，房东们不得不接受最高的出价，而当价格维持不变时，房东不得不按原价出租他们的房子。除非所有房东统一退出市场而降低供给。
有多少穷人？
与税收相对的，是另一种干涉价格的方法：补贴。
这是一种常用的方法，政府担心穷人们买不起房子，于是为穷人提供适用房或者低价租给他们房子，政府担心他们负担不起教育，会提供义务教育，在医疗上有免费医疗制度。同样，针对那些收入低的行业进行补助，也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但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甄别出那些真正需要补贴的穷人。
政府对水、电、气的价格补贴，普遍认为是对大众的补贴。但事实并非如此。显然，穷人所拥有的用电设备很少，而富人们则使用众多用电设备，那么，城乡居民中的富裕家庭在补贴的鼓励下会用更多的电。教育补贴似乎也是这样，本意是为了让更多贫困家庭的孩子读得起书，因此必须对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进行补助才能达到政策的真正目的，否则只会更加加剧社会的不平衡。经济学家托马斯·梅克曾经风趣的说：“出现穷人的原因就是救济，国家想养活多少贫民，就恰好有多少贫民。”
产业补贴是国家常用的政策。农业补贴便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资源转移到农业领域，以支持本国农业的发展。美国政府常常每年拨出400亿美元到600亿美元补贴农场主，包括牛奶、小麦、玉米等各种农产品。日本在战后50年间迅速工业化，为了不使农民们损失过大，始终采取以国家财政扶持本国农业发展的政策，即使1969年，日本粮食开始剩余后，仍采取对大米实行高价格补贴的政策。
事实上，补贴就是一种逆向的转移支付，这对于调节收入分配，保护特别产业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从理论上说，对相关商品实施限价政策，必然扭曲正常的价格体系，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一般来说，补贴的行业中，企业的资本效率都比较低，正因为效率低所以资本都有流出的趋势，而补贴的目的就是人为地扭转这种趋势，但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带来更低的效率。
实用的经济学
经济学常常被用来和气象学作比较，首先，即使没有气象学家的存在，气象仍然存在；同样，无论经济学家对经济做出何种预测，经济现象依然存在。其次，和天气预报一样，经济学家常常对经济的未来走势做出自己的预测，但预测结果似乎比气象学家成功的概率还要低，就如同美国国家气象局门口的那句话：“我们说过的正确的话，人们都忘了；我们说过的错误的话，人们永远记着。”
我们的经济系统有时候就如同天气一样，人们经过对云层、大气的监测，准确地预报天气状况，当人类试图改变经济环境时，也必须意识到那些不可预测的后果。不过经济学家与气象学家最大的不同在于，经济学家能够通过政策的制定来影响和改变经济的运行，他们能为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一位经济学家曾经这样总结政府的干预行为：如果经济在运转，那就征税；如果经济不断地在运转，那就管制；如果经济停止运转，那就补贴。事实上，每种干预措施不可避免的会影响价格，而今天的经济学家已经达成共识，价格信号是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如果这个信号被干扰，那么市场就会扭曲。
学习经济学的目的，是希望世界可以变得更加美好一点，人间的悲惨可以少一点。尤其当你看到政治家制定出错误的经济政策，整个国家为此付出代价的时候，这种感觉就会变得更加强烈了。当然，美国国会的联合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李·赫米尔顿曾经说过：“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能够协助政策制定者，告知他们经济是很复杂的……提醒他们必须在有冲突的目标之间做出选择，我们的政府不一定想听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这么做是很重要的。”
第四部分 经济学的新思维
第十章 重新打开这个盒子
“当年我只有21岁，阳光从未停止照耀。”
——罗纳德·科斯
（关于交易成本的经济学）
本章导读：
似乎每一部令我们记忆犹新的戏剧，都会在人们昏昏欲睡的时候，出现最不可思议的转折，而掀起波澜的主人公往往开始并不被世人所接受，今天我们关心的问题也和主人公一样也有些奇怪。
究竟什么是企业？企业是不是越大越好呢？为什么有人能自己组装电脑，却没有人自己组装汽车？为什么对车间的工人们要付计件工资，而对秘书却要付计时工资？
美国废除奴隶制的主要原因是保护这种制度所花费的成本已超过其净收益。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拉姆·巴泽尔
奇怪的问题
当你读完了前面的章节，是不是觉得经济学家似乎要做的事情已经差不多了，企业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生产，消费者依据个人效用和偏好进行选择，供给和需求在市场上默默发挥作用，“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指引着我们每个人，共同达到均衡的状态，政府调控着经济的运行，尽管不很成功，但他们也在努力着……
经济学家们似乎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这座由亚当·斯密、马歇尔、瓦尔拉斯建立起来的大厦看起来是那么完美，简直无懈可击。其他的人们只要一边喝着咖啡做一些查漏补缺的工作就行了。
当然，不只是经济学这样，物理学中发生过类似的故事。1900年，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新年庆祝会上，著名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作了展望新世纪的发言，在回顾过去岁月之后，他充满自信地认为：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建成，未来的物理学家只需要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就行了。然而，不到五年，量子理论和相对论就如同重磅炸弹，让经典物理学理论几乎被彻底动摇，。
经济学似乎正发生着同样的故事，而改变经济学进程的主人公名叫罗纳德·科斯。1937年，27岁的科斯当时还默默无闻，他完成了一篇名为《企业的性质》的文章，在被好几家杂志拒绝以后，最后终于发表在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家》杂志。起先并没有人注意到这篇文章，直到之后20多年科斯的另一篇重要论文《社会成本问题》问世后，《企业的性质》才引起经济学界的高度评价，这篇被埋没20年的文章今天被看作是新制度经济学开始的标志。
1991年，当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这位从未离开过法学院的老人已是耄耋之年，他在获奖时回忆起自己的往事，曾经无比欣慰地说：“当年我只有21岁，阳光从未停止照耀。”对于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来说，80岁时对他在20岁做的工作加以褒奖，实在是一种奇特的经历。
童年的科斯有点像电影里的阿甘，必须穿铁鞋走路，在当地的残疾学校读书，经过努力地学习，18岁的科斯前往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商科，后来先后错过了成为编篮工人、历史学家、厂长、或者律师的机遇，似乎是命运的安排，他成为了一位经济学家，命运安排他去改变人们对经济学的认识。
在科斯的时代，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笃信，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体系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因为价格机制能够完美的调节消费者的需求和企业的生产。
年轻的科斯提出了这样一个我们从未想过的问题：如果价格能够完美地调节企业的生产，那么在企业内部又如何指导生产呢？如果价格机制足以调节生产，那么根本不需要什么组织，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组织存在呢？
关于企业和组织的存在理由，一些经济学家给出了好像可以接受的答案，由于有劳动分工，所以需要企业。亚当·斯密就是这么说的。
可是既然企业能够组织分工，而市场同样可以，为什么我们还要企业？如果说雇主承担风险，那只能说明需要一个风险市场。如果说雇主组织员工劳动，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在市场上购买员工的劳动。似乎我们一时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在古典经济学领域，所有人都将企业看作是一个黑匣子，为什么要有企业？企业的边界在哪儿？企业是不是能够无穷大？这些问题始终没有真正的思考过。但是为什么经济学诞生了数百年，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呢，哪怕一点也没有，似乎这更令人着迷。
或许是因为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体系实在是太伟大了，在《国富论》发表以后的两个世纪中，每个学习经济学的人都深深地陶醉其中，经济学家的主要活动似乎是弥合亚当·斯密体系中的裂缝，修正他的错误，以及使他的分析更为精确。经济学家德姆塞兹曾经说过，自从《国富论》发表以来，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将亚当·斯密的这一命题形式化。
然而科斯无疑是幸运的，在进入经济学领域之前从来没有经过正规训练，这样特殊的经历让他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有了更大的自由度，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打开企业的钥匙
彼得有一个生产玩具的车间，假定每个工人独立手工制作凯蒂猫玩具，为了给员工发工资，他有两种选择：
方法一：根据每个员工的工作时间，支付他们工资；
方法二：统计每个员工做出来的玩具数量，给他们发工资。
经济学家把这两种方法分别称为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显然人们大多喜欢采用计件工资制，但这是为什么呢？对于彼得来讲，如果选择计时工资的话，需要测定工人的效率并且监督工人，这样会花费更多的成本。彼得选择了一种更为廉价的测定时间和监督生产的方式：计件工资。在计件工资情况下，工人们会更加努力的工作，研究人员在对菲律宾工人的调查中准确地发现，在计件工资安排下，工人的身体消耗的卡路里比计时工资时多了23%左右，而生产率提高了50%。
另一方面，秘书的工资通常是固定的，很少有人根据秘书接电话的数量或是打印文件的多少而付其工资，因为确定其工作量并考核监督的成本太高，而且无法对每件细致工作进行评价和量化，因此采用固定工资或计时工资是合适的。
在这里，我们隐约地感受到一个新的概念：交易成本，这将是我们打开企业这个神秘盒子的钥匙。
通俗地讲，交易成本就是达成一项交易所要付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它几乎涵盖了经济生活的所有环节，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
在市场上，我们常见的批发、搭卖、降价促销等等这样的行为，几乎都能够用交易成本来解释，显然多件商品同时交易带来的成本低于单独交易，所以批发可以获得更低的价格；降价促销和打折则是希望通过增加销售商品数量来弥补价格的差异。《财富》杂志在德国订阅价格是，订阅1年的客户，每期2.63欧元；订阅2年的客户，每期2.37欧元，订阅3年的客户，每期2.10元。显然一次签订更长的订阅合同能够为杂志社降低交易成本，那么他们也会给予客户优惠的价格。
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人们甚至不断改变交易模式。今天，大型的超市已经取代了百货商店，成为人们购物的主要方式，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降低交易成本。同样，超市今天正面临着网络交易的崛起，卓越、淘宝这样的网上购物模式降低了人们的交易成本，因此它能够提供更加优惠的价格。
营销专家为我们揭秘了零售业更替的真正秘密，交易成本的降低是其中的关键，交易成本的下降使得商品流转速度大大增加，快速的流通速度提高了资本回报率。商业专家测算的数据告诉我们：通常百货商店的毛利率是40%，存货每年周转3次，因此它的资本回报率就是120%，而折扣店的毛利率是23%，其存货每年周转5次，因此能够以低价取代百货商店。而获得类似的资本回报率，像亚马逊这样的网络营销，其存货周转率可达25次，因此其毛利率只需要5%，这意味着亚马逊有足够的降价空间以吸引那些对价格敏感的客户，因此仅仅从交易成本角度出发，不远的将来网上购物将成为人们购物的主要方式。
在很多传统行业，也有有趣的交易成本的例子，昂贵的饭店通常提供丰富华丽的菜单供顾客选择，他们能够根据顾客的需要而制作食物；像快餐店这样比较便宜的地方则提供较少的菜单选择，这样能够降低成本；而在自助餐厅，餐馆老板不必按照客人的要求准备饭菜，而是提供几乎一样的食物，同时免去了点单、服务等很多环节，降低了交易成本。
事实上，交易成本的概念还可以让我们重新解释很多有趣的现象。
奴隶制，这是个让人类蒙受耻辱的制度，古罗马帝国、古希腊、以及中国都存在过这样的制度，甚至还有奴隶买卖的市场，不过更令人惊奇的是，经济学家们竟然由交易成本推断出这项恐怖制度的消亡。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认为交易成本是奴隶制度消亡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奴隶主们用各种绳索限制了奴隶的自由，但并非说明与奴隶的交易没有成本，只是通过用武力将劳动者的自由购买下来，这种用武力的方式未必能保证交易成本最低，奴隶主们需要雇佣大量监工，并支付高额的监督成本。而采用合约制雇佣方式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奴隶制度的消亡一方面是出于人类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同时也是交易成本降低的必然结果。
重新打开这个盒子
下面，我们就用交易成本这把钥匙，打开企业这个神秘的盒子。
1937年，科斯发表了他著名的文章《企业的性质》，使得经济学从零交易成本的新古典世界走向正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从而获得了对现实世界较强的解释力。
企业存在的根源在于节约交易费用。在科斯之前，企业常常被作为一个 “黑箱”来对待，它是各个合作的所有者的资源通过合约所形成的相关的集合。在交易成本的指引下，我们终于能够揭开企业的神秘面纱。一个没有交易成本的世界，宛如自然界没有摩擦力一样，是不现实的。而交易成本恰恰就是运用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因为市场价格机制不可能在真空中运行，市场交易必然要付出代价，这就是交易成本的根源。
所谓“公司”，实际上是企业主们能够雇用和指挥工人的集中代理人制度，这种制度避免了过多的市场交易。雇用员工的合同就如同一份保质期一年的连续劳务输出合同，“公司”的作用就是将要素市场内化，这个过程中引入了“交易成本”，笔试、面试、录取员工需要成本，业务培训需要成本、监视、管理员工的劳动需要成本，在一系列内化的过程中，事实上公司支付了“交易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