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西方民主体制在任何时期、对任何国家都是最好的吗？如果公共政策当真由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有些国家，包括一些中东国家，将会对他们认定的敌人（包括美国在内）发起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暴力攻击，而这对他们自己有百害而无一利。
在中国，早产的民主将把有限的资源浪费到政治纷争上，为短期的政治自由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早产的民主也会在不同部门、团体和阶层之间重新分配收入，长期来讲，就很可能削弱经济潜能，无法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化的利益。如果1989年中国实行了多党民主和新闻自由，那么人民不可能达到今天的生活水平。
然而，在进步到一定阶段之后，这种经济活力会发生逆转，民主的不足从此会抑制而不是推进中国的持续发展。（例如，在政治民主和新闻自由之下，腐败才会降至最低。）中国的新领导人必须计算出这一拐点何时出现（工程师是懂得拐点理论的）。
江泽民所塑造的共产党模式是一个生机勃勃、以行动为导向的先锋队组织，它受意识形态远大目标的激励，但不受其教条的束缚。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全体中国人民的福祉(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为己任。在中国的体制中，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寻求与8个规模较小的民主党派的“合作和政治协商”。江模式的共产党还承担着确保国家统一，高举民族主义火炬的职责。江的“三个代表”思想保留了共产主义的旗帜和最终目标， 但使其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现代化。
为使党获得新生，江泽民在党内倡导一种民主气氛，即“党内民主”， 使争论发生在党内而不是在不同党派之间。由于党内政见有所差异的人们各自努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左右政策，推举人选，因此它们发挥着类似于多个政党的作用，形成了相互制衡的民主雏形。
外国分析人士不应过多贬损这些党内差异，而应设法理解它们的存在，只要保持合理的竞争关系，对中国民主的巩固和发展是有利的。一个政治体制下竞争缺失，跟人类的本性和社会学原理是相悖的，是绝对不正常的；这种情况只能存在于绝对独裁专制之下，而中国的制度并非如此。
冷溶副主任说：“在我们党内达成共识的程序跟美国制度下的程序并无二致。”两者都是广泛采纳多种不同意见，达成一个几乎每个人都能或多或少接受的多数人的决议。“江泽民深谙此道。”冷说。当然，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一党制，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公众是看不到的，但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稳定。
江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同辈人中达成共识，而不是依靠过去的强制措施，而这些同辈人大多长期在中央政府中工作。冷溶说：“江泽民使党‘正常化’。”江泽民执政时，每一个人，不管是领导还是群众，对重大事件了解得更多了，发表独立见解也更加自信了，在这样一个个人意见越来越多的环境中，只有善于达成共识的人才能获得成功。江的功绩之一就是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几乎没有人愿意退回到过去时期去。
“美国的民主也有自己的发展史。”郑必坚解释说。他在胡锦涛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任常务副校长。“别忘了，第一批移居美洲的人来自英格兰，而且美国有两百多年相对和平的时期来发展自己的制度。而中国拥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很多人都没有受过教育，他们仅仅经历过封建制度、内战以及外来入侵和占领……”
“所以，正如江主席所言，给我们一些时间来发展我们的民主，”郑表示，“请理解我们的做法，我们需要反复试验，必须慢慢来。但是，正如我们在经济方面取得了进展一样，我们也会建立起自己的民主制度。”
考虑到这种民主仅存于“党内”，中国可以说是一个“精英民主”国家，这些精英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农民、工人直到科学家和企业主。这些精英就是占中国人口总数5%的党员，他们之间的竞争决定了领导人的任免和政策的制订。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管理者基本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又富有事业心的人。这种体制不能很好地解决腐败问题，这种体制不能也不应长此以往一直照这样存在下去；但它可能是解决中短期复杂局面和当前社会矛盾的最有利的制度。
事实证明，江泽民是一名斗士。江的事业是从一系列意外事件中起步的，他能熟练运用自己敏锐的政治本能，最终成为一位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的领导人。江从众多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当中脱颖而出，这令批评家大感意外，他们本以为他只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过渡性人物。尽管是意外就职，而且并没有野心，但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邓小平逝世后，江主席要保持政治稳定是不容易的事，”阎明复说，“国内外危机频发，他都能一一化解，我向他致敬。”
邓小平给江泽民提出了管理国家的四大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推进改革；集中精力抓军队，确保“党指挥枪”；防右，更要防“左”；选用业务合格、政治可靠的人。
江泽民刚刚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时，对军队所知甚少。但他全身心地致力于军队事务，争取军队的拥戴，提高部队的现代化水平。在提升军队高科技能力的同时，他削减军队数量；精简军队机构，提高作战能力，缩短反应时间；增强信息技术的实力，推动信息技术的普及；提拔更多掌握高科技的专业干部；建立广泛的教育和训练计划。但是，江最具胆识的决定当属他把军队从大量商业活动中分离出来。军队的商业活动使军队偏离了重要的国防工作，也是腐败滋生的温床。江曾数百次视察部队，对普通战士怀备至，在国防大学发表讲话，提拔对党忠心耿耿的高级军官。
江还是一位文化方面的斗士。他常说，如果一个中国人对贝多芬的交响乐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无所知，他就是精神贫儿。江告诫身边的人说，中国应该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但是决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他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称为抵御西方文化侵蚀的堡垒。他担心，如果西方文化吞噬了中国文化，那么中国的完整性将面临威胁。因此，江告诫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要保持自己的活力、品格和独立性，不要让西方流俗淹没了自己。他鼓励学生要通晓中国文学、艺艺、音乐、历史和哲学。就像他是一个自豪的政治爱国者一样，江还是一个热心的文化爱国者。
作为中国的领导人，江鼓励振兴中国的科学和艺术他本人也喜欢与中国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作家、音乐家、演员和电影导演共度时光。在他看来，通过知识和文化来丰富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是一项终身使命。
江热爱中国人民，他相信自己最懂得如何改善人民生活。他对人民的理想有自己的看法，并努力通过丰富的物质生活、社会主义理想、传统的道德观和丰富的文化生活来实现人民的理想。如果再融入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和国际声誉，这可能是中国曾经制订出的最为广阔的未来远景。
江泽民为塑造中国作出了贡献，同样中国也塑造了江泽民：他在日本入侵中国和内战时期形成的爱国主义；他受家庭熏陶而产生的对中国文化和传统的热爱；他广博的科学和人文知识和由此形成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学生时期参加革命工作受到的政治历练；他在“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凡经历；以及他作为一名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所学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团队合作的精神。
“和他们那一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江泽民受到了振兴中华和复兴民族文化这种思想的驱使，”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说，“江经历过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亲眼目睹了被压迫、受屈辱的中国所遭受的掠夺。事实上，他一直受到两大问题的困扰：第一，1000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拥有领先的技术，为什么这样一个国家如今却远远落后于西方？第二，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国家的执政党最终都丧失了政权?这就是江为什么把自己的两个目标确定为振兴中华和实现党的现代化的原因。他相信，实现这两个目标是一项崇高而神圣的使命。”
江非常痛心地意识到，从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到20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期间，中国逐渐走向衰落。善于分析问题的江想要知道为什么中华民族如此不堪一击。他总结了3条原因：政治腐朽，经济落后，科技薄弱。在成为领导人后，他决心改变这3种局面。这就是至少在中国公众的眼里，江泽民似乎过于迁就美国利益的根本原因：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知道，与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将有助于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发展。
我们可以从同一个角度来看待江作为国内改革家所持的立场。江的改革政策，是以推行其核心信仰为目标的一种手段，且与文化和道德观念相一致。因此，他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因为改革是使中国人民过上富裕生活、使国家重新赢得国际社会尊重的唯一道路。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没有对20世纪50—60年代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思想进行改革，那么今天的中国看上去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江泽民主席为什么支持古巴和朝鲜呢？古巴和朝鲜跟中国一样，追求共产主义的目标。对江泽民来说，共产主义仍然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尽管政策失误引发了晚近的诸多困窘。从中国主席的地缘战略的实用政治理念出发，支持这两个国家加强了中国的外交独立性，推动了世界多极化，分散了针对中国关键利益的美国的注意力和资源。而且中国不应抛弃老朋友，也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抛弃老朋友。最后一点，经过数十年的宣传之后，中国的自我形象与古巴和朝鲜已不分你我，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自然地迁移到这些国家身上。
中国的批评者认为他在美国问题上立场软弱。美国的批评者则说他操纵中国舆论诋毁美国。他们谁也不了解他始终不变的品格——他曾在日军侵华期间和“文革”时期亲眼目睹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但仍对未来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江为使中国重新崛起成为经济、文化上的世界大国而竭尽全力。
作为一名领导人，这位和蔼可亲、想当教授的人从来没有像毛泽东或邓小平那样赢得人们的无限敬畏。街头巷尾流传的一句顺口溜是这样说的：“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邓小平的话一句顶一百句，江泽民的话一句就顶一句。”这句话或许意在贬江，但事实上却是在赞美他。在江的领导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权力越来越分散的社会，不再仰仗于某个人的心血来潮和反复无常，中国人对此应感到万分庆幸。
然而，江要在历史上留下自已的印记并非易事；他没有简洁的豪言壮语可以用来塑造公众意识。毛泽东“统一中国并使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他的远见卓识是很容易被人理解的。邓小平“结束了政治斗争，改革开放，使人民富起来”。他的伟大业绩显而易见。但江面对的是贯彻邓小平的改革政策中所遇到的一切琐碎细节和不曾预料到的后果——收入差距拉大，宏观经济调整，控制通胀，反击腐败，增加税收，重组国有企业，安置下岗工人——这些事情既不易得到理解，又无特别鼓舞人心可言。
在他担任总书记的头几年，有人称江为“风向标”。据批评家说，这是因为“他的思想随着最轻微的政治气流而改变方向”。所有政治家都必须容忍别人对自己的嘲笑，但这些讥讽被证明都是肤浅的。另外一种解释更加贴近事实：江的行动印证了他的核心信仰的坚定和政治上的精明。江具有“精明地改变自己的立场，使自己得到各方接受”并“避开意识形态斗争”的天赋，表现出一种“适应性很强的实用性”。“当然，事实证明，”李洁明说，“他是一个善于达成共识的人，一个善于左右局势的人。”
但1997年以后，也就是接替邓小平、香港回归、改革步伐加快以及访问美国之后，人们又是怎样称呼江泽民的呢？1998年特大洪水和禁止军队经商以后呢？1999年取缔“法轮功”、中国使馆被炸、加入世贸、台湾抛出“两国论”、“三讲”教育以后呢？2000年西部大开发、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以后呢？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申奥成功、“9·11”事件和反恐斗争以后呢？2002年江保持与新常委的密切关系，“三个代表”写入党章，继续担任军委主席，成为新一代“主要代表”之后呢?
经历了这些形形色色的重大事件后，人们对江泽民又有些什么样的称呼呢？批评家、学者和新闻工作者会对江泽民作出各种各样的评论，但他们不会再用“风向标”之类来影射他了。
有时，江泽民说话幽默，喜欢当众引吭高歌，但是事实证明，他的每一点功绩都有着无比深远的意义，堪与毛和邓的功绩相提并论。泰伟斯教授说，江泽民“所处的执政环境比他的前任（毛和邓）要复杂得多，他不拥有建立在革命基础之上的权威”。泰伟斯指出“江的角色的复杂性”可以“用西方企业的一个词来概括，这就是‘首席执行官’——全面负责大企业各项工作的总经理……他（江）应被看作今日中国的‘首席执行官’，即CEO，这样最合适不过了”。从结果来看，江独特的领导方式，以机敏的说服和审慎的行动见长，这正是处于探索时期又强烈希望强大起来的中国所必需的。
虽然有人经常批评他过于迁就美国利益，在争取中国的国际利益方面做得不够，但江泽民的宗旨在于制定一个连贯而恰如其分的对外政策，能够在确保安全和稳定的情况下度过动荡时期，维护国家利益。他抵制美国制裁，抗击美国的压力，又与美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并以此作为中国繁荣和强大的基础。
“天安门事件”之后，因为两国之间的敌对政策压倒了明智审慎的外交政策，江泽民的处境很困难。华盛顿和北京的强硬派使江主席和美国总统的可供选择的策略十分有限。比如说，对台湾加大威胁，美国政界就会加大保台承诺的力度；美国政界批评中国侵害人权，中国领导人对其具体要求愈加不予理睬。（中美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使江的《60分钟》访谈节目更加大胆，也更加有用。）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江主席不会在台湾问题上作出妥协而危及国家利益。然而，他设法调整了对台方针，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对抗，转变为2004年的经济一体化。只要台湾不寻求“独立”，海峡两岸就能相安无事。
或许，最难能可贵的一点就是，虽然江泽民身为13亿人民无可争议的领导人，但在内心里他还是一个率真的人。江爱家庭，爱祖国。他喜欢显示自己的身体技能，上大学时做引体向上，在夏威夷时下海游泳。他会大大方方地用各种不熟练的外语跟人交谈几句。他的行为会很好笑，他会发脾气，他也会挑剔自己的外表。他有毕生的私交，他向他们吐露心声，倾诉心中的失落，分享自己的快乐。在向他人展示自己孙子孙女的照片时，他会高兴地笑。
江喜欢美食，特别是扬州和上海的家常便饭，但他不得不注意自己的体重。他喝酒适度，这一点与毛不同；他讨厌抽烟，这与烟不离手的邓完全相反。
在招待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国宴上，江邀请同他唱俄语歌曲。普京回答说：“体育方面我什么都行，但就是不会唱歌。”江毫不介意，转而邀请普京夫人跳舞，让一些外交官惊得合不拢嘴。
的确，江热爱音乐，喜欢表演。没有比这更能让他身心放松的事了。然而，他还认为，在公开场合放声高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性化的一面，中国的领导人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一个皇帝。一个略显可笑的领导人要比一个骄傲自大、不近人情、自以为是的领导人好得多。江泽慧笑着说：“他一点都不像西方人在别的国家看到的那些严肃刻板的共产党领导人。”
有些人揣测说，这是江成为中国领导人之后自我膨胀使然。这种推测是错误的。正如一位部长所言，江“生性如此”。
另有人私下批评江事事都想当专家，从政治理论、经济分析到文学、诗歌、艺术、科学。但对江来说，其动力来自满足内心需要，而非渴望他人尊敬。他对一切都充满好奇，求知欲极强。
江总是以工程师的眼光来考虑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能设法找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会做过于具体的指导或干涉。他会为自己的成就而骄傲，也会因为他人得到比自己更多的奖赏而嫉妒。他会改变观点，如对私营企业的看法。他有时会作出过度的反应，就像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有时他的反应又力度不够，就像刚开始对待“非典”时那样。
有时，他会把原则置于利益之上，如他坚持日本应就侵华战争向中国道歉。他本人就曾是一名激进的示威学生，他在“天安门事件”中“理解学生要求更多民主和自由的感情”，但他又为中国政府采取的武力压制辩护。他渴望中国文艺的繁荣，却又对中国作家和画家的创作自由予以必要的限制。他是一个幻想家，一个浪漫主义者，他吟诵古诗，欣赏美妙的旋律，人生的奥秘也会令他神往。
继伍德罗·威尔逊之后，很难再列举出一位美国总统像江泽民这样真正热爱知识。无论是对物理学的着迷，还是对诗歌的热爱，江都堪称一位真正的知分子，没有任何伪饰。他醉心于中西方文化，为古典文学而感动，为数学的美妙而惊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享受思考哲学问题的乐趣，但一旦听说有朋友生病或身体不适，他会放下手头的任何急事去给予帮助。他用心寻求自我完善，也劝诫身边的每一个人，从高级部长到普通工人都这样去做。
江泽民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他能够把不同类型的思维模式融会贯通。在江看来，他在工程学方面所受的教育和20多年来在工业部门的从业经验使他的思维架构得以成型。在政府部门工作的30多年中，尽管江学会了像政治家那样运筹和抗争，但他从来没有忘记像工程师那样去分析和计算。他还是一个求知若渴的知识分子，一个喜欢吟诗作诗的文学爱好者。他热爱科学，钟情艺术。各种各样的知识积累使他得以用自己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再加上他的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江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兴趣和经验的独特组合，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实属罕见，集中在一个国家领导人身上则更为罕见，这种独特的组合赋予了江泽民特殊的品质。
从江泽民退休那天起，一个时代就载入了历史。未来的一代不会对日本的野蛮侵占和使中国大伤元气的内战留有真切的记忆。江以后的领导人没有经历过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主义的岁月，他们对“反右”运动和“大跃进”的破坏力也会变得印象模糊。新一代人确实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可是对其中大多数人来说，这仅仅是下乡锻炼耽误了自己的前程，并不是真正的羞辱、迫害和苦难。
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对此会有或多或少的理解。由于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些虔诚的信仰和政治狂热，对那些背负着厚重历史的事件，比如中日关系、党政改革和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官方评价等，他们的反应将会多一些理性分析，少一些感情色彩。在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领导下，新一届领导集体经过长期努力，将会留下他们自己的印记，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江泽民的一些政策可能会被改变。变化是在所难免的，江自己也这么说。江预言，正如他们这一代超越了前辈一样，他的接班人也将超越他。
胡锦涛主席的身上打着在合适时间上任的合适领导人的所有印记。他拥有领导这个泱泱大国的睿智，拥有处理形形色色历史遗留问题的务实作风，拥有创立新的发展战略的非凡能力，有着让全体国民都分享到中国成功果实的贴近群众的情感。江的功绩簿上，还有不可或缺的一笔：封建制度结束之后，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完成无创痛的和平权力交接。黎安友和杜林虽然指责这一交接太过隐秘，但也不否认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的交接班是“经慎重审议的精英管理过程”。
对中国未来做出各种各样的设想是件非常时尚的事，发表类似中国会从内部崩溃，或者中国会迅速崛起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咄咄逼人的挑战者之类的见解，是非常容易引起轰动的。但是，中国未来的道路似乎是相当平坦的。除非发生灾难性的事件，中国经济将会继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将会持续提高，中产阶层会继续快速壮大，由于电信业的发展，个人的自由度也将会增大。中国的问题将仍然存在。收入不均、失业、腐败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会消失，但从长时间来看，有可能得到逐步改善。“没有任何东西能长期遏制中国。”泰德·费什曼写道。“如果有哪个国家会在未来国际市场上取代美国的地位”，他的结论是“非中国莫属”。
本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虽然不是以人均来计算)的国家。杜林预言，中国很可能会出现某种中国式民主。克里斯托弗同意这一看法，但他认为“很可能我们两人都猜错”，因为“中国观察家的预言鲜有准谱的时候。中国的历史也充满无法预料的坎坎坷坷”。克里斯托弗的结论是，无论采取何种政治形式，中国“都会扮演本世纪的主角之一”。
江通常从历史角度出发来思考问题。他常常思考这样一个事实：在大部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1820年，中国经济约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和现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所占的比例相当。如果中国按照目前的发展轨迹前进，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奇迹”。到那时再回顾历史，未来的历史学家将很可能会把这一切归功于江泽民时代。
在当今世界上，社会制度或政治体制的差异几乎已经毫无意义了。从经济角度讲，对效率和革新的追求正在创造一个巨大的全球化市场，几乎每个国家都要参与其中的竞争。真正争斗的双方，一边是秩序和现代性，另一边是无政府主义和宗派主义。在争取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斗争中，中美两国已经成为同盟，而不是对手。
历史将会怎样评价江泽民呢？他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与传统的根基，有着受压迫而产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拥有受到早期社会主义影响的理想主义，他具有工程师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知识分子涉猎百科的雅趣，这样一位历经扬州、上海、长春、武汉、北京的江泽民，最终于20世纪后期横空出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的推动下，他成为永久性改变了中国的人。
虽然他不是经济学家，但他实施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他人协助下）引导宏观经济和产业政策安全驶过惊涛骇浪。虽然他没有从军经历，但他对军队实行了现代化改革，赢得了军队的拥戴。虽然他不擅政治伎俩，但他却成为协调众议、理顺党内关系、巩固权力的行家。虽然他不是律师，但他规范了党和政府的法律、法规和议事程序，让地方官员处在人大的监督之下。虽然他不是法官，却能惩恶扬善，给广大民众带来空前的财富。虽然他不是哲学家，却能阐明社会矛盾，传承文化、道德、文明和美德。
在短短的几年内，江泽民领导中国完成了惊人的转变——从一个因“天安门事件”而动荡不安的国家转变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动机和商业文化中心，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开放的国家。10多年间，中国发展成为备受尊重的外交大国。江泽民的贡献之一就是使政府体制正规化，至少对那些追随其后的人来说是这样。如果说，江最深切的愿望是使自己深爱的祖国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耻辱之后，重新走上复兴之路，那么这个出生在扬州的和蔼可亲的工程师已经获得了成功，他的功绩超出了所有人最大胆的预想，无疑也包括他自己的预想。
这一切是多么的不可思议，江泽民12岁读中学时，日本侵略者强占了他的学校；17岁时，他在被日寇占领的南京参加“反毒品”学生示威；23岁时，江在被战争摧残得千疮百孔的上海分销冰激凌；31岁时，江被迫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批判“右派”，接着奋力将其发电设备改燃原油；41岁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在武汉被红卫兵剥夺了受周恩来总理接见的机会；54岁时，在邓小平尝试推行改革政策的头几年里，江为经济特区奔忙；62岁时，也就是1989年初，身为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开始制订退休计划；66岁时，也就是1992年，江总书记面临着经济挑战和政治斗争。谁能料想到这一切呢?
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正在进行历史上最深刻的变革。江泽民的一生，堪称当代中国的编年史。至于江泽民的卓越功绩，那就是缔造了中国的未来。
【江泽民生平年表】
【江泽民生平年表】
1926年8月17日出生于江苏扬州。
1926—1943在中国传统的书香门第长大；读完小学和中学；喜爱文学、音乐和科学；成为革命烈士的养子；江泽慧成为他的妹妹。
1943—1945在南京中央大学学习工科；参与反毒品运动；结识室友童宗海。
1945—1947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机电；参与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和地下工作；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结识王慧炯并成为同学和终身好友。
1947—1951参加工作，在上海益民食品一厂任副工程师；提升为总经理；结识汪道涵，成为至交。
1949与王冶坪结婚。
1951—1953上海制皂厂副厂长；熟悉上海工业；长子江绵恒出生（1952）。
1953—1954一机部第二设计分局（上海）电器专业科科长。
1954--1955协助一机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次子江绵康出生（1954）。
1955—1956在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学习俄语，喜爱俄罗斯文化。
1956—1962在长春一汽度过6年；提升为动力分厂厂长；花三个月时间将燃煤改为燃油；忍受“反右”和“大跃进”；结识沈永言，成为终身好友。
1962—1965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1965—1968调到武汉，任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评，“边站”（但没有被打倒）。
江泽民生平年表1966—1976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恶梦般的经历。
1968—1970受到严格的政治审查，被送进河南渤海农场“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
1970—1971回到北京；任一机部外事局副局长，这是他的第一个正式的政府职务。
1971—1972率中国技术小组在罗马尼亚进行15个工厂建设的可行性研究。
1972—1976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提升缓慢。
1976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逮捕；十年动乱结束。
1976—1977“文革”后被作为“14人小组”成员派往上海恢复秩序。
1977—1980回到北京，继续担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
1978邓小平上台，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长达2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1980—1982任为贯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新政策而设立的两个新委员会（进出口和外国投资）的副主任（副部长级）；帮助设立经济特区；率团参加联合国发起的40天世界参观（第一次赴美）；全国政协委员；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1982—1985电子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党组书记；1982年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访问美国，包括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和旧金山的惠普公司；与惠普签订中国最早的合资协议之一。
1985—1989在上海度过5年时间，任市长、市委书记；建设城市，加速发展和投资；迎接外宾，如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和戈尔巴乔夫；1986年处理学生抗议事件，背诵“葛底斯堡演说”；接待常到上海的中国元老（特别是邓小平）。
19894月胡耀邦去世后发生大规模学生示威；江撤消自由化的《世界经济导报》主编的职务；在不流血的情况下恢复上海秩序；6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11月当选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1990—1991开始行使权力；视察若干省份和军事基地；出访朝鲜、苏联。
1992邓小平南方谈话重新给改革开放注入活力；江支持和推行邓的改革方针；在中央党校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党的十四大上，经济发展成为中心目标，江又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1993—1994当选国家主席；经济起飞，但开始过热；通货膨胀加剧；“软着陆”成为改革的突破口；江作为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第一次会见克林顿总统；偕夫人王冶坪访问法国。
1995提出“精神文明”的概念与物质文明相平衡；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八项主张”；腐败官员陈希同被解职和逮捕；江制订“科教兴国”计划；李登辉访美后两岸关系紧张；江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会晤克林顿总统；访问韩国。
1996整顿党风，提出“讲政治”；台海局势进入最紧张时期，进行军事演习；寻求把艺术和文学引入政治。
1997邓小平去世，全国哀悼；党、政、军团结在江周围；香港回归；党的十五大上“所有权”得以放松；江再次当选为总书记，成为中国无可争议的领导人；高调访美，与克林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大获成功。
1998朱镕基被任命为总理；改革步伐加快，政府机构精简；抗击特大水灾；禁止军队经商办企业；访问日本，在“道歉”问题上发生争议。
1994月“法轮功”分子围攻中南海，7月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北约和美国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引发中国公众强烈反应；李登辉的“特殊国与国关系”论调破坏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群众游行庆祝建国50周年；中美在中国入世问题上达成协议；江采取反腐败措施；提出“三讲”，整顿党风；“神舟”一号飞船发射。
2000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使党现代化；访问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土耳其；出席纽约联合国千禧年峰会；抓科教工作；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精彩采访。
2001美国侦察机与中国喷气战机相撞，中美关系陷入僵局，中国公众反应强烈；江访问拉美；发表纪念建党80周年讲话，用“三个代表”思想革新全党，提出允许包括私营业主在内的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入党；北京获2008年奥运举办权；“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反恐战争开始；江在上海亚太经合组织论坛上与布什总统会晤；中国对宗教采取宽容态度。
2002为重要的党的十六大做准备；在北京会见布什总统；大力宣传“三个代表”思想；在得克萨斯农场会晤布什；在十六大（11月）上总结中国状况和他个人任职期间的成绩，展望未来；“三个代表”思想写入党章；权力和平移交给新一届领导人；江被称为他这一代的主要代表，新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多为与江关系密切的同事；再次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经济保持快速增长。
2003江两届国家主席任满，胡锦涛接班；保留军委主席职务；在军队事务和国际关系方面表现活跃（与他同辈的其他领导人都已退休）；非典肆虐中国但得到控制；参与伊拉克和朝鲜问题的外交活动；中国第一位航天员进入地球轨道。
1989—2002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3年。
1989—2004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5年。
1993—2003担任国家主席10年（两个5年任期）。
2004退休后的江泽民继续作为他这一代人的主要代表，向新一届领导人提供意见和建议。
【注释】
【注释】
［1］ 我和江主席在一起的场面凑巧被新华社拍摄下来，成为官方发布的照片。这幅照片刊登在2000年9月10日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中国各大报纸头版上。
［2］ 还有一点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就是朱亚当会成为我未来的合作伙伴——当时他是一名干部，只有22岁，精力旺盛，思想活跃（获得过语言文学学位），被派来给我当翻译。朱亚当在费城天普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我们从1994年开始一起工作。
［3］ 我家里还有两个人与中国有缘。我妻子多拉·塞维亚里安—库恩是以演奏恰恰图良而著名的钢琴师，担任北京三家乐团的钢琴独奏演员。我女儿丹妮拉是演员，在中央电视台两台戏剧系列节目中担任主角，还在一部即将发行的由李前宽导演的有关朝鲜战争的历史片中扮演角色。
［4］ 美国公共电视台的《探索中国》录像可在www.shoppbs.org购买。
［5］ 《中国制造：新革命之声》（纽约：电视图书，2000）是美国公共电视台纪实片《探索中国》的配套书。
［6］ 对书名略作介绍。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注意到有一本同名的儿童读物，即赛珍珠的《改变了中国的人：孙逸仙的故事》（纽约：兰登书屋，1953）。我对采用相似的书名有些担心，但兰登书屋的编辑（还有其他人）认为那本书已是半个世纪之前的老书，而且新书使用老书的名字并不鲜见。她说，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书名很吸引人，点明了本书的主题。当然对这个主题可能会存有一些争议。我考虑到，孙和江都“改变了中国”，虽然改变的方式大不相同，但对中国的今天都是至关重要的。对这个相似而不相同的书名我是事后才想到这么多理由，虽然是歪打正着，但令我十分喜爱。中国之所以在20世纪以大国的身份屹立于世界，就是由于他们对中国重要和多方面的改变，如果这两个雷同的书名能让读者读懂这一点，我想是再好不过了。
【后记】
【后记】
我曾3次见到江泽民本人，其中两次与音乐有关。第一次是在1993年，我在古巴哈瓦那的国际饭店高层上与他擦肩而过，我感到十分吃惊，当时他正在古巴进行国事访问，而我是陪妻子多拉·塞维亚里安—库恩，她在古巴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中担任钢琴独奏。第二次是2000年9月，在纽约的一次招待会上，当时江主席参加在林肯中心举办的一次音乐会，这是2000年“中国文化美国行”活动的一部分。这是一次中国艺术和服装展示活动，我和合作伙伴朱亚当参加了组织工作。[1]第三次是2003年11月在北京，我聆听了他关于几个问题的非正式讲话。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89年3月，在学生涌向天安门的一两个月前，但一直到几年之后，我才开始对那里发生的事件有所理解。当时我是应中国国家科委之邀，为中国的研究所做处于起步阶段的市场经济的顾问。作为一名投资银行家，我所受的训练是科学方面的，而不是律师方面的。我开玩笑说，可能我不是那么危险。
我从刚到中国那一刻起就被吸引住了，中国的改革引人注目，人民精神振奋而且非常乐观。中国人的热情可能有些单纯，但却非常鲜活；他们渴望知识，一心要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那时我就意识到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文化、历史、经济和政治将对美国产生重大影响。但对于中国对我个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那时还并不清楚。［2］
从第一次访问之后，我就投入到中国的事务中去了。［3］我在多家公司和机构任职，多为科技、财务和媒体机构。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我举办了许多有关并购的讲座和讨论会，旨在阐述自由开放的并购市场不仅能够使管理良好的企业得到发展，减少管理不良的企业，还能够保护国有资产（这种观点与主流意见相悖），防止人们利用特殊关系捞取好处。
他改变了中国后记1996年，我在中国出版了第一本书，这就是译成中文的《投资银行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这是中国同类著作的第一部。1999年，我的一本关于交易的书《交易人》（经济科学出版社）得以出版，这本书的读者更加广泛。2000年，《走近真实》（经济科学出版社）在中美两国同时出版，这是美国公共电视台关于科技、意义和未来的系列节目的同名书。
1999年，我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创作了8集纪实片《资本浪潮》-—中国国家电视网络播出的有关并购的第一部系列片。我还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制作了一部探索中国改革的纪录片《探索中国》，于2000年9月8日在美国公共电视台播出，同一天晚上，江泽民主席出席了纽约林肯中心的音乐会。
由于中央电视台坚持要求对《探索中国》美国版的剪辑拥有否决权，我也坚持同等的对中央电视台对中国观众播出的《资本浪潮》的最后剪辑拥有否决权——出人意料的是，在合同中我竟然得到了这一权力。（中央电视台并未使用它的否决权，这是创纪录的；台领导内部经简单的讨论之后决定，在美国公共电视台首播时，甚至连审查都免去了。）
对编辑的控制是不可逾越的。在早期与媒体高层官员的会议中，我发言说，如果我们关于中国的纪实片百分之百都是正面的，西方观众就会一点都不相信。我说，我们制片组对“正面”和“负面”之间的比例并不太在意；我们只是想用能够体现当代中国风貌的人物故事尽可能反映真相。令人高兴的是，中国官员最终对我们美国公共电视台的纪实片表示满意，甚至包括其中关于（哈尔滨）阿城糖厂破产的“负面”片断，大量下岗工人的人生悲剧（中央电视台摄制组人员与他们共同度过了东北严酷的寒冬）。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教授说，他们将把这部片子用作教学观摩片。[4]
我写作这本书的重要原因在于人们的两个错误观念：认为中国对美国本质上充满敌意和把中国领导人江泽民视为“独裁者”。如果说21世纪的和平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美双边关系，那么这两个错误观念是极其有害的，而且可能是危险的。
我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品格。我敬仰江泽民，他受到轻视，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受到各种非议，人们甚至对他永远地改变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的功绩无动于衷。我也体会了一次小小的心理历程——努力去认识江的政治哲学和领导艺术所依赖的观念和感情经历。
本书立足于大量而广泛的采访和一些特殊（尽管有限）的渠道，对于这些我未作增减。我得到许多意见和建议——有些有帮助，有些与我的观点相反——但我们都达成协议，编辑权归我个人。
本书是一本由江泽民的朋友和同事讲述的个人传记，而不是他的批评者和反对者讲述的政治性传记。我着眼于我认为真实的内容，而尽量减少无法证实的情节。要写一本全面而公正的传记必须等到主要材料——资料原件和大规模采访——得以公开之后才能做到。我所讲述的当然不是江泽民的全部故事，但我认为是相当大的一部分。
如果不能理解江泽民所处的时代背景，就无法理解江的行为和信仰。我的前一本书《中国制造：新革命之声》［5］，主要有两个对理解中国必不可少的主题——中国人对中国的一切事物所表现出的自豪感，和他们对稳定的狂热追求。如果能认识到自豪感和稳定这两个主题的种种表现，就会对这个国家和它的领导机构有相当多的了解。
2000年9月，我观看了江主席接受《60分钟》节目主持人华莱士的采访。尽管我自认为对中国很了解，但直到这时我才恍然明白了他所处的重要位置。我对中国的改革有了全新的认识，第一次产生了了解和描写江泽民的想法。我在采访中探索了他如何改革共产党和中国——大多数西方人对此一无所知（或不明真相）。我发现自己被江的个人故事所吸引，我的收获之丰出乎我的意料。我一开始本来想写一本探索他对改革所起的作用的书，最后却写成一部讲述他的生平、历史功绩、他的思想和感受的书——一本江泽民的传记。
中国领导人进行自我宣传被认为是不合适的，虽然官方媒体中不乏语录和照片的登载，但传记却单单被排除在外。如果审视一下中国的历史记载，就会找到充分的理由。从古代皇帝到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屡屡把国家推入动乱的深渊。邓小平所推行的改革项目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废除个人崇拜。但中国如今成熟起来，走向了世界，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大国，真实的传记必然会促进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当今世界媒体和名人广受追捧，传记能使中国“与时俱进”。
我被当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来看待，我对此感到十分荣幸。这一崇高的荣誉是在15年的学习和授课，工作和娱乐，吃饭和探索，以及人际往来中赢得的。我把这本书献给那些善良的人们，特别是我在中国的朋友和同事，他们的敬业精神、前瞻眼光、坚忍和勇气正在强化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改革，推动中国去理解世界，也让世界理解中国。
坦白地说，我在中国有商业利益。人们自然会问，我与这个国家之间的金钱关系，是否会改变或影响我对其领导人的看法。对此我只能回答：我希望“不会”。这个回答可能并不令人满意，但我的自尊显然让我更看重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名誉，而不是自己的银行存款数额。人人都会有偏爱和偏见，我的偏爱和偏见在书中暴露无遗。
我并没有自诩为不加个人感情的公正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我就像一名本地球队的忠实球迷一样为中国欢呼喝彩；当中国政府的行为为中国增光时，我为之欢呼，当不得不面对相反的情况时，我为之痛惜。我努力把事实和个人观点区别开，把实际情况和能够或应该出现的情况区别开。与科学精髓并行不悖的是，我尊重目前所能确定的真理。这本书就是我在当前所能确定的江泽民的真实情况。［6］
（ 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