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恒和绵康有很好的工作作风，”他们的姑母江泽慧评价说，“他们在业务上反应灵敏，为人正直诚恳。绵恒更善交际，绵康更内敛沉稳。三哥和三嫂都很为他们骄傲。”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在卡塔尔举行会议，一致通过接受中国加入该组织，从而结束了中国为加入这个全球贸易组织而进行的长达15年的奋斗历程。江说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将在履行义务和享受权利之间小心谨慎地求得平衡”。
12月中旬，江主席参加了为期3天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它的召开是为了制定中国在新世纪的宗教政策。这是历来在中国召开的有关宗教问题的最高级别的会议，政治局常委会的所有7名常委都参加了会议。在讲话中，江首先肯定了宗教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贡献，他号召有关各方“要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他指出了宗教的重要性并警告说不能低估它对世界事务的作用。
“要求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意味我们想要宗教工作者和信教群众放弃他们的信仰，”这位中国领导人说，“而是要求他们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国家的规章制度……并为民族团结及国家统一作出贡献。”江赞扬了“广大信教群众”对国家的支持，并强调了宗教在诸如救灾等活动中发挥的社会作用。
但是，江也警告说，决不允许任何人“滥用宗教”来达到破坏党、社会主义和国家安全的目的——这明显指的是“法轮功”和其他未经批准的宗教组织——他还警告要防止“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国势力的渗透”。
简而言之，只要这些宗教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江就会允许宗教自由。大会制定了新的章程草案，允许教会和其他宗教组织作为独立的实体直接在国家登记。另一方面，那些选择不去登记的组织就有可能发现自己面对更加严格的限制。
作为一个尊重科学、讲究理性的人，江曾为宗教中有关预测和迷信的吸引力感到迷惑不解。他也赞成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宗教的观点。“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他在1年前说，“宗教已有相当长时间的历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将继续长期存在下去。宗教的最终消亡，准确地说，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可能要比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还要长。”
江曾经认为宗教的影响会逐步减弱。但他现在看到，相反的情况发生了。尽管教育水平在提高，但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却变得越来越强大了——不仅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如此。江相应地修正他的见解，尤其是在1999年“法轮功”突然冒出来之后。宗教并不像他曾经认为的那样，重要性正在减弱，而是一股需要“重点关注”的力量。
政府估计中国信教人口大约有1亿，而非官方的估计则认为这一数字为2亿或更高。既然江泽民认为共产党继续作为执政党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它必须“代表”人民中的“绝大多数”——这是“三个代表”中的第三点，那么，若要照章办事，共产党就不能无视占全部人口10%或更多的这个群体。绝大多数信仰宗教的人——不管他们是佛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穆斯林还是道教徒——也都是忠诚的公民。因此，江得出结论说他们也对国家建设作出了贡献。
自从江泽民的思想逐渐转向“以德治国”后，他就感到宗教可能成为社会中更加重要的成分——这是他的思想的一个重大变化。事实上，江现在着重强调宗教不能从政治中孤立出去。当年秋天参观一所佛教寺庙时，他甚至问高僧们在引导“年轻人对宗教的兴趣”方面有哪些见解。他认为这一点将既能够支持他有关民主文明社会的构想，又有助于支持压制“法轮功”这种破坏性因素的愿望。
江对其中一位高僧谈到在他自己生活中有关佛教打坐的一段插曲，他称之为“一次命运攸关的遭遇”。“我曾经练习过你们刚才所谈到的打坐，”江回忆说，“那是在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正值‘大炼钢铁运动’。我患了严重的胃病(当时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并练习打坐3个月——看来它治愈了我的疾病。打坐可以把人引入静思，这实在是很不可思议。”
12月，江泽民前往导弹先驱钱学森博士在北京的寓所，探望了他。这天是钱的90大寿，江坐钱的床边，就科学和技术怎样才能为国家的改革和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与这位令人敬的科学家交换了看法，并承诺将保护“科学家的创新精神、主动性和工作热情”。
1年前，在钱学森的89岁生日时，对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进行了思考。他谈到“要把科学和政治相结合”以及为什么高级领导人在需要具备政治能力的同时，还应当用“现代科学和文化知识”来“武装”自己。他把江泽民称作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主义总是在不断向前发展。钱学森说江泽民对科学和政治这两者的“高层次”理解，使他能够提出“三个代表”的“整体原则，其中每一条，依据钱的看法，“都具有深刻的科学含义”。“三个代表，”钱说，“既不是纯粹的治，也不是纯粹的科学，而是科学和政治有机结合的产物。”他又说：“使它们结合需要智慧。”“看看全世界，”钱反问道，“还有哪个国家比中国发展得更好？”
钱谈到了他对江泽民的看法：“他有良好的科技底蕴以及广泛的兴趣爱好。他喜欢学习。每一次见面时，我们都会谈论科技问题。我还记得1989年他刚刚调到北京时……他对系统工程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所以我当场给了他一本我写的《系统工程论》。后来，他在发表讲时使用了系统工程的原理。”
1991年，钱突然接到江泽民的电话。江说：“学森同志，近来，物理学家们都在谈论超弦理论。能请你释一下吗?”钱送给江一篇他的文章，其中谈到了若干现代物理学中抽象的哲学问题。
“尽管他在忙于处理大量的国事，”这位传奇式的钱博士回忆说，“但江总书记还是设法抽出时间研究这些最尖端的物理学理论。他还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到中南海给高级领导人作科技、经济和法律方面的讲座。”1995年初，钱学森寄给江泽民一篇论文，题为《应当学习如何迎接21世纪》。两周后，江坐车来到钱的家中，就中国的长远发展热烈地讨了3个小时。
12月中旬，江主席1996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艺术家和作家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需要发达的精神文明。”他将文化置于各种文明之间大竞争的中心位置。“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江对3000名中国的文化精英说，“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
“要把文学和艺术与政治分开是不可能的，”江阐述了他的基本主题，“尤其是在面对占据统治地位的西方国家的压力和对付西方识形态渗透时更是如此。”江警告说国家的命运取决于中国的文化是否强大得足以克服随着西方产品和服务被带进中国的“外国腐朽思想文化的渗透”。
江的这种民族主义文化观并没有支持者。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艺术家和著名知识分子开始将他们尖酸刻薄的批评从自己的政府转移到西方身上。就连在中国被禁（译：原如此）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导演张艺谋也瞄准了西方媒体。“西方长期以来将中国的电影政治化，”他对记者埋怨说，“如果这些电影不是反政府的，他们就认为只不过是政府的宣传。”
江把“文学和艺术”描述成“民族精神的火炬”，这是泽民内心最为深刻的感触，表达了他对中国丰富文化的永恒热爱。“中华民族的精神，”他赞美说，“不仅体现在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奋斗业绩中，体现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里，也反映在几千年来我们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文艺作品中，反映在我国一切杰出文学家、艺术家的神创造活动中。”说，艺术家担负着“历史任务”，要“创作出无愧于我们时代、无愧于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的优秀作品来”，他还列出了他们的工作领域——“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民间文艺、群众文艺”。
江泽民既具有一个知识分子对艺术的热爱，也具有一个爱国主义者对稳定的关心。江担心某些知识分子会利用西方思想来破坏对党忠诚。“脱离人民的文学作品是矫揉造作的作品，”他说道，“文艺工作者应坚持追求真理、反对谬误，歌颂美善、反对丑恶，崇尚科学、反对愚昧。”
江主席号召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参与他的意识形态构想，即“三个代表”思想。“建立先进文化将有助于发展国家的先进生产力”，他说，接着他又指出中国还需努力使“先进文化”对各地人民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更加鼓舞人心。通过指出先进文化如何支持先进生产力以及两者如何共同给人民带来巨大利益，江巧地将“三个代表”的三个部分结合起来。这是2002年前他发表的最后一篇关于思想工作的讲话，2002年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将决定中国的未来和江泽民的精神遗产。
这次大会还有一段小插曲。许多来到北的代表被安排在劳动大厦，这里的设施很差，噪音吵得人几乎无法入睡。劳动大厦的生活条件太差，因此代表们抱怨说他们没法休息，也没法开好大会。
江泽民身边的一名工作人员正巧来到这家宾馆。他注意到了那里糟糕的居住条件，并向主席汇报了他所见到的情况。江对这些知名艺术家被如此对待而大为恼火，并指示把所有住在简陋宾馆的代表都搬到合适的宾馆去。当晚，有200人搬进了装饰一的北京饭店东翼。当他们到达时，饭店工作人员已站在入口处迎接他们。“江主席会亲自处理这种琐事，我们都很感动，”电影导演李前宽说道，“这表明他对术家和作家特别关心。”
在2001年即将结束之际，北京的所有讨论转而集中在党的十六大的筹备工作上，这一大会计划在第二年秋天召开。大家所关注的问题是江泽民会从1个、2个还是全部3个领导岗位上退下。
第27章 2002年1月－6月 学习“三个代表”，实践“三个代表”
2002年将决定党的方向、中国的未来以及与之相关的江泽民的历史遗产。由于关系重大，中国的政治界、国外的观察家和评论家似乎都沉迷于新近发生的事件和各种猜测之中。党的十六大将在秋天召开，但具体日期还有定，这次会议将总结江13年来的功绩，制定前进的思想和路线，最重要的，要确定新一代领导人。在中国，重要人物仍然决定着政策，在位领导人的组成将是预测未来几年国家情况的最好依据。
国外的批评家往往只肤浅地描述中国政治的表象。在透视内幕时，他们关注的是摩擦，强调的是内部倾轧和政治斗争，而且有意无意地，描绘中国领导人的主要工作模式似乎是争论和交锋。西方和港媒体的报道与其看作是政治记者的文章还不如看作政治漫画家们的鸦。但是从“文化大革命”以后，除了1989年6月4日之前的那段时期，高级领导人的合作基本良好，他们的大多数会议和精力被用在治理国家的实务上，当然他们也有政治上的分歧，但是与那些画式文章所表现的相比，分歧微不足道，且只集中于某一时段。正如泰佛斯教授所言：“虽然外界观察家对冲突有各种预测，但以江泽民为‘领导核心’的时期显而易见地并无‘权力斗争’。”
在计划未来的权力交接时，中国的高级领导人，尤其是现任总书记江泽民和下任总书记胡锦涛努力使交接过程尽可能平稳、连续。中国现在是一个广受尊重的国家，其经济融入了世界经济之中，动荡的象会造成损害，是不能容忍的。
但是，谣言还是经常出现，愈演愈烈，而且它们对于那些喜欢进行这种猜测的人来说有无尽的乐趣。各种谣言主要涉及江泽民在十六大之后的职位以及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高级领导人的组成。另外一些传言则试图预测谁在党和政府中担任何种要职。但是最后，大多数谣言都回到一点上：十六大之后江泽民的作用和真正的权力是什么？
年初，解放军总参谋长傅全有使得江泽民会留任的传言有了一些依据。在一次党的扩大会议上讲话时，他强调中国军队“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情下”都要服从江。《解放军报》刊载了傅将军的讲话。从中可以看出江赢得了军队多大程度的尊重，而在一开始时，他与军方的关系是非常薄弱的。
胡锦涛聪明、稳健、风度翩翩，并几乎得到了全体的一致支持，他几乎肯定会成为总书记，在负责挑选和审查下一届央委员候选人的小组中，胡锦涛和曾庆红分别担任组长和副组长，这两位未来的领导人努力寻求平衡与和谐，而且他们看起来相处得很好。
1月份似有浓郁的中东风味。江主席会见了约旦国王阿卜拉、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接待了阿富汗过渡政府主席哈米德·卡尔扎伊。阿卜杜拉敦促中国帮助“打破”中东的“暴力循环”；江告诉埃及媒体，“9·11”事件后“不稳定因素”增加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都面临着更多“新的问题和挑战”；江感谢卡尔扎伊在反恐问题上的立场，尤其是打击新疆分裂分子的立场，并申明中国支持阿富汗的重建工作，其后，这位中国国家主席开玩笑说：“我昨天说，你的服装已经引领世界时装潮流了。”
乔治·布什总统于2002年2月21日抵达北京，之所以选择这一日期是因为当天是理查德·尼克松总统1972年历史性访问的30周年纪念日。尼克松当时的访问在中美相互疏远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重新开启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从一开始起，治·布什就似乎决心要使自己有别于他的各位前任，尤其是的上一任总统。与热情洋溢的克林顿总统相比，布什的举止更加冷静，更加注重当前的事务。
“我们希望能在30个小时里谈论更多的事情，比克林顿在一星期内所取得的成果还要多，”一位白宫官员称，“对我们来说，这已足以具备象征意义了……要想为将来30年关系的发展定下基调，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了。”
这次访问远不同于布什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次来中国时的那次旅行，当时他的父亲乔治·H.W.布什是美国驻北京的高级特使。那次旅行期间，当时30岁的乔治·布什喝中国白酒喝醉了，就去找几个中国女子约会，不过也不知道成功了没有。但有些事还是一样的。当时华盛顿与北京方面在冷战中实施情报共享以联手对抗苏联；而这一次，共同的敌人成了恐怖主义，中美两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情报合作再度建立了起来。
对江泽民来说，中国与美国的合作更多的是为了自身在国际上的崛起，而不是单纯地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以革命主义精神和第三世界领袖地位为基础来制定的。但最近的一系列事件——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到赢得奥运会主办权——使中国与“第一世界”的美欧更为接近。
布什和江泽民看起来相处得十分融洽。在正式最高级会晤之前进行了非正式的会谈，之后，双方都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对这次接触表示满意。布什感谢中国政府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给予的有力支持，并呼吁在更多领域开展合作，如新能源技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防治艾滋病等。布什还补充说，双方不仅应当共享情报，还应当分享希望。江则指出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高层战略对话以及各个层次上的接触”，尤其在经济、贸易和科技方面。
美国记者就中国的宗教自由提出了一个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几近无礼的尖锐问题。“江主席，我能否怀着敬意问您一个问题，”美国广播公司的一位记者在问了一个有关导弹防御的一般性问题后说，“您能否给尚不了解原因的美国人民解释一下，您的政府为什么要限制宗教信仰活动?”
布什首先回答了导弹防御的问题，这样就给了江一些思考的时间。当布什回答完毕之后，一位中国记者(来自中央电视台)提了一个新问题，这样就给江解了围。
紧接着的问题是另一个美国记者问的，其中也不止一问，而且在最后又回到了宗教问题上：“尊敬的主席先生，我们非常想听到您对刚才提到的有关天主教主教在中国被捕一事问题的回答，也很想知道您总体上对宗教团体的态度。”
布什总统又一次先出面主动回答了他那一部分有关中国在反恐战争中作用的问题，然后又一次一个中国记者插进来问了两个问题：未来中国是否会成为“威胁”以及台湾问题。
等江给出事先准备好的答案之后，他犹豫了一下，接着说道：“现在我很乐意解答刚才美国记者向我提的问题。”
即使江主席在回答其他那些问题时，也肯定一直在考虑着那个有关宗教的问题，并在权衡哪一种情况更糟一些：是给一个肯定不能满意的回答呢，还是根本不去回答？在比较两种情况时，他很可能忽然意识到两次回避同一个问题会显得他在护短，似乎中国确实有错。他意识到，他的逃避将会被国外媒体所报道，可能还会成为头条新闻。
江主席重新赢得主动。他突然开始用英语发言——一种很高明的摆脱尴尬状态的手段——江说：“布什总统比我有经验得多。我想在跟新闻界打交道方面，布什总统更有经验。我会尽力回答好你的问题。”江接着用汉语继续道：“在第一个问题中，你提到一些天主教人士被捕。我想解释一下，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有很多宗教，比如说天主教、基督教、新教……还有穆斯林的伊斯兰教和中国本土的道教(江用英语重复了一遍道教)。宪法明确规定了所有这些宗教的自由。”
江随后又谈起了他自己的信仰。“我不信教，”他说，“但我对宗教感兴趣，曾经阅读过各种宗教经典，如《圣经》、《古兰经》和中国佛教的《金刚经》。我也经常与国内宗教界领袖一起交谈。在新年或节假日我们有时聚在一起庆祝节日。但是无论信仰何种宗教，教徒都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任何人如果违反了中国的法律，那么不会仅仅因为他是某一宗教的信徒而得到赦免。在这一点上，即便作为国家主席，怕我也无权干涉司法事务。”
江没有回避这些敏感问题，观察家们对此大加赞赏，称这挽救了这一天—也挽救了他的公众形象，但是尽管有微笑和握手，双方的分歧依然存在。“美国与中国有共同的利益，”布什指出，“但我们也有分歧。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本着相互理解与尊重的原则讨论这些分歧。”
其中的一个主要分歧就是中国对伊、伊拉克和朝鲜的武器出口。就在1个月以前，布什宣称这3个国家，共同组成了“邪轴心”。美国官员对中国援助伊拉克军队尤其感到不安，包括中国公司为伊铺设用于伊拉克雷达防御系统的光缆。
但是，几天后，中国外部的一位发言人宣称，中国准备与美国就限制武器扩散问题展开合作。
但是江泽民表明与美国的这种新的接近是有限度的，当问及可能对伊拉克动武的问题时，中国与美国保持了距离。“在会谈中，”江说，“我对布什总统表达了我的观点，我们希望他能够珍视和平。”
一旦繁忙的一天结束，任何这类分歧都被暂时忘记了。在当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江叫来一位手风演奏者，并亲自为布什演唱了一曲他喜爱的《我的太阳》。尽管在记者招待会上他没有布什经验老到，在宴会上江则是无可争议的明星。观察家称江“出尽了风头”。江虽已75岁却依然充满活力，这位中国领导人还走进了舞池，他先是与劳拉·布什跳舞，接着又与美国驻华大使小克拉克·雷德的夫人莎拉·雷德跳，最后还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跳了一曲。江似乎与赖斯女士配合得特别出色，因为她也会讲俄语。
“他跳了舞，唱了歌，”白宫发言人弗莱彻后来说，“这确实是令人愉快的姿态。”当被问及布什有没有跳舞时，弗莱彻回答说：“为了避免发生一次最高级别的国际碰撞，布什总统表现出了准确的判断力、周到的考虑和巨大的勇气，静静地坐在位子上欣赏。一起国际事件因而得以避免。”
尽管看来存在外交上的礼貌和真诚的良好意愿，经验丰富的江泽民仍在努力实现一个多极化世界。布什一离开，江就给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俄罗斯总统普京、法国总统希拉克去了电话，通报了这次会谈的情况，这3国都是中国更为传统的盟友。
2月份，江主席在为期3天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讨论了中国不稳定的金融行业。此次会议筹备了整整一年。参加会议的人员几乎包括所有党政领导。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说，江的主题发言是一次精辟深刻的报告。报告酝酿了好几个月，江主席也整整讲了3个小时。
“江主席的讲话中使用了历史的方法，”吴副行长解释说，“他提到了旧上海的情况。他说，一旦贷款无法收回，许多银行家都要发狂了，他们会跳进黄浦江自杀。江问道：‘今天有多少银行家因为坏账跳到了黄浦江或其他什么江河里呢?’江主席的观点当然不是鼓励大家去自杀，而是要金融系统严肃认真地对待信用、贷款和债务问题。他还举了来自其他文化的相关案例，谈到‘监管’时，他提到了1720年英国的《泡沫法案》。”
“江的阐述，”她接着说道，“让即使非专业的人士也能够理解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如何发挥作用——发行货币、控制信用、发展银行业、全球一体化，也能让人了解有些国家陷入困境的教训。江宣称中国的银行必须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他说这是有效配置资源的最好途径。他呼吁借贷企业要有‘正确的信用文明’及‘良好的诚信’。”
“这超出了金融的范畴，”吴评论道，“这件事表明江主席多么热爱学习，他是多么努力地获取新知识。”
在同一月份，中国刚刚加入WTO两个月之后，一次WTO研讨会召开了。在这次会议上，江泽民告诫企业和政府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江称中国在WTO的表现“是一次新的学习，也是一场新的考试”，并强调包括“学习能力、应对能力、竞争能力、决策能力和创新能力”。他用了一个他最喜欢的比喻，“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他说，“必须到国际市场的大海中去游泳。虽然我们这方面的本领还不强，但要奋力地去游，并且要力争上游，不断提高我们搏击风浪的本领。”
3月5日晚，长春市8个国有有线电视频道的信号被“法轮功”控制。取代正常节目的是一段45分钟的镜头，自称是“一段澄清事实的录像”，要揭露“由国家发动的对中国法轮功练习者的迫害真相”。
“‘法轮功’结束对长春有线电视系统攻击后10分钟，9点10分，江主席打电话给我。”他在长春的老朋友沈永言回忆说。“我能感觉到出事了，”沈说，“(他的语气)根本不是闲聊。”
“‘法轮功’分子在长春有线电视里播节目!”江明显非常气愤，他说，“谁是你们市的市委书记?”
“我马上找他。”沈回答说。他给长春市市长打了个紧急电话，但只找到了市长助理，因为市长本人正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的会议。市长助理将沈的电话转到了市长的手机上。
沈永言接着打电话给江泽民，汇报了他所了解到的情况。“你的消息是准确的，”沈说，“长春市的有线电视系统遭到了攻击。由于是黄金时间，大家都看到了‘法轮功’的节目，整个城市闹得沸沸扬扬。市长告诉我抓住了一名袭击者。”
当时，吉林省的许多高级领导都在北京出席人大会议。
江主席4月份访问了利比亚和伊朗，从而使中国的外交政策与美国的外交政策鲜明地区分开来。利比亚被美国称为“无赖国家”，插手了1988年泛美航空公司103次航班的爆炸事件。那次，飞机在苏格兰上空爆炸，机上259人丧生。伊朗则一直遭受美国的恶评。
江的访问有两个考虑。第一是他的中心战略，建立一个“多极化”世界制衡美国的强权。另一个是石油。中国的工业增长造成了对这种液体能源的无尽渴求。中国从1996年起成为石油的净进口国，从那时起，中国就一直关注从尼日利亚、突尼斯、伊朗和利比亚得到新的石油供应——这些国家都是穆斯林国家，西方的石油公司在其中还没有确立优势地位——他以这次访问表明中国正成为穆斯林世界的新盟友。
在的黎波里——他是第一位访问利比亚的中国领导人——江出席了一项石油合同的签字仪式。在德黑兰，江在石油合作谈判中发表了他几个月以来最为强硬的讲话。在与伊朗强硬派宗教领袖拉夫桑贾尼会谈时，这位中国国家主席说：“北京的政策是反对武力战略和美国在中亚及中东的军事存在。”
但在伊朗也不全是谈地缘政治。江泽民参观了14世纪著名伊朗诗人哈菲兹的陵墓。哈菲兹是伊朗文学大师，以精神浪漫主义而著称。在参观过程中江写下了这样的话：“诗歌是人类思想交流的桥梁。”随后，在波斯波利斯的废墟(这里一度曾是大流士一世庞大波斯帝国的中心)，江在留言簿上写道：“伊朗是一个文明古国，继承了灿烂的文明。”
就在出访之前，江泽在位于甘肃省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激动地观看了中国第3艘无人飞船“神舟”三号的成功发射。他指出，自从10年前决定发展载人航天计划以来，中国建造了出色的航天系统——运载工具、发射场和监控网络——养了训练有素的宇航员和保障人员。此次整个发射行动都由中国专家自行完成，江说这一成就“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必将极大地激发全国各族人民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并增强了包括国防现代化在内的“国家实力”。
4月，江强调了社会科学的价值，在中国，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地位要低得多。视察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时，江说：“掌握必备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人们正确认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高道德素养和精神境界是十分重要的。”
7月，江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成立25周年的庆祝活动，并再次提出了同一主题。当时他听取了专家们对科学史、法律、经济预测、文理结合以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关系方面的讨论。江听得非常专心，还作了笔记，他喜欢这种学术分析。在他接下来的讲话，江号召加强研究“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国际政治和经济、法学、历史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考古学等”。
在同一时期，江泽民继续努力倡导“三个代表”。4月，中国中央电视台宣布将推出系列重要报道。每一集的开头都采用了同样的画面片断。太阳升起，接下来是一幅天安门广场的照片。然后是江泽民讲话的镜头。随后这一镜头渐隐，屏幕上出现了一面飘扬的红旗，接着飞出四个大字：“三个代表”，然后是北京世纪坛的照片。画面上出现放飞到天空中的各种颜色的气球。每集的结尾都会打出12个大字：“学习‘三个代表’，实践‘三个代表’”，在播出过程中，这12个字也会不时地闪现在电视屏幕的左下角。
尽管“三个代表”思想是一个真正的进步，但是在中国有另一种信息：反复强调不仅证明这种哲学的重要性，还可以在十六大前期的准备工作中再次证明江的权力。
5月31日出现了进一步的证据。江泽民没有去韩国为参加世界杯的中国足球队助威——这是44年来中国第一次出线，但江并不是一个足球迷——这位国领导人在中央党校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1992年和1997年，江在这里的讲话都是即将在秋天举行的党代表大会工作报告的预演之作，为未来五年制定发展规划。这次讲话的听众范围很小，只有几百名最高级别的领导干部，讲话重申了“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地位，提出要将其作为党在新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强武器。
一个用词上的转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江泽民称现有的所有制结构是“不合理的”。当然，他是正确的。公有制复杂混乱的结构让人迷惑不，往往谁都不知道谁拥有什么。结果在许多企业中，不存在真正的或者积极的所有者，这意味着没有人对管理负责。江知道这种不确定的情况必须加以改变。
江还说：“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这是第一次提出“政治文明”的说法，表明政治体制改革，即便是渐进性的，也已经摆上了议事日程。一位大陆学者预言，政治生活将逐渐从绝对服从向一更为民主、法治的模式转变。“这是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他警告说，“我们必须要准备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江也没有忽视仍然争论不休的有关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的问题。他运用了“新活力”一词来描述党的原有成员和新成员如何共同努力实现共同目标。
6月，江参加了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欧亚安最高会议，充当维和角色。这次会议几乎将重点完全放在了缓解印巴之间可能带来灾难的紧张态势之上。伊斯兰好战分子对存在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发动了袭击，从而引发了这种紧张态势，其中包括最近数周中出现的令人恐惧的核威胁。
印度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声称不会与巴基斯坦总统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将军面，除非后者采取坚决措施，制止印度所谓的越界恐怖袭击。江泽民负责担当调解人。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角色，反映出这个国家新的威望。
江泽民决心做到不偏不倚。他知道就印度而言，这将是很困难的。40年来，中国一直支持巴基坦坦。1962年，中国还曾与印度发生一次血腥的边境战争，因为双方对于一些零碎而又无法居住的山区存在争议。但是现在，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远比那些鲜为人知的争议重要。江在许多场合下表示，如果中国要保持经济增长和继续实现现代化，那么它就需要国际和平与稳定。
江主席发表了公开声明，呼吁印巴两国领导人通过谈判解决目前的危机。与此同时，中国外交官一面与华盛顿和斯科方面进行协调，一面在新德里、伊斯兰堡和北京发表了相同的观点。江主席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努力，各自与冲突双方的领导人进行了会晤。对于中国的国家主席来说，与巴基斯坦一方的接触自然更加融洽，但是江主席也小心地公平对待印度总理。
江一开始回忆了1996年对印度的友好访问，并提醒印度领导人接到的访中国的邀请，指出“我们之间的共识远远大于分歧”。随后他切入了正题：“近一时期来，印巴关系持续紧张，大家都很关注。中国有句俗语说，‘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世界上很多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很复杂。我们真诚希望印巴两国能通过对话和谈判妥善解决存在的问题。”印度感到满意的是，尽管巴基斯坦方面一再请求，但中国没有提出新德里该如消除与伊斯兰堡的军事对峙。
江泽民还抽出时间对较小的国家表示了他的尊重。在高峰会议结束之后，他对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冰岛进行了简短的访问。虽然它们对中国无足轻重，但江主席对待每一个国家都尊重对方，十分亲切。他这样做不仅是出于自己的利益——他一直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上寻求支持——也是出于一种历史的观点。中国媒体报道江的外交会见时，无论其国家主席会见的是小国领导人还是大国领导人，报道的力度通常都是一样的西方人认为这种平等对待的做法比较奇怪，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在世界事务上一直无所作为，中国现在是在这一方面进行弥补。对江来说，在外交上尊重小国可以再一次明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
在家中，江的妹妹中国林学院院长江泽慧获得了一个环保奖，表彰她在中国“生态第一”工作方面作出的贡献。当她把得奖一事告诉江时，她提醒江几十年前，当她没有被第一志愿学校录取而无法学习喜爱的专业时，他是何鼓励自己在既定的专业方面力争一流的。
早些时候她曾送给他一本技术著作，总结了她在林业发展方面——尤其是竹和藤——的科学研究。“哎哟，泽慧，”江主席捧着这部沉重的巨著，翻看其中几百幅缩微照片，说道，“你的书可比我的厚多了！”
“但你的书（《论科学技术》），”泽慧回答说，略有些不好意思，“是关于科技兴国的理论。我的书只是林业理论——不能和你的相提并论。”
“我真为你感到骄傲。”江泽民说。
第28章 2002年7月－10月“君子和而不同”
随着十六大的临近，政治上的揣测越来越多。是否像谣言所说的那样，各省的省委书记和部队将领之中流传着要求江泽民留任的请愿书? 许多较高级别的干部期待江来保持稳定，他们相信，考虑到“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江的智慧是不可或缺的。这些复杂情况中包括陈水扁正在推动台湾走向“独立”，还有各种多变的国内事，如工业重组和失业问题。
江最强有力的支持来自军队将领，其中有很多人都希望江继续领导军队。江并非军人出身，毫无军事经验，当他担任中央军委席时，有许多怀疑者。现在将领们则相信军队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他的领导，因为这一过程需要以科技为先导，而科技正是江的专长。
胡锦涛非常受人爱戴，他为人老练而诚恳。而且他的形象很好，这在这个媒体主导的世界上是一大优势。在国事场合，许多人希望看到由一位较年轻、更具活力的人代表中国站在世界舞台上与比尔·克林顿、乔治布什或是托尼·布莱尔并驾齐驱。江自己也呼吁作出这种改变，这方面胡锦涛正合适。
最后，还有一大部分人只是希望中国发展为一个更加开放和稳定的社会，一个“正常”的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追求一种平稳、和谐的权力交接，而这在人民共和国53年的历史中还有待实现。江也同意这种观点。
江泽民和胡锦涛之间从未像某些外国批评家所的那样出现过一场“争斗”。江总书记长期以来一直支持胡锦涛有计划地提升。同时，江也相信，他在一段时间内继续掌握军队的控制权、参与党发展、国内政策和外交事务将有利于国家的繁荣昌盛。
《人民日报》头版的一篇社论称，为了“讲团结”，党员干部应当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虽然这一措辞是标准用语，但其背景和选择的时机有特殊的含义。江在十六大之后还会继续担当“核心”吗?这篇文章发表之时，高层领导人正在北戴河开会，讨论重大问题。这篇文章还提出“讲稳定，就要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好局面”，这指的便是在江13年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
媒体还利用这一时机强调江作军事统帅的卓才能。8月1日是解放军建军75周年纪念日，中国3家最有影响的新闻媒体——解放军主办的《解放军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协调一致，都刊登了报道和社论，赞誉江对军队作出的贡献。
《解放军报》使用了全彩色的插页，发誓将永远忠于以江为核的党的领导。新华社的报道约有5000字，列举了江对军队作出的多方面的贡献。他13年的军事领导被称为是“继往开来的伟大征程”。毫无疑问，军方领导人正在鼓励江泽民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随后，在这过程中，中国的级领导人们突然遇到了来台湾陈水扁的直接挑战，他抛出了一个挑衅性的新理论，“一边一国论”，明显是一项推动“台独”的举措。
8月下旬，中国宣布党代表大会将在11月8日召开，这比通常的日期晚一些。有猜测说之所以选择这个日期是因为江已经得到了布什总统的邀请，将于10月份前往他的牧场做客，这样江在访问时就能保留他的全部职位了。
实际上，只有中央军委席是唯一希望保留的职位，而且现在有理由认为将会成功。军队的领导层已经站出来有力地支持江，而与台湾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也对他有利。江处理台湾事务已有10年以上，曾面对1995、1996和1999年的类似威胁。考虑到美国有进行干预的可能，每一个人都同意需要江来处理海峡两岸的复杂关系。
当江在北戴河忙于处理各种敏感的党内问题时，他收到了好友王慧炯的便条。王说他刚被诊断患了前列腺癌，得马上接受治疗。
“我写信给江主席只是想告诉他，如果他打电话来我可能不在，”王说，距当时还不到两个月，“那时候正在召开有全国影响的会议，我没想要他从北戴河我回音，但第二天他就这样做了。我非常惊讶。他让我在他和中国最好的医生商议之前先什么都别干。”
当日江自己给一位顶尖的专家打了电话。那人建议，考虑到王的情况和年龄，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是按当前的标准剂量治疗。但问题是可能有副作用。
“我和妻子都年龄很大了，”王说，“所以和威胁生命的癌症相比，这并不是什么要紧的问题。但是江觉得有必要给我妻子打电话把情况解释一下。不管是谁，尤其是家主席，给我妻子打电话说这种私事总是有些非同寻常，但我们是相交一生的密友。要知道，他参加了我的婚礼，我也参加了他的。”
8月中旬，江抽出时间会见了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之一、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当时霍金正在北京出席一“弦理论”会议，这一理论研究了物质和能量最深层的结构。尽管霍金离不开轮椅，几乎不能动而且必须通过电子合成器说话，他却使用量子理论和广义相对论深入研究了“黑洞”，“黑洞”存在于各星系之间的中心区域，其密度大得就连光线也无法逃脱其引力——这正是那种使江着迷的东西。在与霍金和其他科学家会面时，江向科学家们无与伦比的敏锐感表示了敬意，并说他们的发现会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霍金预言在未来50年中，中国将成为一个主要的科技大国。
第天，江在国际数学大会开幕式上颁发了2002年菲尔兹奖——相当于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国际数学大会每4年才举行一次，它吸引了来自101个国家的4270名数学家，“2002年国际数学大会”能在北举行是对中国科学发展成就的一种褒奖。
8月底，江泽民和胡锦涛会见了各宣传部门和媒体的主管，他们是前来参加一次时间紧迫的会议的。江告诫他们必须增强公众对党的信心，使群众相信党能够在促进增长和发展的同时维护稳定和团结。失业和腐交织在一起，是极大的不稳定因素，江想要在任何群众示威发生之前就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江号召创建“健康的氛围”，他是想确保在11月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会出现动。媒体主管被告知不要报道党内任何不一致的观点，即所谓的“噪音”，也不要报道任何社会上的负面现象。
9月初在中央党校讲话时，胡锦涛表明了党内的紧密团结，称江泽民5月31日在党校发表的讲话是“另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和“为迎接党的十六大而进的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准备”。他还补充说，学习江的新指示可以加深对“三个代表”理论的理解。
9月5日，《纽约时报》刊登了惊的报道，题为《匿名作者透露，中国的领导人不会连任》。“尽管存在大量相反的猜测，”文章称，“但有关北京的神秘政治的一份新报告称，中国的江泽民主已经决定放弃他的最高职务。”这一披露以一本英文书的形式发表，书名为《中国的新统治者》，是一本名为《第四代》的中文书的英文节略本，该书声称是以“共产党的内部档案”为基础写成的。英文编者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政治问题专家黎安友和广受尊敬的记者、江的传记作者杜林，黎安友称中文原文“具有高度可信性，尽管还不能完全查证它”
《纽约时报》广为宣传了这一材料。“报告说，今年的试探气球暗示76岁的江应当保留一项或更多他的最高职务；而后来的消息说，江拟在11月份卸任共产党总记，明年3月份卸任国家主席，把权力移交给59岁的当继承人胡锦涛。”
不管是真是假，在任何情况下那本书的写作目的看起来都是在人事关系上做文章，并借用外国评论来影响政治权力交接。即便当前国际上对中国内部事务的猜测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它至少说明这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已经成为一个多么重要的角色。
就在十六大日益临近的时候，也在准备前往布什位于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的牧场进行访问。这一邀请表明，尽管这位中国领导人属于老一代，但是他与美国总统的友谊已经接近了托尼·布莱尔和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水平。这将是江最后一次作为国家首脑访美，他希望一切顺利。
为了增进友好气氛，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宣布中国将向美国赠送一尊美国官小詹姆斯·福克斯上尉的铜像，这位军官的飞机在二战时一次支持中国日的任务中坠毁。在阵亡时，福克斯飞的是从印度东北部飞越喜马拉雅山脉著名的“驼峰”而进入中国的运输航线。据赵称，铜像上的铭文是江主席亲自撰写的：“这是一位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英勇献身的美国飞行员，中国人民将永远记住他的名字：小詹姆斯·R.福克斯。”
而且，在江抵达美国之前，中国将与美国公司签订5项合同；中国加强了对军事技术出口控制；并释放了一名因从事所谓反革命煽动活动被判19年监禁的西藏尼姑。中美关系转而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9·11”事件的影响促成了这一趋势。
在其长期的盟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中国采取了原则性的立场。但离江的访美之行还有不到1个星期的时候，朝鲜宣布它正在积极地推进其核武器计划，而且没有受到任何制裁。北京否认曾向平壤提供过帮助，声称甚至对这一秘密计划毫不知情，并敦促各方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一问题。
在美国方面，邀请江泽民前往牧场是在表示重视。通过在自己的私人住所招待江泽民和他的妻子，布什表达了对中国领导人的尊重，不仅把他当作一个大国的重要领导人，而且把他当作自己的一位好朋友。
中国问题学者李侃如说：“这是一件大事。”他指出，“中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上新出现的重要性”促成了“更加明智和成熟的外交政策”。他说布什“在牧场亲自热情招待以示回报的做法是正确的”。
10月下旬，江主席飞抵芝加哥，奥海尔国际机场铺上了红地毯，江在那里受到市长理查德·戴利、一支美国海军军乐队、政界和商界要人以及来自该城华人社区1000人的欢迎。由于江以前是工程师，奥海尔机场的7条跑道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江间接地提到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只有2条跑道，说在2008年奥运会前要再建另外2条。
大约500名示威者(大部分是来自其他地区的“法轮功”分子)聚集在芝加哥中心密歇根大道丽思卡尔顿国际饭店外示威，而之所以选择下榻在这座饭店就是因为它的会议厅位于12层，根本听不到人群的喧嚣。由于江主席的大部分会议都在旅店中进行，因此在这座城市逗留的24小时中，绝大部分时间他都不需要冒险外出。“此行重要的是保证安全。”一位中方官员说道。
在与商界领导人的宴会结束之后，江泽民接见了中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留学生和芝加哥华人社团成员。
第二天在休斯敦，恢复了精神的江泽民参观了美国载人航天计划控制中心——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约翰逊太空中心，乘车前往休斯敦西北100英里处的大学城，他在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乔治·H.W.布什总统图书馆发表讲话，向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是他所能给予的最高赞誉)表示敬意。
江主席用英语向包括美国前总统布什和中国篮球巨星姚明在内的600位客人发表了讲话，江泽民用自己很喜欢的一句话把两国联系起来：“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江说中国在处理外交关系时坚持求同存异的政策。在谈到双方的分歧时，中国领导人说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他引用了孔子在2000多年前说的话：“子和而不同。”并解释说：“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
江泽随后列举了人类在当前世界所依然面临的“严峻挑战”：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地区冲突和环境恶化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他将中国和美国放在了同一立场上。“中美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他说，“在反恐斗争中，中国人民一直与美国人民站在一起，……共打击恐怖主义这一国际公害。”江还呼吁作出类似的共同努力，以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护朝鲜半岛、南亚（印巴）、中东等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将这些称为所有追求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人民关心的重大问题。
江在讲话的结尾提出了美好的前景。他展望两国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说两国在经贸、能源、环保、科学技术和教育等方面的合作潜力巨大，并呼吁中美建立“建设性合作系”。
随后江主席与乔治·布什举行了非正式最高级会晤，会见在布什位于得克萨斯州中占地1600英亩的“草原教堂”牧场上进行。它在韦科西南大约18英里处，几乎正处于奥斯汀和达拉斯的中间。江早早动身开始了这漫长的一天，他首先从休斯敦飞往韦科，随后从机场驱车前往牧场，其间为了避开示威者而走了一条较为僻静的路，车队在大约30分钟之后抵达牧场。风度翩翩的布什和劳拉在门口迎接了江和他的妻子。“欢迎来到牧场，我舒适的家。”布什说，“您和王冶坪女士能够来我们家，我和劳拉都非常高兴。”
在后来各大报纸头版刊登的一张合影上，人们可以看到两对夫妇都衣着随便，看起来像是老朋友。人们评论说王冶坪看上去风度十分优雅，从她初次成为中国第一夫人到现在经历了很长的历程。
在4个小时的访问中，重点是两位领导人举行的私人会谈，江在会谈中指出“过去一年来，我们的合作扩大了，相互信任加深了”。他着重谈论了远景，这种美好远景的基础是中美双方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共同利益”。看起来他好像是希望在退休之前明确他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
分歧总是存在的，但是这一次他们讨论了新的问。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日益强调无赖国家所带来的危险；江则说他希望所有的问题能够通过联合国来解决。在朝鲜问题上江声称对这个中国长期以来的盟友的核武器计划“一无所知”。但是他强调：“中国一贯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希望朝鲜半岛能保持和平与稳定。”其他的问题包括人权、宗教自由和军事交流。
会谈结束后，布什和江泽民与他们的夫人们一起进行了一次得克萨斯风味的烧烤野餐——美国南方的炸鲶鱼、烤肉和烤猪排，还有牧场风味的豆子、豇豆沙拉、土豆沙拉，加上墨西哥胡椒粉，还有山核桃馅饼。 其后两对夫妇坐上乔治·布什的白色福特小卡车，男的在前座，女的在后座，就像旧时的牧场主一家子，简短地作了一番参观。
在克劳福德举行的最高级会晤并没有引起美国媒体过多的注意，而江上次访美则引起了媒体的巨大兴趣。现在，其他更能够引起注意的报道占据了头条。在双方会晤的前一天，华盛顿连环枪击案的凶手被抓获了。当天，明尼苏达州参议员保罗·韦尔顿在一次飞机坠毁事故中丧生。在莫斯科剧院，车臣分裂主义分子劫持了700名人质。而伊拉克问题正日益突出。由于江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的战略，中美成为了朋友，一旦这一点实现以后，两国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头条新闻了。江的首次和最后一次访美期间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离开得克萨斯之后，江前往墨西哥城市洛斯卡沃斯，参加包括21个成员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十次年度最高会议。由于之前不久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菲律宾和莫斯科都发生了致命的袭击事件，恐怖主义阴影笼罩着整个会议过程。在这种悲观情绪下，江主席坚定地发挥了一位年长政治家的作用。中国领导人就像一个自由贸易的老牌支持者那样发表了讲话，他敦促各成员国“停止贸易保护主义”。他还号它们团结一致打击恐怖主义。
但是，尽管发表了这么多建立紧密关系的谈话，有一个国家江泽民还是难于与之和好。日本首相小泉一再参拜将日本战犯与战死者供奉在一起、被认为是日本军国主精神中心的东京靖国神社，造成了中日关系紧张。2001年的参拜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后，小泉曾承诺不再参拜，但是就在两个月之前，在日本民族主义团体的压力下，小泉再次参拜了靖国神社。江愤怒了，不是小事。在墨西哥会见日本首相时，江在他们45分钟的会谈中3次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要求小泉“不要再冒犯中”，并称这一问题“伤害了13亿中国人民的感情”。
小泉试图平息这个问题，但是江泽民的态度并未缓和下来。他一次都没有提到日本首相访问中国的计划。江把战争中受害的普通日本人民与发动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分子“严格地区分开来”，并直截了当地小泉建议说：“所以不去靖国神社会更好一些，永远不去。”
江泽民离开墨西哥回北京之前在旧金山作了短暂停留。为了照顾江主席紧张的日程安排——在旧金山留是为了加油——在机场举行了与当地要人的午餐会。在他简短的讲话中，江赞扬了上海和旧金山之间的姊妹城市关系，称这样的城市间接触和合作是国与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江最后说道，“今天下午，我将把美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带回国。”
尽管时间很紧张，江泽民还是唱起了歌。午餐后，江领唱，引得布朗市长和参议员迪安·范因斯坦都加入了进来。
江泽民动身前往美国的那一天，党中央宣布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和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将离开现任岗位进入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突然之间，这两人成为党的代表大会结束后入选政治局常委会的热门人选。
两天后，曾庆红辞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人们广泛认为这一举措也预示着他将被提拔进政治局常委会。
公告发布的时机是最令人注意的，因为在发布时江不在国内。这似乎表明交接正在平稳进行，所以总书记都用不着在场。同时，江的得克萨斯行是曾庆红第一次没有随江而进行的重大国访问。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是密不可分的旅伴，即便在国内出行时也是这样。可能的原因是，这一时期标志着曾庆红自身从一个顾问向高级领导人的转变，因此在大会之前，他有很多事情要办。
一个有先兆意义的任命是由刘云山担任宣传部长，负责全中国的媒体。刘是一位专业人员，这意味着党将继沿着江泽民制定的路线前进，而且这一路线得到了胡锦涛的支持，他将努力保持稳定，逐步增加自由。
江在即将把党的领导权交给胡锦涛的时候任命党的高级官员就好像是即将卸任的克林顿总统任命高级内阁成员，而接任的布什总统必须接受一样。但是这个类比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只有一个派，江泽民和胡锦涛之间的权力交接是作为一件“党内”事务经过仔细商谈的。因此，一个更为妥当的类比是：如果克林顿主动同意把他的总统职位让给副总统戈尔，尽管根据法律他不必这样做，但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克林顿会提出建议，而戈尔接受建议，克林顿的几位助手将获得内阁部长的职务。但是这个类比也不尽准确，因为在中国的行政体制中，有权指定党的高层领导人的是党的中央委员会而不是党的总书记。而在美国体制中，行政首脑即总统，能够全权指派（在某些情况下也要经过参议院的认可）任何人担任政府职位。中共中央委员会享有高层人事任免权。
实际上，江的影响力从未像现在这样巨大。在江执政的整个期间人们都低估了江泽民，即使有了这么多相反的证据他们现在还是如此。
第29章 2002年11月－12月“希望同志们团结一致”
11月8日星期五上午，2000多名正式代表、数十名特邀代表和数百名列席代表汇聚在人民大会堂，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大会首先由党的总书记作主旨报告。
十六大的准备工作划分为三块：工作报告、修改党章和人事安排。每一块由一个小组分工负责。每个小组单独向筹委会负责人胡锦涛汇报，由胡向江泽民汇报。工作报告的撰写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起草工作小组由30人组成，耗时逾年，由胡代江负责协调。设计这样一个复杂而正规的程序是为了保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以便创作出一份获得广泛共识的权威性文件。在理论上，这份68页的报告浓缩了党对过去未来的统一认识；在现实中，它还反映了江的个人观点。他亲自参加了报告的写作，特别是在开始阶段安排日程，在收尾阶段加入自己的观点和思想。
江第一次接见起草报告的30名专家是在2002年1月，大约在党代会召开前10个月。胡锦涛任起草委员会主任。30名起草人来自三个方面：各大部委（如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党的研究机构（政策研究室、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校）和一些省的领导人。
“与江总书记的第一次正式会面，我至今记忆犹新。”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说。金是负责毛泽东和恩来传记写作的官方撰稿人（曾参与工作报告撰写的整个过程）。“1月14日，我们在中南海集合，会议开了大约两个半小时。虽然起草人会小会已经开了几个月了，但总书记亲自讲话这还是第一次。”
“一开始江再次强调了党的十六大的重要意义和工作报告中要完成的主要任务，”金冲及继续说，“他划分了几个主题——对1997年十五大以来5年工作的回顾，贯彻‘三个代表’需要完成的任务。他认为‘三个代表’是党走向现代化的关键他把主题定为建设小康社会。他列出了一些想法，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发展，当然还有党的建设。江阐述了自己对日新月异的世界的看法，特别是科学技术。他说科学技术加快了经济发展，改变了军事战略，影响了社会发展，催生了全新的思维方式。江强调说，国必须比照其他国家来评价自己。这个话题把我们带回到如何推进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三个代表’中的两个）。江的思维在各年份之间有很大的连贯性，我们把这份报告看作是一个总结。”
起草组在12周之前，即2001年10月26日，就已成立。到十六大召开之前止，历时逾年。第一次会议是在中南海举行的，胡锦涛主持会议。起草组分成8个调研小组，分到16个省份进行实地调查。
“我们想知道的是省委书记和基层官员在想什么，”兼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金冲及说，“我们还要发现群众需要什么。每个小组都召集各行各业的人进行了10次深入讨论——领导、学者、科学家、农民、工人、经理。总共有80场讨论会，每次两三个小时。我们在外地花了两个星期进行初步研究，11月中旬回来。每个小组撰写自己的报告，我们把报告综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反映们对各省主要问题的想法的总报告。12月中旬，写出了第一稿，江读了这份报告后，准备在1月14日跟起草组正式见面。”
在江讲话之后，30名起草人又按主题划分成小组，按讲话的指示精神，列出了报告的详细提纲。1个月后，他们就提纲取得了一致意见，胡锦涛把提纲送交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每一位常委发表意见后，2月下旬获得通过。这时，全体人员都住在北京西北部远离中南海的玉泉山上。
“第一项任务是开一次大会，综合7位常委的所有意见，”起草组成员之一的金冲及说，“修改后的提纲分送给23名政治局委员（包候补委员），他们的意见也同样融了进去。”
4月份就详细提纲达成了共识，于是写出第一稿。“我们写得很快，”金及说，“我们遵循同样的程序。先把草稿送给7位常委，综合他们的意见之后，再把修改稿送交全体中央委员。几个月的过程中，胡锦涛与起草人开过许多会。他与江泽民保持联系，汇报进展情况，带回反馈意见……”
“5月31日，江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把一些主要观点透露给更多听众。讲话的概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样我们可以从更多党员干部那里得到反馈。”
7月26日，一份工作报告的草稿下发到178个部委和地区的3100名党的干部。要求每个单位就此报告召开一次正式讨论会，写出详细的反馈意见、建议，以正式文件的形式送交起草组。（如美国汉学家梅瀚澜所言，“如果代表在十六大上听总书记大声宣读（工作报告）的时候觉得不那么聚精会神至少部分原因是他们此前已读过报告的全文，有些代表已是几度重温了”。）
“这178个单位在一周内作出反馈，”金冲及说，“他们接到的指示是，对报告提出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是当前的首要任务（真正的紧急情况除外）。意见包括逐句的评论和修改建议。”
收集到178份评议之后，起草组全体人员来到北戴河海滨，进行对刚刚收回的大量反馈意见的处理工作，在认真修改的基础上撰写第二稿。这时正是江泽民、胡锦涛和全体高层领导在北戴河海滨的季节。起草人需要这种便利，因为要做出许多涉及敏感问题的决定，有时甚至涉及单个词的选择。
“想想这有多么复杂，”金冲及感叹道，“对每一个思想、每一句话每个词，都可能有178不同的建议！更糟的是，许多多的建议经常互相矛盾。当然不是真有178种想法，但对关键部分，常常有几十种意见和建议。”
为作出最后决定，30名起草人分成5个小组，每组6人，各负责一个部分：总论；经济；政治；文化；党建。重大问题提交全体人员讨论，定期举行全体会议。
“每个小组设一名组长，”金冲及说，“遇到疑难问题必须作出决定时，就找胡锦涛，由胡跟江泽民通气。”
修改稿完成后，再次由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传阅，集中每个人的意见后，再写下一稿。8月末，该完成最后一稿了，这时江泽民亲自介入。
“8月30日到9月17日，江集中精力看报告，用8个整天时间仔细研读，作最后定稿，”金冲及说，“他想得到第一手意见，与各部委、军队、省市的代表座谈。9月18日，他与起草组举行工作会议。这是他第二次跟所有起草人正式会面。”
这次会议非常细致，”金冲及说，“江增加了8个小点，我们将其一一融入文本。例如，他要求把国防单独作为一部分，出它的重要性。他指出，不允许国有资产归市以下的农村地区所有。还有一比较有意思的意见，他想在报告中传递一种‘忧患意识’，以反映世界的真实现状。江强调说：‘不要以为好日子会永远存在，中国正面对许多重大挑战，包括激烈的外国竞争，我们必须保持战略一致，维护团结统一。’江要求我们修改报告的倒第二段，加强这种忧患意识，我们做了修改。”
“但即使如此，”金及补充说，“江一直没停止对报告的思考。10月访美期间，他还不断与同行的曾培炎、滕文生、王沪宁讨论。回国后，江又增加了一句话，是关于城市化的适当程序和正确结构的。”
报告的终稿在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正式发布。（按规定，本届大会的工作报告是代表上一届中央委员会作的。）编缉工作十分紧张：在11月3日至5日的七中全会上作了几处修改，11月8日十六大就开幕了，江在这一天宣读了报告全文。
报告的题目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报总结了领导中国13年的江泽民对中国的审视和对党的未来的憧憬，反映了他为国家和党作出的贡献。
江泽民发表了讲话，他身着黑色西服，系着带红色圆点的领带。通过广播电视的实况转播，数亿国民收听了他的讲话。1375名中外记者在北京报道这一盛事，这个数字是破纪录的。
江的嗓音深沉而独特，有一股自喉间的气势，充满魅力，听了让人觉得安心。这是一位对自己的工作领域信心百倍的领导人用其独特的韵律和节奏发表的一篇演说。
报告的大部分内容都遵循可预见的模式，但即使是措辞上细微的差别也都意味着政策上的重大调整。透过那些保持历史传统和思想路线的党内套语，党的各级干部都在密切关注措辞的微妙变化，甚至重音的不同，因为这些都传达着不同的含义。
这基本上可以说是江的告别演说。他从1989年自己被任命为总书记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说起，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跃升，社会长期保持稳定。毫无问，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比5年前有了改善。
我们“经受住一次又一次考验，排除各种干扰”，江说，“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破浪前进。”
不出所料，江强调“三个代表”思想是党内革新的指导方针，为国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江说，贯彻这一新的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三个代表”思想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社会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重要的是，江还把“三个代表”思想称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几乎每一次提到“三个代表”，都会加上“重要思想”这个短语，通过把“三个代表”思想看作集体的成果，江把它的重要性提升到了空前高度。
以前，江曾经多次讲述过“三个代表”思想，但这一次却有所不同。这是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这就意味着重大的成功。
在宣讲他的理论时，江强调，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他将“三个代表”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指出“三个代表”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衍而来，旨在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要求。
通过这种推理方法，江把话题引向他最具争议的观点——吸纳企业家和私营业主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重申了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并暗示工商业者已构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简单地说，他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江泽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并不在于业主和工人的区别，更重要的其实是其最终目标和独特的方法论。其最终目标仍是共产主义，但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其方法论必须“与时俱进”。党似乎正好及时地作了自我再造，更准确地说，是江让它获得了再造。
江说，企业家和私营业主应当得到“鼓励”、“保护”和“表彰”。对那些能够理解措辞奥妙的人而言，这是一种明显的嘉许。在推动这场惊天动地的改革进程中，江取得了成功。
江使党更加多元化，更具现代性，也更富活力。他认为，只有“以改革的精神”为党的肌体注入“新的活力”，才能保持党领导国家的“先锋队”地位。“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意义重大。”江对热烈鼓掌的代表们说，它可以使我们党“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
把“三个代表”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后，江泽民在其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未来20年里，中国的总目标是建设“小康社会”，使13亿中国人民的生活达到更高的水平。中文里的“小康”在被翻译成英语时，意思是“富裕”(well-off)，其实，“小康”并不是那些母语是英语的人所理解的富裕。从字面上理解，“小康”的意思是“小的富足”，学者给这个词的定义是，没有到“富裕”的程度，但比“温饱”要强。江希望，到2050年，整个中国能够发展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与现在的葡萄牙的发展水平相仿。根据这一计划，到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2000年的4倍。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采取的步骤包括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信息技术进步，发展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这是对私营企业的婉称)。江说，我们必须“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私营”这个词已经公开使用了。虽然夹在语句中并不显眼，但这个过去受到嘲讽的词语如今以正面的含义出现在官方文件中。而且，江表示，私营企业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市场准入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不应处于劣势。他还保证要给予私有财产更多的法律保护。
他认为，只要公有制仍占主导地位，政府就可进一步支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这是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础。江没有为“公有制”和“主导地位”下定义，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这两个词的范畴日益宽泛。
江对眼前不能实行“按需分配”个共产主义原则表示肯定，这是已经发生而且是几乎人人都承认的一个事实。他说，中国应“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与此同时，江在寻求一种实现收入水平合理的新平衡，防止贫富悬殊和绝对平等这两种极端。或者，正如他所说的，“既要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
政治改革则是另外一回事了。江拒绝把“西方式的民主”引入中国，尽管他提倡学术和政治开放。“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他说，“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江指出，政治改革将通过加强法治、规范制度、打击腐败，而不是通过多党民主或全民选举来实现。
江的报告的最后一章是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对于这位即将离任总书记来说，这是一切事业的基础。江强调实行“民主集中制”，意思是用民主原则指导重要领导的任命，用集中的则指导国内民主的开展。江说，与此直接关的是他称之为“党的生命”的“党内民主”。
他号召“扩大市、县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赋予党代会监督主要领导的权力。他的远期目标是通过党代会对党的领导实行长期、全面的监督，打破地方党委书记和常委会（县级常委会一般由11人组成）的独断专行。
江希这些机构改革将会抑制腐败。“不坚决惩治腐败，”他警告说，“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
江的另一个核心目标是文化进步。他号召全中国人民使我们的文化成为世界文化中的佼佼者。他努力给人灌输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他认为这对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至关重要。对江泽民来说，弘扬中华文化是一项爱国主义责任。
国防和外交也是富有爱国意义的重要主题，尤其是台湾问题。江强调采取“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号召借助科学技术取得跨越式发展，全面普及信息技术。他还重申“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导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作为结束语，江总记为中国提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前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使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和富强起来，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这是我们党必须勇敢担负起来的历史任务。”
报告之后，接下来就是人事问题，也就是谁来管理这国家。11月13日，举行了一次初步投票以决定党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这是一个关键的领导机构，所有的最高领导都将从其中出。除胡锦涛外，其他现任政治局常委都没有被列入候选人名单。这个引起无猜测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7名政治局常委中的6名，包括江泽民和比较年轻的李瑞环都要退休。
第二天，也就是十六大的最后一天，进行了正式投票。代表们大红选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用粉红选票选举新的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356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180名是首次当选。委员平均年龄55.4岁，超过20%的委员不到50岁。基本上所有的人——98.6%——都受过大教育。其中有女性委员27名；少数民族委员35名。
选举结果宣布之后，人民大会堂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是代表们对即将退休的领导人，特别是对江泽民表达的敬意。新华社赞扬“他们政治视野开阔，精诚团结”。代表们认为这是一个创造历史的事件：中国经历了一次和平权力交接。
投票结束后，大会通过关于修改《党章》的决议，批准了江在报告中提出的影响深远的修正意见其中的一个重要修正是开篇对党基本信仰的阐述，党的使命由原来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扩展为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就把人们一段时间以来公认的事实明确下来：共产党已经从一个致力于“阶级斗争”的“革命党”转变成为以发展国家为首要任务的执政党。
紧接下去的文字援引了“三个代表”思想原则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随后一段，也就是《党章》第二段，“三代表”重要思想与前辈的思想并排列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虽未具名，江泽民开创性的理论，却从此被载入《党章》。
在对《党章》修正案进行投票时，江泽民主了众多代表的表决，这样似乎顺理成章。江与其他高级领导人一道端坐在主席台上，要求进行表决：“同意这一议案的请举手。”
当全场手臂高高举起的时候，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主席台前排，代表们图揣测坐在那里的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反应。当然，不要指望他们当中有谁会投票反对该决，但通过仔细观察他们的细微表现——面部表情或是举手的动作，或可洞察他们的内心世界。主席台前排的领导人们或快或慢都举起了手。
“反对这项议案的请举手。”江说。在大会堂四周，工作人员的声音一个接一个地响起来：“没有。没有。没有。”
“有没有人弃权?”江问道。
声音再次像机枪速射一样响了起来：“没有。没有。没有。”“议案获得一致通过。”江宣布。
这时，江最后一次作为党的总书记走上讲台，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他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在《国际歌》的歌声中，党代表大会闭幕。
第二天（11月15日）上午，寒风刺骨，但严酷的天气并不能遏制当天人们的激动心情。快到中午的时候，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终于出现在世人面前。他们排成一队，依次从装饰着巨龙图案的屏风后走出，大厅里聚满了记者和摄影师。数月来的猜测到此结束。
不出意外，第一个出场的是胡锦涛，众望所归的新一任党的总书记。有些出人意料是第二位吴邦国，翌年3月他将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第三位是温家宝，由他接任总理已成定局。另一个是贾庆林，列第四位，比预计的排位要高，有望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第五位是曾庆红，内定主管书记处的工作。第六位是黄菊，他将成为务副总理。第七位是吴官正，他是主管反腐工作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新任负责人。第八位是李长春，他将分管思想工作、宣传工作和媒体。第九位是罗干，将分管法制、国家安全和情报工作。
在这次简短的仪式上，胡锦涛面带自信的微笑挥手致意。还不满60岁（差1个月）的胡发表了态度亲切的就职演说，向世界媒体介绍了自己的同事。胡未带发言稿，他也是唯一一个发表讲话的人。胡锦涛说，“我们定不辜负全党同志的重托和全国人民的期望。”他承诺保持他前任的政策的连续性。
西方媒体指出，9名常委中的5人与江的关系特别密切，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江和其余4人，特别是与新任总书记胡锦涛之间密切的关系。江泽民与新一届常委中所有9名成员都建立了长期的关系，这个事实意着，团结和凝聚力都将比过去更强。
有趣的是，新一代领导人都是工程师出身。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的9名成员，都是学理工科的，作为工程师，他们都有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他们的确是有共同语言的一群人。克里斯托弗指出：“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北京政治局常委的平均智商比美国总统内阁成员的平均智商高。”（克里斯托弗还说，中国新领导层除智力超群之外，还显得“谨慎而不张扬”，这对于领导快速变革中的13亿人口的中国不是坏事。）这是江泽民使中国长期受益的功绩之一——由实干的专业人士管理的一个政府。
在被问及为什么大部分美国政治领导人都是学法律的，而大部分中国政治领导人则是工科出身时，江泽民说，他曾经思考过两者的不同。“在我们那个年代，”他解释说，“中国贫穷落后，吃尽了苦头，很多爱国青年都试图通过发展科学和工业来拯救祖国。我出生于书香门第，热爱科学，但更热爱文学，我和许多同辈人都认为只有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才能救中国，所以我们选择成为工程师。我学工是因为我想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当今的许多领导人都是这么想的。”
江还保留了最后一项荣誉：在全军、全党、全国强有力的支持下，他留任了中央军委主席一职。
即使是最知情的观察家，都认为中国问题专家的预测“大致准确”。中国史专家、记者梅兆赞说，黎安友和杜林的预测是“够大胆的，但并不完全成功……”据他们对新的政治局常委会所作的预测，认为仍将由7人组成，并说对了其中的6个，在中国政治这个隐秘天地里，这似乎已经是一个极佳的预测，尽管这只是9个人中的6个，而不是7个人中的6个。
真正的难题并不是说出新一届常委姓甚名谁，而是评估十六大后江的权力和影响力有何变化。而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许多专家却恰恰搞错了。他们以为听到了江退休的钟声，结果却变成了为江的新时代奏响的号角。
胡锦涛在中央委员会上发表的风格很高的就职演说也证实了这个观点。在讲话中，他保证在重大问题上将向前任“请教和听取意见”。胡锦涛是在党内领导人参加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说这番话的。这本属机密，但后来被听到正式传达的至少两名官员透露给了媒体。据这些官员称，胡的用词非常坚决，并非一般人想像中新领导人向前任领导人表达敬意时的敷衍态度。此外，新的领导层将这些正式简报发送给党的主要机关的高级干部，明确宣布江是新一代人的导师。
根据正式安排，大家同意，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应征询江的意见。与此类似，当新的政治局成立后，25名委员达成一项协定，至少2年内，他们在遇到疑难问题或他们内部发生争执时，都会征询江的意见，由他作出具有约束力的裁决。
中国问题观察家表示：“十六大开幕一周来，江灵活自如地掌控着大会的进程，令人叹服”，关键人事安排也尽在掌握之中。“不错，他现在不是总书记了，但除此之外，他能得到想要的一切。”一位西方外交官评论道。在新的常委会中，所有江器重的人都是经验丰富且能力超群的——对江泽民刚刚获得的政治胜利的评价是不失公允的。
江泽民和此前的邓小平一样，将执掌兵权，指导那些管理着党的政治接班人。在江泽民的3个领导职务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央军委主席一职最为重要。它使江得以控制军队，所以也对外交政策和国内安全拥有强大的影响力。此外，这个位置非常隐秘，又没有任期的限制。
评论家猜测，江可能会在2003年3月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但知情人士明白，他将会留任更长一段时间。党代会结束后一周，在接见一个美国政府代表团时，江被问及他留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时间会不会很长。江字斟句酌地回答道：“我是在中央军委同志们的强烈要求下，才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他并没有作出详细说明，没有发表个人意见，更没有提到他会留任多长时间。
世界各国纷纷坐视美国作何反应，以资效仿。几个星期后，布什总统给江发来贺电。美国终于作出了反应。
“我一贯重视与你一道开展工作，努力建立两国人民之间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布什写道。美国领导人用毫不含糊的语言传递出一个明确的支持信号。
江泽民在11月15日留任中央军委主席，而布什的贺电内容在12月13日才得以报道，这中间的延误极不寻常，在平静的表面下其实暗流涌动。这一延迟至少表明美国专家觉得有必要对江留任这一职位可能持续的时间作出评估。若作更深入的分析，人们可能会推测，布什的贺电——无疑备受江及其顾问的欢迎——是为了支持江的政治进程而作出的有意安排。
傅全有、于永波和熊光楷这三位高级将领公开表示支持，正如于永波上将说的那样：“他（江）续任军委主席对维护全军乃至全国的稳定至关重要。”精明的熊光楷上将说：“全军将士热切盼望江主席留任。”
新任总书记胡锦涛和江泽民一样，也希望平稳过渡。胡具有非常敏锐的洞察力，而且他还年轻——比江担任总书记时年轻3岁。成功不仅需要保持内部的和谐，而且还需要外部的团结。有报道说，正是胡锦涛向新一届政治局(江不再任政治局委员)建，江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胡已经建立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开局平衡。就连他在中央委员会上的讲话也保持了正确的调子：寻求江的指导，倾听江的意见。
那天下午，江泽民和胡锦涛一同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他们绕场一周，同2000多名代表中的许多人握手交谈，照相机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幕。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刻。权力在赞许声中和平地由一交给了下一代。中国不仅经济获得发展，管理体制也日见成熟。许多党内元老也在场，其中包括谷牧和乔石、杨白冰等。大家一起感受盛会的热烈气氛。
一上任，新的领导集体便开始扶贫助困——帮助那些被中国充满活力但发展不均衡的经济抛在后面的群众。在12月中旬一次新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胡锦涛提议增加对贫困家庭的应急救济。他督促党员干部要群众中去，“特别是要到那些存在大量困难、问题和矛盾的地区去。”候任总理温家宝身体力行，他视察的第一站就是中国最贫困的贵州省。在那里，他与村民亲切交谈，显示出新政府关心贫困地区的特征温的行程也志着他同胡锦涛的伙伴关系，胡锦涛曾担任贵州省委书记。
与此同时，社会稳定仍是首要问题。周永康被任命为领导全国160万警察的公安部长，这是25年来首次由政治局委员出任公安部。社会秩序似乎将得到加强，而不是放松。
12月底，前国家证券监督委员会主席周小川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这是中国最重要的金融职务。周知识渊博，获清华大学系统工程博士学位。他承诺要为中国的金融体制树立新的职业风范。江泽民对周小川的成功感到欣喜。周的父亲周建南曾任一机部副部长，而江泽民曾在一机部工作过20年。1962年，周建南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交给江一项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3个月内把发电系统燃料从煤改成重油。江把这项任务称作其终身值得自豪的成就。
对于江泽民来说，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甚至那些在代会后几个星期里私下会见江的外国客人也注意到，江为顺利完成政权交接而深感自豪。
大约1年以后，江反思说：“胡锦涛同志比我年轻16岁，我很高兴他已经接过了担子。他已经在政治局常委工作10年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在10年前就看中他了。”
年终，江沉浸在中国文化和技术发展的喜悦中。12月30日，他观看了新年京剧晚会。整场演出集老、中、青、少四代京剧演员，荟萃了传统剧目和新创剧目。第二天晚上，他又同6000名观众一起观看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北京新年音乐会，这是一场英国皇家乐乐团与北京交响乐团联袂演出的音乐会。当天的早些时候，中国载人航天飞船“神舟”四号，在最后一次试飞中发射入轨，这是在2003年中国将第一位航天员送入太空前的最后一次试验飞行。江主席为这一“历史性成就”发去贺电，称之为中国的“一个重大胜利”。
第30章 2003年－2004年9月“我们中国人都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1月，江距离卸任中国国家主席还有不到3个月时间。他密切关注伊拉克和朝鲜的严峻危机。特别是在伊拉克，事态似乎正朝着战争的方向发展，而这正是江竭力想避免的。俄罗斯、德国和最积极的法国都赞成这一观点。不难发现，这四个国家在伊拉克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有累计达数十亿美元的债务尚未得到偿还，尤其是法国和俄罗斯。
中国企业在伊拉克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一项价值8000万美元的电信合同，但这并不是江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的最重要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石油。中国是石油净进口国，因此不希望世界石油供应出现任何波动。同样，中国担心战争会阻碍全球贸易的开展，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对此依赖性很强。美国若取得胜利，将会扩大其政治势力，从而影响中国的诸多利益，这是中国要尽力避免的。更为险恶的是，如果美国成功解放伊拉克，将会开创利用跨国干预更迭别国政权的先例。江泽民反对任何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
与此同时，他又与其他反对美国的大国保持距离。江强调，联合国武器核查应得到加强，而不是废除，但他也强调，伊拉克“有义务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和澄清”。他的战略反映出在处理国际外交事务上，中国已经变得越加娴熟了。他既没有一味地反对美国提出的议程，也没有自动地与中国的传统盟友站在一起。江巧妙地采取了一个维护和平的立场，置身于纷争之外，又不疏远任何一方。
“我们作壁上观。”一位中国官员说。
2月下旬，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抵达北京，与中国领导人就迫在眉睫的伊拉克和朝鲜危机进行磋商。第二天上午，胡锦涛总书记接见了他。下午，在江主席接见时，鲍威尔对江说，中美关系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并引证说，中美贸易往来不断增加，在危机问题上密切磋商，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紧密合作。
江主席也认为，在进去的一年里，双边关系在各个领域都有了新的进展。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增多了，合作领域拓宽了”。但是，他明确提出要将台湾问题放在首要和中心位置。对他来说，尽管伊拉克和朝鲜问题很麻烦，但台湾问题才是关键。他再次强调，“妥善解决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江希望美国给予某种回报，例如减少对台湾的武器销售以及更重视中国大陆的利益。
据报道，中国方面后撤了一些部署在面对台湾的福建省境内的短程导弹（这一说法受到美国方面的质疑），那里原先部署有约400枚导弹。江的这一举动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方面在台湾问题上的信心是增强而不是减弱了——经济上，台湾的工商业日益依靠大陆；政治上，对“台独”政客的支持可望越来越少；军事上，大陆可以花费比台湾更多的钱用于购买现代装备。
在与科林·鲍威尔会谈2天后，江接待了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为表达“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团结”和私人友谊，江承诺中国会与古巴加强双边关系。为体现这一承诺，他特意陪同卡斯特罗访问了南京。
也许曾经有段时期，支持古巴是同美国的“单极”国际秩序抗衡的一种明智之举，但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有许多中国人很喜欢卡斯特罗，对他们来说，这个蓄着络腮胡子的古巴人是一个无所畏惧而又十分浪漫的革命者，他勇敢地与美国对抗，忍受了数十年的制裁。江和其他人一样，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
2天后，江接见了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江与卡斯特罗谈论的是中国进口原糖和出口大米、芸豆的事，现在他转而讨论起信息技术和源代码的共享。这1周很有意思：科林·鲍威尔和比尔·盖茨的访问之间夹着菲德尔·卡斯特罗。
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江主席在1月初和2月同乔治·布什的电话交谈中都表示，中国反对平壤突然决定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他重申，朝鲜半岛应该无核化。虽然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伊拉克，但对中国来说，朝鲜局势所造成的威胁要大得多。
可是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大。“如果朝鲜领导人告诉江主席，除非江给他更多的援助，否则他要进行核试验，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只能给他增加援助，别无选择，”一位负责平壤事务的中国分析家说，“我们对朝鲜只是有一些影响力。”
如果朝鲜拥有核武器，日本可能也会受到压力而进行核武器的研制。美国可能就会有理由在台湾部署核弹头。结果会怎样呢?另一方面，如果朝鲜政局发生大变动，中国不仅要面对庞大的难民潮，而且还要面对与自己“唇齿相依”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动荡的难堪局面。在中国看来，朝鲜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维持现状。如果有意外，中国将不得不在自己的过去与未来之间作出抉择。
从国家经济情况说，江对自己离任时留下的财富当可自豪。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正陷入停滞或衰退时，他留给继任者的中国却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在2002年的增长率为8%，2003年则高达9.1%。中国公民的态度也让他感到满意。当世界充满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和混乱因素时，中国似乎成了秩序良好的避风港。“中国现在肯定是情况最好的地方，经济快速增长，公共安全稳定，”一位曾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科学家说，“没有人在这里搞恐怖活动。”
江现在可以把目光投向未来了。3月的第一个星期，也就是十届人大和政协会议召开的前几天，代表名单获得通过。上一届政治局常委会的7名领导人中只有江泽民和胡锦涛留了下来，再延续一个5年任期，江在人大上海代表团，胡在西藏代表团。
在十届人大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李鹏主持了他最后一次正式的公开活动。同一天，朱镕基作了长篇报告，这也是他在退休前的告别讲话。他的报告，回顾了政府在过去5年里所取得的成就，对未来作了展望。
江泽民显得非常轻松。在与上海代表团座谈时，当看到正在谈上海农产品生产的那位代表比较瘦弱时，江说：“你是农委主任?你应该肤色很黑啊，怎么看起来更像个白面书生?”代表们爆发出一阵笑声。
距他离任国家主席还有不到1周时间，江泽民被更深地卷入了朝鲜和伊拉克危机之中。他白天忙于参加“两会”，深夜则与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不断通话，中国的新闻媒体多有报道。3月10日，江与布什总统就朝鲜问题通了电话。江说：“对话的形式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双方是否有诚意，对话能否有实质内容和结果，是否有利于实现半岛的无核化，是否有利于解决美朝各自关切的问题及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分析家猜测说，江作了一个微妙的突破，这意味着中国将不会反对美国的立场——任何与朝鲜的对话都应是多边会谈，不能仅仅由美朝两方参加。在此之前，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俄罗斯支持朝鲜的要求，敦促美朝双边会谈。
在伊拉克问题上，分歧就更大了。布什强调国家安全，坚决要采取军事行动。江则坚称，核查应当继续下去。为了保持平衡，江最后让步说：“伊拉克必须全面、严格、切实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不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主要选举工作于3月15日举行。尽管结果早已确定，但仍有一定的悬念。在整整一代人离职之后，出现了政府高级领导层的彻底变更。伴随着人民大会堂中的中国民乐，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投下他们的无记名选票。
选举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结果很快揭晓。吴邦国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胡锦涛当选为国家主席，江泽民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曾庆红当选为国家副主席。担任国家主席10年任期已满的江立即站起来与胡锦涛握手。他与胡轻声地交谈了几句，近3000名代表一起鼓掌。
胡锦涛获得了压倒性的2939张赞成票，只有4票反对，3票弃权，是名副其实的“最高得票者”。已经在位13年的江得票率稍低一些，达到了92.5％。稍过片刻，同样被视为在职当选的曾庆红得到了87.5％的赞成票。不过，江泽民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出现于大庭广众，这本身就是中国政府变得越来越开明的另一个标志。
对于江和曾来说，他们实际掌权已经10多年了，一定数量的非赞成票既不令人惊讶也没有什么深刻的含义。曾庆红是政策的执行者和制度的实施者，受欢迎程度稍低是在预料之中的。
选举结束后，胡锦涛向台下三鞠躬，江泽民面带微笑向人群挥手致意。在离开大会堂的时候，江迈着轻松自信的步伐走在胡锦涛、李鹏和朱镕基的前面，表现出一如既往的活力和威严。
第二天，备受欢迎的温家宝被选为总理，得到了高达99％的选票。一天后，温总理公布了由28个部委组成的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这个团队将在未来5年中管理中国政府。4个副总理中包括黄菊和主管经济和工业的曾培炎。
3月18日，人大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新当选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向全体人大代表发表了简短的就职演说。胡承诺，他一定忠诚地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决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
胡主席赞扬了他的前任，称赞江泽民在担任国家主席的10年间领导有方、成就卓著。他说江以“与时俱进的政治勇气和励精图治的工作精神，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胡还强调说：“尤其是他集中全党智慧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我们向江泽民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有报道说，江会在此后的整个5年任期内保留他两个平行的党和国家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直到2007年党的军委主席才会到期，2008年国家的军委主席才会届满。江向一些上海代表透露过他的想法。他解释说，需要有人来“压阵”。离任的国家主席说：“我向外国朋友解释过这个概念。但无论翻译怎么译，他们还是不明白‘压阵’这个词的意思。最后我就干脆挑明了。我说：‘我留下来帮助胡锦涛。’”
数月后，江对这次交接班进行了反思。他对几个同事说：“历史上，无论是哪个时代，哪个社会，领导层的变动几乎总是伴随着冲突、斗争和激烈的对抗，有时甚至更糟糕。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已经实现权力向新一代领导人的平稳过渡。我们中国人都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十届人大结束的第二天，美国使用精确制导炸弹，对伊拉克“首要目标”发起攻击，战争开始了。第二天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呼吁有关国家停止军事行动”。这是一个例行声明，缺乏力度。尽管中国与法、俄、德反战阵营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但江知道，与美国对抗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战争之初，中国报纸发表了对战争有严重倾向性的观点，夸大美国的过错、失误、问题和损失，反复播放子虚乌有的伊拉克新闻部长可笑的声明。中国的读者很可能会因此认为美英联军已陷入类似越南战争的泥沼。
中国的媒体向来是个敏感领域。对于媒体应该如何变革，胡锦涛有一些新设想。他决定，政治局每次开会，媒体都应进行报道，这是朝着提高执政透明度迈出的又一步。胡告诉主管媒体的官员，电视新闻把太多时间用于报道高级干部开会和日常视察。胡呼吁播出更多“真正的新闻内容”以及人民群众关心的事件，减少对高层领导人日常活动的报道，他在内部会议上批评这种做法是“浪费时间”。
媒体在2003年初报道了两起危机，从中可以看出有关方面对于媒体报道的态度正在发生改变。第一起是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北大和清华的校园内发生了两起爆炸，相关消息迅速得到全面报道，从而转移了人们的恐慌心理。危机很快得以解决。《人民日报》认为，媒体的“透明度在阻止谣言传播和防止恐慌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但在第二起危机中，人们没有像上次那样幸运了。
2002年末，爆发了令人恐惧的新型传染病，即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媒体一开始是置之不理，等到情况较严重的时候，媒体仍轻描淡写。这种疫病始发于中国南方的广东省和香港，接着又爆发于北京。2月9日之前，在官方媒体中关于这种致命疫病的消息被完全封锁。2月25日以后消息再次被封锁。
就在“非典”病例急剧增加之时，中国各大报纸上连续刊出局势“得到控制”，病例正在“减少”和“不再构成威胁”的报道。
4月3日下午，卫生部长张文康在记者招待会上称，北京的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在全国性的电视讲话中，他言之凿凿地说，北京只有12例“非典”。
各种传言充斥北京，游客纷纷取消到中国旅行的计划。很快，国内外的公众压力迫使当局改变了政策。4月17日，胡锦涛下达命令：政府各级部门“绝对不许隐瞒‘非典’疫情”。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要求中国的卫生部门说真话，媒体要如实报道。他们警告说，任何少报、缓报或瞒报的干部都将受到严肃处理。
有关方面匆忙在4月20日安排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这次记者招待会本应由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主持。但两人都没有到场，代之出席的是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和他的一名助理。他公布说，北京的“非典”病例为346例而不是37例，比原先发布的数字高出8倍多。至于没有露面的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新华社发表的一则简讯说明了原委：他们被免去了职务。
分析家们都目瞪口呆。卫生部长曾在上海一所大学担任过高级职务，后调到了北京。而北京市长则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星，上任才3个月。但是政府的合法性——说得重一些，是国家的稳定已经受到威胁，必须作出牺牲，胡和江作出了相同的决定。
一夜之间，关于“非典”的报道充斥中国的新闻媒体，成为人们的主要话题。尽管眼下报道的情况异常严峻，但出人意料的是，民众却比以前更加乐观。中国读者觉得自己了解到了“非典”的真相。
政府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有一篇报道的标题是《张文康和孟学农失职丢官》。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在文章中坦率地公开评价了对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的处理：“为加强北京地区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确保首都大局的稳定，中央决定调整北京市政府主要领导。”有人认为，公开发表上述言辞是“罕见、直率而又十分公开地承认失职行为”。
虽然出现了一些乐观气氛，但死于“非典”的人数仍在增多。每一天都有新发病例和死亡人数。中国的首都笼罩在不安的气氛之中。学校停课了，学生被要求在家通过互联网自学。大学生被禁闭在校园里。有些医院实行了隔离，有的医院不接纳疑似患者。人们抢购商品，退守家中。还有人选择了逃离。这座常年熙熙攘攘的大都市随着餐馆、剧院和迪斯科舞厅纷纷关门而陷入萧条。
“我们不能怨天尤人，而应该奋起抗争。”温家宝总理说。为表示同舟共济，温在北京大学食堂与大学生共进午餐，还在医院向医务工作者鞠躬，对他们作出的牺牲表示感谢。
江泽民一直住在上海。4月底，他在会见印度国防部长时，首次针对“非典”发表公开讲话。他说：疾病“给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是高度负责的。我们已经就做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把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重大任务来抓”。
江借与外国客人交谈之机，首次就防治“非典”发表了公开讲话，这比他直接表态所传递的信息更加委婉。几乎与此同时，作为中央军委主席，江命令解放军派遣1200名医务人员，支援北京抗击“非典”的斗争。
“非典”虽然可怕，却促使新闻报道方面有所突破，它使中国更加自由和开放。最早的事件出现在5月2日，有媒体报道称，中国海军的一艘潜艇因机械故障失事，艇上70名船员全部罹难。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军方的灾难，而且是在“五一”节期间，这种做法极不寻常。
同一天，身为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向死难官兵的家属表示慰问，对这次“重大损失”表示痛心。他把遇难官兵称为“人民的好儿子，祖国的忠诚卫士”。江和胡锦涛接见了遇难官兵家属，这是自“非典”疫情爆发以来，两人首次同时露面。在每次中央军委会议的公开报道中，胡锦涛虽然身兼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两个职务，都是以“副主席”的身份，按礼仪排在江泽民主席之后。
另一个事件同样能够说明媒体的变化：有关部门决定通过中央电视台最重要的第一套节目对伊拉克战争进行基本上不作删节的实况转播。这是中央电视台有史以来第一次实时直播来自福克斯新闻频道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原始素材，包括记者的现场报道，并提供同声传译。
新华社的报道内容涵盖战场上的突发新闻和美伊双方的外交活动。面对一个有多种新闻来源的市场经济，新华社别无选择。如果它不报道真相或不保持相当的公正，就会失去观众。比如，萨达姆·侯赛因的残暴行径、万人坑和极端的镇压手段都相继被曝光了。而在此之前，对一个反美的贸易伙伴是不会这样描述的。对美伊战争的报道是空前的，千百万中国人能更全面更细致地了解世界，在这以前是不可能的。
4月20日，就是召开那场令人震惊的“非典”问题记者招待会的同一天，还有一个显示中国正在发生变化的信号。吴薇，一个”自信、健康”的年轻女性，在一次备受瞩目的选美大赛中，从全国2000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赢得“中国小姐”的称号。所有主要报纸都图文并茂地对此进行了报道。
4月中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意与美国在北京就其核武器计划进行会谈。中国也将全面参与谈判。这是对江泽民的外交才能的一种证明。江提出了一个保全双方面子的说法，那就是对话形式“并不重要”，这样双方都在立场上不作出让步的前提下轻松地进入协商。据一位发言人称，美国之所以作出妥协，原因就在于“中国在安排三边会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但首轮会谈并未取得成果。在官方声明中，中国表示谈判促进了相互了解，有助于寻找解决办法。
会谈的象征意义是很明显的。朝鲜战争结束50多年之后，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国地位发生了改变，已经从谈判桌上的一方转变成许多国际争端的公正仲裁者。其立场向世界表明，今天的中国与昔日的敌人美国拥有更多的共同之处。但是，中国支持的并不是美国，而是世界和平。维护国内外的稳定是江政策的鲜明特征。
江泽民为中国能够在解决这一争端中发挥重要作用而骄傲，但美方把出现的问题基本归咎于中方，又使他非常无奈。江在一次会谈中会突然改变话题，向美方提及此事。有人天真地回答说：“许多美国人认为朝鲜似乎是中国的‘属国’，因此，中国理应解决这个问题。”对此，江作出了本能的反应。
“不是那么回事!”他大声说道，一脸严肃的表情，“我跟布什总统说过的。朝鲜在决策上是很独立的。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中朝是友好邻邦。”江最后沉吟着说：“世界上很多事情的确是非常复杂啊。”同样，江也会主动与来宾谈一谈自己对伊拉克问题的看法。在回顾了他与“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交谈”和自开战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后，江承认说，美国的迅速取胜令他“震惊”。但他补充说，战争结束后发生的战斗“促使我修正了自己的想法”。江列举了上周美军的伤亡——“一架直升机被击落，16人丧生，另一架直升机上有6人丧生”。他总结说：“伊拉克问题不是那么快、那么容易就能解决的。”
从这一点，江很自然地转到了他最主要的外交政策基调上。“处理当今世界的问题，”江表示，“美国不能奉行单边主义。中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一样，相信世界应该是多极的。多极化趋势是不可抗拒的。”
除外交政策外，江忙于他目前担当的唯一职务——中央军委主席。他极其认真地履行着这一职务。每次会议他几乎都参加，这在以前他身兼数职的情况下是无法做到的。他集中精力推进军队改革，特别是提高人民解放军的高科技能力。
4月底，全国正处于抗击“非典”战役的高潮，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工作。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了这次会议。掀起学习的新高潮，“就是要使全党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上达到新的高度。”会议还研究了“非典”对经济的影响，并呼吁各地区、各部门不要忽略“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方面继续搞好经济建设，另一方面要全力以赴做好‘非典’的防治工作”。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有自己的远见，那就是中国绝不能陷入恐惧，自乱阵脚。他利用自己的权力来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如果中国经济就此停滞不前，整个国家就会蒙受更大的损失，更多的人会受到危害。
令人刮目的是，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战胜了“非典”，经济恢复了活力。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时刻。江是在一场企图推翻中国政府的内乱之后走上领导岗位的。而今天在其退休之时（虽然尚未全退），几场危机没有打垮政府，反而促进其发展。无数迹象表明，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
2003年7月1日，在纪念建党82周年的讲话中，胡锦涛主席提出要“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胡主席开始发表自己的见解，但他希望发展江的观点而不是取而代之。胡年轻且更加务实，与时代精神更为合拍。胡喜欢到民众中去，倾听他们的呼声，帮助他们，理解他们，就像是在进行一场现代西方的政治竞选活动。胡锦涛把自己的国内事务看作是实实在在的和从不间断的工作，如扶贫、实行党内民主，他也继续支持江泽民制定的中国的远期目标和策略。
胡提出了中国发展的新思路，叫做“科学发展观”，即改变过多依赖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可能会被高消耗的“形象”工程歪曲），更加注意“以人为本”的“全面的”发展。胡锦涛提出：“努力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国际上，胡锦涛的自信和尊严展示出一个受尊敬的大国形象。
为了他退休后的新生活，江泽民拥有两套住宅，一是中南海内朴素的庭院，还有就是上海的住所。与往常一样，江每天游泳600米来锻炼身体，他说他可能准备游更长的距离。
“一般说来，他们都可以按退休时的级别终身享受相应的待遇，”常驻北京的评论家龙安志说，“但是他们不能像美国领导人那样出来赚取巨额演讲费。”在中国，人们通常希望退休的领导人“安享晚年”，不要“公开发表声明或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也不能发财致富。对于共产党的元老来说，像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那样当一个职业名人，写书，演讲，在公司董事会任职，都是不合适的。
但是“退休”后的江泽民，这个凭借自己的远见卓识领导中国走进一个夺人瞩目的新时代的人物，用不着通过演讲或是著书立说来保持自己的发言权。他只要拿起电话就可以了。大多数分析家认为，在今后若干年内，江泽民将会继续施加“相当的影晌”。
江泽慧建议说：“我希望他把自己写的东西整理一下。我个人希望他能从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角度，来考察科技对国家发展的作用。当然，他现在还是很忙，兴趣那么广泛，不知道他会不会有时间。”
江泽民现在无拘无束了。“现在我不再担任正式的党政职务，”他说，“我是无官一身轻。”
但他对发号施令更为谨慎了。有一次，江让一位部长决定是否应该带某位外宾参观某地，那位部长把他的话当作指示。
“我马上带他去。”部长回答说。
“我不是这样说的，”江纠正他说，“我没有说某某先生应该去。我是说由你来决定某某先生是否应该去。”
这位前任国家主席仍然在中南海富丽典雅的接待大厅接见外国政要——2003年6月来访的印度总理和法国国防部长，7月来访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还接见了2004年4月来访的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江对他说，中国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次周在会见朝鲜的金正日时，他呼吁进行“深入而坦率的交流”，以应对“复杂而多变”的局势。同一周他在会见俄罗斯国防部长时说，愿他们的双边友谊“一代接一代地”发展下去。2004年7月，他在会见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时重申，中国“绝不容忍‘台独’”，这一报道上了《人民日报》的头条。（有关报道还提到，2002年赖斯陪同布什总统访华时，江和她一起跳过舞，还曾用俄语交谈过。江告诉赖斯，她“看上去比以前更年轻了”。）
中国的“主要代表”乐于谈论自己充沛的精力和年轻的外表。“我77岁了，”他愉快地对朋友们说，“很多人都说看不出来。比我年轻的人皱纹都比我多。”据报道，布莱尔跟江说，他看上去很年轻，江回答说：“我感觉很年轻!”
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他的头发虽然日见稀疏，但仍然乌黑，整齐地向后梳着。他看起来精神矍铄，充满活力，体重也减轻了一些，声音依旧是那么浑厚有力。这或许是因为他游泳健身的时间多了，出席官方宴会的次数少了。
在江担任领导职务的头几年，外国批评家讥讽他“不具领袖魅力”。如今，他浑身上下洋溢着伟人的风采和从容的自信，十分迷人。打个非常恰当的比喻，江个人身上的变化折射出中国整个国家的变化。
虽然在2003年下半年保持了低调，但江仍然关注着军队建设。11月，作为中央军委主席，他寻求加快军队现代化的步伐，使解放军能够打赢未来战争，特别是高科技和信息战争。他号召深化军队改革，提出“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以质取胜”，“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指挥灵便”。他紧抓军队的“党建”工作和作为培养军事人才“主要基地”的军队院校的建设工作，革新军事理论，发展军事技术。他说：“科技和人才是关键。”
10月，中国首位航天员、“太空人”杨利伟完成了绕地球飞行14圈的壮举。中国成为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第三个成功发射载人飞船的国家。全国人民引以自豪，欢欣鼓舞。江泽民喜气洋洋地称赞这次飞行“再次证明，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攀登世界科技高峰”。
江说：“我相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谱写我国航天事业以及整个科技事业更加绚丽的篇章。”仿佛是实现了一个毕生的梦想，江又说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这是回报的时刻。他要向那些多年来帮助过他的人表达谢意。2004年1月上旬，江邀请长期报道他的活动，特别是国外活动的电视工作者，来到中南海——第一天上午请来6位记者，第二天上午请来7位制作人和编辑。他们一起度过了两个小时，追忆过去，交流见闻。如，有一次一位摄影师为找到最佳拍摄角度，跨越护栏，站到非洲一处陡峭的堤坝上，身体摇晃起来。江本能地伸出手让那人抓住，避免了摔伤。交谈过后，江请大家吃午饭并参观。
跟电视从业人员聚会的主意源于江泽民和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的一次电话交谈。两次聚会赵都参加了。他讲的是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出差错的伤心事。
这期间，江在另一次电话交谈中告诉赵，要让中国人学习欣赏古典音乐，因为他认识的许多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喜欢古典音乐。有些中国人认为古典音乐是阳春白雪，江说音乐可以陶冶情操，应予普及。不到3个月时间，中央台就开播了一套新节目——第十五套。这套节目由一半中国古典音乐和一半外国古典音乐组合而成。基本是由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节目开播时，江泽民给赵化勇打电话表示祝贺，说他已经欣赏了好几个小时了。
“古典音乐在中国的普及基本上归功于江泽民一人，”余隆说，他是中国爱乐乐团的青年指挥家，北京音乐节的艺术指导，“1992到2002这10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兴盛的时期之一。人们常谈论中国的经济复兴，我认为我们的文化复兴同样重要，它将滋养许多代人。江主席对艺术，特别是古典音乐的爱好，对全国人民都会产生影响，这一点毫无疑问。”
1月下旬，江在中国南方旅行了3个星期，参观工厂、农村、军营和主题公园。香港媒体称之为继邓小平1992年南方之行之后的一次“江的南方之行”。报纸头版上刊登了江在中国民俗文化村跳舞的照片，这证明江身体强健，活力依旧。
照片透露出丰富的含义。江在各种公开场合与其他9位常委在一起呈现9+1的格局。例如，2004年4月上旬的一天，北京人民种树300万棵，江和9位常委出现在北京最大的朝阳公园。他们身着相同的深色茄克衫，手持同样的绿色铁锹，排成一排齐步行进，每两人之间夹着一名身穿红、白服装的儿童。江泽民和胡锦涛处在中央，两侧各4人，严格按职位排列，位高的在内，位低的在外。尽管按惯例胡的名字在标题中排首位，但所有人，包括胡都尊江为前辈。
江泽民此时心平气和。2004年中期，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推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展现出稳定而强大的国际形象。向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权力过渡进行得平稳而顺利，像在一般国家一样。似乎江应该履行自己的责任，或者说行使自己的权力，完成最后的权力移交工作，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这一最后正式职务。
但江泽民很谨慎。陈水扁的“台独”活动在悄然进行（3月份台湾曾经历过一次很乱而离奇的“总统”选举），香港的一些利益集团，特别是“民主派”屡屡施压，这一切都推动或迫使江在政策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2004年早些时候，他在深圳对当地官员讲话时，强调了邓小平的告诫：“香港领导层的主体必须由爱国人士构成。”随后中国国内媒体受命发表文章指责香港“民主派”不够爱国，美、英等国外势力正在插手中国内部事务。
有人说江重新对政策施加影响会与胡主席产生冲突，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胡自身也坚决反对“台独”，强硬抵制香港2007年行政长官直选和2008年立法会直选。胡锦涛仍然尊重江泽民的意见，同时仍继续派同事担任省、市职位，做好扶贫工作。
这位前主席在路线上似乎采取一种毫不妥协的强硬立场。如在台湾问题上，他要求加紧备战。
江泽民认为，他的所有决策都是确保中国政治稳定所必需的，否则国家稳定增长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就会遭到削弱，但有些决策却被国外媒体指责为倒退。在江看来（以他大家长的眼光），什么也不能阻止中国变成强大的世界一流大国。
江如何权衡相互冲突的利益呢——他需要完成权力交接，又要保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在自己的政治智慧和退休时间表之间权衡再三之后，这位终身爱国者又一次选择了爱国之路，可能也再一次震惊了低估江泽民和他的爱国之心的那些人。
2004年9月19日，江泽民辞去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经中央委员会决定，不出意料地由胡锦涛接任。胡锦涛集党、政、军领导权于一身，成为中国无可争议的领导人，在此过程中，全国一切如常，这是新中国的一次和平权力移交。胡的上任再一次明确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至高原则，得到一致赞扬。（胡锦涛自1999年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以来一直在默默努力赢得军方尊重。）
江泽民的辞职是在中共中央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宣布的。这次会议由胡锦涛主持，主要议题是通过增加透明度和合理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新的改革强调对政府的制衡，在选拔党政官员时提倡公开竞争。
一份措辞严谨的公告表示，全会“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13年来）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的杰出贡献”，特别是“在国际国内十分复杂的形势下”。公告称他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贯彻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体现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
公告还赞扬江担任中央军委主席15年来，“深刻洞察和把握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建军思想，“创立了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在现代军事思想前冠以他的名字，江的功绩得到进一步确认。）
这一惊人消息宣布之后，媒体将聚光灯对准这两位大人物。中国中央电视台将黄金时段留给这一交接过程：78岁的江泽民和62岁的胡锦涛一同走进人民大会堂，热烈握手，全体中央委员簇拥在他们周围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在基本政策上一致的胡和江摆姿势照了相。胡锦涛说：“今天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胜利闭幕的时候，我们敬爱的江泽民同志特地来看望大家。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江泽民同志作重要讲话。”
“讲三句话，”江作了一个简短而充满感情的告别演说，“第一，衷心感谢中央委员会接受我的辞呈。第二，衷心感谢这么多年来同志们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第三，希望大家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继续前进。我坚信，我们党的事业必定会不断地取得更大的胜利！”
据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胡锦涛向江泽民表示敬意，感谢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的杰出贡献，衷心感谢他对我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此前，江泽民在9月1日的一封正式信函中向政治局提出辞职。江以清晰有序的措辞表示他“一直期望着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他提议胡锦涛接替他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他称胡“担任这个职务是完全合格的”。江还称赞胡领导全党“推动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都取得了新的成绩，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尽管有传言说他受到政治压力和健康困扰，但江认为自己的退休是自愿的，是为了国家利益。他写道：“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辞去现任职务。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发展都有利。”江坚信，党的成功或生存有赖于胡锦涛成为掌握实权的无可争议的领导人。
新的中央军委由7人增加到11人。在第一次会议上，新任军委主席赞扬了他的前任。胡在谈到应邀与会的江时，说“他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江主席品格高尚，襟怀坦白，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江称胡为“年轻而富有朝气”的领导人，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和“出色的能力”。他表示：“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高层领导完整地实现了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现在，我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尽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
江继续说：“当年小平同志把军委主席这个班交给我，我真是感到千钧重担在肩啊！”“15年来，对小平同志的重托，我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的。对军委主席这份责任，我是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来对待的，从不敢懈怠。对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对军队的建设和发展，可以说是夙夜在心。”“我虽然退下来了，但我的心永远同军队连在一起，同军委的同志们连在一起。”
在9月1日的辞职信中，江说他对党和人民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是他的生命。他说：“我永远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党员。”
1958年，江泽民还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的时候，有人说苏联机床比美国机床的“噪音大”，结果江迫于压力把那个人确定为“右派”。2003年，同样是江泽民，使党向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社会新兴阶层”敞开了大门，并让中国加入到美国领导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
1988年，江任上海市委书记时取消了一次选美比赛，他当时说因为“条件尚未成熟”。2003年，“中国小姐”大赛成为全国性的活动。各家报纸竞相报道夺冠者将参加争夺“环球小姐”的桂冠。
2003年11月，在庆祝中国首次载人航天的集会上，江泽民授予杨利伟“航天英雄”的荣誉称号。
2004年3月，跟早些时候写入《党章》一样，江的“三个代表”思想被写入中国的宪法。同时被写入宪法的条款还有“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标志着中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保障人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个人财产从而获得了与公有财产平等的地位）。
从“选美大赛”、航天飞行到企业主和私有财产，再到反恐战争和保护人权的新法律条款，虽然仍面对无数积弊陋俗，但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国正在“与时俱进”。
【结束语】 江泽民的历史功绩
西方对中国的误判和对江泽民的曲解屡屡发生。他们不能正确理解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爱国心，对中国日益强大的国力忧心忡忡。这种误解延伸到了江泽民身上，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强硬的独裁者，统治着一个好斗的极权主义国家。这使他非常失望：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
很多中国人抱怨说，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其实，很多中国人也并不了解江泽民。中国涌现出了一代新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越来越富有，他们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更不用说“大跃进”、“反右”运动、国共内战和日本侵略了。在他们眼里，江泽民不过是一位已经退休的老人。他们对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取得的成就浑然不觉。但是，这些年轻人现在可以到自己想去的地方生活，吃自己想吃的东西，穿自己想穿的衣服，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思考，说心里想说的话。
临危受命的江泽民既不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也不是军界强人。当年他接任总书记时，正值1989年风波发生之后，中国政治出现裂痕，社会形势紧张，经济发展停滞，民众精神低落，在国际上孤立无援。江面对着无数难以解决的问题——失业加剧，腐败蔓延，国有企业日渐衰落，贫富严重分化——他还必须时刻防备着来自“左”的和右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击。
然而江泽民挺了过来，最终保持了社会稳定，放开了经济，加速了经济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扩大了经济和社会自由。他还把握住了中国社会中一些主要矛盾——贫富之间、城乡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私有制与公有制之间、劳资之间、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间、中国历来的价值观念与传统的共产主义思想之间、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对外开放与保持中国特色之间等等，使之得以协调。
江泽民曾经说过，“放眼中国近代史，我所看到的是苦难与凌辱。”正是他让中国近代以来首次恢复了世界大国的地位。江访问过每一个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要国家，让中国在世界事务中举足轻重。
同江自己生活了大半生的中国早先的情况相比，他离任时留下来的中国要美好得多。未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作出这样的结论：在江泽民执政期间，中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根本性转变，也正是这位一再受到低估的领导人，凭借自己的远见卓识和英明举措成就了中国。
在问到她的“三哥”本人认为自己取得的最重大的成就是什么时，江泽慧说了4点：“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西部开发”和“三个代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的评价是：“江主席实现了党和军队的现代化改革，开展了反腐败斗争。他推行法治，张扬美德。他施行了全面的经济改革，包括对国有企业、金融、农村经济和外来投资等方面的改革。在国际事务中，他领导中国人民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只有了解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的无望处境的人们才能理解我说这话的深刻含义。”
“1989年江被任命为总书记时，中国基本上仍实行计划经济，”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冷溶说，“向市场经济转变是个全新的课题，谁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结果。人们会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事或那事该怎么办。比如，如何改进所有制结构，如何制订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如何改革企业管理机制，如何强化法律体制，如何精简政府机构，如何确立价值体系和道德标准，这一切都不能违背社会主义原则。这是一个未知的领域。1989年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江主席的思想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根据邓小平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是‘实事求是’，江泽民则补充了‘与时俱进’。”
“1989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中国历史上最快的，”微观经济政策资深顾问宋宁说，“当时还要面对国内外的严峻挑战，特别是最初几年，确实来之不易。如果没有出现这么多的难题，我们还不能真正体会江主席的智慧。因为他知识渊博，擅长达成共识，他没有犯过一次大的错误。把一个革命党转型成为一个执政党是需要聪明才智的。”
江泽民本人则总是用一种哲人态度看待自己的任期和政绩。“在人的一生中，十三四年(从1989年起)并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他若有所思地说，“但也不算太短。至于我自己，我不敢说这些年里我取得了多大的成绩。我只能说我在脚踏实地地为党工作。我还能回想起刚来北京(1989年)时的情景，那时真的很难。但十四大(1992年)以后，我们取得了全面而迅速的发展。”
他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观念的确立是一个重大突破。“把这一观念摆上议事日程时，”江回忆说，“有些代表说我们应该只用‘市场’一词，没有必要加上‘社会主义’。我不同意。还有人说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市场经济，他们的意思是，既然马克思从没说过社会主义能够运用市场机制，我们就不应该那样做。这我也不同意。看看过去的10年，我们干得非常出色……”
“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江继续说道，“我总是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我读过很多马克思的著作，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微积分还没有运用到经济学中，因此，现在的边际效用概念还没有形成。在应用马克思主义时，我们必须考虑到那个时代的知识局限……”
“社会科学中的变量要比工程学中多得多，”江说道，并表示这正是他晚年的兴趣所在，“因此，社会科学更加复杂。学得越多，我发现要学的东西就越多。至于政治问题，那就更加复杂了。”
“江主席宣布把‘科教兴国’作为一项国策时，我非常高兴，”新成立的北京前沿科学研究所所长宋健博士回忆说，“许多年来，中国很多一流的科学家都讨论过这样一个伟大的构想。现在我们的领导人相信我们的事业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
“江主席总是非常支持我们科学家，”宋继续说道，“他从来不干涉我们的工作，而且要求党和政府的其他干部也不得干涉。身为政治家的江主席告诉我说，纯科学研究‘不关我们的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江对我们的研究项目有着浓厚的兴趣。”
江不仅因为它有实用价值才支持科学，而且从本质上相信科学的方法论。用江的话说，一个“尊重科学家不同寻常的敏感和创造精神”、提倡“科技创新”的社会，是不可能搞极权或继续保持极权的。
自1978年以来，20万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仅2002年，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就超过6万人)中有5万人回国参加国家建设，江泽民为这些人感到骄傲。江接见在美国留学的中国青年学者时，鼓励他们无论是选择回国还是继续留在美国，都要好好工作，开明豁达的江说，不管他们选择哪一条道路，都能够为促进中美两国的友谊作出贡献。
虽然江排除了通过直接选举产生高层领导人的可能性，但他还是呼吁加大社会、学术和人员的开放程度。西方人对他所取得的成绩可能并不满意。传遍中国的手机短信是人民大众越来越有活力和越来越无所畏惧的表现之一。2003年春节的两周期间，发送手机短信达58亿条，是2002年同期的5倍。截至2003年底，发送的手机短信达到了2200亿条。
今天的中国人可以用发送手机短信的方式，表达他们对高级领导人的意见。这是中国人变得自由自在、无惧无畏的一个缩影。江当政多年之后，今天的中国人民享受到的自由比500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多。
“1989年以来，我每年都见到江主席，”经常来中国访问的亨利·基辛格博士说， “他的自信心和地位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表达的是自己的观点，政府也反映他的观点，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很明显，他更多的只是陈述众人的意见而已。江再三强调，他并非个人专权，而是代表中国的领导集体来施政。”
江泽民把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中国的文明放在首位，当他发现19世纪的两条原则在21世纪行不通时，他明白必须加以改变。第一条是一味强调阶级斗争的专政理论。第二条是国家应当拥有一切生产资料。阶级斗争和公有制观念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工业化时代，不适合21世纪初的信息时代。今天知识产权和商业企业是国家的真正财富，而知识型工作者和企业创始人是经济的推动者。江泽民必须为党创立一个新思想，把新的社会阶层囊括其中，否则就无法顺应时代潮流，很快就会失去合法地位。
江没有改变作为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的人民民主专政，但他扩充了“人民”的内涵。“人民”不再限于工人和农民，正如“三个代表”中的第三个代表所言，意指“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这一范畴涵盖了那些发现知识和创造财富的中国精英。
西方需要理解，江泽民为什么会以满腔热情，把中国共产党从一个过去搞革命的政党转变成一个现代执政党。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形成于青少年的后期，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这一信念不断得到加强，并与他的爱国主义结合起来。但是，当经济发展开始使那些对中国有利的东西和共产主义的教条相背离时，江下决心要对党实施现代化改革。
对成长于20世纪40年代的江和他的同学来说，共产主义是拯救者，是打败卑鄙的日本侵略者和消灭可恶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群众运动。作为满怀理想主义热情的青少年，他们献身共产主义是从做地下工作开始，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又开展公开工作。中国人民正是在共产主义这面旗帜下前进、斗争，并最终在世界面前“站起来”的。“共产主义”——它的观念和理想——象征着中国复兴的力量源泉。那些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终身都铭记着那种令人如痴如醉的幸福感，那是个人的信仰被集体的胜利证实后常有的一种愉悦感。
江泽民回忆说：“我读中学和大学的那段时间，正好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走向高潮的年代。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党领导的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我为自己选择的政治信仰和人生道路感到自豪和幸福。”
江泽民的信仰体系可以说是由4个层次构成的。最根本的一层有两大支柱：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中国的价值观和文化底蕴。这对江来说是终身不变的，是一切赖以建立的基础。
第二层是经济发展，在现代世界里，这是增强国力和振兴文化的唯一途径。
第三层是党的领导。江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保证国家的稳定、统一和前途，这是中国发展经济、弘扬文明和恢复自尊所必不可少的。
第四层是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信仰，如今已经在“三个代表”思想中面目一新。
长期以来江泽民的这些核心信仰坚定不移。有些观察家可能以会为江在这个政策上有过摇摆，在那个立场上有过回避，于是就下结论说他不坚持原则，只跟随政治风向。这些人没有看清他的真实品格。他有时是会改变主意的，那是因为情况有所变化，或者有必要作一些妥协，也可能是他认识到自己以前做得不对，但促使他改变的根本原因往往都是同样的：那就是更好地体现他的一生不变的信仰。
无论何时，在江的内心爱国主义始终置于优先地位。谓予不信，请看香港。有人认为江承诺不干涉香港事务只是缓兵之计，只要世界各国稍不留神，北京就会在那里迅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有这样想法的人根本不了解江泽民主席这个人。他坚定支持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是为了信守“一国两制”的承诺，而且还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资本主义在那里运转得更好，而且如果香港繁荣了，中国也会繁荣起来。江是一个支持改革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更一个是爱国者，既然他想要提高而不是削弱香港的国际地位，他就会非常严格地防止大陆各部委和官员干涉香港事务。
江泽民绝不是一个空想家。他是一个工程师，有着25年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经验。如果一家发电厂出现故障，他就必须修复它，用的不是理论，而是要现实地面对生锈的管道和爆裂的锅炉。因此，当事实证明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化市场中，指令性经济和禁止私有制发展是造成国家停滞不前的关键所在时，江必然会遵从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号召。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江用自己的话转述了邓的思想：“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江泽民而言，他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飞速发展的社会里找到维护党的权威的方法。他相信，党是团结和领导人民的重要力量，离开了党，国家就会四分五裂，陷入混乱。但是他也承认，有些思想已不再适用。他所面临的困难可以用一句俏皮话来概括：“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前半句话是正确的，后半句则不然——其错误在于把处于执政地位的党和它的一些过去的经典说教混为一谈。）
江努力把共产主义目标、自由市场经济和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结合起来，使之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为了加强党的建设，他运用了各种概念，开展了教育运动，其中包括“精神文明”、“讲政治”、“三讲”以及最后的“三个代表”思想。
正如江泽民及其主要顾问设想的那样，江的思想融合了上述所有理论和表述，阐明了他完整的政治哲学。作为其精神财富的核心，江的思想是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基础之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他要使这一思想成为党在21世纪的指导思想。
建立在诸多格言和警句之上的江思想具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目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三个代表”便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三个“文明”是最终目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其手段。物质文明指的是经济财富，包括各种产品与服务。精神文明包括文化、道德、伦理、哲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政治文明则是最终达到某种民主的社会与法制体系。
江泽民认为，为了使“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就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以便使党的指导思想跟上当前形势。他总结说，达到上述目标的方法是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培养，明确党的治国目标。对党内的要求是“三讲”，党内外的目标则是“三个代表”，江所展望的国家发展的近期目标是使中国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
第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创造性地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生产力”。第一个“代表”是党振兴中国的首要目标，即建设“物质文明”。对江泽民而言，第一个“代表”体现在科学和技术创新之中。如此一来，党就能代表知识分子，并且党自身也会知识化。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科技界最先热情拥护并支持江的新理论。
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迎来了他们早就该有的翻身日子。在毛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些人曾蒙冤含垢。如今，时隔30年，他们成了中国新时期的先锋队。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政治运动接踵而来，作为一名胸怀崇高理想的忠诚的共产党员，年轻的江对知识分子受到严厉惩处感到非常不安，因为在他眼里，他们本是建设中国的生力军。现在，作为同一个党的领导人，江总书记终于能颂扬和重用中国的知识分子了，因为他们是推动“先进生产力”的杰出人才。
第二个“代表”，“先进文化”，把道德、文明同高尚的品格和先进的社会理念、共同的信仰以及所有的艺术形式结合到一起。它是共产党振兴中国的补充目标，涵盖“精神文明”的建设，用江泽民的话来说，就是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江认为，在先进的文化中，崇尚科学必须蔚然成风。
先进文化还标志着对中国数千年灿烂文明与伟大成就感到满怀自豪。尽管共产党因为解放中国而得到赞扬，但也因为损害，有时甚至是破坏中国传统文化而受到批评。例如，几十年来，儒家思想被作为“封建思想”受到批判。江拥有深厚的文化根基，他力图恢复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和传统美德，并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
第三个“代表”再次明确了党为人民服务的角色，涉及中国所有的社会阶层(“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虽然第三个“代表”只是清楚地表明要为人民谋幸福，但它使党的范畴从传统的基础——工人和农民——扩大到所有人群，包括那些创造知识的人（如科学家），还包括争议较大的那些创造财富的人（如企业家）。
江泽民因为放宽入党的阶级条件，将那些科学和商业领域的创业者网罗进党内而招致批评。在江看来，唯有把创造代社会知识和财富的人吸收入党，才能使党继续执政。
对冷溶这位知识渊博的党的理论家来说，“三个表表”是一种方法论。“它不解决什么具体问题，”冷教授解释说，“但它是归纳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从而使问题得以解决。它不违背马克思主义，而是把传统理论与当前现实结合起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延伸和发展。”“三个代表”是党适应高科技信息时代的指导方针。“创新，创新，再创新，”冷溶说，“这就是党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下的面向未来的方法。”
江泽民把“三个代表”置于至高的位置。对他来说，“三个代表”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他说：“我是在经过长期思考之后才提出这一理论的。”
2001年下半年，江应国防大学邀请阐述其新的政治观点，他有些迟疑地说：“有人说我已经说得太多了，我得小心些。”他又加上了一句：“我说的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他怎样说明自己“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呢？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或最终目标作为检验标准，是可行的。对江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想超越其任何孤立的教条。这样，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一种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分析的方法，完全抛开了某种事情必须做或必不可做的过时包袱。
对于共产主义最终目标，江从来没有动摇过。他说：“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他说，这样的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都能够自由而全面地发展的社会”。但是，他又告诫说：“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
党的一位作家写道，“三代领导集体”在“三个历史性关头”提出了“三个教导”。毛泽东使“中国站了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邓小平“解放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江泽民“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到达“中国发展的新里程碑。”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构成“一条不间断的传承线”。
只有牢牢把握其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理论关联，江泽民的切实可行的观念才能得到维护。党的政治学就是意识形态上的传承，这也是为什么说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后写入党章是达到了一个顶峰时刻。
“江泽民对‘三个代表’颇为自豪，”江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沈永言评论说，“在我们的多次夜谈中，我很明显感觉到他对这一重要理论的钟爱之至。”
2004年初，笔者曾问过江长期的撰稿人滕文生：江泽民发表的最令人难忘的讲话有哪些？滕说：“我说不上来。我只是把江主席的想法记录下来。这是他的成绩，不是我的。”滕主任接着又说：“邓小平和江泽民有5次讲话，我感到特别值得一提。按时间顺序依次为：邓小平1978年12月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启动经济改革）；邓在1980年8月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启动政治改革）；江泽民于1992年6月在中央党校作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讲话（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地位）；江泽民在2000年2月作的关于‘三个代表’思想的讲话（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和江泽民在2001年7月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使党现代化）。”
政治改革是中国改革中最敏感的区域，江泽民力求采取一种谨慎而克制的方法，限制滥用权力，如建立党政部门的例会制度，逐步扩大改革的范围，同时使其受到严格的监控。作为国家的领导人，江认为其首要任务是为众多的中国人提供生活的必需品，这是一件比允许部分人拥有全方位政治自由重要得多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江毫不愧疚地拒绝西方式民主，因为他坚信竞选会引起社会的分裂和动荡，从而给13亿中国人民造成各种各样的创伤。这也正是许多中国同胞的共识。正是出于这个考虑——为群众利益而保持稳定——江力求防止任何党内或政府内部的分歧、性格冲突或政治斗争被公开或泄露，保持团结一致的形象。但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些限制并无恶感，还支持严惩犯罪。
对大多数西方人而言，民主有一条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检验方式。如果某个国家一人一票自由选举最高领导人，它就是民主国家。西方人相信，中国的体制不是民主就是独裁：政府不是承认多党制和直接选举，变得民主起来，就是保持一党专政，继续独裁下去。
但如果看一下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婚姻、教育、思想、言论、收入与消费方式、短信内容——中国人今天拥有的个人自由几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在谈到江泽民当政时期时说：“中国没有搞政治多元化，但正在走向经济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多元化。”他说，极富说服力的证据是“中国现在有7000种报纸、500家出版社、3000家电视台、2.5亿移动电话用户和7000万网民”。虽然中国对政治自由有某些限制，却向全体国民提供如此大量的信息和言论机会，这在同类国家中是罕见的。那些坚持将中国归入高压社会的人必须对此作出解释。
事实上，中国大多数城市居民所拥有的个人和社会自由与西方人相比毫不逊色。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全国数量庞大的人口终于可以免受饥饿、瘟疫、流离失所、文盲、大规模政治运动和各种社会灾难的侵害。这是邓小平的构想，却在江泽民任期内得以实现。而且，江的政府开始采用民主制度下的行为方式，如进行民意调查。
江泽民能在政治改革方面走得更远一些吗？人们会认为这是可行的。然而，让几个外国人动动嘴皮子当然轻松，但真正在中国加速实现自由，又谈何容易？正如亨利·基辛格指出的那样：“我们十分擅长告诉别人该如何如何管理国家。那个国家越是古老，我们的态度就会越直率。”
江的政治框架是在国家发生风波时期形成的，是建立在社会迫切需要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他决策失误，他也总是会朝着社会稳定的方向去失误。这可能反映出他对中国人民怀有类似家长式的心态。可能是因为他洞晓中国的社会本质，因为他对中国的历史了然于胸，因为他对社会动荡有深切的体验。虽然江泽民反对在中国复制西方民主，但他执政期间所奉行的经济、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观无疑更符合中国的最高利益，更能满足中国文明和中国人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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