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丑闻被隐瞒了数月，当江发现这一情况后，他极为震怒。而当他听纪委的领导汇报说，这些人有强有力的庇护者，或者说后台，因而使调查工作受阻时，他非常气愤。
“现在我就是你的后台，”江说，“没有人的级别比我更高！”
在反腐败斗争中，朱镕基是江的盟友，他指示调查组“抓大鱼，放小虾”。那些受贿数额小，同意合作，并揭发大老板的人都被免予处罚。纪委甚至建立了一个“证人保护”制度，以对举报人员进行保护，在中国的司法体制中是很罕见的。朱镕基的名言是：“准备好100口棺材，99口装贪官，还有1口装我自己。”
在6月28日发表的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8周年的讲话中，江对一些消极态和不良倾向提出了批评。“有的同志对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发展最终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认识上产生了这样那样动摇。”他说，“有的私欲膨胀，在拜金主义面前随波逐流，以至利用职权攫取国家资产。”
为了遏制腐败，江加强了“不得利用职权谋私”政策的实施。高级干部的亲属不得在其父母或配偶的职权范围内经商，不得利用影响收受现金和礼品。
江的目标不仅仅是改革党的肌体中的这些最坏的部分，他要彻底改变这一切这是个富有意义的目标，却又是并不令人羡慕的任务。江的武器之一就是在党内发起再教育和整改运动，称为“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三讲”的目的要提高党效能，增强党员素质。“党建”——江以此来指称加强党的建设——是他一贯关注的头等大事之一，无论是理论发展还是实践进程，江总是投入满腔的热情。
为了使党重新焕发生机，“三讲”运动于1998年12月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并在1999年全年深入开。它要求党员干部通过整天整天的会议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和教育，重新进行思想理论学习并重建其道德观。“讲”的是政治理论、政治觉悟和正确行为。运动由中央党校校长、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组织，以及3月份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曾庆红协调。胡和曾是有着共同目标的下一代领导人，对于他们得的成绩，江感到非满意。
对江泽民来说，原本应该乐观向上的一年却充斥着危机和争议。现在，在这一年行将结束的时候，一切又重新变得乐观起来。他毕竟历尽艰辛经受住了这些非同寻常的挑战。12月中旬，中美之间就5月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一事的赔偿事宜达成协，终于为1999年平静地划上了一个句号。
12月20日当中国欢庆澳门重回祖国怀抱的时候，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再度被激发了起来。在一场正式庆典上，江泽民描述了这块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宏大未来。在北京，3万多名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庆祝活动，喜迎澳门回归。午夜时分，这场活动变成了官方性质的庆典。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计算澳门回归时间的巨大倒计时牌上。伴随着绚丽多彩的焰火表演，还举行了演唱以及传统的舞龙舞狮表演。所有这些活动都进行了现场直播，这样全国人民都能感受这种爱国主义的热情。
这是一个世纪的开始，也是一个新千年的开端。整个国家都在各种庆典和节日中尽情狂欢。中华世纪坛是座融天坛造型与爱国标志为一体的现代建筑物，它纪念中国5000年的文明，激发人们的爱热情。在世纪坛上，江泽民主席身着黑色服装，从一群着装相似的高层领导人中走出来发表了简短、高昂的讲话，赞颂中国历史性的复兴。接着，他戏剧性地领头做新千年开始前的最后10秒的倒计时。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新年音乐会上，两个民乐合唱团、两个交响乐团以及数十位音乐家除表演了现代民乐乐曲之外，还表演了西洋音乐和歌剧片断。在著名的万里长城上，一万名群众手持火炬，排成一条永久象征中华文明的巨龙，迎接新千年的到来。当新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全国各地的2000对新婚夫妇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在新年讲话中，江主席不仅谈到了中国的，还讲到了全人类的目标与理想。他说：“今夜，在世界的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各国人民无分民族、无分信仰，都为这一历史时刻的来临而欢欣鼓舞。”
但是，即使在这种团结的氛围中，江还是表明中国的未来还得由中国人自己掌握。他宣称：“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伟大的复兴！”
尽管他口吻中充满了自信，但要实现这一构想，现实并不容乐观。过的这一年十分清楚地表明在几乎涉及中国人生活的所层面，江泽民所面临的处境有何等艰难。江仍然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维持经济发展势头，造就物质文明的繁荣，复兴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明，维护全体民的利益。
新年这一天，主席来到邻近安门广场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欣赏了用中国最新和最大的一套编钟——中华和钟所演奏的一场音乐会。这一套编钟，仿照有2400年历史的曾侯乙墓编钟铸造，由108件精心铸就的铜钟组成，其和谐悦耳的钟声据说能与人的精神产生共鸣。在最大的一个钟的底沿上，铸着由江泽民撰成并亲笔题写的“中华和钟，万年永保”8个字的铭文。
毫无疑问，他的新年愿望之一就是为这个在他治理下的国家留下一笔和平、繁荣、文明、壮美的遗产。尽管还有诸多问题尚待解决，在江泽民回顾他10年的领导历史时，还是有许多让他感到欣慰的东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贫困和文盲比例降到了最低限度，经济迅速发展，社会保持稳定，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也受到了尊重。几个世纪以来，可能也是有史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可以充满自信与乐观地向着新的世纪迈进。
尽管江泽民在着力地塑造着未来，但他从不忘记过去。尽管手提电话和算机可能早就把中国和世界连在了一起，但中国的历史遗产依然使它与众不同。江选择和他的一大家子人一起，辞别即将过去的世纪，迎接新世纪的开始，这样合时宜。12月底，他给妹妹江泽慧打电话说：“我们团聚庆祝一下吧。”他让妹妹邀请亲戚和好朋友到他的家里吃晚饭。自从他的叔叔，也就是他父亲那一辈的最后一位成员去世之后，江就成了他的家族里最年长的人了，因此他有义务把他们召集在一起。
尽管他自的儿子不在身边，但是当20多人应邀来到他在中南海的家时，江还是显得非常高兴。和江泽慧一家人一起到来的，还有他的另一个妹妹的儿子及其家人、他的已去世的那位叔叔的家人以及他的几位老同事和老朋友。
聚会开始之前，泽民回顾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既讲了江氏家族里一些人的往事，也讲了整个国家充满艰辛与胜利的传奇。说完后，他把年轻的一代叫到身边，包括他的孙儿们，让他们把刚才他所说的翻译成英语。江用英语和汉语向他们提问。如果他的问题用汉语提出，他们要先把问题翻译成英语，然后再用英语回答。如果他的问题用英语提出，那么他们直接用英语回答。江以前就曾想当一名教授，喜欢扮演老师角色，而“英语测验”正是江的天伦之乐。他对小字辈能够流利使用英语感到欣慰，对自己差不多能跟上他们的水平也样感到高兴。
就在晚餐开始前，江泽民提了个令人吃惊的要求：所有人，不论长幼都必须说英语。英语是21世纪的国际语言，同时它也是江氏家族在喜迎千年时的餐桌聊天语言。
晚餐吃得就像在各自家里一样轻松惬意，上的是家乡风味的扬州菜，讲究原汁原味和配料中的色彩搭配，而不是过分油腻。除了各式各样的带馅食品和其他菜肴，还有主席喜欢吃的“狮子头”——一种用猪肉制成、与白菜一起炖的肉丸子。晚餐过后是“联欢”，也就是家庭聚会了。
“我哥看起来非常高兴和自在，”江泽慧说，“可能是我见过的最开心的一次。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联欢了。我儿子在中央电视台做编导，他就了我们的主持人。”
每个人都得表演节目。唱的歌从歌剧和老民歌一直到当代的一些流行金曲。“当然，”江泽慧笑着说，“是三哥唱得最多了。”这并不是因为他是这个国家的领袖，甚或是家里的长者，而是因为他会唱许多歌。“他喜欢唱源自不同文化的歌曲。”她说。
这位中国的国家主席、家里的长者，演唱了京剧、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歌曲，如《黄河颂》，他还唱了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民歌以及30年代大学时代学的美国歌曲。他还唱了一段扬州道情，这是一种传统的地方曲艺，要求表演者一边唱着叙述民间故事，一边还要演奏一种有点像吉他的简单乐器。
不管他选唱什么歌，不管是西班牙语的《鸽子》，还是意大利语的《我的太阳》，江都用歌曲原来的语言演唱。“唱到大家都会唱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合唱，”江泽慧回忆道，“但大多数时候是我哥独唱。”就像他妹妹描述的那样，“他非常尽兴，非常开心。我可能是因为他知道这么多人聚会的机会太少了，同时也是因为他看到年轻一代正在逐步成长为社会的有用之材。”
晚饭前，就在江讲述中国的近代史的时候，他回忆起了前人所受过的苦难，一时陷入了沉思。“我们父母那一代人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对一家人说道，“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过上好日子。现在我们即将进入新世纪，我们的国家能够保持和平与繁荣，应该感谢他们。”
然后他又柔声地补充了一句：“今晚，我真是感慨万千。”
“感慨万千”是个中国成语，就是职业翻译也很难解释清楚。把4个字拆开看，“感”是感受的意思，“慨”是感叹的意思，“万”是一万，“千”是一千。“万千”的意思是数量巨大，用来表示大而多。“感慨”合起来是表示一种深沉的情感。不过当这4个字排在一起时，就出现了含义的变化——每个变化都再是单个字的字面意思——这里的感情包含着由某一事情所勾起的温暖的回忆和怀旧的情绪。一种可行的英语译法是“flooded with feelings”（很多感受不断涌入），但这并不准确，因为“感慨万千”应该暗含有一个分两步走的过程，里面有这么一种普鲁斯特式的意思：先得有某事发生，经其触发，怀旧的暖流喷涌而出
刚刚逝去的是一个喧嚣的世纪，刚刚过去的一年也像多事之秋。在家人和朋友的环绕簇拥下，回顾这个国家所走过的历程，江不由得感受到一种对历史苦乐参半的自豪和对未来所抱有的审慎乐观。可能对感慨万千一词最贴切的翻译应该是“all sorts of feelings well up in me”（各种感受汇于我心），而这正是中国领导人在这个新千年前夕的确切感受。
【第四部分】 展望 2000－2004年
第23章 2000年1月－6月“尊重科学家不同寻常的敏感和创造精神”
在世纪之交的这一年里，江主席强调三个主旋律：科教兴国、开发中国的“西部”、提出共产党的一种新思想：“三个代表”。
在他一年一度的新年献辞中，江泽民强调了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社会中和平融洽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没有记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职责所在，重组了中国的武装力量，以“提高质量，打赢高技术战争”。在过去的50年中，陆海空三军一直依赖自己那一套独立的、从上到下的支援体系。现在，整个军将拥有一个系统的保障体系，这就使得人民解放军能够反应更为迅速，以更高的效率来运作。江为这个新的构已经忙碌了一段时间1月1日，这一新体制得以启动。
2月，江签署了一项新命令，旨在推动军队各级指挥部的现代化，打赢新世纪的高技术战争，提高指挥效率，给予政治思想教育以优先地位，并毫无保留地宣称军队必须听党指挥。他还在人民解放军极为现代化的总部大楼内，新设了一个“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这座大楼坐落在长安街上，天安门广场的面，为纪念建军节而被命名为“八一大楼”。与这支军队创建之初的简陋相比——当时它是由栖身石洞的一些性格粗犷的游击队员组成——这座优雅的大厦不为一个巨大的飞跃。主席办公室是很宽敞的一个套房，约占了其中一层楼的一大半，里面装备了最新式的电设备。对江泽民来说，这一切并不是为了炫耀。
1月，由曾培炎任主任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自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以来第一次宣布：“私营企业应该同国有企业享有同等地位。”此外，曾还说，政府将取消对私人投资和私营经济发展不利”的税收、土地使用、开业和进出口等方面的所有限制和歧视性规定。私营公司还将可以在上海、深圳两地的中国股票市场上市。
在此期间，江泽民继续为党能承担起大的责任而努力奋斗。在中纪委一次反贪工作会议上，江发表讲话说：“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从严治党。”“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他说，“……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他强调，各级党委都应该完善“责任制度”。一旦出现问题，就有人负责。他说，选拔干部应该遵循严格的规定，必须考察部的道德素质。
对于越来越盛行的谣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代表他的同事们站了出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党内和海外又有传闻十六大的事。有很多说法，但全是空穴来风。”他还说：“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小团体能把他们的意志加于集体领导之上。”
作为中国宏图大业的关键部分，江泽民努力想把经济落后但资源丰富的西部疆域改造成经济繁荣的地区。江反复说，“西部大开发”的成败决定着中国改革的前途，事实上也决定着中国自身的前途，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绝大多数都居住在西部。经过多年的发展，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增强，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大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认为：“对江主席来说，实现各地区的均衡发展是一项重要的指导原则。他担心地区差异会影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尽管邓小平在1988年曾要求关注这个问题，江泽民多年来也一直极为关注，但1999年之前，他并未提出任何计划，这主要是因为他首先必须要确保沿海地区的经济完全可以自我支撑，这样中央政府才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其他的地区。现在，西部大开发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江泽民号召全国，在建设西部时要“大胆”而“坚决”。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和自治区以及重庆市，覆盖中国疆域56%，矿产资源占全国总储量的50%。经济学家预测，如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能迎头赶上东部，那么中国到21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将不可能实现。江要求富裕的沿海份要向贫困的西部省份提供更多的财政、技术和管理上的帮助。他向他们保证说，“西部区的发展，将给东部地区带来新的商机”。他批准了一种兄弟帮扶体系，要求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和最贫困的省份结成帮扶对子。作为第一批，新疆和上海、贵州和深圳结成了对子。
在全国人大的会议上，江向青海省代表团阐释了他的战略部署。他说，关键在于培养人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推行一套既能够”积极引进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包括留学归国人员，同时还能充分发挥当地人才作用“的政策。他鼓励当地政府尽力为专业员创造一个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并建立经济激励机制，以吸引和留住专业人员。
此外，江还告他们一定要有耐心。尽管他预测5年到10年将初见成效，他还是告诫说，“整个国家都应该深刻理解，西部大开发是一项宏伟的战略目标，需要成百年的时间”。“西部大开发”现在是一件头等大事。尽管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需要“好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但是提出这一宏伟计划应该成为江主席的主要功绩之一。
曾培炎说：“经过多年的梦想，从口号变成了行动，这是一个根本的、令人振奋的变化。”举例来，青藏铁路在20世纪50年就已做出远景规划，但由于技术落后和资金不足，一直没有付诸实施。江重新提出了这一规划，说这个重要的铁路工程对于刺激经济发展，建立东西部联系提高青藏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至关重要。（但这一计划也招致外国评论家的非议，他们怀疑中国设耗资如此巨的工程，首先是出于军事动机。）
但大发展也带来了些特殊的问题，江特别关心保护环境和保护当地少数民族的问题，他委曾培炎到美国考察学习美国开发西部的经验。
江泽民相信，经济建设实践与理论的指导是不能分家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实事求，与时俱进，要发挥政策与理论的作用。因此，江打算提出新的理论。
2月，在考察广东省的过程中，在高州这个落后的小城，江泽民发表讲话，力图纠正普通农民经常抱怨的些问题。江向他们保证，党将会支持他们。他对600名村镇干部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及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益，它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
这三短——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江第一次对它的表述，它还没有名字，也没有成为报纸头条，似乎只是在不经意间说出。然而，这并非事出偶然：江的言语简单，但其影响却非常深远。
数天后，在广东召开的一次关于党的建设的会议上，江重申了这几句含三层意思的话。尽管这几句话只是出现在新华社文章的字里行间，尽管这个新的思想仍然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但它很快就主导了所有的政治性评论。
3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高度概括的评论员文章，这标志着江泽民提出的卓有远见旨在实现党现代化改革的思想，即“三个代表”的思想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浮出水面。“我们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人民日报》指出并补充道，“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把成熟阶段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和做法搬到今天的实践中来，同样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些论述的含义对西方读者来说似显矫饰，又难以理解，但对许多国人来说却是令人心驰神往的。作为党的喉舌，《人民日报》的意思实际上是说，在可预见的将来，放弃一些在现实社会中并不行的社会主义理想化原则是允许的。而且，它还承认，社会主义的已经过时的某些方面实际上会“阻碍”发展。
“江主席在2000年发表的关于‘三个代表’的讲话就像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一样，”广东省省委书记李长春说，“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3年后，他将负责管理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媒体。
“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理论，”江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现在的是能适合中国当下国情，有意义，又好记的。”
“江第一次讲话的时候，这一理论还只具雏形，”滕文生解释说“假以时日，它会发展成熟。”
江很清楚，要领导中国全球化的知识型经济，他必须对党的思想进行现代化改革，而“三个代表”正是这样一种机制。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对他来说有着更多的含义。这是他留给这个已经开始向新一代领导过渡的国家的遗产。事实上，正是在此期间，他开始明确地支持胡锦涛作为自己的继任者。在一次党的高层会议上，江称赞胡锦涛“思想坚定”，对胡在“三讲”学习中的领导作用给予了特别的赞誉。
在外国人眼中，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不过是共产主义修辞中又一个晦涩复杂的概念，是上面对下面干部的又一次洗脑运动而已其采用的“代表”这个词，在英语里也显得非常古怪。但“三个代表”这个词在中文里却显得连贯而精妙。江选用了“代表”这个中文常用词，它在字面上还可用于表述，比如，某外国企业或公司驻北京“代表”。江泽民的意图是，虽然工业时代模式的共产主义是不能以当代经济体系的形式存活下去的，但通过“代表”这三项强力的原则，共产党就可以使马克思主义适应现代化，与时俱进，并确保其作为社会先锋队的地位。正如江经常宣称的那样，共产党应该走在时代的前列。他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
江主席还努力实现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一系列与校园有关的暴力事件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一次，一个中学生“因忍受不了学习成绩名次和家长的压力”，用榔头打死了母亲；在另一个例子中，两个年纪轻轻的学生把一个同学砍死了；还有一起是由家长的暴怒行为而引发的案例，一个学生的父亲“因自己的儿没有被评上‘三好学生’和当上少先队大队长，带人把班主任给打了”。
江称这些报道“确实触目惊心”，并阐释了一套更为广泛的教育理念这套教育理念并非仅仅关学习成绩而把其他技能排斥在外。他呼吁学校减少家庭作业，教授一些培养“创新精神”的课程，并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他还说到要培养“有较高德、智、体水平”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江还列举了中国古代学生“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作为反例，他说，“这方面的教训不少，要引以为戒。不能整天把青少年禁锢在书本上和屋里，要让他们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打开他们的视野，增长他们的社会经验。”
江的观点赢得了阵阵掌声，但也引发了不少争议。中国的教育历史悠久，所以总有些人因循守旧，墨守成规。
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江以其独特的，有时甚至是富有诗意的方式应对。在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在江与记者非正式谈话时，有一位台湾记者问江，说与台湾开战是不是算一种“煮豆燃豆萁的行为？这句话来自三国时期魏国的一首影射手足相残的诗。
“你所说的是曹植的诗。”江平静地回答道。他完整地背诵了这首作于3世纪的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如果有人宣布‘台湾独立’，这就会导致一个‘相煎’的局面。”江接着说，“如果因为有些人推进‘台湾独’而导致‘兄弟相残’，那是他们自找的。‘我们本是同根生’——来自一个中国。为什么要搞‘台独’呢?”
尽管在场的人无不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是3月18日，北市前任市长陈水扁在台湾所谓“总统”大选中还是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胜利。在一党执政50多年后，国民党失去了政权。尽管这名曾对当局有异议的前律师的竞选口号是要把台湾发展成为一个高科技的“绿色硅岛”，要促进台湾海峡的持久和平并维护台湾人精神，但他却也是第一个挑衅性地支持“台独”的台湾领导人
北京方面被激怒了。尽管70多年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互为仇雠，但他们在很重要的一点上存在着共识。两党都信奉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同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尽管国共两党在谁代表“一个中国”的合政府方存在重大分歧，但北京在国民党执政时，不必担心台湾会宣布“独立”。然而，随着陈水扁的当选，信奉“台独”党纲的民进党上台执政，形势骤然间改变了。从现在起，双方都得小心行事，以防铸成无法挽回的错误。
在陈水扁当选前，朱镕基理曾经警告说：“如果台湾选民在投票时意气用事，他们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后悔。”大选结束后，朱镕基仍很强硬：们永远不会同任何鼓吹“台湾独立”的人或党派“进行任何对话”。
尽管想法相同，江泽民的反应却更有策略。“只要海峡两岸的对话协商是基于一个基础，即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任何问题都可以谈，”江说，尽管他也用接下来说的话支持了自己的同事：“朱镕基总理很清楚地表达了我们的立场观点。”总体上说，江发出的信息是寻求和解的：“台湾地区的选举结束了，我们过去说过，现在还是这样认为，不论谁在台湾执政，大陆都欢迎同他对话，我们可以去台湾。”
不过在幕后，江泽民的立场则要强硬得多。他任命曹刚川将军——一名导弹专家—负责制定对台军事策略。江说：“如果我们要采取军事行动，宜早不宜迟”
尽管江主席注意到陈水扁只得到不足40%的选票——他把这一点理解为至少60%的台湾选民不支持“独立”——但他还是对未来表示担忧。江焦虑地说：“有了一个民进党政客的‘总统’，台湾民众支持‘独立’的比例可能会增加。”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他严厉申斥支持“独立”的台湾政客为“奴性十足的美国崇拜者”，他说，“很多台湾政客对美国说的一切都说‘是’，但对大陆说的一切都说‘’。”
4月，江踏上了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土耳其、希腊和南非的历史性访问程。这次访问显示了自从江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以来中国已经在国际外交中取得了多大的成就。此前，从未有中国国家元首对以色列进行过访问，实际上，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支持阿拉法特领导下的巴勒斯坦的。江同时对两个国家进行访问，这就表明中国外交方面的成熟和在国际事务中的新地位。
以色列对江给予了热情接待，而江也高度称赞了以色列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把以色列在历史上曾享有的荣耀以及遭受过的苦难和中国进行了比较。在对以色列议会的演讲中，江说：“中华民族、犹太民族两个民族的友好交往追溯古远，友谊源远流长。”他继续说道：“早在1300多年前，我们两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就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彼此往来，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二战期间，犹太人民遭受了纳粹法西斯的残酷迫害，数以万计的犹太难民逃难到中国（当时没有别的国家愿意接纳他们），虽然当时中国人民也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但仍然向犹太人民伸出友谊之手，接纳并善待他们。”
对许多初次访问以色列的人，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第一站都是耶路撒冷的亚德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该馆是为纪念二战中被纳粹屠戮的600万犹太人而建。这里，访客深深感到以色列决不允许犹太人再度沦为种族灭绝牺牲品的强烈感情，而深知民族镇压是如何暴戾恣睢的江泽，也在那里体会到了他们难以言的深重苦难。在展出的一幅图片，一名犹太儿童惨遭纳粹士兵杀害。陪同江主席参观的中国驻以色列大使（译注：疑原文有误，似应为“以色列驻华大使”）说，她在北京的中国革命历史物馆里曾看到过一幅类似的照片，只不过其中的人物是一名中国儿童和侵华日军。
当天下午，江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厄胡德·巴拉克。双方就双边关系和经济合作问题进行了友好谈，但其间也有紧张的局面。尽管以色列同意向中国出售先进的机载预警系统“法尔康”（将被装载于俄罗斯提供的飞机），但现在，它正受到美国要求取消这笔军售的压力。就在巴拉克总理在耶路撒冷会见江主席前不到24小时，他刚刚在白宫和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举行了会谈，克林顿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并警告称，对以色列而言，这笔总额为2.5亿美元的交易再过一些时将会升值为20亿美元，它将会危及美国对以每年近30亿美元的援助，而其中大部分与国防相关。美国立法者们担心，以色列生产的这种能够同跟踪多架敌机的极其先进的系统将会增强中国大陆攻击台湾的能力，或者在美国与中国万一发生突时，可能会危及美方人员。
以色列人对美国的立场深感恼火。出售“法尔康”系统并不涉及向中国转让美国的技术，因而并不违反美国的任何一条法律。一名以色列官员将美国的压力比作“压路机”，他谴责美国对以色列是一种标准，而对英国和法国又是另一种标准，这两个国家也曾试图与中国签订同类合同，只是败在了以色列手下罢了。
当时，巴拉克向江保证说以色列不会屈服压力。但7月初，以色列取消了这笔军售。对江泽民来说，美国此举公然干涉了中国内政。他觉得，要是没有被巴拉克欺骗的话，自己不会被搞得如此措手不及。9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峰会上，江拒绝会见以色列总理。
但是4月在耶路撒冷那个温的夜晚，以色列总理巴拉克为欢迎江主席举办了正式的国宴，江鼓励以色列人参与中国的高技术行业和西部大开发。在致辞中，这位中国领导人驳斥了所谓的“文明冲突”理论，他说：“我们认为，历史上所有文明都是人民缔造的，是全人类的共有财产。”
像往常一样，江从身边寻找可以借鉴的东西。佐哈尔农业实验站，他身穿短袖汗衫，头戴遮阳帽，在实验站里逛来逛去，参观各种生物技术培育的优质水果和蔬菜。实验站专门建在死海南端得内盖夫沙漠中，气候炎热干旱，土壤盐碱度高，自然条件非常恶劣。但得益于以色列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在实验站的帮助下，现代化农业已经成为附近地区一项重要的产业。
江对各种农产品的技术特点和培育过程以及市场销售情况提出了很多问题，其中大部分问题都是用英语问的。他还就大棚内的温度控制、土壤改良过程、种子改和所培育的甜瓜味道是否会受土壤影响等一一发问。江对这些技术十分感兴趣，他对研究人员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
“中国甘肃和青海省等西部一些地区的土质与你们这里土质类似，”江告诉以色列科学家说，“你们培育甜瓜和青椒等瓜果蔬菜品种的技术可供中国农民学习。”
中国国家主席继续他的高科技之旅，参观了几家世界级的企业——其中包括ECI电信公司。这家公司是电信业的领头羊，已在中国的大多数省份安装了光纤网络，其中包括世界上最长的光纤中枢网络，在内蒙古崎岖不平的地形上绵延4500英里。10多年来，中国几乎所有的国电话都是经过ECI公司的设备处理的。在访问该公司时，江主席使用公的IP电信设备，与远在中国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进行了实时电话交谈。
根据其精心的平衡安排，江主席跨过长期流血冲突的边界，会见了巴勒斯坦国总统亚西尔·阿拉法特。江重申了友谊与和平的主张，扮演起所谓不偏不倚、风格高尚的调停人角色。在伯利恒召开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阿拉法特也回应了江的友好主张，称“多年来，贵国一直是我们忠实的朋友，从来有抛弃过我们，也从未停止对我们的支持”。作为回应，江泽民宣布，中国一如既往地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正义事业。“我们祝愿该地区各国人民早日‘干戈为玉帛’，携手共建美好的未来。”江说，“中国人民永远是巴勒斯坦人民可以信赖的朋友。”江主席的讲话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演讲结束后，江泽民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的贵宾留言簿上写道：“祝愿巴勒斯坦的明天更加美好!”
主席也没忘记放松一下自己。他来到死海，这是地球上海拔最低的地方，悠闲地漂浮在富含矿物质的水面上。在助手的陪同下，他头戴蓝色泳帽和护目镜，在以具有治疗功效著称的多盐、油滑的海水中漂浮了大约一刻钟。江走出海水后，穿上一件绿色的浴袍，高兴地说：“太棒了，太棒了。”
3年后，当江对中东问题进行反思的时候，他表达了无尽的遗憾。他说：“2000年4月，我访问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我和许多以色列家庭聊过，他们的境遇深深地触动了我。我终于逐渐明白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犹太人荣获诺贝尔奖。我与阿拉法特以及一些巴勒斯坦领人也进行了一晚上的会谈。当时形势似乎还充满希望。现在（2003年末）看看那个地区，凄凉荒芜，处处瓦砾。没有人愿意再去那地方了。”
在土耳其，江提起了古老的“丝绸之路”，正是它，便利了东西方之间物品与思想的交流。但也正是这条路，使得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在国的西部省份繁盛起来。得到像土耳其这样的穆斯林国家认可中国对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拥有主权的证，这对江来说，个重大的成就。似乎是为了强调这一点，土耳其议会的议长说：“在江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将会成为稳定的堡垒。”
结束访问回国后，5月，江泽民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第一次将“三个代表”作为公开议事日程中的头等大事提了出来。在一次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江把“三个代表”称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党开始加大力度宣“三个代表”思想。在与各级党委书记及新闻界人士共同召开的会议上，胡锦涛副主席满怀自信和热情地捍卫了这一思想。他说：“江泽民同的‘三个代表’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我们必须克服由‘左’倾和右思想造成的各种干扰。”
5月中旬，江主席接待了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的菲律宾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两位领导人同意解决现已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的南海领土争端。争端主要源于一处名为南沙群岛由众多小岛和珊瑚礁组成的岛礁群——这里凸显了亚洲领土争端的复杂程度，因为文莱、马来西亚和越南也声称对该群岛拥有主权。
埃斯特拉达说：“在我同江主席的会面中，他次向我保证中国对菲律宾不构成威胁。”
对菲律宾媒体来说，更有趣的是两位元首“以一首歌曲而不是一个亲吻确定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人民大会堂的国宴通常都显得庄重严肃，中规中矩，但现在江主席为埃斯特拉达总统举行的国宴却成为两国元首“联谊”时刻，埃斯特拉达从政之前曾是一位著名的演员。
在这场生动的晚会拉开序幕的时候，中方乐队演奏了《什么时候才是最后一次》，这大大出乎埃斯特拉达的意料——这是菲律宾一首关于忍受人生所遇苦难的流行歌曲。当听说首歌曲是埃斯特拉达人所作后，江善意地鼓动他唱上一曲，作为回报，他自己随后也起身演唱了《我的太阳》以及几首中文和英文歌曲，菲方代表团成员对此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
还有一件好事。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决议案，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在长达数月的激烈辩论，那些反对这项议案的人大谈中国对人权的侵犯，但他们的潜在动机却更多地来自美国工会施加的压力。工会对海外的廉价劳动力心忡忡。该议案的支持者则反驳说，通过使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对美国公司和商品开放，美国也能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克林顿总统把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作为自己最后一年任期中的一项主要工作。但是为了通过这项议案，他需要得到共和党的强有力支持，而在其本党民主党内部该议案却遭到很多反对。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人、众议院赋税委员会主席比尔·阿彻称该议案的通过是“我们议会生涯中最重要的投票表决”。
议案随后送交参议院，在那里它几乎肯定会获得过，如此便结束了20年来对中国的贸易地位进行逐年审查的做法；此外，议案的通过还为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作出了象征性姿态。美国把贸易问题同人权问题脱钩，此举似乎是表明美国对中国外交方式的一种赞赏，这将加强美国在中国的影响，而不是像那些反对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人所说的那样，会削弱美国的影响。
几天后，江主席打电话给克林顿总统，对总统本人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尽管江认为美国国会增加的一些条件让中国难以接受，但他说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得到了平稳改善和发展”。两位领导人还同意在防止核武器扩散和维护朝鲜半岛稳定的问题上继续合作。克林顿建议江泽民与台湾新领导人陈水扁寻求面对面的对话，而江则提醒克林顿，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进一步改善双边关系的关键所在。
在朝鲜问题上，江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朝鲜不改革其经济体制，它就会崩溃，给中国造成巨大的间接损失。同时，作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长期盟国的领导人，江又得支持在金正日领导下的现政权。金正日在其父亲金日成逝世后已成为朝鲜的领袖。面临考验的是中国政府的信用，因为数十年来，中国政府的宣传一直在支持着朝鲜。
私下里，江主席对秘密访问北京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日进行了劝说。这是金正日17年来首次访华。之后不到1个月时间，金正日和韩国总统金大中举行了55年来首次朝韩首脑会晤。有人说是江泽民促成了这件开创性的大事。在给两位领导人的信中，称这位中国国家领导人他们举行会晤的决定体现了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给朝鲜领导人的信中，他说“对此次北南首脑会晤取圆满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在此谨致以我热烈的祝贺”。在给金大中的信中他也表达了同样的喜悦之情。江称这次会具有“历史意义”，并说中国一贯支持朝韩通过对话和协商最终实现和平统一。
伊朗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难点。为了换取伊朗对穆斯林分裂主义分子的拒斥，同时也为了保障中国日渐增加源需求的石油进口，江的政府同意向伊朗进行一些武器技术转让。
美称伊朗是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国家，并宣布中国对伊朗的军事援助是改善中美关系的一个障碍。尽管1997年后中国削减了对伊朗的军事援助，但6月，伊朗总统赛义德·穆罕默德·哈塔米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受到江主席的欢迎。哈塔米总统主要是为贸易而来，但也有可能是为了恢复对伊军事援助项目。
6月，时值国民党将领张学良百岁华诞之际，江给他发去了贺电并送去一束鲜花以示祝贺。张因为在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而闻名于世。在著名的“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和另一位国民党将领一起，于1936年12月12日在古城西安扣押了蒋介石，破釜沉舟地试图逼迫他停止同共产党打内战，调转枪口，共同抗日。周恩来作了举足轻重的斡旋，蒋介石毫发不伤地被释放。然而，张将军却因为“叛国”被蒋介石囚禁，后来又在台湾被软禁了几十年。64年前，年仅10岁的江泽民就曾以“西安事变”为题，写过（颂扬这一事变的）中学入学考试的文章。
江泽民称赞张学良“杰出的爱国主义行动”。而陈水扁也给张老将军发去了贺信。这位居住在夏威夷的老将军可能是一种象征：为了共同的事业，敌对双方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携起手来。
对江泽民来说，科学技术是他毕生的兴趣所在。而科技是加速中国全面发展，包军发展的内在推动力。这年年初，江要求宋健博士对“由现代科学创造的社会和工业发展史”进行简要概括。举个例子，量子理论是如何催生了激光、先进的医疗方法以及在天文学和宇宙学上令人震惊的突破的。在他其后的一些讲话中，江阐述说4种理论给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相对论、量子力学、基学和信息科学，并称它们不仅拓展了人类的知识领域，而且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6月，在著名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联合年会的闭幕式上，江泽民为中国制定的目标是，到2010年在科技方面跻身全球前10位国家之列。江说：“我们已经从中华文明的兴衰沉浮中学到，‘发展才是硬道理’。”江勉励中国科技界的领头人致力于知识和技术创新。江断言，“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而他也开始讲“三个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理论创新——一段时期以来，这似乎成了他的思想的一个新的重要论述。
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说：“江主席有两项核心发展战略：第一是‘科教兴国’；第二是‘可持续发展’。为达成这两个目标，江酝酿着科学创新。”在为一套科普读物撰写的言中，江鼓励每一个人都积极参与创新进程。他写道：“科教国，全社会都要参与。”
《科学》杂志把对江泽民的长篇专访刊登了出来，江视其为一项殊荣。该杂志是美国出版的科学方面的顶级专业杂志。该杂志还邀请江撰写一篇客座评论文章。对这位曾希望成为工程学教授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其他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被《科学》杂志以这种方式承认过。
在为《科学》杂志撰写的评论中，江写道，我们“尊重科学家不同寻常的敏感和创造精神，鼓励他们进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
在6月份发表的专访中，江奏响了两个主旋律：科教兴国和中国对国际科学领域的贡献。在详细论述了中国科学史上的兴衰和成就之后，江表达了自己的希望：中国决不会在曾经有过的光荣上止步不前。
“我的观点是，一方面，中国人民完全有理由为他们的古老文明传统而自豪，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停止学习，一天也不行，学习世界上所有好的传统。”江说道，“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还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在描述了基础性研究令人振奋的成就、互联网的前景与危害以及自己从政之前的理工科背景之后，江泽民以一种渴望的口吻结束了专访，他说：“我有点嫉妒克林顿、希拉克、布莱尔和施德的一件事，就是他们比我年轻。”从这句话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世纪的曙光，而江泽民知道他在其中担任领导者的时间是有的。
但他仍然下定决心要赶上去，8月，他在北戴河海滨的疗养地接见了6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他们都是中科院的外籍院士，其中5位获得过诺贝尔奖。
曾培炎主任说：“在百忙之中，江主席仍不忘抽出时间接见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并同他们交朋友。他还注意到科技前沿问题并叮嘱我们这些身边的人要紧跟科技进步的步伐。通常对于一个科学问题，他不仅仅会从质的一方面去了它，而且会从量化的角度加以很有深度的理解——我们没法回答他的问题，只有请专家来解答。”
即使如此，江并不羞于承认自己有时不能理解某些问题。他说：“我已经到孙儿们让我帮他们做作业的岁数了。”他提到有一个孩子让他做一道数学题，他很快用代数做了出来。小孩看了看答案，马上说：“不对。”江说，他还得回过头去用算术把问解决了。他坦诚地说：“我差点做不出来，真不大容易。”
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件生活轶事的象征意义。江说：“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提拔更为年轻的干部到党和政府的主要位置上来。”
第24章 2000年7月－12月“是不是中国间谍？”
对俄罗斯，江泽民有一种强烈的兴趣。20世纪50年代，他曾在那里留学；俄罗斯的文学也一直是他的挚爱。随着他的时代临近结束，他对俄罗斯新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将会如何开始自己的新时代感到好奇。
7月18日，普京首度访华。有迹象表明，俄罗斯新领导人对由他的前任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大力推进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不是那么重视。数周以来，江的助手们都在准备将由两位元首签署的数项协议。
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项协议是双方对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计划的共同谴责。中俄指责美国“企图在军事领域和安全领域谋求单方面的优势”，声明说美国这种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的行为将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这与冷战后世界政治出现的积极趋势完全背道而驰”。
在对记者谈话时，普京和江泽民都小心翼翼，避免任何可能指向中国和俄罗斯正在计划建立一个反美联盟的暗示。江说，“我可以说，我与普京总统的会晤是一次关键的对话，既继承了过去的遗产，又为未来揭开了新的篇章。”而普京则显得更加热情洋溢，他说：“他能用俄语交谈、唱歌，对俄罗斯的诗歌和历史了如指掌”。“我得说我感到很惊讶。由像他这样了解并喜爱俄罗斯的人领导今天的中国真是一件幸事。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我们的合作将不仅仅局限在经济和军事领域，而且应当扩展到文化领域。”
会谈后发表的声明宣称，巩固和加深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有助于多极化世界的形成和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产生”。“多极”这个词意味着世界上并不只存在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与俄罗斯协调一致的主要目的在于阻止美国发展其导弹防御系统，而不是要发展任何长期的联盟关系。从长远来说，江泽民知道如果要在亚太地区遏制美国的话，中国必须独自对抗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
2000年9月初，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召开了千年峰会，有150多位国家元首参加，这使之成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世界领导人的聚会。江主席在此次大会上发表了简明扼要的讲话，把关注点放在维护和平、促进经济发展、建立国际新秩序并在新时代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上。
除了参加盛大的集会，江泽民的此次出访还衍生出三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一张照片、一次文化展以及一次引人注目的专访。一张照片是指一张公开发表的很有戏剧性的照片，对此，江解释说：“在峰会上，我邀请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的国家元首，克林顿总统、普京总统、布莱尔首相以及希拉克总统到我下榻的酒店。我们摆好姿势照了一张合影，所有人的手都紧紧地扣在一起。一切都是即兴之作，而我当时恰巧站在所有人的中间。”
当有访客意味深长地向江暗示说，这张照片表明，中国又重新回到了世界事务的中心时(即指“中国”在汉语中的含义，意为“中央王国”)，他犹豫了一下后又开玩笑地说，“我想，这是因为我是他们中最年长的吧。”
为了给这一刻增光添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提议在江出访期间，中国在纽约同时组织一次盛大的文化展，江批准了。赵随即组织了一场为期3周的展览，称为“中华文化美国行，2000”，内容包括民乐音乐会和在纽约贾维茨会展中心举办的艺术、时装展。其间展出了280件由中国工艺大师制作的艺术和雕塑珍品，当然，最受欢迎的节目还是时装展，展示的是中国传统的民族服饰和先锋派设计师所设计的各式时装。亭亭玉立的中国超级模特展示了令人目眩的现代服装，而大量精美绝伦而又充满异域风情的民族服装则展示了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风采。
江泽民写道：“通过这扇窗口，美国人民可以看到中国数千年悠久灿烂的文明以及中国人民在祖先优秀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的新的文化创造和所取得的成就。”
就连批评家们也称江此次的行程“计划得异乎寻常地出色”。但是还需要一件能对公众产生影响的事件。江泽民采取了一个大胆而史无前例的举动，他邀请因言辞尖刻而臭名远扬的记者麦克·华莱士在美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新闻杂志节目《60分钟》上对他进行采访，而且没有任何问题限制。这让他的顾问们紧张不已。
节目开始时，江首先用英语回忆了1986年第一次和华莱士见面时的情景，当时他还是上海市的市长。接着他用英语说道，“我希望通过你的节目向美国人民转达我的美好祝愿”。
除了对人权问题和所谓的集权统治进行了一般性提问外，华莱士还挑了一些具体的、敏感的事情发问。在轰炸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问题上，江进行了巧妙的回旋，做到了既不引发美国公众的反感，也不和中国的国家政策相矛盾。
“你今天还认为美国是故意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吗?”华莱士问道。
江巧妙地避开了陷阱，他说：“我只能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美国是一个科技水平很高的国家。因此，到目前为止，美国‘误炸’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
同时，他暗示了自己的政府在事发之后所发挥的作用——中国政府努力控制了国人的抗议活动，而不是像许多美国人想像的那样去煽人民进行示威。“我们引导我们12亿人民的怒火回到理性的轨道上，”江泽民重复了一句在轰炸事件刚刚发生时他对克林顿总统说过的话，“这并不容易。”接着他很策略地补充说，“这主要是因为你表着美国人，而我代表着中国人。要让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完全达成一致恐怕非常困难。”
江泽民呼吁中美之间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在此，他使用了气象学上的一个比喻来描述中美关系的起起落落。他说，“当然，这面也有风风雨雨，有时多云，有时甚至乌云密布有时也会多云转晴。”
华莱士又进一步追问江泽民，是否同意一份中国报纸把美国描绘成世界和平的威胁的说法，气氛顿时升温了。
在首先表达了他希望增进“共同的友谊和理解”这一愿望之后，江说：“我不主张使用太刺耳的语言。”江又继续解释道：“你们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你们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因此你们占据了较高的有利位置。结果你们就往往不能非常平等地对待其他国家。坦诚地说，……美国往往把自己估计得太高。我的意思是，美国的实权派往往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色彩。”
因为江对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非常推崇，所以华莱士向江发问说，为什么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政府不适用于中国?为什么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不允许自由选举?
江回答说，他相信林肯所描述的政府即便在美国也尚未实现，而“仍是美国眼下领导人的目标”。他补充说：“我也是一名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尽管我们有不同的选举制度。每个国家都应该有它们自己的制度，因为我们两国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有着不同的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
华莱士试图用一个他认为是贬义的中国成语描述江锋芒内敛的特点，以此来激怒江：“有些人说你成功的原因是‘绵里藏针’。这是你成功的秘诀吗?”
江回答说：“在中国，绵里藏针是对别人的赞誉之词。我们的前任领导人邓小平也获得了这样的评价。我不能跟他比。但是我可以说我是一个相当有决心的人。这是肯定的。我当总书记有11年了，我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我将尽最大努力为我们的祖国母亲工作。也许我的努力工作使我获得了你提的这种评价。”
在采访过程中，华莱士还试图用幽默来得分当江主席说“我在共和与民主两党的领导人中都有许多朋友”时，华莱士针锋相对地反问道：“所以双方的竞选你都给钱?”
江变得严肃起来：“你是在开玩笑吗?我们从未做过这样的事。我读过两党的竞选纲领，不管谁当总统都会（对中国）友好，因为这符合整个世界的战略利益。”当华莱士攻击“这像一个真正的政客说的话，没有任何诚意”时，江避而不答，说“我认为‘政客’不是个很好的词”。后来他用英语说，有人告诉他“不要去理会大选中候选人对中国的那些不友好的言词，因为一旦当选，他们就会变得友好起来”。他补充说：“我希望这是真的。”
采访中间也有言词上的尖锐对立。当华莱士指责江泽民是“独裁者”时，江反驳道，“你对中国情况的描述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任何对中国政治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江也必须严格执行政治局常委会多数成员所作的决定。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这没错，但中国也绝非一个独裁国家。
尴尬但很精彩的一刻出现在华莱士询问江主席对李文和事件有何看法的时候。李是美籍华人，被指控为中国进行间谍活动
华莱士：“看起来在这次采访你第一次采取守势了。我感觉这对你是一个难题。”
江用英语说：“不，对我来说并不难。这是你的感觉。”然后他把问题转向了这位采访者。江问：“你的看法呢?”
华莱士说：“考虑这个问题的不该是我。”
江开始微笑起来。“是不是中国间谍?”他说。
华莱士说：“我的看法吗?”
江笑得更加开心了：“是啊。”
华莱士坐在那里没有作声。外界早已对此案提出了质疑。这件事最终以法官为李博士所遭受的美国政府的不公正待遇向他正式道歉而了结。
江说：“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华莱士说：“我正在仔细考虑，你打断我了。”
江还是用英语继续说道：“这是我第一次发现你遇到了难题。”
华莱士承认说：“是的，没错；我也许不该回答它。”
节目最后播出的时候，华莱士在此处插入了一句苦涩的画外音：“如果有什么时候应当改变话题的话，”他感叹道，“那就是现在了。”
华莱士接下来选择的话题是“天安门事件”，他想以此反守为攻。但是当江的回答让华莱士猝不及防时，他也让他在北京的一些同事们乱了阵脚。
“1989年风波中，我们确实理解学生的热情，他们在呼吁更大的民主和自由，”他说，“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努力改善民主制度。”
江主席提到了“我们的民主制度”，他以此表明了很重要的一点：尽管中国对民主的定义与美国不尽相同，这并不意味着其一些民主的形式不存在（或不能存在）。
华莱士然后问到了那个赤手空拳、手拎塑料购物袋只身阻挡坦克纵队的身份不明的示威者。他的照片被传遍了世界，已经成为“天安门事”中最持久的形象。
江回答说：“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但从照片上看，他肯定有自己的主张。”
当华莱士穷追不舍的时候，江尖锐地回答说：“我知道你的用意何在，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充分尊重每个公民自由表达愿望的权利，但是我不主张在紧急状况公开反对政府采取的行动，况且坦克停了下来，并没有从这个年轻人的身上压过去。”江强调这个人没有被捕，但没有说出是否辨明了这个人的身份。
在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简短、直接甚至有点尖刻的回答中，江提醒说，发生在1989年6月4日的不幸事件，不应该成为友好国家之间的障碍。他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这一问题的意愿，标志着向医治这一尚未愈合的伤口的漫长过程迈出了第一步。
作为一个拥有12亿人口国家的领袖，江主席扮演了一个不太可能的角色——大卫，听众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而华莱士则是那个巨人歌利亚。当华莱士抱怨说江的回答太长时，主席马上反击说他的回答和华莱士的问题一样长。如果华莱士想要短一些的答案，他就应当问更短的问题。观众们都很喜欢这一段。
江泽民颇具长者风度，言辞坦率，黑框眼镜后的双眼炯炯有神。看起来，乐在其中，即使在对方穷追不舍之时。江绝不是那种让着了迷的观众失望的人，他对着华莱士唱了一首他年轻时参加示游威行时唱过的《毕业歌》。他迫切地想泰然自若地试试他那一口远非完美的英语。他也毫不掩饰自己能背诵《葛底斯堡演说》的那种自豪与喜悦。与麦克·华莱士一问一答是大胆而冒险的——对一个中国领导人来说绝对是惊人之举。连珠炮似的发问里有对江语言上的轻慢，但正是江在这种难以招架的处境的表现，成就了一出优秀的电视节目。江的姿态恰到好处——务实、坦率、谦逊、引人入胜而且绝不回避任何一个问题。他让自己变得招人喜爱，结果是，美国人民喜欢上了他。这次节目中，江泽民直接面对数百万观众，这是其他中国领导人所没有尝试过的。江以其风度翩翩，平易近人甚至是易受攻击的常人形象，引发了一些观众对他们心目中教条化了的中国印象的质疑——美国媒体长期以来把中国定型为一个僵化、对内独裁压迫的反美国家。《华盛顿邮报》把江接受采访的那期《60分钟》节目评为美国“本周最佳”电视节目。有人评论说江的露面是中国对美国公众的最好的一次展示。
也许最高的赞誉来自对付媒体的老手比尔·克林顿。在参加联合国千年峰会的各国元首共进午餐前闲谈时，克林顿赞扬了江主席在节目中的表现。他说：“我看到你简直风靡了美国电视。”“麦克·华莱士真让我们丢脸。他就像个小孩子一样（朝你）聒噪。我看了节目，非常好。”克林顿又微笑着说道：“我很羡慕。”
江泽民和克林顿在华尔道夫酒店举行了一次更为正式的会晤。克林顿同意了这一观点：台湾新领导人的言行是从一个中国立场上的倒退。当被问及中国对宗教的压迫时，江坚持认为中国没有压迫。回顾历史，他提醒克林顿说，由于跟西方对中国的“凌辱”有，中国的基督教背负着许多“包袱”。他说基督教伴随着外国的入侵一起进入中国，跟佛教及伊斯兰教的传入方式相比，这于其自身是不利的。
在与克林顿的会谈结束后，江主席参加了300位纽约各界名流为他举行的午餐会，其中包括亨利·基辛格、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娜·惠特曼以及众多商界领袖。穿行于大厅间，与众人碰杯、叙旧，江显得轻松而擅长社交之道。他发表了一次45分钟的全英文演说，主题中国国内的发展和人权问题。主持人幽默地说，江主席用英文比克林顿总统用中文说得更好。说到克林顿，这位通常情况下的注目中心，那天当他离开酒店，发现纽约最有权有势的人都来与江泽民而不是他共进午餐，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
第二天晚上，江泽民来到林肯艺术中心出席中国中央民族乐团举办的音乐会。在音乐会开始之前举行的来宾众多的招待会上，江遇到了一位老朋友，香港房地产大亨龚如心在众多深色着装的公司老总中，她以一袭高贵华丽的蓝色旗袍显得格外突出。发辫高束的龚如心被称为亚洲最富有的女人，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她连连就中国的教育问题向江泽民提出意见，这是她的众多慈善项目之一。在喧闹的人群中，江的回应是对她的新发型作了评价。
在纽约的时候，他对600名海外华人表示他将在本届任期满后从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职务上退下来。江说：“我欲乘风归去。”这句话与宋朝诗人苏轼渴望退职还乡的心情形成了共鸣。江若有所思地说，他希望能重新享受没有担任国家领导人之前的自由生活。他并没有提及他的第三个职务，中央军委主席。
但是，李瑞环在北京会见各民主党派人士时说，未来党的总书记人选还没有最终确定。他说，“有很多党内外和军内的同志希望江泽民同志仍然留在岗位上，为党的建设、党的理论发展以及军队建设投入更多的精力。他们还希望朱镕基继续担任总理职务，使国有企业和金融改革更快更好地进行。”
似乎与他在《60分钟》节目中接受采访时的一流表现恰恰相反，几周以后，在一次对香港记者的新闻发布会上，江泽民发火了。当时，一位香港记者问江，他支持董建华连任香港特首是否就等于“钦点”。
江冲着那位记者大声说道：“你们不能故意哄闹，然后说这是一个大新闻，”他是指北京明确支持董的连任，“不要想弄一个大新闻，说现在已经‘钦定’了，然后把我批评一番。”
“我并没有说他是钦定的，”江继续说道，显然对那个别有用心的字眼感到愤怒，“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考虑。你们不能说我们‘钦点’，然后（用你们自己的方式）对我进行批评。”
“你们媒体有必要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江接着说道，仿佛那些记者都是些犯了错误、需要接受训斥的学生一样，“明白这个意思吗?你们（香港人）有一个好处，你们跑到世界各地（报道新闻），你们比西方记者跑得还快。”
“但问来问去的问题都太简单，有时很幼稚!你们理解不?明白吗?作为一个长者，我必须告诉你们这一点。我不是记者，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生活的真相。”
江泽民在这里用上了一句谚语：“中国有句话叫‘闷声大发财’。但是既然你们如此热情(热衷此事)，如果我一句话都不说也不好。我完全可以说‘无可奉告’，但是你们都会不高兴的。”江显然颇为生气，承认说，“我身经百战，见得多了。”
江主席拿香港记者与麦克·华莱士作了比较。江说，华莱士也问了他许多挑衅性的问题，但是他始终保持了良好的职业精神。江说，他们侃侃而谈，谈笑风生。
华莱士的发言人说，这位《60分钟》的老牌主持人已经看到了江对他的评价，并认为那是对他的“赞美”。发言人说：“如果有人还有什么别的想法，只要看看那次采访……很显然，我们提出的都是一些苛刻的问题。在向一位领导人提出苛刻问题的同时仍与他保持正常的关系，这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认为江泽民在华莱士的采访中表现不错。在北京，有的人抱怨江作为中国国家元首，接受华莱士咄咄逼人的采访。他们觉得这不是一桩小事，批评江这样做，也批评他的工作人员如此安排。而其他一些人，或许是那些更具国际眼光的人则感到高兴，为他们的领袖出色应对美国媒体的棘手采访而自豪。他们认为江在重重压力下表现出来的坦诚和热情、明确且直接的反应，使他更具亲切感和可信度，而他在数百万美国人心中留下的印象比以往任何一起公共关系事件更能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美国新闻界几乎是众口一词地支持这一最新观点。
在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厦门走私案中，中国与加拿大就引渡犯罪头目一事发生争执，因为加拿大拒绝向执行死刑的国家引渡犯罪嫌疑人。在进展缓慢之际，领导调查工作的朱镕基冲口说道：“关于这个案子，即使牵扯到江泽民主席，我们也要追查到他这一级。”
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受贿赂被处决，他是党内因所犯罪行被处以死刑的级别最高的干部。江泽民曾面临压力，被要求减轻对成的判决。但江顶住了压力，这使他在人民群众中的声望得到大幅度提高。江认为只有通过严惩(“严厉打击”)措施，并进行思想教育和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
10月，在一场旨在查处贪污案件的运动中，审计人员宣布他们发现，在中国政府的行政工作和商业活动中有110亿美元的资金被滥用。这似乎像是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战斗。
江打电话给沈永言。如果说江是想在日理万机之后，需要放松一下，那么他选错了时间，也选错了朋友因为他所听到的事情使他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中国正面临一些严峻的问题，”沈开门见山就说。江让沈慢慢说，并且在他滔滔不绝地诉说时，非常耐心地倾听着。
沈简要地概括了他所看到的中国的主要问题。第一，严重的腐败问题。第二，日益明显的失业问题。第三，各种丑陋的社会现象。第四，贫富差距拉开。沈说对这4个问题他经考虑了1年左右的时间，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机会将它们提出来。
江让他举些例子，沈就从第三类问题谈起。他告诉江说：“我在海南出差时想去理个发。但我的朋友告诉我有超过半数的理发店和美容院实际上是妓院，理发只是一个幌子，是为卖淫行为所作的掩护。他们诉我，走进一家美容院时，先要查看一下是否有隔间。如果有，那你跑得越快越好。”
江主席也经常听到这类问题，他同意沈所说的前三类问题，但是对于越来越巨大的贫富差距，江并不同意他的观点。他说：“当邓小平最初决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贫富差距会很自然地随之出现——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的期望是通过建立新的工商企业，让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能够通过创造报酬更为优厚的岗位、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来带动民共同致富。政府的职能就是要照顾到仍不富裕的人，通过收入的再分配使贫富更为平衡，制止非法牟利。制度还不完善，但确实有效。我不知道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当然不能回到大家什么都没有的老路上去。”
在9月底江泽民的日程中有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那就是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市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国的运动健儿带着28块金牌——这是中国参加奥运会的最好成绩，金牌总数居世界第三——回来时，江主席感到非常高兴，他对获奖运动员发表讲话说，“全国人民的心中都充满了喜悦”，“你们展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林的坚强信心和力量”。
所指的不仅仅是奖牌。9月初，关于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一事，他正式向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致信。他在信中说，“在中国政府和全中国人民的支持下，我坚信北京将以非凡的努力把2008年奥运会办成一次高水平的奥运会。”
江泽民一直是一个热情的爱国主义者。申办奥运会的愿望是他爱国情绪的一种表达。这年秋天发生的另外两件事也证明了他的种情绪。两件事都和中国文明有关。其中一件事关乎历史却涉及未来，另一件关乎未来但涉及历史。
11月，中国学者大张旗鼓地宣布，通过对古代文物时间的科学鉴定，中国最早的朝代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也就是说被推进到了公元前的第三个千年，这样古代中国就和古埃及属于同一个年代了。这一名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项目是根据中国最早的3个朝代命名的，项目为期5年，研究工作重点是标定这些朝代的历史年份。参与这项工程的共有200名各学科的学者，包括考古学家和研究古代铭文、天文历法以及古代手稿的学者。夏朝建立的时间被确定为公元前2070年，后来的一些报道甚至还将一时间提前到公元前2200年前后。中国媒体大事渲染这一新闻。这毫不奇怪。
消息一经公布，其他一些学者，大部分是外国学者开始对这一结论的科学性及其背后的动机提出质疑。外国批评家指责中国学者是在仓促之中强行得出一个自己想要，或许是预先确定的结论，他们指责大陆的学者们制造了“一个共识误区”。
还有一些外国学者替他们的中国同行辩护，称赞他们研究古代史的强烈奉献精神，并谴责那些发难的人，说他们在自己的断代史重建中有“既得利益”。随后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学术争论。可想而知，中国的媒体被激怒了。
2000年夏天，一篇文章指责这项工程“正在中国煽动一种具有潜在危险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文章把矛头直接指向负责人宋健博士，说他“把挖掘祖国历史作为拥护现国家领导人的一种方式”。宋健曾任国务委员，他于1995年批准了这项年代学研究工程
事实上，宋健博士是一名真正的科学家。他在控制论和应用数学领域都作出了贡献，并被认为是国家环保运动的奠基人。在解释启动断代工程的原因时，宋这样写道：“没有断代的历史根本就不能称之为历史。它只能被称为传闻或神话。”
“不要担心那些批评，”江主席对一贯能言善辩的宋健说，“只管做好我们的研究工作。”然后他又强调：“我们应该保持最严谨的治学态度。”接着他又颁布了一条禁令：“党和政府都不应该对这项工程作出评价，这个工程纯粹是科学。”
第二个工程是新的“中国国家大剧院”，或称为“北京剧院”，这是一个具有未来派设计风格的建筑，计划中的选址在位于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的西侧。这个工程是由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设计的，基本的设计是一个长220米、宽150米、高49米，闪闪发光的卵形穹窿结构，漂浮在一个人工湖上。剧院不同寻常的顶部可以分开成两部分，是用玻璃和钛合金材料制成的。这是一非常令人吃惊的独特设计，几乎就像是一颗从大海中央涌现出来的巨大水滴，或者就像一个降落在海面上的不明飞行物。这座建筑物中将分别建有一个可容纳2416人的歌剧大厅，一个可容纳2017人的音乐厅和一个可容纳1040人的剧场。来宾将通过人工湖底的透明隧道进入剧院，人工湖的周围将种满花草树木。江主席是一个戏迷，他渴望用一种大胆的方式来宣扬中国的现代化，他支持这一出人意料地获胜的设计方案。
江喜欢站在中南海的南端赏月并观赏南海映月的美景，从这里沿着水面望去，可以看见这座美不胜收的大剧院款款落成。大剧院紧邻人民大会堂，象征着中国既敢于大胆直面现代化，同时又深深依恋着其悠久的历史与传统。
在其工作生涯中，江一直热衷于获取信息和原始素材。作为一名工程师，他处理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一家发电厂停产，仪表的读数是多少?如果一条生产线不能有效运作，问题出在哪里?作为政治领袖，他也处理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对中国的环境污染产生何种影响?能作出什么样的预测?其他国家有何经验可借鉴?
作为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拥有多种信息渠道。此外，江个人的办公室也可以接触无数的信息和咨询来源，包括国家的主要研究机构、智囊库和学术机构。但是对江来说这一切还不够。
江喜欢得到新观点，江向自己信任的人求助，比如说，他的多年至交王慧炯。
王教授是一个瘦削而结实的人，头脑聪敏，口齿伶。他长期担任享有极高声望的、中国最高的政策分析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游历甚广，机智敏锐，但脚踏实地，为人谦逊，不好张扬，对经济发展、可续发展能力、能源政策金融政策、城市贫困问题、技术转让以及中美关系等方面有着浓厚的兴趣。系统工程师出身的王慧炯常常使用工程学中的系统方法来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这与江泽民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王会说流利的英语，对西方的行事方式极为敏感。他曾担任世界银行短期顾问，他的大女儿是计算机工程师，小女儿是知识产权律师，家住华盛顿特区附近。王虽然已年近八旬，但每年仍要参加多达10次的国际会议。
王慧炯说：“当我了解到一些重要的新东西，尤其是从国外得来的消息后，我会直接把这些信息传递给江主席。极少有人知道江是我的朋友，所以没有人会来我这儿特意炫耀什么。我给他提供事实，如处理是他自己的事。”
“我把自己对所有问题的看法毫无保留地告诉江，”知识分子本色的王继续说，“我什么也不求，没有向上爬的野心，不求任何地位。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我把真实的看法告诉他，事实怎样就怎样，特别是西方的情况和思想，我把事实和观点分开，不给他提政治建议。我从来不参政，我的观点都是学术上的观点。”
他接着说道：“作为一名学者，我能够做到真诚坦率。高级领导人必须应对情绪化和意料之外的反应。江需要掌握最的信息和最新的发展。他必须了解各种各样的观点。”
“我有时会打电话给王教授，向他请教些问题，”江泽民对一些朋友说，“通常会是些经济学问题，也可能是关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问题，但也可能是其他任何问题。”江很为他这位思想深刻、淡泊名利的朋友感到自豪，他也曾和政治局的同事谈起过“我的同学王慧炯”。
江每次邀请王去他家通常都是在傍晚时分，往往都是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自由自在地长，直到吃晚饭，晚饭通常吃些简单的扬州风味的饭菜。王说，“当江和我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像老朋友在一起休息。我们的谈话非常自由，无拘无束。他与其他的高级领导人爱好有所不同，他对文、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广泛的兴趣。他并不停留在过去。他特别喜欢科学和哲学。有时我们会一些严肃的话题开开玩笑，就像老朋友在私下里那样。我们当然都知道严肃的话题应该认真对待，但是有时开玩笑可以给人新的视角。”王笑着描述一次晚餐，“我们吃饭的时候用的当然是筷子。有时，一粒米饭掉在饭桌上，江主席就会用他的筷子把饭粒夹起来，放回碗里。江说，‘我们必须尊重农民的辛苦劳动。’”
江泽民偶尔还会向另一个人讨教，他就是宋健博士，他主管中国的科技工作长达10年之久。“我喜欢和江主席谈话，因为他对探索新观点有着一种强烈的渴望。”宋说，“他会打电话问我一些具体的问题，或讨论某个话题。其他一些情况下，他可能就想探讨一下某一个哲学问题。有一次他问我，世界为何存在于三维之中?我到他的办公室，整整和他谈了一个小时的N维空间!世界各国领导人中对第N维空间代数感兴趣的并不多。后来谈到一些数学家时，江开玩笑说，‘你们这些人是在多维空间里思考的；我还是得生活在三维里。’”
宋健接着说道，“江主席通常会在晚上10点以后往我家里打电话。接到他的电话我从不会感到诧异。最近他问我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有何差别，并问量子力学是如何与这二者相联系的。”
一次江提出了个有点像是究竟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他问宋，“是先有理论还先有实践?”宋说，“我知道关于这点有各种看法：是理论指导实践使之更有效，还是实践发展理论使之更真实。实际上，这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宋又评论说，“作为一个工程师，江是从实践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尽管宋健是在科学的意义上来看待这一问题的，但江泽民念念不忘的却是政治理论。
“我对江主席说，我赞同现代哲学的观点，”宋健数周后得出结论，“先有实践后有理论——我们从现实世界的论据中推导出我们的理论，理论回过来可以检验并证实或驳斥的论据。这个过程叫‘归纳法’，其间科学发展出一般规则来解释具体事例。因此实践先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江想了一会儿，然后表示同意。为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能被解答而感到高兴。
“通常当我们一起参加社交或政治活动时，”宋健接着说，“他会走到我跟前问我，‘你有没有听说什么新的理论?不要让我一无所知!’”江对于新的科学思想的浓厚兴趣，似乎赶得上某些人对新的谣言的兴趣了。
“对科学家和知分子来说，生活在主席领导下的中国，这是一件幸事，”宋说，“外国人无法想像贬低知识分子的那几十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当时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荒谬的口号，例如：‘不要读书，书读得越多越愚昧’什么的。江主席能给人以启发。这正是科学界给予他最强有力支持的原因——尤其是他的‘三个代表’思想，这极大地推动了‘先进生力’。”
如果你想通过他所交的朋友来了解一个人，那么王慧炯和宋健对江泽民就很有作为目击者的发言权。
他的另一个老朋友是亨利·基辛格。基辛格回忆说，“相交多年后，江主席开始向我阐释他对国国内发展进程的看法，并不特别征询我的看法。他说如果中国出现动乱，中国就无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将会对全世界产生无法估计的影响。不管我说什么，江主席都会非常认真地倾听，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有时，他可能会在后来的某个时间采取一些类似于我所建议的措施。”
江泽民还会为那些纯粹意义上的老朋友腾出时间来。童宗海是江的大学室友，还帮江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他们之间的友谊历经半个世纪的考验。由于时艰难，在1948年两人分开之后的数年间双方音讯全无。1952年前后，两人才在北京匆匆见了一面，当时江是在出差参观。童说：“江泽民找到能源工业部，当时我正在和苏联专家一起工作。我们紧紧拥抱，聊起了自己的生活和家庭，我们本来想出去吃顿饭，但我们谁也掏不起进饭馆的钱。”
“江主席还是和他以前一样，”童说，“我们见面的时候，聊起了老朋友和过去的伙伴，像厉恩虞，聊聊他们现在在哪里，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我告诉他一些他可能不知道的事情，而他告诉一些我肯定不知道的事情。比如，江告诉我他所了解的1943年南京的禁毒运动，讲地下党是如何利用日本人与中国的傀儡政府之间的矛盾而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江告诉我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共党利用了这次斗争。他当时也不知道。我们只是出于信念和热情参加了抗议示威，因为我们认这对我们的国家有利。50多年后，我们一起回忆起当时的游行有多危险。对那些日本军警来说，向我们开枪根本算不了什么。”
童解释说，“这场禁毒运动是我们人生的转折点。我们终于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了，我们的社会良知得到了延伸，学生们之间的联系加强了。没有这样的运动，学生们就不会在国内革命战争中联合起来与国民党进行斗争了。江泽民很善于把同志们组织起来。我曾有几张学生时期和江一起拍的照片，比如我们毕业照，但由于我们穿的学士服被激进的‘左’倾分子认为是‘洋玩意儿’，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时他们撕毁了我的照片，只剩下了一张。”
第25章 2001年1月－7月“我的一生与上个世纪几乎四分之三的时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我的一生与上个世纪几乎四分之三的时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其职业生涯里，江经常使用诗词来表达观点，抒发感情，弘扬文化。有一次，他用亲笔书写的诗词与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的诗作进行交流。《人民日报》曾刊登江为199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创作的两首四行诗，表达了他对美好未来的展望。他以严冬之后春的复苏来比喻中国摆脱积弊丛生的困境：
江雪柳日新晴
玉树琼花满目春
历尽天华成此景
人间万事出艰辛
2001年伊始，“天安门事件”再次掀起了波澜，原因是《天安门调查》的出版。据称该书是以党内泄漏出来的文件为基础编写的，披露了1989年学潮期间，党内最高领导层谋划的内幕。该书以时间为线索，生动而细致地描述了引发“六·四”学潮的详细经过，刚一出笼就上了众多外国媒体的头版头条。
中国官方的一位发言人称该书是捏造的，重申党和政府“对于北京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已经作出了正确结论……这一结论不会改变”。2月，江泽民召集中央委员会工作会议，除了讨论了他对党的建设新观点（“三个代表”思想）外，每位政治局常委还确认支持两项敏感政策：首先是根除邪教“法轮功”的斗争；其次是1989年6月4日事件“党的结论的正确性”，这和《天安门调查》的出版有关。每位高层领导人都声明说，全靠政府对示威者采取坚决行动，才保证了社会稳定和中国经济的繁荣。
对于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人们似乎也正在形成更为公允的看法。时间让人们改变了看法，甚至某些曾参加过抗议示威的学生，也是如此。
对江泽民来说，1月份的重头戏是他在中南海主办了一次特别宴请，邀请了约20位老同学及其配偶。这履行了他7年前许下的诺言，当时他告诉王慧炯他无法参加北京的一个同学聚会。“请向我们的同学转达我的歉意，”对王说，“告诉他们我的位置让这事很难办，但是我答应在今后参加一次聚会。”
几年来，江泽民偶尔会感叹他一次都没有参加这些聚会。“我们的老朋友肯定会想我是因为自己的‘高位’才不参加的，”江对王慧炯说，“不是这个缘故，是因为每次我都被其他事情缠住。但我一定会遵守诺言的。”
当年第一个星期六下午3点，聚会开始了。一直到晚上9点，政府的车才将各位送回家。老朋友们一起唱了许多歌，包括《当我们年轻时》。江和夫人与每对老同学夫妇合影。在中国传统道德里，守信是很重要的美德。”王评论说。
数月后，一位老同学去世，江向其遗孀致电表达他的哀悼之情，虽然在聚会上他并没有见到她。后来有一次，王告诉江有个身体状况很糟的老同学，一生未婚，也没有亲戚，如今住在远在云南的敬老院里。尽管江泽民只记得他的名字，对他的面貌已经没有印象了，他还是给当地官员打电话，要求他们照顾好他。“江就是这样的人。”王说。
同样是从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出发，江泽民号召在治理中国时，要将“伦理道德”放到和法律相同的高度，并谈到“以德治国”。在一次全国的宣传干部会议上，他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江强调“道德”和“法律”相辅相成——这种说法明显带有儒家思想的色彩——这在方向上似乎是个转变，从而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揣测。数十年以来，中国古代的思想被共产党某些人视为“封建遗毒”。虽然江有意说得含糊不清，但人们还是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是否正在试图创建一个结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与儒家道德思想的新体系?
一些人将这一举措看作是抵御“法轮功”奇特诱惑的一种手段。“法轮功”分正在利用信仰的真空传播自己异想天开的理念。学者们纷纷研究江的新思想，他们不但视其为社会断层期健康道德指导方针的基础，而且也将其看作是探究曾遭“文化大革命”压制的中国丰富哲学遗产的契机。
一位研究者指出，江泽民是第一位将孔子学说的精髓引入共产主义的党的领导人。
江力图使党焕发新的活力，作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他指出，大多数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政府官员都曾接受过任何形式的道德教育。同时，江把党历史上的重大失误归咎于实施过程中的错误，而非共产主义的基本阐述之过。此外，还召开了大量的研讨会，探讨如何在“依法治国”的同时“以德治国”。
在与日本在野党社民党领导人会面时，江民提到中国共产党正在“认真地研究”是否取消禁止私营企业主入党的规定。“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根据当前形势改进我们的理论。”他说。这些看似随意的评论预先揭示了本年度的一个重要主题。
另一个表明时代变迁的迹象是，为了决定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由17位成员组成的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开始对北京进行最后一轮视察。北京是大热门，但政府决心要确保万无一失。人们对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利的事依然耿耿于怀。
中国政府发起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整治的耗资200亿美元的大规模战役，这次战役被称为“中国自建造长城以来所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建设项目之一”。城市中四处都是“新北京，新奥运”的鲜亮标语牌。出租车司机开始学习英语。
江主席欢迎以海因·韦尔布鲁根为首的国际奥委会评估团来到中南海，并在一间装饰精美华丽的中式房间里举行了会见。“能与贵国政府最高领导人会面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北京申奥的支持。”韦尔布鲁根告诉江主席，他祝北京在7月13日的最终投票决定中好运。
在国际奥委会评估团视察之旅的最后一天上午，他们参观了中国中央电视台——评估它能否满足需要，处理转播奥运会所需的巨大电信通讯量——下午，他们拜会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向他告别。欢迎国际奥委会评估团视察中央电视台的是年富力强的台长赵化勇，他给这家国有电视台注入了活力和新思维。评估团留下了良好印象，赵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他知道自己在中国具有历史意义的申奥工作中的任务已经完成。
当晚，赵化勇坐在他位于15楼的办公室里，观看中央电视台半小时的国家新闻节目“新闻联播”。“新闻联播”是中国最重要的电视节目，它在每晚7点首播，晚上10点重播，中央电视台的这一旗舰级的国家新闻节目拥有数以亿计的观众，其广告收入在中央电视台每年7亿美元的广告总收入中占的比例极大，在市场经济中，这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现。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中国高级领导人定期仔细收看的节目。由于“新闻联播”的影响力，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每天都会仔细审查这一节目，就像一名元帅一样监控着播出的节目。
此时正是7点20分，专门接听高级领导人来电的红色电话机响了。在中国，接往主要媒体的热线电话的重要性不亚于军方热线的重要性，当这部话机响起来的时候，整个屋子都一激灵。很难想像丹·拉瑟会对来自白宫的电话很上心，但这是中国，赵的心头一震。
一个声音问道：“你是赵化勇吗?”在得到了略显不安的确认之后，那个声音继续说：“总书记要和你说话。”
“你好，是赵化勇吗?”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问道。
“晚上好，总书记，是我。”赵回答道，尽量掩饰着内心的不安，我刚才看到了‘新闻联播’对您的报道。会见奥运会评估团时您看起来真是太棒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头条新闻总会报道国家领导人江泽民的活动。这一不成文的规定很少会出现例外的情况。
江并未因为受到恭维而分神。“谢谢，但是你注意到有什么问题了吗?”
“没有……总书记，对不起，我没有注意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赵的脸都红了。既然江亲自打电话过来，肯定是极端敏感的“新闻联播”出现了某个严重的问题。“总书记，我们出错了吧?”
“我可能是唯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江继续说，“今天下午我在同一间会议室有过两次会见——一次是应当报道的，另一次则不应报道。在‘新闻联播’上报道我接见奥委会主办城市评估团是完全可以上新闻联播的，你们的报道搞得也不错。表现我问候代表团成员并与他们握手的镜头是准确的，但是随后播放的我们坐在一交谈的镜头弄错了。另一次我见的是一位私人老朋友。他是一家电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我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时就认他了——但我们是以朋友的身份在交谈，并非是出于官方目的。虽然你们有关奥委会评估团来访的画外音一直都是正确的，但是镜头却搞混了，播的是我与老朋友进行私人会面的画面。”
“总书记，我非常抱歉，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赵的语速变得急促起来，“我会立即调查这起事件，查明情况，尽快向您报告。我们将处理有关责任人，并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其实这是我的疏忽，”江亲切地回答道，“我不应在同一间会议室里两次会见外宾。就像外国人所说的，我们在他们眼中都是长得差不多的，他们在我们眼中也是一样啊。”
赵几乎能感受到江在微笑，但是他知道任何这样的错误都不容轻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总书记，我们会立即调查。”
“虽然我们可以说这是我的疏忽，”江泽民现在用一种领导的口吻继续说道，“但你应当分析问题的起因，它看起来是件小事情，而且我估计奥委会评估团也不一定会注意到这个差错，但这么一个错误却反映了我们的专业精神和细心程度不够，不应再出现了。”
“是!是!总书记，您所言极是。”
“我是一个工程师。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但是工程师必须分析错误的起因。看看它是偶然出现的问题呢，还是由于疏忽或是生产线上的系统性错误而造成的问题。这三种情况要区别对待。如果是生产线上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请别太自责，也别对你的手下大发雷霆。但必须确保晚上10点重播时的镜头是准确无误的。”
“我先去新闻中心，然后向您作全面汇报。”
“调查完了给我回个电话。我等着你。”
江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原因有二，一是职业原因，二则是出于个人原因。作为中国的高级领导人，他知道媒体，尤其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是高度敏感的。虽然这次出现的是个小问题，但错误自会造成混乱；作为一个老工程师，他实际上是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搞混镜头的失误。
赵本能地抓起电话拨通了新闻中心。“‘新闻联播’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说，“在我到之前谁也不许动!”
当赵走进那布满屏幕的房间时，他发现这儿就好像出现了某些科幻片中时间静止的场景一样。当时真的是没有人在动，人们的脸要么是通红，要么是铁青，唯一能听到的就是沉重的呼吸声。
“把今晚的节目给我!”赵命令道，“总书记进行了两次会见。我要所有的镜头。”赵没有解释，这是解决问题而不是讨论问题的时候。“让摄像师到这儿来。”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新闻制作人，赵很快发现了问题所在。摄像师与编辑之间没有做任何交代，既没有书面的，也没有口头上的。江是在下午4点进行会见的，摄像师们在完成拍摄任务之后就匆忙往回赶——由于北京出名的交通拥堵状况，他们直到6点之后才到中央电视台——他们把录像带交给焦躁不安的编辑(这些编辑并未去过拍摄现场)之后，这些编辑为了赶在晚上7点之前播出，就冲到剪辑室剪片子去了。
摄像师们被告知，在没有另行通知的情况下，跟着江拍摄就是了，于是他们就拍了两次会见的场景。由于每次会见镜头都不长，而且没有做好记号——同一天，同一地点，同一人（江主席）——一场混淆的差错就在剪辑室发生了。赵知道，因为时间紧迫，而外宾们看上去也相差无几，编辑们很容易就会把两次会见混在一起。在迅速而仔细地换上正确的画面之后，赵多次检查了纠正之后的图像——并让摄像师确认无误，绝对确保这次再没有任何差错了。在他最终满意之后，赵化勇吩咐将修改过的新闻在中央电视台9点钟的新闻摘要(每个小时都有)及10点钟“新闻联播”重播时播出。
8点25分，赵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边，准备给国家领导人打电话。他在拿起电话之前深吸了一口气。
“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赵化勇，”他忧郁地说，“根据江主席的指示，我向他汇报情况。”
“稍等。”一个女声似乎会意地笑着说道。数秒钟之后，江接起了电话。
“您好，总书记。我们找到问题了：责任在我们，但已经改过来了，修改之后画面正确的片子将作为头条新闻在9点钟的要闻播报和10点钟的‘新闻联播’中播出。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甘愿受罚。”
“你的效率很高啊，化勇，我印象很深。但别忘了，我仍是一个工程师，我还想知道问题的缘由。”
赵于是详细地说明了这次事故的原委。
“和我猜的差不多。”江听完之后很满意，并用一种行家的口吻回答道，“你也像我一样在生产线上工作过多年，所以能够理解这种失误。制作电视节目与制造汽车是一样的：生产线上的各个环节进行良好沟通是非常关键的。你要有明确的计划，这样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考虑到不要过多占用这位高级领导人的时间，赵在对江表示感谢之后就准备挂电话了。但江却继续往下说，此时的谈话更加亲切，他开始与赵谈起他与那位电子公司管理人员(就是他上了中央电视台的镜头才惹出了这起麻烦事)之间多年的友谊。随着谈话的进行，双方谈到了各种各样的话题，赵开始放松下来，觉得自己似乎正与某位亲戚或老师在晚上聊天。
最后，大约20分钟之后，江又回到了原来的话题，他最后说：“你看，这的确是我的疏忽。我在同一个地方会见两组外宾把摄像师给弄糊涂了。”
“不，总书记，是我们的过错。这是工作系统出了事故。我要负个人责任并愿意接受处罚，我也会处罚那些负有直接责任的人。”
“请不要这么做，”江嘱咐赵说，“你的记者、摄像师和编辑们工作都非常努力。只要鼓励他们努力工作，不断提高自身水平就行了。你看，我都没有给相关部门打电话(赵和中央电视台的上级)。我想在你我之间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行了。”
赵化勇后来回忆这出幕后戏时表示：“当时的情绪就像是坐过山车一般，从开始到结束不过1个多小时。我明白江主席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与我谈论与正事无关的事情。他是想让我在经过这次恼人的事情之后冷静下来，恢复我的信心。想想吧，国家主席亲自教导并安慰我，甚至不让我作出过度的反应，处罚我的手下。我非常感动，这一幕我将没齿不忘。”
3月底，《华盛顿邮报》的4位编辑来到中南海采访江主席。在正式回答了事先提交的问题之后，这位中国领导人以其喜欢的交谈式风格与他的交谈对象相互打趣，开玩笑，偶尔还用通俗的英语说上两句。
其中一位《华盛顿邮报》的编辑称江泽民“魅力十足，非常幽默”。这位编辑对于一位华裔研究者被控危害国家安全而遭拘留的案件非常关注，但他发现江似乎对媒体如此关注此事真的是大惑不解，而且也不明白为什么美国如此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我脑子里有一个很大的问号，”江说，“在经济与高科技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军队也非常强大。你们有许多事情可做。你为什么老是关注这类事情呢?”
在这次采访中比较轻松的时刻，江承认当记者提问时他会感到紧张。“任何国家的领导人在会见外国记者时总会感到头疼，”江说，“美国总统也不例外，我个人也发现了这一点。”
江还拿这些年轻的客人开玩笑。“我想今天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之间年龄的差距非常大，”江说，“当然，你们的精力比我要充沛得多。但我不得不说我可能在生活阅历上要更为丰富一些。这不是自大，是客观事实。”江泽民以一种毫不夸张的口吻缓缓说道：“我的一生与上个世纪几乎四分之三的时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位编辑请江泽民评论一下“法轮功”奇特却强大的吸引力，并且问中国人民是否“已不再信仰共产主义，转而寻求其他信仰了”，试图以此来激怒江。
江主席承认可能有些中国人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但他突然用说不上好但却充满激情的英语说道：“但我仍然信仰共产主义。”他在学生时代就接受了共产主义。“在我年轻时候，”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以为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到来，但现在我觉得并非如此。”
这一问题继续困扰着江。江在2003年末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谈到这个题时说：“多年以前，当我们参加共产主义革命时，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将在全世界实现，而且它将有利于全世界。今天，尽管我们依然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时代也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常常思考历史，”江接着说，“我现在已经77岁了，我经历过发生剧烈变化各个时代。我完全相信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能够和平共处。”
但是就在江进行这种宏观思考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提醒人们这种和平是多么容易被打破。4月1日星期天，一架美国海军的EP-3“白羊座Ⅱ”侦察机起飞执行例行的侦察任务，收集中国沿海的电子数据。EP-3侦察机的信号搜集范围是200至460英里，机组人员可通过机上的设备截取中国的各种电子通信，这些通信对美国军事指挥官具有重大意义。
几十年来，像EP-3这样的美国飞机经常从日本出发，到中国边境执行侦察任务，其行动也总是受到中国军队的密切监视。一般来说，美国侦察机总是在公海上空沿着自己的既定航线飞行，中国空军的战斗机则会紧急起飞，在安全距离之外跟踪入侵者。这是游戏的一部分：双方都想方设法了解对方的情况，但都遵守着没有明文规定却被广为接受的空中行为法则。不过，最近美国军队已日益对此感到担心，因为像有关消息来源后来所说的那样，中国的拦截行动越来越大胆。
这一次出现了特殊情况，两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歼-8”喷气战斗机起飞追踪EP-3“白羊座Ⅱ”侦察机。其中一架飞机由一位名叫王伟的空中老手驾驶，他是一名出名的飞行员：中国人称他勇敢无畏；美国人则称他鲁莽轻率。碰撞发生了。尽管起因仍有争议，但结果确定无疑。美国飞机受损，中国飞机坠毁。根据第二架中国战斗机飞行员的证词，中国宣称体型较大的四引擎美国间谍飞机，突然故意朝较小的中国战斗机做大角度转向，并用螺旋桨打碎了“歼-8”的尾翼。美国机组人员的陈述证词则称这位中国飞行员是个“危险的冒失鬼”，那天两次驾驶自己速度较快的飞机贴近EP-3，相距仅几英尺之遥。而在第三次接近时，他撞上了EP-3的螺旋桨，造成了致命的后果。
不论哪种版本是真实的，结果却是一样的：空中撞击导致中国飞机损坏，据报告坠毁在南中国海。尽管可以看到王伟打开了降落伞，但没有发现他的任何踪迹，他被认定死亡。美国飞机一个机翼和发动机受损，随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降落在了最近的跑道上——中国海南岛。之前在美国军队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撞机或者紧急着陆的情况，更不要说使价值1亿美元的间谍飞机落入中国人的掌握之中。有关这场悲剧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争议，包括事故的地点。
第二天，新近宣誓就职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要求中方立即允许美方人员接管飞机，并要求将飞机交还美方，“不要再乱动它”。华盛顿方面还称，飞机享有“主权豁免权”，中国人不能登机。4月3日，江泽民主席指责美国应为此事件负责，而且由于感觉到了民众的强硬态度，同时还要求美国道歉。
在幕后，与这起国际纷争相比，江泽民则更加关心失踪飞行员的命运。中国前驻美大使（后任外交部长）李肇星记得江主席在事件发生之后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上提出了许多问题：“我们有没有撞机地点的精确坐标?”“我们能不能确定降落伞确实打开了?”“飞行员都有什么样的救生设备?”“他带有多少食物和水?”“另一名飞行员到底是怎么说的?”“他真的看到降落伞了吗?”然后，江指示调动所有可以征用到的军用和民用中国舰船协助搜救。在高峰期，大约50艘舰艇、700艘渔船和70多架机机参加了这次大规模的搜救工作。江还询问了美国机组人员的情况。“在第一次会议时，”李肇星回忆说，“江主席唯一关心的就是人，中国人和美国人。”
作为对北京激烈言辞的回应，一位白宫发言人宣称，华盛顿不打算道歉，因为它“没有做错什么”。“我听到一些道歉的建议，”国务卿科林·鲍威尔说，“但是我们没有什么需要道歉的。我们当时遇到了紧急情况。”美国官员开始称其机组人员被中国政府“扣留”了。
对江泽民来说，撞机事件出现在一个很尴尬的时刻。他正准备动身前往拉美访问，在那里他希望得到政治支持并发展经贸关系。一年一度的批评中国的人权提案即将提交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新任的布什政府正在对北京采取比克林顿政府更加强硬的路线；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能否成功也很快就要表决了。
为了首先打破敌对的气氛，美国外交官首次获准探望飞机的机组人员，并报告说他们的身体状况良好。第二天，为表示相应的良好意愿，科林·鲍威尔对中国飞行员王伟的失踪表示“遗憾”。中国外交部作出让步，承认实际撞机地点在中国领空以外，但指出美国飞机后来非法进入了中国领土。布什总统自己也对中方蒙受的损失表示“遗憾”，这是他发表的最具和解姿态的一次话，但是他仍然没有道歉。他说：“我们一直在为那名飞行员及其家人祈祷。”
由于相信危机不太可能升级，江主席按计划开始了他为期12天的拉美之行。随行的有中国的商界领袖，江继续进行他非常成功的活动，获得较小国家的支持以制衡美国的霸权。江决心增进对拉丁美洲的了解，在美洲为中国建立新的关系，整个行程中，对于间谍机造成的僵局，他只提到了两次。他访问了6个国家——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古巴和委内瑞拉——每到一国，他都商谈贸易和投资，签署了约20项协议，他对经济发展机会的看法给东道主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紧张地准备了两个月，”江泽民回忆说，“我的老师是外交部西班牙部门的负责人——他后来成了我们驻墨西哥的大使。为了给他们更大的惊喜，我演讲开始时用英语说我将试着讲几句西班牙语——随后我就一直用西班牙语作完了我的演讲。”
“我还开玩笑说由于我的西班牙语不怎么样，”江泽民接着说道，“我会发一份我的演讲的打印稿。但是我是在演讲结束的时候才告诉听众的，这样大家在我讲话的时候就必须认真听。”江也有严肃的时候。美国即将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谴责中国。美国官员说这个时间安排是很早以前就定下的，和间谍机事件没有任何关系。自从1989年起，几乎每年都有一个西方国家发起中国的人权谴责，2001年的决议也和前九次一样，批评中国以“严厉手段”限制公民宗教、集会和言论自由。它还主张北京“保存和保护西藏和其他地区人民独特的文化、民族、语言和宗教特”。
但是每次提出决议，中国总能通过贸易和暗中游说的巧妙战略来争取到53位委员会成员中摇摆不定的票数，以最终避免被指责。并非出于巧合，江访问的6个国家中有5个就是委员会成员。“他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签署贸易和投资协议，”江主席的一位人权专家说，“这是中国每年运用的策略（来挫败决议），而且每次都奏效。”
江在拉美一行的尾声得到了委内瑞拉总统韦戈·查韦斯的信誓旦旦的保证，许诺他的国家将在联合国投票和北京2008申奥中支持中国。江打趣说委内瑞拉是他的最后一站，而根据中国的烹饪文化，“留在最后的一道菜是最好的”。但笑话归笑话，委内瑞拉的强烈支持使江的整个行程熠熠生辉。为表达感谢之情，江在西蒙·玻利瓦尔的陵墓前献上花环，赞扬他为“解放者”和“国家之父”。他还与胡里奥——西班牙超级歌星——共进午餐，这次意外的饭局是查韦斯总统安排的，而后不久，两位国家领导人在胡里奥的伴唱中一起放歌。4月19日，在离开正处于间谍机事件热潮中的中国12天后，江主席回国了——刚赶上事件的余波。
为了寻求一种解决撞机危机的最佳方式，江作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我访问过许多国家，我看到当人们在街上互相撞了一下，请求原谅或者说声‘对不起’是很正常的事，”他到达智利时说道，“但美国的飞机到了我国的边界上，却不请求原谅。这种行为能令人接受吗?”
在阿根廷，江宣布说：“在涉及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问题上，中国从没有屈服于任何外界压力。”在国外，一些批评家开始怀疑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事情是否已经岌岌可危。
江泽民继续保持强硬，坚持他有分寸、有原则的处理方法。“考虑到我们两国的重要作用，”在阿根廷和乌拉圭他都这么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找出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开始为结束这场危机做公众的准备工作。承认民族尊严受到损害、国家遭到挫折之后，党的喉舌阐述了江的观点。“化爱国热情为巨大的强国力量。”它写道。
由于外交官创造了语义上的奇迹，使北京得以宣称华盛顿在正式信函中两次使用了“抱歉”一词，从而对这次事件表达了足够体面的歉意，对立过程中最艰难的阶段过去了。总统乔治·布什和国务卿科林·鲍威尔都对中国飞行员的失踪表示“真诚的遗憾”，信中还说美国对于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进入中国领空“深表歉意”，并承认飞机在海南着陆时未得到任何口头许可。
双方采取了一项明智的策略，这封信的最后措辞——经过了数个小时的争论——完全用英语来谈判，这是非常不同寻常的。由于双方仅就英文文本达成协议，因此中国人在对它进行翻译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我们写了一封准确如实的信函，”一位美国外交官说，“这也是一封中国人认为可以接受的信……它留有少量的自由发挥空间。”第二天，北京宣布“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将释放美方机组人员。
但是直到7月4日(但选择这个日子并没有什么特定的象征意义)，美国人被迫将这架美国海军飞机解体成可以装箱的部分之后，它才被运回美国。在那里，它将被重新组装，装备更为先进的电子设备，然后被派往世界其他某个地方继续执行任务。
4月14日，中国媒体减少了其连篇累牍的反美言论。除了一些有关飞行员家人的富有人情味的报道和寻求群众支持北京释放间谍飞机机组人员的决定的文章外，提及撞机事件的文章和尖刻的批评已经少之又少了。这种情况又一次使人回想起1999年。政府让人们发泄他们的怒火，但是这种发泄必须在严格控制的背景下和一定的时间内进行。
2001年4月，政府开始了新一轮的“严打”斗争，打击严重犯罪分子，这项严厉的政策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欢迎。江泽民任期内的1990年至2000年，大赦国际组织统计到2万起死刑判决，这个数字被政府认为“夸大其词”，而评论家们声称远远低于实际数目。
推进“严打”斗争是由于对社会不安不断加剧的顾虑，包括以前在共产主义中国闻所未闻的犯罪，例如武装歹徒抢劫银行。据《人民日报》称，“严打”以暴力犯罪为目标：“爆炸、谋杀、绑架、投毒；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和团伙犯罪；盗窃及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没有一个政府愿意在能够不使用死刑的情况下使用死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律研究所的教授刘海年说，“政府想减少死刑……但得切合中国的国情。我们不能为了减少死刑而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损害。”
大约就在这一时间，江泽民开始关注互联网，他对于这一既带来光辉前景又带来挑战的新兴媒体具有复杂的感情。有趣的是，他的两个儿子都在信息技术行业工作，他们与自己的妻儿住在上海。江要求中国制定信息和网络方面的法律，同时发展技术，帮助中国在互联网时代繁荣发展。江指出，主要问题是“迷信、色情、暴力和其他有害信息的传播以及互联网犯罪”。
6月，江把他的三大爱好(艺术、科学和教育)集中在一起，参观了一个以科学或灵感为主题的国际展览会，会上共展出了来自32所大学的700件艺作品。这些绘画、雕塑和书法作品大部分都与科学发现有关。江指出，这些作品不仅能给以艺术享受，而且能够增强人们对科学的理解。
同月，江在中国科技协会发言时称，“科学精神”是“人们科学文化素质的灵魂”，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另外还有许多其他益处。“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江说，“很多就是因为没有按照科学精神办事造成的。”
江泽民身体力行，经常参加高层科学会议——如在7月份参加了纳米技术会议，8月参加了人类基因组测序会议。他通常会作主题讲话，也常常会见与会的外国科学家。江知道自己的出席能够提高媒体报道率，从而增强人们对大会主题的兴趣，有助于推动他的宏伟战略：“科教兴国”。但大众的福祉并不是他参加会议的唯一动机，他也很喜欢与科学家交往，讨论最新的发现和理论。对江泽民来说，尖端科学是趣味盎然的。
6月下旬，“三大男高音”——卢恰诺·帕瓦罗蒂、普拉奇多·多明戈和何塞·卡雷拉斯在紫禁城为3万名现场观众以及电视机前的数亿观众表演了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宏伟的故宫闪耀着明亮的灯光。紫禁城前的天安门广场成了数以百计豪华汽车的大型停车场。身着华丽晚礼服的端庄女士与身着正式服装的男士络绎不绝地到来。
第二天，江泽民邀请帕瓦罗蒂、多明戈和卡雷拉斯参加午宴，对其“出色表演”表示祝贺。他称赞这次表演“既向中国观众表现了西方歌剧艺术的精华，又向世界展现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的魅力”。自然而然地，大家开始唱了起来。“主席和我合唱了一曲《我的太阳》，”帕瓦罗蒂说，“我觉得唱得不错。我想说这样真的是很浪漫。”
有一个记者问帕瓦罗蒂，如果江主席改行当一个歌剧演员的话会怎么样。这位意大利超级巨星微笑着答道：“你想让我说些外交辞令吗?”稍作思索后，他说：“如果这个人能全心全意地表现自己，就算只在唱歌这件事上，他也肯定会成为一个巨星。”但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也许，他还需要练习。”
像接待其他许多贵宾一样，江在中南海典雅高贵的主接待厅（涵元殿）接待了帕瓦罗蒂，这里杰出的中国传统建筑反映了中国文明的伟大。接待厅里，豪华的扶手椅摆成了3个半圆形的圈子，总共大概有20多把。主宾坐在江的右首，处于里面圈子的中央位置，穿着亮红色长旗袍的年轻女服务员为他们斟上热茶。年轻的男子则像未着制服的警卫一样不显眼地沿着后壁坐着。不管会见的是谁，江通常都会了解客人的个人情况，用这方面的信息来创造融洽的气氛。
江主席的客人往往都会参观西苑——历史上中国皇帝们的禁地。对于克林顿总统或者帕瓦罗蒂这样的贵宾，则由中央警卫局(中南海的安全保卫机构)局长由喜贵将军担任导游。作为一名军人，由将军对于艺术、建筑和中南海非凡构造的历史知之甚详，能够说出日期、数字和事件等各个方面的细节。
但唯恐来访者对事务繁忙的自己留下错误的印象，由喜贵赶紧解释说导游并不是自己真正的工作。“保卫才是我真正的工作。”他说。“恐怖分子们都害怕由喜贵。”一位接近江的高级官员悄声说。没有人认为这句话是夸大其词。
200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纪念日，人们计划进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庆祝方式。在浙江省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译注：原文如此）有文化活动和巡回演出；在上海，有一系列以革命和爱国主义为主题的音乐会；在北京，有一个大型的文物展，包括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的第一五星红旗。
为了庆祝这一周年纪念日，电视台播出了长达18个小时的纪念节目，其中心内容就是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江泽民对1万名现场听众讲话赞颂党使国在历经一个世纪的衰落后走向复兴，称赞了过去20年中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他还指出自己“三个代表”的新思想是党的未来的关键。但是在这次看似平常的讲话中隐藏着几个令人震惊的句子。
江的讲话翻译成英文大约有1.5万字，其要点是党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回顾了共产主的历史之后，江温和地批评了教条的态度。他是在为自己投下重磅炸弹作准备。
江泽民告诉党的干部要放弃那些对共产主义的“不合时宜的见解”，宣布改革催生了由“非公有制”经济中的企业主、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自由职业者和个体户组成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而私营经济中的大多数人从事的是“诚实劳动”，遵纪守法，并为社会作出了献。为了保持改革的动力，他提出也应当欢迎这些新的社会阶层成员中的优秀分子成为共产党员。他宣称这些群体“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以一种经典的含蓄方式，江把一项令人震惊的政策放在了看似传统的政治框架中：“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他指出企业家和技术人员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推动力之一，如果这些人继续被排除在党组织之外，那么党就无法真正领导国家的发展。他这个阶层的潜在党员们采取了一个新的称呼，包括私营企业主和其他成员，他们被称作“新的社会阶层”成员。
“实现人民的富裕幸福，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江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群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的财产也逐渐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义事业所作的贡献。”
几天以后，“左派”针对江把党加以现代化的构想发起了最有力的挑战，这次挑战是以公开信的形式出现的。公开信在网上广为流传，它不仅鼓励了那些固守传统的共产主义者，激怒了有些党员，而且被各种政治势力所利用。公开信还对企业家本身展开了攻击，称他们“偷税漏税，只交纳了10%的应缴税款”，进行了“许多非规范以及非法的经营行为”，而且是造成腐败日益猖獗的主要“温床”。“送去一只鸡，换得一头牛。”公开信还写道，私营企业主正在加剧中国“贫富差距”，因为“贫富悬殊更主要的是表现在财富的占有方面”。
滕文生有不同的看法。“江主席的80周年纪念讲话是对‘三个代表’思想完全成熟和完整的理解，”滕评价说，“中国的经验证明了只有国有企业成分是行不通的，无法运行的。我们应该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共存。”
在解释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这个引发争议的决定，滕以事实为根据。“我们有‘下海’（指经商）的党员，”他提到，“他们为人正直，合法挣钱，依法纳税，遵守党纪。为什么不让类似的人入党呢？如果一个方行可行，为什么倒过来不可以呢？”
“但这只是我的看法。”滕补充说。
江泽民说如果不进行他倡导的改革，党就会逐渐消亡。这将意味着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中国日报》的一篇社论说：通过党的现代化改造，江泽民使党避免了像前苏联和东欧那些兄弟党一样遭遇覆亡的厄运。社论还说：“人们可以想像一下，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将是一场噩梦。”
江的发言在党内得到广泛的支持。在以后几天里，政治局的每个人都对此表示赞同。傅卓教授分析其政治背景时总结说，这次发言“得到了党内的强烈支持，代表了远远超出总书记本人的意见……（而且）意在传达一次大规模政治改革的计划，虽然不是（西方式的）民主制”。显然是接班人的胡锦涛注意到江总书记对这次讲话已经考虑良久，而且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胡锦涛说，江泽民的结论，既是建立在中国的国情之上又吸取了“世界上一些政党盛衰成败的历史经验”——这显然暗示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
江泽民发起了一场反击。宣传部长丁关根亲自视察了各大媒体，告诫他们要拥护党的新路线，提高警惕，不要被人利用宣传“不正当”的思想。
江继续强调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同时指出了教条主义的危险。“我们应当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门随着实际情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他说，“实践没有止境，解放思想也没有止境。”他接着说道：“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这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确的态度。”
7月13日，国际奥委会将在莫斯科宣布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在北京，当时正是星期五晚上，估计有40万名焦虑期盼的北京市民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希望庆祝胜利。在预定的时间，当天大部时间一直在莫斯科进行现场直播的中央电视台在电视屏幕上用表示胜利的红色字体闪出一条消息：“我们赢了！”在天安门广场，这条新闻闪现在巨大的显示牌上，广场上立刻响起了一片欢呼，欢呼声由此传遍整座城市。
笑容满面的江主席与他的同胞们一样欢欣鼓舞，在简短的讲话中，江感谢国际奥委会、中国人民和其他支持北京成功申奥的国家，还号召大家共同努力，举办一届成功的奥运会。他随后回到天安门城楼，与在广场上的群众一同欢庆。
人们进行了盛大的庆祝，抛撒鲜花，挥舞旗帜，敲锣打鼓，行驶在北京各主要街道上的汽车不断响亮地鸣笛。“今年是中国三喜临门的一。”许多狂欢者都这样说，他们指的是建党80周年，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现在申奥又获得成功。
就在中国欢欣鼓舞之时，各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打电话向中国的国家主席表示祝贺。西方的分析家指出，北京成功申奥标志着江泽民任期内的一顶点。赢得奥运会主办权不仅提高了他在国外的地位，在国内也是如此。
北京申奥成功之后不到24小时，中国政府宣布将释放一名已在押4个月的美籍华裔教授。在5个小时的审判中，李少民在法律上被认定犯有间谍罪，现在他被勒令离开中国。人们曾普遍猜测李少民会在申奥进行投票之前被释放，从而降低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因为这一直被看作是对申奥的一个威胁，但他并没有得到释放。不管多大的压力也不能使中国政府动摇。即便是布什总统也无法说服江进行干预。但是既然现在申奥已经胜利，中国看来很乐于接受这一请求。民族自豪感高于国际需要。
一个令人高兴的巧合是，奥委会在莫斯科宣布奥运主办城市之后两天，江主席访问了这座城市，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购买军事装备，巩固了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良好关系。这次访问的高潮是江泽民在莫斯科大学的讲话，据说这所规模庞大的大学里面走廊的长加起来超过20英里。在包括普京总统在内的1000名学生及要人面前，江完全用俄语作了40分钟的演讲，畅谈了“中俄关系的美好未来”。这次他的俄语讲得不错，他一直学习这门语言。
江泽民他说每次访问俄罗斯，都有“宾至如归之感”当他谈到俄罗斯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时，他提到了普希金、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这些俄罗斯的名家，听众席上发出一阵欢呼。江结束讲话之后，普京总统走上讲台说，在他看来，两国间没有任何重大障碍，甚至连语言障碍都不存在。
北京刚刚申奥成功，江在此时抵达俄罗斯对于他和他的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胜利。多年以来，苏联一直是中国迈向共产主义道路上的导师，但是后来两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俄罗斯全冲向市场经济和准西方式的民主，而中国则选择了更加谨慎的道路，逐步进行改革，并且时刻注意保持稳定。它的人民没有经历俄罗斯人所经历的那种政治和出版自由，但同时也没有经历这种自由所带来的后果。
4月下旬在安徽省视察时，江游览了被称为“中国第一奇山”的黄山。在那里他灵感闪现，用古文写下了一首简短的四行绝句。黄山对于中国人的意义，正如美国人心目中的大峡谷。历代的画家、诗人、学者和勇士都曾前来此地，赞颂它的壮丽，感它的宏伟。
在题为《登黄山偶感》的诗中，江表达了登山后的欣喜之情，并为黄山的“峭壁峥嵘，云变雾幻”而诗兴大发。他写道“江山如画，令人心旷神怡”，而自己如何“且持梦笔书奇景”，正当此时，“日破云涛万里红”。
红色的云和漫漫长路肯定在江的心目中，因为在两个星期前拉美之行期间，他曾送给菲德尔·卡斯特罗一首诗，其中也充满了类似的意象。至少，红云看上去反映了他对于共产主义精神大行于世的毕生感受。
第26章 2001年8月－12月“世界的知识是浩瀚的，宇宙的奥秘是无穷的”
“世界的知识是浩瀚的，宇宙的奥秘是无穷的”
尽管中国在江泽民的任期内实施了成效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无可争议的非西方式民主国家。问题在于政治改革何时到来。8月初，江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其中包括著名的外事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和《纽约时报》北分社社长艾里克·艾克荷姆。他们提出了这一问题。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江称，我们早就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随后他将“社会主义民主”定义为当“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主人”时的一种状态。他提醒采访者，中国具有“上千年的封建专制历史”，而且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地位才向前跃出了一大步”，发生了“根本变化”。除非认清这个大前提，江说，“就不能从根本上正确认识中国政治制度的本质。”
接下来，江泽民坚称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有坚强的政治领导才能团结12亿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不然的话，中国就像一盘散沙。”他说，从而揭示了政改革步伐缓慢的原因。
“我须要说明一点，”他说，“中国的民主不可能等同于西方世界所实行、西方人所选择的民主。”
“我75岁了，”他又说，“经历了上个世纪四分之三的时间之后，我以肯定地告诉你们：如果中国实行西方世界的议会民主政治，唯一的结果是12亿中国人民要饿肚子。结果天下大乱，如果是那样，对世界和平、稳定都没有好处。”
很多问题带有挑衅性。他们问江泽民，美国计划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对中国是否构成威胁。“你们只有2025枚导弹能够打到美国，如果我们筑起盾牌，你们就无能为力了。”
“坦率地说，”江回答道，“看来你们比我都清楚我们有多枚导弹。我必须说，对你们的数字是否正确，我表示怀疑。但是让我澄清一个事实。我们拥有武器的目的不是进攻，而是用来自卫。所以我们会保留适当数量的武器用以自卫。”
当江回答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让一个工人政党对资本家敞开大门?”——很明显，之前这个问题他已经回答过很多了。“我相信我能在大学里当一个很好的教授，专讲这个问题，”江说，“因为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是我们必须明白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一个半世纪前。《共产党宣言》是153年前发表的。不能把他们那个时候写的每一个词或每一句话都应用到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来。”
问他是否上网时，江说：“我孙子的术比我强得多。作为一名电气工程师，我上网不成问题。但必须承认使用鼠标对我来说还有些不习惯……”
北戴河的这片宅邸警备森严，里面都是宽敞的淡黄色二层小楼，与这个海滨疗养胜地的环境很相宜，但是在谈到它们时，江泽民对他的客人们说：“人们以为我们在这儿度假，但实际上根本不能休息，一天都不行”
“但每天我还要做一件事”——江突然插了一句——“在这11天里，不管是什么天气，我每天都去游泳。”
在接受采访这点上，江是身体力行。“主席强调中国的官员应当接触国外的媒体。”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正说。他说：“我们应当用外国人能够理解的方式表达我们的想法。我们应当提供中国的实际情况，让海外的记者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江主席相信信息有助于理解。这就是他非常重视互联网的原因，中国互联网是在他的推动下得到迅速发展的。”
8月份剩下的日子是这位中国领导人最平静的日子。江呆在海滨别墅里，期盼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除了一些不太重要的政治活动外，眼前没有什么大事。
江把他的时间用来阅读书摘和几本论述经济学及外交事务的大部头著作。他还继续学习外语。那年夏天在北戴河，他带了几位语言专家一同前往，从而能够练习自己的语言技能。“如果你由于语言的差异而无法与他人交流，”江说，“你们怎么能交流观点或者达成协议呢?”
当会见外宾时，外交礼节要求江主席使用翻译，翻译人员通常由外交部指派。但是当正式会议结束时，尤其是如果要举行午宴或者晚宴，江就会转而说英语(或俄语)，享受这种自然的交流，他能够将这种交流处理得很好。如果某些政府成员或者工作人员跟不上的话，他就会利用善意的公共压力来刺激他们学习。“所有在这里的人当中，”江会微笑着说，“只有X先生和Z先生听不懂我们说的话（英语）。”就连江的司机也不能例外。“我必须重新开始学习英语，”他的司机说，“不然在我为主席开车的时候就会感到窘迫。”
反之亦然。在一次与高级工作人员召开的会议上，他注意到一位曾在美国学习过的助手没有发言。“老Y，你的英语说得棒极了，”江说，“为什么今天不用用?”这位中国的领导人随后开玩笑说，“也许你是担心跟我的对比会让我尴尬吧?”
“江主席的外语能力是有名的。”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说。他喜欢学习不同语言的新词汇，并和以外语为母语的人讨论词义的微妙差别。 “他总是建议身边的人员——甚至是那些低级别的助手——更加熟练地掌握其他语言，尤其是英语。他还纠正我们的错误发音或者外语词汇的错误用法。一次，我们正在讨论哪种核反应堆最安全，我把‘pressure’(压力)这个词中的‘r’发音发错了，发成了一个喉音。江纠正了我的发音并问我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我说因为我的第一外语是德语。”
江把能够使用即将访问的国家的语言进行交流视为外交任务的一部分。他每天都学习英语，并且有许多教师候命。在出国访问之前，江就会给自己施加压力，就好像他是一个临考前仓促用功的学生一样，来加强自己对相关语言的知识。
“在说外语这件事上，我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他说，这一点并不是秘密，“我根本不感到难为情，即便我说错了也是如此。要学习，你就必须说。别担心，开口说!”
江也读科学著作和诗歌，而且几乎总是读到深夜。在北戴河时，因为公务的担子轻了许多，他更能够尽情地沉浸其中了。海滨胜地给了人自由的时间和独处的空间，便于沉思和思考。江泽民与许多朋友保持着联系，经常讨论一些闻所未闻的话题。8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江给王慧炯教授写了一封信，继续他们关于科学历史和变革的讨论。
江在信中亲笔记下了他深夜的思绪：“世界的知识是浩瀚的，宇宙的奥秘是无穷的。任何人毕其生去捕捉追求这些知识奥秘，也总是极其有限的。古今中外的哲人已经积累了许多知识宝库，但离开无可穷尽的宇宙，还相距甚远，永无止境。宇宙千变万化，但离不开存在的客观规律。人类的智慧，可以从发现其中许多规律，如回文、勾股、黄金分割，去不断扩展已知的领域。我们要珍惜生命的有限时间，去不断开拓知识的新领域。孔老夫子说得精辟，‘学，然后知不足’。”
江的信主要讨论了中国文学中的回文和对称勾股数。“回文”的字面意思是“倒过来”，指一行字母、汉字或数字，无论正读反读，看起来都完全一样。英语中的回文是一串正反方向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字母，而含义（并非毫无意义）也相同。简单的例子有，“Madam，I’m Adam”(夫人，我是亚当)或“Draw,O Coward”(拔剑吧，哦，懦夫)，从左往右或从右往左读都是完全相同的。汉语因为用的是表意文字而不是字母，汉字组合的顺序决定语法和意义（或没有意义），汉语回文诗很难写，因为倒过来读时，语法和意义都改变了，而且往往变得面目全非。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上海自来水”和“水来自海上”。这就给中国的回文诗人提出难题，从任何一头读诗歌，无论含义和意境相近与否，诗句必须是优美典雅且富有艺术性的。
换句话说，英文的回文诗需要使两种读法的意义完全一致（因为两种读法的字母顺序是完全相同的），而中文的回文诗有更为广阔的空间来表达复杂而相关的思想感情。江举了两个例子。
“从前，”江写道，“一家饭店名叫‘天然居’，里面挂了一副对联：‘客上天然居 居然天上客’。上联倒过来读就是下联。”
江在信中没有解释这两句对联的不同含义，因为懂中文的人都知道它的意思，这两句对联的意思大致是：一个客人来到“天然居”(字面意义就是“天上的房子”)，惊奇地发现自己成了天上的客人。
在他给朋友的信中，江举的另一个例子是更复杂的四行回文诗，这首诗是唐朝的一位诗人写的。实际上这是同一篇中的两首诗，每一首都是另一首的回文。它是一个特例，因为尽管表达的感情不同，但意义惊地相似。顺读带有一种渴望、苦乐参半的调子：
纤纤乱草平滩
冉冉云归远山
帘卷堂空日永
鸟啼花落春残
意思大致相同，只是表达的感情更加迫切一些。汉语中的回文把所有字倒过来读还能保持意义不变，确是很奇妙的。
残春落花啼鸟
永日空堂卷帘
山远归云冉冉
滩平草纤纤
9月11日，当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被飞机撞击的时候，江泽民像许多人一样被这可怕的场面惊呆了。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给布什总统和美国人民发出慰问电。
第二天，9月12日，布什总统致电江主席表示感谢。美国总统说他希望与国际社会的所有领导人一起合作，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为此，布什总统告诉中国领导人说他希望两国能够加强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作。
尽管江泽民明确表示了对恐怖袭击的谴责并真诚地愿意提供援助，但中国国内许多人持有与他不同的看法。尤其是互联网上的评论，显示出许多中国老百姓对美国远不像其领导人那么同情。多年来，中国一直受挫于美国的强大力量，1999年炸馆事件及最近的撞机事件更是强化了这一感觉。许多人认为美国“活该”，尽管绝大多数人对死者表示了同情，但是许多人声称，由美国总是要当“世界警察”，因此“必须至少承担一部分责任”。
江并不赞同这一看法，并在外交上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步骤。他希望确保中国参与当前有关如何应对这次袭击的国际讨论，并且在此过程中保障中国自身的利益。此，江打了许多电话给安理会的其他3个常任理事国：俄罗斯、法国和英国。江告诉这3国的领导人，恐怖主义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威胁，并已成为一个公害。他还强调说，建立国际合作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也是极为紧迫的。
江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他知道美国即将采取严厉报复措施，因此力图对此进行制衡。他阐述了中国的立场，称打击恐怖主义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有“确凿的证据和明确的目标”，确保不会伤及无辜，必须遵循国际法的准则，并尊重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江还表示，所有的行动都应当符合维护世界和平的长远利益。
江主席发表这些警告有几个原因。他认为跨越边界的外国干涉在本质上是错误的。中国当然不想见到有人开创此先例，以免将来这种先例会在某种情形下用来反对中国。他还担心一个久拖不决的国际危机可能会危及中国的经济，而中国经济必须保持高增长才能避免大规模失业。他还担心反恐战争可能会进一步扩张美国的实力。美国军队的任何对外扩张——尤其是果美军中国边界附近长期驻扎——都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在国内，江泽民担心新疆的恐怖分子可能会策划类似的暴力行动，他命令对安全规定进行检查并要求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中国政府限制外交人员对新疆的些敏感地区进行访问；可疑的组织受到了严格的审查；飞往中东地区国家的航班也减少了。
中国对美国行动的支持并不是无条件的。中国将不反对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但中国希望取得一些回报，具体来说，在对待中国如何处理新疆和西藏的国内恐怖威胁问题上，中国希望美国的态度能有所转变。中国对打击恐怖主义的限制条件就是“不能有双重标准”。
10月份在上海召开的2001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论坛上，在两个月之前还不可想像的情况下，江泽民会见了乔治布什。布什的整个总统生涯已经为此次恐怖袭击所改变，反恐战争也将成为他未来的工作重点。在地缘政治的结构变化中，狂热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潜的敌人横行现代社会，不加区别地滥杀无辜还以为在“替天行道”面对这个可怕的新世界，必须重新评估以往的对手。布什不再称中国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而这个提法曾在他参加2000年总统大选时甚嚣尘上。
布什在飞抵上海的途中对记者说，他希望发展与江的个人关系。“我希望见到他，”布什说，“这样他就可以看出我是真诚地希望建立良好的关系。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共识也会有分歧，但我们会努力建良好的中美关系。”布什和江已经通话3次了——2次是“9·11”袭击之后——但布什称这还不够。
就在此前的4月份，布什曾捅过一个马蜂窝，他当时表示如果中国大陆进攻台湾的话，他将下令保护台湾。如今，这位美国总统突然变得更加成熟了，他说：“我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又说，“我期待着对江主席重申这一点。”
在他第一次会晤中国领导人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布什赞扬了江主席和中国政府在“9·11”袭击之后立即作出的反应。“没有犹豫，”布什说，“也没有怀疑，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他们将与美国和我们的人民站在一起……”
“两个大国难得会在所有问题上都取得一致”布什接着说道“我可以理解这一点。但我对江主席保证说，在处理分歧时，我们会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我们寻求的美中关系是开诚布公的、建设性的和作性的。”
就像为了强调这一点，两位领导人都没有详述传统的摩擦。布什没有提人权，江泽民也只是简单提了一句台湾。不，尽管两位领导人宣布他们是反恐战争中的盟友，但还是存在一些细微的分歧。江回避了北京是否支持对阿富汗进行军事打击的问题，他还重申了明确具体目标以免“伤及无辜”的重要性。
肢体语言表明了一种新建立的友谊。江一度抓住布什的胳膊肘，而当时布什正在江的耳旁窃窃私语。与此相应的是，当两人转身准备去赴午宴时，布什很随意地把手臂搭在江的身上。午宴有鱼翅汤、炸龙虾和牛排。他们看来都喜欢与对方在一起不过布什有时候与其说是兴高采烈还不如说是如释重负。无疑，两位领导人在双关系经历了大起大落的1年之后都在刻意展示相互之间的友好。
尽管在“9·11”之后的众多事件中，美国公众并没有完全接受新的中美关系，但《华盛顿邮报》称：“当江泽民政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甚至是轰炸阿富汗之后，公众的批评消失了，这是冷战后中国首次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绝大多数中国人，尽管还对炸馆事与撞机事件心存怨恨，但据《南华早报》报道，他们都认为江主席支持美国的国际反恐战争“是北京近10年来最明智的决定”。
亚太经合组织最高会议在一场精彩的晚会和上海黄浦江上空壮观的焰火表演之后结束了，这标志着中国正在作为国际社会中一个生气勃勃、广受尊敬的成员逐步崛起。这是江泽民主席的一个胜利刻。
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刚刚结束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名CNN记者用英语询问江泽民个人的未来打算。“如今你刚主持了一次重要的首脑会议，相当成功的会议，”这位记者说，“如果你选择年从你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这是不是你的告别演说，你的一个告别性成就?你会退休吗?如果不退，你明年再干一届的理由是什么?”
观众中传来了紧张的笑声。在中国，记者根本就不会向领导人问这种问题。在回答之前，江泽民犹豫了一下，转向他的口译，让他翻译。人们都能听到口译的话“他刚才问的问题是，”口译告诉江主席，“这次您成功主持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是否就是您在明退休前的告别。”
“哈哈，”江笑着说道，“我刚才没听明白你的主要意思，”大厅内又响起了一阵笑声。“你关心的是我明年的退休问题，是这个意思吧?是这样么?首先，我明年是否退休，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很坦率地告诉你，这必须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来决定。”
这次亚太经合组织论坛的一个尽管被忽略但实际上更加有趣的特点是：每当江主席主会议的时候，他都使用英语。新加坡总理称赞了江的措辞，他注意到在这一周中，江对这门语言的运用越来越自如，为中国的孩子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在江泽民的带领下，中国官员也使用英语来做媒体简报这除了能够增强中国的海外影响，还能够鼓励国内的英语学习。
江还把技术作为此次最高会议的一项优先事务，同与会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一起度过了很长的时间。陪同江主席参加会见的是他精通技术的儿子江绵恒博士，他正寻求结合中美优秀思维方式以创造一套新的价值体系，推动中国科技发展。
江博士1992年回国。从德莱克塞尔大学毕业后，他在南加州的普公司工作了一年左右，负责制定对亚太地区的发展策略，同时也在一所当地的大学进修商务课程。（据江泽慧说，绵恒回国的一个原是，江泽民想要他即将上学的孙子回国接受传统的中国教育。）
江绵恒加盟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后，负责一家技术公司的财务和衍生产品，该公司是以谋求市场利润为经营目标的。两年后，借助他迅速增长的商务才干，他为海市政府创办了一家投资公司，力求将科技成果商业化，并联合当地公司以应对中国入世后的国际竞争。后来他成为享有盛名的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除了其他的分工，他还负责“神舟”载人航天项目。江博士对朋友说，他的梦想是为中国科学研究提供一种有效的能自我运行的模式，或许还想回到他的本行——高温超导——去搞科学研究。
江主席开始信奉被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称之为“创造性破坏”的美国市场模式，并且已经在努力打破高度官僚化的国有企业中国电信垄断。江尤为关注美国20世纪90年代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大发展，并开始逐渐相信美国快速发展的IT市场上的竞争，甚至混乱，才是其成功的首要原。
为了寻求在中国应用这种模式，江主席坚持不懈，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过后1个月，据证实中国电信将被拆开成为两个相互竞争的公司。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消费者从这种新的竞争获得了好处。
江的小儿子江绵康比哥哥小2岁，也从事信息技术工作。他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毕业后，开始在父母原先工作过的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供职。此后又在德国的跨国电器设备公司西门子公司接受培训。回到上海后，他为市政府从事信息系统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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