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1997年10月－12月“我的耳朵还很管用”
10月26日，江主席开始了他对美国为期8天的里程碑式的访问。尽管江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此前曾经会晤过4次，但这次访问是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中美两国首次举行的正式首脑会晤。正是因为意识到美国媒体近来对中国非常警惕——也许是由于在苏联解体后需要一个新的敌人——这位中国领导人告诉其助手要规划一次全面的国事访问。但也并非每一项活动都要非严肃。江泽民认为，是到了向美国人民展示中国新形象的时候了。
甚至在江抵达之前，这次访问就在美国国内引起了争议。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主要是那些代表台湾和西藏闹“独立”的人，都计划在江主席露面的地方举行抗议活动。人权激进分子宣称将尾随中国主席走遍他在美国的每一站—夏威夷、华盛顿、费城、纽约、波士顿和洛杉矶。江准备迎接挑战。他是有备而来的。中国最好的政策分析家为江汇编出访的情况简介。涉及题目包括外交、贸易以及存在争议的问题，如人权、台湾和西藏问题；甚至还有他将参观的每个地方的概况和当地历史及社会名流的情况。在访问前几个月，中国方面就派遣调研人员到华盛顿和纽约，以确定江应访问什么地方，会见哪些人，演讲的主题是什么，如何营造正面的媒体报道，以及双边关系中可能会取得什么样的进展。
在中国国内，批评美国的言论降低了调子。在江主席访几个月以前，报纸改变了风格；电台和电视台也改变了基调；批评美国的书籍悄然无声地撤下了书架；有关美国的新闻受到严格审查；态度尖锐的学者的讲话也被制止。
临行前，江主席在上海市郊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采访，美国读者因而得以在他访美前对他有所了解。中国政府要求这家以调查性新闻报道出名的报纸，在会见之前把要提的问题先行提上，这样，当记者提问时，江主席已经拟好答案，照本宣科就可以了。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偶尔会即席讲一些笑话，以英语词句以及中国的古诗和谚语来增加讲话的效果。当记者试图挑战商定好的规则，随机出许多问题时，江主席很乐意作答。
接着，江将事先拟好的东西撇开，用英语来回答问题，表示他很愿意增加一些非正式的谈话内容，只要对这些内容“不作记录”。交谈中江主席表现得“踊跃，兴奋，友好”。在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坦率的交谈后，江说将让他的助手决定这次交谈中的部分内容是否能发表。《邮报》记者报道说，“后来我们得到允许，发表了其中最有意思的部分。”
其中有一部分是江泽民主席关于西藏问题的看法。在谈到西藏问题时，江提到了《葛底斯堡演说》。“林肯是一位卓越的领导人，特别是他解放了美国的奴隶。提到中国的奴隶制，中国大部分地区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消了奴隶制，但西藏除外，直到达赖离开时，我们才消灭那里的农奴制……我的印象是你们（美国人）无疑是反对奴隶制的，但你们却支持达赖。”
他继续以这种方式回答记者的问题，熟练地引用西方历史和理念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江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扩展到人权问题上，他说：我认为这一理论也可用在政治领域。”江解释说：“民主与人权都是相对的概念，并不是绝对而普遍的……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不能与这个国家的实际况分离开来……毫无疑问，人权问题可以讨论，但我希望西方世界明白，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中国人的温饱得以解决。”
谈到台湾问题，江说他读过《飘》，看过一部反映美国内战的电视连续剧，并委婉地质疑说:“你们内战的目的是统一美国，但在台湾问题上你们有些人却支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而且不理解12亿中国人民渴望祖国统一的心情。这让人们觉得你们用在别人身上的标准和用在自己身上的不一样。”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江外事访问的成功率，两位领导人都使用了无声的外交语言，摆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个人姿态。考虑到华盛顿的政治气候，这些姿态是必要的。克林顿在国内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对于美国对华贸易赤字问题，中国政府宣布了赴美采购的主要货品清单，包括据说价值17亿美元的30架波音飞机。而在10月早些时候，江还曾邀请美国大使尚慕杰及其夫人到中南海共进家庭晚餐，这是给予美国使节的特殊礼遇。
10月末，金融危机排山倒海般横扫整个亚洲地区。这场金融危机始于泰国，该国债台高筑且对经济前景的预期过于乐观。接着，经济恐慌迅速蔓延，严重威胁着世界金融秩序。香港股市的总市值4天内缩水25%——这是从没有过的惨景——港币受到了投机商的冲击。中国领导人担心他们可能不得不动用大陆1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支撑港币。有人说，“在维护和促进香港的繁荣方面，北京不如刚刚离开的英国人。”江主席可不想听到这样的指责。但是还有3天就要前往美国了，江还在准备着期待已久的各项计划。
10月26日，江主席开始了他对美国为期8天的里程碑式的访问。尽管江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此前经会晤过4次，但这次访问是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中美两国首次举行的正式首脑会晤。正是因为意识到美国媒体近来对中国非常警惕——也许是由于在苏联解体后需要一个新的敌人——这位中国领导人告诉其助手要规划一次面的国事访问。但也并非每一项活动都要非严肃。江泽民认为，是到了向美国人民展示国新形象的时候了。
甚至在江抵达之前，这次访问就在美国国内引起了争议。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主要是那些代表台湾和西藏闹“独立”的人，都计划在江主席露面的地方举行抗议活动。人权激进分子宣称将尾随中主席走遍他在美国的每一站—夏威夷、华盛顿、费城、纽约、波士顿和洛杉矶。江准备迎接挑战。他是有备而来的。中国最好的政策分析家为江汇编出访的情况简介。涉及题目包括外交、贸易以及存在争议的问题，如人权、台湾和西藏问题；甚至还有他将参观的每个地方的概况和当地历史及社会名流的情况。在访问前几个月，中国方面就派遣调研人员到华盛顿和纽约，以确定江应访问什么地方，会见哪些人，演讲的主题是什么，如何营造正面的媒体报道，以及双边关系中可能会取得什么样的进展。
在中国国内，批评美国的言论降低了调子。在江主席访几个月以前，报纸改变了风格；电台和电视台也改变了基调；批评美国的书籍悄然无声地撤下了书架；有关美国的新受到严格审查；态度尖锐的学者的讲话也被制止。
临行前，江主席在上海市郊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采访，美国读者因而得以在他访美前对他有所了解。中国政府要求这家以调查性新闻报道出名的报纸，在会见之前把要提的问题先行上，这样，当记者提问时，江主席已经拟好答案，照本宣科就可以了。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偶尔会即席讲一些笑话，以英语词句以及中国的古诗和谚语来增加讲话的效果。当记者试图挑商定好的规则，随机出许多问题时，江主席很乐意作答。
接着，江将事先拟好的东西撇开，用英语来回答问题，表示他很愿意增加一些非正式的谈话内容，只要对这些内容“不作记录”。交谈中江主席表现得“踊跃，兴奋，友好”。在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坦率的交谈后，江说将让他的助手决定这次交谈中的部分内容是否能发表。《邮报》记者报道说，“后来我们得到允许，发表了其中最有意思的部分。”
其中有一部分是江泽民主席关于西藏问题的看法。在谈到西藏问题时，江提到了《葛底斯堡演说》。“林肯是一位卓越的领导人，特别是他解放了美国的奴隶。提到中国的奴隶制，中大部分地区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消了奴隶制，但西藏除外，直到达赖离开时，我们才消灭那里的农奴制……我的印象是你们（美国人）无疑是反对奴隶制的，但你们却支持达赖。”
他继续以这种方式回答记者的问题，熟练地引用西方历史和理念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江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扩展到人权问题上，他说：我认为这一理论也可用在政治领域。”江解释说：“民主与人权都是相对的概念，并不是绝对而普遍的……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不能与这个国家的实际况分离开来……毫无疑问，人权问题可以讨论，但我希望西方世界明白，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中国人的温饱得以解决。”
谈到台湾问题，江说他读过《飘》，看过一部反映美国内战的电视连续剧，并委婉地质疑说:“你们内战的目的是统一美国，但在台湾问题上你们有些人却支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而且不理解12亿中国人民渴望祖国统一的心情。这让人们觉得你们用在别人身上的标准和用在自己身上的不一样。”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江事访问的成功率，两位领导人都使用了无声的外交语言，摆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个人姿态。考虑到华盛顿的政治气候，这些姿态是必要的。克林顿在国内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对于美国对华贸易赤字问题，中政府宣布了赴美采购的主要货品清单，包括据说价值17亿美元的30架波音飞机。而在10月早些候，江还曾邀请美国大使尚慕杰及其夫人到中南海共进家庭晚餐，这是给予美国使节的特殊礼遇。
10月末，金融危机排山倒海般横扫整个亚洲地区。这场金融危机始于泰国，该国债台高筑且对经济前景的预期过于乐观。接着，经济恐慌迅速蔓延，严重威胁着世界金融秩序。香港股市的总市值4天内缩水25%——这是从没有过的惨景——港币受到了投机商的冲击。中国领导人担心他们可能不得不动用大陆1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支撑港币。有人说，“在维护和进香港的繁荣方面，北京不如刚刚离开的英国人。”江主席可不想听到这样的指责。但是还有3天就要前往美国了，江还在准备着期待已久的各项计划。
在10月25日，即赴美的前一天，江宣布中国同意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承认“人类大家庭中有成员的与生俱来的尊严、平等和其他不能剥夺的权利”，根据其规定，中国负有保护其公民免受歧视的义务。中国新华社罕有地承认，“在社会生活中仍存在着违反人权的现象”。新华社这样做是为了减少可预见的美国人的批评。新华社指出:作为一个受自然条件限制的发展中国家，在促进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同时，中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某些问题。”
1997年10月26日星期日上午，刚过9点，江主席乘坐的国航747—400专机降落在珍珠港附近位于夏威夷瓦胡岛的希卡姆空军基地。同机到达的还有他的夫人王冶坪，以及约80名中国官员、安全人员和记者，包括江的亲密助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特别助理及党的高层管理者曾庆红，国家发展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以及政策研究室主任滕文生。
江主席受到全套正式礼仪的迎接，这是中国方面对访问所提的要求。他走上长长的红地毯，检阅了仗队；由美国陆军105毫米口径榴弹炮发射了21响礼炮，隆隆炮声撼动着整个空军基地，传到了附近的海湾。
有100多名群众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用英语和中文欢呼着：“欢迎！欢迎！”。在谈到中国政府认识到不断兴旺壮大的在美华人社团的作用时，一位第三代美籍华人房地产律师说：“他们认识到我们能够为增进中美友好关系提供帮助。
夏威夷是最适合江展开其美国之旅的地方，这里气候宜人，亚裔人口众多，抗议活动力量微弱。而且，珍珠港是一个很具象征意义的地方，这里凸显了中美曾经有过的紧密联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国曾因为共同的事业而团结在一起。
在机场举行的简短欢仪式上，江发表了讲话，盛赞夏威夷是“太平洋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中美两国人民进行交流的重要桥梁”。随后，一队由警车开道的车队将江主席一行送到珍珠港。江向海港中抛下一个花环，然后又在一面大理石墙边放置了一个白色康乃馨花环，墙上镌刻着日本偷袭珍珠港时被日击沉美国海军“亚利桑纳”号战舰上丧生的1177名美国官兵的姓名。江虽然没有发表讲话，但其象征意义是非常明显的。既然中美曾经是盟友，那么现在两国肯定也能够成为朋友和伙伴。
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江泽民谈到了这一重要史时刻的现实意义。“这一事件给我们的教训不能也不应该被遗忘，”江主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上许多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世界仍然很不平静。中国的最大利益是和平和国家建设。”
刚刚访华归来的檀香山市市长杰里米·哈里斯设午宴招待江。午宴时，江泽民特别提到：“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是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他对参观亚利桑纳国家纪念馆作了评论，“在那里我得到了有关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的第一手资料”，他还回忆了“中美两国人民如何并肩抗击过西斯侵略”。就在午宴进行时，酒店外聚集了一支由50名亲台湾分子组成的小规模示威队伍。席间，江品尝了烤至半熟的嫩牛排，还有煎夏威夷笛鲷。
江在观看由100名草裙舞学校的学生表演的舞蹈，被学生的舞姿所感染，主动学习了一下这种摇摆动作。这引来了200名来宾的掌声与欢呼。“他的节奏感很强。”舞蹈团领队说。
当天傍晚，江在怀基基海滩当众下水游泳。在15名保镖的保护下，江在魁梧的美国特工与精干的中方警卫人员簇拥下，游离海岸300英尺，这使人们都感到非常惊讶。《华盛顿邮报》的约翰·庞弗雷特写道：“你好，江泽民。他一下子扣上一顶醒目的红白色泳帽，穿着一条高及腰部的鲜艳的蓝色佩斯利涡旋纹花呢泳裤，这位睿智的世界领导人在周日下午缓步入太平洋恬适的海水中。他不停地游着71岁高龄的江泽民在水中几乎游了1个小时……他的划水动作类似蛙泳。头部有节奏地在水中起伏。”
上岸时，江有些气喘和颤抖，但很快就恢复了过来，因对自己的运动成绩非常满意而微笑着。“很好，我觉得好极了。”他边擦身体，大声说。当记者问他是否喜欢夏威夷时，他用英语兴致高昂地回答道：“喜欢！”当天晚些时候，他对自己坚持游泳健身的原因作了解释。“我不会服老，”江解释说，“精神上年轻才能保持活力。”
江随后幽默地说：“我游得很慢。”也许，他是回忆起了1966年夏毛泽东在武汉长江大桥旁那次著名的畅游长江之举。当时党的宣传部门公布的数字非常惊人，那位72岁的主席在65分钟里游了约15公里，这一速度比世界纪录还要快好几倍。江泽民游泳的时间与毛差不多，但他游的距离却相当有限，只有1公里。
江是试图通过这次下海游泳来向美国人民展示自己吗还是为了国内宣传，借用毛的典故来显示自己是一个精力旺盛、身体健康的领导人？其实两者都不是。江这次游泳只不过是为了锻炼。他在中南海的浅水池中游泳几乎一天也没有间断过，他知道此次紧张的访美行程中可能只有这么一次游泳的机会了。
毫无疑问，陪同江出访的高层人士似乎不太擅长这项运动。曾庆红戴着太阳镜踏进夏威夷的海浪。《华盛顿邮报》写道：“曾庆红像一只戴着眼镜的海豚一样在水中扑腾，即使是在摆几下蝶泳姿势时也没有摘下墨镜。”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像个威严的佛教圣人，战战兢兢地了海。跟随其后的是中国驻美大李道豫，陪李道豫一起游泳的一个镖连袜子都没有脱”。
江主席一行继续其旅程，前往弗吉尼亚州的殖民时代城市威廉堡游览，他可以在那里满足一下自己对美国历史的兴趣。此时，亚洲经济的紧缩仍在继续，拖累美国的股票场不断下挫。10月27日，当江乘坐的专机在美国上空飞行时，纽约华尔街在这一天却遭遇了“黑色星期一”：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暴跌554点，创历史最大跌幅。
尽管如此，江仍扮演着旅客的角色，在殖民时代城市威廉斯堡，尽情吸收大量的历史知识，会见了扮演爱国者帕特里克·亨利和开国元勋托马斯·杰弗逊的演员；为了照相，还戴上了一顶18世纪的金边黑色三角帽。江的夫人王冶坪的精神比在夏威夷刚下飞机时有所好转，人们向她送上一顶殖地时代缀有缎带的白色无沿女帽。而此时在100英尺以外的一些举着标语的激进分子基本上被人们忽视了。
弗吉尼亚州长乔治·亚伦请他的夫人、威廉斯堡市长苏珊·亚伦代为举行午宴。据称州长正在为共和党助选，这虽然确实是事实，但没有人相信这是他缺席的真正理。简单地说，会见中国领导人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在午宴上，亚伦夫人绵里藏针地说到“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普遍人权原则——自由、自主和代议制民主”。
在江的祝酒词中，他对亚伦夫人“热心讲解”表示衷心感谢，并通过列举以下内容显示出他对威廉斯堡有所了解，“威廉斯堡曾为美国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和国家独立作出过重要贡献”，而且“《独立言》的7签署人，包括起草宣言的托马斯·杰弗逊都毕业于威廉斯堡的（威廉与玛丽）学院”。
当天下午，重头戏正式开始上演。在飞行了100英里之后，江一行搭乘的飞机降落在华盛顿特区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戈尔副总统到机场迎接江及夫人一行。三军仪仗队的迎接式标志着江主席正式抵达华盛顿。一列由20辆车组成的车队将他们送到布莱尔国宾馆，这是接待外国政要的官方住所。
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整理一下——更不要说休息了——江就接见了中国驻美使馆人员。紧接着在晚上9点15分左，他应克林顿总统的邀来到白宫进行会谈，一位女发言人称这次会谈是“亲密的、个人的、非官方的”，克林顿的想法是，在第二天上午举行正式峰会以前“打破”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坚冰”。双方谈话涉及的范围很广，被美国官员称为“广泛而富有哲理的”一次会谈。江泽民和克林顿就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交谈，包括贸易和人权问题。还进行了一项具体工作，批准设置一条专用的电话“热线”，以供发生危机时方便两国进行通信交流。
江夜访白宫的行程中包括对总统官邸的15分钟参观，其间的亮点是美国总统向中国主席展示了由林肯亲笔书写的葛底斯堡演讲稿（5份已知的林肯亲笔手稿之一）。当看到这些孩提时代就耳熟能详、自己还曾多次引用过的文字时，中国领导人显得非常高兴，他开始用英语大声朗读。
坚冰的确被打破了。江对美国历史文物中这一珍贵文件的尊崇和热情，使得两国领导人找到了一种在过去的会面中所没有找到的共鸣。据陪同参观的一位美国官员说，“此举促成了两国元首就人权问题进行一次论，这次讨论在他们前后有过的五次会面中是最深入坦诚的一次……是真正的交谈。”“尽管分歧仍然很大，”他补充说，“但并没有不欢而散。”
克林顿总统在其自传中回忆了夜间举行的这次非正式会晤：“与他认识5年后，江的政治谋略，他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强烈愿望，在他领导下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他的首相（原文如此）朱镕基，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要求江释放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告诉他要使美中两国保持长期伙伴关系，我们的关系中必须给正当合理的分歧留出空间。”
两位元首一直谈到晚上11点，江因需休息而告辞。克林顿则在上床时“想到中国会因现代社会的强烈要求而被迫更加开放，在新世纪中，我两国更有可能成为伙伴而非敌手”。克林顿后来还将得出结论，江在美国之行中“表现出色”。
10月29日，是活动最为隆重的一天。上午江与克林顿在白宫举行期待已久的高峰会谈，下午是联合记者招待会，晚上则将举行盛大的国宴。在峰会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主席与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总统将就安全、经济、环境和法治等广泛领域内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希望达成一致意见。
上午10点15分，峰会在白宫南草坪拉开序幕。式按照国家元首的规格举行，包括21响礼炮及江主席检阅仪仗队。克林顿总统的态度虽然正式但很亲切，他对“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在向江主席致辞时，他说：“您的改革使数百万人脱离了贫困……中国人民现在生活得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好。”克林顿还赞扬了江在珍珠港敬献花圈的举动，称此举表达了江“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国所取得的胜利的敬”。他说：“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必须再次携手。”
江主席自信而镇定地说：“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合作潜力，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他号召双方“在各个领域进行合作，妥善地处理两国间的分歧”。江最后说：“让我们中美两国人民携起手来与世界各国人一起为建设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新世纪而奋斗。”
中国主席穿着黑色西服，戴着“一条橙红色的鲜亮的领带”，美国总统也身穿黑色西服，但“配着一条有白色菱形图案的黑色领带”。然而，当他下午一起出现在联合记者招待会时，他们的领带神秘地变得一致起来了。这是一个可爱的姿态，这是不是一个信号，表示江确实希望拉近中美系？
欢迎仪式中还有用横笛和鼓演奏的一曲“胜利之歌”，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一直关照着江的妻子王冶坪。事先有人告诉克林顿夫人说王身体不大好，这时就示意她坐下来，并将她搀扶到座位上。只要王冶坪需要坐来休息时，克林顿夫人就会陪她坐在一起，好让王安心。
正式会谈从上午10点30分持续到下3点15分——中午中断了一段时间，由副总统戈尔主持招待午宴——期间，克林顿和江进行了私下交谈。峰会的整体气氛亲切友好的，但也涉及了一些微妙的话题。其中一个是，据称中国卷入了美国国会政治献金案，自春季以来有关此事的争论一直在继续。江断然指出，中国没有做任何非法的事，并且保证中国官员会在调查中予以合作。江要求克林顿作出承诺，在1998年底以前接受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这位美国总只能保证在不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国违反有关规则的情况下尽全力促成此事。
在其他事务上，双方非常一致。根据克林顿的建议，两位领导人同意美财政部长伯特·鲁宾与中国副总理朱镕基应共同努力“促进亚洲的金融稳定”。鲁宾刚刚在9月份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过北京，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江。鲁宾回忆说：“我们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我跟大多数西方官员一样，认识并尊重朱镕基，但确实不了解江主席。他十分推崇市场经济，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应该说是让我感到惊讶。他广泛的国际交游使他眼界开阔。他风度迷人，趣横生，我们谈得十分相投。”见到鲁宾时，江风趣地说：“对任何国家来说财政部都是最重要的部门。与财长见面会让你觉得自己会变得有钱。”
尽管两位领导人在人权问题上分歧严重，但他们都达到了各自的主要目标。克林顿总统得到中国的承诺，将与美国协作建立国之间政治、军事和经济联系。这是将中美国由“战略竞争对手”转向“战略伙伴”的大目标中的一步。在江这方面，他使美国重申了一个中国的政策，拓展了“中美的经贸联系，并得到了美国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江受到国家元首级的正式接待，这意味着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国终于摆脱了“天安门事件”的长期阴影。这样江泽民就能够以世界领导人这样一个获得提升的身份回到北京了。个人层面上，尽管两国领导人之间存在有文化、年龄等方面的差异，各自也都承受着国内政治压力，但他们第一次建立了一种真正的友好关系。
美国外交政策官员称这次峰会是“巨大的成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桑迪·伯杰表示，与以往的四次会面相比，江泽民与克林顿这次会面“交流更为灵活，没有那么强硬，争论也较少”。“我认为通过这5次会见两国建立了一种联系。”另一位美国官员直截了当地说，“当江说到‘我的朋友比尔·克林顿’以及（迄今）共见面5次时，他不仅仅是走走形式。”
在中美两国此前的会谈中，中国人总是非常强硬，在某些方面态度坚决，毫不妥协，但参加这次峰会的美国官员离开时都对江民怀着前所未有的尊敬。此次会谈中，双方似乎都是本着一种非常坦诚的精神。“1993年他们在西雅图首次见面时，进行的完全是照本宣科式的会谈，这次有了很大的变化，”一位官员说，“江非常愿意脱离既定的题，把观点明确而直接地讲出来。”暂且不论具体细节，仅峰会本身过程之顺利，就足以认为是成功的了。
在此期间，尽管有一些示威者，但是这并未冲淡人们的热情。与白宫隔着宾夕法尼亚大道的拉斐特公园里有2000多名示者。示威者中有各色人等：亲台湾分子、西藏人、内蒙古人、反堕胎者、反童工激进分子、环境保护主义者、传教士、工会领导人、自由民主党人士披着绛色袈裟的喇嘛和戴着克林顿卡通面具的美籍华人。示威者竭尽所能地大造声势，用了一排声器来高声责中国“侵害人权”。他们高举着各式各样的标语，有几条写的是“释放魏京生”。示威者还舞弄着两个特大的江和林顿模样的木偶，并让它们并排跳舞。示威者中有像理查·基尔和比安卡·贾格尔这样的社会名流。现场由警察层层把守，有的骑马，有的骑摩托车，有的驾车，有的步行，监视着这些示威者，将他们限制在公园中较远的一角。
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江主席很有风度地提到了那些抗议示威者。“我沉浸在美国人民的友好气氛中，”他说，“但有时会有一些杂音传进耳朵里。”
“根据中国的哲学，”江接着说，“孔子说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过很自然地，我也注意到在美国可以表达不同的观点，这是民主的一种体现。就此，我想引用另一句中国的语，‘百闻不如一见’。在我这次访问中我切身体会到这一点。但是，我认为这不会对我们彼此交流有什么负面影响。”
令人瞩目的记者招待会当天下午在老白宫举行，有数百名记者摄影师参加，记者招待会既有正式的外交气氛、媒体的敏感性，又有令与会者惊讶的兴致勃勃的自发交流。克林顿总统首先列举了在刚刚结束的峰会讨论的各种问题，其中包括：安全对话与军事交流；在朝鲜“危险的核计划”问题上的合作；台湾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打击国际有组织犯罪、毒品贩运与非法移民；“法治”合作计划；经济增长问题；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环境保护以及人权和宗教自由问题。他赞扬“中国无与伦比的人力资源将使中国在21世纪必然取得领导地位和广泛的繁荣”。克林顿说：“美国迎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一个全面和建设性的伙伴。”
江主席着重强调了“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求同存异等原则”，他还描绘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新发展，如元首定期会晤，官员会晤与磋商机制加两军往来，加强两国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和执法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等。
在开场白之后，江主席说：“欢迎提问。”江点了一个提问者，他没有注意到克林顿这会儿也点了一个记者。一阵哄笑之后，两位领导人都扮了个鬼脸然后克林顿总统表示尊重客人的选择。
一个反响强烈的问题使中秋的天气骤然升温。有记者说：“天安门广场上的事件……（使得）许多美国人将中国视为践踏人权的暴虐国家。”引爆这一话题后，这名记者向两位领导人“开火”了。他问江：“您对‘天安门事件’是否感到遗憾？”对克林顿，他说：“您是否准备解除所有‘天安门事件’后对中国的制裁，如果不是，为什么？”
江先回答，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显然早有腹稿。他认为那次“政治动乱”事件“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损害了国家安全”。他认为，中国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确保我们国家的稳定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是正确的。
克林顿回答：“对‘天安门事件’的意义我们持有极为不同的观点。”他为：“中国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排斥态度，使中国失去了本应得到的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支持。”他提到了在和平利用核能合作问题上制裁的解除，而对其他领域表示要再“逐一审核”。
江当即进行了反驳。他向听众摇着右手食指，策略性地没有直接对着克林顿。他用英语说道：“就这个问题，我还想补充几句。”他立足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差异——“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济发展水平以及不同的价值观”——指出：“我们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观点是很自然的……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民主、人权、由的观念是相对的、具体的，是由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决定的。”
“我只再说一点。”克林顿接过话题，此举引起了急于看见这两位世界领导人自由辩论的听众的笑声。他说：“首先，美国意识到在历史上中国在许多问题上都是正的，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中国政府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接着克林顿谈到了他自己：“在我们国家，有些关于我、我的家庭、我们的政府及政策的文章和言论可能令中国客人很惊讶。”最后，他说：“但是，经历这些事情之后，我仍然站在这里，我们的国家也更加强大。”
尽管媒体试图把这些言论炒作成两国之间关系紧张的证据，但是江仅仅将此看作是观点上的不同。江在整个记者招待会上始终保持微笑，他显然应对自如，乐此不疲，并多次口改说英语，称一位提问者为“黄衣女士”。
“毫无疑问，江主席在记者招待会上从有受到过这样的提问，”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桑迪·伯杰评论说，“我认为这很好，很正常。”其他官员也松了一口气，尽管江明白地表示他听到了抗议声，但他没有对任何问题表示不满。“这表示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我们的传统。”一个官员说。
当晚的国宴上，大家的情绪都很舒畅。宴会的请柬无疑是几年中最热门的入场券了。在近期的记忆中，没有一份贵宾名单能与当晚的名单相提并论。如果有人怀疑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那么请看这234名与会客人，几乎人人都地位显赫，这就证明这种猜疑是没有道理的。
来自政界的客人有：前总统吉米·卡特、前总统夫人伯德·约翰逊、五位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及其前——亨利·基辛格、乔治舒尔茨、詹姆斯·贝克和亚历山大·黑格）、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美联储主席亚伦·格林斯潘和所有资深国会领袖。
有多达30位来自商界的首席执行官，其中包括通用电气公司的杰克·韦尔奇、美国国际集团的莫里斯·格林伯格、迪斯尼的迈克尔·艾斯纳、苹果电脑公司的史蒂文·乔布斯以及自“梦工”的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我到这里来不是以一个商人的身份，”斯皮尔伯格幽默地说，这位有史以来最成功电影导演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自己是阿甘，正在偷听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声音。”
媒体领域则来了更多的世界巨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拉瑟、国家广播公司的汤姆布罗考、美国广播公司的戴安娜·索耶。记者选出的“当晚最奇特组合奖”是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和她的男伴、电影《星际迷航Ⅱ》中那精力充沛的秃顶船长皮卡德的扮演者——演员帕特里克·斯图尔特。
参加晚宴的著名美籍华人有：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艾滋病学家何大一、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以及小说家谭恩美。谭幽默地说，她对中国政策“有许多复杂感觉”，但不会错过这次盛宴。“我认为人际关系和人权条件的跨越和改善，不能通过站在局外观望或是捶胸顿足的呼吁来完成。”她说。
为了与季节保持协调，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选择以杏黄色和金色这样的秋天色调来装饰大厅。在服饰上，希拉里“穿着一条淡紫色晚会公主缎子裙”,这条裙子是由晚会嘉宾之一，华裔美籍时装设计师王薇薇设计的。王冶坪女士则穿着“一条蓝色开衩连衣裙，外罩一件深紫色天鹅绒收腰外衣”。
晚上9点，国宴正式开始。两位首脑并排站在一起，装束很协调。克林顿穿着一套优雅的黑色小礼服。江穿着一件有风度的深蓝色“毛装”。这种“优雅但与众不同”的形象体现了江泽民对中国前景的看法。
在晚宴上，两位领导人相互敬酒以示友谊。克林顿总统引用了《易经》，而江则引用了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句：“只行动起来，们每个明天都会比今天进步，”中国主席大声朗诵，“行动起来吧！让我们马上就开始。”
在克林顿总统的正式致词中，提及晚宴主宾不平凡的一生：“主席先生，”他说，“您一生中目睹了在一个非凡的世纪里中国和世界发生的重大变。从您从事的不同职业中，您品尝了人类事业的丰富经验。”这位美国总统接着表达了他对中国历史的敬意：“很久以，在美国还远没有诞生之时，中国就已经是一个充满创造性、知识与财富的强国。从中国发明的印刷术到创作出的诗歌，从中药和数学到指南针以及人文主义哲学，中国的许多早期创造至今仍丰富着我们的生活。”
在祝酒和掌声之后，江主席将中美称作“两个伟大的国家”，认为它们“对世界前途负有重大责任”。对于“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建议中美两国能“求同存异”。对于中美之间“广泛的共同利益”，江主席列举了“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与繁荣，以及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等方面。
再次举杯之后，晚餐开始了。《华盛顿邮报》报道，晚餐汇集了“亚洲与美国风味，做成了精美的海鲜牛菜肴。以酸橙叶和柠檬香草清蒸龙虾，配以玉米青韭香料做成的夹心烤饼是第一道菜，主菜是俄勒冈黑胡椒牛排，牛肉选用的是以美国安格斯牛繁育的亚洲牛。甜点是熊猫形的杏仁蛋白软糖、果子馅饼柑橘茶……拌入大块巧克力和柑橘的果子露”。
晚宴后，一支超大型的高尔夫电瓶车队迅速将尊贵的客人们送到了白宫南草坪的一个巨型帐篷中，此处已被改装成音乐厅，装饰了水晶吊灯和仿法式窗。等客人到达后，军乐队演奏了包括爵士乐《不必如此》在内的一组轻松乐曲。接着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国家交响乐团在莱昂纳德·斯拉特金指挥下演奏半小时美国名曲，包括莱昂纳德·伯恩斯坦的《康第德序曲》，那是乔治·格什温《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的缩略版，以及阿龙·柯普兰的击掌乐《方形舞》。
近年来高层云集的最精彩的国宴即将接近尾声，克林顿总统用自己不太管用的声带开了一玩笑，向江主席告别——“我的嗓子快哑了，您还觉得满意吗？”——接着，他表示盼望明年将访问北京。江继续以音乐为题，用英语说道，“在夏威夷，我演奏了夏威夷吉他，但是，我知道您的萨克斯吹得很不错。”这时已近午夜，而对这位已71岁高龄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明天将是漫长的一天。
在前夜盛大的国宴之后，翌日一早即有一场棘手的遭遇战，江主席在早餐会上面对的是50位国会员，其中包括许多对中国言激烈的批评家。在早餐会之前，江不顾休息不足，坚持私下会见了参众两院的4位最高领袖——共和党的特伦特·洛特和纽特·金里奇以及民主党的汤姆达沙尔和理查德·格普哈特。这30分钟的会见在金里奇的办公室中进行，接着，4位领袖陪江参观圆形国会大厦。这座雄伟的圆形建筑连接着众议院和参议院。在参观过程中，金里奇即兴给江上了一堂历史课，他原是历史教授，总是那好为人师。
在90分钟的早餐会中，陪同江进餐的国会议员触发了所有敏感问题：人权、宗教自由、武器扩散以及摘取死刑犯的器官。江就所有的批评为中国进行了辩护，并表示希望“能有更多的国会员到中国访问”。他说，“我们可以宣告，中国社会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繁荣和开放”，并补充说，中国将“扩大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国会领导人并不满意江的复，纷纷进行指责。金里奇一贯就是一副不受喜爱的蛮横样子，为此他曾激怒过许多同僚，这次他又用这种腔调说：“没有政治自由，就没有经济自由；没有宗教自由，就没有政治自由。你不可能拥有一个半极权半自由的体制。这种体制不可能存在下去。”洛特参议员告诉江：“对们国家来说，与援助伊朗的国家改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迪克·阿尔梅则交给江一份列有据他讲因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的中国公民的名单，要求中国主席释放他们。
江没有落入对方圈套，国会领导人不由得对这位第一次坐在他们中间的中国元首感到钦佩。“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的问题确实够他受的。”民主党议员霍华德·伯曼说。江的回答虽然“不令人满意”，伯曼仍然欣赏他的应对能力，“值得称道的是，他没有采取一种防御的态度，没有勃然大怒”。2002年将成为议会少数党领袖的民主党人南茜·佩洛西说“他确实有所回避，但让人能够接受。”
上午11点半，江接受了公共广播公司《新闻时间》节目记者吉姆·莱勒的专访。他采取了同样的策略。莱勒提及当天出版的美国报刊都认为江与克林顿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是“从未有过的率的交流，乎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之间的一场辩论”。“您是这样看的吗？”他问江。
“我认为昨天的记者招待会给了我们自由表达观点的机会，”江回答说，“真正的好朋友要坦诚相待，不隐瞒任何观点。”然后他又用英语反问：“你同意我的看法吗？”
莱勒紧接着又问：“但这是您对昨天的记者会的看法吗？您认为它是一次有益的交流吗？”
江主席没有任何犹豫，他说：“我的回答是：‘是的。’我不认为这会损害我们的关系。……在中国方面，我们历来认为应当求同存异。”
莱勒问道：“您被问及那么多有关人权的问题是否让您觉得不安？”
江回答说：“我根本没有感到不安。中国在人权领域没有什么不当之处。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我已感觉到我受到大部分美国人民的欢迎。
这是经过磨砺的表演。对于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江已事先作了准备。他暗示中国终将发生变化，只是要给他的国家一些时间去决定何时以何种方式进行改变。
除了对江泽民—克林顿峰会进行了非同寻常的乐观报道之外，《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都提到了中国媒体的选择性报道。《邮报》的一篇题为“唉，每件事在中国都被夸大，主席访美之行完美无缺——但还有未作报道的内容”的文章指出，那天的“报道中无一不是溢美奉迎的照片和文章”。《纽约时报》一篇题为“江的家乡：玫瑰色的访美新闻”的文章还指出，中国媒体在强调盛况和象征性意义方面惊人一致，“赞颂访问中的愉快时光，饰不快的事件”。西方媒体对江泽民在夏威夷进行的一个小时的游泳进行大量报道，而中国媒体却没有报道。
下午1点10分，江泽民主席在一个由6个外交团体举行的特别论坛上发表了讲话。他称：“两千多年前，中国就有‘民惟邦本’、‘缘法而治’的朴素的民主、法治思想。”他追溯中国历史的演变说，“中国人民从备受欺凌和屈辱，经过顽强抗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他希望中国人民通过苦奋斗建设一个强大繁荣的国家。江泽民承诺说中国“只会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并保证“今后中国发达起来了，也永远不称霸”。
在谈及西藏问题时，轮到江给大家上历史课了。他强调，以前，西藏存在的是压迫人的封建制度。事实上这一点正是许多美国人通常会忽略或懒得去想的。江把解放之前的西藏形容为“处于带有浓厚奴隶制色彩的封建农奴社会”，接着又说，“农奴属于农奴主，根本谈不上享有任何人权”。他将“我们实行的民主改革，用和的方法使百万农奴翻身解放”与“美国历史上解放黑奴”相提并论。
在西藏问题上，中国人对西方人的伪善感到憎恶。欧洲人和美国人曾经使用武力手段对付弱势地区，这一点已经不秘密，而西方的批评者却又常常不由分说地对别人大加指责。江此前曾在北京为美国高级领导人举行过一次私人宴会，与会人士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利·基辛格和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莫里斯·格林伯格。会上却有一位客人咬着西藏问题吵个不，不断用衅性的问题纠缠中国主席。当他对主人的回答不满意时，又开始长篇大论，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快。此时江突然站了来。满屋的美国人都很紧张，以为江受了冒犯而要愤然离去了。而江主席却在这时候深深吸了一口气，放声高唱美国传统民歌《牧场上的家》。这是一种非常艺术的方式，使得那位无礼的客人安分起来。
下午，江泽民率庞大的代表团离开华盛顿前往费城。江在费城只停留4个小时，随后他将前往纽约。但他在这几个小时中非常忙碌：他将在两个大学发表演讲，会见地方官员和3位大学校长，具有高度象征意义地访问费城独立厅，并以私身份探望一位老朋友和一位他很尊敬的老师。一名记者描述了美国人在看到这位中国领人时的惊讶表现：“这座城市从江身上得到了没有料到的感受——与其他许多受到邀请预计要进行这3项时间紧凑的活动的政治家相比，江泽民更加美国化、气宇不凡而且懂英语。”
第一站位于费城西区的德雷克塞尔大学，江的长子江绵恒六年前在这里获得计算机和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德雷克塞尔大学校长康斯坦丁·帕帕达基斯在江泽民刚宣布要访问美国时就向他发出了邀请，名义是邀请“一位德雷克塞尔校友的父亲”，帕帕达基斯在后来的讲话中对江主席竭尽赞美之辞。
在江泽民的车队到达大学之前，警方征用了3辆空的大巴，停在示威者聚集的路边。一名记者称无意中听到一个警察说：“江泽民的随从不希望江看到任何一个示威者。”
“中国人要求我们将所有的示威者转移，那样主席就看不到他们了，”在江泽民访问费城期间陪伴他的费城市长爱德华·伦德尔回忆说，“我们尽量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我们不可以强迫那些人离开公共街道。”
快到下午5点30分时，江140余名陪同人员的伴随下到达德雷克塞尔大学一个有900个座位的礼堂。此刻，礼堂内已坐满了官员和公司领导人——他们刚刚参加完以如何在中国进行商业活动为主题的研讨会。礼堂里还站了数百名教职员工和学生。在主席台上与江主席坐在一起的政要有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汤姆·里奇等人。
江的风采让听众着迷。远离了激烈的政治辩论，置身于友好的学术环境里，江很放松。“我要向德雷克塞尔大学领导和所有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谢，特别是对那教育过我孩子的老师表示感谢，”他使用英语讲话，听众反应热烈，“我想感谢他们教授他专业课程，使他获得了博士学位。”
他还补充说：“我们家现在有个博士了，可我只是一个学士。”人们热烈地鼓起掌来。
国会议员科特·韦尔登赠给贵宾一件红白两色的费城“飞人队”的球衣，球衣背面印有他的姓氏“JIANG”，这样，这位中国席就成为全美职业冰球联合会的名誉队员了。
江笑着站起来，拉着球衣的袖子，好在仔细端详，然后拿起麦克风。他说，自己心爱的孙子已跟他父亲江绵恒在费城住了3年了，小孙子一定非常喜欢这件礼物。“他很喜欢橄榄球。”江主席用英语说道。他对美国体育运动的喜爱引来了观众的掌声和笑声。
孙恒教授是江以前在上海交通大学时的同学，也曾是德雷克塞尔大学的教授，江绵恒在那里念书的时候孙曾经做过他的指导教授。江泽民和孙恒由于中国断裂性的现代史而分道扬镳。孙家在日本侵华之前曾是中最富有的家庭之一，他在20世纪50年代到美国深造。而此前江泽民则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我跑了，”孙沉思着说，“而他留了下来，并掌管了中国。”
虽然多数像他这样的有钱人都逃离了祖国，孙恒的父亲孙煜峰却留了下来，试图同共产党人合作重新建设这个国家。起初，孙的父亲被授予“民族资本家”的称号，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到严重迫害。财产被没收，尊严被剥夺，最终因得不到治疗而病逝。
孙教授加入美国籍已经50年了，他从没有回过祖国，甚至拒绝了江主席个人的邀请。“对这一切我百感交集，”他深思道，“在中国的体制下，我失去了父亲。但我对江主席寄予厚望。”
在德雷克塞尔大学，当孙教授向江主席解释，他是因为“个人困难”没有接受邀请时，江温和地回答：“我完全理解。”
在费城，江泽民还特别探望了自己的老师，当时已95岁高龄的顾毓琇教授。顾教授在美国为人所知的名字是“Yu Hsiu Ku”，使用的是西方的姓名顺序以及不同的音译方式。江不顾安全人员的劝阻，坚持要到顾教授的家中探访，这反映出他尊师重教的儒家信条。
江主席和夫人王冶坪来到顾教授家里做客。顾教授的家位于费城音乐学院后面，在一栋普通公寓楼中。江在那里停留了半个小时，期间他们在一起边吃饭边叙旧。此时，他的态度立刻从高级领导人转变成执礼谦恭的学生。这个当天早上勇敢地与50名不友好的会议员舌战的领导人神奇的转变过程，可能会令西方人感到困惑，但却不会使中国人惊讶。这意料之中的，如果不这样就不符合中国传统了。
当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回忆说：“中国国家主席和顾教授在一起的场面令人难忘：他彬彬有礼，像任何一个普通学生来拜见尊敬的老师一样。”
江送给顾一本中国文化方面的书，这时注意到顾教授把自己作的一首诗自豪地挂在他书房的墙上。诗曰：“重教尊师新地天，艰辛攻读忆华年。微分运算功无比，耄耋恢恢乡国篇”这首诗表达了师生50多年的情谊，如今重温此诗，江感慨地说道：“尊师重教是中华族的传统美德。能有机会拜访您，我觉得特别高兴。”江跟他革命的父亲一样崇信传统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位置。
顾教授一家，包括他的夫人、3个孩子和许多孙子，用莲子汤和豆沙汤圆等家上海小吃来招待江和他的夫人王冶坪。江回忆说，以前顾教授上课从来不带教材，要讲的东西他都记在脑子里。同样，顾也回忆说年轻的江泽民当时坐在前排看起来很认真，做了很多笔记。
晚饭后，江起身告辞。他对顾说：“无论是作为一个电子机械工程方面的教授，还是作为剧作家和诗人，您都是非常杰出的。”
当顾被问及在过了这么多年普通人的生活之后，与江一起坐在聚光灯下是否感到不习惯，他轻声回答说：“，因为这是中国人的习惯。这对美国观众来说似乎很奇特。”
他罗列了与领导人不同寻常的关系，因为他是周恩来的朋友，所以他成为周恩来的继任者邓小平的朋友——接着成为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的朋友，而江恰又是他学生。同样，他曾是蒋介石的顾问，因此他也得到了台湾历届国民党政府的信任。
但顾教授强调说，江泽民来访完全是私人性质的，没有任何政治议程。“他希望过来放松一下，”顾说，“就我们两个人。但是他倾听了我的建议，他会对此进行思考。我认为与世界和平相比所有的事情都是小事。而大学都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教学，不是吗？”
“我不问政治，”他接着说，“我虽然有自己的观点，但我只是一个退休教授。我只享受生活。我不会试图去影响任何人。”在过去的10年中，顾有时会就政治和国际事务给江写信。
“当我1998年成为驻美大使时，”李肇星继续回忆道，“我拜访过顾教授。他是一个令人倾倒的人，对曾经与江主席联络感到非常自豪。当顾教授到俄克拉荷马州时，江主席要我国驻休斯敦的总领事去探望过他。”
当顾教授2002年去世时，江泽民深感悲痛，旧日时光一去不复返了。他打电话给顾教授的夫人，表示自己的哀悼，并送去了花圈，称顾的“高尚精神”将激励世代中国人。在正式吊唁信中江主席评价顾教授是“一代名师，终生勤于学习，关心祖国的统，为祖国统一献计献策”。
“江主席对顾教授的态度并不是一个孤例，”李肇星回忆说，“他非常尊重离退休老同志。1997年初，江主席视察上海时，他举行了一次私人宴会，邀请的是离退休官员，而不是在位的干部。这说明他非常重视中国的传统。我曾听江主席说过人与人之间交往时不能做势利小人，不论别人的地位如何，应该彼此学习，那些离退休同志有丰富的经验和智慧，以给我们以指导。”
因为时间很紧，江有许多事要做，他乘车来到宾法尼亚大学考古和人类学博物馆。在很快地参观过中国藏品后，江发表了简短讲话，对该校沃顿商学院为中国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设立现代管理课程表示赞赏。江联系到自己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顾教授的重逢，说道，“这使我回忆起自己的大学时代，大学时代是人一生中的黄金岁月——应该倍加惜。”他还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诗：“人生何处不相逢。”
接下来是参观独立厅，由于观光时间有限，江一行直接到达会议厅，一名导游向大家介绍了这里的辉煌历史。而此时，江主席坐在一张旧橡木桌旁，《独立宣言》就是在这张旧橡木桌上于1776年签署的。
江泽民参观独立厅完全出自他本人的愿望。从青年时代起，江就开始学习托马斯·杰弗逊的思想和言行。当时中国正处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杰逊所说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给了他希望与启示——对他来说，亲眼看一看这些有象征意义的实物，意义重大。此外，江觉得他与这些美国革家一脉相承，那些人所赶走的英国殖民者正是当年从中国的领土上夺走香港的殖民者。这些革命者的行动都是出于爱国主义，这可能是凌驾于任何目的之上的。而江自视为爱国者。他对独立厅的访问不是一个政治姿态，而是他的个人追求。
在费城，尽管有一些抗议的声音，但总的来说江在那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在下一站——纽约——江受到了不同的接待在上午7点30分举行的早餐会上，高级官员中只有前总统乔治·布什愿与他见面，布什曾于20世纪70年代任美国驻华联络官。地方要员——乔治保陶基州长、鲁道夫·朱利亚尼市长、丹尼尔·莫伊尼汉与阿方斯·达马托参议员——都婉言拒绝席。他们或以“日程安排上有冲突”为托辞，或是明确拒绝以示抗议。眼睛盯着更高职位的朱利亚尼表示“对中国的人权政策严重关”。乔治·保陶基州长的发言人则以“即将到来的选举”为托辞，虽然他并不参选。
但是，江还是成功地向人们宣传了中国的发展。上午的第一项活动是参观纽约证券交易所。站在悬挂有中美两国国的楼厅上，俯瞰交易场，江荣幸地敲响了开市钟宣布交易开始。其中的象征意义是非常丰富的：尽管两国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争议，但是对自由场体系的积极意义，包括筹集资本的需要，双方是一致认可的。如果有人对共产主义已经完成了现化改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江的个人功绩）抱有疑虑，他们只需要注意一下就会明白了：中国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朝鲜战场上，海浪一般的中国士兵猛攻美军阵地的时候举的便是同样的旗帜——如今正福佑着纽约证券交易所，17家中国公司的股票也在这里上市了。
交易所董事长兼总裁理查德·格拉索赠送给江一尊象征市场走势的牛熊雕塑。来而不往非礼也。江也回赠格拉索一尊绿色飞马，并用英语说：“我祝愿你们的股市像飞马一样充满活力。”
据称，有一次尚慕杰使去拜会江主席时，惊讶地发现江正在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传记。江想知道中国是否能够从罗斯福那里学到对付股票市场投机分子的办法，因为股票投机已成为中国掠夺式的初期资本市场中的严重问题。尚慕杰略带幽默地说，罗斯福请来一位主要的股市操纵者约瑟夫·肯尼迪——约翰·肯尼迪总统的父亲——来担任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江答道，对中国来说这也许是一个好主意，“要是我能够断定谁是最大的股票操纵者的话”。
从曼哈顿南城的华尔街出来后，江前往位于纽约阿蒙克的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总部，它在曼哈的北郊，司执行总裁郭士纳前来欢迎他，并用中文说道：“老朋友，你好！”
IBM公司在中国有8家合资企业，它必须与中国政府建立良好关系，而不仅仅是为了粉饰。郭士纳经常提到他与江泽民的长期友谊及他们之间的多次会面，这巩固了双方的友好关系对江来说，此行还有另一个目的。江主席从前是电子工业部部长，也是科技爱好者，他渴望看一看最先进的计算机产品这次参观由一位美籍华裔科学家用中文进行讲解，这位科学家的父亲曾是蒋介石国民党部队的一名军官。
此行所公开宣称的目的就是了解这些技术在中国的适用性。可事实上，江喜欢技术。他对公司展示的3种超前设备兴趣尤甚：一种是像信用卡一样的装置，两人握手时（利用人体自身的传导性）可借此传递数据；一种是称作“亭式银行业务处理系统”的装置，借此可在互联网上进行金融交易；另一种则是用于天气预报的超级计算机。江在提问时用了不少英语术语比如“integrated circuits”（集成电路）、“prototype”（样机）、“chip”（芯片），这表明在技术问题上他几乎比任何美国政治家都行。
江风趣地对接待人员说：“我和你们是同行，但是遗憾的是我已多年没有接触这方面的工作了。”中午，江在其下榻的位于公园大街的华尔道夫宾馆与300名纽约华人代表见面。江告诉代表们，他年轻的时候读了很多有关西方的书籍，而且学习了多门语言。但是他说：“百闻不如一见，哪怕只见一次。”江与这群美籍华人一起合影留念，然后又去学习技术知识了。
下午，江穿过哈得逊河前往新泽西的两家电信公司参观，一家是美国话电报公司，在那里他参观了网络操作；另一家是朗讯科技公司，在那里他穿上了防护装——一件白大褂、一双一次性无菌鞋、像头巾一样的防护罩和双手套，进入一间封闭的“无尘室”，这里是制造最先进的微型芯片的地方。
“我当然不懂江主席提出的技术问题，许多美国人也不懂，”陪同访问的副外长李肇星回忆道，“但江是真的喜欢与科学家交谈；他热爱高科技。”
晚上，江同样兴致勃勃地参加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中美总商会在华尔道夫宾馆专门为他举办的晚宴。该委员会为争取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一直带领着华盛顿的贸易游说团多方游说。来宾包括大约200名来自美国各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每位来宾的入场餐费为1000美元。他们来此是想了解中国将怎样使得他们各自的大公司有更大的发展。19世纪，贫穷的中国劳工来到美国淘金——他们把这里称为金山。如今，富有的美国商人为了同样的目的倒转过来涌向中国。现在，美国在华投资项目达到2.3万个，签约额超过360亿美元，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二大投资国。
这里是江的天地——这些首席执行官都在设法获得江的青睐，而不是要江去讨好他们。他们手中有金，但他手中有市场。所以江松轻自在且精神焕发，江在调动着人群，不断与人握手，宣传商机。今晚将不会再有人提及人权等问题了。
在描绘了美国企业在中国巨大的商机之后，他精明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对美国仍然每年就中国的最惠国地位（美国除了未将最惠国地位给予少数几个最具敌意的国家之外，其他国家都拥有了这一权利）进行审提出了谴。江说，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不稳定情况使得“同中国做生意和到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家，总感到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利斯之剑”。对首席执行官而言，不稳定是最大的威胁。
江在讲话即将结束时提高了声调，高声承诺“我们将继续稳步开放市场”。江还引用了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说过的话作为结束：“实现明天目标的唯一限制是今天的犹疑。让我们怀着坚定而积极的信念前进吧！”
江的讲话结束时，在场的美国听众纷纷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当江举杯向大家祝酒时，还单独同亨利·基辛格碰了杯。
11月1日一早，江主席与随行人员前往波士顿，他计划在哈佛大学做一次举世瞩目的演讲。中美高级官员都提醒他在这里可能会遭到非常强烈的抗议，建议他不要去，但是江却拒绝了这个建议。哈佛大学是学术界的泰山北斗，如同华尔街一样是美国成就的殿堂。江对哈佛的学术造诣一直十分敬仰，因此他作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到哈佛去。警告非空穴来风。有5000人走上了剑桥的街头，这可能是自越战结束以来聚集人数最多的场合之一，他们冒着冰冷的冬雨，呼喊着挑衅性的口号，要求中国实行民主，要求西藏与台湾“独立”。这些都是事先预料到的。但出人意料的是，聚集的人群中有1200多名民众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支持江。亲江的民众戴着由大波士顿区华人联合会分发的徽章，上面用中文写着“欢迎江主席”。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两派人数竟相差无几。因为死硬的反江抗议者估计也不过1500人左右。但在嗓门大战中双方势力悬殊，因为当人们抗议某事的时候喊声似乎总比他们支持某事的时候要响亮。
在大多数地方，身处不同阵营的人都紧紧挤在一起，分不清他们各属于哪一边。其间有小争执爆发，但在几百名负责监控人群的警察面前，没有发生暴力事件。有处地，人权激进分子与西藏流亡分子叫喊着：“西藏独立，台湾独立。”而与他们并肩站在一起的一群大陆人则唱着中国国歌，用喊声回敬他们：“一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抗议者的目标并不一致，这使得事态进一步复杂化了。例如，一些要求民主的中国激进分子也认为“中国的西藏”不应“独立”
只有那些事先安排好的友好团体，比来自剑桥华人学校的孩子们才被允许进入警察设置的路障之内。在江的车队驶近时，身着中国传统服装的孩子们从一家自助餐厅涌出，开始手舞足蹈地挥着花束。当黑色豪华轿车组成的车队到达哈佛大学校园时，江主席距数百名示威者只有几码的距离，在美国土地上，这是他与这些异见一族距离最近的一次遭遇。写有“西藏独立”字样的黑白相间的一面面巨大的旗帜映入他的眼帘，传入他耳中的是声嘶力竭的持不同政见者通过话筒用普通话喊出的口号。但也可以看见大量支持江的红色旗帜以及表达爱国情的中国国旗，这构成了混乱的美国民主万花筒。对于那些懂中文的人来说，他们需要一个记分牌来区分这两个派别和他们举的标语。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学生说：支持者与抗议者人数都这么多，我想媒体会感到惊奇的。”
离上午11点的演讲开始之前好一会，哈佛大学最大的报告厅桑德斯讲堂已经坐满了人。听众达1000多人，超过了定员量，其中包括推选出来的学者与亚洲问题专家，一些记者，还有抽签选出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为了满足人们浓厚的兴趣，哈佛大学作出安排，通过闭路电视，用汉语和英语向校园内其他会场转播江主席的演讲。
哈佛大学校长尼尔陆登庭对江主席表示欢迎。他指出，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江主席是第一个在哈佛发表演讲的中国领导人。对于江来说，次演讲事关重大，而且他已经作好了准备。
演讲开始了，江跟以往一样首先谈的是演讲地的一些特色。“哈佛是最早接受中国留学生的美国大学之一，”他说，“中国教育界、科学界、文化界一直同哈佛大学保持着学术交流。”接着江切入自己的演说前提，他解释说唯有了解中国，才能正确评判它，这是他对西方人解释时常说的一句话。他强调“为了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国需要进一步了解美国，美国也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
他继续说：“要了解中国，可以有很多视角。现实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从历史文化来了解和认识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视角。”由此他回忆起他高中所学的第一堂微积分课。“老师给我们讲微积分。第一课就是讲《庄子》中的‘一尺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很形象地使我建立起极限的概念。”
微积分？极限？还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曾在某次重大的演讲中提到过微积分的精髓、极限的本质呢？这不是说其他领导人没有学过微积分，而是说江对此极为着迷，从哲学视角来看，这就显示出他思维的特性。江正是从此切入，进而深入谈及古代中国的学术史的
江所做的描述妙趣横，表明对中国文化抱有极大的热情。江热爱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热爱之情不但是其爱国主义的源泉所在，也是政治哲学的基础。他谈古代中国“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谈各家各派的哲学思想；谈中国人在数学、音乐、医药等方面的贡献；谈丝织、陶瓷制造、冶金和造船；最后讲到“曾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的中国四大发明：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
江以光的七彩之色做比喻来论述其政治主题：“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江要求西方人不要从他们自己的视角来看中国，而是要在理解中国特有的文化历史的基上来看中国。江谈了四点“看法”，他希望“有助于诸位对中国的了解”。
一是团结统一的传统。（“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二是独立自主的传统。（“经过全民族百年抗争，又以巨人的姿态重新站立起来。”）三是爱好和平的传统。（“我们决不会把自己曾经遭受欺凌的苦难加之于人。”）四是自强不息的传统（“我们的先哲通过观察宇宙万物的变动不居，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变革创新、努力奋斗的精神力量。”）
江强调中国的政策都是建立在现实与历史的基础上的。此时，江主席换用英语进行最后一部分演讲，他赞扬“美国人民的求实精神和创造精神”，强调“我们在扩大开放、实现现化的进程中，重视学习和吸收美国人民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江通过对比美国的文化来结束他的演讲。“我很欣赏哈佛校门上的一段话，”江面对济济一堂的演讲大厅说道，“‘为增长智慧走进来，为服务国同胞走出去。’中国青年也把‘胸怀祖国，服务人民’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接着说：“我希望中美两国青年在建设各自国家、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事业中，加深了解，互相学习，增进友谊，为创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在为时45分钟的演讲中，江遇到了一些挑战。在讲堂外面，示威者一直在大喊大叫，他们通过手提扩音器发出的声音在讲堂内听来虽有所减弱，但还是依稀可闻。江似乎未被这微弱的杂音所困扰，虽然有时他低沉的声音好像有所提高。
演讲之后便是自由问答，这是江同意的，却是他的助手们原本想避免的。江告诉他的手下，他同意安排答问。大学一方也作了让步，只安排15分钟的问答时间，而且所有问题都是预先拟定的，但事先并不向中方透露。为了使江主席免遭抗议或抨击，由哈佛4位学者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负责从哈佛校内征集问题，该委员会由费正清东亚研究所所长傅高义与尼曼新闻学基金会主任比尔科瓦奇负责。他们挑选了5个在他们看来最有针对性的问题。
问题由傅高义朗读。朗读之，他告诉江，这些问题是十分刁钻的，接着，他对聚精会神的听说道：“我们希望江主席不要忘记哈佛是一个民主之地。”第一个问题如下：“江泽民要求西方国家不要搞对抗而是进行对话，但为什么他拒绝跟自己的人民对话？”
江泽民回答说，中国是个具有多样性的国家，要治理这样一个大国很难，但是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可以了解人民的看法。然后，循着相同的逻辑，他语惊四座，这句话也成为了次日报纸的大标题：“毋庸讳言，我们可有缺点，甚至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我们在不断地改进我们的工作。”
在回答了另一个关于西藏的尖锐问题之后，江表示愿意让听众提一个问题。傅面对人头攒动的听众席说：“这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回答问题，我希望大家想一个问题。”
楼厅上的一个人突然站起来，问起有关被监禁的持不同政见者魏京生的情况傅高义喝令这位提问者坐下。“我不认识你，”他说，“请你坐下。”然后他对听众说道：“江泽民主席说过他首先想回答美国人民的提问。这个机会是给美国听众的。”傅于是请坐在大厅后部的一位女士提问，她是来自《新闻周刊》的一名记者。她问中国主席对大厅外的抗议之声作何反应。
“对于民主的一般概念，我有自己的理解，”江开始耐心地回答这个问题，“但从夏威夷开始，我对美国民主有了更具体的认识，比我从书本上所学到的更加具体。虽然我已经71了，但我的耳朵还很管用。因此尽管我在台上发表讲话，我仍能听到从外面传来的扬声器的声音。但我认为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讲得更大声一些。”
甚至在江的回答被翻译成英文之前，听众中懂中文的人就爆发出了一阵笑声和掌声，当被译成英文后，笑声与掌声响成一片，甚至变成了欢呼。所有的听众都喜欢这个回答。
傅高义教授讲话盛赞江主席，他的话代表了许多人的心声，最后他说出了一个小秘密。就在江主席抵达哈佛大学之前，江向尚慕杰大使坦承，感觉“自己将在哈佛经历一次大考”。傅高义接着说：“我认为我们可以高兴地说他通过了这次考试。”如一位记者所说：“江谐地谈论美国的自由制度，但他并非是表示不屑。”对于江主席来说，这样的调门恰如其分。
听众中的中国问题专家给江的讲话与答问打了高分。波士顿大学的另一位授傅士卓指出：“他显然很放松并且乐在其中，当他回答有关对外面的示威者作何反应的问题时尤其如此。他一个美国政治家一样，以幽默避开锋芒。”波士顿大学的罗伯特·罗斯发现：“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自愿接受为期一周的诘问，而没有享受到正常情况下应给予一位中国领导人的礼遇。现在，他回国后就可以对自己的同仁说：‘我不但能甘受诘问，同时能一一化解，捍卫我们的价值观。’”
江主席同波士顿的200位商界领袖共进午餐，马萨诸塞州代理州长保罗·塞路奇与波士顿市长托马斯·梅尼诺都不像纽约的同僚那样不愿与江会面。塞路奇表示，该州决定在中国开展更多的商业活动，特别是要加强信、生物技术与工程方面的业务合作。
江脱开预先准备的讲稿，用英文插了几句话，开玩笑地说他讲得太快了，他的翻译都跟不上了。他说：“你们知道，我想节省你们的时间。”这话引起了笑声。此后，他回忆起14年前（江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访问这一地区时的一个亮点，全场为之鼓掌。“我去过‘路边餐厅’，”江即说道，指的是波士顿萨德伯里郊区的一间餐馆，“那儿的牛柳味道很好。”
江泽民访美之行的最后一站是洛杉矶。专机在午夜前抵达。在下榻的贝弗利山庄希尔顿饭店房间里，江主席拿起电话给老朋友沈永言打了个电话，和他分享了自己的激动心情。“江问我是否看到了他在哈佛的演讲，”沈回忆道，“江对那次演讲感很自豪。他说整个美国之行比他预料的要好得多。”
11月2日，周日上午，江主席驱车前往休斯电子公司，开始了他在南加利福尼亚的访问。在休斯电子公司，他了解了为中国生产的卫星通信设备的情况后，他又参观了通用汽车公司的车间，在“别克君威”轿车上坐了坐，通用汽车公司将于翌年开始在上海浦东新区生产这种汽车。这位老工程师的注意力被4辆高科技汽车所吸引，这是通用汽车公司的未来型汽车，他急切地坐进了“SSC智能车”原型车的驾驶座，那是一辆配有计算机的面包车，装有车雷达，可防止事故发生，如果司机丢了钥匙，可以通过输入卫星信号来打开车门。
此后江主席一行返回贝弗利山庄希尔顿饭店，与来自商界、娱乐界与政界的750名南加州精英一道共进盛大的午餐。在与翘首以盼的客人共进午餐之前，江还私下会见了加州州长皮特·威尔逊及洛杉矶市市长理查德·赖尔登，讨论了商贸问题。洛杉矶不是纽约，这儿展开了官式欢迎的红地毯，显示出加利福尼亚在经济上正越来越依赖中国。
在午间的庆祝活动上，江与媒体大亨鲁珀特·默多克、前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未来学思想家阿文·托夫勒及舞蹈家西达·沙里塞这些来自加利福尼亚各界的人士打成一片。出席者主要是来自南加州技术公司、银行、媒体组织的商界领袖。
在午宴上，江自始至终都活力十足，魅力四射威尔逊州长坐在他右边，赖尔登市长坐在他左边，江与两人同时交谈，左右逢源。精心排练过的南加州大学特洛伊行进乐队奏响了激动人心的中国国歌，江主席脸上露出自豪的微笑，这群资本主义的精英似乎也随着高昂的革命旋律及鼓舞共产主义者士气的歌词（号召所有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在齐步行进。
威尔逊州长在欢迎江主席时称加利福尼亚是“19世纪中人用体力（建造铁路）及20世纪高科技时代中国人用智慧建立起来的一个州”。这位最近曾肩负贸易使命去过中国的共和党州长在介江泽民时，间接地提到了民主价值观，而此时这位中国领导人正坐在讲台上，依然愉快地倾听着他的发言。“个人自由这一灵丹妙药是最好的处方，”威尔逊说，“在你们完成建设中国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它会加快你们走向成功的步伐，也会使你们事半功倍。”
在江访美之行中所做的最后一次重要演讲中，他向洛杉矶的听众许诺，中国与这座城市之间不断增强的友谊会在经济、科学与技术方面给双方带来利益。“中国已成为洛杉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他还指出，“加州已有19个城市同中国的有关城市建立了友好关系。”
在他为时20分钟的演讲的后半段，江开始用英语赞美洛杉矶。江以前来过洛杉矶两次，第一次是1980年，当时他是早期一个改革委员会的成员。“我花了17年时间得以看清这座国际名城的美丽，”他突然即兴发挥了一下。江最后引用了一句有名的中国谚语作为结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国问题学者包瑞嘉指出：“他在华盛顿面向外交与新闻界，在哈佛面向学术界，在弗吉尼亚面向史学界，在这儿和纽约则面向商界。每个领域他都顾及了。”
午宴之后，江私下会见了美国老资格的福音教派牧师葛培理。他们谈的是中国的宗教自由，这是引发许多抗议的根本问题之一。“20年前，整个中国几乎没有一座教堂开着，”葛培理在会见后发表的讲话中说，“今天，则有数万个教堂开着，我们应该对此感到高兴。”
江原计划是在当天下午离开洛杉矶。但为了当晚出席有大约900名美籍华人社团领袖参加的庆宴会，这位中国领导人将访问时间延长了1天。晚宴在洛杉矶市中心的比尔特摩酒店举行，这一特殊事件表明中国政府最近正努力赢取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华人社团的支持，以促进与美国的关系，并挫败台湾的游说企图。
江对情绪高昂的人群发表了非正式讲话，在讲话中他肯定这次国事访问所取得的成果，并预测中美关系前景光明。他预言：“在21世纪，中国必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为听众的热情所感染，江唱了几段他喜欢的京剧，听众大为高兴，并起立欢呼。一轮明月照窗下……”江脖子上仍挂着欢迎他的花环，笑着开始吟唱京剧《捉放曹》。接着，他指挥合唱简短而充满激情的歌曲《歌唱祖国》。当说普通话的江泽民学着说粤语时，大家开怀大笑。
江也没有回避台湾问题，这是在华人社团中分歧最大的问题。近年来，仅南加州一地的美籍华人就已增加到40万。来自大陆的移民改变了这里的政治倾向。多年来一直占主流的亲台湾派现在已经被支持北京的派别所超越。江提到最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当他说到“台湾问题最终将得到解决。祖国统一是包括海外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愿望”时，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翌日上午，江主席搭乘改进型的国航客机，准备凯旋。离开时，江在写给克林顿总统的信中说：“我亲身感受到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这种友谊，是中关系发展的强大动力。”
“江泽民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重量级的外交人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包瑞嘉说，“这是他所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不仅是在这里而言，也是对在回国后面对的中人而言。”
江主席的访美是锦上添花。他刚在十五大上顺利接掌了中国的领导权，接着便必须交出答卷。中国有些人认为他秉性严厉，江向这些人展示了他有幽默感，表明他有能力与难以对付的美国国会议员及外国记者打交道，有能力吸引听众并赢得支持，更为重要的是，表明他能处理好美复杂的双边关系。
江的美之行被认为是一个领导人获得他人认可的一种仪式，此前他已经证明自己可以“成为”中国的领导人，但仍必须证明他“确是”中国的领导人。如今，他已经表明自己能够处理棘手的外交事务，促进商贸，并且有能力与难缠的抗议者和咄咄逼人的媒体周旋。
“这一年是属于江泽民的。”乔治敦大学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王冀说，“他需要美国政府助其树立自己的形象，他成功了。”
11月底，江主席参加了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这也成了江主席对加拿大进行国事访问的机会。尽管有一些抗议活动，但是加拿大安排了很高的格接待江主席。对于加拿大总理让·克雷斯蒂安而言加强中加两国之间本来已经很好的双边关系是他外交政策的头等目标之一。他希望通过加强与亚洲的贸易来降低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程度。
重访北美洲，江显得很高兴。路透社评论称：“江身着短皮夹克，面带自豪的微笑，他表明自己终于成了一个在国际社会瞩目之下仍能保持轻松自在的人。”在加拿大之行的后期，江头戴白色牛仔帽，这是另一种衣着语言，突其粗犷的个人形象，这肯定吸引了北美和中国国内的公众。
尽管江个人取得了成功，但是这些首脑会谈都无助于解决亚洲的经济问题。此前不久，货币贬值和股市下跌已经开始对中国产生严重影响。12月14日，江主席前往吉隆坡参加东亚地区国家首脑会议，江承诺在稳定货币和帮助东盟国家进行经济结构改革方面一定会尽力合作。此外，江还宣布中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织捐助10亿美元用以援助金融风暴的中心——泰国。
两天后，江主席宣布了一个更加重要的决定：他保证人民币不会贬值，中国政府也不会补贴出口。这个消息大大缓解了一些国家因为担心中国货币贬值而出现的恐慌。货币贬值有助于中国维持其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但是这会造成“多米诺效应”，使整个地区的货币进一步贬值，从而使危机升级。
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评论说：“如果中国‘顶不住’（让人民币贬值），一切都会动摇。中国顶住了压力，他们表现得极负责任。”鲁宾本人几年来也曾为恢复融稳定作出了超常的努力。
江还努力消除他国对中国的动机和最终野心的猜疑。“中国永远不称霸，”他说，“中国永远是东盟国家的好邻居、好伙伴和好朋友。”
1997年，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随着邓小平逝世，权力和平移交给了江泽民。而随着香港回归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随着江主席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随着备受瞩目的对美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开始了。
美国《时代》周刊撰文称，江的“高超表现”迫使我们对他本人和他的访美使命作出“世界性的重新评估”。前美国外交官阿诺德·坎特说：“江外表敦厚率真，几乎老是作态解除别人的防范，实则精明过人，能力非凡。”
第20章 1998年1月－7月“中国的改革现在已进入‘攻坚’阶段”
江泽民主席把目光投向1998年，希望在这一年能巩固成果，集中抓好经济建设。这一年的工作开始于一件看上去微不足道但却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事：提倡文明礼貌。《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评论员的文章，题目是《论讲礼貌》。文章引用孔子、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话，劝告人相互之间说话要讲文明。这篇文章仅仅是一堂礼仪课，更反映了中国领人的思路及其治国方略。
文章写道：“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讲究文明礼貌是我们族的优良传统。”文章引用了孔子在道德伦理方面的准则，这些是中国古代的行为规范，谴责“文化大革命”给前风气造成的破坏。文还说，极左分子把讲文明、讲礼貌、讲法制等同于“坏东西”。讲礼貌成了信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简言之，有礼的人就是资产阶级。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扭曲的看法，《人民日报》清楚地表明江泽民是不赞成这样做的。
文章指出，“古代的优良道德传统和其他国家文明礼貌建设的优秀成果”由于“长期‘左’的思想的影响，已经被“盲目地全盘否定”。文章还指出，礼貌“不仅仅是形式，而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篇文章就好像是江泽民自己写的。通过把良好的社会风气与建设成功的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江强调了传统中国文化的重要性。而这些传统文化却面临着丧失的危险江相信，通过重新强调传统价值观念可以“使我国以高度文明的精神风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这位只剩下5年在位时间的总书记最想留给他的国家的财富。
在江泽民的家乡江苏省，树立起一个文明礼貌的典型—张家港市，它是响应江建设精神文明的号召的典型。那里的行为规范被编辑成一本题为《文明市民读本》的小册子，要求所有市民不仅要背诵和遵守，还要张贴在住所和办公的墙上。书中出“六要”，规劝大家应该如何得体地说话和道歉；还有“十不准”，不准讲粗话，不准有下流行为，不准大声喧哗，不准违反交通规则等。对个人卫生也作了要求，如饭前便后要洗手，勤洗澡，勤剪指甲，不随地吐痰。而且张家港的公厕没有臭味，一尘不染，变化之大在中国堪称典范。
九届全国人大会议于3月5日召开。同以往一样，人事安排最引人关注。按去年秋天党代会上所作的决定，朱镕基将担任总理，李鹏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同时在意料中的是胡锦涛。他在49岁时就已经是中央政治局中最年轻的常委了，江泽民推举他为国家副主席。这个信号又一次说明，胡已经成为江接班人的最强有力的竞争者。
正如江泽民向党的中央委员会描述的那样，锦涛担任国家副主席得益于他“有高尚品德和崇高威望”。他得到了党内的拥护，也获得其他民主党派和少数民族的支持。回忆起他多次出国的感受，江主席深有感触地说，他经常有一种与大部分西方领导人不是一代人的感觉。他说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年轻，知识更新快，精力旺盛。江承认，与他们在一起时，他有时候觉得精力比不上们。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有所改变。
江还期望任命胡为国家主席能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外国人十分关注政府的人事变化，”江说，“但很可能没有人会想到我们会选择胡锦涛。人们不相信我们会提拔一个年轻人担任国家副主席。他们会说什么呢？看他们怎么下结论吧。”
3月19日，诚如人们预料，江泽民第二次被选为中国国家主席，继续担任国家元首，任期5年。得票率为97.8%。新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获得的得票率为96.4%。胡除了拥有主席的支持外，他在年轻官员中也颇受拥戴。在团中央时，他就担任党的领导职务，有个人魅力，又很精明。他用近乎完美的超人的记忆力记住了代表的姓名及家庭详细情况，从而赢得了代表们的支持。党内的元老则看重胡的谦逊和对他们的尊重。像江一样，胡被看成是另个周恩来。周总理深受人们爱戴，一个月前，全国大张旗鼓地举行了周总理诞辰100年的纪念活动。
按照江的评价，周恩来把“高度的原则性同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强调“正确的意见常常要经过多时等待‘遭遇多次挫折’才能取得胜利。这中间有许多艰苦的、细致的工作要做，才能使真理具体化，为大家所接受”。很明显，对于江泽民来说，周恩来就是其现代楷模。
江还有意扩大胡锦涛的权力，这将使胡成为中国第一位有实际权力的主席。江期待胡在今后可以负责某些专门小组，会见外国领导人，并且被普遍认为可能成为继任者。
江还提出，在适当时候，胡应当成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胡在整个政治生涯中，一直搞党务工作，并赢得了很高的威望，但胡锦涛和在他之前的江泽民一样，没有在军队工作的经验。这项任命将给他时间和机会来学习军事。江认为，在适当的时间作出这样的任职决定，将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江泽民在这年晚些时候告诉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说：“没有必要操之过急。但是，裹足不前也不行。”（1999年胡锦涛获得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任命。）江还让胡锦涛更多地代表中国会见国外领导人并出国访问。这些举动一直被外界密切关注。有消息称：“中国外交官巧地向外国政府解释胡的特殊地位”
此次全国人大会议最有直接影响力的事件当属朱镕基出任总理。朱是主张实行市场经济的坚定改革派，以“铁面”著称。他决心改革中国的官僚体制并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在精简机构的过程中，至少有11个部委——这些部委都是中央计划经济时代产物，阻碍了市场经济改革的发展——被裁撤、合并或改造成国家控股公司。这样就要立即裁减3.3万名官员，若对省一级政府和地方政府实行精简，涉及官员最高可达50万人。此外，朱还承诺要改革税制，重新考虑粮食购销体制，实住房私有化，并重组银行系统。朱雄心勃勃地把国民经济增长率的目标确定为8%，而这一年，亚洲金融危机正使整个地区其他国家的经济出现萎缩。
在他上任伊始举行的那次记者招待会上，朱总理作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承诺：他将在3年时间里，使中国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扭亏为盈。这个标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朱从不担心个人失败的政治后果。“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江泽和朱镕基在上海期间即是搭档。朱负责经济工作的具体实施，江泽民保留着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朱镕基是两个副组长之一，这个小组是这些领域的最高决策机构。这样，江泽民在利率、向大型企业贷款和与美国的经济关系等重要决策上都拥有决定权。
另外，江泽民还保持了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控制，因为他认为自己能在国际关系上作出历史性的贡献，建立伟业。江曾说过“中国的改革现在已进入‘攻坚’阶段”，并且他也楚领导这次进攻的人非这位新总理莫属。
外国媒体竭力在所谓的江朱竞争上大做文章。有人说：“他们是决定同舟共济，还是互相算计，让失败者成为胜利者的替罪羊，这一切都还有待观察。”实际上，朱的擢升完全是江大力支持的结果。这两个人有着不的性格，但是却肩负着共同的使命：让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
朱总理开始实施他的改革计划。他把权力集中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朱自1991年升任副总理时就开始组建这个超级大部，目的是为了使中国陈旧的理工业的各部政府控制下分离出去，使它们属下的国有企业更加适应市场环境。
国家经贸委不像已经裁撤的各部那样来管理工业部门，而是利用市场信息和工业政策来避免重复和浪费。这些部门管辖之下的国有企业都被重组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在市场的调节下主经营。
被选为国家经贸委主任的是盛华仁，他曾任中国最大的化工公司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的总经理。该公司年收入约为400亿美元，有大约100万员工。盛后来回忆说，“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是邓小平和江泽民实行改革的关键所在。但是，没有先例可循，没有模式可仿，所有一切都需探索。等到这些国有企业自负盈亏的时候，我们就迈出了一大步。我们发现，我们需要在法律领域做大量工作（比如明确定义财产权），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科学的管理机制等。所有这些都是新的，对许多人来说，是望而生畏的。”
盛面临的第一个考验是要完成朱提出的让大多数国有企业赢利的艰巨目标。盛回忆说：“我们并不害怕，但我们认识到这个任务的艰巨性。我们给这3年期限起了许多名称，如‘改革和减负’、‘苦战时期’。”
盛华仁又回忆起他陪同江泽民先后6次到国有企业进行长途考察的情景，在此过程中他对主席的领导风格有了相当的了解。“我们到这些省去集中考察国有企业——内蒙古、四川、陕西、西安（译注：原文如此）、山东、湖北、辽宁——有些地方还去了不止一次。江主席花大量时间阅读和研究汇报，但他是提出你必须亲眼看到这些问题，并亲自与有关人员谈话的第一人。江主席说，你只能亲自去，别的什么都代替不了。”
江泽民不仅仅关心国有企业的经济问题，也关心社会和政治问题。他的行程安排得满满的。江泽民同盛华仁和他的工作班子一起，白天在工里视察，晚上就动身赶路。在旅途中，他们会在一起长时间讨论，这些讨论的结果往往导致政策的改变。盛回忆说：“例如，在看到工厂过度膨胀、人员过剩的情况时，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削减规模，必须让一些资不抵债的亏损工厂破产。下岗工人将由政府负责照顾。我们必须想办法保障职工基本生活费，规划他们的再就业和再培训。”
尽管盛与江之间隔了两级领导，但江还是会直接把盛叫过来讨论问题。不过江主席对职权的分管还是很谨慎的，他每次绕过盛的直接领导吴邦国和朱镕基径自找盛时都会事先通知他们。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外交部长李肇星透露，“我们外交每一位司局长，驻外使领馆每一位高级外交官的私人电话号码——办公室、住宅和手机号码——江主席那里都有。他愿意直接获得信息，不是经过过滤的信息。他总是想同最了解情况的人谈话，即使对方非常年轻。他可以给何打电话。”
“你可以想像，”李继说，“江主席来电话成为外交部的传奇故事。大家要努力熟悉自己的工作领域，因为他们不知道江主席什么时候会给他们打电话！”
1998年春，一本新书出版，讨论的是意识形、改革与腐败等领域内的党内斗争——所有这些问题正是江泽民所最为关注的。这本名为《交锋》的书是由《人民日报》的两位资深家撰写的，书中描写了改革与“左”倾思想之间20年来的斗争。《交锋》强烈反三种负面的“崇拜”影响：“个人崇拜”被邓小平支持的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所击破；“计划经济崇拜”被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所击破；“所有制崇拜”被1997年党的十五大所击破。这本书后来成为畅销书。
就在那年春天，江泽民参加了一次特殊的放映活动，观看的是轰动一时的电影《泰坦尼克号》。该片于上一年12月在美国上映。他对这部影片作了高度评价。“你们绝不要以为资本主义国家就没思想教育，”他对一些人大代表说，“《泰坦尼克号》讲到了财富与爱情、富人与穷人的关系，生动地表现了人们在面对灾难时的反应。”
在中国发行好莱坞大片尚处在试验阶段，3年前才开始，每年进口的数量限制在10部，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处于困境的中国国内电影业，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被指责允许引进太多的“方污染”。在江主席对《泰坦尼克号》作了热情洋溢的评论之后，这部配有中文字幕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就在中南海的大屏幕上为高级官员放映了。
“我并不是要宣传资本主义，”江解释说他为什么喜欢这电影，“但是正如俗话所说‘知己知彼’，你才能‘百战不殆’嘛。”
6月，克林顿总统将访问中国古城西安，并由此开始其在中国为期9天的首脑访问。当中国正在为这次期盼已久的盛事作准备时，从南亚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5月11日，印度政府进行了3次核试验。两天之后又进行了两次验。作为回应，巴基斯坦在其历史上首次进行了一系列核试验。两国的系列核试验震惊了美国情报机，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但是在国内却得到了各自有沙文主义情绪的群众的赞扬。为了证明其核武器试验的正当性，印度以“中国的威胁”作为借口。
克林顿访华前夕，江主席在接受《新闻周刊》的采访时说，他对印度核试验的理由感到十分困惑。他说：“1996年11月，我成功地访问了印度。印度政府和人民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那次访问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我对他们进行核试验感到非常惊讶。当他们把国作为进行核试验的理由时，我更加感到惊讶。我真不知道中国到底有什么威胁。”
不过，由于江泽民需要加紧准备与克林顿的峰会，关于核武器的问题暂时被搁置到一边。克林顿的此次问是9年以来美国在职总统首次访华，江感觉到，这象征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重新崛起。克林顿的中国之行，是他任内时间最长的专程出国访问，又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他不会在任何其他国家停留。双方都在为访问能够顺利进行而积极准备。
尽管此次峰会令人兴奋不已，但峰会本身只进行了两个小时。两位元首同意将在核弹头上已经设定好的对方目标予以删除，但暂搁置了北京提出的两国达成一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协定的建议。尽管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导弹重新瞄准只需不到30分钟时——江还是说这项协议“向全世界表明，中美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鉴于最近南亚核试验的情况，此举也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过去可能被视为不稳定因素，但现在它正为维护世界和平起着积极作用。
江民与克林顿的联合记者招待会向全国作实况转播而不经新闻审查。所谈话题没有任何限制，包括对“天安门事件”的讨论。这比双方会谈的意义更为深远。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听到了对于“六·四”行动的批评。当然，批评者是克林顿，但这同样令人吃惊。
克林顿说道：“尽管我们有许多共同观点，但就这一事件的意义，我们仍然意见相左。”江此时表情严肃地站在一旁。这位美国总统接着说：“我个人认为，而且美国人民也认为，使用武力以及造成人员伤亡是不的。”
江重申了中国的官方立场，认为当时使用武力对保证国家的稳定和安全必需的。即便如此，公众能感受到现场辩论的气氛，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这件事情也标志着这个“中央王国”开始成熟，正在转变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对克林顿来说，“这次记者招待会的核心就是这种辩论本身”。他指出：“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目睹他们的领导人与外国元首辩论诸如人权和宗教自由等问题。”他又说：“江对自己在公众场合应对这类问题的能力更加自信，他相信我会强调我们之间的共同利益，相信我会采用比较尊重的态度来表达不同意见。”
这次记者招待会也是江送给克林顿的一件礼物。江泽民对记者说：“作为中国国家主席，我需要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克林顿先生是美总统，他同样需要维护美国人民的利益。”
后来当江打电话给他的老朋友沈永言时重新说起了这事情，解释说：“我特意说了这两句话，因为我想帮助克林顿在回国之后应对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当江主席同意把他克林顿总统的记者招待会向全国现场直播的时候，可以预想到他很可能遇到一些敏感问题，如“天安门事件”和西藏问题等。但他还是这样做了，他是在告诉美国，克林顿交好中国的努力是有回报的。江用自己的方式对克林顿信守承诺表示了感谢。
在晚间的国宴上，江泽民在致词中着重阐述了中国新的开放政策，而克林顿则对中国令人瞩目的发展大为赞叹。最后，克林顿引用了一句中国的谚语：不怕慢，就怕站。”
众所周知，两位领导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喜欢引人瞩目。进餐后，江找到当晚为大家表演的军乐队指挥，问有没有萨克斯。
“克林顿总统可以为你们演奏一两首曲子。”江说。但是乐队没有带萨克斯。于是，乐队挥便邀请江主席指挥乐队。克林顿也怂恿说：“主席先生，您行的。去吧！”
江并不需要多少鼓动，便拿起指挥棒挥舞起来，热情洋溢地指挥了一首激情澎湃的中国歌曲《歌唱祖国》。中方参加宴会的来宾一同引吭高歌。后克林顿指挥乐队演奏了约翰·菲利普·苏泽的《越过海洋的握手》的片段。军乐队高声喊道：“太棒了！”兴奋的来宾则笑着报以掌声。指挥重上舞台，指挥乐队演了约尼·米切尔的《切尔西的早晨》，正是因为这首乐曲使克林顿给女儿取名为“切尔西”，现在她陪在父母身边。接着，又轮到江表演，他用二胡拉了一曲《稻草里的火鸡》。
6月29日，克林顿来到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提问，方式与在哈佛所做的非常相似。江再次指示将整个活动过程向全国现场直播。学生们并没有怯场，他们质询了美国国内的民主和人权问题，并批评美国对台军售，就克林顿对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所做的对比出了疑问，还问他如果在讲堂外出现像江在哈佛演讲时的那种示威活动的话，他会有何感受。
当晚，克林顿夫妇应邀来到中南海，成为江主席夫妇私人晚宴上的贵宾。（就这次晚宴而言）克林顿在其自传中写道：“我与江在一起待的时间越长，就越加喜欢他。他富有感染力，说话风趣，极为自傲，但善于倾听不同的观点。尽管我跟他意见不总是一致，但我相信，他自认为正在努力尽可能快地改变中国，而且方向对头。”
5天后，克林顿在香港记者招待会上盛赞江泽民：“我很仰慕他的能力……他才智过人，精力旺盛，活力十足……眼光独到。他富有想像力。他能构想出一个不同于现在的未来。”
中国与美国之间新的双边关系是新中国50年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如果中国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成为一个世界大国，那么江泽民的时代将取得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未达到的成就。“在毛和邓的时代，人们主要把中国看作第三世界的领导，”有人说，“江的助手认为由于江的领导，中国已经取得了一个类乎第一世界的大国的地位。”
江泽民的表现对外媒体也有积极影响。《洛杉矶时报》撰文：“批评家们忽视了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今日美国》刊登了一篇由其创始人阿尔·纽哈思撰写的专栏文章，文中指出美国媒体对中国的大部分报道“既不真实，也不公正”。甚至竭力反共的《华尔街日报》也刊登了一篇头版文章，说中国人民的生活更好了，有了更多的自由，受到的控制也变得较为宽了，但随后又指出尽管有了这些令人鼓舞的巨大进步，“中国仍然不让美国的批评家闭上嘴巴”。《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也指出，在中国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开放迹象”，并得出结论说这个国家已经变了。美国媒体的这种意识本身就是划时代的——同时也是对江泽民个人的肯定。
第21章 1998年7月－12月“我，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者”
江泽民抵达香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1周年纪念仪式，并为香港庞大国际机场投入使用剪彩。没有让他的崇拜者失望。对在场的当地领导和大陆来的官员说：“香港回归祖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年壮举。”江强调，香港回归以来，中央政府全面而坚决地履行了“一国两制”原则，实现了“港人治港”。路透社在当年春天的报道证明这句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报道说：“对中国在最近后过渡时期处理问题的方式，英国官员毫不掩饰地表示高兴。他们认为北京遵守了协议中不干预该地区事务的条文。”维持香港的自治一直是江主席的目标。对于中国来说，维持香港的繁荣比试图控制它获益更多。
在其行程中，江泽民表现得更像一个参加竞选的政治家。在一个老年中心，他用流利的上海话同老年人谈论麻将的技巧；而在购物中心，他则用广东话同周围欢迎他的人群打招呼。人们将他团团围住，都想同他握手。江俏皮地用广东话说：“我想同你们一个人都握握手，但是据我的经验，我知道如果我同这位握了手，而没有同那位握手，这不好—姆好！”尽管他的周围全是警卫和急切的崇拜者，但他还是同一个小姑娘谈了话。江告诉她，虽然他听得懂广东话，但他讲不好。
在不同地方参观的时候，江的穿戴都会有所不同。在购物中心，他穿的是开领的白色衬衫和棕黄色风衣。而在昂船洲海军基地走在红地毯上视察部队时，他穿的是草绿色毛式服装。江对驻扎在那里的400名部队官兵说：“你们的存在具有伟大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在江泽民访问香港期间，江的妻子王冶坪也和西方国家领导人的夫人一样受到人们品评。她淡雅的着装得到了当地著名时装设计师张天爱的好评。张天爱说：“江夫人是个含蓄又不张扬的传统妇女，不要忘了大陆妇女不喜欢把自己弄得太过花。”她说时尚的一般原则是“让自己和他人都感到舒服，不要让时尚掩藏你的本色”。
在北京，一场新的危机正在酝酿，这次危机关系到解放军。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军方越来越多地卷入商业活动。起初目的比较单纯，主要补充预算拨款的缺额，但现在军方的商业利益快速膨胀，已经发展成一个巨大的网络，涉及联系松散的数千家企业和公司，从酒店、夜总会、卡拉OK厅和高尔夫球场到航空公司、医药公司、移动电话网络、化妆品、股票经纪和电子公司。
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军队企业还参与走私活动，每年给中国带来大约120亿到250亿美元的损失。在有些城市，军警经营的公司出售非法卫星接收天线。
对江泽民来说，军队经商属不良现象，原因有二：一是使军队的注意力偏离了国防；二是军队易闹独立，摆脱政府的控制。说轻一些，军队办企业至少代表一种可能滋生腐败的利益冲突。说重一点，这是违法乱纪，可能腐蚀军队保卫国家的意志。难道军队是碰不得的吗？江泽民虽然看不得军队捞钱，他还是得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来采取行动。在他命令全军放弃所有非军事的商业活动之前，他必须得到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高层的支持。1998年7月，江准备就绪，在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高级干部的联席会议上，他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作出了决定。
江泽民正式宣布：“军队和武警部队对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必须认真进行清理，以后一律不得继续从事经商活动。”江还进一步要求军队为社会树立榜样。
江讲话之后，总参谋长傅全有号召“每个单位和每个干部无条件地”执行江主席的新命令。江对副总参谋长和军事情报领导人熊光楷将军说：“受腐败威胁的军队不可能最有效地保卫国家。”
决定触犯了既得利益。熊将军认为作这样的决定需要“远见卓识和勇气”。毕竟政策的改变会使很多大人物损失惨重。但是江泽民通过多年的工作已经在军队里得到了足够的支持，拥有足够的威信。现在他以自己的威信为资本去推进这一行动。熊将军说：“因为军队是令行禁止的军事组织，所以对江主席的反经商、反腐败的政策的执行比在党或政部门的其他领域要迅速得多。正是这样，江主席的整个反腐败运动得到积极的推动。军队开展这样的反腐败运动为在其他部门迅速推行反腐败树立了榜样。”
7月，长江爆发了1954年以来最大的洪水，需要动员大批人员参加救灾。抗灾工作动员了30万军人，包括100多位将、500万民兵和800万地方官员、工人、农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强调说：“在所有的道路都被洪水淹没的情况下，运输和协调如此大规模的防洪大军在一定的时间抵达一定的地点，其后勤工作的复杂性不亚于真枪实弹的战场。从人的生命角度出发，江泽民指挥的这场抗洪斗争甚至更加伟大。”
到8月中旬，受灾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人，另有2.4亿人因洪水肆虐而撤离家园。农业和工业遭受的破坏无法计算。这时江亲临一线鼓舞士气，并高度赞扬了人民解放军。“我们将要赢得最后的胜利，你们有信心吗？”江大声地问。“有！”战士们的回答响彻云霄。
与此同，洪灾地区爆发了传染病。江泽民在视察受灾严重的中南部的湖南省时，关注的重点是在冬天来临之前为流离失所的灾民建起时住所。“我们必须确保受灾群众有充足的食品、饮用水和衣物，”江说“他们必须有住的地方，并且能够迅速得到医疗救助。”
9月初，江泽民推迟了对日本和俄罗斯的国事访问，继续在洪涝灾区视察，此时死亡人数已逾3000人，5000多万英亩农田被淹，500万间房屋坍塌，经济损失达200亿美元。为了鼓舞士气，江赞扬了人们取得的成绩，并称他们的抗洪斗争证明了党、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人民解放军的重要作用。他说：“这一胜利还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具有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是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伟大民族。”
大洪水展现了江泽民作为工程师和诗人两方面的才华。他以雄辩的口才赞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讲述个人的英雄事迹；对于救灾和今后的防洪工作，他也作了技术上的指导，并谈到了重建家园以及兴水利设施的问题。
9月14日，在洪水险情最严重的时刻，中国前国家主席和革命领导人之一杨尚昆逝世，享年92岁。江主席在抗洪最紧张的时候抽空到医院看望了他。尽管杨曾要求死后丧事从简，但在江主席的主持下，杨仍得以隆重地安葬。
一周末，江泽民邀请包括李前宽、孙道临在内的15位杰出电影艺术家到中南海做客，讨论中国电影工业问题。也是江心目中的开心一刻。
“江知道我们的名字，”李导演回忆道，“他还认识我们中的几位。江热爱艺术，尊重艺术家。我们能像老朋友一样地跟他谈话，而不用把他当作国家领导人。他非常热情。”
按规矩，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应该主持讨论，但他几乎什么也没说。在江自己喜欢的会议中，他不需要任何人出来组织或主持。江亲切地说：“我很高兴就我们的电影事业与你们交换看法。你们中间的一些人，我已经很久没见了。”
这次会面没有么议程。如江所言“就是利用周末的时间聊一聊”。每个人都发了言。“我们热情地谈论着中国电影业的现状，”李导演说，“我们是艺术家，不是政治家。坐在国家领导人边上，我们一点也没感到压力。我们开诚布公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老演员田华现在经营着一所艺术学院。她说，她的学生在拍摄军事题材的电影时，需要各种各样真实的道具。总书记笑了，说：“田华，你这机会抓得太好了。这儿坐着我们的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他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就在迟将军笑着表示无能为力的时候，江继续说道：“抓住机会，田华，别让迟将军跑了。赶紧跟他说说你需要的东西：军装、装备，拍摄过程中需要部队哪些支持，让你的学生到部队体验生活。快跟他说！”
同样，江也给孙道临提供了帮助。孙已近80高龄，准备拍摄一部关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穷困时期中国修筑第一条铁路的历史影片。他遇到的问题是，潜的投资方都认为这种电影没有商价值。在与江交谈中，这位年迈的导演激动地说：“现在想拍弘扬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主旋律电影太难了。”听了孙的讲述，江泽民转过身，让前铁道部部长、现任中宣部部长的丁关根关注一下这个情况。后来铁道部资助了这部电影。
电影《詹天佑》（以一位献身中国铁路建设的人的名字命名于3年后上映，江赞扬这部影片生动地描述了为“中国的民族复兴”而奋斗终身的“品德高尚的人物，反映了“爱国主义精神”。他认为这部影片“对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具有重大意义”。
讨论过程中，还有一段争议性的话题。有一个姓王的年轻作家发表一通非常极端的言论。前不久，文化部长孙家正发表了一篇讲话，指出中国电影不应该局限于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和全社会的模范人物。他说，艺术家在选材时要有选择，要注重艺术性。孙讲话的观点是值得赞赏的，即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应该创作各种类型的影片，而不应该受到意识形态顾虑的束缚。这位姓王的作家，公开与孙部长广受赞扬的讲话唱反调，而当时孙部长就坐在旁边。这个姓王的年轻人写过一个名为《雷锋日记》的剧本。雷锋是一名大公无的战士，他年轻时不幸牺牲，在20世纪60年代，他一直被奉为英雄人物的典型。
“我们并不是有太多的英雄主义电影，”这位作家大声说道，“恰恰相反，今天，我们银幕上的英雄人物实在太少了。我们需要更多的英雄。我们应该动员所有的资源，大张旗鼓地宣传我们英雄人物。”
一个年轻气盛的作家敢于当着江泽民的面公然批评高级官员的政策，而不担心打击报复，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在聚会中，其他领导人，像丁关根和曾庆红，都没有多说话。他们都跟着江一起倾听艺术家的言。最后，江泽民站起来做了总结发言。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老一辈艺术家热情饱满，决心十足；我们的年轻一代正在赶超老前辈。我们应该提倡‘百花齐放’。如果只开一种花，那我们的电影事业将会枯萎。我们必须允许种植、培育和欣赏更多不的花朵。只有那样，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美丽。”
讨论历时两小时。最后，江说：“好吧，我们一起吃顿午饭吧。”
大家都跟着中国国家主席走进近处的宴会厅里面有一张很长条形桌，每个人都按座签姓名牌落了座。这是一顿清淡而健康的午餐，共约10道小菜。午餐即将结束时，曾庆红说了几句。
“这是一次非常有创造性的聚会，”说着，他狡黠地一笑，“我们不该只一个劲儿地吃饭。你们艺术家得表演一下吧！”
曾庆红看到自己的领导江泽民兴致颇高，便邀请江背首诗。江从不怯场，他用俄语背了首诗。背完后，江指着孙道说：“我喜欢你给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配的音。我尤其喜欢哈姆雷特的那段独白：‘行动还是放，这是个问题。’你配得太好了！”曾庆红立即会意，插话道：“道临，就给我们表演一段哈姆雷特吧。”孙道临背完后，江大声地为孙道临的表演鼓掌叫好。然后，一个接着一个，每个人都表演了一段。连赵实副部长都唱了一段京。“我认识她很久了，”李导演说，“还从没见过她的表演。”
演员田华背了首诗。她表演完以后，曾庆红说：“李导演歌唱得好，尤其是陕北民歌唱得好。”政治局委员李铁映也响应道：“是，是，那是。我甚至能从他的歌声中闻醋味儿（陕北人喜欢醋）。”这时，江泽民说：“李导演，我从没听过你唱歌，来一个吧！”
李导演站起来，高唱了一首民歌《信天游》。他性格外向，表演时不免些炫耀技巧。表演完后，江泽民评价说：“李导演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导演啊，现在我知道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歌唱家。平心而论，这首不好唱，音域很宽。唱得好!”
江还向大家展示了他的白色雅马哈电子琴，这架琴可以储存演奏过的曲子。江说：“我最喜欢这架琴。它可以自动重播刚刚弹过的整首曲子。”
不出任何人的意料，江泽民主动地坐下来开始弹琴曾庆红立即请嘉宾们一起跟着唱。“李导演，”曾挑出了本来就天性外向的人群中最不害羞的一个，说，“总书记弹琴了，你得唱啊！”
江演奏的是俄罗斯旧日情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李导演邀请年轻女演员于慧一起唱，其他人也跟进来，江泽民为他们伴奏。李和江合演了几首二重唱，接着，江邀请著名作曲家王立平弹一曲。王也演奏了一首很流行的歌曲《大海啊，故乡》。由于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歌词，大家都唱了起来——尤其是江本人，更是引吭高歌。几首歌后，江和每个人都合了影。
直到江泽民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进来带领大家参观中南海时，活动才结束。中南海宏伟的建筑和精美的绘画与皇家园林的格调得益彰。江认真地跟客人们一一握手道别。他边握手边说：“祝你们身体健康，幸福美满!我期待着看到你们的影片。”
李导演事后说，“江称艺术家为‘灵魂的工程师’。他期望艺术家不仅要跟上世界先进文化的发展步伐，还要开拓和创新。江说：‘中国的艺术家决不能被陈旧的思想观念所束缚，他们要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尽管我们都认识到中国社会中还存在一些限制，但这种情况在改。江喜欢和艺术家在一起；我曾多次到过他的家。”
此前数周，李导刚刚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田聪明局长讨论过中电影博物馆的项目。田说，这项工程最早是1958年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但由于“文革”，被长期搁置，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重新提了出来，结果却因为紧缩开支而再次搁浅。田跟李说：“如果一拖再拖，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国家电影博物馆。”
李导演以他特有的激情回答说：“中国电影业有近100年的悠久历史，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电博物馆，这是我们的耻辱。”田局长对李推心置腹地说，如果广电总局通过官方渠道提出这个项目，很可能因造价昂贵而再次到“枪毙”。
李导演大声说：“好吧，看我能不能帮上忙。这回让我们这些艺术工作者来提议。我们不走官方渠道。我们直接找江主席。”李知道，江个人非常关注中国电影业的发展；这位中国领导人曾参观过京、上海、长春等地的大型电影制片厂。
第二天，李前宽就给江泽民写了封信，并邀请其他一些著名艺术家跟他一起签名，约有20人联署。信中写道：“近百年来，在年生产量上，中国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世界电影生产大国。有鉴于此，我们应当建造一座国家电影博物馆，这无论是对中国电影事业还是对我们艺术工作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李还恳求江“亲自支持这个项目”以“解决所有的繁文缛节，从而使这个项目得以启”。
3天后，江泽民把李导演的信转给了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江在信直接批示：“请关根研究处理此事，并将最后决定报我。江泽民，1998年8月21日。”
虽然江既没有直接下令批准博物馆项目，也没有说他支持这一项目，但他的示无疑施加了“少许压力”，从而推动了项目的进展。这个项目的重要性还不足以让江不顾他人的意见而分出有限的政治资本来直接插手此事，但他的结束语——“并将最后决定报我”——却让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的干部清楚地感觉到江是愿意建造这么一座博物馆的。李导演说：“在中国，我们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由于江的“少许压力”，其他高级领导人都一路绿灯放行。在北京都国际机场旁边留出多1万亩土地。2005底之前，中国电影业诞生100周年的时候，中国电影博物馆将正式开放，并成为北京的一座标志性建筑。
对于那些可能被认为是对手的人，江泽民也很有雅量。10月中旬，江在北京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进行了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谈。辜与汪道涵各自领导两岸的协会，共同探讨双方之间的关系这是5年来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也是自1949年以来双方最高层次的接触。
尽管双方存有争议，尽管据说辜振甫对江泽民说，“只有中国大陆实现主，台湾海峡两岸才能谈统一的问题”，他们还是进行了深入讨论，话题从中国戏剧诗歌到达尔文进化论，无所不包。
辜说：“坚冰已经被打破，我们希望它会融化。”
11月，江主席对俄罗斯进行了访问。此行曾因国内洪涝灾害而被迫延期。江主席在莫斯科的一家医院里与突患肺炎住院的俄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举行了会谈，并发表联合新闻公报，宣称“中俄国界东、西两段已勘定的边界在两国关系史上首在实地得到明确标示”。
第二天，江泽民在新西伯利亚的“科学城”发表讲话。他赞扬俄罗斯“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希望“俄科技界遭遇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并向这些科学精英介绍了中国的科技发展情况。
江决定讲话完用俄语，尽管中国高级官员认为这种做法并不明智可取。中国驻俄大使建议主席用俄语作介绍，其他讲话用汉语（由专业译员译成俄语）。这一意见未被采纳。江通篇使用俄语。
如果你认为江泽民从此以后会改弦更张，退守传统礼节，那说明你根本不了解这个人。用被访国的语言讲话是他的个人喜好；他以来表达对东道国文化的欣赏，也以此推动自己不断学习。
江主席从新西伯利亚直飞东京，开始对日本进行为期6天的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中国国家元首有史以来第一次访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虽然江泽民以前曾数次访日，但这是他第一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访日。目的是为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
这些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现在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还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即使如此，这两个曾经互相敌对的国家之间仍常怒目相向。在访问之前，北坚持，在江主席访问期间，日本必须为二战期间犯下的暴行明确谢罪。但日本国内一小撮势力强大的右翼分子却对任何一种“有损皇军尊严”的企图进行阻挠——实际上，“皇军”枪挑婴儿，强奸妇女，毒杀平民，早已臭名昭著了。
问题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微妙。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在二战结束50周年时，对日本战时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各国人民”所造成的“极大的损害与痛苦”表示“深刻的省和由衷的歉意”。而就在江泽民访日之前，小渊惠三首相向韩国人民表示道歉，表达了政府“痛切的反省”。现在，中国也想得到同样分量的道歉。
但对日本人来说，中韩两国有着本质上区别。从1910年到1945年，日本对朝鲜半岛实行了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而在中国，它并没有进行殖民统治，只是在1937年到1945年间对部分地区侵占了8年时间。对在此期间失去2000万同胞的中国人来说，日本的这种“区分”是无礼且带有侮辱性的。
抵达日本后，江发表声明称：“认真总结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对发展未来的两国友好作具有重要意义。”抵达日本的第一天晚上，在小渊首相举行的非正式晚宴上，两位领导人谈论的话题是双方儿孙、艺术等。江开玩笑，因为东京的气温比俄罗斯要高得多——同时也因为清酒——他终于暖和了过来，恢复了力量。
与此同时，日本与中国的政府官员沮丧地宣布，江主席和小渊首相不会签署将于高级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宣言。取消签字仪式反映中日双方对联合宣言中的日本道歉措辞仍存在着不可弥合的明显分歧。这一争议给江主席的整个行程投下了阴影。
东京方面提出了一项妥协方案，提出除在联合声明中的正式书面“反省”外，小渊首相将在与江主席进行正式会谈时做一个分量更重的口头道歉。但中国外长唐家璇对江会不会接受这一折中方案仍无把握。他对日方同行说，江泽民“属于另一代人”。毕竟，日本的侵略对江的爱国情结的形成有关键作用。最后因为日方不能为其战时对中国的侵略与暴“道歉”，两国明显地都为此感到十分尴尬，但双方都没有提及这一挫折的严重性。
尽管如此，江泽民继续表示他在日本感到很开心。他也向天皇夫妇赠送了一对稀有的朱鹮。这种红羽鸟在世界上仅存137只。但是，在表面礼节性的平静下却酝酿着一种紧张气氛。在两个小时的首脑会谈中，这种紧张关系终于爆发了。
在小渊首相按照事先拟定的计划进行了口头道歉之后，江主席发表了长达25分钟的关于中日关系的讲话。江表示他不认为“两国间已没有必要再谈历史”。相反，中国领导人认为，“坦率地讨论历史问题有助于加强伙伴关系”，并“有助于为今后的发展铺平道路”。江告诉日本首相，与近代侵略中国的欧洲列强相比，日本是加害中国最重的国家。
当日深夜，屡经波折的联合宣言最终发表，比原计划晚了5个小时，有关反省的声明离中方要求相去甚远。日本外务省一位官员表示：“双方都还没有为解决历史问题作好准备……因此先搁在那里，只展望未来。”
小渊的口头道歉也让中国人挑出了毛病。小渊首相选择了owabi这个日语单词，这无疑是由谋士们精心选择的。而对中国人来讲，owabi是个非正式的单词，相当于汉语中的“道歉”(译注：原文拼音标注如此，改为“抱歉”似更贴切)，是个日常用语，一般用于因为给人带来不便而表示歉意的场合，比如，不小心撞了对方一下。中国人更希望日本人用shazai这词，相当于汉语的“谢罪”，在汉语中一般用在悔过或悔罪的合。双方都拒绝让步，尽管日本官员声称两个单词之间没有任何区。
剩下的访日行程进行得很顺利，在经济发展和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等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但是在道歉问上的争议还是造成重大影响。江泽民似乎在时时寻机提醒日本人正视历史的重要性，他常引用一句中国古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无论是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举办的宫廷宴会上，还是在首相举行国宴上，江都在告诫对方。他对多少有些窘迫的来宾说：“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中叶的50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多次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害也给日本人民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中日两国唯有以史为鉴，防止悲剧重演，才能发展长远的友好。”
日本人对中国领导人不依不饶地抓住这个问题觉得很不理解。江说：“我，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者，亲身经历了国土沦丧和民族危亡的痛苦，有责任这段史实告诉年轻一代。”
据说，江当着天皇和皇后的面，大谈日本战时的军国主义，日本官员的脸都变得煞白。显然，日本外省非常关注此事，他们找到中方，寻求达成一个交易。如果江能够停止谈论历史，日方会同意作出一定让步。中方甚至连所谓的“让步”是什么都没有问拒绝了。劝阻江泽民“停止谈论历史”是任何一位中国官员都不想尝试的差事。
争强好斗并不是江泽民的个性，江通常很有礼貌，在政治上很温和。因此有人疑心这是因为江需要通过大放反日言辞来迎合党内和军内的保守者，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江对日本的批评完全是出原则。江认为日本人有责任毫无保留地道歉，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回避态度愈加证实了道歉的必要性。在这个特殊问题上，江泽民不会退却，他随时愿意面向未来，但在此之前，必须先把过去的问题妥善解决好。
在国内事务上，江同样面临着挑战。为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和特大洪灾的冲击，中国当年的经济增长没有达到朱镕基预定的8%的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7.8%，这已经是相当惊人的成就了。据朱的估计，仅洪涝灾害一项就使增长率下降了1个百分点。尽管如此，朱总理还是受到了批评。批评者大多不满意他的削减政府开支的措施，不满意他高调地打击腐败，不喜欢他咄咄逼人的性格。
江泽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力保朱镕基，为他辩护。在会议闭幕那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3篇有关江泽民提出“两个确保”的评论。所谓两个确保就是：“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这“两个确保”顺利实现了。
1998年12月18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当年邓小平提出始实行改革开放，而江泽民现在正领导着这个进程。“实行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江在讲话中说道，“完全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
第22章 1999年“我真是感慨万千”
20世纪的最后一年起步不太顺利。就在新年的第一天，50心怀不满的工人——其中很多为下岗工人——出现在中南海外并开始静坐示威。他们声称被一家与军方有关联的经纪公司欺骗，对方在一起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的股市诈骗案中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同一天，一名流亡海外的异议士声称，一些作家将不顾法律禁止成立反对党派的规定，准备组建中国劳工党。江说，这些颠覆行为将被“肖灭在萌芽状态”，中国绝不能容忍西方式的民主。
在国际上，除了在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上麻烦不断之外，中国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在美国，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考克斯的共和党员证实了一份尚未解密的报告的传闻，该报告指责中国20年来积极、系统而连续地窃取美国的秘密军事技术。这些指责暗示美国的家高科技公司——休斯电子公司和劳拉航天通信公司——曾向中国提供火箭制造导弹技术。作为特别调查委员会的主席，考克斯暗示还会有更多黑幕将被揭开。
中国的一位发言人在元旦当天就作出了回应。他称调查委员会的发现“纯属捏造”，是“对中国和平利用空间技术的歪曲，他指责该报告“刻意损害中美关系”。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天还是中美建20周年纪念日。江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互致礼节性的官方祝贺，认为双边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现实却更为冷酷。
理应兴高采烈庆祝的元旦收尾时却黯淡无光。在1天中，江受到了中国最棘手的3个问题的困扰：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出乎意料的后果、社会稳定与个人自由之间并不稳固的平衡以及中国与美国的微妙关系。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每个问题都会在他身边爆发。
4月25日，一个挑战出现了，而且是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一个叫做“法轮功”的邪教的1万多名修炼者突然出现在北京，并聚集在中南海——中国的权力中心的周围，而此前却没有丝毫预兆。破晓时分，满载着“法轮功”修炼者的大巴驶入了首都，其中的一些人甚至来自浙江省，一个远在800英里之外的南方省份。这一整天里，该教派成员占据了中南海周围的人行道，他们排成5行或6行，一言不发地坐着，许多人都在打坐。
“法轮功”最早是1992年在长春开始宣扬的。该邪教的创始人李洪志是一名曾在粮站工作过的中年退伍军人。李本人目前居于美国，他依然是“法轮功”的绝对领袖。他把气功、佛教和道教的概念与他自己的神秘理论相糅合，形成了一个他所谓的导致顿悟的“高级修炼系统”。
“法轮功”包括5套功法，练功时由中国民乐伴奏，有莲花坐姿和手部运动。因此，它有时被称为一种修炼法门，尽管它更像是一种从事冥想和类似于神秘仪式行为的迷信活动。根据这个教派的所谓“理论”，“法轮”，也就是“佛法之轮”，是一个旋转的高能体，并被李荒谬地描绘成宇宙的缩影。胡说，他把“法轮”遥置于每个练习者的腹部以收集宇宙的力量和消除人身上的“业”。一些“法轮功”修炼者说，他们能够感觉到“法轮”在他们腹中转动，所有的信徒则被告知要驾驭这种力量去治病，而不用药。有信徒受欺骗，生病不吃药，不及时医治，以致死去。“法轮功”的信仰体系融合了伪科学的健康学说、精神幻想和各种杂乱的哲学—神学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法轮功”更像是罗恩·哈伯德的信仰疗法、玛丽·贝克·埃迪的基督教科学派以及勃拉瓦茨基夫人的神智学协会这三者形成的大杂烩的亚洲版本——一种新时代的邪教。
这个邪教通过口头传播，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成员数量已攀升数百万之众。1999年初，外电报道称全中国的“法轮功”信徒可能多达7000万，政府的统计数字则显示已经确认的信徒约为200。但是在4月25日的示威活动之前，中国的一些高级领导人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它的名字。
“怎么会这样？”江泽民大声问他的密友沈永言，“‘法轮功’怎么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难道他们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吗？我们的公安门在哪里？我们的安全部门在哪里？”
“法轮功”的头头声称，这一神秘的聚众事件并不是一场政治抗议，而只是一次请愿，他们要求释放45名因围攻一家杂志社而被天津警方拘捕的练功者。这家杂志社曾刊登一篇批判“法轮功”的文章。这样的解释并不能打消政府的疑虑：任何大规模、未经授权的群众聚集事件都是值得警惕的。
江批评情报失察。尽管忧心忡忡，中国的领导者们并没有立即就这一事件发表任何评论，媒体在两天内也没有对此事作任何报道。
在此期间，负责处理公众意见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的官员和“法轮功”练功者们进行了接触。“政府并不是反对功，”一位官员说道，“但是你们不能像这样聚集，你们必须离开。”双方达成了协议，练习者们安静地散去了。一时间，危机似乎已经过去。但是当高级官员们得知一些党的干部也混迹于示威者中时，他们震惊了。
通过沈永言，江了解到了另外一个让他感到震惊的“法轮功”信徒。“我告诉江，”沈回忆道，“我们汽车厂的一位女副总，她是著名的上海财经大学的毕业生，结果也练上了‘法轮功’，她患有高血压，因为拒绝接受任何治疗，最终死于脑溢血。江也认识这位女副总，他听完之后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为什么这么多的知识分子会练‘法轮功’？”江问沈，“这些人脑里在想什么？”
从一开始，江主席对这个教派就比他的同事们存在更多的怀疑：他对其潜藏的动机更为敏感，对其超自然的伪装更感不安，对其可能造成的危害或许也更有预见力。他的立场是绝不妥协。就在当天晚上，江向其他高级领导人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他谴责“法轮功”“邪教”，他问道：“幕后有无‘高手’在策划指挥？”他怀疑有外部势力暗中施加影响。
“我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就战胜不了‘法轮功’。”他写道。
他把法轮功”在中国做大的原因归结为部分主管思想和干部工作的党员干部的疏忽失职。他严厉批评安全部门未事先掌握这场大规模示威活动的情况。在第二天召开的政治局紧急会议上，江挥动着从互联网上打印下来的公开宣布“法轮功”在中南海集合的文稿说道：“谁说没有迹象表明‘法轮功’信徒将在中南海集中？”他警告说，“同志们，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然而，就当前而言，针对“法轮功”应采取的措施只有暂停。就在江的政府为应付国内可能发生的动荡而费神时，两起国际事件发生了，它们都涉及美国，而且，没有一件是好事。
第一起事件是5月初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就在中国的领导者们秘密商讨应如何对此事件作出适当反应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学生已经怒地走上了街头。10年前的天安门让世人难以忘怀，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现在的抗议者们指责他们的领导人对美国“太软”。处理这件事需要采取谨慎策略：既要安抚民众，又不能疏远美国。几周以来，政府小心翼翼地试图化解紧张局势。
第二起，5月25日，所谓的《考克斯报告》在华盛顿出笼。这使得化解危机的工作雪上加霜。该报告满篇尽是煽动性的指责，声称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窃取美国最敏感的军事机密，尤其是核武器设计和导弹制导系统。该报告的出笼紧随轰炸大使事件，时机之糟糕实属无以复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克斯报告》中写道，“已经窃取了美国最先进的热核武器设计的情报……其中包括一种微型的锥形弹头W-88，它是美国迄今研制的最先进的核武器。据称，被取的材料包括7种热核武器弹头的绝密资料，而这些弹头都被部署在美国的弹道导弹武器库中。“中国对我们的国家武器实验室的渗透至少可以追溯到过去的几十年间，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现在还在继续。”更糟糕的是，中国长期以来的间谍活动还被指责为代表了一种官方的政策和中国的帝国主义图谋。“中国获外国军事技术的努力只是其争做一流大国并使中国最终实现其全球谋划的目标的一部分。”
“中国的长期地缘政治目标包括把台湾并入中国，并成为亚洲的头号强国，”该报告宣称，“中国并不排除对台动武，而中国对美国技术的窃取则提升了其使用武力的军事能力。中国还向其他东南亚国家和日本提出了领土要求，并以武力作为提出上述要求的杠杆。”报告的结尾以一种威胁的口吻说道：“中国的这些目标和美国当前在亚洲以及太平洋的利益是相冲突的，并不能排除中国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中国还被指责向反美政权，包括伊朗和朝鲜，转让了这些技术。6周前，《纽约时报》一则新闻声称中国曾两次窃美国的核秘密。第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但那些设计不管用，于是1995年中国情报人员卷土重来，展开又一轮的窃取。
在整个危机过程中，江泽民都保持着沉默。但是其他的中国官员则深感怒。4月份，朱镕基否认了这些指控：“我以非常负责任的态度说，我和江泽民主席都不知道有这回事，我们也询问过中国的高级将领，他们说也是毫不知情。”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对此进行了强烈谴责，称其是“对中华民族的极大诽谤”，斥之为“典型的种族偏见”。考虑到美国人在李文和案中歇斯底里的表现——在媒体的枪林弹雨中，他被指控并差一点被判犯有核间谍罪，对考克斯的指控不予置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纽约时报》于3月爆出李文和案的时候，将李称为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里“碍手碍脚”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其后的调和李所受的严酷监禁也反映出一种令人担忧的“恐华”心理。尽管针对他的间谍指控最终被撤销，但这位60岁的核物理学家被单独监禁长达278天，并被禁止以其母语与家人进行交谈。最终，李以“错误处理”核机密的罪名服罪，并被罚款100美元。审理此案的首席法官认为，政府对待这位科学的方式是极具侮辱性的，因此，在向法庭作正式陈述时，异乎寻常地向李正式致歉，并尖刻地指责了政府的这一行为。
在5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赵启正主任发表声明说，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都可以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发展自己的武器技术。所谓被窃取的美国核弹头情报在互联网上都可以获取，《考克斯报告》中并未列举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赵历数了中国在没有得到外部帮助的条件下，在航天和武器研发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说中国需要得到外国的帮助能实现技术进步，与指控中国为“小偷”同样伤害中国人的感情。
不信任感并非是来自单方面。《考克斯报告》加上3周前的轰炸大使馆事件，这一切使得1年前还前景光明、发展迅速中美关系降到了一个新的低谷。由于江泽民和克林顿之间两次成功的峰会，两国都开始使用“战略伙伴”这个词来指称对方了。现在，他们又换回老的说法，“战略竞争对手”。北京和华盛顿的内部备忘录中甚至还都使用了一个更具威胁性的语：“头号大敌”。
在事态发展中，关于间谍案，江民没有发表任何公开的言论，直到2000年9月，他在麦克·华莱士主持的《60分钟》节目里有所表态。尽管所有的大国都对其敌国和潜在的敌国（甚或少数友好国家）从事间谍活动，但是从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愿意当众谈论这些事情。称其为“看似可信的诿”应该比较恰当。江也是。他需要应付太多的国内问题而无暇顾及这些无谓的指责，特别是在各国强硬路线者伺机谋取政治利益的情况下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考克斯报告》中的指责对中国不无好处。通过展示中国强大的核武器能力和先进的导弹技术，有助于提高中国作为一个军事强国的声望。显然，这是考克斯议员始料不及的。
尽管江一直保持沉默，他改革开放政策正面临着考验。几乎在每一次讲话中他都反复讲，只有通过发展经济，中国才能真正变得强大。即使军事力量的提高也离不开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又离不开贸易、投资和技术——所有这一切，他强调说，如果不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一次讲话中，他鼓励全体中国人民把“义愤”化作力量，投入到建设祖国的“光荣工作”中去。
注意中国国内情况的分析家们，一直关注着中国要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申请，而在使馆被炸事件后，这项工作一直陷于停顿。朱镕基布，中断的世贸会谈将不会立即恢复。他援引江泽民对克林顿总统的话说：“现在还不是谈判的时候，气氛不好。”江的反应显示了他的风格：即在欲有所获之际，要从长计议。他喜欢的一句格言是：“坚持原则，不急不躁，循序渐进，水到渠成。”
1999年3月，人大投票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这就把一些原本为人们视作当然的东西正式写入了宪法。通过正式接受邓小平的方针，江泽民逐步稳固了实施其改革方案的法律基础。江可以稳妥地宣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不同于世人所了解的意识形态僵化的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中国活跃的高级领导之间不存在分歧，他们紧紧地追随邓小平。中国所发生的事并非“新瓶装旧酒”；瓶子看上去可能还是老样子，是里面酒的味道早已大相径庭了。
江泽民是一个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人。当他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他就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参加游行，反抗外国的控制，谴责国内的腐败积弱；长大成人后，他在驱逐腐败的国民党政权、恢复中国人尊严和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事实上，江坚信共产主义的核心宗旨。
江泽民说：“从本质上说，我是一个工程师，而不是理论家。制度可能得通，也可能行不通。行不通，就修改；行得通，就保留。关键在于什么对中国有利。”
7月7，李登辉在接受德国电台采访时声称，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是“特的国与国”关系，而且这一关系已经持续了“近10年之久”。7月20日，李又发表了他的分裂性言论。
“这不是一种合法政府和叛离组织之间的关系，”李说，“也不是‘一个中国’政策下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现在并不存在‘一个中国’，它只能在民主统一之后出现。因此，中国大陆认为台湾是一个‘叛离省份’只能显示出北京方面完全无视历史和法律事实。”
对大陆的中国人来说，台湾与大陆的分离是积弱的象征和帝国主义造成的恶果。中国人普遍认为美国支持台湾并向其出售器是为了阻止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许多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要想真正强大起来，就必须实现完全统一。用记者贾斯珀·贝克尔的话说，对江泽民而言，只有中国完全统一，台湾回归祖国，“中国才能享有自鸦片战争以来的首次和平”。贝克尔意识到，在江泽民统一国家的热切号召下，绝大多数海外华群情激昂。他打了个比方，“就像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坚信所有社会成员都得归属真正的天主教会”。香港已于1997年实现回归，而澳门也将如预期那样在1999年底回归祖国。对大陆人来说，台湾即是所缺的最后那一部分。
统一的进程戛然而止。北京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原计划于秋天访问台湾。现在这一计划被取消了。《人民日报》指责台湾当局高估自己的力量并密谋推进其分裂活动，还把李登辉比作企图“撼大树”的“蚍蜉”。
江主席的言辞甚至更为激烈。他说自己不是“好战的人，但是12亿中国人民非常关注台湾所发生的事情”。他一再澄清的政府的政策：台湾和大陆是实行两种制度并寻求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国家。决不允许有其他阐释。军事威胁的意味自然隐含其中。江的言辞不得不再一次维持一种适当的平衡：既不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反感，同时又能安抚国内持强硬立场者。
在此期间，江泽民还得处理“法轮功”问题。对他来说，这个教派“真、善、忍”的口号是虚伪狡诈的，有篡夺共产主义道德权威之虞。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轮功”为人们展现了一种奇特理想和前景，但实际上它是危险又具破坏性的。
据5月份的一份备忘录称，就在贝尔格莱德使馆遭北约的攻击后不久，江带着挖苦的口吻说道，“如果‘法轮功’大师能够预见一切，为什么他们没有预见到我们的大使馆会遭到轰炸？”但是他关于邪教的幽默感并没有持续多久。处理“法轮功”现在成了最令人担忧的国家事务。7月19日，江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3天后，公安部颁布法令，宣布“‘法轮功’是非法组织，应予取缔”。
为防止任何人错误理解“非法”和“取缔”的意思，法令详细列举了所有现在被定义为非法的“法轮功”活动：宣传、公告、示威、聚众。党员禁止参加，否则将被开除党籍。教派的创立者李洪志被指控传播迷信和邪恶谬论以欺骗民众导致众多练功者死亡”而遭到通缉。一些“法轮功”骨干成员被拘禁关押。
“法轮功”的盛行程度令人费解，在取缔这一活动的过程中，中国政府采纳了西方国家镇压邪教时所用的一些术语。它发表了份关于“精神毒害”的报告，指责邪教不仅秘密参与政治活动，而且有时还从事诸如逃税、贩毒、走私、暗杀和绑架等一些犯罪活。报告称“法轮功”“威胁宗教自由和社会稳定”。
“法轮功”的反应又有其独特的荒诞意味，其发言人捏造江的言词，诸如“采用任何措施清除‘法轮功’都不为过”。
撇开这些愚蠢的指责不谈，政府认为邪教是对政权稳的一个重大威胁，而此前经济上的混乱和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已经使稳定局面受到了震动。8月，共产党把与“法轮功”的斗争和正在进行的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重振自我的努力结合了起来。《人民日报》号召所有党员学习一本名为《马克思 恩格斯 列 斯大林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新书。身为党总书记的江泽民开始发动了一次“整党”行动，试图在中国深化市场经济建设的同时，重申意识形态基础。江的“三讲”运动，最初旨在抵制腐败和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如今重新以全国性的根除“法轮功”的努力为目标，并与之相结合。
与此同时，江泽民寻求在经济事务上取得进展。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旨在就中国入世问题达成协议的华盛顿之行进展不顺。此行之前，江和朱曾在内部说过，入世能增加国外投资，提高中国优势企业的竞争力，迫使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适应市场需求或是倒闭。江泽民甚至打算开放中国敏感的电信市场，他说这一市场“僵化”，还说它“有官僚作风，想搞产业垄断，虽然利润丰厚但毫无服务概念。一定要引入国外资金”。朱镕基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已经谈了15年……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是结束谈判的时候了。”
保守人士警告说，世贸规则会引入大量的国外竞争势力，这将使数百万失业工人涌上街头，成为社会动荡因素。此外，外国人会迅速占领重要产业，比如金融和零售业。
这场已经憋了好几年的争论如今因为朱镕基的访美使命而激化了。有的领导人认为此行“高风险”，因为美国的政治策略，从贸易到间谍活动，处处在恶意“修理中国”，“毒化了气氛”。另外，美国为首的北约恰好开始轰炸南联盟，这更给中国的反美情绪火上浇油，整个事情好像天意一般。
江泽民并未对他的同事表示异议，只是认为“考虑到我国的总体利益，这次访问应该按计划进行”。“我们必须继续和美国打交道，”江说，“没有必要因为消访问而引起许多误解……”
如果朱镕基不是在这个不合时宜的当口访美，以他富有魅力的直率风格，本来能够大获成功。不幸的是，尽管在开放中国市场的问题上，朱镕基作了更大让步，还是眼睁睁看着中国入世的最优出牌被克林顿总统踢开。
克林顿“很快意识到他的错误”，据傅士卓说，“4月13日，他给在纽约的朱总理打电话，承诺年底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然而伤害已成定局。北京的民族主义政治情绪占了上风，克林顿的失误不啻火上浇油。
“朱总理在华盛顿时我们就达成了一致意见，”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提到，“但是我们认为如果延后几周来避开公众注意会给我们在国会争取到更好的机会。但让我们尴尬的是，我们的协议居然互联网上泄漏了出去——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是如何泄漏的，当然也没有预见到正式协议的推迟发布在中国引起的反响。尽管当年晚些时候，江泽民和克林顿有了重大突破。”
鲁宾是对的，但与此同时由于他们的让步公之于众，中国人火冒三丈，认为是美国人故意如此。傅士卓说：“这一公布在中国普遍被认为是公开给中国政府颜色看，必然会引起敌意。”毕竟这令人为难的消息披露在美国商业代表办公室的官方网站上。
这份未经认可的《中美联合声明》长达17页，被立既翻译后分发到了中国高层领导人手中。更糟的是，据傅士卓说：“这一公布使得公众意见在中国占据了一席之地。将会受到中国入世影响的大型企业和省份开始估算各自受到的冲击。这一公布使中国政府对信息流动失控。”
“反应就像6级地震，”一位朱镕基身边的内部人士说，“谣言在中南海愈传愈烈，不知道真实情况（以为朱同意美国人公布文件）人甚至说，‘老朱怎么能干这种事？’”网站文章和示威学生还把这事比作日本意图征服中国和将其沦为殖民地的阴谋。朱镕基自己说：“美国人看不起我中国人。这是政治，不是儿戏。”3周后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进一步掀起反美高潮。
傅士卓说，中国政府内部的批评人士认为问题在江泽民。“不管怎么说，鼓励和美国发展亲密关系，推动中国的入世，在美国—北约对科索沃事件上反应迟缓的都是江。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这刺耳的声音显得不容忽视。使馆被炸后紧接着的一段时间内，江处境维艰。”
江泽民在内部会议上对美国“言辞激烈”。他援引毛泽东的话说“美帝国主义不会消亡”，并且主张“忍辱负重，等待时机”。
8月，江泽民重新号召深化国有企业的经济改革，由此发出一个期待已久的信号：中国准备恢复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在党的领导人结束了他们在北戴河滨胜地的暑期工作度假后，这个讲话很快就发表了。江再度重申他对朱的支持，重申他们与美和解的共同方针以及推进中国的入世计划。
9月7日，美国与中国重开“技术层面上”的世贸组织谈判，这是自5月7日中国使馆被炸以来中美贸易代表间的首次会谈。两天后，在新西兰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江泽民和比尔·克林顿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磋商。这次会晤被称为非常富有成果、非常友好和十分全面”。江就台湾问题训诫了克林顿，并送他一本揭批“法轮功”的书作为礼物。克林顿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查伦·巴尔舍夫斯基“尽早在周日”恢复与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的谈判。他说，他的目标是在年底前达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
尽管围绕台湾问题的紧张局势依然存在，但中美关系还是重新走上了正轨。“台湾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美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江泽民说，“在美国始终有一些势力想要破坏中国的统一。”
就在纷繁的争议和危机之中，江泽民迎来了这喧闹的一年中他期待已久的值得庆祝的日子。199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国庆日，在修葺一新的宏伟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表演和庄严的仪式。活动的高潮是大规模的阅兵式，国家主席检阅了受阅部队，并向全国发表贺词。
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盛大的游行活动。舞狮者在街道上表演，金色、橙色和粉红色的巨龙——每一条都由24名壮汉擎举着——在大上蜿蜒而行。喷气式飞机在头顶掠过，坦克在大街上隆隆驶过，数千名战士身着军装，动作整齐划一地向前迈进。其无数的游行人员，身披鲜艳的丝巾，挥舞着国旗，高喊50句经审定的口号，还有90多辆精心装饰的彩车颂扬中国在诸如科学和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两辆主题彩车是赞颂两位前任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还有一辆彩车是颂扬江泽民的。很明显，在几乎所有公开发表的画像上，与邓和毛相比，江所处的位置要稍低一些但却靠前一些。
江主席亲自决定要把这次庆典活动办得规模盛大。他坚持要同时展示中国的复兴和近1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在庆祝建国50周年这件事上，”江泽民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应当主要算政治账，不要因为算经济账而束手束脚。”因此，结合庆祝活，他还批准了许多大型新工程的建设，包括在北京市进行的67个大型础设施项目，如高速公路、地铁站以及大剧院。
当江站在一辆黑色豪华敞篷轿车上检阅部队、观看其他庆典活动时，他独自一人，气宇轩昂，这一切无疑都象征着他的地位和远见。他身着灰色的毛装，这种制服实际上是由孙中山发明的，当年既不完全采用西方样式，又能适应时代要求。正因为如此，在这种场合穿着就很合适。江的服式和1984年邓小平在那场显示中国复苏后初步繁荣昌盛的历史检阅中的穿着很相似。和邓一样，江通过安装在汽车车顶的3个话筒呼喊：“同志们好！”
“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走过了五千年的历程。”江说，“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卓越创造，为世界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新的千年中，中华民族必将以自己新的灿烂成就，为世界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必将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这一天毫无疑问地向世人表明，是谁在引领这个国家走向繁荣。江泽民向全世界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10月，江主席开始了一次对英国的划时代访问，他下榻在白金汉宫并受到伊丽莎白女王的热情款待。在伦敦最大的露天广场皇家骑兵检阅场举行的正式欢迎仪式上，伴随着两国国歌声，中国国家主席受到了女王、托尼·布莱尔首相和其他显贵的欢迎。然后所有人都乘坐皇家马车，沿着绿树成荫的皇家大道前往白金汉宫。
第二天发生的一个小插曲集中体现了江主席对其国家的未来所抱有的期望。上午，江和夫人王冶坪参观了位于伦敦东侧的格林威治天文台。在穿过天文台和器械大厅的路上，江细心参观了所有展品。在一个叫做子午仪的特殊的大型天文望远镜前，他站定了。穿过子午仪上的十字丝，零度经线就被定在这里。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依据这条线划分东西，正如赤道把地球分为南北两个半球一样。江对此饶有兴趣，他两脚分开站立在这条著名的经线上方，在那一时，这位这个星球上人口最多国家的领导人一只脚踏在东半球，一只脚踏在西半球。
回国后，江继续致力于两个世界的沟通。11月7日，他就世贸谈判的进程与克林顿总统通了电话。克林顿总统愿意在如中国对美国纺织品出口配额等一些领域上作出让步，这给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与朱镕基总理协商后，江总结说，如果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能够得到控制，那么北京应该“加快入世的步伐”。
经过6天的谈判和两国最高领导人强有力的亲自干预，江宣布，中美双方结束了长期以来的贸易争端，签署了一项“具有深刻的现实和历史意义”的协议，这将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关键。
在北京举办的欢迎美国贸易代表查伦·巴尔舍夫斯基率领的美国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江显得非常乐观又雄辩。他说，这项议将会“加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步伐，将会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繁荣和发展的动力”。用巴尔舍夫斯基的话说：“江主席是从一个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谈判的。”
这项协议的签署是泽民“大国战略”的一大胜利。他认为，通过跟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构筑外交伙伴关系，中国将会在塑造新的世界秩序的问题上享有一个平等的地位。
江泽民面对的是国内反对国入世的巨大压力，但江只采纳他所认为对国家发展壮大最为有益的决策。傅士卓说：“中国入世协议的签订和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北京以及卡特总统对中国的进一步外交承认，都是中国融入世界的一大步伐。”具有历史意义的世贸协议签订后，傅士卓评价说：“最大的赢家看来是江泽民。在过去两年里，江一直致力于和世大国搞好关系，如今协议的签订可以让他说——正确地说——中国现在也已经被承认为大国之一了。”
仿佛是象征着中国对未来的期待，11月20日，这个一千年前发明了火箭的民族成功地完成了太空飞船的首次试飞，这艘飞计划把中国的宇航员，亦即“太空人”，送入环绕地球轨道。飞船被江泽民亲自命名为“神舟”号。这是个谐音文字游戏，因为在古文中，中国又叫“神州”，字面上可译为“神圣之地”。“神舟”这个名字表达了中国人对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的自豪感。
新华社摈弃了以往严守秘密的做法，发表了“神舟”号的首航彩色图片报道，并对发射现场、北京的太空飞行指挥中心和海上四艘负责监控的轮船上的气和紧张状况作了描述。几乎全体中国人一致支持“神舟”。这关乎国家的尊严，为此花费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江于1992年批准了载人航天计划（据说到2003年已耗资逾20亿美元），根据他的说法，这还关乎激励国家的科技发展，具有轨道飞行的军事价值。
3天后，江泽民兴高采烈地在北京视察了开启“神舟”号返回舱的过程，并接见了指导这次航天飞行的工程技术人员。江鼓励大家要为中国的高科技发展，为国家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更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中一些不那么光彩的方面也正受到深入的审查。12月16日，中国的审计长宣布，1999年，数百个政府机构、银行和国有企业存在资金使用不当现象。一些情况是由于缺乏市场专业知识造成的，但是其中多也涉及腐败方面的问题。
跟别的国家一样，腐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拖累，社会稳定的灾难。因为腐败会歪曲经济决策，破坏社会法制。而这两点对一个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腐败是不能容忍的行为。在一生的事业中，江泽民都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腐败作斗争。他认为，腐败不仅会侵蚀人们的道德，而且是阻碍中国发挥一个强国全部潜力的最大绊脚石。
江泽民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一些实权人物纷纷落马。中国最受欢迎的卷烟厂的一个头头，人称“中国烟王”，因盗用350万美元判处无期徒刑；一个公安部副部长、反走私行动的最高负责人，因“涉嫌串通走私分子”而被捕。江西省副省长先后索贿90次，金额高达65万美元，成为1949年以来中国被执行死刑的最高级别官员。
江泽民在这起重要事件的决策中起了“关键作用”。在播报这条新闻时，新华社评论反映了江的观点，“只有判处死刑才能捍卫国法，平息民愤，重整党纪，反腐倡廉”。又说，“在社会主义中国，任何人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没有任何特殊党员能逃避党纪，任何一名违法犯罪分子，无论他官有多大，权有多重，都不能逃避法律的严惩。”
最为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件发生在港口城市厦门。这一案件涉及走私金额达到前所未有的数十亿美元之巨，因而成为50年来中国最大的丑闻。涉案的走私物品大到燃油，小至鞋子，还有名牌汽车，其关税高达100%，这就使得这些商品格外走俏。党、政、军的众多部门与远华公司有合作，在犯罪活动最猖獗的时期，公司向中国的整个零售市场提供了相大一部分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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