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不仅赢得了一系列的政治挑战，他还在职权（政治、经济、媒体、军事）的所有方面发展了力量，提高了信心。后来在2003年，即他从总书记的职位上退下来的后一年，回顾历史时，江把1992年的这段经历称为他个人的转折点。
可政治仍然是复杂的。在新政治局常委会的领导集体中，这些有能、有责任心和有资历的人，对应当如何治理国家存有不同意见。尽管7个人拥有共同的目标但他们也都有着很强的个性，这意味着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抱负和思想。李鹏是总理和政府首脑；乔石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委员长；李瑞环将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主席。
排在第五位的是在上海的同事朱镕基，他将几乎完全掌管经济。他并不认为寻求一致意见是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第六位是将成为常委会中最后一名军人的刘华清；第七位是49胡锦涛，他负责党的组织和人事。
在党代会临近尾声时，事情已变得很清楚。至少对邓小平而言，江泽民是他的接班人了。时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在女儿邓榕的搀扶下，来到人民大会堂，在大批的与会代表中，接见了新当选的高层领导。在随后的20分钟内，他和泽民并肩走在一起。而其他人，包括李鹏在内，都在几步之后跟着。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对江泽民的最终认定，而且中国中央电视台对此向全国进行了转播。“大会非常成功，”邓抓住他的接班人的手说，“我希望你们大家继续努力。”
江毫不犹豫地在所有方面加强他的权力。他成为党内负责经济事务、外交事和台湾问题的三个“领导小组”的组长，这使他可以在这些领域中直接负责决策工作。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外交部长钱其琛进入了政治局。丁关根担任中央宣传部长。
在外交事务方面，江泽民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政策。1992年8月，中与韩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1个月后，江为来访的韩国总统卢泰愚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
中韩建交的经过说明江是多么喜欢接受信息以及他是如何与下级共事的。作为在科学方面受过训练的人，江很尊重国务委员宋健博士，宋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数学家，对中国的航天计划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当选总书记后不久，江就对宋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你觉得我应该读一读的东西，就直接送到我的办公室来。”
宋健满足了江泽民的要求，给他送去报纸、论文和书籍。“我就让我的秘书去他那儿，把东西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宋回忆说，“我没有什么固定计划。有这么多各式各样我认为有意思或重要的材料，平均下来，我1个月左右就要给他送些东西过去。”虽然宋博士呈送过去的东西一般涉及的都是科学技术，但也有例外时候。
1990年冬天，宋博士的一位老朋友和老同事赵利济博士找到了他。赵是一位在美国接受过教育的韩国社会学家，当时在夏威夷大学著名的东西方中心担任主任。那时，韩国总统卢泰愚正在寻求建立秘密的高层渠道，传递他的国家想与中国建立经济和政治联系的信息，便要求赵博士斡旋。卢泰愚总统的创议正是通过赵利济博士传给了宋健博士，后者又按惯常的做法把信息传送给了江泽民。
在读了来信后，江判定时机和环业已成熟，便把信转给了中国外交部，正式启动了有关外交运作。1991年初，韩国和中国互设了贸易代表处，1992年年中，两国建立了外交系。
汪道涵，江的良师益友，也有与江联系的特殊渠道。当他被任命为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后，这点就显得格外重要。海协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在台湾也有个相对应的组织。设协会的想法是非政府组织比起政府来要更加灵活，可以找到缓解紧局势的新路子。根据江的要求，汪道涵直接向他报告。
“我从来没有向江泽民隐瞒过情况，”汪说道，“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任何事——尤其是当我觉得他还不知情的时候。他也经常询问我的意见。我们联系很密切。每次我到北京都会去他家。作为老朋友，我们会谈论许多问题，包括个人问题，就像在他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那样。江没有变。有时当他遇到烦心事的时候，他也会告诉我。他知道他可以信任我，我可以告诉他我的真实感受并对谈话的内容保密。如果他问及我不知道的事情，我先做一些研究，然后告诉他我掌握的情况或得出的结论。”
1992年岁尾将至时，江作出了一个改中国科学技术前方向的决定。按照惯例，由副总理朱镕基起草的下一年度的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将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而江作为总书记，将主会议。作为1993年计划的一部分，负责科技的国务委员宋健博士提出建议，中国鼓励发展由企业家兴办的高科技公司，并为此批准建立数十个高新技术工业园区。然而，朱镕基却坚决反利用企业家兴办的公司和工业园区来推动科技发展——他青睐大型国有企业——他的反对导致上演了一场引人注目的争论。朱副总理和应邀列席政治局会议的国务委员宋健，将有一场面对面的辩论。
“我负有责任，要为发展科学技术找到方法以帮助国家达成发展目标，”宋解释道，“早些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群策群力设法找到一些革新性的设想。”
第步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星火计划”，重在发展技术水平不太高的镇企业。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已经准备好跨出第二步：在城市中发展高科技企业。就此而论，宋博士相信最好的战略将是一个大胆的战略：建立国家级的高新技术工业园区， 以优惠政策鼓励创办具有创新精神的公司。他和他的手下已制定出一详细的计划，以波士顿、硅谷和奥斯汀周围兴起的高技术园区为蓝本。宋博士在朱镕基的国家计划中写进了深思熟虑的一段话，确认了高技术企发展政策并授权批准建立高技术园区。但是，朱不同意宋博士的想法，他删去了这段话。
每个人都承认如果不大力促进科学技术，中国的发展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毫无前途可言。问题不在于是不是该做，而是如何才能做得最好。宋健博士认为，发展能够激发中国年轻科学家潜能的小企业、小公司是正确的途径。而朱镕则属意于可以大大增强中国工业实力的大型国有企业。
“我和朱副总理是好朋友，”宋特别指出，“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有很大分歧。除了把我们的不同意见带到政治局进行公开辩论外，我们别无他。”
这次会议是政治局全体会议，虽然开了3个小时，但是只有20分钟用来讨论高技术。朱镕基主张，他所负责的大型国有企业应当成为发展中国的先进科学技术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国有企业有现成的管理体制，朱说，还因为它们有开展高水平研发所需要的基本条件。“我们有这么多的国企业，”朱力争说，“它们完全有能力把这件事做好！”
“作为他为国民经济制定的总体计划的一部分，朱镕基一心想振兴中国的国有企业，”宋博士解释道，“这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并促使他得出这种分析结论。”
轮到宋博士发言时，他声明他的立场代表着中国科学界，而不仅仅是他个人。他争辩说，国有企业恰恰不是发展新科学技术的合适场所，因为创新一般说来是年轻人的工作，而大型国有企业的官僚主义和墨守成规的体制将会抑制而不是增强他们的创造力。
“在论资排辈的国有企业，年轻人怎么能有机会去做一些独创性的工作，去挑战那些陈规陋习呢？”宋问道，“年轻人决不会受到尊重，不管他们的想法有多好。”
宋博士解释了让科学家在国企业的束缚和限制下开展工作是何其困难。“如果我们对科技创新是认真的，我们就应当打破旧的模式，”宋在政治局恳切地说，“为什么就不能让中国最优秀的年轻科学家们自行创建充满活力的新企业呢？”
尽管只有朱镕基和宋博士两人在进行辩论，宋的上级并且是科学技术可靠支持者的李鹏总理支持他的新思想。作为主持人，江泽民没有加入讨论。他专心倾听了朱镕基和宋博士的辩论，还作了一些笔记。
最后，江泽民提出了他的观点。“我同意宋健同志的意见。”江直截了当地说。然后，他转向副总理：“老朱（这是个亲热称呼），你不应当这样一味反对这个想法。就让他们试一下。也可能他们会成功，也可能他们的努力会变得很重要。我们最有才干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也要把科技创新进行下去。过几年，我们可以回头检讨这个项目，对它作出一个恰当的判断。”
江泽民主持会议有他的一套按部就班的方法，这次就很典型。他先让主要发言人提出他们的想法，并鼓励所有与会者畅所欲言，在此之前，他自己不发表意见，而用大而清晰的字体记下谈话要点。在会议结束时，他会总结集体的结论，在房间里逐个询问，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
散会后，宋士走到朱副总理身边，微笑着对他耳语说：“镕基同志，这一局我可是一比零赢了！”
“忙你的事去吧。”朱眨了眨眼说。
数年之后，宋博士反思了这个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江泽民在主持会议时有一种高度概括、很有自信风格，”宋说道，“他对处理不同意见驾轻就熟。即便在不可能达成全体一致的情况下，总书记也总能设法协调大家的立场以求得共识。他总是设法让所有与会者都感到自己参与了最终决定，即便不可能完全达成一致。正是由于这一点——同时也因为我和朱镕基是朋友——我才能在事后和朱开个玩笑。”
被称为“火炬计划”的项目就这样开始了，24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工业园区—后来这一数字又增加到53个——建立起来了，其结果培育了大量高技术公司和新的产业。“火炬计划”是中国为加快科技发展所迈出的第二步。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的实施则要等到1995年。
在担任中国领导人期间，江一直很重视自己的老朋友，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享受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刻。他喜欢回上海欢度农历新年，常常宴请他的老同事，席间他们会谈天说地，回忆往事。叶公琦（一位上海市前副市长）描述了有一次他到江在中南海的家做客的情况。“我们吃得很简单，”叶回忆说，“都是很普通的家常菜，大概有五个菜，没有什么奢侈的东西。他的家人也跟我们一起吃饭。在餐桌上，我们谈论了许多题，有时非常坦率，有时也谈论些个人的事情”其中有一点，叶说，是江对他的厨师做的红烧肉（总书记爱吃的一种猪肉加酱油炖出来的家常菜）不够满意。“不如上海做得好。”江抱怨说。叶还透露说：“江还告诉我按照医生的建议，他不能吃鱼皮，做前厨师就很尽责地把皮去掉了。‘鱼没有皮不好吃。’他很无奈地说。”
他家里有很多书，此外没什么其他东西“孩子们告诉我，我家的家具太旧了，”叶公琦评述道，“但是江的家具比我的还旧。”虽说陈设十分简朴，接待却总是充满热情，尤其是江的妻子王冶坪。王患有颈椎病，不得不把头歪向一侧。每当朋友来访时，王都亲自端茶，拿水果。当上海市的另一位市长去世后，她还邀请他的遗孀来家做客。王仍然宁愿做些家务，也不愿过中国第一夫人的迷人生活。
“这个家一直都是她在管，”她的小姑子江泽慧说，“多年来照顾家里的老人，像我的母亲、她的母亲和三哥的亲生父母，她还得教育两个孩子和孙子孙女健康成长。她很早就担负起家庭的责任，因为她的父亲去世得早。尽管生在上海的大户人家，她却一直过着简朴的普通人生活。她不喜欢抛头露面。我叫她三嫂。”
他们俩真可谓是互补的一对。在经过一天无休止的忙碌之后，江泽民期待着回家享受一下妻子烹调的美味的上海菜。然而，他最喜的还是扬州菜。
1992年底，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过热现象，通货膨胀成为威胁。江重新回到国家的根本问题上，强调农业和农村工作对现代化至关重要。他知道中国的稳定最终还是要依靠大约占其庞大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民。12月份，他到湖北省进行了一次计划外的视察，与当地的干部和农民讨论农业和农村改革。有些情况正在农村地区造成问题，江想接从当事人那里了解情况。
“种庄稼几乎不赚钱，”一位村党支部书告诉总书记，“生产成本提高了，但销售价格却下降了。而且，农民还要负担各种沉重的税费。”
“你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江泽民问道。
“农民只对自己收获的粮食交税，”村支书回答道，“其他的税费应由村里承担，这样会提高民的积极性。”
在另一个子，江问道：为什么粮食价格这样低。有人说：“生产率提高造成供给过剩。”另一个人说：“主要的问题是销售。”“储存，”还有人说，“过去我们每家每户都储存粮食，但是现在人们有了‘新理念’（即那是有损体面的），不愿意把粮食放家里了。”
“他们的‘新理念’可能是不对的，”江说道，“民以食为天。”
在一个村庄，江注意到有一排普通的农舍，就叫司机把车停到路边。江和主管农业的温家宝下了面包车，来到51岁的泥瓦匠刘克举的土坯房中。
江伸出手来。刘说他从来没有过什么“大干部”，但愿意说说自己的想法。“我感谢邓小平解放了生产力，”他说，“过去就是不睡觉我们也不到多少钱，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自主权，生活好多了。我希望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不要变。”
“老刘，”江说道，“农村稳定了，国才能稳定。共产党‘让人民群众富起来’的政策是不会变的。”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交的税那么多呢？”刘问道。
“有哪些税？”江问道。
“多得数不清”刘说，“我们村每年花在吃喝上的钱就超过1万元。”
“是红白喜事还是招待费？”江问道。
“我是个泥瓦匠，”刘解释说，“所以我在附近许多地方都干过活。我见得多了，我看见那些别高的干部一到我们村开会或视察就大吃大喝。”
江泽民的心情很沉重。“只有农民富裕了，”他告诉在场的湖北党政干部，“新世纪的文明和进步才能得到保证。”
12月末，在武汉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与会的有6个省的省长。由于刚刚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江的讲话显得不容辩驳。他还重复了从农民那里听来的骂政府的顺口溜，没有人对此感到滑稽。
税费要控制在各地区平均净收入的5%以内。不允许再出现白条，江斩钉截铁地说，未兑现的必须兑现。（地方政府有种做法，不是支付农民现金，而是给他们白条，因为当地领导想把资金用于投资项目，比如在遥远的沿海新兴城镇投资房地产。这不仅伤害了农民，还长了通货膨胀。）
1992年晚些时候，当江泽民在上海促进城市尤其是浦东地区发展时，他说，当中国致力于经济建设时，同样要重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江从此时起就开始宣传自己有关树立价值观和颂扬文化的设想，这将逐渐成为其领导艺术的志之一。
在外交政策上，江泽民同样使用了新的口号。比尔。克林顿刚当选为美国总统，取代了奉行对中国友好政策的乔治。H.W.布什。克林顿竞选得部分归功于“对中国强硬的言论”，中国领导人对他很是提防。12月，当江会见帕特里夏。施罗德率领的美国众议院的小型代表团时，他首次使用16字方针来描述中美关系：“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
到1992年12月，《解放军报》至少发表了12篇社论，拥戴江为“党的领导核心”和唯一的“军队统帅”。他的领导被称为反映了“老红军的传统”。江赢得了对中国武装部队的领导。
一旦掌握了军权，江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作为中央军委主席，所有高级军官的提升都要经过江的批准。对拟提升为少将和少将以上的军官，江都要亲自找他们谈话。这样，他不仅巩固了在军队中的权威，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强大的权力基础。1992年不仅仅是江泽民巩政治领导地位的转折点，它还标志着他思想上的转变。江是邓小平改革的先行者之一，如今他毫无疑问地担当起发展市场经济的重要责任。
第14章 1993年“我们将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是可依赖的”
尽管有些人仍然认为这位党的总书记只是个过渡人物，但这种看法已经开始发生改变。“江泽民可能不像大多数人以为的那样，”资深的美国中国问题学者鲍大可说道，“中国的政权接替也不会像许多中国问题专家预计的那样突然和剧烈。”
江泽民采取了一系列战略行动巩固自己不断上升的政治实力。在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江下令广泛印发邓小平的讲话。他召集了一次研究制定国防战的秘密会议，参加人员包括总军官和各军区司令。但其深层目的是在最近影响深远的人事变动后确保军队的忠诚。
此外，江不动声色地大大扩展了国家安全部，除了其情报和反情报的功能外，还增加了更多的职权用于维护公共秩序和追查腐败分子。借助打造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国家安全部，江为人瞩目地建立起权力的基础。
6月，江进一步加强了在军队中的权威。他提拔了6名军队领导人至上将军衔，这是自1988年以来第一次授予这种荣誉。
2月，江泽慧当选为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江马上给她打去电话。“你的职位是不是省里‘安排’的？”他直率地道。
“我把实际情况告诉了他，”江泽慧回忆说，“有两个代表团为我的提名做了工作：一个是合肥市（安徽省省会）科技文教代表团，因为我是安徽农业大学的校长。还一个是滁州市代表团，‘文革’时期我曾在那里的农村工作过十多年。他们对我都很了解，并且相信我会成为他们的好代表。三哥听很高兴——也放宽了心！”
“你应当努力为信任你的人民服务，”江对他的妹妹提出忠告，“这些年来你一直在大学里面搞教学，对整个社会缺乏了解，而且你对法律和立法程序也不了解。你应当学习法律，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多到基层走走，要永远与各行各业的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在八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江泽民被选举为中国国家主席，在总共2909票中，只有60票反对或弃权。
外国媒体纷纷忙于核对政治信号。亚洲的一家新闻机构为，江之所以保持“谦逊的外表”是出于保住“摇摇欲坠的领导位置”的需要。文章暗示说，既然“中国的宣传机器一直‘充满诗意’地报道江的善良本性和平易近人”，他就仍是一个没有实权的挂名领袖。“他所获支持的消失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不是消失不消失的问题，”文章还引用了一名外交官的话说“在邓去世后的过渡期内，他可以再支撑一段时间。但是由于没有军权，他的最终让位是迟早的事。”然而，这个结论却是大错特错了。
同许多其他同行一样，这家新闻机构低估了正在不动声色地巩固其权力的江泽民。他近管理了最为重要的经济决策机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7月，他安排朱镕基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的中央银行）行长，在经济过热的时候，这是个担风险的职位。朱决意整肃纪律，加强控制，他安排了3位新的副行长。
江的另一举措同平静但意义重大。3月，他把曾庆红提升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正部级）。中央办公厅是党的行政中枢。曾取代了已任命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温家宝。现在，在这个新职位上，曾庆红就能利用其丰富的党务工作知识进一步提升江的影响和推进他的计划。有一家缺乏远见的新闻社称此举为“无关紧要的人事变动”。
尽管在这一时期压力很大，江还是设法享受了一下生活。在视察海南岛的途中，他访问了岛上的大学。在发表完正式讲话后，他走进了图书馆。当学生们认出总书记时，纷纷向他围了过来。“我看到你们学校有一座苏东坡的塑像，”江说道，他指是一位11世纪的诗人，“他对海南的文化影响很大。谁能背诵他的那首《水调歌头》？”有几名学生举起手。江带着自豪的微笑和几个学生一起背诵了其中的几句。
虽然当时正下着雨，但中国国家主席来到校园的消息还是迅速传开了。很快就有数百名学生赶来，围拢在这位著名的访客身边。“学生应该具有广博的知识，”江提出忠告，“文学艺术，例如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但丁、莱昂纳多。达·芬奇的作品，可以提高你们的审美情趣，丰富你们的思想和生活。不要局限在你们的专业里面。”江说，理科学生需要了解更多的文科知识，文科学生则需要了解更多的理科知识。“如果你们想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知识，”他补充说，“你们就必须掌握英语。在我的学生时代，我们每天早晨5点钟就起床，背诵60个英语单词。”海南大学的校长担心中国的元首会耽误行程，试图劝说江离开。不过，这个曾一度想做一名教授的人正在自得其乐。“中国的未来在你们身上，”江对周围的人说道，“当今世界的竞争主要是知识的竞争。一位古代圣贤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江最后用毛泽东那句含义深远的话作为自己的结束语：“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商界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数字实在人炫目，”《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在1976年，中国80％的生产由国家直接控制，而现在只有大约一半。中国的经济正灼热的12％的速度增长，这无疑是世界上最快的。外汇储备极为充足。该国的体制正在向国内新兴的中产阶级提供商品。在1980年，民众每天购买600台洗衣机，而今他们每天吸纳大约4万台。13年前每天销售的电视机约1万台，今天则为7万台。没有任何持怀疑态度的人可以对这些事实视而不见。”
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却一路攀升，并逐渐失去控制，在固定投资增幅46%的推动下，当年消费指数攀升了15%.江号召采取果断措施预防“经济过热，以免出现大起大落”，并补充说：“小规模的震荡不可避免。”
6月，江泽民来到邓小平家中，在紧缩计划中加强微观控制的做法得到了邓的支持。邓强调“财政工作”的重要性，告诉江说：“不管怎样，政府应该完全控制财政体系和市场价格，通货膨胀会给人民带来巨大损失。人民币不能贬值太多”
“令人惊恐的通货膨胀失控的阴影对江是一个重大挑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回忆说，“我们如何才能既让经济冷却下来，又保持改革的动力？我们抓住了问题的症结，诸如未经批准的集资和过多的信贷。江主席把朱镕基派去当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两人都认为必须压缩地方投资。
“1993年对江主席来说是关键的一年，”负责编辑整理高层领导人的文件以及国家和党的重要档案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冷溶解释道，“经济过热不仅对改革而且对社会稳定都造成了相当大的威胁，江主席必须引导中国经历步入市场经济后的第一次宏观调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必要使用这种手段。如果经济增长过热或出现通货膨胀，只要命令工厂停产或者改变其产量就可以了。现在中国正在试验一种新体制。”
“这是试验性的并且有风险的，”冷继续说道，“一旦软着陆成功，最大的好处是向人们展示新体制的优越性。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每一个人都可以购买和享受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新产品、新货物和新服务，这更加证明了新体制的优越性。这是江泽民所取得的一个大突破。”
对于邓小平“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指示，江泽民列举了当前的三个问题：腐败、收入不均和通货膨胀。前两个问题将长期存在。“加快发展必须以中国前的实际情况为前提。”他说。
然而，江泽民还是把自己摆在邓小平理论的主要诠释人的位置上。在实践中，他领导着经济改革。在理论方面，他布置了一系列传播邓小平思想的研讨会。在军事上，他在一次同军队战略家们举行的秘密会议上说：“邓小平军事思想应当被视为人民解放军的‘支柱’。”
可邓平本人表明了在他看来纯属对他进行个人崇拜的厌恶。他对吹捧“邓理论”感到不悦，对颂扬他的展览表示不安，对给他塑像的计划感到不自在。“不要讲什么‘邓小平理论’十分伟大、绝对正确、包罗万象，”他说道，“它既不是博大精深，也不是完美无缺。有些方面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改进和修正。”邓补充说，“我不是谦虚，仅仅是实事求是。”
1994年8月，当江泽民去邓小平家庆祝他的90岁生日时，这位最高领导人抱怨说，许多组织正在搞颂扬他的活动。“我们不该那么做。”语气尖锐地下令。他不是故作谦虚或出于礼貌。“不许他们那么做。”他重复说道。
1993年春季，江把大约30名顶尖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组织在一起，让他们在北京西北郊玉泉山一个受到保护的、与外界隔绝的宾馆内为政府献计献策。在一系列的讨论会之后，15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应运而生，江希望它们能成为改革的基石。
作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江是制定经济政策的创议人。他也想取得知识分子的帮助，让他们参与国家管理。最后，通过为政治和经济理论设定议程，江加强了自己作为邓小平接班人的地位。在中国，人们通常认为最高政治领导人也应当是首屈一指的政治理论家。毛就是兼而有之，邓也一样。大约从这时起，江泽民思想将变得越加重要。
江授权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加强对媒体和艺术界的领导。媒体不能不受限制地自由报道敏感话题，“自由派”的影视作品将受到严格审查。按照江指示，丁要求媒体多做“正面”报道，避免涉及那些会给党造成负面影响的事情。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继续向世界开放示好。6月，江泽民写信给国际奥委会，重申北京将申办2000年奥运会。（这次申办后来没有成功：美国和另一些国家投了中国的反对票。）
几乎同时，江在会见泰国佛教领袖时，概括了2000年的中国佛教史，显示了他的博学。江重申中国宪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他支持中国和海外的教徒开展交流。
4月，江泽民授权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相应组织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高度透明的双边会谈。这次史无前例的会谈是几十年来大陆和台湾最高层次的正式接触。
在类似的方面，围绕香港拟于1997年回归中国展开了一系列活动1993年7月，英国外大臣道格拉斯·赫德访问中国，来处理一场由港督彭定康所支持的“民主改革”而引发的外交争执。在重申了中国的立场后，江呼吁英国和香港商界注重常识。江主席告诉赫德，香港荣和稳定的最终保证是中国内地的巨大市场。在此之前的1月份，江对来访的香港客人说，“我们信守我们的承诺。我们将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是可信赖的。”
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信号是越来越多的选美比赛。虽然1988年江在上海当市长时被迫取消了一场选美，但是这种比赛近几年来在全国各地却越来越流行。选美曾一度被贬为“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象征，而今在全国各地50多场选美比赛竞相登场。什么都可以编成一个头衔诸如礼仪小姐、葡萄酒王后、空姐等等。深圳在5月份举办了自称是第一场全国性选美活动。这场选美表演是一种传统服装、奢华的晚礼服、T恤和紧身短裤的奇特混合。
一天，美国情报的一次失误显示了美国政府对江泽民的态度。中国的集装箱船“银河”号在前往中东的途中，被怀疑运载用于制造化学武器（神经毒气）的违禁化学制品。出于对中国违反防扩散条约的怀疑，而货船的目的地又是伊朗，华盛顿方面指令美国海军战舰尾随货船，在彻底搜前禁止其卸货。
一番你来我往的尖锐交锋后，江不得不出面告诉来访的美国人，“银河”号上没有违禁化学制品。当时研究东亚问题的美国情报官苏葆立透露：“这个信息没有传达过来。”虽然美国驻华大使芮孝俭通过渠道报告说：“江的声明应该是可信的，因为如果经搜查证明他错了，他的声誉就会大大受损。”但是，据苏葆立说，“华盛顿对江的声誉不感兴趣”。美国情报界的防扩散专家组织了这次行动，决定让中国公开出丑。他们仍然认自己的情报而不顾江的声明。
敏感谈判的结果是同意由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组成的小组对“银河”号进行搜查。美国专家不能登船，但可以向沙特人提出建议。用整整1周时间检查了全部782个集装箱后，美国人签署了一份船上没有违禁化学品的证明。
几周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把中国和伊朗、伊拉克、缅甸以及朝鲜归为“反对国家”，即为威胁“民主圈”的国家。他毫不通融的对策是“在外交、军事、经济和技术上孤立他们”。在中国，莱克的讲话被看作是再度证实了华盛顿对北京的纯粹敌视态度。苏葆立评价说：“中国国内对美国对华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一存在争论，莱克的讲话打破了争论双方之间的平衡。”于是中国的战略分析家得出结论，美国已经设定遏制中国的政策，以阻止中国成为世界强国。
与此同时，江正面面对指责，有人批评中国在“银河”号事件上“反应软弱”。江泽民抬出了邓小平“不寻求对抗，不挑起对抗，不回避对抗，不害怕对抗”的方针。他力图坚持邓的路线，与美国开展建设性的合作，但这点正变得日趋困难。正当江主席即将和比尔·克林顿总统会面时，中美关系已经朝错误的方向走去。
1993年11月17日，江乘坐中国版的“空军一号”专机离京赴美问。这是“天安门事件”发生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访美。江的目的地是西雅图，他将在那里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并与比尔。克林顿总统举行精心安排的首次高峰会。月前，江已告知中国驻外大使和外交部官员说，中国的目标是“把与美国的关全面恢复到1989年6月4日以前的水平”。
江泽民不顾来自两方面的反对，决定访美。在美国，国会中批评中国的人认为美国总统承认一个向示威学生使用武力的政府的合法性是错误的。在中国，人们没有忘记克林顿在1992年竞选总统时曾批评他的对手乔治。H.W.布什总统“纵容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者”。
用苏葆立的话说，江的计划是“杂而近乎不可能……他既要显示自己是个强硬而意志坚定的领导人，反映国内领导集体对美国怠慢中国越来越强烈的愤怒，捍卫中国的立场（尤其在敏感的人权题上）；同时又要鼓励美国领导人对中国采取更为中庸的长期策略，和他本人建立某种和睦关系”。国会女议员南希。佩洛西是国会对华工作小组的组长，她极力主张克林顿和江泽民在西雅图初次见面时，“不要对江过于热情地微笑或打招呼”。
但中国主席头脑里虑的不只是外交。他渴望对外展示不断增长的中国经济和招徕新的投资。当江在旧金山作短暂逗留与工商界领袖聚餐时，他鼓励他们看中国时要把眼光放远些。“我确信，”他说道，“美国工商界具有强大的实力和丰富的经验，不会让机会从自己手指缝间溜走。”
江直接从西雅图机场来到了波音公司。在庞大的埃弗雷特工厂，他称赞这个飞机制造业的巨人是推动中美关系改善的先行者。他告诉3000名员工，中国是波音公司在美国之外的世界上最大的客户，以反击人们对中国在对美贸易中获得不正当顺差的普遍抱怨。到时为止，中国已经承诺购买或租用234架波音飞机，价值90亿美元。
出于自己独特的个性，江泽民提出想访问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波音公司安排33岁的装配工卡里。奎勒斯接待中国领导人。当江抵达奎勒斯家时，他用英语向他们一家打招呼，在而后的交谈中，他也不时地用英语说上几句。江对奎勒斯说：“我听说你有4次被评为‘本月最佳工’，你的工作一定很出色。”后，江接二连三地问了许多问题：是哪儿人，什么时候开始在波音工作的，上下班通勤时间有多长，夫妻俩是否拥有他们的房子，等等。
奎勒斯的妻子梅拉妮为客人上茶，并请江品尝她亲手烘烤的小甜饼。江送给主人的女儿一个玩具大熊猫。她回赠给客人一幅自己画的画。“为您画的是一幅‘睡美人’。”梅拉妮。奎勒斯解释道。“真漂亮，”江说道，“我把它送给我的孙，她也喜欢画画。”江从口袋里掏出他孙子孙女的照片，自豪地给屋子里的人传看。临走前，他送给这家人一些中国纪念品包括一幅猫咪刺绣，他说这是即将到来的感恩节的礼物。
江主席与克林顿总统的第一次会晤远不是那么热情友好。双方对外均声称90分钟的会谈是“积极的和富有建设性的”，但事实上，这次峰会的氛非常冷淡，令人沮丧。克林顿据称是“阴沉而呆板”，江泽民则是“紧张”。
在克林顿致欢迎词后，江主席拿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措辞强硬的稿子，照本宣科15分钟，简直像给对方上课，而不是双边会谈。江指责美国不理解中国的人权状况，不尊重两国间的差异。他声明，一国不能干涉另一国的内政。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说：“克林顿马上进行回击，向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有必要在人权领域作出改善。”
当克林顿当年早些时候批准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时表示，只有在北京改进其人权状况后，他才会再次延长这一待遇。现在他向江开列了美国要求改进的5个方面：红十字会有权探视监狱，释放“政治犯”，与达赖就西问题展开话，对“劳改产品”进行调查，以及允许“持不同政见者”的家属移民海外。
江没有给予正面回答。相反，他指出亚洲人“更加关注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特权”。在武器扩散问题上，江表达了中方对美国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的愤怒，但同时也认识到美国中国向外出售武器的关切。
当江送给克林顿一支上海制造的萨克斯管时，气氛转变了。江还建议自己用二胡，两人来一段二重奏。但是这个提议，可能是由一场误会引起的。杜林认为，事情的起因是一位中国翻译不经意间听到克林顿对自的助手说了一句玩笑话“我应当把我的萨克斯管随身带着，来这儿练练。”据说美国总统当时是这样说的。翻译没有搞清这句话的意思，他告诉江：“克林顿先生说他想用萨克斯管为您吹奏一曲”。
在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试图给这次会晤增添点亮色。“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两国关系有些疏远，”他以这句话作为开场白，“然而事实是，今天我们举行了会晤。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个积极的信号，表明双方对决各自关心的问题感兴趣。”克林顿对江的回应作出了谨慎的评论，“我想我们已经开始对话了。今天就说这么多。”
江承认中美在人权问题上存在分歧。“我认为给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是冷战的残余，应当摒弃。如果我们承认我们之间的差异，就能够互相尊重……双方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江又说：“一些美国人在人权问题上谴责中国，他们只着眼于极少数的违法者，这些人危害国家安全，从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理应法办。每个国家都会这么做。”
为了积累积极的势头，江邀请克林顿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向外界表示：“克林顿先生说他期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成行。他说这是他从孩提时代起就想的事情。”
管克林顿和他的顾问们认为这次会晤很平淡，但江的表现在北京却赢得了声誉，因为他能够“既从克林顿总统那里获得改善中美关系的保证，又没有在人权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军委副主席张震发表评论说：“他不卑不亢，全军指战员都为江泽民同志感到骄傲并深受鼓舞。”
3天后，当江泽民从西雅图飞往古巴，他所受到的欢迎要热烈得多。他是自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发动革命以来访问这个加勒比国的第一位中国国家主席。在那个风云突变的时代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已经所剩无几，卡斯特罗对这位来自兄弟国家的元首给予了热烈欢迎。这次访问是有意做给美人看的，旨在表明中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江泽民极为欣赏20世纪初的作家鲁迅所写的一句话：“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是对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1993年，在一次接受采访中，江引用了这句话，并在随后说：“我们决不屈从于外来势力强加给我们的无理压力。”
11月中旬，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问题的决定》。把“市场”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如今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正式方向。同月，江适时地在一次庆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的学习会议上发了言。第三卷共收邓的119篇文章，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江高度评价了文选的出版：“为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结合起来，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帜和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柱。”
12月江领导中国共产党庆祝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作为这次百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中国的中央文献部门开始出版毛泽东的手稿——包括题词、信件、文章草稿、电报草稿、批注、备忘录、读书笔记、诗作和古典诗词作品。江泽民为该书题写了书名。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的纪念，”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对1万名与会者发表讲说，“就是在（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把他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199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2.8%，远高于原先估计的6%.尽管这种热化的增长可能带来严重的问题，包括通货膨胀和腐败日甚，但它仍然会使中国成为一个迈向现代化和繁荣富足的经济强国。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南巡和江泽民适时的支持，这种发展可能要在许多年后才可能实现——如果最终能够实现的话。
第15章 1994年“外界对中国有很深的误解”
1994年，消费者的恐慌和工人的不安加速了通货膨胀，这成了江泽民要对付的主要问题。粮食短缺的谣言引发惊惶失措的抢购和疯狂的囤积，使粮价一下子提高了50%。全国通货膨胀率在经济爆炸性的膨胀下高达22%，创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糟糕的纪录；受房地产建设的暴利驱动，城市的通货膨胀甚至更厉害。生活困难的工人索求生活费，国家银行被迫以“稳定团结贷款”为名贷给陷入困境的工厂，而且毫无收回的希望。江对银行家们说这笔钱是“给工人们过年时包饺子吃”。
“如果放开控制，价格就会上升，”经济学家厉以宁解释说，“计划经济体制下就是这样。就像把一个球按在水里，一松手，球就会马上浮起来。”江泽民访问了北京市和山西省农贸市场。“老百姓开门7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江说，“小小的‘菜篮子’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而改革和发展又离不开稳定。”在一肉摊，江问了价格，然后又怀疑地问道：“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来才临时降了点价？”
“要保持价格稳定，我们就必须非常重视农业这一块，”江在天津视察一处农贸市场时说，“在大城市周围要建立蔬菜生产中心和大型养猪场。要增加农业投资在整个投资中的比重。”
副总理朱镕基制定了一系列紧缩措施，政府开始实施严格的信贷和固定资产投资限制。春天，江开始巡视全国，告诫地方官员必须把“国家整体利益”放在地方利益之上。
尽管这一措施初见成效，然而财政困难的国有企业却苦不堪言。当江泽民听说像许多国有企业一样，上海益民食品厂因照顾退休职工等包袱过重而濒临破产时，心里很痛苦，那可是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在这件事情上，江不想让市场按自然规律发展。于是，他要求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采取“积极措施给予帮助”。江说：“你绝不能让它倒闭”
但是江泽民相信邓是对的：发展中国经济的道路不是走回头路，而是更加着力于改革。他主张进一步放开价格，取消定额，实施新的税收和银行政策。他的目标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他的经济方案针对三问：我们的发展能有多快？我们能承担（或容忍）结果吗？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吗？
《解放军报》刊登一条消息，报道了江泽民承诺要把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建成“维护社会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谈到他们所进行的防暴训练时，江泽民，“我们应当具备这种能力，尤其是在大城市里……”
“经济建设，没有稳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是不行的，”他继续说，“必须时刻警惕某些渗透进我国搞颠覆活动的外国势力。必须把任何危及社会稳定的迹象消灭在萌芽中。这是人民武装警察的职责。”
江一心关注着军队的要求。他授予19名解放军高级军官上将军衔，包括中南海警卫部队的指挥官。他以自己特有的精力，与军队各级指战员保持接触。实际上，每次当他到下面的省市视察时，他总要抽时间走访当地的驻军。他会在那里接见高级军官并与普通士兵拉家常。他走访军队和医院，了解衣食供应情况。视察军事基地的食堂几乎成了江的惯例，下令给解放军每人每天的伙食费增加1元。他还把部队的薪饷调高到超出同级地方干部的20%，因为他知道地方干部容易挣到外快。在视察军队时，江总是穿着橄榄绿的毛装。他不像毛或邓是军人出身，所以他要是穿上解放军的军装可能会显得过分自炫。而另一方面，他如果穿西装打领带又会显得太西化，从而与他想要交往的军队官兵显得有点格格不入。这些活动总会有军队刊物进行报道，通常也会成为全国性的新闻。
国防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军事学府，每年到此视察三四次是江优先考虑的事情。江喜欢给学员们上课，和高级军官聊天，以及和教员们一起用餐。他尽可多地参加解放军的活动，不管是像军官晋升这样的正式仪式，还是像音乐会和义演这样的社会活动。在空闲时间，江学习一切可以学习的军事。他并不满足于读简报，而是喜欢阅读重要军事文件的全文，品味技术细节。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花在阅读军事文件上的工夫可能比花在读党内文件上的还要多。
8月，江得到来自军队的坚决拥戴。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在党刊《求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盛赞江“非常重视继承和发扬军队的优良传统”，并把江尊为毛和邓当之无愧的接班人。这一拥江的表态意义重大，因为张在高级将领中关系最广，威望最高。
江泽民对军队从不管得过细。他的座右铭是，“尊重从事专业工作的专业军人”。每当张震上将开出人事要求的单子，江都会立即批准。双方的默契是：在管理军队方面，江给予解放军军官前所未有的自治权；而军队对其领导地位给予支持。
当“天安门事件”5周年临近之际，江提出了一个有争议的观点：“坏事变成了好事。”他说：“结果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得更稳，更好，甚至更快。”国外媒体批评江似乎要把使用武力合理化。然而，10年之后，许多知识分子和商界人士，甚至参加过1989年示威的那些人，不管多不情愿，也不得不承认江所说的是事实。政治稳定确实加速了经济复苏。
江泽民还尖锐地指出，克林顿的中国政策就是企图把中国变成西方的“附庸”。这是异常乎寻严厉的定性。但是，这说有助于他对自己人提出不留情面的批评，并向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一个坚定的告诫。他说，只有两种危险会导致亡党，那就是如果中国经济不能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或者是如果腐败继续蔓延。
为实现经济均衡发展，党决定让国内最富裕的地区支援最贫穷的地区。江怀着这一目的视察了广东和福建这两个省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在视察福建的时候，他再次强调了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接着又辩解似地加了一句：“在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它们仍然发挥着带头作用。”他指责那些主张加速私有化的人，继续说道：“我们不应该对国有企业失去信心，把它们看成是国家的负担。”
1994年夏天的某一时刻，根据英国外交部的小道消息，江泽民曾“大发脾气”，原因是改善中英关系的努力遭到挫折。问题出在香港。港岛的回归规则早就已经定得清清楚楚，但在距香港回归只剩3年的时候，据说，英国却想改变其政治架构。英国自己在香港实施了150多年的帝国主义统后，竟突然对香港实现民主表示出兴趣，这看起来是多么伪善。
在与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华伦·克里斯托弗讨论中美关系时，江泽民用了一句俗语：“一口吃不成个大胖子。”《远东济评论》试图如此解读这句意义深奥的话：“是呼吁从目前的最低点一步步改善中美关系，还是以蔑视的态度把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区区的200年历，跟中国悠久的四五千年历史作一比较？”
为了在面临挑战的时刻有人辅佐，江主席有一个由能力超群且富有献身精神的专业人士组成的“智囊团”。他的主要政治顾问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他的主要私人助手是他长期的秘书、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的贾廷安。办公厅是中国管理体制中的神经中，控制着日常事务，负责联络，处理文件，召集会议，委托研究，提出政策建议，以及向下属机构传达指示。现在江有两个得力助手进入了军政的信息流通中心和活动指挥中心，这两个中国最有权力的机构。
曾培炎，江长期以来的同仁，专注于国内政策，主持党的财经领导小的工作。曾培炎个子很高，表情严肃，颇有知识分子风度，同时具备商人的敏锐和学者的严密。他强调分析要严谨，政策要有持续性。他作报告总是胸有成竹，引用大段的数据，陈述结构清晰，结论合情合理。尽管他与曾庆红没有亲戚关系，但两人经常被合称为“江的二曾”。
还有一个人是由喜贵，负责江的个人安全。由喜贵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一直在北京工作。他喜爱穿军装有一张犹如斧劈刀削般的粗犷面庞，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
江的讲话撰稿人和从事研究工作的主要助手是滕文生，一个在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有着广阔背景的知识分子。
9月，江泽民对俄罗斯、乌克兰和法国作国事访问，此行主要是为增进友谊。他签署了各种各样的互不侵犯条约和贸易协定。在俄罗斯，他与鲍里斯·叶利钦总统举行的峰会在两个大国之间“正式确立了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他们同意不相互制约，建立仅次于双边同盟的关系。双方同意互不将核导弹瞄准对方，采取首先发动核打击的政策，解决恼人的边境争端，这些都象征着双方正在建立互信。
在俄罗斯，江访问了托尔斯泰的故居，在那里他对这位伟大作家的名著作了即席的文学分析，这让俄罗斯导游大为惊讶。他还参观了宇航控制中心，与飞行中的空间站宇航员交谈。江称赞他们在自动操作失败后，使用应急手工操作方法成功地使补给船与太空舱对接。
在法国，有机会讨论他对民主的看法。“外界对中国有很深的误解，”他对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说道，“他们认为中国不想实行民主。事实上，国人民为了争取国家独立、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实现民主，奋斗了100多年……根本就不存在一种固定的民主模式，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今天，中国实行政治改革，就是要建立和完善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或许江此次出访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他夫人王冶坪的随行。这是她第一次陪同江参加高规格的出访活动，在共产党中国的历史上，这也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二次带夫人出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
当时，王冶坪被香港的一份刊物描述为“内向、仁慈、善良、热情”。文章介绍说，王天性好静，“她做事情执著认真，不好声张，过着平淡的生活，衣着朴素，不用化妆品”。和她喜欢交际的丈夫正相反，她喜欢“平静的日子”。她与各条科技战线的老朋友、老同事都保着联系，并且利用这些联系，使江了解到国内外高科技的最新发展动态。
“老有所为”是王冶坪的座右铭之一，尽管颈椎病给她带来痛苦，并妨碍了她的日常活动。她认为陪同丈夫是一种“负担”，因为她说她有点“力不从心”。她从来不喜欢“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她说，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不符合她的个性。
对她来说不幸的是，中国外交部已开始认识到向国际媒体展现国家领导人正面形象的重要性其中可以使中国的形象人性化的一个方式，就是领导人带夫人出访。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个带夫人（赖莎）出国访问的苏联领导人，她的优雅风度使世界改变了对改革的苏联的印象。
在中国，李鹏总理出国访问时总要带上他的夫人朱琳，这提高了李的外交家形象。在电力部门搞管理的朱琳透露说：“李鹏没有一丁点男子主义。不管是当普通干部，还是部长，甚至在当了总理之后，只要有空，他都会帮忙做家务。”
当江的飞机降落在莫斯科机场，抵达欧洲之行的第一站时，他对他妻子将如何应对乱哄哄大批记者的担心，可能超过了他对在边界和核武器问题上如何与俄方打交道的担心。
在俄罗斯、乌克兰和法国的10天时间里，王冶坪扮演了中国第一夫人的角色，仪态端庄，泰然自若。虽然她对这些完全不感兴趣，她成功地扮演了这个角色。尽管有身体上的病痛和理上的不适应——在巴黎的国宴上，她忍受病痛长达3个多小时——但她勇敢地时刻伴随在江的身边。她的丈夫感到高兴，不仅是为了中国的形象，而且他真的喜欢见到多年来与他患难与共的妻子在国际舞台上受到应有的尊重。
随着1994年的这次访问，党的媒体政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党的一项内部指示要求中国的新闻机构“适度地报道江泽民同志夫人在国外访问时的有关活动”。过去，新闻媒体总是避免触及高级领导人的个生活。
1994年9月下旬召开的党中央全会着眼于“党的建设”，作出改革干部提拔制度的决定，包括使用民主选举的方法等。全会召开之际正是人们讨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交接之时。虽然没有正式的文件，邓已经指示家人、工作人员和助手，他不再积极参与政治。6周后，11月11日，他告知身边的人说他不再与政治问题的讨论和决策工作了。他告诫说领导人决策时必须谨慎行事，他担心自己年纪大了会犯错误。邓小平说，现在是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为中国担起全部责任的时候了。
10月1日，中国国庆节那天的下午，邓小平乘车来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人们把他扶下车，又把他搀到一张轮椅上坐下。他曾在2月作了最后一次公开露面，那是在上海为一座桥梁题字时，当时已能明显看出他的老态。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正式活动。那天晚上，他设宴款待一批退休的党的领导人。这是90岁高龄的第一次坐在轮椅上与同事们见面。公开发表的邓的最后一张照片是他在观看国庆焰火。尽管照片上的邓显得迟而老迈，但是他对同事们的谈话却是清晰而富有远见的。
邓小平委托出席晚宴的薄一波（中国的“长寿元老”之一）代为宣读他的致词。“有个我一直在考虑怎么才能解决的难题，”邓告诉薄，“在党内以及在国内外，我个人的作用和影响被认为是特别巨大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这不是一件好事。有一天如果我真的死了，这可能会给党和国家造成动荡。我希望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中央和省一级领导班子能统一思想，下定决心，紧密团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薄一波在《人民日报》撰文称，从邓到江的过渡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确立毛泽东为第一代领导人，以及1978年改革开始时确认邓小平为第二代领人有着同样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必须拥护江泽民作为唯一的核心。”薄写道。
这段时间前后，江把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调到北京，担任负责日常党务并拥有广泛权力的书记处的书记。这样，吴将协助胡锦涛处理党务工作。敏锐的观察家们指出，1992年已进入政治局的53岁的吴和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及政治局候补委员温家宝，将成为新一代的领导人。吴邦国和胡锦涛都曾读于清华大学，又是同年入党。据说他们彼此十分熟悉，“怀有共同的理想”，并遵循同样的路线。
与此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就同江泽民一起工作的上海市市长、新上任的市委书记黄菊，进入了由21名委员组成的政治局。
11月，江主席飞往印度尼西亚第二次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他也将第二次与克顿总统会晤。雅加达的气氛显然要比在西雅图时轻松得多，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广泛的议题，包括人权、北京向巴基斯坦和所谓“无赖国家”转让导弹和核技术问题以及朝鲜的核开发。
克林顿提出：“在人权问题上取得更大进展对于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的全面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江回答说，中国正在社会内部扩大人权，但是不以牺牲稳定为代价，稳定始终是中国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他强调，在处理包括人权在内的任何问题时，中国的主权都不容侵犯。
克林顿承认各国间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但是他说他将“毫不愧悔”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努力影亚洲国家的人权政策。“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民都渴望受到尊重，发表自己的意见，在选择领导人时拥有发言权，”出发前他在乔治敦大学发表演讲说：“我并不认为我们必须在增加贸易与促进人权及开放的社会之间作出选择。”
至于中国方面，泽民提出了在中美之间建立新型建设性关系的五项原则：要有长远观点；维持友好的同时相互尊重各自的国情；充分利用各自经济的优势；在国际事务中进行合作增进高层接触。这些原则都很宽泛，并不具体（如此往往易于达成协议），江再度重申了改善双边关系的16字方针。
尽管工作繁忙，江还是会抽空过问他一生热爱的科学事业。1994年晚些时候，在天津视察时，江中断了原定行程访问了南开大学，因为他想了解一下基础物理研究中的某个领域。一位授送给他几篇学术论文后问他：“您这么忙，会有时间阅读这些材料吗？”江回答说：“会的。这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个人的兴趣所在。现代科学发展得这么快，我必须加强学习以跟上形势。”
随后，江信步来到图书馆并和中文系的学生进行了交谈。他当众背诵了王勃的《滕王阁序》和苏轼的《中秋见月和子由》，令学生们叹服。当江和大家告别时，他对学生说：“我很羡慕你们有这么漂亮的学校。我真希望能到这儿来学习。”
“江主席所受的理科训练和多当工程师的经历使他的逻辑思维特别好。”赵启正说道。赵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上海时起，他就在江泽民身边工作。“他还通晓许多学科。我学的是核物理。在其他人面前谈论科学时，我很有自信，但在江主席面前我得十分小心。”
12月，江泽民决定让政治局委员听法律讲座，特别是有关国际贸易和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方面的法律问题。演讲者是上海的著名教授曹建明。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像是上法学院的第一天（也只有在这里，教授会比学生更紧张）。安排课程的是曾庆红，他陪同曹来到江主席的正式会议室，那里铺着红地毯，是说中为全国制定政策的中心。他们绕过配有32张座椅的、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时，曾庆红鼓励曹建明说：“随便讲，大胆讲，告诉我们你的真实想法。你就把我们当作你的学生。”
首先发言的是江泽民，他先介绍了曹建明，然后发布了坚定的指示：每个人都必须懂法，相信法，守法和依法治国。曹作了热烈而精彩的演讲，讲解理论和法规时穿插了真实的案例。他没有回避中国的问题。他说，大规模地窃取知识产权不仅使外国公司十分愤怒，而且还伤害中国人的创造性。他又解释说，过高的关税促成走私活动的猖獗。讲到这一点时，江插话问道：“外经贸部的领导来了吗？”看到有一人举，江说：“你应该仔细听，好好学习这些观念。”
讲座结束后，疲惫的曹花了一点时间收拾他的书和物品。直到江的一个助手悄悄告诉他：“主席在等你。”他这时才注意到江一直耐心地站在门口。谢谢你，教授，”江说，“今天我们向你学了很多，你让我们大家受到了启发。”
12月底，江泽民集中精力抓文化工作。他说，弘扬中国的民族艺术对于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以及激发民族精神都是很重要的。他呼吁设立更好的艺术学校和高等学府，更多地关心民间艺术，改善艺术家的生活条件。他还赞美了传统的中国艺术形式。12月20日，为期1个月的京艺术节在北京开幕，江泽民也是观众之一。
第16章 1995年“精神文明”
江泽民正在逐渐进入自主角色。元旦那天，400名要人在人民大会堂出席茶话会。会上，江发表了以“精神文明”为题的讲话，强调要协调好市场经济下的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集体主义之间的关系。江对理想中国社会的这种“精神”追求，并无任何宗教含义。相反，它将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中国文化融合的产物，在日益商业化和物质化的社会中，这将有助于提高道德水准和重塑传统价值观念。
在中国动荡的转型时期，“精神文明”还将担负起重树党的威信的重任，并将使江泽民成为中国的头号政治理论家。“精神文明”这一用语为邓小平在1979年末率先使用，此次江泽民又为它注入新的活力。这一概念将决定此后两年的政治议程。
主要的问题之一自然是经济增长过热。例如各省官员被夹在中央政府和所辖各级政府间，进退两难。上面要求控制通货膨胀，下面吵着要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经济改革要取得成功，北京亟需合作、整合长远规划。
毛泽东、 邓小平经常可以发号施令，几乎所有人都会贯彻执行。而江泽民要与人达成共识。他的办法是把有关领导召集到一起，推出新政策，让大家讨论，鼓励提出修改意见，只有在他和他的下属确信此项建议能被接受和成功执行时，才制定成新的官方政策。
但一次经济过热十分严重，江泽民下定决心要管一管这些地方大员。在1994年底的一次省长会议上，他和李鹏、朱镕基众口一词，批评地方保护主义。江首先为谈话定调子，他问一位省长他管辖的省份里“1斤鸡蛋多少钱？”省长答：“3元多一点。”朱镕基插话说：“我看不是。几天前我还在那里，价格是5元多1斤。”
这一插曲是“山雨欲来”的预兆。江要求各省报告其1994年的通货膨胀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并对1995年的情况作出预测。
江泽民点名批评了没能支持中央政府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他说对缺乏诚信者，要免去职务。当晚，江让他的工作人员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措辞强硬的社论，要求地方“自觉维护中央的权威”。江和朱还与每一位省长进行了单独谈话。他们要求这些人表态拥护中央及其经济紧缩政策，但省长们却要各自去面对如何处理地方的反应这一难题。然而总体来说，这种会议大多是和风细雨的，它成为江泽民一直坚持的领导方式。
对于新闻媒体，江就不那么含蓄了。当年年初下达了一份名为《关于新闻管理十二条规定》的文件，这份文件是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计划的一部分。规定包括：禁止外国对中国报纸进行投资；禁止中国记者为国外出版物撰稿；重要新闻应该通过官方的新华社集中播发，而不能由地方作出解释；对重要人物进行采访应事先征得批准；禁止有偿新闻报道等。媒体应该“补台而不是拆台”，江说。他又补充说，媒体应当“团结所有社会力量而不是造成不和”。
在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就媒体应否报道的内容提出了“二十点指示”。根据江的指示，不应报道的容包括各种“负面现象”，应该报道的内容自然包括反映“团结和稳定”的报道，他认为这种报道对塑造“新时期”的公众舆论至关重要。
春节期间，江提出了将在未来几年中决定对台政策的“八项主张”。这篇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既承诺了保持经济繁荣，又威胁不放弃采取军事行动。
江说：“解决台湾问题无非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的方式，一种是非和平的方式……”
他接着向听众保证：统一不是大陆吃掉台湾，也不是台湾吃掉大陆。
他承诺，外国在台湾的投资及台湾与其他国家的民间交往不会受到影响，岛内将享有立法权和独立的司法权，可保留自己的军队并独立管理其党、政、军系统。江还称大陆不派军队或行政人员驻台，而台湾人还将被允许在中央政府内任职。尤其重要的是，他强调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违背和无法通融的。
与此同时，台湾岛内近期出版的一些书籍借机利用台海日趋紧张的局势。其中一本还对中国大陆“入侵”台湾可能使用的作战方案作出了详细预测。有人将该书送江时，江不表态。他说：“台湾市场上有很多这样的书。我一本都没有读过。”接着他又补充说：“我是中央军委主席，这些计划连我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存在呢？”
江泽民的反行动导致了舆论的分歧。1995年2月，庞大的首都钢铁公司香港分公司总经理周北方因“重大经济犯罪”被捕。对有些人来说，这条消息意味着江泽民对于打击腐败是动真格的。而对其他人来说，周的被捕其实是中央政府控制有独立倾向的企业的一次行动，而不是为了惩治腐败。
在3月全国人民代大会会议期间，江的日常生活成为媒体报道的一个内容。他说：“在北京，我一般都围着中南海转，要不就去人民大会堂，到京西宾馆参加军队会议，或是到钓鱼台（国宾馆）参加国事活动。就是从来没机会到王府井百货商店或燕莎（汉莎）购物中心去转转。第一是因为我工作太忙。第二我也不想打扰大家。”
江泽民说他读书时曾学过游泳，但没学会“文革”时他有了这样的机会：被打成“走资派”“靠边站”，他有了很多时间在武汉的东湖练习游泳。江说，现在游泳是他的主要运动项目，他几乎每天都要游600米。
3月下旬，江总书记视察江西省，在那里他专程赶往前任总书记胡耀邦的骨灰安放地。此行中，胡的遗孀请求江为她丈夫立一纪念碑，上刻“光明磊落，无私无愧”。江当即同意。江说，胡耀邦生活俭朴，两袖清风——这表明他的无私。
4月10日，陈云去世，象征着老一辈领导人逐渐淡出。一些人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更为稳固，而实际上，由于作为总书记的江泽民日趋强大，那些改革已毋庸置疑了。
就在同一个星期，北京市常副市长王宝森在京郊偏远山区向自己头部开枪自杀。王宝森曾指示一家银行为某私营电信公司贷款10亿元（约1.2亿美元），死前正接受审查。
新华社只在英语节目中播报了这令人不安的新闻。除此以外，国内没有报道这一事件，这使人们纷推测其中必有重大丑闻。有传言说，市委书记陈希同及其同伙都卷入了王宝森的违法活动——王被称为“陈的钱袋子”。
关于陈及其亲信的贪婪和傲慢传闻在北京比比皆是。他们腐败至极，收取贿赂肆无忌惮。“疏通关系”明码标价，审批同意要价更高。为支持申办2000年奥运会而筹集的资金不翼而飞；主管基建的副市长将利润最丰的项目交给了其兄弟开办的公司；甚至出租汽车司机也说，北京的市政资金被用来包养情妇和妓女。
恶事终有了结之日。一桩发生在遥远的无锡、涉案金额达3.8亿美元的集资丑闻经查证与陈希同“帝国”的组成部分——北京首都钢铁公司有关。反腐人员从1992年就开始关注这个非法集资骗局。1994年，他们在收集到确凿证据后开始收网。因案件涉及陈希同且存在重大腐问题，曾庆红开始亲自坐镇调查。
陈在倒台前也作过一番挣扎。王宝森自杀后，他曾大谈反腐败。陈说“王的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并将这个副市长的罪行归咎于“丑恶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1995年4月底，陈希同被免职。1997年，他因收受贿赂和挪用公款被判处12年监禁，他的名字成为腐败的同义词。“希同”在中文里和“系统”是同音词—而“陈系统”正代表了江试图铲除的那一类明目张胆的腐败官员。
陈的倒台自属罪有应得，但从中可窥见江泽民的政治敏锐性。为此他和曾庆红想方设法获得了每一位相关领导人的同意，从党内7位元老到政治局的同事李鹏和乔石，以及身体欠佳的邓小平的家人。尉健行全面负责调查腐败问题，并成为取代陈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首要人选。
在北京，几乎没有人同情陈希同，奢靡的生活使他声名狼藉：别墅、游泳池、情妇、看家犬和挥霍无度的开销。一名昔日参加过示威的学生调侃说：“如果政府允许游行人们会到街上去跳舞。”
江泽民在有北京市委领导参加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宣布免去陈的职务，此时，他既要强调遵纪守法和根除腐败的必要性，又要鼓舞那些心存畏惧、不知所措的官员的士气。
陈的出局使江“腐败斗士”的形象更加鲜明，也给那些屁股不干净的官员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江在陈被捕后不久说：“生活腐化、乱搞女人的干部不得提拔。”他警告任何以下5个方面不检点的官员——贪求权力、贪求钱财、贪求女人、贪求名望以及利用关系谋取不义之财——都将被免职。不过，江并不因此得意。在就这个案件公开发表意见时，他就事论事地说：“中央负责处理王宝森和陈希同案，在党内外都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因此，反腐败工作正在全面展开。”
1995年5月是历史、艺术和科学的一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抵达北京，重申在中日这两个宿敌之间建立“面向未来的”关系。村山首相对北京郊外的卢沟桥——1937年引发侵华战争的冲突发生于此地——进行了隆重的道歉式的访问，对曾因日本侵略中断学业的江泽民来说，这一刻他的个人恩怨也得以了结。
5月初，江在朱屺瞻105岁寿辰这天看望了这位国画大师。几周之后，江主席就艺术家和作家发表了一次讲话，他们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这篇题为《弘扬民族艺术，振奋民族精神》的讲话中，江鼓励所有艺术家热爱祖国，不断创新江同时也告诫他们：“要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风气，绝不能不惜降低艺术品位甚至降低人格，去迎合一些人的低级趣味，导致庸俗化倾向。”
5月末召开了同类会议中规模最大的年度科技工作会议，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博士负责安排议程并帮助准备江主席的讲话。数月前，宋博士就已感觉到，中国已准备好迈出将科技提升为国家核心战略的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第一步是发展乡镇企业的星火计划，这一计划历时10年并取得了成功。第二步启动高科技公司的火炬计划也正在取得进展。宋博士称，当前亟需的是将这一战制度化。
宋回忆道：“在我与江主席商定后，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上的日期是1995年3月14日，信中建议确立‘科教兴国’的国家战略。”
由于宋博士的这封信，江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并通过了这项提议。因此，在5月的会议，江主席正式宣布了“科教兴国”的宏大国家战略。在讲话中，他指出应鼓励创新以促进科技进步，随后还强调了正确的教育的重要性。江曾多次说过中国传统的“应试教育”体制必须加以改革，向“素质教育”转变。
6月，江泽民偕夫人王冶坪前往吉林省视察工作。在长春，他们参观了第一汽车制造厂，见到了老朋友沈永言。而也看到，对于江的家庭来说，高层的生活并不轻松。王冶坪向沈坦言道，他们的家根本不像个家。丈夫总是开会或者参加各种活动，常常很晚才回来。她的母亲和他们住在一起，而老人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
王冶坪说，他们夫妇的两个儿子和他们的家人也不常回家，因为他们不想看成自己在利用父亲的职位。她说，他们想依靠自己获得成功。王冶坪告诉沈永言，她能感觉到丈夫没完没了的工作压力，有时候看到丈夫办公室里的文件摊得到处都是。
在公开场合露面始终让她作难，稍微动弹一下她就浑身痛。沈私下里对江说：“你和妻子一起出国访问的时候，你好像总是抓着她的胳膊拽着她走。在电视上，这样看起来有点别扭……”
江无奈地回答说：“我怎么办？要是我不扶着她，她就走不动。”
1994年王冶坪（随同江泽民）出访法国时，在一次国宴上，她自始至终都忍受着剧痛。她对沈永言说，她以后要尽量避免出国，而且再也不想参加宴会了，除非礼节上要求她非出席不可。但她仍然甘愿担负起必需的责任。沈感慨地说：“她变得那么坚强，真是不容易。”
江视察期间，沈永言邀来了江以前的几位同事，一起唱了几个小时的京剧。沈回忆说，“我把这一段录了下来”，并把磁带送给了江。“他非常喜欢；他紧紧握住那盘磁带，好像那是一份国家机密一样到现在我已经为他安排了两次‘京剧节目’了。对江来说，这是整个行程的高潮——也是他放松的最好方法。”
这种心情轻松的时刻少之又少。6月初，台湾李登辉在他的母校——纽约州北部的尔大学发表演讲，中美关系随之恶化。李登辉是第一个访美的台湾“首脑”，美国批准其入境激怒了中国政府。尽管李此行被冠以“私人访问”之名，但看起来这是迈向台湾“独立”的一步，也代表着美国政策的根本转变。李登辉似乎在利用这个机会撒播“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种子，认为这种煽动性的言论悍然侵害了中国主权。在动身前往美国之前，李登辉还观看了军事演习，这显然非巧合。
江泽民认为这是美国总统的欺骗行为。区区几周前，在莫斯科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的仪式上，中美领导人曾谈及台湾问题。据江说，克林顿承诺决不会允许李访美。江引用克林顿的话说：“美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坚持只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但是，克林顿回到美国之后没几天就亲自批准了李的访问。
江在一次与外交部员的会议上指出：“美国的政客们不守诺言。即便是一个强大国家的总统也能够当面扯谎。我们对美国的政治局势和政客们缺乏足够的了解，所以很容易上当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江的分析是正确的。他的政府有着克林顿政府所没有的绝对权威。国会在众议院以396票对0票、在参议院以97票对1票通过了允许李赴美访问的提案，克林顿政府在国会的压力下改变了政策。但事实依然是美国总统作出了一个他不能履行的诺言。中国受到了侮辱，江感到愤怒。几乎每一次讲话，不管是对国内听众的公开讲话还是对国外领导人发表的私下评论，江都把美国的对华政策称为“混乱和傲慢”的政策，并指出“美国必将因粗暴践踏中国主权而付出代价”。
在与解放军高级将领进行的密谈话中，江暗示了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他说：“‘台独’活动已经失控，我们不能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加强我们的军力和战备。”一幅江在黄海与解放军海军部队在一起的照片使人联想起毛在40年前的一幅相似的照片。来自军队的压力要求他更加强硬，他一度每天收到800封解放军军官愤怒抗议李登辉访美的信件。中国召回了驻美大使，取消了与美国官员在武器扩散方面的会晤。江泽民于7月访问德国，在斯图加特的梅塞德斯—奔驰汽车厂，奖励性地批准了与戴姆勒·奔驰公司而非美国汽车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在慕尼黑和波恩，中国国家主席宣称中德关系正处于“全面繁荣”时期，令东道主喜出望外。
克林顿总统试图通过一封致江的私人信件修复与中国的关系，但中国国家主席认为李登辉访美是对他领导能力的一次考验，是美国台湾试探他处理危机能力的一次挑战。江断言，他唯一的回应是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这样才能防止敌人得寸进尺，同时使国内的批评者相信他能够护国家利益。
年迈的邓小平发出了一条指示。他说：“要理性地处理中美关系和海峡两岸关系。”后来一篇报道引用邓的话称：“我们决不能让台湾分裂出去。”
7月21日至7月26日之间，中国军队向距台湾北部仅80英里的验区域内发射6枚地对地弹道导弹。台湾股市一日内暴跌4.2%。第二轮的军事演习在8月中举行，其中包括在东海进行海军演习。台湾股市再次受到重挫。
至9月初，局势平稳下来，政治分析家称江是“大赢家”，而台湾是“潜在的输家”。中国国家主席向世界表明他并不惧怕采取行动。10月，江观看了一次由导弹驱逐舰、护卫舰和潜艇参加的海陆空三军联实弹演。他在海上的一艘指挥舰上观看到导弹、鱼雷纷纷击中目标，他说“新的局势对海军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江强调说：“海军建设必须‘加快’，以促进国家统一大业的完成。”
江主席有一个习惯，每次出访总要看望一下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他在驻德国使馆侃侃而谈，不像一位国家主，却更像一位贤能长者。他教诲说：“不管你是干什么工作的，都应该把功名利禄看得淡一些。一个人跟一个民族是一样的，如果只崇拜质财富，没有精神追求，就不可救药了。”江引用了陆放翁的诗句：“利欲驱人万火牛江湖浪迹一沙鸥。”
在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江把孔子——他称之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作为勉励自己学习的楷模。江引用这位中国伟大的先贤的名言说：“学，然后知不足”，“知之为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江在中国驻芬兰大使馆说：“不懂装懂是不行的。我管到了哪里，都要想方设法学点新东西。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学习是无限的。学的东西多了，人的精神境界就高了，精神境界一高，人也愉快了。”
在9月28日举行的一次党的会议上，江深化和发展了他的政治理论。为纪念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这篇著名讲话，他发表了论述中国“十二大关系”的讲话，探讨了互对立的社会和经济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其中包括：改革、发展、稳定，速度和效益，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中央和地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明建。
多年之后，这次讲话仍然为人所铭记。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说：“在我个人看来，江主席‘十二大关系’的讲话至今仍在指导着我们。他为实现两个重要转变作出了贡献：他帮助指导中国从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粗型经营转为集约型经营。”
江在国有企业一看似毫无出路的棘手问题上取得了进展。在副总理朱镕基的帮助下，制定了一套“抓大放小”的方案。政府使用银行贷款和投资来支持大约1万家最大的国有企业，而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则被允许以各种方式民营化。这项政策使政府能够维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同时也能繁荣经济，使经济改革继续前进。这项政策是好的，但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秋季发生了一次小小的外交危机，显示出中美关系并未得到完全修复。10月24日，联合国召开了有史以来与会世界级领导人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纪念其成立50周年。但在此盛会举行之前的几个月中，中美官员都为一个问题绞尽脑汁：克林顿是否将借江主席在美国逗留之际邀请他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
中方要求正式的国事访问，但是美方举棋不定，他们建议江进行一次远非隆重的“工作访问”。克林顿总统不愿冒险遭受已经充满敌意的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或言辞激烈的“人权活动”分子的攻击。
最终，江泽民同意与克林顿总统举行“一次工作峰会”，但外交部长钱其琛指责美国缺乏以国宾礼仪接待中国国家主席的“政治意愿”。江出于自尊拒绝前往华盛顿，因此双方的会晤改在纽约。
在联合国，每个大国的领导人都有5分钟时间向大会发表演讲。江主席利用这个机会为主权国家反对世超级大国的权利进行了辩护。虽然他没有点名，但很清楚他指的是美国。他说：“有的大国常常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侵犯别国主权”，“制造借口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终将自食其果。”
尽管江的讲十分咄咄逼人，但人们所期盼的两国领导人会面顺利得令人感到惊奇。当天下午在纽约的林肯表演艺术中心，中美两国元首走进接待大厅，互致问候之后，双方就座，并在正式开始会晤之前忍受着各种相机射来的强光。首先是中方记者拍照，随后是白宫记者单独拍照。
根据计划，两位元首之间的私人交谈将持续半小时，只有几名助手陪同参加。之后将再进行半个小时规模稍大的会晤。然而私人交谈的气氛变得非常积极，会谈竟然持续了90分钟。
尽管涉及一些常规话题——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人权、台湾，但会谈的重点还是集中在恢复高层接触和互访所需的具体细节步骤上。江提议双方携手打击跨国犯罪、贩毒和恐怖活动，在改善环境方面进行合作，这是从克林顿在联合国的发言中得到的见解。克林顿重申华盛顿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并承诺台湾官员访美的次数将“很少”，并且是“私人”性质的。
据会谈时美方记录员苏葆立讲，“江讲话沉着自信，没用文字稿，不断与克林顿作目光交流，以期与他进行真正的个人对话。他直截了当地谈论有争议的问题，偶尔用幽默的插话来缓气氛，有时还讲英语”。两位元首的会晤中，是第一次这么放松，两人的“谈话不完全是预先拟定的议题”。克林顿事后评述说：这是他第一次把江泽民作为一位政治家来理解和重视。
江真实的个性起了作用，那是在两天前当江和克林顿在联合国初次见面时。中国的国家主席问美国总统：“你的萨克斯得怎么样？”人们看到，这两位领导人在一起开怀大笑。
在纽约时，江主席邀请当时住在费城的他以前的数学教授顾毓琇前往纽约，以江的客人身份参加联合国的一次宴会。江非高兴能够向他以前的老师表示敬意，但使江不安的是，他只能邀请这位中国最杰出的学者之一的93岁老人来纽约，而不是自己前往费城看望他。这不符合中国的礼节。尽管自己中国国家元首的职责使无法前往费城，他还是感到很内疚，因此当他两年之后再次访问美国时，弥补这一礼节上的缺憾在江泽民的日程上被排在优先位置。
江继续为中国外交打开新的局面。11月，他历史性地访问了韩国，成为第一位访韩的中国国家元首。扩大经济往来和推动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是访问日程中的首要议。在对韩国国民大会发表的讲话中，江赞扬了两国之间共同的文化，并保证中国的军事力量“完全是防御性的”。
中韩都对日本采取的拒不悔过的傲慢态度（译注：指对过去的侵略行为）极为愤怒，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完全一致。此前不久，一位日本官员对记者说，日本在1910—1945年对朝的殖民统治期间“做了一些好事”，虽然这位官员随后辞职，但这并未平息人们的怒火。江泽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提出了警告。他严厉指出：“邻国必须督促东京准确地了解自己的历史。”
这一年的始末都与电影有关。2月，江邀请导演谢晋到中南海讨论谢计划拍摄的关于“鸦片战争”的史诗式巨片，这部电影将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时发行。（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42年香港被割让给英国。）12月，江出席了中国电影90周年纪念活动，向200多名电影制片人、导演和演员表示了问候。当看到熟悉的面孔时他兴奋地谈起了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出演的电影——他说自己仍然能够唱出许多电影插曲！江还提到了几部他在二战之后观看的外国电影，尤其《卡萨布兰卡》和《罗马假日》。
随着邓小平逐渐淡出，公共场合出现了一些象征这一交接的标志。一时有多幅描绘江和邓以各种姿态在一起的宣传画。其中一幅画的是穿着西装的江泽民和穿着中山装的邓平，两人都在微笑着鼓掌。另一幅以中国传统的水彩画描绘了两人站在一起的形象，江略微在邓后面一点，双手恭敬地握在一起。还有一幅宣传画，画的是邓拄着一根拐杖站着，江低头注视着他——新华社评价这幅作品“既有政治意义又有艺术价值”。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曾为毛和邓画过肖像的中国画家李琦，受命画一幅江泽民“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画像。这位画家说：“在作品中，我将尽量捕捉到总书记的领袖魅力，也要表现出泽民同志与普通百姓之间的和谐与融洽。”（译注：此画后来命名为《同心曲》。）
第17章 1996年“讲政治”
对江来说，“政治”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体现了建立一个道德和质发展并重的文明富足社会的共产主义崇高使命。政治是增强党的活力和保持廉洁的机制，是一个光荣而有价值的主题。
江在1995年底的一次中央全会上说：讲政治，就是要讲“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他指出：“西方敌对势力要‘西化’、‘分化’我们，要把他们那套‘民主’、‘自由’强加给我们，李登辉要搞‘台独’，我们不讲政治行吗？不警惕不斗争行吗？”
为了在全国开展“讲政治”运动，江在准备接替邓小平的同时集中精力加强党的建设。“讲政治”也可以被解释为“关心政治”或“强调政治”，虽然表面上听起来与毛泽东“突出政治”的告诫相类似，但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1月，在对各省宣传部门负责人讲话时，穿着毛装的江泽民谴责“毒害人民的文化垃圾”。他说：“我们不能仅仅为了短期的经济发展而不顾文化与意识形态。”他还警告说，要“严厉打击”任何在意识形态上可能在问题的出版物。
江宣布了“精神文明”建设要与“物质文明”建设同步进行的思想。他认为，建设“精神文明”靠的就是“讲政治”。同时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形成“江思想”的核心，他以此作为建设现代小康社会的指导纲领。江泽民遵从邓小平，一直把经济建设（物质文明）放在首位，但他也提出了与之平行的社会、文化和德发展（精神文明）的任务。他说：“我们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并不意味着其他工作就不重要。”
江开展的运动使传统的共产党人感高兴，他们对于中国一味追求物质发展而使马克思主义理想遭到削弱非常不安。这一年晚些时候，在学校、农村与工厂里，江还把党委和马克思主义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军队中，有2万名军官接受培训，使他们能够在江的理论指导下讲授毛和邓的理论。
党史学家和研究邓小平理论的专家冷溶副主任评论称：“江总书记在关键时刻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中国正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质便是竞争，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受到挑战。江主席特别提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需要建立新的平衡，‘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物质文明’建设并重。这是一个大胆的举措，因为许多人认为中国要做的是不顾一切地一头扎进市场经济中去。”
“那么，在市场经济中，理想的共产主义者是什么样的呢？”党的知识分子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毫无异议，新模式必定与以前有所不同。冷溶强调说：“然而，为了维护一个稳定而文明的社会，人们仍然需要一套连贯的社会准则和德规范。”
冷溶补充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面临着西方思想和价值观的冲击。我们常说强势的西方文化‘冲击’中国文化，这与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 ’含义相似。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要么闭关倒退，在短时间内延续其文化，要么继续实施对其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开放政策，并找到保护其文化传统的新方法。”
江泽民意识到保护中国文化十分急迫。人口众多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巨变，如果传统的信仰体系被冲垮，国家的社会结构就可能会分崩离析。他担心，借市场经济强劲的西风之力，强大的西方文化会使中国发生根本改变。冷溶在谈到江泽民的构想时说，只有“文化上具有连贯性”，中国将来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始终屹立不倒”。为了继续发展并确保独立生存，中国需要有自己的文化——但不是一种完全用反西方的术语堆砌起来的文化。
为此，江才提出了他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江本人一方面热衷于学习借鉴其他文化，另一方推崇保持和发展自己国家的传统价值观念。这恰恰体现了他本人的哲学。
过去，共产党将“道德”一词作为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对人们的思想信仰强行改造的手段。江泽民没有这么做。对江而言，“道德”代表着中国文明的纯而又纯的形式，涵盖着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社会秩序、科学技术、音乐、文学艺术、诚实、勤劳甚至包括礼节在内一系列崇高理想。
江泽民对自己家庭要求的标准最为严格。1996年初，他的妹妹江泽慧出任中国林业科学院院长。她整整一年都在犹豫是否应该接任这一职务。“我担心担任院长会给三哥造成负面影响，”她说，“人们会认为我是因为他才得到这个职位的。”
“你是一名科学家，”江对拿不定主意的妹妹说，“所以当院长和当中央政府部长不一样。你得到认可是因为你的成就，当然主意还是要你自己来拿。别忘了，林业是你的专业。”
江泽慧说：“听完他的话，我决定接受这一职务。3月，我和丈夫搬到了北京。刚到这儿，我哥哥就建议我要‘继续研究学习，争取更大成就’。”
江对妹妹说：“科研是好事。但作为院长，仅仅做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是不够的。你还应当扩大你的知识面，例如了解一下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
“他一直都在提醒我这一点。”江泽慧又说。
上海市前副市长叶公琦说：“我非常了解江泽慧。她不敢向她哥哥提任何个人要求。江主席喜欢一句名言：‘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意思是说上级若举止不端，下级也会学样，结果党和国家都将遭殃。”
江泽民的妹妹说：“我们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任何人都不要为家务事而麻烦他。我们不想干扰他的工作，给他增添麻烦。当然，过节假日时，他会邀请我们去他家团聚。但多数时候三哥和我都通过电话交谈。”
江泽慧接着说：“早在我哥哥成为政府官员之前他就是我们家的领人，他承担了很多责任。他了解每个家庭成员的情况，包括每个人的教育、生活和工作。他调到中之后，他的妻子，嫂王冶坪，承担了所有的家务。现在我哥哥的精力集中在江家的下一代身上。只要他们爱学习，如学习科学、外语、文化，做正当的生意，他就为他们感到高兴。我们的家庭和其他很多家庭一样，受了很多的苦——三哥和我经常谈起我们受过的苦，这时他总要深深地叹息。”
江泽民十分喜爱自己的孙辈，常常忍不住把他们的照片拿给朋友甚至是初次相识的人看。孙辈随父母一起住在上海，有时节假日到北京来，让爷爷、奶奶喜出望外。“我孙子上小学了，”1997江对《时代》杂志记者说，“我经常警告自己的一件事情是，不能过分溺爱他们。”
与台湾的对抗在上一年夏天一度升温，现在局势又有所激化。解放军某部移师海峡对岸的福建省，准备举行军事演习。原计划是调动整个集团军，但中央军委江主席否决了这个建议，认为“动作过大”会适得其反。最终只调动两个师前往福建省。
张万年将军全权指挥这次实弹演练。新的军事指挥体系把军区的海军舰队和空军部队整合在一起，并被赋予了“统一祖国的历史使命”。
3月8日，3枚地对地导弹以1小1枚的隔从福建省内的一条铁路上喷火而起。预定目标区域为台湾南部港口城市高雄以西47英里处。数小时后，中国军队领导人誓言将加大为统一而斗争的力度。在当天开幕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江重申他将继续奉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政策，但他同时也强调，中国将“绝不允许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改变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分的地位”。
这次为期9天的军事演习所选择的时机绝非巧合。演习于3月23日台湾“总统”选举前3天结束。自内战结束以来，台湾地区一直由国民党当政，这一统治地位正在走向尽头。在共产党人眼中，在台湾引进“民选举”是进一步推动台湾独立”的阴谋的一部分。更为糟糕的是，为人所不齿的李登辉（大陆媒体称其为“千古罪人”）可能当选。这是大陆自20世纪50年代炮轰近海岛屿金门、马祖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
在为期约2周的时间内，大陆军方的实弹演习，实际上切断了台湾的上和空中航线。台湾海峡的自由航行被中断，完全依靠国际贸易的台湾经济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面对挑战，美国无法不作出反应。第七舰队“独立”号航母特混舰队开始在台湾海峡北端游弋，它拥有1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及50余架最先进的战机，还有一支由先进战舰组成的小型舰队和一艘核潜艇。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透露说，美国的一艘导弹驱逐舰、一艘巡洋舰及侦察机正在密切监视着局势的变化。克林顿总统形容中国的行为是“挑衅性的和鲁莽的”。3月10日，美国公然使局势升级，又派遣了一个载有90架战机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前往台海附近。随着紧张局势的升级，已有近40艘美国军舰开进了湾海域。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称，这些战舰旨在观察动向和“平息怒火”，并“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
包括江主席在内的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干涉感到愤慨。主张强硬的人提出可能成为战争爆发导火索的8种情况，其中任何一条都将引发中国对台攻击，但江只对其中两种情况表示认同：外国势力干涉或入侵；台湾宣布“独立”。这两种情况均未发生。李登辉当选后，危机得以缓和。政治局同意给李几个月的时间，看看他对一个中国政策持何立场。台湾方面也暗示将做出妥协，他们减弱了要求加入国际组织的声势，并同意考虑与大陆建立直航。
1个月后，江在和日本政治家谈话时主动透露，在美国舰队进入台湾海时，命令继续进行导弹试射的人正是他。
江激动地问道：“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其他国家要派出航母？”他接着解释说，中国进行“军事演习”是为了表明“我们对于台湾独立及外国势力干涉所持的立场”。江为自己情绪激动表示歉意：“我今天说话声音有点大了。我并不是故意这么做的。一想到过去，我会不自觉地激动起来。”
实际上，虽然江非常希望实现统一，但他并不希望与台湾或美国的紧张关系升级。但他同时也要让他的国家和军队相信，他处事是果敢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此期间拜会了江，他回忆说这中国领导人“想在不失中国人自尊的情况下化解这次冲突”。基辛格表达了对江的极度称赞赏，他们之间有着长久而坦诚的关系。基辛格指出：“在1996年的危机中，江主席选择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方式让我知道事态不会失控。我告诉他，当我见到毛主席的时候，他说中国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可以再等100年。我问江主席，‘那么，此话是否依然可信呢？’主席回答道：‘不，不再是这样了。那是24年前，现在我们只能再等76年。’”
基辛格接着说：“尽管这样，江主席在台湾问题上保持了非常强硬的立场。”
随着台海危机的缓和，政治题再次成为焦点。在定于1997年秋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之前，虽然其他政治常委与江同样享有决策权，但是江亲自承担起人事安排的责任。
江泽民采取更倾向于中间的路线，这可能是得自汪道涵的启发。有时，江会突然造访汪的住所。这不仅仅是一种友谊而是对汪的尊敬和对他意见的信赖。有一次，在汪前往美国访问之前，江亲自打电话给代表团的一位领导，叮嘱在访问途中要确保他这位年逾八的顾问能得到足够的休息。
在汪的启发下，江泽民在他最主要的政治格言“讲政治”中融入了更多的信息。他指示《人民日报》写道，这句口号的重点在于“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这个口号响应了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示，再次保证不可能重走“空谈政治和政治压倒一切的老路”。
6月，江对负责宣传和新闻的高级官员发表讲话时说，一些“左”倾言论“扰乱了人们的思想”。他重申，邓的改革政策不会改变。江说：“我们这艘航船的航向已经确定，这将是不可更改的。”他还给党刊《求是》的一位编辑打电话，祝贺他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反击“左”倾想的评论文章。权威性的《经济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民族主义的文章，批评外资在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暗中挑战整个对外开放政策。《人民日报》在1个月之后对此进行了引人瞩目的公开批驳，详尽论述中外合资公司不仅带来资本，同时也把管理和技术带给中国。尽管党的喉舌承认，引进外资总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断言中国“不应因噎废食”。
汪道涵则求助于他与同辈人的密切关系，其中很多人都是曾与他共过事的退休将领和党的元老，征询他们的意见并敦促他们支持江泽民。
5月，江主席对非洲6国——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埃及、马里、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国事访问，签署了20多个经济、技术和文化合作协议。在访问埃塞俄比亚时，江在非洲统一组织总部发表了以“中非友谊”为题的讲话。所有6国都重申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6月，江泽民前往河南省视察，他选择的路线与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来这里视察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时所走的路线相似。江与农民和地方官员交谈的方式让一些观察家回想起了毛其中的象征意义非常明显，媒体对他活动的报道也吝篇幅。江神采奕奕，笑容可掬，身着一件开领衫，脖子上围着一条红领巾，身边簇拥着一群装束类似的小学生，每个人都在热烈地鼓掌，酷似毛1959年在湖南老家所拍的一张照片。
同月，江会见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莱克带来一揽子“讨论热点”——贸易、人权、台湾（特别在近期紧张关系发生后）。但这位中国领袖并没于应付这些头痛的问题，而是对两人的名字产生了兴趣，“湖”（译注：英文中“莱克”是“湖”的意思）和“江”中都有水”，他用“地道的英语”解释其词义。待谈到“计算机芯片技术、中国诗歌和哲学”，江简直兴致勃发；其实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向学究气十足的莱克（研究对外政策的专职教授和学者）暗示，至少目前中美关系相当不错。莱克看了看几位助手，耸耸肩，把带来的“讨论热点”扔了一边。
6月末，江踏上了对西班牙、挪威、罗马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6国的访问旅途。中亚之行的主要议题是国家安全。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直是穆斯林分离主义分子袭击的目标，北京认为这些恐怖分子是由边境线另一侧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势力所援助或指挥的。这条边境线长近3000公里且地形崎岖，难以监控。
他毫不在意嘲自己的外表。他体重大约210磅，比标准体重超出30到50磅。据说他曾妙语双关地说要把他从位子上“搬开”是很难的。当年年底，在视察广东省的一个军事基地时更充分地显示了他自我解嘲的幽默感。在检阅部队时，他想坐在一把折叠椅上，但失去平衡，跌倒在地。随行官员和士兵们不安地注视着，担心他们的领导人会如何反应。江很快就消除了大家的紧张和不安。他，早知如此一开始就该坐在地上，因为那样就无处可摔了。人们大笑起来。自嘲是国家领导人的一个优点，邓小平也偶尔为之。
与此同时，江对那些说他搞个人崇拜的指责很敏感。8月17日他过70岁生日时，他指示工作人员不要大操大办。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前后，江提出了的“七大界限”理论。他探讨了包括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与消极颓废的生活方式、以公有制为体的多种经济成分与全面私有化之间等差别，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激情辩护。
江谴责那些外国批评者曲解了他的思想。他在庆祝建党75周年讲话（主要论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中说：“国外的一些报纸和杂志歪曲事实，宣称中国重新回到了以前以阶级争为纲的老路上。我们绝不会发动群众运动。”为了证实他与邓的一致性，江指示媒体加强对邓小平理论的报道，包括出版一套三卷本的著作。其中一个主题是，尽管邓提出了经济特区的改革原则，但这些经济特区却是在江的领导下才实现繁荣的另一个主题则是，邓曾自己承认说没有提前10年开放上海是一个“错误”，这一点可以证明现在向这座大都市倾斜的政策是确的。
然有些人把江的行动曲解为攫取专制权力，但实际上江扩大了常委会的职权，使其从毛和邓时代下宽泛的政策制定机构变成更为注重实际、讲求实效的办事机构。江像其他人一样也只能投一票，而一切问题都由多数票决定。江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是一工作班子。作为领头的，我只有一票，我的权力仅限于此。”
江泽民不懈努，扩大党的权力，特别是扩大由他的主要助手曾庆红领导的党中央办公厅的权力。在曾的手下，中办的主要工作人员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约350人，管辖的范围拓展到经济、反腐、国内安全等诸多领域。
曾庆红还建立了一个由中国一流学者和院士组成的一流思想库，提供政策咨询并推动江的事业，称赞这些人是“党的手和战略家”。以同样的精神，江泽民还加强了党内各个“领导小组”的决策权，其中包括外事、宣传以及财经领导小组。
在战略谋划的同时，江并未忘记到人民群众当中去的重要性。就在9月下旬的一次中央全会召开之前，江泽民对长达1500英里的京九铁路沿线7个贫困省份进行了为期5天的视察。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贫困问题，江访问了多个农民家庭并与当地官员交谈，所表现出的同情心使他在政治生涯中广受爱戴。他说：“解决农民的住房吃饭问题影响着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平衡和稳定。”
在党的全会之前下去视察是江最喜欢采用的方式。这样他可以带着最贴近现实的第一手资料参加高层会议。
在视察过程中，江还沿途访问革命老区，包括在传奇的长征途中那些疲惫的红军战士曾歇过脚的偏远山村。当年秋天，他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时称长征为“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他利用这一历史场景号召“将传统的革命精神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江把扶贫行动与焕发革命热情联系起来，给他的“讲政治”运动加入了务实的成分。
10月初，党的中央全会通过了江“建设精神文明”的构想，又一次加强了江泽民作为政理论家的地位。中国的这一新议程被正式称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它强调“思想道德”、“教育科文化”以及“进步的道德观”的重要性，其根基是“江民思想”的三大支柱——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江说：“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
西方媒体担心他会重返共产主义正统，但江勇于将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融入一个生机勃勃、科技发达和高度文明的中国，以此来振兴社会，而不是阻碍社会的发展。这绝非重返过去频繁的群众运动，甚至可以说是在反其道而行。
政治经济学家劳伦斯·布拉姆把江的“精神文明”称为迈向建设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平台的积极尝试”，认为这将推动而不是阻滞在社会主义的中心——国有企业中进行必不可少但同时又高度敏感的改革。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称，从个人角度看，精神文明的法规化“有助于江泽民确立其在共产党内的哲学领袖的地位”。
1996年5月出版了一本由5名青年知识分子撰写的新书《中国可以说“不”》，书中称中国已到了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书中认为，“‘自由世界’针对中国的一个大阴谋正在形成。”据称，这个战略阴谋以美国为首，通过攻击中国的人权政策、版权保护政策和台湾政策而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作者们，包括一位诗人、一位教授和两位记者，指控美国蓄意通过美化暴力和个人主义的电影侵蚀中国的文化。其言外之意，中国政府过于天真，过于通融，过于倾心经济增长而无力应对美国的胁。这反映了公众舆论的重大变化。
几乎与此同时，江泽民和克林顿宣他们有意在1997年和1998年彼此进行国事访问。虽然分歧依然存在，但似乎双方政府的关系已经好转。
在中国周边，江于11月对南亚进行友好访问。在菲律宾，同意“搁置”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集中精力进行共同开发。江喜好演唱一如既往，虽演技平平，但性情可人，在菲律宾总统的游艇上举行的晚会中，他跳了“恰恰”舞，还与拉莫斯总统表演二重唱《温柔地爱我》。那些对江的政策一无所知的西方人，如今至少知道这位中国领导人喜爱艾尔维斯·普莱斯利的歌曲了。
他在印度的停留使他成为首位访问印度的中国国家主席，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使印度人民为之“着迷”。访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在这两个邻国（也是世界上两个口最多的国家）之间建立相互信任，并努力解决两国之间由来已久的边界争端，这一争端曾在1962年导致了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江引用了一首著名的中国古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在巴基斯坦这一中国的传统伙伴国家，江扮演了和平使者的角色，敦促南亚所有国家“暂时搁置争议，集中精力进行发展和合作”。他能够在同一次出访中兼访巴基斯坦和印度，使中国重要性和江的个人信誉得到证明，这次访问被称为“多年以中国领导人在亚洲进行的最成功的外交斡旋之一”。在国内，人们称赞江巩固了中国“亚洲大国”的地位，这一看法也巩固了他自己的地位。
一条更大的新闻是相距仅6个月的香港回归。12月，江泽民会见了新近被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候任行政长官的航运巨头董建华。董的任命并不是秘密：当江在1年前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单独与他握手时，他就已经成为行政官这一职位最主要的候选人。
香港各界对董反映不一。商界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显示出北京把香港看作是“经济旗舰”。而“民主派”则相对谨慎。虽然董在30年前已经是香港居民，但他究竟会向谁效忠尚不清楚。1986年，董的企业曾接受过中国政府提供的1.2亿美元贷款，从而度过了难关。
江泽民对董建华说：“英国统治香港一个半世纪，历代总督都由英国王室任命，从来没有咨询过港人的意见。你将是第一个由中国人担任的香港行政长官……”
江继续说：“‘一国两制’是我们既定的国策，不是权宜之计。我们决不会去干预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权范围内的事务。”
12月，江泽民对3000名中国最秀的作家和艺术家，就艺术和文学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总书记力求在学术自由的愿望与社会稳定的需要之间得平衡。作为国家领导人，他担心意见分歧可能引起混乱；作为一名诗歌和文学爱好者，他深知伟大的艺术不应该受到束缚；作为一名爱国者，他对中国文化可能被来自西方的影响所围困感到震惊。
江对听众们说：“文艺不可能脱离政治的”，“特别是在面临西方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压力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情况下”。他警告说要提防“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要求党组织“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江努力调和创造力和稳定性之间天然的矛盾，他说：一方面我们应当“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鼓励文艺工作者进行不倦的探索和创造”。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在文艺工作中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创作思想，多出精品，把美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郑重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
江在上海时结识的中国伟大的小说家巴金，也是他的老友之一。国家主席又一次与艺术家同台演出，他一次又一次地走上舞台与著名歌手同唱一首歌。
人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没有人怀疑江泽民是一位文学的爱好者，而且做出了巨努力来改善中国社会的限制性政策。不管的政治目的是什么，江泽民在中国建设“精神文明”是他内在修养深厚积淀的结果。
在事情涉及西方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时，江的内心要坚定得多。他说：“如果丧失自己的创造能力，盲目崇拜、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结果只能是亦步亦趋，变成人家的附庸……”
他总结说：“只有首先赢得中国人民的喜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界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江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抵制西方的影响。1996年，政府禁止了4000个产品和公司的名称，因为它们“洋味十足”。尽管财政正在紧缩，他还是批准拨款1200万美元建造一座中国现代文学馆。
随着1996年过去，江泽民已在展望定于1997年秋召开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他希望在下一年中取得卓著的成就，但从未料想到它将成为他一生中最为关键的年份之一
【第三部分】 崛起 1997-1999年
第18章 1997年1月－9月“怎样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呢？”
1997年元旦，中国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一部关于邓小平生平的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纪录片由中央电视台与党的文献研究室合制，后者负责研究中国元老的生平及著述。片中穿插了对江主席和邓的家人的访谈。系列片制作耗时4年，很少有人会忽略此时播放的特殊含义。这位92岁的元老即将离世。他的住房几乎被改装成特护病房，医护人员日夜环伺在病床边。处于帕金森氏症晚期的他已渐失知觉。
邓小平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他离去后，江泽民作为继任者，将成为中国无可争议的领导人。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强健，通胀平稳，社会安定，国际环境相当平静。
党的代表大会每隔5年才召开一次，在对十五大文件起草人的讲话中，书记作了策略性的开场白。
成就自己的伟大，江必须发展邓的理论。关键在于涉足邓理论没有涵盖到的一些领域。这样的领域共有4个，它们被写入1996年末出版的一本题为《与总书记谈心》的书中。第一是抑制通货膨胀以对付过热的经济；第二是他包罗万象的“精神文明”理论，通过强调道德和文化，遏制日益严重的物质至上主义和颓废；第三是推动科学技术，使之成为带动中国在21世发展的引擎；最后，江憧憬一种“大中华文明”，促进大陆、香港和台湾之间的团结与协作。
上述每一思想都蕴含着对邓理论的补充或发展。例如，邓曾发表一个著名的论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江在后面加了一句话，将其发展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前半句纯粹是邓的，后半句完全是江的，合成后浑然一体。
邓小平的健康状况恶化后，被转至解放军301医院。因吸烟过多，他肺部到感染。江数次到医院高干病区陪侍在邓的床边。在2月上旬春节前不久，邓让江转达他对人民的节日祝愿。他说：“这一年的两件大事——香港回归和党的十五大——将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取得成功。”这可能是两人最后一次交谈。2月19日晚上9点08分，人们长期以来意料之中的事情生了。在不平凡的20年中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与世长辞。
1个小时之后，江泽民在停放邓遗体楼下的房间里召开了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这里一切都平静有序，一切已成定局，完全不像当年毛泽东去世后那样乱作一团。一切都经过事先周密安排。凌晨2点42分，也就是在邓去世大约5个半小时之后，新华社对外发布了邓去世的消息。官方声明称,邓因呼吸衰竭而逝世，一个以江泽民为主任的459人的治丧委员会正式成立。非同寻常的是，治丧委员会没有设副主任。
外国分析家们纷纷猜测幕后的活动。对此，政府发言人一概斥之为纯属捏造，而圈内人士则称之为夸大其词。北京始终很平静。没有出像毛去世后的那种歇斯底里的爆发，也没有出现像胡耀邦去世后那样的群众游行。金融市场保持着平稳。7年以来，邓一直在使中国为这一刻作好准备。此时，中国社会已经成熟。对于这位离去的领导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人们在此时所表现出来的镇定更好的悼念了。
接下来的数天内，政治局势迅速明朗起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发表了支持江的声明。3位高级将领也紧随其后。江对军队工作多年的投入获得丰厚的回报，证明了邓对其继承人所提建议的英明：“在每5个工作日中，要有4天与军队高层待在一起。”
2月24日上午，江主席率领排成长列的高级领导人在解放军301医院邓的灵柩前缓缓绕行一圈。行进中，江和排在第二位的李鹏之间明显拉开距离，比任何其他参加者之间的距离都要大。在对象征意义十分敏感的中国，这清楚地表明了江的至高地位。尽管邓的家人要求不要举行繁琐的仪式，身着黑色吊唁礼服、胸佩白花的所有领导人还是在邓的遗体前恭敬地三鞠躬，然后向邓的家人表示了慰问。
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放了悼念活动及邓的遗容，并反复播放邓小平赞扬江泽民的录音剪辑，“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选择”，公众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这位撒手西去的领导人如是说。
庄严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江表现出深深的悼念之情。在1万名国家精英面前，他毫无保留地赞扬了他的前任光辉战斗的一生。他说：我们沉痛地悼念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爱戴邓小平同志，感谢邓小平同志，哀悼邓小平同志，怀念邓平同志，是因为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50分钟的悼词中，江有5次停下来以帕拭泪。
江在追悼会上流泪颇具争议。批评者称之为蓄意做秀，但他们没有充分考虑到江对邓的个人感情。另外，作为一个虔诚的爱国者，他对这位为使中国强盛真正奋斗了一生的元老感到由衷的敬仰。对于数以亿计在电视机前肃穆地观看这次追悼会的中国人来说，江主席表达的大家的共同情感，同时他也赢得了每个人的心。
在他执政几近8年来旗帜最为鲜明地提倡改革的一次讲话中，江立推进邓式的经济改革。他：我们必须“把深化改革为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进一步推进整个事业的关键”。他接着号召“发展全方位、多层面的开放格局”，吸收世界各国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而不去考虑它们的社会制度如何。江也确实提到了需要在物质效益与他所憧憬的“精神文明”之保持平衡但今天是一个讲改革的日子，而不是意识形态。
江引用邓的话说，官员有两种行事方式：“一个是做官，另一个是做点工作。”这么说的时候，江似在给自己树立一个标准，并且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为十五大准备一份开拓性的工作报告中去了。
根据邓自己的遗愿，他的骨灰（他的遗体在八宝山公墓一个简短而只有亲人在场的仪式上被火化）由一架飞机撒黄海。电视播放了播撒骨灰的场景，摄影师拍下了邓的遗孀卓琳和家人痛哭流涕的镜头。镜头中的卓琳弓着腰，在她身边是负责护送骨走完最后一程的胡锦涛。两人一起将瓮里的骨灰撒入下方的大海。
追悼会结束两天之后，傅全有将军下令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全体指战员学习江主席所致的悼词。为避免含糊其词，傅将军要求军官“要绝对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完全一致”。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其中出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达9次之多。
3月1日，邓去世一个半星期之后，乔石在全国人大会议开幕式上对江的领导地位表示支持。乔对2808名代表说：我们应该“继承邓小平同志的遗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周围”。在全国人大的闭幕词中，乔再次重申江为新的领导的“核心”。他也提到要加大立法机关的权力，建立党的干部同样要遵守的“法律制度”。
中央军委资历最深的副主席刘华清将军也保证效忠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并赞扬了江的“军事思想”。大家都团结到了江泽民的周围。当从邓的医生那听说这位元老已处于弥留状态的消息后，江马上会见政治局委员和党内元老，谋划在邓去世后如何治党和治国。
到1997年初春，改革已成为十五大的主题，部分原因是日益严重的国有企业问题须快得到解决。争论集中在“所有制”和党是否应该支持将国有企业改组成股份制公司的问题上——即允许机构和个人，而不仅仅是国家，拥有生产资料。让一些思想保守者感到不舒服的是，这一行动看起来几近私有化，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
对于不甚了解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西方人来说，“所有制”问题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又深不可测的问题，甚至是个毫无意义的问题。而在中国，谁应拥有什么是一个复杂、重大和极其严肃的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像宗教信仰一样，两者都是信仰体系，所以都会产生同样坚定不移的信念和狂热情绪。
所有制观念上如此戏剧性甚至激进的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呢？这是党内各种力量和机制相互作用长期而复杂的过程的结果。在中国长达20年之久的改革过程中，所有制观念的转变是一个关键。
有人指责，新的改革将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将腐败的泛滥归咎于市场改革——说腐败“比国民党时期至少严重好几倍”。
4月，为了加强高级领导人之间的团结，江召开了一次治局全体会议。他对与会的干部说：“当让我接任党的总书记职位时，我想一定还有比我能力更强和资历更深的干部。”这时，邓小平最亲密的助手王瑞林将军打断他说：“总书记，你自谦了。我们都知道这是小平同志做出的安排。”其效果是表明：江泽民有邓小平和邓手下人支持。
同时，江强调了党的突出地位。江重申：“如果政权——党政权力——不掌握党的手里，经济发展和其他成就都无从谈起。”通过支持邓的改革运动和突出党的地位，江将自己置于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这是一个他非常有利的制高点。从这里，他能够抵挡住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攻击并推动中国前进。
在中央党校毕业班上发表的一篇具有突破性的讲话中，江公开了他即将在第十五次党代会上提出的新思想。这篇长达1.2万字讲话深受重视，几乎所有的中国高级领导人全部到场。它成为当代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讲话的重点是如何搞活中国困难的国有企业，有1亿多中国城市人口在国有企业就业，但国有企业整体处于亏损状态。企业争相申请破产，因为这是替工人争取政府补助的唯一出路。
但是，江泽民担心在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的情况下，太多企业破产可能造成失业人数剧增并危及稳定他倾向于采纳朱镕基倡导的战略，即让健康的企业“兼并”或“接管”不景气的企业，为此政府将提供近250亿美元作为鼓励。在许多情况下，成功企业被迫吸纳衰败的企业，以便努力保留工作岗位。当然，结果却往往是不景气的企业影响了健康的企业，使两者都走上衰退之路。虽然经济在1997年初看起来充满了希望，国有企业的持续衰落表明还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
在人们期望甚高的讲话中，江泽民提出了将部分国有企业转成股份制公司的构想，这一概念与经典社会主义的核心原则似乎产生了矛盾。江避开了矛盾解释道，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并不一定意味“国有制”，可以通过不同的“所有者”来保持社会主义本质，诸如合作社、集体、动组织、地方和地区政府、其他国有企业，以及数量相对较少的私营企业、个人及外国资本。
他还支持诸如企业合并和股票上市交易等其他可用以搞活国家工业的金融市场观念。江指出，归根结底，更好的管理和更加有效的资本配置，可以生产出更多符合人民群众整体利益的产品和服务，从而达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即便这意味着不采用传统手段。
多种多样的新所有制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涌现。到90年代中期，私营经济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经济成分。许多经济学家现在认识到，转换成股份制公司是处境艰难的国有企业唯一的希望。这意味着为了跟上经济形势，党的策也将随之改变。这正是1997年党在江泽民领导下要做的。
自1996年秋开始，一个由大约40名专家组成的班子，在温家宝和曾庆红的领导下开始起草江泽民在第十五次党代会上要作的工作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百甫是其中的成员。
陆回忆说：“要理解江得的成功，人们必须了解当时的背景。中国的改革是没有先例可循的……”
陆说：“在现代改革的历史中，有三个难时期，第一个困难时期是在改革的初期，即1978—1980年。第二个困难时期是（1989年）‘六·四’之后到1992年。第三个困难时期是1997年筹备第十五次党代会期间。”
第一波改革的基本上是业，将生产责任交还给农民自己。第二次的重点在城市，废除对价格的控制。尽管这次改革在“天安门事件”后放慢了速度，邓1992年南方谈话使它又恢复了活力。
后来，经过5年的续增长，中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改革的走向将体现于江在十五大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报告将决定下一个五年的规划。陆回忆道：“集体起草和修订报告的过程是很紧张的。”
陆说：“江总书记必须考虑两个基本问题，首先，中国企业的所有权应该仅限于国家吗？是否可以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各类人群所有？更具争议的是，中国应该像东欧那样允许私有化吗？”
陆继续说：“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国家是唯一的所有者，或者是主要所有者，或是次要所有者，那么在这不同的情况下企业经营战略是否要有所变化？所有这一切听起来可能是理论性的，但是请理解，在中国理论意味着意识形态，而这是整个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基础。对所有制问题的争论如此激烈，原因也在于此。在某种意义上，整个体制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广大群众加入了这场辩论，这一问题给党中央寄来了成千上万封信件。小企业主要求放松限制，而保守者则认为国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之必需。陆回忆道：“江以极其认的态度关注这场所有制的大争论。”在1996年末1997年初的那段敏感时期，江会见学者和官员，阅读杂志与来信，听取口头汇报，阅读文件简报。他重读了一些马列经典著作，并重温了自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的历史。
江逐渐认识到最好是以渐进的方式推进改革。陆说：“他用巧妙的心理战术赢取了部分反对者的支持。在我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江指出在列宁的一篇著作中——碰巧与粮食税有关——这位共产主义的导师说自己认识到，必须根据现实情况制定政策。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者不应该被理论缚手脚。’江发挥了列宁的观点说：‘一切用事实说话，教条没有一席之地。’江希望在共产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中国进行改革的先例。以这种方式，他就能够推动中国的前进，同时保持党内的团结。”
在1997年之前，中国经济的主导原则是，私营成分应该是国有经济的“补充”。江现在建议将私有经济划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江主张国家应该从诸如零售和轻工业等领域退出，但要保持对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等关键行业的控制。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江已经像中国众多的经济学家那样认为，股份制是国有企业的希望所在。
江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这些观点。陆解释道：“在汉语中，我们称之为‘吹风’。‘吹风’就是发出‘试探气球’，看看人们对它的反应如何。”
春夏之交，萦绕人们心头的是一场更为激动人心的交接。925天以来，天安门广场上巨大的“倒计时牌”一直在滴滴答答的钟声中走向1997年7月1日——香港将在这一天回归中国。数十年来人们都在期盼着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
6月30日，江主席成为有史以来踏上港岛的第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当他走下国航波音747飞机舷梯的最后一级时，他看起来有点迟疑，仿佛在品味这一时刻。刹那间，他就被四面八方手捧鲜花和高举旗帜的欢迎人群淹没了。
下午6时15分，在标志英国统治终结的日落典礼上，1万名来宾看了军乐队和舞蹈团盛大露天告别演出。香港总督定康发表了他的最后演讲，但江主席和香港候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都没有到场。（英国统治香港150多年，彭定康却在最后几年推行“民主选举”，京谴责其虚伪。）
在香会展中心第5层举行了正式的交接仪式。人们称这座会展中心飞扑而出的圆屋顶“具有海鸟之翼的轻灵和韵致”，它拥有面向香港著名海滨的世界上最高的玻璃幕墙，一直延伸进维多利亚港湾。
晚上9时15分，为中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了盛宴。与会的有江泽民主席、英国王子查尔斯、美国国务卿玛德·奥尔布赖特。2小时后，4000名宾客抵达正式交接仪式现场，在英国和中国乐队演奏的欢快乐曲声中，来宾们被引导至各自的座位。似是为了强调双方的平等，在舞台后平行悬挂着英中两国的巨幅国旗。
距离午夜10分钟时，查尔斯王子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告别词。王子说：“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当你们步入非凡历史的新时代之际，我们会以最大的兴趣予以关注。”他发言之后，英国国旗和香港区旗在英国军乐队演奏的《上帝保佑女王》的乐曲声中降下。
零点刚过，中国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就取而代之，香港的区旗上是当地的一种被称为紫荆花的兰花。当这两面旗帜升起时，中国军乐队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天安门广场，自1989年“六·四”以来最多的人群——10万名经过遴选的群众——通过大屏幕观看了这一盛况。中国国旗在午夜后8秒升至杆顶端，这是中英双方经复杂的谈判决定的时刻。街道上爆发出一片欢呼声，人们挥舞着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一边欢呼，一边跳跃并舞蹈。156年的屈辱已经结束。新时代的曙光降临了。
午夜零时零4分，江主席在会议中心发表话。他以深沉而洪亮的嗓音宣布：“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接着他重申将会坚持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方针，表明香港的日常生活将不会有什么改变。当主席发言完毕时，查尔斯王子和彭定康总督按照协议和礼仪告辞退场，随后直接前往英国皇家游艇“大不列颠号”。他们一登上甲板，就起航驶入夜幕笼罩之下的南中国海。
几分钟后，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和美国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也离开了会场。他们想以抵制特区政府的宣誓就职，表示对临时立法会由北京选择的委员选举产生的不满。
在宣誓就职仪式，江泽民坐在邓小平的遗孀卓琳旁边，两人都在第一排。当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提及邓的“一国两制”指导原则时，江请卓琳起来接受来自广大听众的雷鸣般的掌声。这是这位主席向邓小平表示敬意的一种方式，因为是邓小平直接促成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邓不仅创造了这一词组以弥合似乎无法超越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而且他在1982年开始的中英谈判中，坚持中国无论如何也要对香港完全恢复行使主权。
早在6初，董建华曾就回归发表评论：“自由并不是不重要，但是西方就是不了解中国文化。现在是我们重申自己身份的时候了。在我们的社会，个人权利不像社会秩序那重要，这就是我们的实际情况。”
7月1日晚，有200万人聚集在维多利亚港湾观看声光表演的壮丽场景，它算得上有史以来最为精心构思的景观之一。中国的焰火在空中绽放，多姿多彩，交相辉映，完全压倒了前一天晚上英国的焰火展示。这是庆贺回归的一种恰如其分的方式。毕竟焰火是中国人在其帝国最强盛时发明的。庆祝活动耗资1300万美元——都是由私人捐赠的。除各种豪华设施外，还购买了一支由20艘画舫组成的小船队，每艘船后面都设有歌词显示屏，可以使岸的人们一同放声高歌。
江泽民和李鹏决定与北京市民一起庆祝香港归。7月1日中午，他们匆忙赶回首都。当天稍晚些时候，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回归庆典上，表情庄严而自豪的江泽民看上去神采奕奕，尽管日程紧张得让他吃不消。他对6.2万名来宾发表了讲话。演讲的主题是西方帝国主义强加的“一个世纪的屈辱”终结了。江在香港称之为“沧桑”，而现在他之为“国耻”。他说，未来将完全不同。
江泽民宣布：“西方产业革命以后中国所以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封建统治者采取愚昧的闭关自守政策，不思进取，因而既不能追赶时代前进的步伐，也不能抵抗列强的侵略，留下一次又一次丧权辱国的记录。”
江继续说：“解放了的中国人民，要彻底改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贫穷落后状况，必须专心致志地进行经济建设，必须同世界各国开展广泛的经、贸易、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
这些光辉的盛典和豪迈的言词自然而然地将香港胜利回归与江泽民富有凝聚力的领导联系在了一起。
围绕准备党的十五大的工作很快又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心。江泽民5月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经济问题已有定论。
7月底，北京领导层开始每年夏天例行的程，动身前往戴河。这一海滨胜地可以使中国的高级官员免除日常事务的干扰，就下一年度将推动中国前进的决定进行非正式的讨论。虽然每年夏天出行已成惯例，但此时正值五年一次的党代会召开之前，这就使得北戴河会议意义大。
北戴河会议期间，在一则由新华社发布的不寻常的消息中，李鹏总理明确表示对江泽民的强烈支持。李在会见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时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国领导层是强有力的和团结的。”李鹏接着又号召大家支持江泽民。
8月中旬，报纸上刊载了一系列赞扬江的经济政策的文章，这些文章与他关于道德和伦理的论文讲话被放在了一起。有时这些文章还与毛泽东和邓小平内容相似的文章一起发表，这种平行的安排绝非无心之举。
第十五次党的代表大会前夕，依照惯例，召开了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全会。约300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将对事先没能议定的关键问题出重要决定。为了显示团结一致，全会确定将“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这样它就提升到与“毛泽东思想”等同的地位。
江的助手利用人们对邓理论的尊崇，开始邓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一信息告诉人们，作为邓小平合法的接班人，江泽民正在按照这位元老的蓝图建设经济。有一件事是无可置疑的：总书记江泽民仍将是党的领导“核心”。
党代会召开的前3天，已被撤职的北京市委前书记陈希同被开除出党，并作为腐败丑闻的幕后主使受到指控。
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正举行。人民大会堂里坐了2048名正式代表和60名特邀代表（老党员和离休领导人）。中国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了这一盛事。江做了工作报告。报告长达两个半小时，这是他任内最具深远意义的讲话，报告号召进行改革和结构调整，并重申了中国的核心价观和道德观。江希望通过这一报告设定中国在21世纪的政策议程。
在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之下，江表明了积极的改革立场。他说，中国应该根据“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评价每一项政策。这被称为“三个有利于”，是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时创造的说法。
江还强调了正统的重要性。他向党内的同志保证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他指出，像任何一门科学一样，马克思主义也要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发展而改变。他还解释说，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将长期处于这一阶段（普遍估计至少100年）。江说，在这一阶段，中国必须通过市场力量来发展和实现工业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他重申要在变革中保持稳定。江说：“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他补充说，“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干不成。
关于具体的改革，江强调要将国有企业——估计约有37万家——重组为股份制公司；他还表示要重视资本及诸如并购等现代金融市场手段的重要性。江说：“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接着，他号召打破不合理的所有制对生产力的束缚，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尽管他说“公有制”应该始终在中国的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但他却扩展了这一名词的含义，使其囊括了很不同的形式，其中有集体所有制，甚至还有股份制公司。这一定义的扩大是一次思想上的突破。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冷溶说：“江主席使全党摆脱了思想桎梏，接受不同的所有制。但他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实际上，通过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理解，他加强了党的建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讲‘有中国特色的社主义市场经济’。”
在报告中，江明确地提出要政企分开，使国有企业成为能适应市场的竞争主体。他警告说：“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企业也不能不受所有者约束，损害所有者权益。”从此以后，市场的力量将起主导性作用。
江谈到“解放思想”的三个关键时期：1978年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战胜华国锋的“两个是”；1992年邓的南方谈话使改革恢复活力；改革所有制对经济进行重组的“新时期”。
与此同时，政府告诫各省领导，非国有化进程不要走得太快太远。另一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方法是挑选约1000家大型国有企业，给予源源不断的政府支持，目的在于使它们成为世界级的集团企，能够与像通用电气、三井和西门子这样的企业一决高下。
江的报告也重申了党要改革政治体制、完善行政制度和加强法制的承诺。这包括扩大基层民主的范围。同时，江明确主张摒弃西方式的民主体制。有些出人意料的是，江承诺中国将在今后3年内裁减军队员额50万。他还向代表保证，党将继续致力反腐败斗争。
江的讲话被盛赞为改革的突破，但他愿意把荣誉与他人分享。他在大会闭幕式上说，报告“是中央和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十五大闭幕后，中央委员会随即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最终选定政治局和拥有巨大权力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时候到了。没有人确切知道最终的结果究竟是什么。党内知情人士称其为“党内民主”的一次“跃进”。
江在报告中呼吁团结，不过事情很明白：虽然他可以要求团结，但他却无法强求。高层官员的选举不是他或其他任何人可以控制得了的。此次还将举行颇具竞争性的无记名票。中央委员可以为政治局出除正式名单之外的6至7名候选人，然后由21人组成的新的政治局以相同的秘密程序在他们中间再选出常委会委员。
江泽民仍旧是第一号人物，其后是李鹏。朱镕基成为第三号人物。李瑞环还像以前一样为第四号人物。他们之后是胡锦涛，他正在被培养成下一届党的总书记。接下去是尉健行。最后一是李岚清，他经是李瑞环领导下的天津市副市长。新的排名有两个出缺，一个出人意外，另一个使人吃惊。出人意外的是政治局委里第一次没有军方代表。这被认为是江加强了对军队控制的象征。
使人吃惊的是政治局常委中没有乔石。实际上，前一天当乔石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中央委员会名单上时，这条消息就已经传了。这明白无误地表示，乔已经退休。
在十五大上取得巨大胜利之后江开始筹划未来。在新的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他表示，他将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持胡锦涛成为总书记。江说：“我们年纪大了，应该给年轻常委更多的权力。”接着他向胡作了一个手势，说：“锦涛同志，还有其他年轻有为的干部将为党作出新的贡献。我们第三代领导应该更多地为年轻人铺路，把他们的障碍降低到最小。”像他之前的邓小平那样，江泽正在计划一场和平的交接。如从前一样，稳定是他考虑的首要问题。
1997年5月，美国有新闻电视的记者陈梦兰在采访江主席时问道：“您早晨醒来后，心里想到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江回答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习惯。我通常很晚才睡，在我的心目中，就内政而言，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确保12亿中国人民的温饱。怎样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呢？从人权角度来，这是他们的生存权。对于一个没有面临和我们相同情况的国家来说，这是很难想像的……我总是想，怎样才能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实现共同致富的目标。一直以来，这都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我是学电机专业的，也学过高等数学，但我还是觉得这道题很难解。”
谈到他的作息，江说他习熬夜，“经常到半夜才睡觉……思考问题”。早晨他必须“为参加各种活动梳洗整装”，因此他“动作必须非常快”。
江告诉《时代》周刊说：“有时候，我会失眠，比如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日子里。尽管有现代科技，但我们主要还是靠天吃饭。我特别要感谢的夫人。她总是劝我说，毕竟饭还得吃，还得设法睡一会儿觉，因为第二天我还得继续工作。”
在这次采访中，江还谈到了他个人的兴趣。他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但我同时是一个普通公民，我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比如说，我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元曲，也读过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马克·吐温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都给了我极大的乐趣。我还喜欢听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和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我相信，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是相通的。”
他的妹妹江泽慧坦率地说：“三哥通常都在深夜给家里打电话，他仅有的个时间就是夜晚。他总对我说，他有‘学不完的东西’。除了报纸、书籍和杂志外，如果有外国人来访，他还得阅读有关他们国家文化、历史、经济和时事的材料。他看中央电视台的《闻联播》，还经常看《焦点访谈》，如果他看到一则引起自己担心的报道，就会给地官员打电话。如果我哥有时间，他喜欢看一些文艺类的节目。”
一个关于江如何处理他在电视上看到的问题的例子，发生在1998年春天。那次，他看到一个关于山东省400名小学生服用了劣质碘钙片中毒的报道，当晚即给卫生部的官员打了电话。江被告知是当地防疫站的副站长为牟取私利而出售了这些劣质药片。江非常生气，他给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打电话说：“决不能允许这些被金钱和物质利益冲昏头脑的官员为非作歹，对这些罪犯必须严惩不贷。”除了要依法处理之外，江还努力确保这类事件不再重演。这个故事确能反映中国媒体开始发挥监督政府的作用。
江主席近50年的密友沈永言说：“江一般是在晚上10点半以后给我打电话，他给我打电话是为了放松，舒缓自己的紧张情绪，从困扰他的巨大压力中解脱出来。我们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一般聊上二三十分钟，仅此而已……”
沈笑着说：“他可能有点担心，如果我们聊的时间太长，我会要他帮忙办私事。他曾对我说过，如果我自己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办，比如要看急诊什么的，他会尽力帮忙，但我不能替别人操心。很多人知道江和我关系很密切。有的朋友遇到了真正的困难，比如遭遇到法律上的不公正或遭受方政府不公正对待等，但我爱莫能助。”有时江在白天给沈打电话，他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听到从他们各自的办公室内传出的笑声。如果沈的秘书问是哪位打来的电话，江回答：“我是北京的，我姓江。”
沈永言说：“由于我们是多年的老友，所以我们也聊一些私人和家庭问题。难得有几次，和江谈及自己的私事。但有时，即使我听从他的建议，甚至有他的亲笔签名作为支持，还是有可能解决不了。有一次，在处理一个我认为不公正的，涉及到城市当局的问题时向他讨教。我一切根据他的指导来做，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后来当我告诉他说他的建议没有奏效时，他只是说，‘唔，那是地方保护主义。我有什么办法呢？’即使他权力也是有客观限制的。他担任总书记多年，可能是世界上经验最丰富的国家领导人，但是在中国还是有很多事情是他无法控制的。但我知道一点：江泽民是我真正的朋友。”
1997年，江主席有一次给他的科学顾问宋健博士打电话，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要求。江刚刚看完宋博士写的一篇关于中国古代年表的文章，他对其中引用的一段话非常感兴趣。这是著名的数学家兼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1922年为中国开出的一个处方，此前一年他一直在北京大学讲学。罗素写道：“全中国真正进步的人们必须团结在一个具有高度纪律性的社会中，通过集体做出决定并迫使所有成员支持这些决定。”
江给宋博士打电话，要了10本罗素的原版作《中国的问题》，宋博士安排将这些书送了过去。宋评论道：“江主席对中国社会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预见到如果中国采取西方式的民主，那将没有足够集中和强大的力量使国家保持团结并确保其持续发展。如同对其他国家一样，民主对中国来说是个有价值的目标，但中国当前还承受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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