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的任命意味着江从市长的日常事务中解脱了出来，能够更加专心地处理政治事务了。党的十三大要求增加党和人民之间的对话。江一直与市民进行公开座谈，现在他加大了与市民交流的力度。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中，他得知大约1万名上海市民的住房十分拥挤，人均只有两平方米。作为这次座谈会的成果，这些居民中有60%得以搬迁。
江泽民于1988年1月率领一个由上海市领导组成的大型代表团到广东省参观考察。上海长期以来是中国的商业中心。江泽民为理解广东这个富有活力的南方省份所作出的努力，本来可能被看作是一次令人尴尬的求助，但实际上却是公关上的一大成功。通过积极向广东省学习，江塑造了自己思想开放、实事求是的领导人形象。
在返回上海之后，江召开了一个由万名干部参加的会议。“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解放我们的思想，”江说，“广东得以迅速发展的基础是改革、开放、明确的财政拨款、下放的责任制以及在所有企业、部门和管理部门中建立起来的奖励机制。”在2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的话更为明确，要求上海工业部门必须进行结构性转变。他说，权力必须下放给下级管理部门。他还敦促要充分利用乡镇企业的较低劳动力成本以及剩余生产力。要有更多的企业向股份制转变。应集中精力创立名优品牌。就在当月，新的数据表明，从1985年到1987年底，上海的外商投资额增加了3倍。
数字的确不俗，但江知道还能够更好。江对当地的经理人与外国投者的谈判方式非常关心。他批评他们目光短浅，认为这样会影响长远发展。“上海人很精明，但不聪明，”江引用了一个外国投资者的话，“商业谈判十中有九以失败告终。”他指示工作人员对30次失败的商业谈判进行分析，并对主管人员的缺乏战略眼光提出了批评。他建议地方管理人员降低赢利期望，让外国企业得到更大份额，这样就可以开设更多的合资企业。
但与此同时，江一直在外人面前保护自己人。当他听说外国商人抱怨上海人在谈中表现出的“精明”时，他就说：“精明是件好事；我宁可和精明的人打交道。仓促达成的协议会给双方带来困难和不快。”
江泽民的态度给来访的政要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在访问北京后总是会来上海。此外，江还带领官方代表团到国外访问。
江泽民的两个孙子女的出生，给他在上海的那些岁月带来了喜悦。1986年绵恒生了一个儿子，叫志成；1988年绵康生了个女儿，叫志云。跟江泽民这一代一样，他们的名字的第一个字也是同样的。“志”的意思是“志向”或“抱负”。“志成”的意思就是“有抱负就会成功”；志云的名字综合了抱负与云的意象（出典于一首唐朝的诗）。志成小时候头发很少，所以被昵称“毛头”，意思是“没有头发的小孩”（从字面上说，它的意思是“毛茸茸的头”，一个跟实际情况相反的滑稽名字）；志云的昵称是“妹妹”。
他们的祖父一见他们就眉开眼笑。他常常见到他们，因为整个家庭就在一个大单元房里同吃同住。当他们的儿子带着妻儿去国外学习和工作时，江和他的妻子就尤其感到难过——绵恒在儿子出生后不久就出国了。“三哥和他的妻子非常想念他们的孩子和孙子孙女。”江泽慧回忆道。
1988年2月大年夜，当邓小平精神健旺地步入上海展览中心的友谊厅时，人们都起立鼓掌。江泽民引人注目地站在邓的身边，表明了邓对这位热情的上海市委书记的信任。在观看了丰富多彩的歌舞、传统京剧和杂技表演后，邓登上舞台向艺术家们致意，江紧紧跟在他的身后。这一场面的照片刊载在主要的报纸上。
12个月后的1989年2月初，江泽民又与邓小平一起庆祝了新年。这一年将以政治上的争论开始，而争论后来在天安门广场的动乱中终于大爆发。邓小平已经八十五六岁了，为了能目睹中国的发展，他辛劳了一生。他已经来日无多，希望能快些看到成果。在上海，江泽民似乎正在实现他的梦想。
江泽民一直保持着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关注，在1988年3月召开的一次有关政治价值标准的会议上，江引入了进步的思想。在毛的理论的基础上，江对20世纪末背景下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概念进行了重新思考。“在理论研究上不应该有禁忌，应该允许研究者畅所欲言，”江对1000名听众说，“我们应该允许在理论研究中出现错误，就像在改革中会出现错误一样。”回顾了历史教训，他又说：“压制百家争鸣，搞一言堂的做法将会压制人民的意愿，窒息思想和导致对理论的破坏。”
在江泽民说“没有禁忌”的时候，他没有明说，但所有人都知道，是“在理论探讨仍处于马克思主义范围之内的前提下”或是“在理论研究者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因此，江所说的“没有禁忌”，打个比方，跟一个精研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正在打一场有关言论自由的官司的美国律师所说的同一词语，意思是不一样的。尽管如此，江的表达方式似乎透露了他内心的斗争。江本身是个知识分子，真正爱好学问，他了解学术自由的条件与限制，即便他不能提供前者，也不能放松后者。江认为，学术自由是重要的，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权这么重要。
一个月后，在上海市人大会议上，副市长黄菊报告了上海接连发生的事故情况，这些事故给市领导造成了极大的压力。12月，在一起浓雾引起的轮渡事故中，有11人被踩死，76人受伤；下一个月由于毛蚶被污染引起的肝炎流行波及近30万人，造成数人死亡。
在会议上，几位副市长因失职而作了自我批评。渎职的责任人已受到记过、警告和降级的处分。江泽民感到自己也有责任，尤其是对肝炎流行事件，为此，他也作了自我批评。他承认自己对卫生工作不够重视，本来应该预测到随着私营企业的蓬勃发展而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为第一把手，”江说道，“我应当承担这个责任。”
许多党员干部，特别是那些关心贫困和医疗问题的人，对45万元的选美费用大为恼怒。他们向报社写信并提出正式批评，对“上海小姐”选美比赛冠军将得到5000元奖金表示了厌恶，这笔钱比当时大多数工人一年的工资还要多得多。此外，联想到过去堕落的做法，有些人怀疑这次选美活动的真正目的是“为某些官员挑选美女”。
江不想给人留下守旧的强硬派的印象，那将有损上海走向世界的雄心壮志，但他又不能忽视党员们的群起反对之声。经过3个星期的深思熟虑，江取消了上海小姐”选美比赛，并谨慎地选择了他解释的措辞。他说，目前“条件尚不成熟”。换句话说，在原则上他并不反对选美比赛，只是上海还有更大的问题需要先予以解决。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飙升的通货膨胀率。政府采取的一项政策是通过放开物价管制来解决经济中价格严重扭曲的问题，但这项政策无济于事。人们开始疯狂采购。中国领导人被迫彻底改变他们的政策。
1988年下半年，李鹏总理决心冻结物价。新的楼房建设——特别是宾馆和写字楼——实际上被禁建。全国1万多个项目被中止。
现在也到了江泽民重新考虑自己的事业的时候了。1989年他将满63岁。传统上为退休的高级领导人准备的职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并没有吸引力。江想彻底改变一下。他想成为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
尽管江可以利用上海市委书记的职务来确保在大学里谋得一个席位，但他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成就来取得。他回忆起翻译过有关电力问题的俄文著作，就和老朋友沈永言联系，希望恢复这项工作。在内心里，江仍然是一位知识分子，出版著作令他感到自豪。他还准备在大学里进行一次题为《当前电力节约与能源开发趋势》的讲座，他将就这一课题撰写一篇技术论文。
“江给我打电话时，我感到很惊讶，”沈说，“他急于知道自己的手稿的下落。坦白地说，我想不起来手稿到哪儿去了。已经过去20多年了，其中还有10年是消磨在混乱的‘文革’中。我告诉他我会找找看。”
沈在书架和壁橱中仔细查找，终于找到了这份如同出土文物一样的被遗忘的手稿。但他已找不到俄文原稿；为了安全，他的妻子可能在“文革”中将原稿卖掉或烧掉了。
“江大感欣慰，”沈说，“并告诉我他会与我们原来的俄罗斯顾问联系，再要一份俄文原稿。”江在一个月内就拿到了那本书，并寄给了沈。
“请帮我把手稿校对和编辑一下，”江恳求沈，“这本书对我很重要。”
“我了解他所说的话，”沈深思道，“除了退休后在学术界的个人计划，这本书的出版也将了却多年前江对他的俄罗斯导师许下的承诺。”
“我按照江的要求做了，”沈接着说道，“这项工作非常复杂而艰辛。所有内容——图示、草图以及翻译——都必须与原文匹配得天衣无缝。”
但正当江忙于为离开政界后的生活制定计划时，一场政治地震撼动了所有人的未来。
“我才完成手稿的一半，”沈永言说，“就听到了这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我亲爱的朋友，江泽民，成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好吧，’我想，‘我们小小的出书计划就此打住了。’”
【第二部分】 领导地位 1989-1996年
第9章 1989年1月－5月“准备作长期斗争”
1989年初，已经有许多事情造成了中国高层领导人之间尖锐的政治分岐。事实上，没有一位重要人物从根本上反对进行改革以刺激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分歧涉及改革的速度与方式。尽管如此，这种分歧将会导致一场地震，震中很快就会出现在天安门广场。
对有些人来说，邓小平的激烈改革——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分散中央权力和对外开放——威胁到了他们个人的权力。许多人都惯于生活在政府控制、中央计划与国有企业的“体制”之中，他们宣扬一种保守的意识形态，以保护他们在仕途与生活上的利益。共产党体制内的有些人其实在试图束缚变革的手脚。除此之外，老前辈的理想主义者们渴望回到共产主义的“黄金时代”（指20世纪50年代早期和中期，在群众运动搅乱全国之前），当时追求的目标、共同的理想、同志式的平等和对党的忠诚达到了顶点，团结了全国。
对江泽民来说，他最没有预料到的就是政治上的晋升。他已决定在上海退休后做教授。数十年来，他被频繁调动。现在他已经回到上海，他的妻子王冶坪想让他在这里呆下去。她热爱上海，上海话也比普通话说得好。上海市委书记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这意味着再过2年多的时间，江就将退出政坛，他们夫妇可以在上海安度晚年了。
沈永言记得在1989年4月的一天，他给江的办公室打电话，是贾廷安接的电话。“贾告诉我，”沈回忆道，“江正在交通大学作讲座。”他正准备从一位高曝光率的公众人物过渡到低调的学者。
震撼大地的剧变始于一场悲剧。4月8日，政治局例行的星期五会议按惯例于上午9时在中南海召开，议题是教育改革问题。作为主持人，赵紫阳总书记坐在桌首，这张椭圆形的会议桌可以让20个人就座。他所取代的那个人，胡耀邦，坐在桌子中部，几乎就在江泽民的对面。
1988年胡耀邦的心脏病曾经发作过，身体一直不好。
会议进行了40分钟后，胡站起身，打断了总书记的讲话。
他说：“我感到不舒服，可以离开吗？”
“当然可以，要当心身体。”赵说道。
然而，胡并没有走出去，而是又坐了下来。他几乎以慢动作把双臂放在桌子上，将头埋在中间。
“谁有药？”赵马上问道。这是指高级领导人应随身携带的一包专门药品以备急救之需。“我们需要硝酸甘油！”
江泽民高声说：“我有。但我以前从没有用过。”他接着问，“有谁知道硝酸甘油怎么用？”
“我父亲犯过心脏病，”一位教育部门的官员朱育理说，“给我吧。”江跑到朱的身边，朱拿过药，把它放在病人的舌下。
医生被喊了进来，随后胡被送入北京医院。第二周，胡似乎有所好转。但在4月15日，他出现大面积心肌梗塞，10分钟后就去世了。
当天晚上，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发了这条令人悲痛的消息，数小时内学生们开始在北京各校园里活动，寻思如何纪念这位曾经捍卫过他们的权利的人。次日，北京大学的一群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开始是纪念这位前总书记的活动，但不久变成支持他曾倡导的自由价值观的示威游行。学生们打出标语和旗帜，要求结束腐败、加强民主并允许更大的新闻自由。他们还要求重新为胡做结论。
当北京开始游行示威的消息传来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有鉴于1986年的教训，上海市政府立即发出警告，以免运动失控。但是对于江泽民和朱镕基而言，问题倒不在于游行示威本身，而在于当地一家报纸《世界经济导报》对游行示威的报道方式。该报的创办人及主编是一位脾气执拗的老党员和知识分子，名叫钦本立，时年70岁，他习惯穿毛式服装，生活简朴。
尽管《导报》由上海市主管，但它享有非同一般的编辑独立性。《导报》成了报道党的改革和主张新的政治思想的先锋媒体。该报拥有30万高层次读者，在为全国性的讨论定调方面颇有影响力。
在胡去世后4天，《导报》的编辑们在北京的文化部举办了一个题为“胡耀邦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研讨会。他们决心对官方有关胡的生平的结论提出挑战，邀请了一批著名的知识分子来发言。钦本立的指示是，研讨会的内容应该“带有实质性的东西，不是一般的哀悼之辞”。因此，与会者都畅所欲言，要求更多的民主和公开透明。
有些发言者公开批评反对胡耀邦的人。另一个人称胡的被迫辞职是“不合程序的”。许多人要求政府领导人承认他们的错误。他们谴责整党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违背民意。
钦本立计划在中国共产党举行正式悼念活动之后两天，在4月24日的《导报》上刊出一个专版，报道这次研讨会的情况。这位前总书记的肖像将醒目地放在第一版，并配上标题《人民的怀念体现了改革的巨大动力》。
江得知有关这一专版的消息后，指示负责宣传的副书记曾庆红和宣传部长陈至立进行调查。两人与钦本立见了面（4月21日），要求在出版前看文章校样。编辑同意在次日上午予以提供。
校样直到次日下午4点半才送到，但曾和陈还是很快就在其中发现了不可接受的内容。在当晚8点半举行的紧急会议上，曾庆红对《导报》编辑说专刊中某些带有煽动性的部分必须删掉。他说，这对于在敏感时期维护稳定非常驻机构重要。
“既然江泽民同志（上海市党的一把手）还没有看到这些校样，”钦本立劝诱着曾庆红，“市委和宣传部就没有任何责任。”
“这不是在保护我们自己，”曾反驳道，“这是保护社会！”
钦本立拒绝让步。
4月19日，就在《导报》研讨会召开当天，学生开始封锁长安街上的中南海正门新华门。长安街是北京的主干道，把北京一分为二。示威者要求为胡耀邦恢复名誉，并要求李鹏出来同他们对话。第二天，因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学生们仍滞留在那里。他们深感失望，与警察出现了冲突。政府宣布学生受到“一小撮人”的利用，他们的行为是“不正常的”。
4月22日上午，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仪式由杨尚昆主席主持，中国大部分高级领导人都参加了。江泽民仍在上海应付不断恶化的局势，他送来了花圈以示悼念。
而在面积100公顷的天安门广场上，挤满了表示支持胡的思想并悼念这位受爱戴的领导人的学生和市民。他们将胡的巨大肖像竖立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来自北京几十所学校的人群逐渐扩大到了10万人。在静坐没有得到官方回应后，学生们提交了正式请愿书。当结果清楚地表明不可能恢复胡的名誉时，学生们愤怒了。他们呼吁全国罢工、罢课。他们越来越激动，沿着首都的街道游行，途中得到数千名旁观者的喝彩。
领导人们开始紧张起来，害怕发生暴力冲突。大约有1万名军人被召进城来控制人群。忧心忡忡的邓小平评论说，这次学生运动不像是一般的学潮。
《导报》的专刊将在两天内出版。当曾庆红向江泽民汇报钦本立拒绝删除煽动性章节时，他打电话给汪道涵，汪当时是《导报》的名誉董事长。
“江请求我的帮助，”多年后，汪回忆道， “我也认为维护稳定是重中之重。领导人必须阐明国家所面临的危险以及必要的安全措施。”
他们俩一起来面对《导报》总编，使用的是经典的策略，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尽管江泽民与钦本立的个人关系很好，但江并没有掩饰他的恼火——他唱的是“白脸”。他想阻止《导报》使党难堪，自毁前程。江批评钦无视党的纪律，尔后就走了，让汪道涵——他唱的是“红脸”——来说服钦作必要的删节。经过讨论，钦同意删除刺眼的段落，进行版面调整。修改过的版面将在次日下午完成，以便能按计划在4月24日早上印刷。
汪道涵一直待到凌晨1时，仔细阅读文稿，进行最后的修改。但令他大为惊讶的是，当天（4月23日）早上晚些时候送到他家的印刷的版本仍然是未经修改的原先的版本。很显然，16万份未经审查的报纸已经印刷，好几百份已送上一早飞往北京的航班。究竟是钦本立在同意进行修改时就口是心非，还是他在那帮年轻编辑们的压力力后来改变了主意，仍然是个谜。找不到钦本立让他作出解释，其办公室告诉打电话的人说他不在、休假或是生病了（说法显然在改变）。而与此同时，他的工作人员尽可能多地散发着那份原版报纸，希望其煽动性的内容能够点燃一场新闻自由的燎原大火。
以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市委坚持要求钦本立以修改过的版本代替未删节的原版，并收回所有剩下的原版报纸。国外报纸报道《导报》已被“查封”和“关闭”，关于这一没有根据新闻，共产党将之归咎于《导报》驻京办事处。
钦本立同意对星期一早晨（4月24日）出版的报纸进行修改，因为他承认自己已经向江泽民和汪道涵作出了承诺。但在同一天晚上，钦在自己家里举行了一个秘密会议。他介绍了他与市委领导人的谈话情况，然后征求编辑们的建议。“如果我们支持学生，”一人说，“我们就可能改变政府——只要我们坚持我们的原则并出版最初未经修改的版本。”
“我认为我们没有错，”钦本立回答道，“他们想要删除的正是我们想要强调的。”
第二天早上，经过修改的《导报》没有面世。怒不可遏的江泽民只没收了2万份报纸。
江泽民打电话给《导报》报社，要求得到解释。他又一次得到保证：修改后的版本将会按计划印刷。然而，这又没有发生。汪道涵辞去了该报名誉董事长职务。而许诺出版新版的把戏第二天又续演了一次。
4月25日晚上，《导报》的编辑们终于抛弃了伪装，在一封口气生硬的“急信”中向市委摆明了他们大胆的立场。“告诉你们”，信的开头冷冰冰地说。他们称钦本立生病了，不能出版修改过的版本。编辑们以一个不合逻辑的理由辩称，他们决定出版未经修改过的最初版本，这样是为了不“加剧冲突”。这是公然的挑战之举。其实质是，大胆的编辑们表示党无权干涉他们出版什么、不出版什么。
在听到这个消息时，江泽民说：“对胡耀邦同志做最终结论的职责在党中央，而不在《世界经济导报》。”
“我当时在场！”上海市前副市长叶公琦回忆道，“我是直接见证人！答应我们是一件事——几个刺眼的词句会被删除——而我们发现的是另一件事——报纸印刷出来了，刺眼的词句仍赫然在目。这不是失误，我们被欺骗了。我们要对上海的安全负责。我们还能做什么？”
这段时间，江泽民曾给时任安徽农业大学林学系主任的妹妹江泽慧打电话，以获得对学生运动的独立评估。“他问我安徽的情况，”江泽慧说，“那里的学生也跟其他城市的学生一样活跃。三哥和我联系比较密切。我很喜欢学生，并试图阻止他们变得过于情绪化。有些学生不能控制自己，没有礼貌。我告诉三哥校园里的情况，并把我的真实想法及时告诉他。作为一家人，他非常清楚他完全可以信赖我。”
即便北京的形势不断恶化，赵紫阳仍按计划访问了朝鲜民主主义民共和国。他于4月23日离开北京。第二天，北京市委宣布，学生运动是“将矛头指向中共中央并企图推翻共产党”。当天晚上，李鹏代替不在位的赵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根据北京市委（可能还有军事情报部门）的报告，政治局常委投票支持北京市委的结论。
4月23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墙报上登满了高级领导人亲属的姓名及其担任的职务。其中至少有一处错误，“政治局委员江泽民，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不管江泽民、他的工作人员或他的亲属对此谣言否认了多少次，这谣言一直在反复地传播着，尤其是在国外媒体的报道中。
4月24日，北京38所高校的6万名学生开始罢课，声称他们将无限期地抵制上课，以求实行更大的民主，更多的新闻自由，尤其是针对《世界经济导报》危机。学生领袖们说，他们将派出代表团前往工厂，争取工人们的积极支持。
第二天早上，李鹏、杨尚昆和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到邓小平家报告正在恶化的事态。在听取李鹏的报告之后，邓对这场学生运动的性质作了定性，将其称为“动乱”。这是他在仍然身受“文革”创伤的国家中所能使用的最严重的字眼。“动乱”这个词是一个触发器。它将这次游行的危害提升到了最高等级。相比较而言，1986年学潮一直被定为纯粹的“骚乱”。“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邓说，“其实质是从根本上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消灭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动乱。”
北京市委随即根据邓的判断为《人民日报》起草了一篇社论。社论谴责学生的做法“扰乱了秩序”，把他们的行动定性为“非法”，呼吁制止动乱。社论以一句纲领性的话作为标题：《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4月25日晚上，中央电视台在全国电视新闻节目上多次播放社论。第二天早上，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
当时，江仍然在处理《导报》危机。《人民日报》的社论和《导报》的编辑们公然挑战的信息在同一个晚上到达。这两份报纸并排摆在案头，好像是在相互宣战。江泽民知道他必须采取行动了。
主编钦本立必须对此负责。从好的方面讲，他是无法约束住下属；从最坏的方面考虑，他是在阳奉阴违，恶意反抗。在4月25日半夜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上，上海市委决定，《导报》编辑及记者们将对一个5人编辑审查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的成员由江任命。第二天下午，在一个坐满了干部的体育馆内，江泽民宣布解除钦本立职务并对《导报》进行“整顿”的决定。江以警告的口吻谈到了那些“想借国际批评来削弱我们决心”的人，表示此类伎俩是徒劳的。“他们决不会成功，”他宣布，“他们动摇不了我们维护稳定与团结的决心。”
江鼓励大家学习《人民日报》社论的“重要指导方针”。他也重申，党将“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并改善经济。接着，他赞扬了《导报》在宣传改革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
4月27日，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吉率领“整顿小组”进驻《导报》报社，却发现冲突并未结束。根据程序，报社的编辑人员必须在出版单上签字后报纸方能付印，但他们拒绝批准修改、删节过的版面。审查委员会找来了一位副发行人批准校样，修改版才最终得以付印。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社论，赞扬江对《导报》采取的行动，这立即引起了反响。北京33位知识分子联署了一封致党中央的公开抗议信。该信以《捍卫新闻自由》为标题，要求“上海市委更改撤销钦本立职务的错误决定”，并应对在纪念胡耀邦研讨会上发言的人进行“错误谴责”一事道歉。
北京的危机也在不断扩大。20万学生在北京举行大游行，谴责《人民日报》“诽谤”。游行持续了12个小时以上。到它结束时，政府同意和学生对话，但持续了3个小时的对话毫无结果，罢课仍在继续。
第二天，赵紫阳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返回。他在得知《导报》受打压的情况后，勃然大怒。他一直把《导报》看作是他的一块主要根据地。如果它受制于检查，他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持来源。赵指责江泽民，“上海市委（在免去钦本立职务这件事上）过于匆忙地采取行动，把事情搞砸了。”
事态的发展证明，整顿小组并不能对《导报》实施有效的新闻审查。在这张报纸上，抗议罢免钦本立的大标题仍然不断出现。来自上海不少报社的记者们沿着外滩联合举行了示威。要求钦本立复职和要求江泽民辞职的标语并排高举。
5月3日，示威人数进一步增加，大约7000名学生和数以千计的其他人员涌上街头，质疑罢免钦本立的合法性。第二天，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70周年，当年学生们首次为反抗压迫、争取民主而游行集会。这一天，走上街头的人猛增数千，挥舞着标语，并高呼口号。他们的要求包括：结束官倒，提高教师待遇，进行民主改革，实行法治，以及新闻自由。在北京，20万名学生重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来自北京大约50所高校的代表发布了《新五四宣言》。北京各家媒体的成员也走上街头，宣布他们支持被免职的《导报》编辑。
“我们曾估计过整顿（接管）《世界经济导报》的影响，”江泽民承认，“但后果比我们预料的要严重得多。”有人指责他的行为引发了“上海大规模的示威”，而钦本立“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作为回应，江泽民直率地说，“有些自由化分子跳了出来，在公众面前表演，这并不是一件坏事。问题是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被卷了进来。‘鱼目混珠’使我们的工作变得更为困难。”
“我们在《导报》事件上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他对政治局说，“我们从大局出发，严格区分了党员和普通群众。钦本立假装服从，企图欺骗党。他违反了党最基本的纪律，理应得到处分。问题是新闻界夸大了这件事。党对学生运动的立场是绝对明确的：我们决不允许示威扰乱上海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决不允许非法组织的成立，我们将禁止所有非法的游行和示威，禁止任何形式的串联，并在学生和教师中认真进行思想工作和指导。我们尤其要争取中间的群众，避免冲突，尽快解决问题。”
江当时希望通过自己的解释能够稳稳地渡过这场政治风暴，并不是以此来谋取更高的职务。无论如何，江对《导报》采取的行动将被中国的元老们视为果断之举，而果断正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所需要的。
会场之外，“动乱”的范围不断扩大。5月13日，500到600名学生（大多数来自北京大学）开始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抗议。政治局决定派党的一名高层官员——阎明复，与示威学生进行协商。阎恳求学生们不要损害自己的健康，并责备他们，要他们维护“国家的尊严”，但他的话没有任何作用，绝食者越来越多。
党内争论也在升级。5月14日，一份香港报纸引用一位高层内部人士的话称，在政治局会议上，赵紫阳宣布既然《导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挑起的，就应当由上海市委来结束”。这看起来是对江的公然批评。
与此同时，《导报》的编辑们准备刊登一篇前所未有的横贯两页的文章批评江泽民。同时还将刊登国外的责难文章和支持钦的公告。意料之中的是，整顿小组不准该期报纸出版，理由是它没有赶上期限。而江在没有请示北京的情况下就批准了推迟出版的做法。
江暂停《导报》的出版引起了骚动。国外记者纷纷指责这位上海市委书记，其激烈程度跟他们原来批评李鹏时相似。
公众的呼声只是加强了江泽民的决心。江坚持，只有当钦承认他在纪念胡耀邦的那期报纸上犯的错误时，他才能复职。钦本立也毫不让步。最终，双方都没有让步。钦再没有官复原职，报纸也失去了它的冲击力。
在北京，绝食抗议活动仍在继续。学生要求收回4月2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并现场直播与他们的会面，这些要求对政府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政府仍未采取行动，只是再次劝说学生们返回校园。
同一天，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飞抵北京进行一次早就计划好的访问。对中国政府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尴尬的时机了。对一个试图获取国际声望的政府来说，大规模的示威是令人尴尬和难堪的。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是在机场而不是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苏联领导人敬谒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计划也被取消了。戈尔巴乔夫来访的目的是在中苏长达30年的敌对之后恢复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数百名记者来北京报道这一事件。但当他们看到大规模的示威人群，就知道他们有比两个共产党国家举行峰会更重大的新闻要报道了。
在上海，4000名学生在市委门前聚集，以显示他们与北京示威者之间的团结一致。这是一个寒冷的雨天，到天黑的时候只有几百人还留在那里。在上海，第一次对话是5月17日。代表17所高校的30名学生受到了邀请，5位市政府高级官员参加。江泽民不在其中。
他的缺席引发了更大的混乱。连续3天，1万名学生在上海游行。在党内，某些人也对江泽民施压，要求他处理他们所称的“学生的合法要求”。他们希望他与抗议者直接对话并宣布运动是爱国的、合法的。但江没有这样的权力，也不想这样做。
示威游行的势头有增无减。超过10万名示威者出现在上海蜿蜒的街道上，阻塞交通并威胁到了即将到来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访问。在滨江的外滩，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工人举行的集会一直持续到深夜，而大约300名学生在市政府台阶上的绝食行动也进入了第二天。
在家中与7名元老、党的领导和军队高级将领开会时，邓小平说：“他们（我们的对手）试图从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这就是当前局势的关键。如果你们看不到这一点，那么你们就没有把握当前形势。如果你们看到了这一点，那么你们就懂得为什么我们要在北京戒严了。”邓对“文革”时的混乱心有余悸，样补充说，“有人反对用这个词（动乱），但它切中了要害。”戒严令使调动军队进入首都具有了法律基础。党内争议结束了。主张强硬者取得了胜利。
与在北京的尴尬情形相比，戈尔巴乔夫对上海进行的6小时访问非常成功。江对与苏联领导人会面感到很高兴，并泰然自若地应对了复杂的局面。当戈尔巴乔夫前去向江泽民最喜欢的诗人之一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一座纪念碑敬献花圈的时候，车队被示威者挡住了去路。江命令1000多名身穿绿色制服的武警封锁了一个小小的十字路口，从而使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妻子赖莎能够将手中的康乃馨花束献到纪念碑前。访问期间江曾开玩笑说戈尔巴乔夫的到来使上海的天气也变好了。苏联领导人回答：“我很高兴看到中苏间的气氛也变得更好了。”
在外滩举行的绝食抗议已经进入第三天，媒体对此进行了密切报道。绝食人数已达450名左右，许多人已经开始昏倒。媒体播放了医护人员在现场对学生实施急救的镜头。
江泽民一直密切关注着首都的局势发展，他打破自己的禁令与上海学生进行了对话，他走出来，彻夜不眠地劝说学生们停止抗议活动。凌晨，江作出了最勇敢的举动，他手拿扩音器走到在外滩的人群中间。
“你们的爱国热情值得赞扬，”江通过扩音器对学生们说道，“而且，你们反对腐败、深化改革、推动民主的合理愿望与党和政府的目标也是一致的。我们正在努力实现这些目标。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绝食学生的健康。你们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你们必须身体健康才能学习好，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
江向他们保证，他与其他领导人会继续与学生们进行非正式的讨论。他告诫：“为了交流观点，达成共识，这样的对话只能在冷静和理性的气氛中进行。”
到了凌晨2时45分，已经绝食5天的学生们停止了行动。当天晚些时候，江泽民看望了住院学生并希望他们能够迅速恢复健康。江以非暴力手段出色地结束了上海的示威游行。而与此同时，他又向中共中央发去电报，表示完全支持实施戒严。
5月19日，赵紫阳进入了天安门广场。当天，随着政府的意图传到学生领袖那里，紧张程度进一步升级。晚上7时，他们决定停止绝食，但是仍然逗留在现场。晚上10点钟，表情严峻的李鹏发表了讲话，重申了政府的立场并号召采取“严厉措施结束骚乱”。两小时后，午夜时分，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大喇叭宣布实施戒严。
20日清晨，李鹏总理发布命令，宣布北京市部分地区实施戒严。
作为回应，一些学生开始采取阻碍手段，如阻塞交通、破坏公共设施等。
江在电视上向观众发出呼吁时，对李鹏的讲话表示了支持。江说，在政府对示威者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尝试所有的谈判途径。江的行动证实他所持的立场更为明智。
5月22日，部队试图进入首都，但是被大批市民和学生用匆忙设置的路障挡了回去。在上海，大约600名学生在大雨中游行。当天晚上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高级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开始实施罢免赵紫阳的步骤。
这期间，邓小平与中国的8位高级领导人见面，确定了赵紫阳的继任者。作出这一历史性的决定花了5个小时。
“经过漫长与仔细的考虑之后，”邓告诉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看来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我认为他挑得起这副担子。陈云、先念同志和我都倾向让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其他人有什么看法？”
杨尚昆表示同意。他强调，“新的领导集体（必须）保持改革开放的形象，赢得人民的信任”，并补充说如果它“墨守成规，死板僵化，不思进取”，那么人民不会信任它，党员不会尊敬它，那就会不断出乱子，“经济增长也就无从谈起”。他说，中国如果再次闭关锁国，那将是“很可怕”的。
元老薄一波也支持新一代的领导人。“只要我们不碍手碍脚，放手让他们去干，”他说，“我想他们会做得很好。”
邓小平随后要求就任命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进行正式表决。结果是全票通过。
第10章 1989年5月－6月“我深感担子很重”
江泽民接到书记处的紧急通知，要他立即赶到北京。当他匆忙赶到机场时，发现等着他的是一架专机，但是在北京南苑机场接他的汽车却是一辆普通的大众桑塔纳。直到此时，江才被告知邓小平将在西山别墅见他。这套伪装是为了防止江被愤怒的示威者认出而采取的预防措施。
当邓提出由他担任总书记时，江大为惊讶。他表示了他对邓的感谢和对党的忠诚，保证他会做党要他做的一切。“我担心，”江说，“我担当不起党赋予的伟大使命。”
江泽民对这一任命感觉很复杂。他是有抱负的，但并非野心勃勃。他在上海很愉快。当时，他向邓解释说，他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是一个缺陷，在与那些已在中央工作数十年的同事打交道时更是如此。邓回答道：“我们都支持你。我们将帮助你克服任何困难，你不必担心。”当晚，江乘同一架飞机回到了上海。
在静静反思的时候，江泽民自问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不是一场梦——邓小平清楚地说明，元老支持这一决定。但还没有任何正式的或官方的决定；元老们仍在开会讨论；中央委员会尚未投票——他们当中即便有人知道邓的提议，也只有很少人——江本人显然对此全然无能为力。任何事都可能发生。确实，一切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当江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冶坪时，她并不感到兴奋。她和丈夫分居20年后在上海一同度过的4年愉快生活就要结束了。她没有任何政治和社会野心，成为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女性对她没有吸引。王是一个谦虚的研究人员，她更希望留在自己深爱的故乡。而且，她的身体状况一直在走下坡路，对承担新的责任非常担忧。江也有同感。所以他后来说“高处不胜寒”。
江也怀疑自是否能在北京的精英中站住脚。就像他以前经常做的，他拜访了汪道涵，征求他的意见。
“我知道他是总书记的合适人选，但是我能看出他的矛盾心情。所以我写了领导1840年抗英鸦片战争的中国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一副对联来勉励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大意是如果对国家有利，就要不惧生死。“
“我感觉他完全胜任这一职位的原因是，”汪接着说道，“江在处理1986年和1989年的学潮以及《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信念和同情心。他的优点在于联系群众。他还有面对人民并讨论问题的坚强意志。”
“另一方面，”汪继续说，“我也感到担心，因为江没有在中央最高层工作的任何经验，而在那里存在很多复杂情况，有很多矛盾。有时会很困难，令人沮丧。我用林则徐这副对联告诉江泽民，他不应因为个人原因而放弃这个机会。不管前面是什么，他都应当接受这个重大挑战。”
汪的信心使江恢复了自信，江泽民决心接受邓的召唤。
虽然许多人对任命江的决定感到吃惊，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据传，邓说：“如果我们推出的领导层看上去僵化、保守或者平庸，那么在将来会有更多的麻烦……我们会永远得不到安宁……我们必须让民众产生信任。”
江泽民处理上海的示威者时，表现出良好的直觉。他对示威者进行安抚并态度温和，同时又在涉及党的权力的问题上寸步不让。最后，他果断处理《导报》问题这件事表明在必要的时候，他愿意采取行动。
此外，邓认为中国的新领导班子要具备几项关键素质。最首要的一条是品德高尚。江在打击腐败的过程中积累了令人难忘的战绩，而且从没有迹象显示他与任何丑闻有联系。他的党员履历堪称模范，并一直支持邓对中国的改革构想。与之同等重要，江有技术专业知识、政治经验以及外交才能，可以透彻了解改革中的问题。他具有广博的文化知识，掌握外语技能，并受过科学训练——邓称江是一个“够格的知识分子”——他向外部世界展示出了一个具有魅力的领袖形象。还有一条最彻底也是最简单的理由，江为人们所爱戴，这是帮助这片一时四分五裂的土地愈合所必须具备的一项品质。
江主要的不利条件——没有坚强的支持基础——现在也变成优势。“我需要一个不搞小圈子的人。”邓说道。
江泽民在上海作了一次演讲，他知道这可能是自己在上海的告别演说了，但很少有其他人明白这一点。在上海闵行发电厂，他告诉工人们：“没有电，上海就没有稳定。”江现在不再只关心上海的稳定，而是全国的稳定。
5月29日晚上大约10时30分，一座类似自由女神像的37英尺高、名为“民主女神”的雕像被6辆平板脚踏车驮进了天安门广场。到了第二天中午，由中央美院的学生们制作的女神像重新激励了示威者，在一群欣喜若狂的学生和外国记者中间，一个学生高声朗读了《民主女神宣言》。
第二天，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江泽民的讲话被从北京打来的一个紧急电话所打断，数小时之内他就再次飞往北方。
与此同时，邓小平将对江泽民的任命告诉了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这位地位至高无上的领导人强调了改革开的重要性。他说：“这次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邓又说：“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
“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邓明确地说，“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友好地团结。”
党内的争斗虽然暂时停止了，但外部的冲突却越来越严峻。
6月4日晚上，在中南海一处深宅，李鹏总理、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外交部长钱其琛和宣传部长王忍之开了一个很长的会。他们召来了滕文生和另一演说词撰稿人，让他们草拟一封给全国的公开信。
“会议是由李鹏主持的，江泽民几乎一言不发，”滕文生回忆着这一重大时刻，“我了解制度的运作情况，很疑惑江泽民为什么会在那里。我完全没有料到，一无所知。我称他为‘江书记’，因为他是上海的市委书记。”
关于这封至关重要的信，李鹏作了唯一有实质性内容的发言，他给出了基本的大纲和主要的观点。“请到隔壁，”李鹏说，“我们会等你们写完。”
“我给两位可敬的学者一个半小时。”江泽民和颜悦色地补充说。这是他说的唯一一句话。
滕与他的伙伴1小时就写完了。他们回到开会的场所，大声朗读了信稿。与会者似乎很满意。只有李鹏作了几处次要的修改。他问其他人是否还有补充意见，其他人都没有。然后李鹏对滕文生说：“好吧，你们的工作完成了。你们走吧。”滕在离开的时候，还在想为什么江泽民会在场。
在“天安门事件”期间，江的活动仍是一个谜。一些报道称，这位新的总书记尽管没有卷入军事行动中，“但在危机处理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当时的美国驻中大使（前中央情报局特工）李洁明，在根据他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详细回忆中只提到了江泽民一次，那还是在提到他在上海“较为成功地对付示威者”的时候。
在谈到“天安门事件”时，江说：“领导人在处理全国性的动乱时必须做到谨慎和明断。”尽管如此，江一直为当时采取行动的人护。他总会问：如果即使数量只有十分之一的示威者在白宫、唐宁街10号或爱丽舍宫前面扎营近两个月，那么西方政府会作何反应？
目睹事态的升级，江汲取了教训。他决心要采取预防措施来确保他任之内决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他认为，防暴应当是警察部队，而不是军队的管辖范围。他看到有必要进行更好的防暴训练，并使用西方国家采用的非致命武器，例如橡皮子弹。江还认为外国新闻报道的内容使问题更加恶化，建议今后要加强控制。在江优先考虑的事情中，国家的稳定一直是最重要的。
当北京出事的消息传到上海，学生们在愤慨中爆发了。他们用公共汽车做路障以瘫痪交通，割车胎，并拦截列车。上海市领导人对暴乱分子发出了严厉警告：要么就此罢手，要么面对严厉惩处。警方逮捕了若干名最激进的学生，同时，市委动员了约4万名干部和市民搬开设在路口的路障。机动巡逻队防止学生阻塞交通。由于人们对混乱日益感到厌倦，这一战略开始奏效。到6月7日，上海基本上恢复了正常。
3周后，江泽民才被正式选举为总书记，在此期间，邓小平为平稳移交权力，有条不紊地做着安排。虽然续为军队的行动进行辩护，他也重申了实行经济自由化和开放政策的承诺。为了确保他的政策得以延续，邓表示支持民主的动乱的根源并不是他的改革，而是他称的“政治教育”的失败。
6月16日，邓小平跟至少8位元老与高级领导人见了面，向他们解释为什么第三代的集体领导应当有一个“核心”，并确定这个核心应当是江泽民。他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早先的历史，然后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
“领导核心”的概念是在“天安门事件”的景下产生的。“‘伟大舵手’及‘最高领导’这些称呼分别反映了毛与邓的威严与影响，‘领导核心’相形之下就逊色多了，”悉尼大学教授弗里克。台维斯写道，“江泽民新近被任命为总书记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核心’这个称呼显然是专门用来加强他的地位的。”然而，“核心”的概念是跟不同时代的集体领导的概念紧密联系的，目的是平衡对享有权威的领袖的需要与禁止个人专断的需要。波士顿大学教授约瑟夫。福史密斯认为，“核心”的特点是“综合了正式与非正式的权威，它使一位领导人成为党的问题的最终裁决者—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拍板’与结束讨论的能力”。
随后邓小平宣布了离开政坛的打算。“新的领导一经建立有秩的工作以后，我就不再过问、不再干预大家的事情”，他告诉缄默的听众，并说他早些时候已告诉过李鹏和姚依林，可能就是在他通知他们元老们决定选择江泽民任总书记的时候。但这位地位至高无上的领导人想要隐退并不易如果他退得太快，江可能会应付不下来。在此后的3年内，他仍然经常要依靠邓小平的出面，有时还需要邓行干预。
达成一致意见的最后一个步骤，是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主要的元老参加，于6月19日至21日举行了3天。在6月23日、24日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召开正式会议，这就是十三届四中全会。毫不令人吃惊的是，赵紫阳被正式罢免职务。他被指控犯有“非常严重的错误”，“分裂了党。而从未想到过这一刻的江泽民，经过选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我深感担子很重，”江对与会者发表了讲话，“我感谢同志们的信任，决心同大家一道，刻苦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尽心尽力做好工作。”
1989年6月24日，江泽民作为新的总书记被介绍给全国。《纽约时报》报道称他“看起来有点闷闷不乐，眉头微微皱着”，并补充道，“他可能正在思考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他所就任的职位危如累卵”。
全世界的中国问题观察家都大一惊。许多人得出结论，他的任期将会很短。香港的一位消息人士评论说，他的基础是“他的声望，但这在中国算不了什么。他没有像军队或国家安全部门这样的机构支持他”。一位西方外交官说：“这是一个临时性的继任政府，我不认为有人预料它会生存很久。”
其他人则看到了这一选择的优点。“这个决定给人民带来希望，”一位外国外交官指出，“至少，他可以和外国领导人握手。”一位中国问题学者做了一个有预见性的分析，他谈到了前进所必须进行的妥协。“从平衡角度考虑，”他说，“他看起来是个很好的选择——他是对外开放的象征，同时又和党的元老们合拍。”
其他称江为“非常机智、非常温和的令人喜欢的人”。一名曾在一次贸易展览会上见过江的咨询顾问热情洋溢地说：“我不认为在美国有哪位政客会有这种才干，”她说，“他走了进来，就像是君临现场。”
在北京，对的反应更为和缓。江被认为是“上海人”，这不是一个表示亲近的称谓。这标志着一个具有讽刺意的逆转。4年前，当江来到上海成为该市的新市长时，上海人给他贴上了“北京人”的标签。就像他在以前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一样，江必须要证明自己。这一次，是对整个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江宣布“严惩那些煽起了动乱和叛乱的阴谋家、组织者和幕后指挥者”。“对他们，”他说，“不能给予丝毫宽恕。”与此同时，他亲近知识分子，鼓励他们继续说心里话。
有人说江接管《导报》是非理性事件的发端。真相似乎要乏味得多：江只是在尽可能地做好他的工作。从他的天性和成长道路来看，江是一个文化传统主义者，同时也是个经济革家。他忠于党，并对邓小平充满崇敬。
对江的大家庭来说，听到江高升的消息让他们松了口气。从5月下旬，他们就注意到江不再公开露面，担心有最坏的事发生。“对上海市委书记来说，消失这么久是很少有的，”江泽慧回忆道，“特别是在有学生抗议和政治争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忧心忡忡的亲戚打来电话，王冶坪只能说“我们平安无事”，并神秘地补充说，“没有发生坏事”。6月24日，消息宣布了，江的家庭成员西方学者一样不知所措。
“如果三哥，就像他自己说那样，毫无准备，”江泽慧说，“我们就更没有准备了！真的让我们大吃一惊。我的第一反应是历史的重担已落在他的肩上。”
“我们并未感到极度快乐，”她吐露说，“我们当然也没有庆祝。他的任命不值得祝。这是在‘六。四’后不久，国家将向什么方向前进尚不清楚。这是段非常困难的时期。”
江泽慧一直与江的妻子保持联系。江的妻子看起来是以一种听天由命而不是兴高采烈的态度对待命运的安排。“她十分忧虑，担心她的丈夫和他们的将来，”江泽慧说，“她没说她很担忧，她也没有抱怨什么，但是我对她有这么长时间的了解，我能感觉出来。”
她的忧虑是可以解的。在此之前，毛泽东和邓小平指定的接班人结果都不怎么好。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屈辱，直到被迫害致死。林彪出逃，死在半路胡耀邦无奈辞职。赵紫阳被撤职。华国锋也只不过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结局而已。（然而，空出的职务并不乏觊觎者，最高权力总是在诱惑人。）
这个消息对家庭中的其他员也是一个负担。当时，江的长子，37岁的江绵恒，正在费城的德雷克塞尔大学电气和计算机工程系读研究生。尽管学业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他还是从上海著名的复旦大学毕业，并获得放射能化学学士学位。在通过国家考试之后，他在中国科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并于1986年进入德雷克塞尔大学攻读博士。
绵恒在1985年就被录取了，但一直付不起学费。他父亲的老同学王军孙（音译）移民美国，已是德雷克塞尔大学的教授，第二年给绵恒弄到了一份助教的差事，他才得以就读。绵恒、他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一月只有800美元的生活费，住在一栋整洁的联排房屋的三层楼。他工作勤奋，从不招摇。“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你根本猜不出来。”他的导师之一科文。斯科尔斯说。在老师们的记忆中，他是个“极为聪明的研究人员”。
在“六。四”事件之前的这段时间里，绵恒一直专注于学习，避开校园内的集会。在“六。四”之后，他几乎完全隐居。他不知道在中国他父亲发生了什么事，但他知道他跟江泽民的父子关系在德雷克塞尔大学已尽人皆知，尤其是对那些中国学生来说。他们拦住他，对他当面吓唬，或是给他打怀有敌意的电话。绵恒知道他父亲在北京，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跟家庭的电话联系，平时是很有限的（因为当时线路有限，费用昂贵），这时已断绝数周。也许，绵恒也在猜想（正如他后来告诉朋友的）他父亲可能会得到提升，也许是担任政治局常委，甚至是总理。但是，政局动荡不定，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6月24日，绵恒收到了系主任布鲁斯。艾森斯坦的紧急信息，后者是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后来成为电力电子学院的院长。他让绵恒马上去他的办公室。
“你听说了北京的消息吗？”艾森斯坦教授问。
绵恒摇了摇头：他还没听说。他的心急速跳动起来：有事发生了。
“你父亲是新任的共产党总书记。”
“总书记？”绵说，他的脸涨红了。跟许多中国人一样，他也许以为自然的提升步骤是从总理提升为总书记，在“六。四”以后看来尤其是这样。
“我有两件事要告诉你，”艾森斯坦教授说，“首先，邦调查局和地方警察局已和我们联系过，他们愿意24小时保护你。我们不需要他们——我们会保护你。其次，我们会继续把你当一个普通学生对待。”
“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绵恒说。他的态度“赢得了所有同事的尊敬”。在他回到自己窄小的公寓的时候，电话已经在了。一个来自美联社的记者想要知道绵恒对他父亲的任命、他父亲的政策和“天安门事件的反应。绵恒措手不及，作出了一个有名的机智回答：”我父亲是我父亲，我是我。“
绵恒希望他的“美国式”答复会结束新闻界的刨根问底，保证他的默默无闻。他的答复既体现了个人独立，又机智而模棱两可。但他接受了有关美国媒体行为方式的初次教训：几家大报抓住他的话，编出了无数不朽的故事。他突然成了一个公众人物，这让他感到十分恼火。绵恒更决心保护他自己的隐私。他礼貌地拒绝其他采访。正如他对一个记者解释的那样：“我不想在公众前出名。”当对方强要他发表意见时，他补充说：“我真的不想谈论我自己、我的亲和我的家庭，所以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处境。”
更糟的是，绵恒的一些同学继续寻找他。他们主要是为“六。四”事件激怒的中国学生。他收到令人不快的信件。
为了逃脱对他死缠的新闻界，和对他咄咄逼人的同学，绵恒到他父亲的老师、 著名的老教授顾毓琇家避难，当时顾已年近90.顾教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工作出色，此时已退休，生活在费城。尽管顾教授和他的子当时住在一套窄小的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里。在绵恒父亲晋升之后开头的那些困难日子里，他们还是高兴地接受绵恒他们家合住。艾森斯坦教授信守承诺，在大学保护了绵恒，使年轻的绵恒经受住了暴风雨，写完了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
在北京，江泽民面临着他自己的困境。就在“六。四”之后，经济改革基本止步政治改革则已销声匿迹。大多数新的政策、项目或合资企业又要按以前那种混乱的方式，分成“社会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属前者的就得到批准，后者则遭到拒绝。外国投资几乎干涸。
在他的晋升公布了四五天后，江泽民给沈永言打了电话。
江泽民给沈永言打电话，并不只是像过去经常做的那样和他聊天放松，这次他心里还有别的事情，一件仍然使他牵肠肚的事情。
“永言，”他说，“你得接着搞那本书啊。”他指的他的俄罗斯恩师有关电力方面早已过时的专著的翻译，这个工作已拖了数十年之久了。当他希望要成为一名教授时，他又重新着手做这件事了。
“泽民，你已经总书记了，”沈以怀疑的口吻回答说，“你还需要这本旧书做什么？”
“我们必须善始善终，”江回答，“虽然这位苏联老先生已经去世了，我却必须履行我的诺言。”
从那以后，江会时不时地打电话给老朋友询问那本书的进展情况。在出版商将书送给他之前，都没有放松过。他在书的“前言”里概括了内容，并对沈永言和其他人的帮助表示了感谢。它的写作日期是“1989年11月”。就在这个月，发生了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团结了江的领导层。显然，他白天在搞政治活动，晚上在写作。
书最终在1990年出版了。它的出版花了30年，但江遵守了诺言。它在技术上已过时，只有古董的价值，但江还是为这本书感到骄傲。第二年，他首次作为总书记出访苏联。他的恩师已经去世，但江专门送了一本给他的家人。江把有限的稿费捐赠给了上海儿童基金会；他还购买了一些书作为礼物送给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老同事。
沈永言记得江在刚刚被提升的那段日子里经常在深夜给他打电话。“我们谈了许多事情，没什么大事，经常谈论他如何适应其新生活中日常事务的形式与挫折。他处于来自方方面面的重压之下，有时晚饭之后，他就会感到寂寞。他是同我们一样的人。他的家人还在上海。”江独自住在中南海，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及国务院的总部所在地。
当时，尽管江泽民表面已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导人，但有些事仍然使他感到非常烦心。中国处在“天安门事件”后的萧条时期，被国际社会排斥在外。全国上下充满了怨气和相互指责之声，腐败猖獗，经济停滞不前，外国投资也已中止。实际上，江所有的同事在中央政府的经验都比他丰富。此外，他当时是在一个临时性的住所里工作和生活，这是一栋朴素的小宅子，前面是办公室，后面是卧室。由于从没有在中南海停留过多长时间，他还需要弄明白哪栋楼是什楼，谁住在哪里。
江泽民是独自一人，而且并不是真的高高在上。他在高层没有支持他的关系网，在北京也没有个人班底。他和军队没有任何关系。他知道，实际上每一个人，从北京的内部圈子国外研究中国的学者，都认为他是个过渡领导人，一个临时看管职位的人。江后来评论说：“我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即使是向来对外交事务具有很好的判断力的理查德·尼克松，当初也不看好江泽民。
第11章 1989年7月－12月“人非圣贤”
江泽民向焦虑不安的香港与澳门代表再次重申了“一国两制”的理念让他们安心。“我搞我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江告诉他们说，“‘井水不犯河水’。”同时，他也告诫他们要尊重共产党的政策。“我不会在港澳和台湾搞社会主义，”他说，“你也不要把资本主义的一套搬到内地来。”
在对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松懈提出批评的同时，江也强调了与非社会主义世界的交流。“我们应大胆地从中国古代教育与外国教育中汲取所宝贵的东西”，他在一次会议上说；但在同一周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他也表示：“在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到底的同时，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
7月28日，好像是为了回应学生运动的要求，政治局宣布将对“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事情”规定“七项原则”，其中包括根除腐败以党内的裙带关系。几个高层官员的后代很快就落入了法网。信息很明确：江泽民对打击腐败是认真的。（在接下来的2年里，实行了许条例以限制官员们范围广泛的特权：新年宴会被降格为茶话会；旅行受到限制——不允继续在风景胜地召开会议；禁止公车私用——不许购买昂贵的进口轿车；甚至年终奖金和发放的物品也被削减。）
7月，江泽民首次出京，视察的是庞大的三峡大坝未来所处的位置，这将成为世上最大规模的水力发电工程，是李鹏支持的。江返京后到医院看望了李鹏，在“天安门事件”后，这位总理就病倒了，现在正在医院中休养。李鹏在2002年退休后不久就出版了他的个人日记，在其中，李引用了江安慰他的话：“既来之，安之。长期的压力和疲劳会使人生病。”
“三哥被任命后，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8月份我到北京出差时，”江泽慧回忆道，“他请我到中南海与他一起吃晚饭。我儿子和我一起到了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勤政殿——这里也是他的临时宿舍。这里并没有么特别之处。最怪的是，在这次相聚中，我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寻常的。”
当江泽慧提到家里正为纪念他们的父亲江上青牺牲50周年筹划一次盛大的纪念活动（计划于8月29日举行）时，江泽民对这个主意表示反。“正是动乱时学生们所抱怨的事情，”他说，“我们正在努力削减这些官方的庆典。”
江告诉妹妹，纪念会可以开，但必须遵守三条原则。第一，仪式从简；第二，亲戚们绝不能接受宴请和招待；第三，亲戚们决不能向地方官提任何特殊要求，外地亲友来访时也不应期望享受任何特殊待遇。江建议妹妹只献一个花篮。
8月初，江泽民前往上海视察，由同事朱镕基、吴邦国、陈至立陪同，所有这些人最后都去了北京，在中央担任显要职务。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江作了第一次职务任命，将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曾庆红任命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副部级）。这是个起协调作用的关键职位，具有很大影响。江任命他忠诚的秘书贾廷安为“江办”主任，这也是个副部级的职位。（贾随江从上海来到了北京。）
这一选择非常明智，曾庆红具有机智的政治敏锐感、完美的政治背景以及个人关系：他的父亲曾是军队指挥官、党的高级领导和政府高级官员，在华东很有影响，尤其在上海。汪道涵也是其父的门生之一。他的母亲曾是一位早期的党的工作，是参加过长征而幸存下来的少数女性之一，并曾任一家幼儿园园长，许多高干子女都曾在这家幼儿园就读。事实证明，不论是在行政工作还是在政治策略上面，曾庆红对江的帮助都是无可估量的。
1周后，江泽民支持了领导集体的决定。“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于加强并完善党的领导，”江当时说，“而不是削弱、剥夺或废除党的领导。”
与此同时，江也显示出他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中国一位知名的电影导演李前宽完成了一部名为《开国大典》的电影，该片记叙了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伟大历程。内容包括三大战役，影的高潮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这是一部辉煌的、政治上正确的影片，但有一个问题，李决定将毛泽东的宿敌蒋介石描绘成一个相当正常的人，而不是过去在大陆影片中所描绘的那个单纯的恶棍。审查人员不准该影片公映，除非李改变对这位蒋委员长的描写，把他描述得更加凶残。但他拒绝这样做，这部备受瞩目的上下集影片被搁置起来。
“有几个人甚至直率地问我是否‘对蒋有好感’，”李回忆道，“在1989年这可是一种罪名。”
“中国的领导层刚刚经历了变动，”李接着说道，“政府正准备在198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该片打算为40周年献礼，但领导们对该片持有不同的意见对那些政府工作人员而言，批准一部有争议的影片上映总是得冒风险的。他们可以做的最安全和最简单的事情便是封杀它。明白当时的政治形势后，我变得非常心和失落，甚至是沮丧。我感觉像是一个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却束手无策的父亲。我的妻子是我的副导演，我们呆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里，真是吃不下也睡不着。我们太沮丧了。那是夏天，闷热潮湿的天气使我们的感觉更糟。”
负责传媒与文化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听说了这部电影，并决定进行干预。李瑞环凭着他的开放观点和机智敏锐受到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欢迎。他建议李导演直接向新的总书记江泽民反映意见，李前宽与江素未谋面而且不了解其观点。
8月8日下午，影片将在中南海为江泽民以及其他政治局常委和5位军队领导人播放。“我这部影片的生死完全取决于那天的情况，”李导演后来说，“甚至就在前一天，一位高级领导人仍不同意让该片公映。”
“我被要求做一个15分钟的介绍，”李回忆道，“我的妻子对我可能说什么感到不安。她担心我作为一个导演总是以权威的口气说话，要其他人服从，并且我在很多时候都是板着张。她不断告诫我说话要谦逊，并且要面带笑容这些人是真正的国家领导人，她说，而不是哪部影片中通过化妆而貌似显贵的一群演员！”
李前宽和妻子萧桂云被领进空空的放映室10分钟后，一位工作人员通知他们，首长马上就到。主持会议的李瑞环第一个进来，等着江泽民。不，其他常委通过右边那扇同样的门依次而入：总书记江泽民第一个，其后跟着乔石和姚依林。接着是军队领导，包括刘华清将军和杨白冰将军。
李瑞环将充满敬畏之情的两位导演逐一介绍给每位领导人。在简单的寒暄之后，所有人都迅速落座，似乎每个人都知他该坐在哪里：常委在前排，将军在后排。
李瑞环走到大厅前面，会议正式开始，他用调门很高的声音说道：“李导演，请向江总书记和其他首长解释下：你是如何拍摄这部影片的。目前状况如何。给我们说说看。”
“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李导演对江和其他高级领导人说，“我是带着对工作的热情和对国家的责任进行拍摄的。在这部影片中，我忠实于客观事实和艺术。大约8年前，当我妻子和我执导另一部描述解放战争的影片时，谭震林老军来到现场对摄制组说：”我们浴血奋战建立了我们的国家。数百万将士为了新中国献出了生命与鲜血。因此，你们艺术家不应害怕在拍摄过程中遇到的挑战。‘我深深地被老将军的热情打动了，我告诉他我期待着有这么一天，我可以再现那些历史时刻，尤其是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时刻。同志们，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江泽民用掌声打断了他，并道：“很好！很好！”
这位导演结束讲时，江再次鼓掌，并说：李导演，请坐到这儿来。“他用手指着身边位于房间正中的空沙发。李知道座位的安排有严格规定，他犹豫了。
“我对自己说，”他微笑着回忆道，“我想，‘嗨，我是一个导演。我非常清楚自己该坐在哪里——当然不是那儿。那个位置肯定不是给我的。’因此我不安地回答江，‘总书记，我只是一个导演。应该坐到边上。’”
江民站了起来，指着身边的空位，再次说道：“请到这儿来。如果你的工作需要你坐在这儿，你就坐在这儿。”江并不只是出于礼貌：他保留这个座位是因为在放映期间他想向李导演提问题。
电影开始时，江侧身耳语道：“扮演蒋介石的演员是谁？”
“是孙飞虎。”李回答道。
“他看起来的确很像蒋，是吧？”
这位导演并没感到非得同意对方不可的压力。“他的长相看起来并不太像蒋。但他对蒋的气质和性情把握得很好。”
江点头说：“对，对。”
当一段黑白片出在影片中时，江问道：“这是你自己拍摄的吗？”
“不是，这里我用的是资料片，我把它糅合进这个场景中了。”
在放到下一个激动人心的片断时，江问：“这段资料片你是从哪里获得的？”
李又一次纠正了总书记：“不，这部分根本不是资料片。这段影片是我自己拍的，并运用特技使它看起来像资料片。”
江不断地提问题，直到他完全融入故事当中。电影结尾，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舞着他的帽子并高呼：“人民万岁！”江泽民拍了拍导演的手。
“他两次拍了我的手之后，我知道他喜欢这部影片，”李回忆道，“要是只有一次，我会以为那能是意外。”
江站起来，对李的电影摄制水平给予了表扬，并解释了一些创新技术，这些技术都是电影放映期间这位导演向他介绍的。
“同志们，我认为我们刚才观看的这部影片非常有意思，”江对同事们说，“我还学到了一些电影摄制知识。李导演运用了历史资料片，并拍摄了特别的镜头将其与资料片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真的和假的糅合在一起——我都被骗过去了。他显然是个很有才华的导演。至于我个人对该片的意见，我想先听听你们的看法。”
江转向他身穿军装的客人们。“我从没打过仗，没有什么军事经验，”他说，“但我今天明智地邀请了这些身经战的老将军们与我一道观看该片。我提议让我们尊敬的军队领导同志在我们这些文职人员发表意见之前先谈谈他们的看法。”
随后与会者提了很多建议，但没有一条是关于蒋介石的性格特点的。大约40分钟后，每个人都发了言，江也发表了意见。
“同志们，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年轻一代总是跨地域作横向比较。他们将中国与西方世界作比较；他们视美国和欧洲为先进，视香港和台湾为繁荣，他们变得羡慕不已。我们的年轻不善于跨时间作纵向比较。要意识到中国前进了多少，人们就必须意识到我们过去有多后必须意识到所有这些年我们的道路有多艰难。在我们的五星红旗上，有数百万烈士的鲜血。”
江转向李导演。“我为你的影片而感动，”他说，“但是，这部影片的主题是什么？我的建议是：”我们国家的建立来之不易。‘“
“江的讲话就是绿灯，”李回忆道，“我的电影保住了。”
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保住了，接下来还赢得了“金鸡奖”（中国版的奥斯卡奖），并被认为是中国制片史上最重要的影片之一。影片的英文译名是“Birth of New China”（即《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国参加美1990年第62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评选的电影。
多年以后，李前宽仍然对江泽民满怀感激。“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局势，以及江泽民刚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李说，“他花3个半小时观看和讨论影片，并支持我以非传统形式塑造蒋介石，这是史无前例的。”
然而，放映室以的世界可没有那么令人愉快。国家仍然处于“六。四”余波的混乱之中，江必须在对抗议者采取行动和继续推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两者之间谨慎行事。9月中，邓小平至少有两次与包括江在内的高级领导人，谈到了他即将退休。9月26日，江第一次面临世界性的考验，他和5名其他领导人将召开一个少有的记者招待会。观众中聚集了300多名中外记者，每个人的脑海中都只有一个问题。
这场记者招待会原计划为1个半小时实际上持续了2个小时。《洛杉矶时报》在评论这场记者招待会时写道，江泽民在批评国外对在北京发生的事件的报道时，“没有显示出一点反讽的味道”。“有一句谚语，”江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
江决心专注于未来。他强调，中国的济与政治改革的战略目标没有变。他说，绝大多数的学生和其他人卷入“动乱”，是出于对腐败和社会问题的不满。“这些年轻人是我们的希望，我们应当教育和团结他们。”
江回答了有关其前任命运的问题。赵紫阳同志为党服务的历史比我长，因此我认为他所应享受的生活待遇比我要高，“江说道，我们对赵紫阳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执行具体政策上也犯有错误。”
江巧妙地应对了一个法国记者的提问：有谣言说一名女生被拘捕并被遣送到四川，在那里她遭到一群农民的强奸。“你会怎样处理这件事？”记者问。
这个问题出乎江的意外。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答道：“首先，我对这一事件未有耳闻。其，整个这段时期都充斥着许多虚假而荒谬的报道。”一家法国报纸评论认为江对这一挑战处理得很明智。“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问题是对国家领导人一大考验，”江后来告诉自己的朋友沈永言，“这将展或显露一个领导人的知识与智慧。”
就在记者招待会前，江泽民参观了陕西延安（这一行程被广为报道）——带有传奇色彩的长征的终点，新中国的神圣摇篮，毛泽东和其他元老在革命年代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在这个实际上是革命圣地的地方，江说：“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并未过时。”
抵达延安的当天，江给沈永言打电话并告诉他的朋友说，在成为党的总书记后不久他就想尽快到延安，公开重申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我称赞说，他这个主意很好，”沈回忆道，“但建议他不要照着官方安排走。我说他应该走访该地区的贫困家庭。江说他一定会那么做的，并要我收听随后的新闻广播。”
在陕西期间，江视察了省会城市西安，在那里，尽管程紧张，他还是会见了许多交通大学的老教授。即使面临着许多新的压力和焦虑，江在回忆起他们的课程时还是非常愉快。“我应该更经常地回到母校，”江说道，“来看望我的老师。”
10月1日，中国庆祝新中国建国40周年。军乐队和喜气洋洋的舞蹈队经长安街游行通过天安门广场，就在4个月以前，坦克和部队从同一条路线经过。作为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在9月29日首次发表了对全国讲话，他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正在进的改革描述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民主法制建设，江说，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和轨道有领导有秩序地逐步进行。”在这个过程中，“他说，”我们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做法，但绝对不能照搬。“
江泽民回答了当时面临的复杂问题。他说，改革开放分为两种，一种坚持“项基本原则”，另一种是建立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即西方式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这位新任总书记清楚地表明，他对社会主义的忠诚决不动摇。他还警告：“国际反动势力从来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这反映了当时广泛存在的不少人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抱有的敌意。
党中央号召全体人民学习江的讲话。《人民日报》称：大家必须“用它来统认识，统一行动，振奋精神，同心协力，夺取更大胜利。”与此同时，江也向那些不满群体表示亲近。考虑到知识分子因参与抗议而受到指责，并被边缘化，总书记敦促各级官员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他说，没有知识，就不可建设社会主义。
江还进行了一次鲜为人知的现代化变革，恢复了一项合理的决策方法。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1985—1998宋健博士回忆道，“六。四”之后，“一些人对我们使决策更加科学和民主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值得赞扬的是，江支持我们的立场，之后其他人就可自由表达相似的观点了”。
江还宣布中国将继续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在接见31名回国的留学生时，江说一些“被某些外国媒体误导”的中国留生，“不了解今年早些时候国内所发生的动乱的真相，采取了一些极端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他说，一旦他们认识纠正自身的错误，还是欢迎他们回来的。“人非圣贤，”江说，意指那些抗议军事行动的人，“孰能无过？”在历时3小时的会见中，他听取了学生们的意见。“我在你们年轻人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他说。
虽然如此，中国还是开始感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影响。旅游业滑，外国投资骤减，外交往来减少，援助计划被搁置。曾经高速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也急剧下降。然而，外国势力越给中国施压，江就变得越坚强。他自豪地提到朱自清，二战后，这位扬州诗人拒绝吃美国提供的救济粮。“中国的年轻应该以他为榜样，”江说，“不应对西方阿谀奉承和盲目崇拜。”对于那些持不同政见并与国外媒体合作的中国学生，他很鄙视。“我不知道，”他说，“那些人的血管里是不是还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
江的兄长江泽君于1989年秋天逝世。几年他刚患病时，江把他接到上海进行治疗，让他和自己家人同住。在生命最后时日里，江泽君很喜欢在电视上看到弟弟。江泽民写了首挽词以志哀悼。
今悉君兄逝世，不胜悲痛，赋词以挽，调寄《子夜歌》：
弟兄哀乐何能免，追思飞越情无槛。
湖畔携归，江头唱落晖。
东圈门里醉，淮上寻芳翠。
山水曲中音，溪翁翰墨瓶。
扬州东圈门是江的家族曾经居住之地。“淮上寻芳翠”指的是1938年年方20的江泽君前往安徽省东部（“淮河”）抗击日本侵略者，“寻芳翠”象征对更美好的世界的追求。
毛泽东有个著名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中国，枪就是人民解放军，共产党一直 坚持对队的绝对领导。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指挥机构便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从1936年起直至1976年逝世，毛泽东都没有放弃过这个职位，之后由华国锋接任。1981年，军功赫赫并在军内备受拥戴的邓小平取代了华。
邓小平现在担心他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一个稳定的政府对实现他对中国的构想至关重要。邓必须在他还具有很高的个人威信时采取行动，他开始了艰难的活动，使江泽民——一个毫无军事经验的人——成为中央军委主席。邓坚信，根据共产主义学说，军队的首要职责是服务于党的利益。从这一点出发，谁指挥党谁也应指挥军队。
整个9月和10月，邓都在为江路，他指出，总书记很好地处理了上海的学生抗议行动，比军队在北京处理得好。邓逐渐说服了党中央的其要员，他们都非常尊重这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的意见。（据报道，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曾是江的养父江上青的战友，在江泽民上任初期给予他坚定不移的支持。）
11月9日，江泽民当选中央军委主席。如今，他成了两个最具权势的机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至少在名义上，他拥有了指挥300万武装部队的头衔。江在就职讲话中非常直率，并没有掩盖其军事经验的匮乏。“我在四中全会说过，选举我当中央总书记，没有思想准备。这次决定我当中央军委主席，也没有思想准备。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深感责任重大、力不从心。党把这副重担交给我，我一定努力学习军事事务，尽快熟悉军队情况，认真地、积极地履行职责。”
虽然邓不再出席中央军委会议，但他仍然是中国的领导人。他安排全会任命另外两位军委领导人：杨尚昆主席成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同父异母之弟杨白冰将军成为中央军委秘书长，负责日常事务，并兼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
杨尚昆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是高领导人，曾与邓长期共事。“文革”时涉嫌所谓窃听毛泽东的电话而遭到解职。之后，杨被邓小平官复原职，并成为他改革计划的最早支持者之一。同时，邓安排前海军司令刘华清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江决心要取得成功，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的足迹遍及100多个军事基地，询问那里军事行动的每一个细枝末节。他了解普通战士们的生活，也研究将军们的战略。他漫步于军营并品尝部队伙食，对军营图书馆特别感兴趣，强调这些图书馆应当藏更多的书籍。
有一个故事讲的是江在检阅军队的前一个晚上如何练习军人的步态。江在房间里来回地齐步走，精确地摆臂，有力地踏步，并在镜子里察看自己的姿态，检查自己的表情。这个故事集中体现了江对自己新承担的中央军委职责的全身心的投入。低估江泽民的人不会笑到最后。
“六。四”之后，有人认为改革正在搅乱经济，破坏共产主义思想的纯洁性江泽民重视邓的整体设想，又坚信社会主义的原则。在11月的中央全会上，江发言时强调，最大的教训“是国家绝不能”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或大起大落“。
11月，在一次由报社总编参加的研讨会上江采取了强硬立场。“当大众传媒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他说，“就会造成极大的危害。”以在过去的这个春天里所发生的“事件”为例，江敦促总编们要吸取教训。他说，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体主义以及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教育人民是他们的职责。他告诉他们，在任何国家都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
年底，江视察了福州军区的部队，那里隔着海峡与台湾直接相望。在毛泽东曾经做过长篇大论的著名的革命根据地闽西，江告诉老红军们，“伟大舵手”的“革命理想”可以通过“加强部队的思想工作”来实现。
某一中国的消息来源称：“通过宣誓于毛主席在解放前曾宣传的价值观，江泽民告诉今天党内的元老和将军们，他将一直把他们的利益记在心中。”江亲近部队的努力开始获得回报。《解放军报》引用福州区一位战士的话称：“江主席抽出时间视察我们的连队。这意味着他对军队怀有正的感情。”在同一次巡视中，江告诉党的干部、工厂的管理人员和海外的投资者，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将加速推进，而不会被搁置。“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江向他们保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不会改变。”
江所指的变化是指东欧发生的事情。11月，柏林墙坍塌，从而加速了整个地区共产主义的崩溃。稍容一点夸张的话，可以说推倒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在波兰用了10年，匈牙利10个月，民主德国10周，捷克斯洛伐克10天，最后，在罗马尼亚只用了10小时。圣诞节那天全世界都目睹了一个士兵行刑队处决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埃列娜的情景，行刑队甚至在没有接到命令时就开了枪。
齐奥塞斯库曾是最早一批对中国府在天安门采取的行动给予支持的领导人之一，而对江来说，当他深情地回顾在罗马尼亚逗留的那段日子时，一直把齐奥塞斯库视为老朋友。在齐奥塞斯库被残忍处决这件事中，这新任总书记看到了一个必须认识到的重要教训。
1989年秋，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尽管缓慢而且不动声色。美国大使李洁明开始谨慎地和中国恢复意义重大的安全合作关系，这一有利的举措使两国共享情报资源。
当时，中国正迫切希望国政府能够批准一个休斯通信卫星的出口，这颗卫星将在1990年春由中国火箭发射上天。对中国领导层来说，一起商用太空发射事件是举足轻重的，既能提高国家威望，又是他们技术发展战略的关键。李洁明大使向华盛顿方面解释说“卫星发射对中国开放全局有重要意义”——他强调与中国科学界的联系——在他的干预下，布什总统1989年12月搁置了国会的禁令。
10月下旬，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来到北京和中国领导人展开一番直率的交谈，他是重建中美外交关系的先驱，在中国享有盛誉。尼克松用“老朋友”的语气，提出他“从现实出发”的请求。不久，关于释放方励之和重获世界银行贷款的谈判开始了。
1990年1月10日，北京的戒严令撤销。这不仅标志着新的1年或是新的10年的到来，也预示着整整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第12章 1990-1991年“稳定压倒一切”
中国保持着它的共产主义根基。“中国的周围都是友好邻邦，”江当时说道，“中国解放依靠的是自己的革命军队，不像东欧国家那样由苏联红军解放。”江指出，我们这支军队，“经过考验证明具有坚强的战斗力”，而且“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为江加强党及其本人的权威提供了良机。他小心谨慎地对待进一步的政治改革。江还要求文艺界“在收外国文化精华的同时，注自己作品中的民族特点和风格”，并创作出更多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现实生活的作品。
尽管如此，江主要还是向党的传统支持力量伸出了手。1990年1月，他在山西省大同煤矿下到一口矿井内，向矿工们拜年，并对他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他还走访了矿工家庭，同所遇见的每一个人交谈。他说：如果所有部都能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血肉联系，我们将不可战胜。“就在同一个月，江视察了一座国家体育训练中心，与军系统的运动队员打成一片。在与一名世界级乒乓球女运动员打了场球输了之后，江说：”和世界冠军打球真不容易。“
就在中国农历新年前夕，江邀请沈永言来参观他在中南海的新家沈到北京主要是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一笔5000万元（约合600万美元）的贷款。这可是十万火急的事情。沈从1981年起就开始任副厂长的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处在困难时期，无力向厂里的工人发放工资，沈想在春节放假之把贷款办下来。在他把有关情况向江说明后，总书记就给银行的行长打了个电话，帮助落实了这笔贷款。
“当我乘车进入这片象征中国权力中心并极富传奇色彩的深红色院墙时，我有一点担心，沈回忆说，”现在和老朋友在一起，感觉会不会不同了，会不会觉得无所适从？当时江担任党的总书记已有半年多时间，已经开始坐稳自己的领导位置。当我到家时刚一进门我们就拥抱在了一起。江还是和以前一样。“
尽管身体有些不适，王冶坪也同样热情地接待了沈。“我可以肯定，”沈说道，“她对权力或地位没有一点欲望；她对丈夫获得的新职位和威望并不感到开心。”
江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小四合院， 中国典型的传统住宅，中间是一处露天庭院，四周围着房子。院内院外看起来都很简朴，它原先是皇帝卫兵的住地。当江带着他四处参观时，沈注意到了这个家庭继续过着俭朴的生活。除了卧室之外（其中包括王冶坪母亲的一间），只有一间小客厅、一间书房、一个餐厅和厨房。住处只有一台视机。
江坦承对他的妻子感到担心。他说道：“尽管当总书记的是我，她却比我还紧张。我很同情她。”尽管她最终学会了泰然自若地扮演自己的角色，然而在公众眼里，王冶坪根本就没有真正地感觉到自在。
“参观完之后，我们坐下来共便餐，”沈接着说，“6菜1汤。王冶坪几乎什么也没吃。我们喝了绍兴黄酒——江和我喝完了1瓶。他喜欢喝酒。”
1990年3月，江自担任总书记以来第一次出国访问。其目的地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平壤，他会见了金日成，并为显示社会主义的团结而同金热烈拥抱。面对着4万名用中朝两国语言呼喊欢迎口号的孩子们，江说：“我由衷地高兴实现了多年的愿望。”他随后称赞了“我们两国间的深厚友谊”。
应金日成的迫切要求，讨论的议题集中在“共同关心的国内建设和国际问题”。两位领导人同意无东欧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团结在一起，并发誓要在亚洲坚持社会主义。尽管此举让中国的领导人们感到宽慰，江却清楚地意识到，面对国内外的公众舆论自己简直像在“走丝”。在他上台之初的岁月里，这将是个反复出现的主题。
作为一种平衡，江邀请了13名北京大学的学生到中南海作客。当学生们走进怀仁堂时，江和他们一一握手。他告诉学生们：“我很高兴收到你们的来信。我原先打算给你们回信，但再三考虑后，我认为和你们面对面交谈可能更好些。我们应当坦诚地交换各自的看法。”
在听完学生们就诸如教育、成功的含义等话题发表的意见之后，江向他们提出了本人一直遵循的忠告。他说：“当代青年需要把自己的事业理想与祖国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如果离开社会、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没有人能够成有用之才。”
“孤立的个人奋斗是没有前途的。”江补充说。
在坚持党的路线的同时，江再一次表现出能够锐意进取。
开发上海东部广阔的浦东新区之所以能获得批准，部分原因正来自江泽民的这种素质。当邓小平依照惯例在1990年春节来上海过年时，汪道涵和其他一些人向他谈到了开发浦东的紧迫性。邓认为对这个项目应给予优先考虑，他还对江亲自抓该项目感到高兴。
后于1993年成为浦东开发区主任的赵启正（被戏称为“浦东先”），特别提到江对这新区的关注。“在江泽民为上海市市长之后，”他回忆说，“他对浦东开发计划作出了许多指示，其中既有战略性的，也有涉及具体事务的。在他成为总书记之后，每当他上海时，他都要视察浦东。在1999年国际工商界领导人上海《财富》论坛会议上，江主席说‘今晚我所在的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6年前还是一些简陋的住宅和农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生机盎然的金融贸易区。’把浦东称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1997年，江主席在视察浦东时听了有关中国第一条通用隧道的介绍，”赵启正补充说，“突然，江提出他想要到地下去一看。他的随行人员大吃一惊。他们想劝阻他，向他解释说，通用隧道对他这种年纪的人来说，实在是太狭窄和太危险了。‘请您别下去。他们恳求道。但是江回答说：”我曾经当过工程师，所以我要下去看一看。’尽管他不是一瘦子，他还是爬下陡峭的梯子，在下面走了50米左右，并说：“很好，我现在了解了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这种新进展。‘”
如果浦东想要吸引大笔外资，法律和组织结构就不得不符合国际标准。管这种改革包含有多少资本主义的特点，邓小平和江泽民仍然认为他们的政策没有背离社会主义的本质。对他们而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并不在于存的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而是在于资产和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以及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即便如此，当思想保守的人担忧共产主义的传统价值观正在遭到侵蚀之时，江却在发展和意识形态之间寻求一种协调。“发展经济和搞思想政治工作决不应该是相互对立的，”他说，“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同时我们也必须坚决抵制腐朽的资本主义思的侵蚀。这是一个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在纪念五四运动71周年大会上，江试图通过赞扬中国的2000万知识分子来缓解一些人的情绪。江说：“一小部分同志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说了一些错话，办了一些妥当事情，认识到了，吸取了教训，就应该欢迎。对认识一时转不过来的一些同志，要继续热情帮助，耐心等待。”
江一面继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面大力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西方人来说，二者是矛盾的，但对江而言它们则是互的。他强调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不意味着要放慢改革开放的步伐。与之相反，他解释道，这有助于通过维稳定来确保改革开放的成功。
在谈到“百花齐放”政策时，江敦促不同的人文与自然科学流派展开相互竞争。但是，他告诫说创作和学术自由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尽管在西方人看来，这是给真正的学术自由横加了一条苛刻甚至是可笑的限制，江却真诚地相信百家争鸣和坚持共产主义领导是相容的。他知道，即使有所限制，在思想的市场上展开的创造性竞争能够促社会发展，是应该鼓励的。
江同意在ABC电视频道上接受芭芭拉。沃尔特斯的采访。在回答她有镇压行动的提问时，江总书记解释说：“人民解放军保持了最大限度克制，事实证明，有近1000辆军车和装甲车，包括坦克被焚毁。”他补充说：“如果我们不采取坚决措施，中国的首都将完全陷入混乱，并导致全国性的灾难。”“但是，我们应当从这件事中吸取一些教训，”他继续说道，“正如中国一句谚语所说的‘吃一堑，长一智’。”江说在今后的事件中，将动用携带非致命性武器的防暴警察来维护秩序。他还向在行动中牺牲的人民解放军士兵表达了他的敬意。“我们怀念他们。”他说道。
“与此同时，”江补充说，“我们的各级政府对那些意外受伤或丧生的群众给予了高度关心。”他谈到了那张有名的照片，一个怒目而视的年轻人在安街上挡住了一辆坦克。“这张照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这些坦克怎么可能被一个年轻人拦住呢？是因为他们不愿从他身上碾过去。这才是原因！”
沃尔特斯问江有关方励之的事。方由于参加1989年的抗议活动而成为中国头号缉的“反革命罪犯”，近一年来，他一直躲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中。江指出方的命运关系着中国的主权和尊严。“方励之受到中国法律的通缉，”江严厉地说，“他是去年事件的幕后操纵者之一。他们夫妻俩都是幕后策划者。”
“解决这件事情只能有两个前提，”江继续说，“首先，方励之必须认罪；其次，美国必须保证他今后不会做出任何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情来。方励之是中国通缉的罪犯，他却逃到外国大使馆得到保护。你觉得中国人会怎么想？我们不会回到旧时代，清朝已经永远亡了！从1949年开始，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尽管他的话听来强硬——对江来说这些话显示了爱国心，是恢复中国受伤的尊严所必须的——实际上就释放方励之他提出的两个条件，给错综复杂的局面指明了出路。这个僵局成了双方的绊脚石，使中美关系裹足不前。江希望问题能得到解决，但只能在主权和尊严不受损害的前提下解决。
在采访束时，江的语气缓和下来，他改用英语交谈并努力让他的听众都能听懂。“尽管中美关系现在遇到了困难，”他对沃尔特斯说“我相信美国人民会逐渐了解去年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的真相，并支持我们为复正常的双边关系而共同努力。”
1990年6月4日，《人民日报》的头版标题一语中的地指出：“稳定压倒一切。”
1990年8月萨达姆。侯赛因侵略科威特时，江召开了几次政治局常委会估计此事的国际影响。讨论的重点自然放在美国是否会利用这一形势来谋求对波斯湾石油资源的“霸权主义”控制。虽然中国最终支持了由美国主导的联合国解决方案，但中国寻求的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当时，就是要在“天安门事件”电视曝光后年多的时间里，重塑中国受人尊敬的大国形象。
1991年美国在“沙漠风暴”行动中的速胜震惊了中国的军队领导，他们原以为美军会在陌生的沙漠地带陷于苦战。尤其是江，他对高科技武器的惊人发展发生了极的兴趣。他对那些照片入了迷，竭尽全力想要了解有关一切具体武器系统的信息。从此往后，对中国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成了江的首要目标之一。
11，经济特区成立10周年之际，江到深圳和珠海参加了庆祝活动。随后，江在温家宝等高级官员的陪同下飞回了北京。3个小时的飞行途中，江兴致勃勃讨论了尚处于萌芽和局部实验阶段的中国股市。人们对于这一尝试是有争议的——有些人指责它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产物。
“江总书记问了我许多问题，”后来成为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的刘鸿儒回忆说，“他还做了不少笔记。”
“股市的钱从哪里来？”江问道。
“95％的钱来自个体投资者，”刘阐述说，接着又赶紧加上一句说，公司的基本所有权不会改变，“因为60％以上的股票仍归国家或集体所有。”
“当股价升时，”江继续提问，“是谁赚钱，谁赔进？”
刘解释称，股价是由市场供求理论决定的。由于只有5家公司在中国被选作试点，太多的现金投向太少的股票。“需求十分旺盛，这是股价连续走高的原因，”刘说道，然后又补充一句：“这是不现实的。”
江还询问了管理和规章制度，特别是当党政官员购买了股票时该怎么办。
在飞行快要结束时，刘鸿儒对江泽民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继续我们的股市试验——我们的改革决不能走回头路。请相信我，作为一名老党员，我不会随随便便就去推进私有化。但是既然犯错误难以避免，我希望我们不要惩罚人或给人贴上政治标签，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就不会再有人愿承担责任了。”
江同意继续进行股市试验，但是告要对它进行仔细研究并且在中国还没获得更多经验之前不要再继续扩大规模。
在1990年一年当中，江在全国进行了视察——5月去海南，7月去西藏，8月去新疆，10月去辽宁，11月去广西。到1991年初，即将65岁的江已走遍了中国的边疆地区。这是一个充满勇气的行动，旨在表明共产党仍然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以及他是党的新领导人。亲眼目睹了中国农民的极度贫困并非常关注他们生活条件的改善。造成这种贫困的部分原因是乱收费和乱罚，它们大多是地方官员巧立名目，有时甚至是非法征收的。这种利欲熏心的做法，成为江反腐斗争的新目标。
自从1950年解放军进驻以后，西藏就一直处于共产党执政的中国中央政权的领导之下。1965年这一地区被命名为“西藏自治区”，此举允许当地居民保留并传承自己的风俗礼仪。1989年3月，西藏首府拉萨爆发了游行。国务院发布命令，在拉萨市实施了戒严。到江泽民前来视察时，戒严令才撤销不过10周。
江希望西藏人能对政府产生好感。为了支持当地经济建设，他批准建设一个新机场并许诺向当地派遣更多的技术专家。他同时告诫当地领导人要对“分裂主义者”采取更为严厉的打击措施。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主要是在其漫长的边界线上，分布着许多少数民族聚地，他们不同的文化、语言和宗教被视为是对政治稳定的潜在威胁。例如在西北部的新疆，穆斯林人口占多数，他们有着自己的特殊需求和问题。江敦促各民族“与动乱和分裂活动作坚决斗争”，但同时也保证“民区域自治工作应当加以改进”。
10月，江继续他的“军队工作”，并登上了中国北海舰队的一艘护卫舰。在视察了指挥室后，江说：“我们去看一下厨房。”每一个人都劝他别去。“舷梯对您太狭窄了，”一位军官告诉他，“厨房内的温度非常高。您最好别去。”江执意攀下舷梯参观了“小如鸟笼”的房。
北京成为1990年亚运会的东道主。江称其为亚洲空前盛大的运动会，并说运动会将进一步增进亚洲人民之间的友谊。开幕式当晚在天安门广场点燃象征性圣火的是江泽民。
政治局常委们各自己分管的一摊，例如李鹏掌管着国务院，李瑞环负责宣传和媒体，乔石负责党的组织、纪律检查和国内安全等部门。而元老们，尤其是邓小平，仍积极参与政策的制订，并对管理提出建议。
江泽民会见外国要人时，他得和其他高层领导人商议。作报告前，江发言稿需在常委会所有员中传阅，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且每人都要签名表示通过。如果有人提出疑问，他会直接写在文件上要求解释或解决。
这种权力共享和征求意见的做法正是中国集体领导体制的运行标志，也可说是共产党式民主和最高层制衡制度正常运作的一个缩影。不管怎样，在职初期，江对同事特别谦虚，欢迎他们的意见并寻求支持。虽然他通常认可尊重党集体领导制度，但随着权力的增长，江泽民也在逐渐强调他的个性。
为此，江泽民与中国的3位最高元老保持着密切接触，经常登门向他们请教。在1990年全年，江与邓小平频繁见面。12月，邓对过去18个月的工作表示满意。
1990年12月的党中央全会强调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并重申诸如“持续、稳定、协”发展和“量力而行”等理念。
邓小平决定前往上海，在上海发表了几次讲话，讲话被概括为4篇文章，刊登在2、3月份上海的党报《解放日报》上。这些文章使用了笔名，但是毫不掩饰地反映了邓的观点，抨击“思想僵化”，讽刺了那些对政策是姓“资”还是姓“社”的忧虑，提倡经济的强劲发展，并劝告上海领导人要“敢于冒险，大胆利用外资”。在北京出现的反击文章则暗示，有的说法代了“资产阶级自由化”。3月1日，在邓的住所，邓和江有一次私人会面，可能讨论了这些问题。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江泽民集中精力抓经济。除经常给起草第个五年计划的国务院计划者们提出建议外，江着重强调科学技术，把它提到了当前工作的首位。海湾战争显示出高技术武器的重要性，使江更加相信电子技术对国家的军事力量和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因此，他寻求通过发展先进的电子技术将工业和国防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的领导人中，没有谁在信息流和军事的高新技术领域比江更有资历，这一专长帮助江扩大了他的影响。
2月，江向一位来访的苏联领导人提供了财政信贷，从而使陷入经济困境的苏联能够购买中国的商品。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外宣传机会，证明了他们长期宣传的一点，即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优于苏联。就江个人而言，这是个令人愉快的历史转折点，他回想起中国几乎完全依赖苏联援助的岁月，以及30年前他所在的汽车制造厂在苏联撤走他们的顾问时所遇到的巨大困难。
江经常参加外事活动，会见数不清的访华代表团。就在1991年4月一个月内，江会见了来自英国、柬埔寨、巴布亚新几内亚、叙利亚、尼日利亚、澳大亚、突尼斯和苏联的官员。他还接待了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和许多来自国内的代表团。
对改革速度缓慢依旧感到恼火的邓小平，将富有进取心的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提升为副总理。朱在国务院具体分管工业、农业和财政。尽管他们的个性不同，江和朱在上海时却合作得很好。作为一名热忱的改革者，朱镕基使国务院在政策问题上形成一种新的平衡。
数月后，邓小平和江泽民同意，出现了一个不露声色的变动，曾经和赵紫阳一起被免职的3位高层官员——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和阎明复——被重新起（虽然官职较低）。
此外，在接受一家墨西哥报纸采访时，李鹏说江泽民“证明自己担任主要领导工作（党的总书记）是当之无愧的”，并补充说：“他非常博学”。几周后，国家副主席王震发表评论说，江泽民“精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而且具有广博的知识”。
江泽民一直讲改革。在199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江泽民呼吁开展反对平演变的思想斗争，强调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并警告说“动摇生产方式中的公有制地位”将给社会主义和人民带来损害
当“天安门事件”临近2周年之际，江泽民赴莫斯科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这是自1957年毛泽东之后第一位访苏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说，他此行的目的是与苏联“继续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经过4年的谈判，两国解了有争议的边界争端，并且发表联合公报，承诺要在各个领域加强联系。江泽民1991年对莫斯科的访问是对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的回访，两次访问都安排在5月是一个绝妙的巧合。
对江泽民来说，这次访问的亮点是重返大型汽车制造厂，35年前他曾作为一名实习生在此工作过。在与工厂管理人员会面时，江感谢工厂为中国培训了700多名技术人员。随后，他抛开礼节，使用有些生疏但还能交流的俄语和老朋友进行了交谈。
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工给江看了一张30岁的江泽民和一个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合影的照片。“这就是我！”那位女说道，“还记得吗？”她把照片翻过来，把背面江的签名指给他看。动力控制室的另一名工人说，大多数和江一起工作过的人都已退休，但是他们托人向他转达了亲切的问候。这名工人向记者们透露，总书记“在工人中很有人缘”。
分析家们推测，江的访问将开创中苏合作的新时代。他们错了。苏联向中国出售飞机和军事技术的协议没有达成，而且两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大不相同。更重要的是，苏联很快就要不存在了。当江对莫斯科说再见时，他告别的是那个旧时代。
1991年8月19日，为了竭力维护党的至高无上地位，克里姆林宫里的强硬派领导人发动了一场政变，囚禁了戈尔巴乔夫。当时正在国西部青海省视察的江民立即赶回北京。第二天，8月22日，邓小平召开会议，和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以及外交部长钱其琛一起分析莫斯科仍处于混不清的局势。2天后当鲍里斯。叶利钦平息了政变时，许多人惊得目瞪口呆。尽管戈尔巴乔夫复了原职，苏已再无生机。几个月后，苏联解体，进行了70多年的“斯大林模式”的共产主义实践以失败告终。
这个教训对中国领导人不无影响。接下来几个月中，苏联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苏联倒台，江泽民召开了多次高层会议来讨论事变可能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大家显然都提高了警惕。关于“和平演变”的争论升温了。“和平演变”是指西方（尤其是美国）为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可能）采取的非完全军事行为社会变革手段。邓小平的改革是否会把国家“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争论尤其激烈。就江泽民而言，他要寻找苏联崩溃的内在原因。把苏联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无法处理好辽阔国土上不同民族和种族之间的关系。他还认为苏联重心过多地放在了政治改革而不是经济改革上——公开性过多而改革不足。在中国，这个次序被颠倒过来：只有经济繁荣了才能保住党的执政地位。
“我们必须逐渐向政企分离的目标迈进，”在一篇支持邓小平改革的讲话中说，“我们必须减少对企业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这样它们在管理中才能有自主权，在经济上才能自负盈亏。”这篇讲话不仅标着江涉足经济决策事务，并向外界表明他的权力正在逐步增长。
10月，金日成来到北京进行为期10天的访问。江泽民陪同金日成到他的家乡扬州，参观了江心目中的英雄——史可法的纪念馆。
江泽民渐渐适应了自己的地位，越来越挥洒自如了，同时遵循着固有的行为准则。举个例子，他延续了中国高层领导人每年夏天到北戴河度假的传统。北戴河是渤海海滨度假胜地，位于北京以东约200公里处。领导人除了度假娱乐、从事沙滩体育运动和与亲友叙旧外，还要举行政治讨论，制定党的政策，确定国家计划，议定敏感的人事升迁和退职问题。
由于地位、礼仪和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的需要，江已经感到没有个人生活可言了。他向老朋友沈永言抱怨他所受到的种种约束。“他不能决定自己的衣着，”沈注意到，“他经常不知道该穿什么。”有一次沈访问中南海时，一名助手打断了他们正要结束的晚餐，告诉江他需要更换服装参加下一场活动。我问道是否可以让我跟他去看看他怎么着装，“沈笑着回忆说，”当我们走进江的卧室时，他的衣服已经摆好了。由他要会见工人代表，他只能顺从地脱下他的西式运动茄克，换上扣子系得很高的毛装。但是他的助手，就像学校老师对7岁小学生说话一样，温和但简略地说：“不，您必须把衬衣也换掉。‘就连他的鞋子，也为他选好了。”
鉴于自由受到这么多的限制，江泽民也需要放松。他还需要锻炼。每天，他都要在中南海里绕大圈散步。随后，他会去毛泽东曾经使用过的游泳池游泳。
就在这段时间，中南海——过去的皇家宫室，现在的权力中心——的一些中式古典建筑被改造修葺一新，特别是那些专门用于会见外国达官显贵的地方。恢复这些精致典雅的中华文明的象征物，表明泽民力图恢复中国作为国际社会领导者这一历史性角色——一个看似遥远目标——的愿望。
有一座重新装修的茶楼大门对着南海，从这儿可以看到位于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江泽民在农历八月十五日，也就是中秋节那天，来到这儿对湖赏月。这是一个催人感怀、引人遐想的时刻，人们可以想像当江泽民陶醉在美丽的月色和中国的光明前景中时，他一定也回想起自己青年时代写下的诗句。
“我不到一年就不再担心了，”汪道涵说，“我感到惊讶的是我这么快就有了信心，相信江泽民能够达成他的目的并坐稳他的位置。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然而，邓小平还健在，他答应过他将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
江泽民不以势压人。他更愿意用一种不显山露水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树立起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在他认为不能妥协的地方，他的态度坚如磐石。对于穷苦百姓的困境，充满同情。对于知识分子的渴求，他与他们心心相印。对于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摩擦，他深刻理解他们的问题所在。在自己的一生中，他经历过中国大多数阶层的生活方式。然而他仍然需要依靠元老，寻求共识，并设法提拔自己赏识的人。江泽民正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那个人。
第13章 1992年“大胆探索”和“加速改革”
直到去世之前，邓小平始终渴望中国能够稳走上发展壮大路。他对在“天安门事件”后放慢的改革速度很不满意。1992年年初，这位87岁高龄的最高领导人决定把问题摆到台面上来。他乘火前往中国南方巡视，去为改革呐喊。他这趟充满激情的私人旅行将使中国恢复活力并重激发起江泽民的干劲。
1月17早上，当邓在北京火车站登上那列8节车厢的专列时，他只是一介平民。他的妻子卓琳及两个女儿邓榕和邓林陪他一同旅行。医生们曾劝告这位身体越来越虚弱的老人不要出巡，而且尽管邓仍受人尊崇，他的实权已经减小。甚至连过去亦步亦趋报道邓一举动的中国媒体，在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里，也没有报道他的重要旅程。
邓享受着他的退休生活，其中包括与一大家子人一起进餐，还有桥牌——他可是一位桥牌高手。尽管感觉不再敏锐如前，邓正是在从这种悠闲的生活中走出来，最后一次挺身投入政治争。为了建成一个与世界强国平起平坐的强大中国，邓知道必须令人刮目地扩大它的经济基础以及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邓告诉身边人，他得离开北京。他选择去南方，到广东省他所创建的经济特区去，他期望在那儿找到对其改革思想的有力支持。此后邓这一行程就被称为“南巡”，意为“南方之旅”，但是蕴含着更为尊崇的意思。
邓的第一站是武汉，在那里他就直奔主题。“这就是我们目前的问题所在，”专列上，邓通过湖北省委书记向北京的中央委员会传去一个口头信息：“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他警告说，“谁就会被打倒。”邓正在为获取党的灵魂而努力，这次他不会回头了。
两天之后，江告诉官员们全党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尖端技术，一心一意抓经济建设。”他强调迫切需要“大力压缩不必要的会议，减少过多的例行仪式”。
邓小平即将动身之前，江泽民就敦促上“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并“采取新的措施深化改革”。1周后，江呼吁党的干部要朴实节俭以取信于人民大众。他说：“我们必须改变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
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诞生地深圳，邓对热情洋溢的群众说：“不要害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邓又说：“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邓补充说：“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他警告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离开的时候，邓当着众人的对深圳市委书记说：“你必须加快发展！”这是个令人震的声明。因为在整个中国，深圳的改革步伐是最快的。北京的批评家们经常把深圳当作改革速度过快的实例。现在，邓却告诉深圳领导人要发展得更快些。他借用了毛泽东的比喻：“我们不能像小脚女人。”
“我们要警惕右，”邓在行程的下一站珠海说道，“但主要是防止‘左’。”他再次要求改革的反对者下台。
但是邓也兼顾了公平。“现在中央的班子，”他说道，对江泽民使用了代码短语，“干得不错嘛……问题当然还有很多，什么时候问题都不会少。”
邓的专列奔驰在中国南方的大地上。当这位最高领导人不停地发表直率言论时，大陆媒体的沉默变得颇成问题了。香港媒体对邓的整个行程进行了密切的跟踪报道，抓住了每一个重要时刻，但是在大陆报纸上却没有出现任何一条消息。很明显，高层作出了某种定。
由于不清楚邓的南巡将会产生何种影响，所以没有人想过早地表明自己的立场。然而，有关他南巡和发表激烈批评的消息仍然不胫而走。（邓已经利用上海和深圳的当地报纸，向大陆媒体全盘托出了他的见解。）邓小平是在进行一次远征，现在许多人都知道这一点了。
江泽民决定公开表达他的支持。他不仅认为邓小平的立场是正确的，而且还感到这位最高领导人最终会取得胜。在党内，要求支持邓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春节期间，江给在上海的邓小平打了个电话向他拜年。尽管这次广为报道的谈话并未涉及邓的南巡但就时间上的选择而言却并非偶然。同样并非偶然的是，江泽民在2月5日春节团拜会上呼吁“大胆探索”和“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这还不够。流言蜚语正四处传布。江泽没有把谣言放在心上。在内心深处江也是一个经济改革者。
江泽民决定采取行动。他和富有政治头脑的曾庆红商谈后，和李鹏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加快改革。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们批准下达了大量刊载邓小平的谈话的文件，总数大概有20多件。江打定主意支持邓，而且不会在过程中三心二意。
一开始，在他的支持下，党的中央委员会准备了一份文件，总结了邓的主要思想。2月28日，《关于传达与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的通知》被下发到全国各级党组织。中央党校，这先进共产主义思想的堡垒，向2000名学员和教职员分发了邓谈话的书面稿。该校的毕业生在全国各级主要的的领导岗位上任职，党校可是个宣传新政策的理想途径。
3月上旬，政治局连续2天召开全体会议，认真学习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会议最后作出了其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即政治局同意支持邓的言论和思想。决议是一致通过的。邓的南方谈话从此将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伟大行动指南”，社会主义现化的核心，和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的主题。政治局如今强调说，整个党和国家，必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谈话。
江泽民满腔热情地宣传这一新的思想，他的讲话总要引用邓的话语，并且几乎每次讲话都要号召切实加快改革步伐。5月，江要求治局成员用更大的热情学习邓的谈话和思想。6月，他对中央党校的毕业班学员作了一次开拓性的讲话。
在这篇高度受人注意的演讲中，江宣布任何批评或篡改邓的策的党员干部“随时都有可能被撤职”。虽然江抨击了西方腐朽的价值观，但他批评“左派”分子将改革与“走资本主义道路”混为一谈，同时他还对认为党的中心任务不是经济发展而是“阶级斗争”的看法作了批驳。
在这篇演讲的若干部分，所用的语言几乎与邓南巡时使用的一模一样。讲稿下发全党和武装部队（人民解放军）的所有单位，作为“认真学习”的必读文件。
这篇讲话还暗示会发生更大的变化。江泽民说在即将于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一目前使用的表述方式将被主题更加明确且更具改革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在一个对措辞的微小变化十分敏感的文化中，这个新术语无疑是投下了一颗意识形态炸弹。政治描述语总是事涉敏感，任何变动都必须谨慎。经历了几十年“反右反资”宣传后，语言上过于突然的转变引起混乱。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导词是怎样产生的呢？江曾下结论说，中国的新体制需要一个新的术语，在考虑了许多备选词后，他最喜欢这个。“市场”这个词必须引人注目，但也必须和社会主义制度相协调。
江泽民在党校发表讲话3天后，他来到邓小平家，寻求这位最高领导人对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面改革新旗帜的同意。讲话前江没有和邓磋商。在邓南方谈话后，一切问题便由江自己来解决。在此意义上，南方谈话确实是对江的一次考验，而他的党校讲话正是最后一考试。
对邓而言，这个名词是再自然没有了。几年来他一直说资本主义制度也有计划，而社会义制度也有市场。讲话后，江也请教了陈云和李先念，两人均表赞。于是邓最后总结说：“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们就有了（党的十四大的）主题了。”
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成为中国官方指导方针还需要再过几个月，但毫无疑问，正如《中国日报》的一篇社论所言，中国的改革已进入“前所未有的新阶段”。
“江的党校讲话非常敏感，”滕文生回忆说，“因为正好在邓南方谈话之后且要体现他的改革思想，但是党和国家对这样的新思想还没有准备好。抵触是有的；还要考虑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江的（讲话）基调是共同讨，而不是下达指示。他要寻求共识。”
这样，江就开创了一个先例。为了让党的领导人对每5年在党代会上制定的新政策有思想准备，他首先会在春天到党校发表讲话时预先透露一下自己的想法，允许大家对此进行热烈讨论，这样一来，等到季党代会正式提出该项新政策时，它早就被接受了。
一旦中国媒体获准报道邓小平的南巡，他的每一步都会引发一场“政治地震”，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为昭然若揭的真理。几乎每一个有关公共事务的报道都会提到邓的“南巡”。大陆的记者们如今都在滔滔不绝地谈论邓，把新一轮的改革称作“吹遍全国的一股春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犹豫、焦虑和疑问”。中国的各个省份都在寻找改革的新路子。整个国家正在加速驶入快车道。从1992年起，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高居世界首位。
当邓小平告诉大家“要警惕右，但主要是止‘左’”，他最终公开和过去那种僵化、教条、极左彻底划清了界限。虽然邓反对带有各种思想钳制的群众运动，他相信他是在发展——而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从1978年邓开始改革到1992年的南巡，治意识形态的辩论一直在中国持续着，用邓的譬喻就是，“摸着石头”过改革的“河”。1992年后，争论结束了，道路扫净了，速度加快了。“如果没有邓小平南巡，”10年后一位高级领导人说，“我真难想像中国如今会是个么样子。”
为了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江泽民在4月份访问了日本。江很重视与渴望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工商界人士发展经济合作，为此，他参观了位大阪的松下电器公司总部，同时把两国围绕中国东海一组岛礁（译注：即“钓鱼岛”）的领土争端搁置一旁。江还会了明仁天皇，与天皇共进宫廷午宴。席间，江向天皇重申了对其访华的邀。
江最后还在这次访问中留下了个人的印记。出于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信奉，他坚持要专门拜访从1970年到1974年担任日本首相并开创了中日关系新篇章的田中角。和美国的理查德。尼克松一样，田中在日本也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他卷入了一起受贿丑闻，并因此被捕。但如同对尼克松，尽管他已再能发挥作用，中国人仍然把他视作朋友。时至今日，尼克松和田中在中国都作为伟大人物为人们所铭记。
当江泽民抵达田中传统式样的宅邸时，这位老人的许多家庭成员都在门口迎接。当江跨出轿车时，田中的一个孙女儿走上前来向他献上一束鲜花。田中的孙女用英语说道：“欢迎。”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我来到贵国进行国事访问，”江对田中说道，“对我而言，很自然就会想起你对中日关系正常化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中国有句老话叫‘饮水不忘掘井人’，我今天就是来向你表示感谢，并向阁下致敬的。”
江和日本媒体在一起时显得很放松。在启程前，和日本记者谈到了即将进行的访问。当问到他的个人生活时，他谈到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以及他们的妻儿，说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有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儿，”他笑着补充道，“这个数目是符合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
江对记者说：“我坚持这样一种思想，那就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因此，我现在读一些有关历史、科技和世界事务的书。”江说他喜欢古典音乐，但也不排斥快节奏的音乐，比如迪斯科，“年轻人喜欢这个”。
江还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的电视采访。“闲暇时间您都做些什么？”记者问道。
“我想我没有什么闲暇时间。如果我有时间，我喜欢阅读文学作品。”
“以请您写下您喜欢的一句诗吗？这是毛笔。”
当江在纸上写下两诗时，摄像师把镜头拉近，作了一个特写。
“人们说您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记者一边端详着江的书法一边说，“我想这是一首唐诗。您能解释一下吗？”
“我写的是，”江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诗的前两句是‘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6个月后，日本的明天皇对北京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这是日本君主首次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在宴会上，天皇破天荒地承认他的家对中国的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江泽民在领导岗位上看上去似乎挺舒坦，但偶尔也有谣言传说着相反的内容。尽管在所有的政治体系中都会产生谣言，但那些有关中国高级领导的谣传，特别是在西方，往往会夸大他们在相互倾轧方面投入的时间。当然，为个人谋求更好的位置始终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和美国的国家领导人一样，把他们的主要时间用在共同治理国家上。尽管围绕什么才是中国实现自身目标的最佳途径会出现分歧，但对于这些目标应当是什么，他们却几乎完全一致。
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作出了三项意义深远的相关决定。首先，将邓小平的口号，即“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第二，明确指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强调党必须把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
特别是，会议把中国定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同充满资本主义味道的术语“市场”联系在了一起，此举具有巨大的象征义。然而，当江泽民在大会上作定调子的工作报告时，他的言辞比起4个月前在中央党校发表的讲话要更为严密。一方面，他说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而邓小平的“新革命”是“根本上改变经济结构，而不是仅仅对它修修补补”。另一方面，他又寻求和谐与平衡：“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注意量力而行，搞好综合平衡，”江说道，“不要一讲加快经济增长，就走到过去的老路上去。”
江泽民提出到2000年前经济每年增长8%—9%——高于当初五年计划提出的6%的指标。邓小平观看江讲话的电视直播时说：“我应该为这个报告鼓掌。”
到党的十四大结束时，江泽民已经建立起他的威信，或者更准确地说邓小平帮助他建立了威信：首先，当年早些时候的南巡促江加快了市场改革；其次，建立了一个更具改革头脑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其中包括副总理朱镕基和49岁的胡锦涛（这位希望人物后来成为国家元首）江很乐意和胡锦涛共事。
很有意义的变动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其成员至少都有40年的党龄——不再设立了。委员会成立于1982年，作用是向中共中央提供“政治协助和咨询”。不再设立委员会，加强了江和其他现任领导的决定权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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