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汪道涵把江泽民调到中国制皂厂（后改名为上海制皂厂）。江上任时，该厂只开工一半，且正在亏损。年仅25岁的江被任命为副厂长。他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对工厂进行国有化改造。
经济千疮百孔，几个大城市正处于崩溃的边缘，面对这种形势，政府控制是实施改革的捷径。政府采取了极端措施以控制资源、企业和土地。计划经济在中国建立起来了，这不仅仅是奉行马列主义思想的需要，更是现实的需要。根据苏联的模式，国家将掌握所有的生产资料，并提前决定每个工厂的产量。与此同时，共产党还发动了一些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旨在净化党员队伍并使全国上下保持团结。
毛泽东试图用马列主义来指导他们的国家，中国进入到“苏联模式时期”。在北京，中央政府的计划者们模仿他们的苏联同行，开始推行农业集体化，发展重工业，并为每一家工厂制定生产指标。（举例来说，计划经济要求每个渔民每天不折不扣地完成捕鱼200磅的定额，但不管每天捕捞到的是鱼，是贝壳，还是泥沙与石头，只要这200磅被上交、过磅、记录在案，并向上级报告。）
人数逾40万的苏联专家来到中国，指导工厂的建设和运转。同时，成千上万名中国人被派往苏联，去学习他们的方法。回顾当时情况，人们可能会觉得费解，为什么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会让自己严重地依赖苏联。后者毕竟是列强之一，但毛泽东和他的高级官员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坚信社会主义的神奇团结力量。
1953年初，汪道涵被提升为北京新成立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当时中国正在采用苏联的体制，该部被要求制定更高的生产指标，建立新的企业并组织研发工作。汪的使命是，为制造重型机械和电气设备集中最好的技术力量。汪努力给这项全国性的工作寻找最优秀的人才，为此，他把江泽民调到了该部设在上海的第二设计分局，并让他担任了一个新成立的电力设备部门的主管。对时年26岁的江来说，这只是一次平调，但给了他一次在技术要求更高的环境中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
之后不久，国务院便指示一机部起草本部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这件事非常重要，汪道涵提议把江调到北京协助起草工作。这也没有直接给他带来提升机会，但这项任务使江对政府决策有了第一手的经验。
当时，人们把效益和规模画上了等号：他们相信，工厂越大，生产率就越高。1955年，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5周年之际，毛泽东致电苏联领导人，“对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建设了156个大型工业企业表示由衷的感谢。”在这些新建企业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位于北京东北约500英里的吉林省，该厂后来发展为中国首屈一指的轿车和卡车制造企业。在整整6年中，这个大工厂将成为江泽民的家。他在这里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管理水平，并慢慢领会到中央计划体制的一些内涵。
第4章 1955-1962年“我爱才”
1953年7月15日，在北京东北500英里以外的吉林省长春市开始兴建一家庞大的汽车厂。该厂由苏联专家设计，位于城市郊区的高粱地中，是仿造当时莫斯科附近的斯大林汽车厂而建。1954年11月，当江泽民被派到那里工作的时候，工厂还没有完工，但政府已经在为竣工投产的日子作准备了。
江终身的良师汪道涵解释说：“我们下大决心要建设中国的第一家汽车工厂，我们需要最优秀的人才。”
第一机械工业部计划选派700多名技术人员到苏联学习。为了给此行作准备，江泽民参加了在长春郊区举办的俄语强化训练课程。1955年4月，江和其他十几个人乘坐横贯西伯利亚的列车，经过漫长的路途西进莫斯科。在那里，江只要一有机会就练习俄语——在正式会议上，在与陌生人的邂逅中——他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自在，他还鼓励那些沉默寡言的同事以他为榜样。
“要在这里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多听多说。”江告诫他们说，“千万别怕难为情。”除了学习工作所需的先进技术以外，江还陶醉于俄罗斯丰富多彩的文化之中。他早就喜欢看翻译成中文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如今他更能读到他所钟爱的那些杰作的原文。他学会了多首俄罗斯歌曲，他喜爱丰盛的俄罗斯食物，尤其是一种俄文叫“列巴”的黑面包。
尽管江在新环境中生活很愉快，他还是常常想家。他不能将妻子和孩子们带在身边，他知道妻儿在上海要克服他不在家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当黯然神伤的时候，他拉二胡，唱中文歌。这种自我安慰法能让他稍稍舒缓心中的忧郁。
斯大林汽车厂规模庞大，是典型的苏联风格。指派给江的工作是学习能源知识、节约电力以及电厂和电网的管理。他大部分时光在中央控制室中度过，坐在凳子上面对一大堆监视工厂庞大电力供应情况的刻度盘、测量仪、控制板和各种仪器。
此时，在莫斯科——就在离江学习的地方不远，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它震撼了整个共产主义世界。1956年2月26日，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一篇激烈的演讲中大胆地攻击了去世仅3年的斯大林。这篇讲话发表在苏共二十大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代表们听得目瞪口呆。讲话谴责了斯大林“严重地滥用权力”。赫鲁晓夫称，斯大林通过“镇压和肉体消灭的手段不仅打击真正的敌人，还用它来对付那些没有犯下任何罪行的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赫鲁晓夫补充说，残暴与镇压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斯大林不择手段地推行个人崇拜”。
这位苏联领导人最后总结说：“同志们，我们必须废除个人崇拜。”
后来的历史学家会认为该演讲是20世纪最重要的演讲之一，但在当时，其全部意义并没有为人所理解。苏联大力声讨“个人崇拜”之际，正是中国接受“个人崇拜”之时，而且中国将要出现的对毛泽东的崇拜远远超过了苏联以往对斯大林的崇拜，后果也更严重。
1956年早春，就在江奉召回国参加长春汽车厂竣工典礼之前几个星期，他应邀出席欢迎中国共产党武装部队前总司令朱德元帅的招待会。朱到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他想会见正在苏联首都学习和受训的中国留学生及专家。当江来到招待会上时，他惊讶地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张公纬。自从8年前江帮助他逃离国民党的追捕后，就再也没见到过他。
“我从没想过还能见到你。”江说道。
张回答说：“我不愿打听你的消息，因为我怕听到自己不愿听到的消息。”
两个老朋友热烈地拥抱，他们全然不顾身边招待会的活动，一起回忆着过去的日子。
张能成功躲避国民党追捕的部分原因在于他改了名字，这是当时地下工作者的普遍做法。在此后的岁月里，两人在不同的事业领域中都取得了很好的发展，江泽民始终坚持叫他的老朋友“公纬”，而张为其他人所熟知的名字是余力教授，一位著名的矿业技术专家。
1956年春天，从苏联回国后不久，江回扬州探亲。他的祖母病了，他赶去探望。祖母于两个月后去世。借此机会，大家庭重新团聚了一次。江泽慧尤为高兴见到她的三哥。她回忆说：“那时我已经中学毕业，正在准备大学入学考试。三哥对我申请的院校非常感兴趣。在中国，选择合适的学校极为重要。”
几个月后，江泽慧失望地发现自己的前3个志愿全都没有被录取。这是3所中国录取条件最严格的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她没有申请一所后备的学校。那个时候，对没有去向的考生的政策是由政府为其指定一所大学和一门专业。江泽慧曾希望学心理学和哲学。然而，她却被分配到了安徽农业大学主修林业学，她对这一领域一点都不了解，也不喜欢。
她回忆说：“我感到沮丧和痛苦，不肯去报到。但七叔和三哥都鼓励我。三哥给我写了封信，信里写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你绝对应该去，而且还要成为林业学方面的权威。’”
这封信所传递的信息很明确：不管环境如何，江家总是尽可能去适应环境；而且要努力做到最好，不管他们最终能做到怎样。江泽慧听从了她哥哥的建议，并逐渐热爱上了这一不期而遇的事业。她成了一名世界一流的竹藤研究专家，并成为了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
“我上大学时，三哥在长春工作，”江泽慧回忆道，“每个月他都给我寄10多块钱资助我，也给我姐姐寄10块钱。那个时候，这可是一大笔钱了，而他自己的工资很低。他还要供养父母、妻子、两个儿子，以及搬过去与他们同住的岳母。但他从没漏掉过一个月。”
当江泽民走进明亮的新工厂时，他已经被任命为动力处科长，下属两个实验室和100名员工。1956年7月15日，工厂生产的第一辆车——一辆解放牌卡车驶下装配线。几乎同时，江被任命为副处长，这是一次正常的提拔。由于他的两个上级中一个是苏联人，另一个不是党员，因此江还被任命为动力处的党支部书记。
处里的人在见到江之前都有些担心。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没离开过出生地东北，对他们来说，这名在上海受过教育的领导似乎有些令人敬畏——他少年得志，身为知识分子、专家以及党的干部。但江泽民第一天兴冲冲露面时，身着一身蓝色工作服，开始和大家聊天，话题涉及各个方面，从大家的经历到各人的专业，从他们的业余爱好到各自的家庭。很快，江就得到了一个亲切的外号：“神侃”。
一位前技术员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到这位新领导时的情景：“我告诉江泽民说我喜欢听戏曲和音乐，尤其是京剧。他变得兴奋起来：‘太好了！我也喜欢京剧。’他问道：‘你会唱李多奎的《钓金龟》吗？’”
当这位技术员说“会”的时候，江搂住他的肩膀说：“来，咱俩一起唱！”
另一位同事陈运恒（音译）则有着更具敏感性的顾虑。作为动力总工程师，他是江的上级，但他却不是共产党员，这可能会造成尴尬的局面。他回忆说：“我当时非常担心自己能不能跟这个党员副处长搞好关系。”在一个革命化的国家，政治总是很敏感的。“但江泽民很好相处，”陈又说道，“他不摆出高人一等的样子，对我们非党员也很和善。”
江喜欢说：“我爱才！”那个时候，不是党员的专家会受到猜忌。当其他领导不敢让他们负责任的时候，江泽民却敢冒这个险。有一位很有创新精神的工程师一直未受重用，就因为其父亲曾开了一间小商铺，被认为是资本家。江在谈到他时说：“他父亲怎么样跟他无关！”在江的支持下，这个工程师后来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多次获奖。
精于数学和自动化的总工程师方明松回忆说，江本人不是最有才能的开发人员，但江了解和赏识其他人的才干。方说：“从技术角度讲，江泽民自己并没有做出太多改进。但作为动力处副处长，他挖掘出了每个人的潜能。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江尊重知识分子。我从没感到过那种在党的领导干部面前通常会有的压力。他使我觉得自在。”
江泽民在长春交了几个亲密的朋友。其中一位名叫沈永言，也是动力工程师，负责设备安装。他们都是江浙人——来自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人。这两个地区因食物、口音和文化相近而常被统称在一起。
沈回忆说：“江泽民和我认为我们是老乡。我们相识的时候都还年轻：他30岁，我29岁。我经常去他家。因为当时一到晚上也没什么可干的，我们就经常聊天。他经济负担很重。我们彼此之间非常坦诚。”
午饭时，两人都是从家里带饭吃，避免在食堂排队。他们吃得很快，随后打乒乓球。多年以后，他们这种友好的相互较劲还是显露出一丝痕迹。沈说：“江喜欢打乒乓球，但球艺一般，主要是削球，扣球不行。”
王冶坪和两个年幼的儿子也搬来了长春。她在同一座工厂的党委办公室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江一家分到了一套位于4层的单元房，三室一厅，包括江的母亲和岳父母在内一共住了7口人。尽管如此，这房子与当时中国许多家庭的住房比起来还是很舒适的，有中央供暖系统、煤气灶、自家用的卫生间，以及能将东北平原冬天的严寒阻隔在外的双层玻璃窗。
工厂里的3万名工人几乎全都住在类似的红砖楼宿舍里。工厂提供了典型的“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这一切将给国有企业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这其中包括照看孩子的幼儿园、提供打折商品的商店以及医疗服务等。一些国有企业甚至有“公司墓地”。
在工厂里，前途显得很光明，特别是对江泽民来说。他与苏联上司关系融洽，两人经常唱俄罗斯民歌。江的职责之一是陪同各类代表团参观工厂，有一次3个教过他的教授来访时他还专门款待了一下。江的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工厂也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批汽车生产指标。
但好景不长。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形势日趋动荡。1956年，毛泽东发动“鸣放”运动，恳请知识分子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他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诗，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通过争取知识分子，毛泽东希望能促进新形式的艺术和文化体制的产生，这是他一辈子的热望。周恩来总理也寻求对中央政府的建设性批评意见。“政府需要人民的批评，”周在1956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没有这种批评，政府将无法发挥其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后来发生的事是悲剧性的：自由昙花一现，然后变为“引蛇出洞”与压制反对派的一种手段。
一开始，狐疑满腹的知识分子认为毛泽东的呼吁是一种计谋，几乎无人发言。可是，当毛泽东开始批评那些没有提出“健康”意见的人的时候，许多人屈服于他们压抑已久的渴望，提出了他们认为对改进管理有益的诚恳意见。可是当提出的意见开始关系到民主和人权，建议党应该“开放”，当批评信件开始像雪片一样飞来（在1957年年中6个星期的时间里，上百万封信涌到了中央的权威机构），这位伟大舵手不无理由地把这些批评定性为对他的领导的明目张胆的进攻。毛给反对派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并决定把“反右运动”升级。
这些所谓的“右派分子”都被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一开始，只有几千人被清洗，但“反右运动”愈演愈烈，不久被宣布为“右派分子”的人就超过了50万。一个“右派分子”可以期望的最佳结局就是降职去“劳动改造”。有些被殴打并囚禁，有些被迫害致残甚至致死。
北京借此机会考验大家对党的忠诚。作为动力处的党支部书记，江泽民收到了需要从他手下清洗出去的“右派分子”指标。江觉得很多知识分子的观点和批评值得尊重，并且很有用。在身边的其他单位忙于清洗和惩罚的时候，江充满矛盾。
江向他的好朋友、刚刚入党的沈永言倾诉说：“肯定是什么地方出错了。我们中间怎么会有那么多‘右派’呢？他们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所有这些党培养和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怎么会突然变成‘右派分子’呢？这不可能。我们应当尽可能多挽救几个人。”
开始时，由于江的犹豫消极，他的下属中没有一个人被清除。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比动力处稍微大一点的基建处，有11人被划成“右派”。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对这一官方运动的缺乏热情表现得更为明显，对他自己也更具危险。几个本来就嫉妒江的成就的狂热分子开始提出疑问，与他向沈永言提出的问题恰恰相反。一些人在私下说：“动力处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怎么会没有‘右派’呢？”
最终，江迫于压力确定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有着类似宗教的思想。但江还要勉为其难地再找一个。那时在动力实验室里有两种不同的车床。一种是苏联制造的，刚运来不久；另一种是在1949年以前从美国进口的。正是这两套设备的差异使江找到了第二名“右派”——一个名叫葛冬青的中层干部，其过错就是他认为苏联车床比美国车床噪音大。
“谁会怀疑葛冬青这句话的正确性呢？”多年以后，沈永言不无讽刺地笑着问道。“苏联和美国的两台车床就互相挨着，哪台机器噪音大是明摆着的事儿。只有聋子才会对此表示怀疑。”
但在那个紧张的年代，以任何方式赞扬美国的言论都足以毁掉一个人的事业。假如“噪音大”的言论在江报告之前就广为传播，江自己的事业可能也会被毁掉。如果想找证据，江只要看看他自己的家庭就可以了。他的姐姐江泽芬当时是江苏省的一位小学教师。她公开为一名她认为是被错误批判的人士讲话。为此，她也被打成了“右派”。尽管学校另一位老师为她辩解，她还是被降为临时教师，并被派到一所乡村学校。后来她被遣送回家，每月不得不靠8块钱艰难度日。
受到江的公开批评后，给车床“贴标签”的葛冬青便被免去了管理职务，贬去从事体力劳动。同时，他被迫经常进行自我批评并出席“批斗会”。
江始终对自己在葛被免职一事中所起的作用感到于心不安。“几十年来，甚至直到今天，江都非常后悔自己对葛冬青的做法。”沈永言回忆说。“江向他道歉了好几次。1962年给‘右派’摘帽的时候，江特别关照了他，葛是第一批被摘帽的。”
完成了抓“右派”的指标以后，江努力保护属下的其他职工。一个年轻的技术人员轻率地发表了批评意见。江发现后，严厉地批评了他，随后又真诚地与他谈心。
这位后来移居美国的技术人员回忆说：“我都准备好去死了。我害怕极了，当朋友告诉我，我被定成‘右派分子’，江要找我谈话时，我甚至想到了自杀。在等着见他的时候，我特别紧张，真是吓得浑身发抖。”
但在批评了这位年轻人之后，江只是要求他承认错误并努力工作。要换在任何别的处里，他早就被清洗了。
他说：“江的忠告不仅帮助我熬过了‘反右运动’，还帮助我度过了更具灾难性的‘文革’。江的忠告也许救了我的命。”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后，毛泽东并不满足，又推动了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对于年轻的江泽民来说，他亲身体验了滥用权力的危害。这也教育他要具有政治敏锐性。
“他终于没有抓到足够数量的‘右派’，”沈永言评价说，“他在对‘右派’的批判会议——所谓‘批斗会’——上不大积极。他发言的调子总是太慎重、太平静。他明显缺乏热情，因此我对他可能面临的处境深感担忧。不过，江泽民幸存下来了。他的政治直觉肯定特别好。”
后来在2000年，在与一汽的老同事会面时，江记起了一个人，此人特别勇于保护他人。“雷文（音译）同志是个正直的老党员，”江说，“在政治运动（‘反右’与‘文革’）期间，他有勇气区别是非，保护了许多好同志。”
下一次挑战很快以“大跃进”的形式降临了。这是一场灾难性的运动。毛泽东幻想中国能在15年内赶上英国，试图在极短的时间里，提升这个国家的农业和工业产量。毛的计划开始于1958年，植根于共产党的理论中。他强调人力胜过机器，宣布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能与昂贵的技术一样有效。他将大批大批的农民集合起来，编入大规模的农村人民公社，从事集体农业。每个村子都建起了不可胜数的后院炼钢小高炉。“大跃进”的虚幻理念是，这样就不必建造大型的工厂了。
1958年2月，毛泽东到长春汽车制造厂视察。为了取悦于主席，领导干部们不顾一切地制定了极不现实的目标。他们承诺将卡车的年产量翻两番，达到4万辆，同时还把成本减半。他们还夸口要在5年内将产量提高8倍。任何怀疑这些荒谬目标的人都被打成“右倾”。从内心讲，江泽民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这些承诺永远无法实现。他努力以十分巧妙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但他知道任何公开的批评都将马上受到惩罚。
第一汽车制造厂开始自己轧、切钢板，这一工序消耗了大量的动力。到1958年年中，工厂为完成其过于雄心勃勃的目标，新建了一个动力分厂，江被任命为厂长。由于工厂荒唐的生产目标被一再抬高，其动力需求也随之增长。江使动力设备的运转能力发挥到了极致，甚至是超负荷运转。但随后钢的产量无法满足需求，而且质量也常常达不到制造汽车和卡车的标准。
为完成生产指标，无奈之下，有时不得不使用劣质材料。气泵和轿车的一部分零部件是木制的，等木头用完了就用竹子。没有足够长的钢材，就用短的焊接起来作卡车的车架。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参与“红旗”轿车的生产，包括江泽民和沈永言。他们用手工把质量较差的钢板敲成质量更次的车身。尽管他们奋力工作已到极限，但产品质量仍令他们非常沮丧。
“大跃进”的另一个不正常现象是滋生了一些会导致粗劣产品出现的土方法。比如“超声波装置”，其实就是一块在压缩空气吹动下产生振荡的金属簧片，却被当成是一种突破性技术。沈永言回忆说：“对动力工程师来讲，这是十分荒谬的。但每个人都对这一由共产党创造出来的技术赞不绝口，并将这些‘超声波装置’添加到各类机器上，从切割机到炊具。这么做的唯一实际结果就是使整个工厂的气压急速下降，生产率也随之降低。”
江泽民不能再沉默了。他毅然地表示不同意见，公开反对这一“超声波技术”，并引用一本英国人早在1930年就写成的书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该书不仅说明外国人早在多年前就已发明了这种所谓的革命性技术，还证实这一技术本身一文不值，只是将电力转换成了纯粹的噪音。“江下决心戳穿这一荒唐的装置，”沈说道，“但书记不支持我们。那时候，书记是真正的决策者，甚至在技术问题上也是如此。”
在像江这样受过训练的工程师看来，这种方式理应受到谴责。30年后，江在一次谈话中又提到了“超声波运动”，他仍对这种自己被迫屈从的错误思维方式难以释怀。他当时说：“我不反对试验，但问题是我们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1958年，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向党中央保证，全厂每8小时将生产250辆轿车，而当时的设计生产能力为50辆。1964年，当沈永言告诉一位副部长自己的工作单位时，那位副部长大笑起来。他说：“你们真是吹牛大王！你们怎么可能让生产能力超过设计能力5倍呢？”
随着全部能源都被投入钢铁生产，中国的农业萎靡不振。为了支撑走下坡路的农业，74万个合作社的5亿农民们被编成了约2.6万个人民公社，要将粮食增产50％。同汽车工人一样，农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专业技能又有限。到1959年初，饥荒已非常普遍。在随后的3年里，营养不良、饥饿和随之而来的疾病肆虐全国。至今尚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死于这次创下世界纪录的大饥荒。
长春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们被征召去帮助农村的农民。夏天，他们要投身于抗旱或抗洪；冬天，他们则住在货运火车的车厢里，维修堤坝和灌溉系统。在下乡的漫长路途中，江泽民虽然是领导，却从不坐在卡车前面的驾驶室，而更乐意和工人们一起坐在后面的敞篷车厢里。旅程常常长达数小时。当他们在颠簸的道路上前进时，为了鼓舞士气，江经常会带着工人们高歌。他常说：“如果你想干好工作，你就必须和群众打成一片。没有了群众，你什么也干不成！”
1958年底和1959年初，受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长春汽车制造厂经历了一个重组过程。7个处合并成了新的动力分厂，下辖约1000名员工，负责所有分厂的动力需求。江泽民被任命为分厂厂长。
刚一接手，江就确定了两项工作重点：不间断的服务和工人的安全。他对工人们讲：“动力是工厂的心脏。如果这里出了问题，所有的机器都会停下来，生产也随之中断。我们必须保证心脏工作正常。”在安全方面，他非常严格，毫不懈怠，几乎每次开会都要强调。他也坚决支持那些对安全工作严抓不解的人。赵红庆是一个性格孤僻的负责安全工作的工程师，检查工作非常严格，汇报时也很固执，致使他跟同事们关系较为疏远，一直没能入党，“老赵，”江在他同事的姓前用了中国人表示友谊与尊敬的“老”字，对他说，“我全力支持你入党。只要你负责安全检查，我就放心。”
每天，江穿着蓝色工作服在厂里巡视。他和工人们聊天，询问机器的运转情况。他不懂就问，从不不懂装懂的态度是出了名的。他还很关心下属，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1960年，跟江同事的一个年轻工程师想结婚，但因为厂里没有能分给新婚夫妇房子而无法完婚。当时江和6名其他家庭成员仍住在那套三居室的小单元房里，但他却马上为这位朋友腾出了一间房。此后两年，这对小夫妻一直和拥挤的江家合住。
这当然是一个无私的举动。作为共产党的平等主义的典型事例，这无疑是值得称颂的，但这对江的家庭和其他家庭来说，会有什么影响呢？江的一家献身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以至于觉得理应作出如此的牺牲。
1960年，由于中国批评苏联“搞修正主义”，再加上边界争端持续加剧，尼基塔·赫鲁晓夫命令所有苏联专家和顾问离开中国。他们的离开恰逢中国最困难的时期。“大跃进”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也深陷困境。没有足够的钢材，没有足够的动力，没有足够的燃料，也没有足够的食物。车间里，工人们纷纷因饥饿而倒下。煤炭尤为短缺。在北京的中央政府计划者们情急之下决定将一些主要大型企业的动力分厂改造为使用原油燃料。长春由于靠近黑龙江省的大庆油田被选为改造工程的革新试点。苏联专家掌握这种技术，但如今他们已经走了。
一机部副部长周建南到第一汽车制造厂给工厂管理层下达了一个令人惊恐的发电系统煤改油的时间表：3个月。为了安全地度过这个冬天，没有任何失败的余地。江泽民受命全面负责（“担任总指挥”）这一看起来似乎不可能的任务，他的朋友沈永言则被派往大庆，保证原油供应，并将其运回长春。
这一期限似乎很荒唐，甚至很危险，但江泽民知道质疑这一决定的后果。他所做的是迅速投入行动，召集厂里最好的技术人员。大家听到任务后，惊得目瞪口呆。有些人担心用原油可能引发事故，其他人则对这项技术一窍不通。不过，所有人都认为3个月的时限太荒唐了。江努力给他们树立信心，称只要刻苦钻研，即使是最不熟悉的技术也是可以掌握的。他鼓励大家不要怕犯错误。他说：“我们不要有太多的包袱。我们必须努力去学习新东西。即使我们遇到了问题，大家也会理解的。”
江泽民制订了一个计划。第一步是建造储油罐。很快，4个各能容纳1000吨原油的庞大储油罐建成了。技术人员仔细研读苏联专家留下来的技术手册。大家三班倒，连轴转，工人从200人增加到了1000人。不少人因为疲劳过度、饥饿和疾病而倒下了。江自己也病了，但他仍坚持在现场工作，每天只休息几个小时。他十分细致，命令下属反复核对各项数据。引人注目的是，3个半月后，改造工作几乎按时完成了。
不停歇的工作、缺少睡眠、不按时进食和持续不断的压力使江的健康受到损害。他持续胃痛，经常靠压着右腹来稍微缓解一下。他可能还得了肝炎。后来，他告诫其他工厂的工人，不要像他那样忽视吃饭。仅就改造工程本身而言，它是成功的，是一个里程碑。江泽民认为，改造工程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成就之一。
“如果你们在年轻的时候吃过这种苦，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回想起来都会感到自豪。”江有一次提到了这段经历，“完工后，我们开始用烧原油来提供动力，还有10万人在长春的严冬里得到了供暖。可惜我不是个小说家。否则，我一定要为这项工程写本书。”
这不仅是一次个人的成功，还是一个政治上的胜利。这一工程对北京来说极为重要，因此周建南副部长在整个改造期间一直呆在长春。在此期间，江泽民的业务和领导能力给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正因为如此，后来他帮助调动并提升了江。离开长春汽车制造厂是江事业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如果没有那个引人注目的改造工程，这一切可能都不会发生。
当苏联人离开后，江失去了他的俄语对话者。但他和俄语翻译刘仁伟（音译）不久就成了好朋友。刘是锅炉房夜班组的组长。为了能赶上刘下班的时间，江总会提前上班。这样一来，他既可以说俄语，又能学到生产知识。差不多30年后，1989年底，江泽民当了总书记后，为他在莫斯科时的俄语老师及刘仁伟搞了一次聚会。在长达6个小时的时间里，3人一直在讲俄语，唱俄文歌。
江始终没有忘记与他一起工作过的苏联专家。当20世纪90年代中国汽车行业代表团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江要求沈永言让代表团成员打听那些仍然健在的苏联专家的情况。江以一名中国领导人的身份向他们表示了敬意，并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江对沈说：“他们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不过，当时江还有些很现实的事情要处理。3年经济困难造成了严重的食品短缺，为了生存，工人们不得不在宿舍旁边种庄稼。江下属某车间的工人们种了很多大豆，每个人大概能分到40磅。由于车间主任从来没有下地劳动，所以大家就给他少分了一些，车间主任很不满意。
江听到这一争执后，非常生气。“工人们种了豆子，白白给你，这已经很不错了，”江对他说，“你怎么还能嫌给得太少呢？”
江接着让他在全体人员面前做自我批评。
“这并不丢脸。”江开导车间主任说，“在工人中间，你是党的代表，而党不断壮大的唯一途径就是得到普通群众的支持。炫耀自己并凌驾于群众之上是绝对不允许的。”
江恪守这一原则，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虽然他作为行政13级干部享有不少特殊待遇，他的工资每月仍只有150元，加上他妻子的工资，全家人就靠200元生活。当然考虑到当时极低的生活费用，这样的收入也算不错了，不过江要供养很多人，包括他大家庭中的亲戚。有一次，工厂设法为员工弄来了一些西瓜，书记让江先给孩子们买几个。江回答道：“不了，谢谢。我买不起。”
书记说：“你每月挣那么多，你攒钱干什么？”
江说：“你不知道吗？你看我穿的这件毛衣，我上大学时就穿了。我没钱买新的。我哥的儿子在上大学，我每月都要给他寄5块钱。我还要资助几个妹妹。能节约的地方就要节约啊。”
江常常饿肚子。他当时说：“只要每天能吃到一个鸡蛋，我就非常满足了。”
当工人们对食堂有意见时，江特别重视。他要求党支部制订一项措施，禁止党员干部吃小灶和播队打饭。虽然江中午一般是从家里带饭，但有时也在食堂吃。他指示工作人员把他的消费情况详细记录下来。到月底账单过来的时候，江总是全额付清。
到1961年，中国的一些高层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和陈云，试图扭转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一些破坏性政策。有限的农村自由市场，包括蔬菜自留地和按劳分配制度，得到许可了。同时，很多虚报产量的工厂领导受到了处分或被撤职，尽管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响应北京提出的不切实际的生产指标。
江泽民也有他个人的计划。1956年他在斯大林汽车厂的苏联导师让他将自己所著的《机械制造厂如何合理利用电力》一书翻译成中文。当1959年苏联开始从中国召回其专家顾问时，这项任务变得更有实际价值，因为中国工程师们如今需要一切可以搜集到的技术资料的帮助。
江开始翻译这本技术论著，不过还没等到他完成，江就被调走委以他任了。直到1965年，江才最后完成了翻译。他将手写的翻译稿交给沈永言，让他校对和编辑。
“‘文革’开始以后（1966年），我肯定不能再弄外文书了。”沈解释说，“那太冒险了，会有生命危险。大部分书都被烧掉了，尤其是外文书。”
不管在那里承受了多少艰难，江泽民始终对长春怀有美好的记忆。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来访者事先没打招呼就敲开了江在北京的家门。江马上要出门参加会议，因此他姐姐出来应门，对不速之客说江不在家。这个人说：“我叫雷文，是从一汽来的。”他的话音未落，江就笑着出现了。
因为江有先约在身，两人只能简单地聊几句，但江说出了他长期以来一直想说的话。“老雷，”他说，“我走的时候，给你留下了大量的工作，我一直感到很过意不去。你得原谅我。”
在工厂的岁月中，江泽民成了真正的领导者。他以身作则，虚心待人，对部下的错误从不揪住不放。他会毫不犹豫地提问，还会情不自禁地唱歌。他这么做，不仅赢得了工人的尊重，还赢得了大家的友谊。午休时间，他从一个屋子到另一个屋子，和员工一起打桥牌；当他乒乓球打输的时候，他和其他人一样排队等下一轮。他玩捉迷藏，参加在附近湖里举行的划船比赛。每逢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江总是会出现在那里，如去医院看望生病的同事，帮着张罗他们父母的丧事。他很少与人发生冲突或拐弯抹角，绝不傲慢自大。
江在严峻的形势下实现了困难的目标。在“大跃进”中，当很多同事在生产的紧张和政治的压力下垮掉的时候，他却引起了北京正面的关注。这样一个有才干的人不会永远待在长春。1962年，在成为一名成熟的工业领导人之后，江泽民该离开了。
1990年，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江亲笔为一汽出版的厂史题词。正如江向沈永言解释的那样：“毕竟我在厂里工作了6年多。如果我不答应题词的要求，我的老同事会误解的。”
第5章 1962-1976年“史无前例的破坏时期”
江泽民设法在“反右”运动和“大跃进”中幸免，相对而言安然无恙。到了1962年，他所有的考虑都集中于未来。促成他的调动的又是汪道涵。两人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江每次因公出差去北京，都会拜访汪夫妇。汪当时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随着经济开始复苏，他想让江泽民离中枢更近一些。汪把36岁的江从长春调到上海，让他担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第一副所长，这是一个需要他的管理与技术技能的职位。
“在那里工作的有700多人。”曾培炎回忆说。曾在同一年进入该研究所，几十年后，他成为江主席最重要的部长之一。“年轻人和技术人员都喜欢同江交流。他是个组织者，又是个专家。他经常到我们实验室来，了解我们的研究工作进展如何。”
汪还安排江的妻子王冶坪在同一研究所担任总务秘书。此后的20年里，她的职务不断提升，直到担任研究室主任。在工作中，她非常热情并且很低调，下班后就赶紧回家照顾家庭。
在当时遭受“大跃进”破坏的中国，上海算是一个相对繁荣的“孤岛”。尽管如此，生活还是很艰辛。虽然江被提拔了，他拿的工资还是很低。他和妻子每天自己带午饭，送子上学，坐公共汽车上班。他们要一周数次设法排上最短的队购买生活必需品。不过，江的新工作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新职工宿舍分到了一套现代化的两居室公寓房。在上海拥有自己的房子曾是他们家庭的梦想，他们将在这套公寓中住上20多年。
人们充满乐观，看来，那些破坏性的政治运动似乎终于退潮了。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领导的党的务实派在与激进的“左派”分子的斗争中越来越有魄力。刘在1959年接替了毛担任国家主席。（在中国，“左”和“右”的政治标签，就其在“保守派”或“自由派”方面的意义而言，跟在美国的情形正相反。“左派”是保守派，他们力图维护纯粹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推行的政治控制。右派是自由派，他们力图改变现行体制，以使其更符合西方自由的市场经济和开放的民主政府。终其一生，邓小平既与极左也与极右作斗争。继承他的事业的江泽民也将如此。）
1962年2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国家的灾难局面只有三分属于天灾，另外的七分属人祸。包括毛和刘在内的很多高级领导人作了自我批评。邓将问题归咎于经验不足，他说所有人都有责任。毛继续被尊崇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他在那次会议上表现出反常的顺从，但这些批评很可能已经激怒了他。4年以后，毛发动了对刘和邓的斗争，但当打倒这两人的时候，也几乎毁掉了整个国家。
而在当时，人们试图采用务实的方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最具革新精神的领域之一是由刘少奇的门生薄一波所领导的第一机械工业部。他营造了以工作成绩为奖惩依据的环境，像江泽民这样的人可以在这种环境中崭露头角。
“江在研究所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发展国际合作，”沈永言回忆说，他在江到任后不久看望了江，“他说所长对这方面不感兴趣。”江泽民热爱学习语言，尤其是英语，加之思想开放，好奇心强，真是很有天赋。他访问了很多国家，他的国际视野开始形成。
1965年，一机部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举行的科技会议，江被选为代表团成员。由于中日没有外交关系，因此两国没有直飞的航线，代表团要途经香港。江对这个岛屿的繁荣与迅猛发展印象深刻。香港所有的行业——纺织、电子、航运、房地产和旅游业——都欣欣向荣。香港的出口额相当于中国大陆出口额的6倍之多！它跟上海的差距之大令人吃惊，而上海还被认为是中国的商业中心。岛上精致的百货商店及现代化的摩天大厦让江了解到一个中国的城市可以达到怎样的成就。
他此行的表现和随后所作的汇报给上级留下了深刻印象。1965年年中，部里有意将他调到北京，在那里他可以协助管理全国的电机生产，但是一项新的、更为重要的任务突然出现了。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包括一个原子能研究中心在内的一项重要工程——刚刚成立。汪道涵建议由不到39岁却有着动力工程领域过硬履历的江担任所长兼党委副书记。身兼两职给了江很大的权力，这一任命把江提拔进了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
江对于这一任命心情复杂。虽然他将成为有300多人的新机构的领导，但他更喜欢在北京工作的前景。新职务的一个不利因素是，他的家庭没法与他同行。家人不得不留在上海——这是一段20年分居生活的开始。尽管江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可以与家人团聚，两地分居还是使这个家庭，尤其是他的妻子在情感上付出了代价。另一个不利因素是，武汉作为湖北省的省会处于政治主流之外。不过，事实很快证明，这一点反而是天大的喜事。在此后的几年中，政治的主流是任何人都最不愿卷入的。
1965年11月10日，迫在眉睫的厄运初见端倪。一家上海报纸刊登了抨击北京市一位副市长所写剧本《海瑞罢官》的文章。评论的作者是一个叫姚文元的人，他声称该剧含沙射影地攻击了毛主席，阴险地暗示有党的高级干部在背地里支持该剧。后来结果表明，姚自己才恰恰为他人所操纵，特别是毛的妻子江青以及上海的宣传干将张春桥。他们三个再加上一个名叫王洪文的工厂保卫干部将会成为臭名昭著的“四人帮”。
到了1966年3月，“四人帮”（译注：当为江青等人，此时“四人帮”尚未形成）毛危言耸听地说，“你的命令没人理会，你的权威正被人篡夺”。毛则认为可以通过净化中国的意识形态加速中国的发展，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却来源于他的信念，这信念产生于他动荡的一生的晚年，即他必须再次使中国革命化。“文化大革命”开始是为了阻止中国走上苏联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道路，最终却化为十年浩劫，几乎毁掉整个国家。毛想造福的对象——工人和农民——全都变得更加贫困。
正像他以前所做的那样，毛又一次求助于人民，敦促他们谴责其领导人和被他称为“阎王殿”的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些部门。当年晚些时候，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分别被打成“头号走资派”和“第二号走资派”。两人都遭到清洗。刘少奇夫妇受到了红卫兵长期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当监狱方面拒绝治疗刘少奇的糖尿病时，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邓小平也免不了承受较长时间的艰辛，但其命运要好得多。
类似的惩罚也落到了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头上。最初，他们并不认为这种疯狂能够持久，但在狂热情绪和激进分子与投机分子的推波助澜下，“文革”迅速升级，并失去控制。毛泽东，一个真正具有超凡魅力的人，其人格却被严重扭曲了，对他的崇拜笼罩着全国。年轻的红卫兵大多数没受过多少教育，他们挥舞着记录着毛主席语录的红宝书，好像它是神灵的启示一般，对任何他们认为是反革命的人加以审判。红卫兵呼喊着制造不和的口号：“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和“永远忠于毛主席”等。
大学被关闭了，教授们被流放到农场去清扫猪圈或在水稻田中劳作。当“革命委员会”接管了为数不多的仍在办公的机构以后，运动进程告一段落。人们开始相互为敌——工人对工人、朋友对朋友、孩子对父母。随着数百万人遭到清洗，文明被扫进垃圾堆，整整一代人被毁掉了。30年后，江泽民说：“贬低和破坏美好文化艺术的荒谬行为是完全错误的。”
起初，江最担心的是他在上海的家人。到1966年11月，他意识到无政府状态并没有像多数人希望的那样快要过去，而是正在不断蔓延。12月，他请了一个短假去看望妻子和儿子。他决定取道北京，他这样绕道有其深意，是想亲身感受一下正在发生的一切。
到达首都后，江了解到，一机部所有高层领导都已经或即将被打倒，并发配到农村去扫猪圈和种稻子。汪道涵和江的其他朋友一样都被流放。他们销声匿迹了10年或更久。
上海的情景同样令人不安。潮水般的红卫兵蜂拥在市委大楼门前，高呼口号要求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下台。两人都曾有过光辉的革命记录，现在却遭到攻击。据说是因为陈拒绝谴责刘少奇和邓小平。12月30日，聚众闹事者突破了军队把守的路障，洗劫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室——该事件被称为“康平路事件”。此后不久，陈就被揪出来参加了3次批斗会和公审，电视台对此进行了现场直播。此后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也被清洗了。江泽民后来把这一阶段的动乱称为“史无前例的破坏时期”，其中有些是他亲眼目睹的。
1967年1月，江回到武汉，他发现“文革”的冲击已像冬日的寒风，横扫了这座城市。江保持了低调，他穿上旧军服，与普通人装束无二。不过，作为研究所所长，他很容易成为攻击目标，批判他的“大字报”贴到了墙上，其中之一写道“江专而不红”。他被指控为走“白专”道路，是“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他自己说过的话——“我们必须热爱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成了他的罪证，他还因为重复陈毅将军的话——“‘专’就是红，它们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受到批判。
在江泽民身上，红卫兵找到了大量的攻击点：他的知识分子背景、他成长的文化背景、他所接受的精英教育以及他在苏联的留学经历。他能说多门外语这一事实意味着他“崇拜外国生活方式”。他们还指控江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
江的确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他偶尔会在公开场合梳头并整理着装。他的朋友们有时候会以此开一些善意的玩笑，他们会说：“大脑袋小梳子。”江会微笑着回敬他们：“爱美乃人之天性。”
江默默地承受批判。与他的同学和同事相比，他知道自己是幸运的。他没有被清洗、流放或监禁。他有两个救命的优势：他生在一个“红色”的家庭；他专注于科学研究。用“文革”的语言来说，他是属于“靠边站”，而不是被“打倒”。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愤怒：毕竟他曾为建设党和国家那么努力地工作。江后来告诉他的朋友和家人：“墙上的大字报真令人难以忍受。没办法同他们理论。对我而言，这是一种折磨与考验。”
红卫兵选了一个名叫刘振华的大学生来调查和审问江泽民，这可能是使江感到最为屈辱的事情，在审问中，江十分坦诚。他告诉这个神经过敏的学生：“你们年轻人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各种各样的人。你必须学会如何用自己的头脑分析问题并发掘真相。”当刘指责他的“资产阶级生活”时，江愤怒了。
刘私下里告诉一位朋友，他非常感激江的忠告。
尽管如此，江被拉下了所长的位子，接受公开批斗，被迫交代自己的“错误”并写下检讨书。尽管他在心里可能有时觉得生气,有时觉得好笑，但江努力保持一个坦率正直的态度，不给那些坏蛋以任何借口对他进行变本加厉的迫害。即便如此，他拒绝为了开脱自己而牵连任何人。一段时间后，攻击他的人好像已经用尽了所有可以指控他的借口。
是什么原因使江泽民遭受的迫害相对较轻呢？首先，他离北京和上海比较远——那两个地方被看成是滋生反对毛以及破坏共产主义的“走资派”的温床。另外，江的个人行为无懈可击：他没什么财产，从不追求浮华的生活方式。为了把迫害他的人搞糊涂，江强调他的父亲是共产党的烈士，而对他成长的文化背景和所接受的精英教育则轻描淡写。那时江还不知道，他的母校扬州中学是红卫兵攻击的早期目标，他们用鲜亮的大红色把这栋“封建”大楼涂抹得面目全非。
江竭尽全力帮助所里的工作人员。他的办公室主任姓杨，曾经在中南海担任过10年的警卫工作，对党很忠诚，但由于曾给中央委员会写信批评“四人帮”（译注：当为江青等人。此时“四人帮”尚未完全形成）而被打成“反革命”。江对他说：“杨同志，你确实是一个好同志。你一定要相信只要我们的老一辈领导人还健在，只要人民解放军还在，天就塌不下来。最终，你会得到平反和正确评价的。”
在江被停职期间，他为技术人员组织讲座和课程，考虑到当时反知识的政治气候，这真是个小小的奇迹。其中包括用英语和俄语来授课，吸引了100多名学生。他还加深了自己对核工程学及马列主义的理解。头一次有了那么充足的时间，他可以如饥似渴地读书，特别是英语书籍，非常具有反讽意味也非常聪明的是，其中包括外文版的毛泽东著作。毕竟，怎么能够批评他读毛的著作呢？江的另一项自我完善是学游泳，这一技能成为他在以后岁月中最主要的锻炼方式。
9月，江探访了一些新入所成员的房间，注意到他们中的4个人挤在一个狭小的屋子里。在与一位名叫华明春（音译）的不到20岁的毕业生交谈时，他说：“小华，为什么不和我住到一起呢？”听到这话，新来的同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紧张地笑笑。“这不是什么大事，”江说，“所长和其他人都应该一样。领导决不能搞特殊。”当华到了江的房间，他惊讶地发现江已经重新放置了两张单人床，还把自己的小书桌放在床中间，与他共用。
1967年是“文革”的暴力活动达到高峰的一年。华明春回忆说：“有一天，我问江所长，他想不想出去看不同红卫兵派系间的武斗。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华，你还年轻，你应当把时间用到学习上。如果我们没有知识，就不能建设我们的国家。’”
在华搬进来之前，江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在宿舍里学习。他的床上总是堆着高高的书。如今他有了个室友，江便在办公室里读书，直到很晚才回来，几乎总是要到华睡着以后。“他总是很小心地开门，”华说，“他从不开灯，总是摸黑作上床前的准备。”
华和江在一起住了3年。他记得江从不抽烟或喝酒。不过，他的确记得江的宽边眼镜，还有那颇有意思的头发问题。华说：“我们所里有些人批评江的头发留得太长了。他们说江的发型是（解放前）30年代的。”
江别无选择，只能把头发剪短，但当他回来时，听到了同样的抱怨——说他的头发还是不够短。因此他再次回去，让理发师给他理了个政治上正确的寸头。当他这次再回来的时候，他摩挲着几乎已被剃光的头问他的室友：“小华，现在我的头发怎么样？”
华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说：“好啊，江所长，短头发能防止被人‘揪辫子’。相信我，这次没人会批评你的头发了。”
江泽民在武汉的那几年里，只有很少的个人财产——一个旧皮箱、一个人造革手提包、一条蓝色碎花小棉毯、一顶旧蚊帐、一个小收音机以及一个煤油炉。研究所没有食堂，单身汉要吃饭就得到隔壁的武汉锅炉厂去。有时候，江工作或学习太忙，他会给华留一个字条，让他带碗米饭回来。其他时间，他会用煤油炉做点简单的汤面。“我们所里就有煤油，”华解释说，“但江总是到商店去买他需要的那一点煤油。”
“个人的就是个人的，”江说，“所里的就是所里的。我们必须公私分明。”
“在我看来，这有一点过分了。”华补充说。
1968年，有更多的人进所，由于没有空房子，两个人搬进来与江和华同住。江对华说：“我们要同甘共苦。”他的室友聊天打牌，但无论屋子里有多吵，只要江在屋里而又没睡觉，他就总是在读书。有一次，一个室友的家人来访，江建议所有其他人另找地方睡几天，让那家人有些私人时间在一起。
多年后（1991年），华明春惊讶地得知江泽民是江上青的儿子。“我们在一个小房间里生活了3年多，”华当时说，“但他从没对我提过他是烈士的儿子。”
1967年10月9日，周恩来总理——在这个灾难性的时期几个孤独的理性的声音之一——访问了武汉。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按要求夹道欢迎这位伟人，江与其他同事一样，都把这看成是一种荣誉。但是，就在周到来之前，江和另外6名靠边站的高级领导被强行关进一个空屋子里，不许出来。这让江感到苦涩和失望。他说：“今天，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见到周总理。”江的同事从没见他这么沮丧过。
在停职近两年后，江泽民被要求接受党的严格审查，结论是在江的个人背景或政治行为中找不到任何严重问题。结果，江被送到“五七”干校。“五七”干校的得名是因为毛泽东在这一天号召知识分子去体验农民的体力劳动。干校位于一个农场，通过身体受苦的方式来改造人，据说这是锤炼政治纯洁性的火焰。吃饭就是用粗糙的饭碗，像农民一样蹲在地上吸溜面条。几十年后，江仍记得农场那“尘土满天、泥泞崎岖的乡村小路”。
江在农场住了一年多。由于性格使然，江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并和一些人建立了友谊。除了按要求养猪和种小麦，他靠演奏乐器、练习书法和绘画来打发时间。文化兴趣又一次使他保持了良好的精神状态。转折即将来临，干校生活是江复出的第一步。
对包括江泽民家族成员在内的很多其他人来说，这个年代显得更具破坏性。他父亲的弟弟——五叔——在战争年代曾冒着生命危险为一家地下印刷厂工作，却在当时一次典型的大规模集会上被迫害致死。他的妹妹江泽慧被下放农村劳动。江泽慧平静地回忆说：“我是在学校负责管理学生的一名辅导员。在造反开始的时候，学生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他们首先攻击的是他们认识的人。”
她丈夫因为曾在苏联学习过，所以被认为是一个苏联间谍，受到清洗。江泽慧说：“每个人都会受到各种怀疑。他们把你划成什么，你就是什么。”
1971年初，江泽慧和她的丈夫还住在下放的农村时，他们被准假去南京她公婆家过春节。江泽民那时恰好也在南京（在他哥哥江泽君家中），但他不知道他妹夫的父母住在哪儿，便焦急地到处寻找。
江泽慧回忆说：“当他最终找到我们时，焦虑不安地提了一大堆问题。他想马上知道一切。‘所有帽子都摘掉了吗？’‘你们平反了吗？’‘现在生活怎么样？’”江告诉妹妹，党的调查人员已经完成了对他的审查工作，他已被证明清白。“他好像对那些徒劳无功的事很感沮丧，虽然他并没有怨天尤人。”江泽慧说。
江泽民的两个儿子，江绵恒和江绵康也成了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他们的学业，同30年前江本人的学业一样，被政治动荡打断了。江是被入侵中国的日本人，他的两个儿子则是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尽管江在武汉“靠边站”的时候两个儿子有时能来看父亲，但“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他们的生活。14岁的绵恒刚刚初中毕业就被送到农村，他同其他许许多多的知识青年一起接受农村的教育改造。绵恒在粮库工作，成天背大袋面粉。弟弟绵康在1968年初中毕业后参了军。直到1979年，两个孩子才得到了完成学业的机会。
江泽民以达观的态度来面对家庭和国家遭受的创伤。“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对曾经在肉体和感情上折磨过自己的人深恶痛绝。”江泽慧解释说，“但三哥鼓励我要以历史的观点看问题，要与人为善，即使是对那些曾经陷害过我们的人。他说，‘如果你能够赢得他们的心，他们将与你和平相处。’”
王慧炯解释说：“江主席很少跟我谈及‘文革’，我们不需要谈。我们忘不掉那些痛苦。们忘不掉被摧残的生命和被毁掉的一代。我们忘不掉那些对中国可怕的伤害。我们忘不掉那些激进的极左分子。我们俩都是知识分子、专业人士——没有必要说更多了。”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相互竞争的派别之间重新分配了权力，恢复了一丝稳定，并指定军队领导人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的天下大乱势头已经减退，平反遭清洗干部的工作悄然展开。
1970年，江泽民离开干校回到北京。在“斗批改办公室”过渡了一段时间后，他成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的副局长，这是他的第一个正式的政府职务。这次调动标志着他的事业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移：从工业到政治。被他称作“23年一线工作经历”和“基层时期”的阶段结束了，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
“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负责国家的外交事务。1970年，毛听从周的建议开始在外交政策方面探索新战略，特别是如何抵御关系仍然冰冷的苏联。两国在漫长而有争议的边境线上又爆发了一系列的武装冲突。中国希望在与这个强大的核邻国的对峙中获得一些回旋余地。
中国在当时被视作一个封闭的国家，在外交上没有什么力量。罗马尼亚是仅有的支持中国的国家之一。罗马尼亚一直试图摆脱对苏联的依赖。为了巩固中罗两国间的政治联系，中国同意应罗马尼亚政府的请求，帮助建立15座机械制造厂。罗马尼亚与中国之间这一半结盟的关系是基于一条古训：“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是对抗在共产主义世界中苏联主导地位的唯一制衡力量。
这一项目成为头等大事。周恩来将这一任务交给一机部，一机部挑选44岁的江泽民率领一个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此行的目的是进行建设15座工厂的可行性研究。经过罗马尼亚语的强化学习，江动身前往东欧。上次出国时他是一个学生，如今他将成为一个老师。
江的语言能力对他的领导地位极为重要。他抓住一切机会练习罗马尼亚语，当他不能用这门新学会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时，他还可以同东欧人说俄语，同西欧人说英语。他发现罗马尼亚人民活泼热情、思想开放，他很喜欢与他们在一起。这是他在对外关系中的第一次官方经历。国内那些迫切希望能够取得任何形式外交胜利的上级认为，这是外交上的一个漂亮仗。江后来回忆说，此次经历让他“张开双眼看世界”。此行标志着他一生中留给后人的主要成就之一的发端：促进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友好往来。
1971年9月，当江和代表团还在罗马尼亚时，林彪企图发动一场军事政变，包括密谋刺杀毛泽东。策划政变失败后，林和全家一起外逃，却在蒙古境内死于飞机失事。之的混乱使周恩来得以扩大自己的权力，他开始悄悄恢复有些被清洗的官员的职位。
林彪事件还暴露出党的宣传机器是多么不可靠。在“文革”早期，中国媒体曾将林美化为“毛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好的学生”。可是，他突然就成了叛徒。也许，媒体宣传的其他事情也是错的。“文革”可怕的迷雾开始被逐步拨开。
仍在拖拉机制造厂下放劳动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要求恢复工作。由于周恩来健康恶化，毛泽东需要帮助。1973年3月，邓恢复工作，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他立即开始执行搁置已久的改革方案，包括裁减机构臃肿、开支巨大的中国军队。周与邓有很好的工作关系，在他们的领导下，政府工作开始回到正轨。
1972年，江完成在罗马尼亚的工作后，再度担任一机部外事局的副局长。他从布加勒斯特回来后不久赴长春休假，去看望他在汽车厂的老朋友。他几乎有5年没有和沈永言联系了。沈在第一汽车制造厂招待所为他安排了一个套间。
“老沈，”江看着宽敞的房间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住套间。请给我一个标准间。”
这下是谦虚，这是不安。经过“文化大革命”持续的指责与批判后，江拒绝住套间。“他话比以前少了，”沈回忆说，“不像我所认识的那个热情洋溢的他了。经过那些可怕的岁月，他格外地谨慎。”
中国新战略的一个方面就是作出了一项历史性的决定，开始推动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通过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的幕后渠道——江在布加勒斯特的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和美国的秘密谈判以惊人的速度取得进展。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开始了他对中国的开拓性访问。尼克松会见了毛主席，并每天与周恩来举行会谈。就像国家对下放到农村去的大批官员所做的那样，中国也在为自身恢复名誉。
1973年3月，中国与罗马尼亚最后确定了关于援建15座工厂的协议。江泽民负责组织和完成整个项目，包括在布加勒斯特举办一个社会主义成就展。虽然从技术角度讲，“文化大革命”已经差不多了，但外事工作仍有风险。诀窍在于既要胜任工作，同时又要避免各种仍然很具威胁的指控，如“右倾”、“修正主义者或”“崇洋媚外”。现在以及以后，江在党内反复无常的斗争中长期积累下来的经验将会变得极为宝贵。
尽管他的事业有了起色，他的个人生活还是孤孤单单。江泽民继续住在北京简陋的宿舍里，他的妻子和家庭则留在上海。他多数时间在单位食堂和其他中层干部一起吃饭。江在工作中取得了稳步进展，最终被提拔为局长。
江泽民避过了极左和极右的政治风波，开始更加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有时，为了给重要的来访宾客留下好印象（或者是不让他们感到震惊），干部们会被要求从平时破旧的住所暂时搬进较为体面的房子。江谴责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他后来回忆这一做法时说：“知识分子不能改变现实去适应形势。我们有责任面对现实。”
1975年，邓小平是常务副总理，但因为极左的“四人帮”仍然控制着宣传——他们解散了（宣传）部机构，却操纵着运转机器。邓在国务院设立“政治研究室”来与之竞争。利用这一新的机构，邓准备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党与国家的工作总纲》。在文章中，他试图把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得到了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协助，前者是毛的前秘书。
尽管邓小平试图将毛泽东的思想结合进文章，毛还是得出结论，认为邓阳奉阴违，想让国家朝与毛指引的相反的方向前进。文章尚未发表，已成为邓小平“主要罪行”的“证据”。邓再次受到清洗——在1976年1月周恩来的葬礼上他宣读了悼词，这是他最后一次露面——但这一次，他的罢黜并未持续很长时间，中国幸甚。
第6章 1976-1985年“在工作中学习是我的习惯”
在有些中国人看来，1976年是天崩地裂的一年。3月，一颗巨大的流星在吉林省上空爆炸，曳光如雨，落石倾盆，覆盖了500平方英里的土地。7月，20世纪最具毁灭性的大地震毁灭了唐山，24万人丧生。
政坛上也同样发生了剧变。1月8日，周恩来在与癌症进行了长期斗争后逝世，150万群众排成长队目送他的灵柩远去。8个月后，9月9日午夜过10分，伟大舵手毛泽东去世，享年83岁。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举国上下佩戴着黑纱和白花，发自内心的悲痛使人们涕泪滂沱。不过，他们也不安地期待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毛泽东去世后的几小时内，中国的高级领导人以各种组合聚会，寻求联盟，筹谋划策。尽管毛任命华国锋做他的接班人，但以毛的遗孀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试图通过败坏华的名声来维护自己的权力。作为回应，华国锋与党内及军队稳健派领导人结成联盟。10月6日，华批准采取协同行动，逮捕“四人帮”的各个成员，同时占领了国家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社。“四人帮”的暴政终于走到了尽头。
但某些极左分子拒绝承认北京的新领导层。他们中的很多人集中在上海——“四人帮”的权力大本营。这些造反派拥有武装民兵，有3万多人的兵力和8万件武器。他们征用当地媒体喉舌，以阻断任何来自首都的消息传播。但最终未能与中央政府对抗。
党中央指派了一个14人的“工作组”到上海恢复秩序。成员中有时年50岁的江泽民，他对此颇感意外。但江是个当然的候选人，因为他对这座城市的工业和企业非常熟悉。江对领受这一任务心情复杂，但别无选择。他很高兴与妻儿团圆，可这份工作充满利益争斗和暗藏的陷阱，看起来更像是他事业的中断而不是提升。江悄悄地征求汪道涵的建议，但因为汪还没有恢复职务，他很谨慎，没有说多少话。
江泽民的任务是重新振兴这座城市的工业和交通，这以前是被“四人帮”及其党羽控制的。在这座他曾经抗议过国民党的城市，江现在拥有了决定成千上万人命运的权力。这是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很多人成了清洗的牺牲品，另一些人则得到了本不应得的工作。对每个案例都需要进行严密的审查。
江泽民以有组织、有条理的方式辅以自己的政治经验开展工作。江的第一个行动是把关键人物官复原职，并将许多非法任命的人员罢免。他瞄准了那些抵触情绪最为严重的企业，派出忠诚于中央政府的工作小组接管。“四人帮”的追随者不是被逮捕就是被审查。考虑到变化太突然可能会引起混乱，江慢慢地恢复在“文革”中被废除的高效管理制度。他还为工人们设立了有限的激励机制，并恢复了一些常识性的规矩，例如重工业工种的工人要穿粗帆布工作服而不是革命服装。
作为工作组的一员，按级别给江配备了汽车和司机，不过这种特权引起了他的不安。江一家人继续住在他们的旧公寓楼里，周围全是普通工人的简易住所。他对批评很敏感，不想让孩子们盯着他的车看，也不想让他的邻居在背后议论。江让他的司机在离家几条马路之外就把他放下，这样他就可以像其他人一样走完剩余的路程。
工作组大获成功。江在上海待了一年，返回北京后，江重续一机部外事局局长的职务。不过，此后的几年颇令人失望。那是个政治过渡期。尽管“四人帮”受到审判，但整个国家似乎停滞不前。1977年8月（译注：指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被选为党主席的华国锋，拒绝进行任何变革。他以“两个凡是”而闻名：“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江泽民很不适应这种保守的环境。第二年，两个副部级的职位与他擦肩而过。那么多的干部获得平反，使所有重要职位上都充斥着候选人。江泽民在52岁的时候处于事业危机之中。江考虑过离开政府到大学任教，10多年后他又考虑过这一变动。
幸运的是，变革出现了。在毛去世后，邓小平在他第二次被清洗后再度复出，成为华国锋领导下的4个副主席之一。邓小平时来运转，江泽民也有了好运。尽管他们当时还不知道，邓和江的领导地位将会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
作为对华的“两个凡是”的回应，邓小平针锋相对地强调了“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前者是对毛原有的思想更为理性的解释，这一思想在20年之久的意识形态狂热中长期休眠。后者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邓的这两句有力的格言向毛所坚持的主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的最高仲裁者——发起了挑战。所有人都知道新思维已在酝酿之中。
“我有幸参与了现代最重要的文章之一的起草。”滕文生回忆道。它的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邓小平为1978年11月至12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准备的发言。邓亲自准备了提纲，胡乔木参与了修改。这篇文章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摆脱旧的教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打破了所有阶层完全平等这一神圣的教条。滕文生回忆，他当时想，“这是非常有勇气的”。邓的文章给在12月晚些时候举行的关键的中央委员会全会定下了调子。这次会议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并永远改变这个国家。
好时机一下就来了。1978年下半年，江泽民长期的良师益友汪道涵重返政治舞台。在作为低级官员经过多年磨炼和苦干之后，汪终于在党内得到平反，并恢复了他以前的职务，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负责对外经济关系的副部长。
对汪道涵来说，这是个漫长又创痛不断的阶段—-13年，更像一个历史时期—-在此期间，江尽力帮助他的朋友。汪的妻子患肾衰竭已有多年，于1965年去世。在她去世前，江泽民和他的妻子经常去汪的家里看她；江永远忘不了这位病情已到晚期的女同志，他的前上级，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是如何给他忠告、给他抚慰的。
在这动荡的年代，两个家庭始终保持着联系。在汪道涵被清洗与罢黜之后，江泽民在武汉，江的妻子在上海给了汪的女儿以庇护。这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任何与已被罢黜的汪的接触，都会给那些想打倒江的人以方便的借口。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汪道涵回到北京，过着平静的生活。江经常与他见面。这仍是危险的，因为汪的职务还未恢复。
“我们只是老朋友，”汪回忆道，“当然，我们会谈到政治——我们都知道，‘四人帮’必须清除，中国需要新的领导人--—但我们也谈论世界经济、 现代技术，还有文学。江跟我说起莎士比亚的伟大剧作（我有很多时间，所以读了许多书）。我很欣赏江知识的渊博。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也热衷于学习。”
在毁灭性的唐山大地震后，尽管“四人帮”仍然大权在握，江还是搬到了汪的家中。汪解释说：“北京仍然能感到余震，住在高楼上的人们感到十分紧张。很多人在寻找低层房屋作为临时避难所。江和他的母亲到我家住了几天。当时，她和江住在一座高层公寓楼的三层。我常去看望他们。江的母亲做的扬州菜非常好，对我就像对待她儿子一样。我每次去，她都要烧她最拿手的菜，如‘煮干丝’和有网球这么大、和蔬菜炖在一起的‘狮子头’。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喜爱读书，特别是中国古典小说。她很喜欢讨论小说中的人物。”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国家从困顿中摆脱出来。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受到批判，华本人按当时流行的做法进行了自我批评。过渡期结束了，邓小平接掌了权力。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邓将会组织并推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突进性增长。
毛是理想主义者，而邓是现实主义者。邓曾有名言云：“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在中国，精妙的言辞能传递深远的含义，没有人会忽视其中务实的信息，没有人会忽略邓令人难忘的“白猫黑猫论”所比喻的两种经济体制，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邓小平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宣言，党的任务几乎从一夜之间由阶级斗争变为经济发展。在各项改革中，政府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欢迎外国（贸易和投资）机构参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政府还开始逐步地开放中国社会，慢慢放开个人自由。“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成为邓的发展计划的基石。从此以后，经济目标实现与否将成为衡量成功还是失败的标准。增长与发展这一可量化的检验指标将决定政策与事业的升与降。邓说：“不改革，就只有死路一条。”
邓恢复了家庭农场（译注：指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引入市场经济，鼓励消费品的生产，并促进了同韩国、新加坡、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的贸易。他还开始挑战意识形态的教条。北京发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学习文件，并在全社会范围内鼓励讨论。任何一个人的思想——无论是毛泽东的、马克思的，甚至是邓小平的——再也不会被盲目并无条件地接受了。
此后，邓又宣告说，党应当停止讨论某项政策是“姓‘社’还是姓‘资’”，几十年来这一直是政策能否被接受的试金石。他还宣布市场经济并不一定意味着资本主义。他的意思是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搬到20世纪的中国。邓一个耳朵的听力几乎全部丧失了，但他的幽默感丝毫没有受损，他就自己偏离“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开玩笑说：“马克思坐在天堂里，很强大。他看着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不大喜欢。所以他惩罚我，让我成了聋子。”
1978年10月，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两个月，在安徽农村腹地一个叫小岗的村子里，18个赤贫的农民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与会人各家全已濒临饥饿，于是大家达成共识：在共有制的集体体系内再也活不下去了，遂决定把公社大田分到每个家庭，由各户承包，“家庭承包责任制”由此产生。各自独立经营，可以使农民保留自己的劳动成果，而他们迅即获得成功的消息旋即引起邓小平的注意，并有助于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
1998年秋，在“家庭承包制”实行20周年之际，江主席亲临小岗。今日的小村已拥有水泥公路、砖房、现代化校舍和碟状卫星接收电视天线。江主席看到了当年那份合同的影印件，上面摁的是真正蘸血的手印。江朗声念出那些走投无路之下决心辟出一条新路的词句：“……将来要是成功，我们不再向国家要钱要粮。要是不成功，我们这些当干部的愿意坐牢杀头，［我们］向活下去的人托付［受惩罚的人的］遗孤，请抚养他们到18岁。”江称赞这“生动又简明的”语言，并与当年那些农民合影，农民们你争我抢，尽量想跟中国的领袖靠得近一些。
1979年1月，中国和美国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几个星期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款待正式到访的邓小平及夫人，这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访美。美国人对中国的观感开始改变。人们说，邓这个戴上牛仔帽的小个子是美国方面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
1979年4月，邓小平提议建立“经济特区”，鼓励外国投资者在特区内设厂，生产并口消费品。最初的经济特区位于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以及福建省的厦门，它们将成为改革的样板和象征。中国国务院设立了两个部级机构来贯彻实施邓的改革（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两个委员会由一个人任主任——一位老革命、国务院副总理谷牧。
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说：“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不拘一格地发现和提拔有前途的中青年干部。”他提倡“四个转变”，以产生新一代的共产党领导人员，要寻求“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人才。
听了邓的指示之，已后完全恢复权力的汪道涵找到谷牧，推荐江泽民在新成立的委员会中担任高级职务。（汪本人刚被委以中国最重要的职位之一：上海市市长。）谷牧在20世纪50年代当过上海市委副书记，他记起了过去的江，并任命他为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
经过4年蛰伏之后，54岁的江终于成了副部长。在几周之内，江以无投票权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经济特区的简要报告。江还首次被选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政协代表着中国的各界别、各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民主党派，它们组成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
江以后将把经济特区称作全国其余地区的“排头兵”、“窗口”和“试验田”。他在建立特区中分管的工作是保持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平衡。他必须鼓励外国投资，同时又要确保任何经济改革都不会危及社会主义的稳定或威胁党的领导权。政府希望经济特区能成为外国资金、物资和专项技术——而不是外国意识形态——流入的通道。为这一目的，经济特区将使用铁丝网和警犬以跟国内其他地区完全隔开。
1980年秋，主管特区工作的委员会奉命组织一次由联合国资助的旅行，考察12个国家的主要进出口中心和自由贸易区。江泽民被任命为代表团团长。代表团由10名中国人和一个联邦德国的向导组成，包括几个特区的市委书记和来自各部委的各类技术和法律专家。
在新加坡，对代表团的接待并不怎么友好，比如，不允许他们进入一家飞机零部件制造厂的生产区。第二天早上，在向坚持说英语的新加坡官员抱怨时，江发现翻译有点儿跟不上，于是江亲自承担了全部的翻译工作。身为代表团团长，这是极不寻常的。江对这些新加坡华人官员不说中文感到不太高兴，所以在下午的会上他坚持要求他们说中文。结果讨论才变得较有收获。
代表团在40天里走访了东南亚、北美和欧洲，最后在日内瓦——江在那里简要地向联合国官员介绍了情况——结束行程。“江的报告很有外交策略，”代表团成员、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回忆说，“事实是除了我们在新加坡的会谈，整个行程一无所获。在其他任何地方，会谈都缺乏实质性内容。尽管如此，江泽民宣传中国新经济改革政策的工作仍是非常出色的。后来，是江推动了在厦门开辟2.5平方公里的经济特区的最终决策。在所有的经济特区，中央、省及市政府对控制权都有不同意见。”
陆补充说，“江是一个务实的专家。在整个行程中，他非常投入，诸事亲自操劳，没有一点高级干部的架子。”
尽管在国外待过相当长时间，江还是对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感到震惊。他指定新加坡的巨龙工业园区和爱尔兰的香农自由贸易区作为中国可能学习的榜样，并有了如何组建特区的构想。
代表团返回以后，江泽民和他的小组准备了一份开拓性的报告。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梦魇仍历历在目，报告中的建议确实是大胆的。其中包括的政策有允许地方政府授权减免税收、转让土地和保留外汇等。另外，报告建议允许外资企业按其自身意愿雇用和解聘工人。对一个共产党国家来说，这些都是激进的观点，只有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才有权批准。
江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这一提案，并成功地使人大有条件地同意推行该计划。（他在人大的发言得到了好评，被称作雄辩、幽默、有表现力和逻辑性强。）虽然提不是一致通过，而且江被告知经济特区将接受监督，但这一决议无疑是个历史性的突破——无论是对江个人而言还是对国家来说。他不再是个技术官员，而已经跃到政策制订的最前沿：江泽民已经成为邓氏改革的早期贯彻者，并成为代表中央政府在深圳作出实质性决策的第一人。他说：“经济特区的所有项目都应着眼于长远，并且与国际标准接轨。”江泽民现在已是日后被称作“邓小平理论”的理念的拥护者。这一角色将对他十分有利。
1982年的一天，在一次会议结束的时候，江泽民走向张爱萍将军，当时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们以前见过几次面，但这一次江有件个人的事情。
“您还记得江上青吗？”江泽民问。
“当然记得，我们是好朋友。很可惜，他英年早逝！”
江泽民说：“他是我的养父。”
“真的？”张爱萍大吃一惊，“怎么以前没听你说过？”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么多年来，我还一直打听寻找上青的亲属，没想到你就是他的儿子！”
“他牺牲时我才13岁。”江泽民补充说。
张爱萍喜不自胜，问了许多上青亲属的情况。
随后江泽民提出了他的请求。“当地政府想为我父亲立个墓碑，我想请您题字。”
当天，张爱萍就书写了“江上青同志之墓”这7个字。墓碑的背面是逝者的同志所写的墓志铭。这时距他牺牲已有43年。
1982年3月，江任副主任的两个委员会同其他几个与经济相关的部委一起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大部，被称为对外经济贸易部。当时唯一的女总副理陈慕华被任命为部长。当她宣布她的高级班子成员时，江泽民的名字不在其列。不过，这一次，他已有了两个强有力的支持者——国务院的谷牧和上海市长汪道涵。江又一次从好时机中受益：国务院刚刚决定批准建立一个新的电子工业部。
1982年5月，江泽民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这是个重要的提升。
1982年9月，邓小平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致开幕词，题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以后这就成为定义中国改革计划的词组。邓认为，马列理论必须适应中国文化，这也是江后来进一步发展的主题。对西方人来说，邓的改革似乎是试探性的蹒跚学步，但在中国，这些改革却被视为大胆而影响深远。
就在这次党代会上，江泽民成为中央委员会——制订政策并选举产生政治局——的第210名委员。通过进入中国政治权力的核心，江已经越过了成为高级职务候选人的最后一个障碍。他几乎完全符合当时的四项标准：出身革命家庭，做过30年有知识的管理人员，又是几个领域的专家，而且只有56岁，相对来说仍属年轻。
当江第一次出席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坐到座位上的时候，他环顾四周，感到非常地亲切自然。他认识许多中央委员，包括几名在上海地下党时期的同事。一些老一辈的领导曾同他的养父江上青共同战斗过，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了江的支持者，尤其是张爱萍将军。江最近的领导是副总理谷牧，谷还是中央书记处成员，这是个管理党务的机构。
当时，崇尚消费的观念开始出现，电子工业必须努力满足新的需求。据说在毛时代，大城市里结婚的年轻人希望拥有的是自行车、手表、电扇和收音机，到邓时代希望拥有的是彩色电视机、录像机、洗衣机和冰箱。为了迎接挑战，江自学了电子学速成课程，阅读书籍和论文，听取技术汇报，同专家交流。后来有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当被问及他有何爱好时，江回答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喜欢读书。我阅读与我工作有关的东西：一是机械，二是电子。”1983年6月，江第二次出访美国，在参观麻省理工学院时，江感觉就好像走进了科学的天堂。江后来留恋地说，假如自己走的是另一条生活道路，他倒愿意读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
作为电子工业部的代表，江副部长曾会见各家科技公司的人，其中就有惠普。江跟惠普签署了建立一家合资企业的协议，这是中国最早的合资企业之一。他访美的最后一站是旧金山，在那里中国惠普的总裁刘池宁（音译）博士提出由他做东，请代表团吃一次中式晚餐。江的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在整个访问期间因吃不惯西餐，一直留在自己房内，错过了多次会谈。（刘博士的家常便饭中的面条产生了效果，让这个人在回国之前有了精神。）
刘 去机场迎接代表团，在驾车去他家的路上他告诉江泽民，除了中式晚餐外他还安排了一个庆典。
“庆典？”江问，“庆祝什么？”
“庆祝什么？”刘反问道，“你在开玩笑吗？当然是为了你被提升为电子工业部部长。”
“你从哪里听说的？”江大吃一惊，问道。他当时并未料到这次提升，也没接到正式的通知。
刘说他刚从朋友那里听说，江泽民进入电子工业部还不到一年，就被任命为部长。江问他是否能半路上停一下，给旧金山的中国领事馆打个电话，核实一下这消息。他有些担心，尽管没有流露出来。如果没有真的得到提升，他当然不想去参加庆典。在消息得到证实后，他高兴地参加了宴会，享受了献给他的一只大蛋糕。江泽民现在是个正部长了。
在此期间，江泽民见到罗纳尔德·里根总统，江抱怨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售某种电子技术。
“我们担心你们把它用于军事目的。”里根说。
“那为什么你们卖小麦给我们？”江微笑着反驳说，“我们用它供养我们的士兵。”里根和江一起欢快地大笑起来。
尽管自大学毕业以来，技术变化很大，但江了解的电子知识足以发现需求和机遇。在解释自己的背景时，江说：“我的经历涉及工程、电子和电力工业，还有进出口行业。”江学习任何科目从不面面俱到，但他掌握的知识足以使他了解要做什么和应该让谁去做。正如他所指出的：“在工作中学习是我的习惯。”
在电子工业部，江泽民负责近1400家企业，近4000座工厂，其中很多是军工厂。有7.5万部属员工和近300万下属工厂工人在他的管理之下。他的任务是带领中国在计算机技术和电子消费产品方面赶上时代的最新发展步伐。这是个艰巨的任务。江说：“严格地说，中国在工业制造方面落后于世界15年，在基础科学和技术上落后近10年。”工厂处于混乱状态，企业不能满足大规模生产的需要；电子产品的进口额是出口额的5倍。
在1983年8月的一次采访中，江坦率地谈到这些问题。他说：“我们的生产水平，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乃至我们电子工业的经济效益，都是非常低下的。我们的科学研究落后，新产品的研制周期过长。况且，我们的工厂布局分散，既不能开展专门的大规模生产，也没有统一的协调。这些状况都不能适应这一行业的要求。”
部长职务也有令人不快的一面。1982年11月，江对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深圳分公司大规模走私案件进行了调查，该案涉及上万台电视机和其他电子消费品，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走私案件。《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社论，题目是《提高警惕，推进严打斗争》。这是净化党的一个创举，也是江与腐败所作的持久而令人恼怒的斗争的第一仗。
就在江泽民刚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部长后，两个朋友又恢复了联系。沈永言说：“江对于电子产品在商业和国防应用领域中不断增长的重要性感到兴奋，并对把中国带到世界级水准的长期挑战感到兴奋。”
江泽民的老同学王慧炯也指出了一些变化。他回忆说：“我可以看出江变得更成熟了。他仍然出去买东西，自己买菜，过着普通的生活——他的确喜欢采购，他认为这有利于了解物价。但他变得更为谨慎。坦率地说，以前他是行动至上，不冲动，却咄咄逼人。如今他的言行变得更加深思熟虑。”
尽管责任重大，江泽民仍努力留出时间给家庭。他的姐姐江泽芬在“反右运动”中遭受的创伤仍在逐步恢复中，江便邀请姐姐搬到他家里来。“我弟弟经常很晚下班回家，”江泽芬回忆说，“一般都是在我们家吃完饭几个小时后。当我问他想吃什么的时候，他通常要的是一碗面条。对他而言，工作就是一切。他生活很简朴。”
1982年，江泽慧被任命为安徽农学院林业系副主任（译注：原文如此，但江泽慧的简历中写的是系党总支副书记，后来升为书记），她匆匆忙忙跑到北京去告诉江泽民。“‘文革’期间我在农场工作了整整10年，”江泽慧就事论事地说，“对我的提升，我感到自豪，我得赶快告诉三哥，给他一个惊喜。”在中国公务员体制中，她的新职务相当于县级干部或部里的处长。听到这个好消息，江泽民拥抱了他的妹妹以示祝贺，然后，给了她一些兄长式的建议。江说：“你现在是个县级领导了，我想赠你一副对联，以示鼓励。”
对联是一种两行的工整对句，每行包括5至7个中国字，用以激励或指导。江泽民给他妹妹的对联写的是有关诸葛亮的内容。诸葛亮生活在3世纪，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军事战略家。
一边写着“攻心”。——意即“努力赢得人心”。
另一边写着“审势”。——意即“判断时机”，换句话说就是估计形势。
江泽慧说，“我认真思考了这副对联的含意，以及它同我当时状况的联系。既然我成了一名主要干部，三哥在劝我要学会如何管理人。他希望我成为一个能把大家团结到一起的得力领导者。办事得体和判断准确也很重要。”
1983年年底，江的中国电子工业抢救与发展计划在国务院获得通过。该计划要建立一个工业基地，到2000年争取年产值比1980年增长8倍；削减收音机和黑白电视机的产量，扩大电话和彩色电视机的生产；以现行的国际标准取代过时的苏联标准。
在计划实施过程中，江把计算机和集成电路列为优先发展的项目，强调其军事用途。电子工业要制造出中国的导弹和卫星，这是江很乐于接受的责任。这关系到民族的自豪和国防。1984年4月，长征3号火箭成功地将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发射到太空。中国成为第五个能够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国家。江亲临发射现场，并受到政治局和国务院的祝贺。
“在江泽民成为副部长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立目标和任务。”1984年调到电子工业部的曾培炎回忆说，“那时，很多企业都是重复建设的，而且位于山区（这是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因担心苏联进攻而作的安排）。江多次到这些工厂视察，包括利用他自己的‘节假日’时间。我们有个口号：‘把研发与生产结合起来。’”
“江早就预见到软件是未来发展的关键，”曾培炎补充说，“据我所知他是中国第一个谈论‘知识生产’的人。他意识到通过教育和再培训提高人员素质的必要性。每年他都把电子工业领域的200到300名各级领导召到北京。他喜欢与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一起，其中有些人甚至成了他的朋友。”
江泽民经常与上级部门沟通。他给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写报告，宣传加速电子工业的发展以支持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江指出，“电子”行业已经转变为“微电子”行业，尤其是为了支持计算机和电讯技术。受到他与惠普公司在1983年建立的合资企业的鼓舞，他在1984年举办了多次国际会议。
虽然江承诺的电子大革命没能在他领导期间发生——多年后他承认，中国的电子工业的发展“没能跟我原来的期望相一致”——他的成就包括使苦苦挣扎的军工厂成功地转轨为欣欣向荣的消费品生产者。他也获得了国际经验。
在邓小平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终于走出了“文革”的长期阴影。1984年是人民共和国国庆35周年，当时人们是如此乐观，10月的节庆成了盛大的庆典。在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打出写有邓的名字的横幅向他表示问候——“小平，你好！”表达了普通中国人感觉到的同他们最高领袖之间的亲密关系。在毛泽东时代，这种亲切态度是不可想像的，这显示了一种新的、更为自由的环境。
更为宽松的环境符合江泽民直率、谦逊的风格。为了让受人尊敬的元老陈云了解最新技术，江带了很多道具。他用集成电路板、微处理器和一台用于观察电路板和微处理器的显微镜，帮助陈了解电子革命的含义，江还自始至终说着老人的上海乡音。威望大概仅次于邓小平的陈云，不仅赞赏江泽民掌握最新技术，还赞赏江善解人意，没有令他对不熟悉的东西感到不自在。
《人民日报》就这次会面发表了一条重要报道，文章描绘江既有技术敏锐性又有传统的尊老品格。这篇文章的部分目的是为了表明由面向西方的知识分子创造出的技术进步，与工农大众的革命并不发生矛盾。
为了表现自己日益增长的政治悟性，江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呼吁要团结在胡耀邦总书记的周围。此时，江泽民已开始推行党的路线，而不仅仅是支持党的路线。江通过公开自己的鲜明观点——文章是他个人忠诚的象征——来确立自己的正统性。
1984年10月，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改革的决议，强调经济增长，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议中庄严地载入了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这个前瞻性的提法最早是邓于1982年就阐述过的，此后一直指导着改革实践。这是个里程碑：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再相互矛盾。新的纲领断言，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从现在起，中国的社会主义将是以公有制为其产业基础的市场经济。这是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并且成为日后改革的理论指导方针。
同年，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思想——为解决台湾问题而设计——成为法律。外交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中国政府放弃了单纯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做法，采取维护中国独立及和平、追求国主动权的更为和谐统一的政策。
汪道涵的上海市长任期将于1985年届满，北京方面在物色他的接班人。不管是什么原因——有人说是汪年纪偏大，领导缺乏活力，另一些人将此归咎于缺少中央政府的支持，上海这一中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没有繁荣起来。
“我当然参加了让谁来接替我任上海市长的讨论，”汪道涵回忆说，“副总理万里来征求我的意见。他提出好几个极有竞争力的人选。我推荐了江。”
汪道涵告诫江，不要期待桂冠。据说，他告诉江，做上海市长就像是当总务科的“总管”。江回答说：“当1200万人民的总管，我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由于对他的任命仍属保密，江借机开始重新熟悉这个他热爱的城市。尽管他仍承担着部长的职责，他已开始考虑上海。据说他穿上了退休人员的衣服作为伪装，然后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市内到处走动，从他曾经学习过的校园到他在游行时曾走过的街道，再到他工作过的工厂。他随处可见的都只是上海没落的辉煌。环顾城市四周，破旧的危房以及残缺不全的基础设施让江泽民感到吃惊——他决心让它旧貌换新颜。
第7章 1985-1986年“少说多干”
“上海”的字面意思就是“在海上”，城市坐落于中国东海沿岸，长江入海口以南。20世纪早期，上海是亚洲最繁华的都市，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化城市及金融贸易中心，超过东京和香港这些新崛起的城市，被称为“东方明珠”、“中国的巴黎”和“冒险家的乐园”。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上海跌入低谷。从日本侵略和中国内战到中央计划体制和“文化大革命”，众多事件的共同作用，使这个以前的重要都市成了一座孤立和破落的老城。
甚至在邓小平开始改革之后（上海从未被划定为经济特区），进展仍然缓慢。而其他地区，特别是华南的广东省却正以非凡的速度发展。上海据说就像“老牛拉重车”。1980—1983年期间，上海的发展速度仅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很多高级领导人都亲自参与了振兴上海的计划。1984年春，邓这位最高领导人在视察完深圳后来到上海，发现两个城市的反差惊人。改革前的深圳只是一个棚户区，如今却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大都市。反观上海，曾经让上海引以为荣的基础设施甚至不能满足市民的需要。住房过于拥挤、交通堵塞、电信服务低劣和环境污染都制约着城市的发展。邓批评市里的领导：“我每年来上海。我看到的都是老样子。你们就不能加快点步子？下次来，我希望能看到大变样！”（后来，邓小平自我批评说，没有把上海列入20世纪80年代初期第一批经济特区是他的责任。）
问题既表现得具体，又带有政治性。当地政府中的僵化问题相当严重，以至于被谑称为：上海综合症。这个城市的新市长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压力，满怀期待的北京和心存疑虑的上海都将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
就在江泽民接任上海市新市长前，他回到故乡扬州。他把亲戚叫到一起，对他们坦率地说：“古时候，‘一人得道（意思是顿悟成仙，长生不老），鸡犬升天（意思是当一个人达到了高位，他所有的家人及亲戚朋友都沾光）’。扬州离上海那么近，两个城市的人交往频繁。等我在上海开始工作后，你们决不能打我的‘旗号’（意思是不要以我的名义去争取优先的待遇）。”
在上海人的眼中，江被认为是北京方面的人。据说，当时“尽管观察家和一些官员没有低估他的能力，但很少人相信他能取得成功”。59岁的江泽民并未因人们对他期望不高而灰心丧气，立即着手作出自己的成绩。他身为市长的第一个正式举动就打破常规，没有发表讲话而是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江泰然自若，充满自信，邀请众多记者提问。此前一天，他曾告诉上海媒体，城市发展将以三大支柱为基础：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外资与扩大出口，以及加强科技与培训。
他在回答记者询问时说：“我花了12天半的时间来听取汇报，并到很多地方实地考察。多年来问题堆积如山。我们只能逐个地加以解决。我们应该少说多干。”
上海的状况如此严重，江不得不首先关注食物。他要求粮食储备至少能够坚持3个月，并通过谈判从别的省市购进了肉食——这一临时措施后来被“菜篮子工程”所取代。“菜篮子工程旨在为市民提供充足的主要副食品。
这一“工程”使家畜饲养工业化，还为蔬菜种植划出3万英亩的土地。市里聘用专家检查供应系统的各个环节，从选种、收获到销售。这些步骤是战略上自给自足的解决方式，而不是这个城市曾经赖以生存的权宜性应急措施。江后来说：“上海市民非常讲究，要吃新鲜蔬菜。”
江的第二项优先任务是改善交通运输系统。他说：“我们必须改变上海的三个面貌。”他提及的计划包括建设新火车站，扩建国际机场，修建客运码头。大量的其他建设项目也开始动工兴建。
然而，新市长最远大的计划是为未来浦东新区的发展打下基础，这是影响及于全国的重大地区发展尝试。江泽民让汪道涵负责考察这一项目，草拟初步方案。
在家里，江面临着个人压力。尽管他得以与家庭团聚，但他夫人的健康状况开始下降，他年迈的岳母也需要照顾。接着，江到上海几周后，他敬爱的养母王者兰在扬州去世。
尽管江与他的大家庭分别已久，但他决定今后每年清明节都要回乡祭奠已去世的亲人。清明的字面意思是“清洁明亮”，在这个时候，人们要为先人的墓地打扫卫生，拔除野草，清扫尘土，以表敬意。几个月前，江曾到江上青的墓地祭拜。江上青牺牲30周年时正值“文革”高潮，红卫兵亵渎了烈士原先的安息之地。“文革”后，1982年，墓地修缮一新，并竖立起了3米高的墓碑，上面刻着江上青的指挥官与朋友张爱萍将军的题字。泽民去瞻仰的就是这座新坟。如今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冲击之后，国防部长成了支持新市长的中坚力量之一。
在江就任前不久，发生了一起被媒体讥笑为“冷餐事件”的愚蠢的丑闻，令江非常难堪。在一个推广电子技术发展的招待会上，几百名客人带着自己的塑料袋或其他容器来哄抢自助餐台上的食物。招待会刚开始几分钟，所有的食物就被一扫而空。第二轮添加的食物刚出现，又被抢了藏起——还有300副不锈钢刀叉也不翼而飞。混乱中，人们拦截服务生，并掀翻了桌椅。
这一事件对一个本已受形象问题困扰的城市来说更是个耻辱。一位漫画家就此了一画幅画，题目是《请派交警来确保冷餐大宴的安全》。市纪委发布通报，认定这一丑剧造成了31370元的损失——或者说是每人为26元，相当于一位工程师一周的工资。
江很不高兴。他曾任电子工业部部长，这些人中有很多都是他的老部下。7月，在江当选上海市长两天之后，《人民日报》报道了江严肃处理官员腐朽生活方式的决定。江这样做是与长期的传统陋习作斗争，也是一场未竟斗争的延续。他从小处着手，提倡在因公宴请时实行“四菜一汤”制，而不是准备大量奢侈的食物。但是，中国的东道主们把这项政策理解成“四大盘菜加一大盆汤”。这样，在拘泥于字面规定的同时，他们可以给客人在四个盘子里放上不同的佳肴，一大锅汤里也有很多美味珍馐。
江勇敢地刮起了行动的旋风，为僵化的工作方式带来了生气。以前的中国领导人倾向于待在与外界隔绝的地方，靠报告和情况通报来发号施令，出行都是计划周密，安排妥帖。与之相区别的是，江在到任的第二天，就身着便装，悄悄地走到人群中，去检查上海糟糕的交通状况。在听完一名官员的汇报后，江和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感到不满意，便走出去视察一个新居民区。他们参观了两套公寓房，结果听到了一大堆的抱怨。（在任何地区，党的书记或者说“党的首脑”都是第一位的，而主要行政长官则是第二位的，所以对一座城市来说，党的书记是最高官员，市长则位居第二。）
江还帮助码头工人清理成堆的垃圾，然后又给工人们递毛巾送水。在另一场清洁城市的活动中，他铲西瓜皮，与街头小贩聊天。江经常在谈话中添加一些中国的民间谚语。
城市改革中也有弊端，北京对这种弊端的复杂后果准备不足。当党同意由市场来确定价格后，由于生产商利用长期被压抑的需求来抬高价格，通货膨胀率迅速蹿升。1985年，上海的零售价格上涨了17％，几乎所有生活必需品——食物、衣服和交通——突然之间都涨价了。这让30多年来只知道稳定价格的人们猛吃一惊。
中央政府对于采取什么应对行动出现了分歧。赞成市场改革的人认为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有的人则认为需要控制价格以维持社会稳定。
学生的不满情绪开始爆发，此类现象一到社会转型期就会出现。在同济大学，对学校伙食和宿舍拥挤的不满，发展成为对更严重事情的抗议活动，比如对日本消费产品大量涌入、生活费用增加以及官员腐败等问题。为了绶和紧张局势，江去大学对一万名大体上友好的师生发表了讲话。江承认消费品价格的攀升出乎意料，但他为改革进行辩护，解释说，市场经济最终将把供求价格限定在合理的水平上。学生的骚动平息了，但这只是为即将发生的事件做了一次彩排。
江泽民上任不到一年，在离他60岁生日还有3个月的时候，他推出了《上海总体规划》，这是经过几年设计与论证的结果。这项规划聚焦于3个地域：包括黄浦江以东的广大浦东地区在内的市中心区域；呈手掌状展开的7座卫星城镇；其他众多的城镇和村庄。市中心地区将依靠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与外围地区相互连通，同时由环形公路把卫星城镇连接起来。市中心地区的工业将逐步向外迁移，各县、镇也将发展自身的企业，主要是加工蔬菜、鸡蛋和家禽的食品加工厂。江宣布：“在下一个5年里，上海将经历历史上变化最大、发展最快的阶段。”
这些改进措施耗资巨大，政府急需资金，江泽民常常向海外投资者寻求投资。市府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筹到了32亿美元，其中14亿分别用于建设地铁、桥梁、水处理工厂、机场扩建工程和电话交换机。为了建造大桥，他发行公债，向投资者保证投资收益至少达到15%，然后征收过桥费以确保承诺的兑现。但即使如此，仍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建设江规划的所有新项目。
作为市长，江的管理风格植根于他那工程师有条不紊的思考方式。首先，他阅读或听取汇报，然后倾听专家的意见，接着进行现场调研，最后提出下一步工作的建议或要求了解进一步的情况。他和普通人一样早上8点钟左右到办公室，通常由于下班后有活动而很晚才回家。江的办公室里有超过3000本书，数量上仅次于汪道涵。午饭常常是市政府食堂的汤面，他因此得了个绰号——“面条市长”。他从未为此生气。
决策都是在每周的市长办公会上做出，参加会议的有市长、副市长及其他高级官员，大约有12个人。办公会通常在周一召开，有时候要开一上午，但很少提供午餐。会议程序很正式。议事日程会在上个星期五就发给每一个人，由会议主持人控制时间。每个问题都由分管这一领域的副市长先发言。讨论之后，由市长做总结。如果每个人都同意，这件事就算通过。否则，就要放一放，等以后开会再讨论。
“我的办公室和江市长办公室在同一幢楼里，但不在一个楼层，”主管财政的副市长叶公琦回忆说，“如果我要找他，就给他办公室打电话。如果他不在，我就约一个时间去见他。江也这么做。如果他要找我，他总是先打电话。他直接就到我的办公室来是失礼的。作为分管预算的人，我有时候发点牢骚是很自然的。从来没有足够的钱来干我们想干的所有事情。”
叶继续说道，“我把他当成兄长看待。毫无保留地与他交流思想及共同关心的事情。作为他的首席财政官，我向他坦诚地说出我的意见。他也从不把他认为优先的事情强加给我。”
叶公琦在江泽民担任市长的将近4年时间里一直与他并肩工作。“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叶说道，“当有好事发生时，他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他的热情。他会在会议或吃饭时对我们大家说，‘让我唱首歌为你们助助兴。’为他的下属唱歌？这在高级领导人中绝不是一个平常的举动！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就像喷泉一样从他胸中涌出。江是个活力充沛的人。兴致高时，他会公开表露出来。当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时，也许是某个官员不负责任的行为，他可能会变得非常恼火……”
“江很透明，”叶继续说道：“他怎么想就会怎么做。有些高级干部摆架子，但江从不，他总是脚踏实地。我作为上海市副市长分管益民食品厂和中国制皂厂两家工厂，多年前，江年轻时曾在那儿工作过。在工厂老员工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既能干又热情的人。其中一些人仍然和他保持着联系。”
尽管当了市长，江泽民的个人生活仍很简朴。除非是参加市里的活动，他很少去饭店，而是回家与家人一起吃饭，他十分珍惜饭后的时间，常用来读书和学习。他的夫人王冶坪不参加上海的社交活动，更喜欢待在家里。当他们家搬到康平路时，那里是上海一块警卫森严的地区，很多高级干部都住在这里，王冶坪为不得不离开20年的邻居们而感到难过。
新房子看上去很大，有3层楼3个卧室，大约5000平方英尺，但有10口人住在这里——两个儿子、两个儿媳、两个孙辈、岳母、保姆和江夫妇。因为他们的家乡扬州离上海很近，每年都会有五六次亲戚或朋友的来访，而且常常是几个人一起来，因为大家知道，江总是坚持让他们住在家里。这意味着要打地铺，王冶坪就会亲自到市政府招待所借被褥。
由于有十口人要养活，绝大部分家庭收入都用于买吃的。为了省钱，江早饭吃粥和馒头。晚饭是一天的主餐，通常有四个菜，三个蔬菜，一个肉或鸡、鸭。全家人围坐桌边。到了周末，他们会买只烤鸭打打牙祭。
由于通货膨胀，每个市民都感到手头很紧，江也不例外。当他们夫妇到市场上买食品的时候，听到人们大声抱怨飙升的食品价格。
江的妻子几乎从没买过昂贵的东西。但就在这一时期，她大大破了一回例。从江上大学时起，他就梦想能够自己拥有一架钢琴。但他经济负担这么重，买钢琴是不可能的。经深思熟虑的谋划，王从银行里提出了所有积蓄，又向亲朋好友借了些钱，勉强凑了2000块钱，买了一架聂耳牌钢琴（这是以一位著名作曲家命名的中国品牌）。
别人觉得上海市第一夫人应当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或应当怎么做，王冶坪毫不关心。有一次，王去市府的一个大院看望一位来自北京的朋友，在门口被两名卫兵给拦住了，他们不认识她。王穿着一件棕色针织的旧毛衣，一条旧的黑裤，一双平口布鞋，还推着躺在婴儿车里的孙子。一名卫兵要求她履行正常手续，在进门之前填写访客登记表，而另一位则笑道：“别难为她了——只是一个不识字的保姆。让她进去吧。”就在这时，王的朋友跑出来恭敬地叫道，“冶坪同志！”名字一般在中国是各人不同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冶坪同志”是上海的第一夫人（就像在克林顿当政时期，在路上叫“喂，希拉里”，会引起路人回头一样）。这位党的领导人的妻子不仅没有生气，而且还面带微笑地从两个目瞪口呆的卫兵身边走过。这两个卫兵如今可有了一段能终身讲给其儿孙听的故事了。
鉴于几名高级助手因为工作压力过大相继病倒，江泽民提出了一项旨在改善健康和提高士气的计划。他命令下属进行研究，以便了解哪些运动适合于让工作辛苦的中年干部保持身体健康。最后反馈给他两个答案：网球和保龄球。江要求高级官员从中选一样。两者都不是一般中年人力所不逮的选择。
早些时候，常务副市长朱宗葆在办公桌边心脏病发作，陷入植物人状态，在昏迷6个月后去世了。期间，江常到医院探望他，毫不理会工作人员认为他可以把时间用在更重要的事上的想法。叶公琦说：“江知道，他的到场对医生是一个信号，它表示这个病人非常重要。”
朱宗葆夫人在这一变故打击之下精神变得很不稳定，江就把为他们的女儿寻找一个好出路当成了自己的责任。他邀请孩子在澳大利亚的伯父来上海，商议他侄女未来的选择。他们一致认为，朱的女儿应该移居澳大利亚。江亲自安排她的旅程，当她因证件不齐在香港边境受阻时，江还在夜里十点钟亲自给深圳市长打电话。江还帮助朱的遗孀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就在1989年赴北京前夕，他对叶公琦说：“请照顾好朱家。”江对他的副市长说，“我把照顾他们的责任托付给你了。”
当叶公琦也因病倒在离上海约140英里的杭州住院时，江专程赶去探望，并帮助安排治疗工作。1992年，他的另一位原副市长因心脏病去世。当时江已经是党的总书记，根据惯例，像他这么高级别的人去参加追悼会不大合适。然而，江坚持要去向他的老同事致敬。他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返回上海。媒体没有报道他的到来，此行他也没有计划做任何别的事情。
当江的大学室友童宗海患了视网膜脱落时，江安排了上海最好的眼科医生为他治疗，这病在童的家乡是无法医治的。
“我当然知道江是上海市长，”童宗海说，“但我不想利用我们的交情。我感到羞愧，但我别无选择。我给他发了封简短的电报。第二天我就收到了回电。江写道：‘我已为你安排好一切。请立即来上海。’”
在童到上海时，他几乎已经失明了。江的秘书贾廷安到船上迎接他，给他安排了住处，然后帮助他尽快转到医院。贾是河南人，他是跟着江一起从电子工业部来到上海的。他的工作范围事无巨细。不论是国事访问还是私人请求，江泽民都可以托付给贾廷安处理。
“江泽民到医院看我，”童说道，“他让我不要担心自己是外地病人（这在中国是很大的问题）。‘要安心休养，’江对我说，‘不要因为不是来自上海就觉得自己是外地人。’江的探望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他还带来了上海市卫生局的领导。医生告诉我，这是市长第一次来这家医院。我的视力后来完全恢复了。”
江对那些他喜欢和信任的人充满人情味，但对那些他不满意的人则很严厉，特别是那些行为和态度可能对国家有害的人。除了那些腐败和玩忽职守的干部，他还经常批评那些怀念共产党接管之前的日子的人。正如叶公琦所说：“那些人只要能够得到更多的食物，宁愿吃从外国人餐桌上掉下来的残羹冷饭，也不愿自食其力。”在江看来，这些人只关心钱，这令他愤怒。
1986年5月，江泽民和市委书记芮杏文举办了一个为上海市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的研讨会。这是对欢迎西方投资的同时抵制西方价值观的一个委婉说法。所有的中国高级领导人，甚至包括那些赞成加速改革的人，都担心市场自由化会引发社会动乱。他们害怕西方的“物质主义和颓废思想”会破坏中国制度的稳定，并削弱党的权威。对江来说，关键是要制订出文化和人文标准，以便建立一种健康而自立的中国社会主义。
1986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达上海。江以真诚的热情欢迎她。女王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的王朝历史使人们对皇室传承非常尊重。两年前，当中英签署了确保香港回归中国的协议后，邓小平谈到了英国君主。他说：“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能见到英国女王。”当邓终于会见女王时，由于女王不喜欢别人在她面前吸烟，嗜烟的邓礼貌地克制住自己。
似乎全中国都在为女王的来访作准备，这一访问象征着中国重新崛起为文化和繁荣的世界中心。江细致入微地投身于女王上海之行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外滩，建筑物上的英国殖民遗迹都被清除干净。从虹桥国际机场到市区的长长的高速路被拓宽。草坪上安装了喷洒系统以确保草木郁郁葱葱。女王预定路过的每一条街道都张灯结彩。女王将下榻的国宾馆经过重新装修。当女王提出想从座车中观赏市容时，特制红旗牌轿车上的深色车窗就被换成了透明玻璃。
当女王走下专机的时候，1500名上海少年儿童挥舞旗帜，高举花束和手中的玩具熊猫。数千人表演了中英两国的传统舞蹈。还有两个儿童向女王和她的丈夫菲力普亲王献了花。江泽民用英语欢迎女王伉俪。
女王想参观豫园——一个有着400年历史的中国古典园林，其中的30多个亭榭个个都由曲曲折折的回廊和池塘上的小桥相连接，江建议她在湖心的茶亭里稍事休息，并在那里为她安排了一场雅致的表演。就在女王尝甜点、品龙井茶的时候，一位当地的民歌手和著名的笛子演奏家陆春龄为她作了表演。当天早晨，江专门拜访了陆，查看他所挑选的曲目，督促他要“做好准备”。在豫园的古风古韵之中，上海的江泽民坐在英国的伊丽莎白旁边，他们身后则是奇石耸立的园林和飞檐重叠的楼阁，陆吹奏了中英两国的几首曲目，包括《一个英国乡村园》。短暂的演出结束后，陆从自己私人的七支笛子中挑出一支送给女王，令她感到惊喜不已。女王还喝了两小杯可能是中国最好的茶。
大约10天以后，又一位不同寻常的访客抵达了上海，他就是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昂纳克参观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旧址，在来宾留言簿上写道：“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国工人运动和全世界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随后，他又向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塑像献了花篮。江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当然，那时两人都没有料到，3年后，昂纳克被赶下了台。
有时，江泽民不得不将市府的工作置于个人事务之前。当被江称为“娘”的养母于1985年去世时，江正在北京出席一个重要会议，因此他只好让他的妻子王冶坪和儿子绵恒料理葬礼。1987年，江领着全家从上海到扬州正式祭奠养母，他在墓前向养母表示敬意。同样，当他的生母去世时，他也没能亲自治丧。
江泽民的妹妹江泽慧说：“三哥非常爱他的母亲，无微不至地照顾她。”江的生父于1973年去世后，他的生母到北京和他同住在一起。多年前，当江还在长春工作时，他的父母曾去和他一起住过一小段时间。后来他们又回到扬州。“尽管三哥没有和父母住在一起，但他在经济上负责赡养。”熟悉家族史的江泽慧说，“母亲在晚年很高兴能和她的儿子及儿子的家庭一起过日子。”
1986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江在前一年5月提出的《上海总体规划》，并宣布上海应该成为一座经济繁荣、技术进步、文化先进以及环境清洁的世界级城市。目标是将上海建设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业和贸易中心。对于一个股票交易仍旧靠单一柜台操作、很多住房还没有卫生间的城市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沈永言，江的一位观察敏锐的朋友，注意到江的市长管理风格类似于他在长春时的工厂管理风格。“就拿安全问题来说，”沈指出，“尽管他治理城市非常忙，但每次重大事故发生，不管手里有什么样的要务，他都会立即放下，去努力想办法如何防止以后再出现类似事件。”
江还使自己成了一个谋求共识的高手，有一种和关键人物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毛、邓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都定期巡视。要遵守严格根据级别而定的礼仪，还要符合无数细小的要求：食宿标准、专车型号、宴会时的座位安排，甚至包括报纸报道时所刊照片的尺寸。当地官员还理应知道上级的喜好、爱好、思想派别、政治倾向、个人目标以及各种需要和愿望。
到江泽民当市长的时候，他已经主持过数百次这样的接待工作了。在上海，他几乎接待过从邓小平以下的所有中国高级领导人。有一次，他在午夜时分亲自将一只蛋糕送到一位离休干部那儿，祝贺他的80岁生日。“这是宾馆里的最后一只蛋糕，”据说江是这么说的，“但我不想让您认为我忘记了您的生日。”
国家主席李先念很喜欢冬天回上海，江对他照顾得异常周到，以至于出现了一个毫无根据的谣言——说江泽民是李的女婿。政治领导人的亲戚身份会令人起疑。谣言一再传播表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这位市长怀有善意。
尽管一位市领导接待老同志被认为是政治上正确的行为，但江这样做带有深深的敬意，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发自真挚的感情。
邓小平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每年都要在上海过春节。如果说命运如何眷顾一个人是难以捉摸的，那么邓对上海的访问就是这种机缘的典型例证了。可能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让邓小平去了解江泽民了——对江的亲密了解，以后将会证明是至关重要的。
第8章 1986-1989年“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在整个中国，不满情绪在酝酿中。一些人富了起来，但其他人却仍在吃苦；腐败日益严重；报酬与工作实绩仍不挂钩。民间流传的一句话是“手术刀不如剃头刀”。1985年9月，北京的大学生举行抗议活动，大声疾呼：“打倒贪官！”
这次示威活动令中国领导层感到震惊。胡耀邦总书记试图解决问题。他支持打击腐败，提拔年轻干部，并且，最激进的是，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最初，邓小平在探索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给予了胡耀邦适度的支持，但也告诫道，“党必须维持最终的领导权”，而且“决策必须慎之又慎，以免造成混乱”。
而另一些领导人对改革的快速推进感到不满。在1986年9月的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他们将“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字样加到文件中。（“资产阶级自由化”似乎是指向以下几个方面转变的倾向，即西方式的多制党民主，这会取消共产党的执政；西方式的流行文化，这将淹没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式的经济制度，这将取消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表态表明了他政治态度的明确和他政治感觉的微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他说，“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补充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邓的目标是双重的，即在推行改革的同时又不削弱社会主义制度。
江泽民的策略却较为简单。他感觉到了这种新的不稳定局面中的危险，因此坚定地遵守着党的基本原则。在8月中旬召开的一次党的纪检干部会议上，江就打击党内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硬的讲话。
知识分子也加入这场争论，着力表现出中国社会中的断层线。
12月5日，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的1500名学生举行了一次校园抗议活动。“我们要自由选举！”他们高呼“民主万岁！”4天后，2000名学生走上城市的街头，高喊：“不民主，毋宁死！”当晚，他们向全国各地的同学打电话发出呼吁，恳请他们展开抗议，以示声援。
在江泽民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贴出了一张小字报，通报合肥发生的情况。第二天，小字报不见了，被撕掉了。学生们被激怒，于是很快出现了两张新的小字报：一张重述了合肥的情况；另一张则对新闻审查制度进行了谴责。这成了一个新的起点，上海各大学里类似的小字报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尤其是在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
每天都有更多的小字报出现，吸引了更多的学生。12月15日晨，小字报变成了大字报，而且贴满了校园。大字报因为在“文革”中所起的煽动作用，已于1980年被明令禁止，这是此后第一次公开出现的大字报。不到一星期，上海交通大学所有的墙壁都为大字报所覆盖。
校方召开一次紧急会议，试图安抚愤怒的学生，后者正倡议举行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他们的要求之一是与市长对话。学生们知道，江泽民在一年前曾经和同济大学的学生进行过对话。他们声称，现在他也应该来一趟交通大学。毕竟，他是交大校友。尽管他的下属在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江还是决定去。
江泽民要求更详细地了解学生以及他们所关注的事情。他的卷宗里含有一份交大党委书记递交的情况简报。有些问题是江能够处理和改善的，比如改善学校的生活条件，可是学生所要求进行的大部分变革都大大超出了江的权限。由于存在这些要求——政治改革、新闻自由、放松控制——双方是无法达成一致的。
会面于12月8日举行。到达校园时，江泽民的随行车队被人们层层包围，以至于延误了到场时间。在40年前，几乎是同一天，江自己曾是上海的一名抗议学生。那时是因为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强奸了一位中国学生。示威活动对共产党的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
有3000多人来听江的讲话。礼堂里挤满了学生；他们没想到自己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为此更使劲地鼓噪，变得忘乎所以。当江走上讲台，他们开始杂乱地鼓掌。
江戴上老花镜，摊开一张小纸片，开始用一种温和的语气讲话。他的讲话提及当前的经济五年计划的成果，可这并不合情绪激动的听众的胃口，一些人开始吹口哨，并发出嘘声。喧哗声中传出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对着江说，“你在讲话之前应该先倾听！”市长犹豫了，就在此时，响起群众的声音。许多人开始喊抗议口号。学生们不希望听到江想要说的话。
“平等地对待我们！”有人喊道。“我们应该先说。”另一个人叫着。
江泽民试图继续讲话，但人们开始报以嘘声。他停下来，严厉地注视着人群，似乎是看他们还敢不敢再发出嘘声。学生照嘘不误——这一次嘘得更响了。江挑出一名学生。“既然你好像有很多话要说，”他对这个年轻人说，“为什么不对大家说说呢？”起初，这名学生不接受这一提议，但在朋友们的怂恿下，站起来拿过了话筒。他还没说完，已经有一批人排起了队，每个人都有一个问题要问或有一个观点要表达。
“为什么不允许媒体报道有关游行的事情？”“为什么一名警卫殴打了学生？”“你是如何当上市长的？”学生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变得咄咄逼人，而江却坐在观众中，倾听着这些问题。
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学生们群情激昂地概述了他们的要求：新闻自由，特别是对游行示威进行详实公正的报道；允许张贴墙报，以此作为公开辩论的一种方式；在法律上允许他们游行示威；确保不会对示威者打击报复。
市长把这些全记下了。等学生们提完要求，江走上了讲台予以回答。他告诉学生们，在共产党体制下，媒体是“党的喉舌”，必须报道对大众有益的事情。他说，只要不危害公共利益，就可以进行游行示威。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对游行抗议学生采取任何行动。但是他也警告说，如果抗议学生堵住道路并阻塞交通，他们就会破坏生产，阻碍改革。
江的话是真诚而温和的，但并不是抗议学生所要求的根本性的变革。人群似乎又激动起来。一个满面通红的学生抢过话筒喊道：“他是一个被委任的市长，不是我们选出来的。”
面对年轻人的爆发，江微微一笑，这令人惊讶的表情造成了片刻的安静。他说：“我一到校园，映入眼帘的都是要求建立‘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大字报。”
“你知道这是谁说的吗？”一个学生打断了他。
“当然，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江泽民反驳道，“这是1863年11月19日，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其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讲中所说的。”
“现在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江向他的观众们提出了反问，“你们有谁能背诵整篇演讲？”
没等学生回答，江就开始用英语背诵葛底斯堡演讲，就像上海市长变成了一部关于美国内战的戏剧中的演员。他用其出色的演说技巧——对语速和语调良好的把握——饰演着林肯总统，赋予了每个字句以意义与情感。
“你们必须领会亚伯拉罕·林肯的深层含义，”背诵完后，江忠告大家，“你们只了解林肯演讲的字面意思，而不了解它的历史背景。”
接着他将中国与美国进行了比较。江说，如果一个人只有肤浅的认识，那么他就不会明白在中国实行美国式的民主会有多么危险。他说：“我们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与传统，存在着不同的问题。”他告诉学生，尽管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需要更多的耐心。
大多数学生并没有得到安抚。他们要行动，不要空话，他们认为江的论辩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教训。学生们开始众口一词地呼喊，“民有、民治、民享……”尽管这个下午是在令人沮丧的僵局中结束的，但曾经是示威学生和交大校友的江泽民，表现出了面对年轻一代的意愿。
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都没有报道这次会面，这使形势进一步恶化。许多学生逃课，聚集到校园的公告栏前，阅读未经审查的报道。报道的内容大部分都是有偏见的，受到这些评论的刺激，学生领袖们开始号召上海各大院校举行罢课。当天下午有3000多名示威学生涌上街头。他们一边举着标语和大字报，一边散发传单，聚集到了两个中心地区，其中包括人民广场。警方没有进行干涉。学生们堵住了市政府大楼和市委大楼的入口，在那里静坐等待。
时近黄昏，副市长叶公琦力劝抗议学生们赶快散开。“下班高峰就要到了，”他说，“请不要阻塞交通。”一些抗议者听从了他的劝告，但仍有约2000人留了下来，继续要求与江泽民会面。
江在去他的外滩办公室的路上时，他的司机突然紧急刹车，结果市长将前额撞到了车窗玻璃上。伤口很浅，但流血较多，对本已针锋相对的局面这似乎是个不祥的预兆。江用手帕做了简单的包扎，然后从侧门进入政府大楼。在对头部伤口进行了清理和包扎后——这是他承受痛苦的一个明显象征——他同意与学生代表见面，经允许学生们逐个进入了把守森严的前门。
会面只是重复了前一天的情况。江对街头的示威游行感到愤怒，称他们造成了混乱，无法容忍。学生们影响到了上海的年生产目标，而他是以个人名誉担保过这一目标的实现的，而且他们触犯了他对于秩序的重要性所持有的根深蒂固的信念。40年前，他曾乐意扰乱腐败的、受外国控制的国民党中国的秩序，但在他看来，现在是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他决心要帮助他的国家取得成功。
江还推测，“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者都会企图利用这种混乱。因此，江拒绝做出任何让步。对于学生的大部分要求他都不同意，尤其是对媒体不加任何控制，在他看来这会威胁到党的执政，威胁到国家的稳定。
学生领袖在离开时设想要在次日上班时组织一场大规模的游行，导致整个城市的瘫痪，恰恰造成江泽民曾警告过的那种混乱。这位市长下令警方疏散这些目光短浅的学生。但他并不想镇压学生。按照江的命令，约2000名不携带任何武器的警察温和地将2000名学生带上公共汽车，送他们到各自的学校，在那里有专门为他们准备的食物。这次疏散行动为有些焦头烂额的局面加上了一个暂时的乐观结尾，但学生们并没有泄气。“未来属于我们。”一些学生在乘坐公共汽车离开时高喊。
避免使用武力也许是一种估计错误。一小时后，有更多的学生走上了街头。当一万多名抗议学生席卷上海市中心时，市长表示他愿意与他们的领袖会面。北京的政策要求克制，建议江通过对话缓和紧张气氛。高层领导人正对此密切关注。
对话没有取得结果，第二天，是一个星期日，双方的对抗达到最高点。近10年来中国最大规模的一次示威游行使整个城市陷入瘫痪。
当示威游行的消息传开后，工厂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参加了进来，以示声援。其中几个说：“我们和他们是一条心。”一群工人破坏了一辆他们认为属于警察的小面包车，将汽车掀翻在地，致使汽油溢出。观察家们担心局面即将失控。
江泽民与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以及公安部门一道开始采取应对措施。他们在上海体育馆召开了有8000名党组织书记参加的大会，要求所有的党员行动起来去阻止学生的抗议，包括恳请父母亲去劝说他们的孩子不要使用武力。工人被禁止参加示威，违者不发奖金。芮说：“我们不能让工人和学生联合起来。否则上海就要陷入混乱并将波及全国其他地区。”
最终，大部分的应急准备工作都是不必要的。示威是突然开始的，而突然之间，示威的势头似乎也开始减弱。学生们返回了课堂，两天内，示威结束了。
一篇官方的新华社的稿件将这次的骚乱与“文革”动乱进行了比较。对于那些有知识、追求民主的学生来说，与盲目无知、否定民主的红卫兵相提并论一定是一种侮辱。但高层领导人是“文革”中的幸存者，他们都害怕动乱。中国历史明摆在那儿，他们说，在稳定与混乱之间没有中间地带。
“江同情那些学生，”叶公琦回忆道，“尽管他们很幼稚，但是大多数还是想加快改革进程，并希望得到更多的民主。这是可以理解的。江和我以及许多其他人也这么想！但是这里还有更多的问题。因为我们过去都曾经是学生运动的领袖，我们知道一定有‘长胡子的人’（也就是年长者）在操纵学生，从而将运动引向对抗。1986年是如此，1989年也是如此，只是第二次的后果更为严重。”
江在对游行进行反思时，认为这些情况的出现部分原因是思想教育不够。后来他将游行的学生定性为“头脑简单”，强调他们“根本就不像我们在1946年时那样”。
对参与者的惩处表明了政府是如何重视社会稳定。煽动掀翻小面包车的两个人被投入监狱，罪名是“流氓罪”。
江兑现了自己的话，没有逮捕任何示威学生，但有的受到“行政处罚”的威胁。上海的党组织开始处理那些参与示威的党员。全国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把游行视为党的挫折。尽管示威者们现在平静了，但仍有小片的不安定区域在全国的主要城市中冒烟。从这时起，北京高层的争论将集中在学生运动上。
12月30日，邓小平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对胡耀邦进行批评。邓支持在与学生打交道时进行“对话与说服”，但警告说如果他们使社会秩序不稳，就必须采取行动，从而认可了江在上海的做法。
“在上海有传言，”邓说，“中央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他们正在等着看这将出现什么结果。”
10多天后，在一个看似平常的政治局会议上，解除胡耀邦职务的决定得以通过。
胡被指责没有服从党的集体决议，尤其是在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过程中。赵紫阳被任命为总书记，顶替胡耀邦；李鹏接替赵紫阳，被选定出任总理。在作完必不可少的自我批评后，胡就隐退了，尽管还是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关闭了一家提倡现已被禁止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报纸。两天后，市委改组了《世界经济导报》的编辑委员会。
考虑到棘手的政治环境，江表现得相当不错，在应付学生运动和强硬派的过程中，他显示了他的个人能力和政治灵活性。这给中国的元老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外，能够用国际语言英语来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的江泽民，开始作为新型的中国领导人为人所知。（江泽民还曾经能够背诵哈姆雷特的独白“生存还是灭亡”与雪莱的《西风颂》。）
“我们应该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江泽民在1987年1月说，“在不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情况下，打破传统的经济模式，采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鲜明立场。然而，我们也要学习和吸收资本主义经济中积极的东西。”江坚持邓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心是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是一方面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江在学生游行后的这些讲话，加上他接管《世界经济导报》的行动，强化了他作为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社会稳定的维护者，同时又是一个有思想的改革者与国际主义者的形象。
1987年3月，江泽民接受了《洛杉矶时报》的采访。他穿了一件西式衬衫，打着领带，外套是一件带拉链的运动茄克，既有职业风度，又自信随意。江似乎急于向外国人证明，限制学生示威的目的是保护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如果有大批人上街示威，我们怎么能够吸引外国投资者到上海来？”他问道。就在这个月，上海吸引外国投资的总量跃升至第二位，排在广州（广东省的省会）之后，共为大约100个项目注入了20亿美元资金。
1986年初，江决定和上海市报纸以及电子媒体的编辑们定期举行会议。通常情况下，宣传官员负责这些报纸的内容。江亲自抓这项工作表明了他对媒体力量的深刻理解。当关于一次总水管爆裂的电视报道使市政府的官员显得非常无能时，江说，他期望人们能够理解上海基础设施中存在的问题，并能认识到市政府正在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些问题。不管灾祸有多严重，不管原因是什么，江希望在对此进行报道时能有一条积极的主线，提到市政府或党的官员的作用时更是如此。江认为，老百姓对领导人有信心，对于社会来说至关重要。就这一点来说，媒体应是政府用来贯彻自己政策的工具，而不是评估其有效性的一种检查手段。
在1987年年中，江泽民的媒体概念，受到了另一起与水有关的事件的考验。上海《解放日报》刊载了一篇文章，叙述了江如何亲自下令修复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条破裂的水管。这篇题为《江泽民市长亲自关心漏水事件》的文章极为引人注目，对江的行为作了高度赞美。它写道，当地方上的检查人员向江抱怨，水管漏水已有3个多月，却没人采取任何措施，工程师出身的江马上就管起了这件事，下令马上解决这一问题。
几周后，在一家全国性报纸的第一版上出现了一则报道，不点名地批评了江事无巨细的工作方式。一名记者给文章起了个机智的题目，叫《“事必躬亲”的另一面》。文章批评“某某市长”干涉官员体系的工作，暗示这样的干预鼓励了政府下级官员的依赖性、被动性和不作决断。尽管文章没有提江的名字，但事件发生在上海，毫无疑问文章所指的就是他。
借用一个中国成语“事必躬亲”，他批评了江。这句成语的意思是“这位大人物每件事都要亲自去做”（或用口语来说，是“每个细节老板都要亲自处理”）。这来源于一个经典故事，说明一个领导人似乎对细枝末节的事情感兴趣，却另有深意在内。但这位记者的文章清楚地表明，在他看来，这件事是这种情形的“另一面”：一个领导者应鼓励（或是强迫）下属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越过下属自己去解决问题（作者承认，许多地方官员不负责任，只会相互“踢皮球”），这样才会产生更有效的政府。他引用了一个怒气冲冲的市人大代表的话说：“我不相信，这样的小事就一定要一个市级领导出面才能得到解决。如果这座城市的所有事情都要如此处理，上海怎么运转得起来呢？”
该记者指出，领导人“应该处理具有广泛意义的更大问题”，而不应“亲自处理任何细小的具体问题”。他接着批评“我们的媒体”“对这一问题不加注意”，而且更糟的是，“甚至发表文章称赞某某市长亲自处理一个出租车司机‘斩客’这样的问题”。在文章结束时，他写道，“那么我们应该自问，市物价局的局长、处长和其他官员，还有出租车公司的经理们都上哪儿去了呢？他们在干什么？”
“一读到《解放日报》上那篇关于江亲自下令修水管的文章，”这位记者多年后回忆道，“我就感到不安。这么大的一座城市的市长，不应为像一个漏水的水龙头这样的小问题操心。”
习惯于仔细阅读新闻报道的江泽民市长，却一点也不觉得这篇报道好笑。这个记者的文章嘲笑了他正在为解决这座城市的许多问题所作出的巨大努力。不管怎样，一座城市就是靠无数这样的小事运转起来的。如果领导人关心这些事，他就为下级官员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如果市长也觉得过问这样的问题是他的职责，无伤他的体面，那么他们更加责无旁贷。
7月10日举行了一次上海市政府的扩大会议，也有负责媒体的官员参加。江特地从那篇文章里选了几段，在会上朗读。他点了那个让他生气的作者的名，反驳了他的批评并责备了这位记者。江说，他没有去了解真实的情况就发表他的公开批评，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市长评论说，该记者对如何管理一座城市一无所知，尤其是对一座像上海这样大而复杂的城市。“一座大城市的市长是这么容易当的吗？”江反问道，接着又补充说，“他肯定是个（天真的）书生！”江要求在场的《解放日报》总编辑把他的批评直接转达给这位记者。
当那些涨红了脸的编辑们回到报社的办公室时，他们忠告这位记者说，如果他看重自己的工作的话，最好尽快采取行动。
“当我听说市长的批评的时候，我变得很紧张，”这位记者回忆说，“我仍然认为我的文章是篇好报道，但这已无关紧要，我触犯了市长——这可不是件小事。我能继续在上海写作吗？我能继续做记者吗？”
他整夜未睡，起草并修改一封道歉信。第二天一清早，他就把自己的申辩送到了市长的办公室，他在信中解释了自己写这篇文章的动机。
“我没能完全理解您为体察民情所作的努力，”他写道，“我的观点是偏颇的。请您原谅我。”
他的忏悔让江泽民感到意外。江在7月11日晚读到他的信，在7月12日上午就作了答复。江用毛笔写了一封3页的亲笔信。在回信中，江用道歉的口气说，在总体上他同意记者的担忧和主要观点，理解他批评的本意。尽管他不同意记者对那个中国成语的“另一面”的用法，他“希望”这位记者“不要在意”。
“我欢迎你对市政府的工作提出更多的意见和建议,”江鼓励这位记者，“包括我个人的工作在内。”江补充说他知道自己的工作风格有缺点。“有时我的态度过于生硬，”他承认说，“有时过于严厉，用嘲讽挖苦的口气说话。”
几天后，当时身为上海市委常委的赵启正告诉江，这位记者在受到市长的批评后感到紧张，担心地方上的报纸不会再发表他的文章。赵继续说，但在接到江的信后，他就放心了。
江回答说:“在作出批评的时候，我们应当充分考虑到它对我们每一位同志所造成的后果。”
几天后，江读到了同一位记者的另一篇文章，指责官员把权力商品化。他告诉身边的一位《解放日报》的摄影师（他正在报道市长的活动），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请向他转达我衷心的祝贺。”江说。让一个报纸的雇员来传递江的表扬，他肯定会让身边的人都见市长的话。
1987年10月，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小组讨论中，在会议结束时将被选为政治局常委的乔石发言说，上海的经济应逐渐从以指令性计划为指导转到以市场经济指导，这需要在意识形态和实践中做出巨大变革。
江泽民同意乔石的观点。“这是上海唯一的出路。”他说。江告诉与会代表，他听说高层对上海经济局面不够活跃有些不满意见。“让我们甩掉坏名声，”江说道，站起身来，并用上海方言说，“上海人民商业才干有余，但智慧不足。”
但有位代表，当地一家银行的行长不同意市长的观点。江反驳说，“上海工业繁荣，靠的是国家从各地调拨便宜的原材料，这种日子恐怕一去不复返了。”前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插话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改变旧观念、 抛弃旧做法的原因。”敢在上海毫无顾忌地打断江说话的也许只有汪道涵一人。
江也享受了不少乐趣——他所谓的乐趣。他创办了上海优秀学者进行的两个月一次的讨论会。每次会上他都会提出一个热点或敏感问题，并从讨论中得到很大乐趣。
秋末，芮杏文被调到负责党内日常事务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担任书记。这样，江泽民就被提升到芮原来的位置上，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成为上海无可争议的一把手。根据惯例，北京和上海市委书记通常是政治局委员。在相对来说仍算较为年轻的年纪，61岁的江泽民成为了共产党最高决策机构，也是最高权力机构的一员。
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详细阐述了共产党的指导理论，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观念是当前建立市场经济之类的改革措施虽然看上去很像资本主义，但实际上是建设社会主义长期计划的组成部分。共产党希望借此协调共产主义的核心思想与现代化、改革所要求的市场化之间的关系。
接替江担任市长的是人们知之甚少的朱镕基，他是明代开国皇帝的后代，出生在湖南省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因此，他曾在政治上遭受罢黜，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在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但一旦邓小平掌权，他就靠真才实干迅速得到了升迁。江和朱的性格迥然不同。朱意志坚强，以直率著称，能够做出成绩。江泽民和朱镕基相处得很好，这使所有人都感到吃惊，包括那些喜欢对共产党作出预言的人和外国专家。他们两人形成了互补，并在未来的日子里将共同领导整个中国。
这两位领导人以魄力和效率来共同解决上海的问题。问题之一是官僚主义作风。一家有国外投资的合资企业的审批要盖126个批准印戳（即所称的“图章”），历时15个月，涉及14个部门、19个办公室。“此类事件还在发生，我感到很羞愧，”江说,“以这种工作效率，我们怎么能期望外国投资者来跟我们做生意？外国投资者受不了这么多的繁文缛节。”一个处理类似事务的新的职能部门成立了。在朱镕基的领导下，该委员会有权对500万美元至3000万美元的任何合资企业进行审批。业务程序是“一个窗口，一个公章”，这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人们称朱镕基为“朱一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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