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麦高温（英）
总序
二十余年前，当中国再度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时候，钟叔河先生主编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旨在展示近代中国人最初步出国门后，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思考。该丛书以深沉的历史感、丰厚的文化内涵，给读书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温馨的记忆。那无疑是一项功德无量的文化出版工程。至今，我们仍然期待着它还能够有新的延续。
但是，中国融入世界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也意味着世界走向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一过程中，外来的人们还表现得更为“主动”，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言：“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当中国人远渡重洋，以惊奇的双眼观察世界的时候，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也漂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他们用异域人的眼光打量着这块陌生的国土以及生活在这里的芸芸众生，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留下了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民族性格等方面形形色色的观感、研究和评论。无论是从历史研究、民族交往、文化交流，还是中国民族的自我认识等多种角度来看，这些著述都不该是封存于库的资料，而是有待开发的内容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虽然，在那中国人备受欺压的岁月里，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往往带有程度不同的歧视意味和阴暗色调，但其中也不乏认真观察、深切体会、既具有洞察力又深怀同情心的明智之作。作者或是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传教士、外交官，或是为清廷所雇佣的外国官员、教习和科技人员，或是西方报刊派驻中国以及在华西文报刊的记者，或是考察、游历中国的作家、学者、探险家、律师和到中国经商的商人等等，其角色种类之繁，观察范围之广，层次之多，内容之细致深入，总体说来均非同时期有机会观察西方的中国人及其有关著作可比。正是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观察者所写下的为数众多的著作，从而建立起了当时的西方世界里关于中国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又构成今日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历史底版，并反复不断地被现实冲洗出新的照片。
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浏览西方人关于近代中国的各种著作，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中国的观察记述，确有中国人习焉不察的独特之点。相当一部分是对中西直接接触和中国基层社会的记录，多系亲见亲闻，显得别致细腻，足以成为可补中文记载之阙的正史资料，尤其是对方兴未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当然，西方的中国形象毕竟是西方人自己建构的。他们的眼睛里嵌着自身历史文化的瞳孔，因应着当时当地不同的现实需要，故此对于中国的反映有真实的一面，也难免有变形、歪曲的一面；有受其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左右、优先摄取或夸大反映的部分，也有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盲点”——甚至还会有意无意地借中国这壶“老酒”，去浇他们自己心中的“块垒”。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其所记所述、所议所论，也仍然具有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
认识一个民族及其社会文化是一件复杂而长期的事情。无论是认识者还是被认识的对象，都会受到历史和现实因素的种种制约，且自身也并非一成不变。英国著名汉学家雷蒙•道森就曾感慨，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及其文化就像一条“变色龙”一样，总在不断地变化着（参见本丛书中《中国变色龙》一书）。其实，并非只是中国自身在变，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知、想象，也在随着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中国关系的改变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大体说来，西方世界形成比较明确的中国形象，约从13世纪中后期《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和《马可•波罗游记》等的出版和流行开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在西方人眼中都是一个神秘而富庶的东方国度。至17世纪末和18世纪，沉醉在“中国文化热”氛围下的欧洲人，更是视中国为政治开明、教化理性、文明高超的效法榜样。然而从18世纪末期起，由于种种因缘，这一正面形象却迅速地朝其反面转化。
19世纪初至20世纪上叶，是西方中国观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也是本译丛所主要关注的历史时段。此时西方的中国形象已不再像18世纪时那样美妙，令中国人揽镜自照之下爽心悦目之感油然而生，而是观之不免既惭且愤，并由此易生奋发图强、赶超雪耻之念。阅读那个屈辱时代西方有关中国的各种著述里常见的民族偏见和文化歧视时，我们其实已不必过于敏感，更不必有意加以回避。正如本丛书最早出版之时戴逸先生赐序所指出的：这些偏见和歧视，“只能昭显出作者的狭隘和时代的局限，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一个雄据于东方，充满自尊、自信和自强的民族，已经丝毫无损。我们已有足够的肚量，来回顾已为陈迹的一切”。
如今，中国人的“汉唐气魄”正在逐渐恢复，坦承近代西方那极不美妙的中国形象之中的有关认识总体上较之以往趋于深化，至少这种形象变化成为其认知中国走向深化所必经的一个重要阶段，大概不会太显唐突。因为毕竟，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人之间的接触要远比以前更为密切、交往更深、观察更细、碰撞也更多。实际上，我们怎样看待这一变化了的形象并非至关重要，最重要的在于，它是不以我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一种曾影响中西交往且至今仍影响着这一交往的历史文化因子。大凡健全自信的民族，都不会不正视和研究这一历史现象的。
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好比是一面历史的镜子，照照这面西洋镜，从中领略生活于中国本土意识之外的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了解我们在西方的形象变迁史，将无疑有助于我们反省和完善自身的民族性格，在国家建设和国际交往中，增强自我意识，更好地进行自我定位。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借别人的眼光加深自知之明”的意思。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西方有关中国著作的翻译，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对西方汉学家专门研究成果的译述，这已得到许多人的重视。其中影响最大的工程，乃刘东教授主持、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它向国人介绍了不少当代西方和日本一流的汉学研究论著，资为国内学者学术研究有益的借镜。而我们这套“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则显然属于另一类。它主要选择19世纪中国国门被打开后，来华西人综合记述或具体描述中国城乡的社会经济生活、各阶层的日常信仰行为、文化接触的故事、政治制度的运行等轻松活泼、凸显感性、不那么古板学究气的各类著述。我们的标准是：它们曾经在西方世界较广泛地流传，对西方的“中国观”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作者在华经历丰富、际遇独特、观察细腻、眼光独到、议论有味，总之具体真切、形象生动。与此同时，丛书还将包括一些后来的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对于欧美“中国观”予以分析研究的总结性著述。我们认为，后一类译著的价值，当是前一类研究专著所无法取代的。
本译丛最早筹划于上世纪90年代初。1997年至1999年间，它曾以“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为名，由时事出版社和光明日报出版社先后推出过十种，受到学界和读书界的广泛重视和欢迎。但此后，终因我们精力不济，未能继续编译下去。多年来，虽屡有朋友鼓动、多家出版社诚恳相邀，我们却始终畏葸不前、未敢轻允。 2004年底，中华书局汉学编辑室的李晨光、马燕、孙文颖等郑重来函，希望我们能将此套译丛改在中华书局出版，争取每年推出三至五种，持续不断地长期编译下去。书局的领导对此也很支持，意在使之成为一项有文化积累意义的“出版工程”。经多次商谈，我们终于又在这个文化人“情有独钟”的老牌出版社的召唤之下重鼓余勇，再次投身到此套译丛的编译事业中来。
由于原来所出版的十种书分散在两个出版社，且早已绝版，有的译校也尚欠精审，故此次在推出新译之前，在汉学编辑室上述几位专业编辑的大力协助之下，各译者又对原译著进行了认真的校审或修订，并首次以十部汇齐的完整形式，将其予以重版。在方便读者的同时，也希望此举能为译丛今后的发展，奠定一个较为牢靠的基础。
但愿这套“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对于国人了解近代中国社会、认知西方人当时的中国观，能够多有助益，并在今后“持之以恒”的坚持中，真正成为编者、译者、出版者和读者共同喜爱的学术文化事业。
黄兴涛 杨念群
2006年6月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前言
本书所展示的中国人的生活画面出自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我在中国生活了50年，几乎与每个阶层的人都有过很深的交往，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快慰。我越是深入到中国人生活的内部，我的心就越是被他们深深吸引。他们确实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民族，在充满欢乐的时刻，在笼罩着悲哀的时刻，以及在激发起正义感的时刻，他们都证明了自己真正拥有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品质。
一些到中国访问过的外国人，抱怨中国人已缺乏其原有的聪明才智，也丧失了进步发展的能力。若干个世纪以来，那只过去的“死神之手”牢牢地控制着这个国家，这成了导致人民思想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它就像我们看见的在夏天能为坐在它下面的人遮阳的枝繁叶茂的白杨树，也像是插在花瓶中的枝藤交错缠绕而不能健康生长的植物，中国人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但是，这只“死神之手”正在渐渐地松开，它的阴影和密如蛛网般的“手指”正慢慢地在稀薄的空气中消散。不久以后，大自然会以一种新生力量为所犯下的过失来报复她自己。
中华民族是一个强大的民族，这可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两个重大事件中得到证明。其中一件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另一件则还是近期的事。
公元前2世纪，秦始皇——中国的拿破仑，为抵御野蛮的游牧部族对中原的骚扰而修筑了长城。中国人赋予它一个美名——万里长城，它的确像是把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城市围起来的城墙，仅就在此意义上讲，整个帝国就是一座很大的城市。
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长城高二十多英尺，每隔一段距离就建有一个烽火台，当士兵前来保卫帝国不受外敌侵扰时就住在里面。长城绵亘在巍峨的高山、广袤的原野和起伏的丘陵之间，它跨越了冬日里充满咆哮怒吼的狂风的沟壑与山谷，经受了两千多年风雨的侵蚀。尽管冬天白雪覆盖、狂风大有将其夷为平地之势，而夏天的烈日又几乎要将其融为碎片，但是，今天它仍挺立在那里，丝毫没有减少威慑力，仿佛工匠们就在昨天才将其修筑完毕。
第二件大事是近代才发生的。19世纪40年代，强大的英国军队凭借手中的枪炮强迫中国签署了《南京条约》。自此以后，控制中国的不再是那只“死神之手”，而是武力威慑之拳，它使英国的势力得以在中国存在下去。英国的商人在这里从事着鸦片贸易，英国的战舰游弋于中国的东部海域以确保自己获得的权利。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成千上万箱的鸦片从别处运抵中国，使从事鸦片贸易的那些外国商人变得富有，也为英国带来了发展所需的财富。这是一种多么可鄙、多么邪恶的行为啊!武力威慑之拳仍在高高地举着。
时光慢慢向前推移，在此期间，鸦片渐渐遍及整个中国，它的黑手正牢牢地抓住无数人的心，政府永远无法消除的灾祸也正把无数个家庭毁灭，因为那武装的铁拳总是保持着威慑力。
在我看来，这个民族似乎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这块土地上也不时地开着罂粟花。放眼中国大地，灾难已经深深地进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仿佛将来也无可救药。
但接着出现了伟大的奇迹。这个国家的志士仁人胸中的愤怒之火燃烧起来，并呈燎原之势。经过5年左右的抗争，征服者的武力威慑之拳终于慢慢地垂下来了。
今天，罂粟花已不再在这块土地上开放，人们希望在两三年之后，鸦片将完全从这个国家消失。
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完成中国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所干完的事呢?
本书各章，除了结尾一章外，分别都独立成篇地在中国上海的《北华捷报》上发表过。它们后来又以书的形式在中国出版，定名为《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此后，我又对这些文章进行了修订和充实，承蒙编辑恩准，我又得以将此书在英国再版，以飨英国读者 修改后书名为《现代中国的人及其生活方式》。但考虑到《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一名更加形象，故此仍用旧名。——译者。
J麦高温 土地与土地法则
纵观中国历史，自古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观念已经达成一种共识。那耸入云霄的群山、果实累累的山谷、未被开垦的荒野及富饶的平原，莫不归属于皇帝。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如果国家需要任何财富用于公益事业，它只需简单地向现有的财富占有人提出征用要求，并向其支付财富实际价值一半的价钱就可以了。其实，这样一笔费用只能算是对财富所有者的一种感情上的慰藉，而不是对他作为真正的财富所有者的承认。如果阿拉伯国王是一个中国皇帝的话，他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令人垂涎的奈伯斯葡萄园(Naboth vine yard)据为己有。他只要派几个臣子去将葡萄园征用就可以了，而奈伯斯也会马上屈从于他的命令，并在情感允许的情况下体面地隐退，将自己的财富予以奉送。
还在好几年前，当决定在中国架设电报网时，需要向老百姓征用多少财富以满足建设之所需的问题始终未被政府纳入议事日程。架设的线路将绵延数千英里，它既要通过人口稠密的地区，而这里的人十分残忍，在行为上也无拘无束，还要通过朝廷命官权力无法达到的乡村，而在旷野、花园，或在别人的前院里埋置电线杆的权力问题，也从来就没有被认真地考虑过。
许多人认为如此激进的变革将会导致动荡，尤其当其与风水相冲突时就更是如此。而且，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人们一想到自己触犯了法律，那个过了时的怪物就会使他们遭受精神上的折磨。然而，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过。一旦政府着手处理这件事情，各种各样的声音都会保持沉默，电线杆会静静地竖立起来，就好像电报系统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它发明于中国历史上黑暗与混沌的时代，传说是由伏羲或神农发明的。
事实上，偶尔也会发现极个别小小的反面事件，工人们为了埋置电线杆而在一位已故学者的墓地旁挖了一个洞。皇帝曾给过这位学者极高的荣誉，这块墓地便是皇帝赐给他的封地。他的儿子同样也是一位知名人士，当看到一个男人正在他父亲的墓地旁粗野地刨坑时，他震惊了。怀着一种让人无法捉摸的心情，他十分愤怒和激动地要与那破坏自己家庭的行为大干一场，以捍卫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荣誉与财富。随即，他走进那已经挖好的坑里，宣称自己宁可死，也不愿将电线杆竖立在父亲的墓地旁。他非常耐心地解释自己并不是否认皇上对土地的拥有权，但父亲的安息之地是皇室赐予的，他自认为对这块土地拥有特权。双方僵持着，看起来这项工作就得停下来了。这时，陪同负责这条线路的外国技师的中国官员前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他走到那位蹲在坑里的人跟前，对他说：“像你这样一个具有学识和能力的人竟然做出如此孩子般的行为，我感到惊讶。你应该十分清楚，这个王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属于皇上；你现在拥有的一切荣誉都是皇上赐予的。这条线，”这位官员把手一挥，指着那一长排幽灵般竖立在平原上的、一眼望不到边的电线杆继续说，“是根据皇上的旨意而修建的。难道你敢违抗圣旨吗?你应该知道，他有权下令逮捕你和你的妻儿，并把你们碎尸万段，而没有人会怀疑他拥有这样的权力”。这段简短而又具说服力的话使这位学者如梦初醒，他立即站起身，向那位官员深深地鞠了一躬，以表示对其好意的感激。随后，他默默地走开了，留下的工人们则继续干他们的活。
除了从全国各地的海关所征收的款项外，国家所能征收的唯一一项直接税就是土地税。税收收入中用于教育、陆军、海军、国防及警察、穷人等的数额是绝对无人知晓的。在中国，政府官员的薪俸采取的是一种十分简单的支付方式，这种方式不会对他们产生任何压力，因为早已形成并延续至今的那套体制会以一种高度令人满意的方式向他们支付工资和承担其他开销。当然，那些长期以来受苦受难而钱财又被榨干了的普通百姓是无法享有这种待遇的。土地税的征收方式体现了这个国家经济体制的绝妙之处，依靠它，政府能够在无需支付工资和其他杂费的情况下就可以使国家的权力得以维护下去。无论什么时候，当一个新王朝执政以后，它总是根据自身需要颁布新的宪法，并把其作为未来各种法律的基础，这一点在中国可能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当满人在公元1644年登上权力宝座后，他们按照以往的惯例，颁布了他们称之为“大清律”的法律，这份文件改变了土地登记的方法，严格规定每个人都必须按照自己所拥有的耕地和占有的土地数交纳税金。这一做法似乎体现了一种公正和宽容的精神。假如政府在这件事上扮演着一个父亲的角色，最终的结果是，它极其希望土地税不会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在水田地区，是按水稻的插秧量来征税的；而在旱地上，则是根据播种量(以升为单位，与英国的计量单位配克相似)来确定一个征税的量，并以豌豆作为折算的标准。
税的征收标准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它随着土地状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在富饶的高产地区，水田里每播下一升稻种将要上交八至九个便士，在旱地则只需交纳四至五个便士就够了。但在贫瘠或少雨的地区，征税的数量要根据情况成比例地减少。在征税过程中，应对农民予以适当的照顾，他们不应该受到过分的敲诈。
土地税是一项十分稳定的税种，满人上台时它就存在了。直至今天，有关征税的规定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尽管发生过革命，但并没有对地税的征收产生过什么影响。共和政体仍然没有在法律上获得承认，中国人遵守和服从于法律的天性使旧有的秩序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纵然皇帝已经消亡，但国务会议却无法召开。
地税远远谈不上沉重，但它的征收方式却常常给那些愿意交税的人带来极大的悲伤与不公。收税的人总是些劣迹昭彰、名声很坏、极其虚伪的家伙。他们不仅没有工资收入，而且他们现在所拥有的职位也确确实实是花钱买来的。作为对自己所支付金钱的回报，他们唯一要求得到的就是一种特权，凭借这种特权，他们可以想方设法地从人民身上索取钱财。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干每件事时都必须披上合法的外衣。在中国人眼中，法律、古老的风俗、旧有的惯例都是神圣的，在尊重法律和传统的幌子下，他们可以想出各种办法将坏事做绝。
这样一种收税方式确确实实符合中国人的天性，他们宁可采取转弯抹角的方式也不愿采用直接了当的方法。这种方式为收税人创造了一个不受限制地捞取钱财的天地，比之领取工资而言，钱财可以更加容易地流入到他们的腰包。大家都清楚这种收税方式是不公正的，但却没有一个人会建议将其废除。这个帝国的缔造者推行了这种方式。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到那些所谓贤明的人的私人账户里去看一看，就不会怀疑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是会赞成这种方式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官僚政客们都在利用这种方式谋取私利。这一收税方式及其在操作过程中的权力滥用，使得人们极为恼火，由此而导致的大革命把这个帝国搞得支离破碎。风暴过后，国人已经过上了一种新的生活，但旧有的、让人无法忍受的体制却又重新延续下去，就好像在它们中间，存在着改造这个帝国的新力量的萌芽。
收税人赖以生存的税收方式使他们变得腐败。这些人成了人人都憎恨鄙视的对象。而他们被如此对待确也是合乎情理的。他们的脑袋完全钻到钱眼里去了。在收税这条道上，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遍地的财宝。在社交场合中，他们似乎已被某些话题所吸引，但实际上他们的思维仍受着钱财的无形影响。他们的辖区就是一个个“金矿”，它解决了他们每天的吃饭问题，还为他们的家庭囤积了大量财富，使他们能够购置田地，并为儿子们娶上媳妇。然而，这样的“金矿”是需要开采的。就好似那真正的埋藏在地下深处的黄金，需经过一定的技术手段、辛勤劳动和耐心等待之后方能将其提炼出来。同样的道理，在这一税收方式下，要想获取珍宝，就必须要训练出一个最为敏锐、最为灵活、最为卑鄙的头脑来。
为了达到目的，收税人必须做的事情就是通过诡计和欺骗等不光彩的手段，使人们在官僚们那贪婪的手中俯首贴耳，任意受其盘剥；另外，他们还通过敲诈勒索使无数的家庭陷入苦难和悲哀之中。
收税人每年要收两次税。在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收税过程中，他都在想方设法地欺骗和敲诈那些不幸的、受其管制的农民。
这些中国人都穷得可怜，多数人都拿不出钱来缴纳税款，而让他们去筹集这部分款项也实在是件令他们感到苦恼的事情。妇女们将装饰自己的金耳环和发夹献出，男人们也许会把自己的农具送到附近的当铺典当掉。一些因无钱缴税的人会被粗暴和残忍地对待，他们身上仅有的衣物、家中唯一用来煮饭的锅，也会被毫不留情的拎走。
这些贪婪残忍的收税人最热衷于使那些富裕的人在规定的交税时间期限内交不上税。对中国人而言，这是件很简单的事情，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把握住时机。东方社会中流行着一种拖沓风气，它对人的性格会产生微妙的影响，即使是那些精力旺盛的西方人，在这里呆不了多久，也会感到自己的脚步变缓，干起事来也有一种拖拖拉拉的倾向了。
在超过缴税期限几星期后，有一个男人带着钱前来缴税，而那位收税人，则面露愤慨之色，质问他为什么拒绝缴纳税款。这位看上去即将被敲诈的倒霉蛋，以一种最谦卑的态度为自己辩解，他说他觉得晚一两个星期缴税并不重要。“不重要?”收税人高声地叫起来，“难道说你拒绝给皇上缴税吗?你会发现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同时你也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昂贵的代价，你必须缴纳双倍的税款。”
这位可怜的受害者不得不屈服了，因为求助于官府也是无济于事的。在其所在的地区，每一位官员都会站在收税人的一边，他们会判定他不仅拒绝缴税，而且还粗暴地攻击和伤害了收税人。
收税人都训练有术，多年的经验使他们学会了如何巧妙地与那些卑微的农民们周旋。有时，一位拥有几小块土地的农民去世了，如果没有亲属，他的家庭就不存在了。然而，他的土地却依然需要纳税，因为国家不允许拖欠税款，人可以死去，但土地却是永存的。在他死后土地被重新注册，而收税人将对纳税一事负责。
收税人是绝对不会自掏腰包的，他会想方设法地让别人来支付这笔钱。于是，他来到一位富裕农户的家中，并把那张没有主人的土地税票拿了出来。这个农民非常生气地拒绝了收税人的要求，并声明自己与这块土地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对此，收税人的脸上露出平静、温和的微笑，他说：“我知道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因为我已经确切地了解到你已经占有了这块土地，并且现在正偷偷地耕种它。”
这纯属是一派胡言，但它却比真话更能达到收税人的目的，它使得这位农民十分恼怒并大发脾气，而这正是收税人最希望看到的。他抓住那个农民的衣领，开始将他往门口拉。嘴里还说要把他带到官府，让他吃官司。这个农民完全被一种不公正的情绪所支配，因而丧失了平日的谨慎与理智，他忘记了面前这个人的具体身份，自卫性地进行还击，他的两个身强力壮的儿子也上来帮忙。很快，那个收税人就躺在地上。
一种胜利的感觉使这位收税人对自己暂时的屈辱感到欣慰，这样的结局正是他设计出来的。他假装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躺在地上大声地呻吟着，仿佛正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他的一位随从则飞快地跑进城里，不久就带着五个警察和他的老婆返了回来，这个女人大声地哭叫着，并威胁要对那些胆敢对正在履行收税任务的丈夫施以毒手的人进行报复。
这实在是一幕精彩的、往后再也不可能编排得出的喜剧了，但它又是以一种悲剧的形式来表现的。事实上，除了那位农民和他的两个儿子之外，其他人都表演得极其滑稽可笑。舞台效果对中国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中国拥有许多戏剧演员，这似乎能使他们不断地编排出新剧，并在众人面前担当好自己的角色。这样一个包含了所有剧中人物的优秀剧目，是任何人都乐意看到的。剧中的反派人物痛苦地躺在地上，不停地打着滚儿。
在把收税人打倒在地后，这个农民感到害怕了，他看上去脸色苍白，脉搏也不自觉地加快了跳动的速度；收税人的老婆粗野地用手指着天空，头发散乱地披在背上，歇斯底里地尖叫着；警察们的眼里则露出凶猛、冷酷的目光，周围站着围观的人看上去都是一副害怕和惊恐的神情……所有这些构成了舞台效果无法超越的一幕，而这幕剧是经过精心策划并在幕后排练了许多次之后，才正式上演的。
当这个恶棍看到这出闹剧已经达到了自己所期望的效果时，他便暗示可以通过谈判来达成一个解决的办法。这个农民是愿意作出妥协的，当然他也只能这样做，因为一旦落人官府的掌握之中，就意味着他要被榨干每一块铜板，最终落得个身无分文的下场。在与这帮身着官服、背后又有政府撑腰的强盗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他付给了他们10个英镑，这才使事态平息下来。带着这笔钱，收税人和他的那几个声名狼藉的同伙相互间挤眉弄眼地离开了村子，到了村外后，他们为能有今天这样的收获而开怀大笑起来。
在中国，由土地而引发的争端是最多的。贫困是普遍存在的，为了偿清债款，人们被迫经常靠抵押自己的土地来借钱。由于半数以上的中国人都深深地陷于债务之中，一种具有永久属性的东西就应该作为偿还所借钱款的最安全的保证，这一点是很容易想到的。然而，当那些既无权势又无金钱来保护自己权利的人们必须承担中国司法审判中所犯的严重错误的时候，土地所具有的永久性属性也无法阻止经常性的争端和欺诈行为的出现。
例如，一个人将他的地抵押给了某个富裕的邻居，根据契约在一定年份之后他可以赎回自己的土地。在契约规定的期限到来时，他还和当初借钱时一样的穷，他做梦都想赎回这块祖传的、但现在却被别人占有的土地，就如同想得到天上的月亮一样。年复一年，家里的贫困状况却依然如故，等到他的儿子或孙子有了钱并要求赎回这块土地时，时间也许已经过了五六十年了。而这个时候，邻居事实上已将这块土地据为己有，而且不打算放弃它了。
与这种不讲道义的人打交道，最普通的办法就是将难题上交给官府，那无限期的拖延、无休止的敲诈和昂贵的诉讼费用将把穷人的钱包掏空，而财富终将流入作恶者的手中。另一种常见的办法是捏造契约，它将证实这块争议中的土地应该属于现在占有者的家庭财产。这种办法要做得非常巧妙。契约要按照惯常的法律术语写出来，再在地下埋上一段时间，直到它被染上一种看上去显得陈旧的颜色。随后，契约被放进一口铁锅里，再用文火将其烤成棕色，好像是在经历了几百年之后才变成这种颜色的。这种变化极其真实自然，即使是专家的眼睛也经常受到欺骗。
许多年前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孙子前来赎回他爷爷过去抵押出去的土地。这个家庭现在迎来了繁荣的希望，带着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敬，这位孙子希望能找回祖先遗赠给子孙后代的那些财富。这块土地现在的拥有者否认了他们过去曾经对这块土地作过抵押。他们声称自己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拥有这块土地了，并且还提供了陈旧、变色的文件为自己辩护。官司打到县官处，希望由他来对此事作出裁决。县官是一位对中国历史有很深造诣的学者，抱着对双方都公平对待的原则，他十分认真地检查着契约上的每一处印迹。他皱着眉头，目光集中在这些褪了色的棕颜色纸上，静静地沉思着，仿佛他将会洞察到掩藏在那些神秘的古老印迹后面的秘密。
原告拥有看起来十分真实的契约，但被告也提供了其他一些古旧气十足的文件。如何辨别这些契约的真伪成为县官断案的关键。突然，一丝微笑闪现在他的脸上，他转向被告说：“你的契约伪造得非常巧妙，它肯定会骗过任何普通人的眼睛，但是，正如你自己也清楚，它们是赝品。其中有件事可以明确地证实这一点。相信你对中国早期的历史并不了解，所以你在契约中写进了在那个时代并不存在的皇帝名字。因此，你必须马上把土地归还给它的法定所有者。”这个案子得到了公正的判决，但由此也容易想到，在官员既不公正又无学识的情况下，有无数的案子都被错判了。
至于土地所有权的分配问题，习惯上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并没有有关长子继承权的法律来保证土地归最年长的儿子所有。父亲去世后，土地要在所有的儿子中平均分配，当然也不排除这样的情况，即在父亲逝世后，长子成为一家之长，这个时候他的地就可以分得稍多一些，以作为对他承担家庭责任的补偿。
女儿没有分配土地的权利，因为婚姻会对她们的生活作出新的安排，她们实际上被看作是丈夫家族的人，没有哪个妇女会成为她自己家族中任何一个成员的妻子。
二十余年前，当中国再度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时候，钟叔河先生主编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旨在展示近代中国人最初步出国门后，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思考。该丛书以深沉的历史感、丰厚的文化内涵，给读书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温馨的记忆。那无疑是一项功德无量的文化出版工程。至今，我们仍然期待着它还能够有新的延续。
但是，中国融入世界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也意味着世界走向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一过程中，外来的人们还表现得更为“主动”，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言：“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当中国人远渡重洋，以惊奇的双眼观察世界的时候，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也漂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他们用异域人的眼光打量着这块陌生的国土以及生活在这里的芸芸众生，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留下了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民族性格等方面形形色色的观感、研究和评论。无论是从历史研究、民族交往、文化交流，还是中国民族的自我认识等多种角度来看，这些著述都不该是封存于库的资料，而是有待开发的内容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虽然，在那中国人备受欺压的岁月里，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往往带有程度不同的歧视意味和阴暗色调，但其中也不乏认真观察、深切体会、既具有洞察力又深怀同情心的明智之作。作者或是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传教士、外交官，或是为清廷所雇佣的外国官员、教习和科技人员，或是西方报刊派驻中国以及在华西文报刊的记者，或是考察、游历中国的作家、学者、探险家、律师和到中国经商的商人等等，其角色种类之繁，观察范围之广，层次之多，内容之细致深入，总体说来均非同时期有机会观察西方的中国人及其有关著作可比。正是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观察者所写下的为数众多的著作，从而建立起了当时的西方世界里关于中国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又构成今日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历史底版，并反复不断地被现实冲洗出新的照片。
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浏览西方人关于近代中国的各种著作，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中国的观察记述，确有中国人习焉不察的独特之点。相当一部分是对中西直接接触和中国基层社会的记录，多系亲见亲闻，显得别致细腻，足以成为可补中文记载之阙的正史资料，尤其是对方兴未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当然，西方的中国形象毕竟是西方人自己建构的。他们的眼睛里嵌着自身历史文化的瞳孔，因应着当时当地不同的现实需要，故此对于中国的反映有真实的一面，也难免有变形、歪曲的一面；有受其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左右、优先摄取或夸大反映的部分，也有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盲点”——甚至还会有意无意地借中国这壶“老酒”，去浇他们自己心中的“块垒”。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其所记所述、所议所论，也仍然具有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
认识一个民族及其社会文化是一件复杂而长期的事情。无论是认识者还是被认识的对象，都会受到历史和现实因素的种种制约，且自身也并非一成不变。英国著名汉学家雷蒙•道森就曾感慨，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及其文化就像一条“变色龙”一样，总在不断地变化着（参见本丛书中《中国变色龙》一书）。其实，并非只是中国自身在变，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知、想象，也在随着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中国关系的改变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大体说来，西方世界形成比较明确的中国形象，约从13世纪中后期《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和《马可•波罗游记》等的出版和流行开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在西方人眼中都是一个神秘而富庶的东方国度。至17世纪末和18世纪，沉醉在“中国文化热”氛围下的欧洲人，更是视中国为政治开明、教化理性、文明高超的效法榜样。然而从18世纪末期起，由于种种因缘，这一正面形象却迅速地朝其反面转化。
19世纪初至20世纪上叶，是西方中国观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也是本译丛所主要关注的历史时段。此时西方的中国形象已不再像18世纪时那样美妙，令中国人揽镜自照之下爽心悦目之感油然而生，而是观之不免既惭且愤，并由此易生奋发图强、赶超雪耻之念。阅读那个屈辱时代西方有关中国的各种著述里常见的民族偏见和文化歧视时，我们其实已不必过于敏感，更不必有意加以回避。正如本丛书最早出版之时戴逸先生赐序所指出的：这些偏见和歧视，“只能昭显出作者的狭隘和时代的局限，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一个雄据于东方，充满自尊、自信和自强的民族，已经丝毫无损。我们已有足够的肚量，来回顾已为陈迹的一切”。
如今，中国人的“汉唐气魄”正在逐渐恢复，坦承近代西方那极不美妙的中国形象之中的有关认识总体上较之以往趋于深化，至少这种形象变化成为其认知中国走向深化所必经的一个重要阶段，大概不会太显唐突。因为毕竟，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人之间的接触要远比以前更为密切、交往更深、观察更细、碰撞也更多。实际上，我们怎样看待这一变化了的形象并非至关重要，最重要的在于，它是不以我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一种曾影响中西交往且至今仍影响着这一交往的历史文化因子。大凡健全自信的民族，都不会不正视和研究这一历史现象的。
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好比是一面历史的镜子，照照这面西洋镜，从中领略生活于中国本土意识之外的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了解我们在西方的形象变迁史，将无疑有助于我们反省和完善自身的民族性格，在国家建设和国际交往中，增强自我意识，更好地进行自我定位。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借别人的眼光加深自知之明”的意思。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西方有关中国著作的翻译，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对西方汉学家专门研究成果的译述，这已得到许多人的重视。其中影响最大的工程，乃刘东教授主持、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它向国人介绍了不少当代西方和日本一流的汉学研究论著，资为国内学者学术研究有益的借镜。而我们这套“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则显然属于另一类。它主要选择19世纪中国国门被打开后，来华西人综合记述或具体描述中国城乡的社会经济生活、各阶层的日常信仰行为、文化接触的故事、政治制度的运行等轻松活泼、凸显感性、不那么古板学究气的各类著述。我们的标准是：它们曾经在西方世界较广泛地流传，对西方的“中国观”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作者在华经历丰富、际遇独特、观察细腻、眼光独到、议论有味，总之具体真切、形象生动。与此同时，丛书还将包括一些后来的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对于欧美“中国观”予以分析研究的总结性著述。我们认为，后一类译著的价值，当是前一类研究专著所无法取代的。
本译丛最早筹划于上世纪90年代初。1997年至1999年间，它曾以“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为名，由时事出版社和光明日报出版社先后推出过十种，受到学界和读书界的广泛重视和欢迎。但此后，终因我们精力不济，未能继续编译下去。多年来，虽屡有朋友鼓动、多家出版社诚恳相邀，我们却始终畏葸不前、未敢轻允。 2004年底，中华书局汉学编辑室的李晨光、马燕、孙文颖等郑重来函，希望我们能将此套译丛改在中华书局出版，争取每年推出三至五种，持续不断地长期编译下去。书局的领导对此也很支持，意在使之成为一项有文化积累意义的“出版工程”。经多次商谈，我们终于又在这个文化人“情有独钟”的老牌出版社的召唤之下重鼓余勇，再次投身到此套译丛的编译事业中来。
由于原来所出版的十种书分散在两个出版社，且早已绝版，有的译校也尚欠精审，故此次在推出新译之前，在汉学编辑室上述几位专业编辑的大力协助之下，各译者又对原译著进行了认真的校审或修订，并首次以十部汇齐的完整形式，将其予以重版。在方便读者的同时，也希望此举能为译丛今后的发展，奠定一个较为牢靠的基础。
但愿这套“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对于国人了解近代中国社会、认知西方人当时的中国观，能够多有助益，并在今后“持之以恒”的坚持中，真正成为编者、译者、出版者和读者共同喜爱的学术文化事业。
黄兴涛 杨念群
2006年6月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前言
本书所展示的中国人的生活画面出自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我在中国生活了50年，几乎与每个阶层的人都有过很深的交往，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快慰。我越是深入到中国人生活的内部，我的心就越是被他们深深吸引。他们确实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民族，在充满欢乐的时刻，在笼罩着悲哀的时刻，以及在激发起正义感的时刻，他们都证明了自己真正拥有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品质。
一些到中国访问过的外国人，抱怨中国人已缺乏其原有的聪明才智，也丧失了进步发展的能力。若干个世纪以来，那只过去的“死神之手”牢牢地控制着这个国家，这成了导致人民思想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它就像我们看见的在夏天能为坐在它下面的人遮阳的枝繁叶茂的白杨树，也像是插在花瓶中的枝藤交错缠绕而不能健康生长的植物，中国人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但是，这只“死神之手”正在渐渐地松开，它的阴影和密如蛛网般的“手指”正慢慢地在稀薄的空气中消散。不久以后，大自然会以一种新生力量为所犯下的过失来报复她自己。
中华民族是一个强大的民族，这可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两个重大事件中得到证明。其中一件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另一件则还是近期的事。
公元前2世纪，秦始皇——中国的拿破仑，为抵御野蛮的游牧部族对中原的骚扰而修筑了长城。中国人赋予它一个美名——万里长城，它的确像是把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城市围起来的城墙，仅就在此意义上讲，整个帝国就是一座很大的城市。
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长城高二十多英尺，每隔一段距离就建有一个烽火台，当士兵前来保卫帝国不受外敌侵扰时就住在里面。长城绵亘在巍峨的高山、广袤的原野和起伏的丘陵之间，它跨越了冬日里充满咆哮怒吼的狂风的沟壑与山谷，经受了两千多年风雨的侵蚀。尽管冬天白雪覆盖、狂风大有将其夷为平地之势，而夏天的烈日又几乎要将其融为碎片，但是，今天它仍挺立在那里，丝毫没有减少威慑力，仿佛工匠们就在昨天才将其修筑完毕。
第二件大事是近代才发生的。19世纪40年代，强大的英国军队凭借手中的枪炮强迫中国签署了《南京条约》。自此以后，控制中国的不再是那只“死神之手”，而是武力威慑之拳，它使英国的势力得以在中国存在下去。英国的商人在这里从事着鸦片贸易，英国的战舰游弋于中国的东部海域以确保自己获得的权利。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成千上万箱的鸦片从别处运抵中国，使从事鸦片贸易的那些外国商人变得富有，也为英国带来了发展所需的财富。这是一种多么可鄙、多么邪恶的行为啊!武力威慑之拳仍在高高地举着。
时光慢慢向前推移，在此期间，鸦片渐渐遍及整个中国，它的黑手正牢牢地抓住无数人的心，政府永远无法消除的灾祸也正把无数个家庭毁灭，因为那武装的铁拳总是保持着威慑力。
在我看来，这个民族似乎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这块土地上也不时地开着罂粟花。放眼中国大地，灾难已经深深地进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仿佛将来也无可救药。
但接着出现了伟大的奇迹。这个国家的志士仁人胸中的愤怒之火燃烧起来，并呈燎原之势。经过5年左右的抗争，征服者的武力威慑之拳终于慢慢地垂下来了。
今天，罂粟花已不再在这块土地上开放，人们希望在两三年之后，鸦片将完全从这个国家消失。
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完成中国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所干完的事呢?
本书各章，除了结尾一章外，分别都独立成篇地在中国上海的《北华捷报》上发表过。它们后来又以书的形式在中国出版，定名为《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此后，我又对这些文章进行了修订和充实，承蒙编辑恩准，我又得以将此书在英国再版，以飨英国读者 修改后书名为《现代中国的人及其生活方式》。但考虑到《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一名更加形象，故此仍用旧名。——译者。
J麦高温 土地与土地法则
纵观中国历史，自古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观念已经达成一种共识。那耸入云霄的群山、果实累累的山谷、未被开垦的荒野及富饶的平原，莫不归属于皇帝。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如果国家需要任何财富用于公益事业，它只需简单地向现有的财富占有人提出征用要求，并向其支付财富实际价值一半的价钱就可以了。其实，这样一笔费用只能算是对财富所有者的一种感情上的慰藉，而不是对他作为真正的财富所有者的承认。如果阿拉伯国王是一个中国皇帝的话，他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令人垂涎的奈伯斯葡萄园(Naboth vine yard)据为己有。他只要派几个臣子去将葡萄园征用就可以了，而奈伯斯也会马上屈从于他的命令，并在情感允许的情况下体面地隐退，将自己的财富予以奉送。
还在好几年前，当决定在中国架设电报网时，需要向老百姓征用多少财富以满足建设之所需的问题始终未被政府纳入议事日程。架设的线路将绵延数千英里，它既要通过人口稠密的地区，而这里的人十分残忍，在行为上也无拘无束，还要通过朝廷命官权力无法达到的乡村，而在旷野、花园，或在别人的前院里埋置电线杆的权力问题，也从来就没有被认真地考虑过。
许多人认为如此激进的变革将会导致动荡，尤其当其与风水相冲突时就更是如此。而且，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人们一想到自己触犯了法律，那个过了时的怪物就会使他们遭受精神上的折磨。然而，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过。一旦政府着手处理这件事情，各种各样的声音都会保持沉默，电线杆会静静地竖立起来，就好像电报系统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它发明于中国历史上黑暗与混沌的时代，传说是由伏羲或神农发明的。
事实上，偶尔也会发现极个别小小的反面事件，工人们为了埋置电线杆而在一位已故学者的墓地旁挖了一个洞。皇帝曾给过这位学者极高的荣誉，这块墓地便是皇帝赐给他的封地。他的儿子同样也是一位知名人士，当看到一个男人正在他父亲的墓地旁粗野地刨坑时，他震惊了。怀着一种让人无法捉摸的心情，他十分愤怒和激动地要与那破坏自己家庭的行为大干一场，以捍卫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荣誉与财富。随即，他走进那已经挖好的坑里，宣称自己宁可死，也不愿将电线杆竖立在父亲的墓地旁。他非常耐心地解释自己并不是否认皇上对土地的拥有权，但父亲的安息之地是皇室赐予的，他自认为对这块土地拥有特权。双方僵持着，看起来这项工作就得停下来了。这时，陪同负责这条线路的外国技师的中国官员前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他走到那位蹲在坑里的人跟前，对他说：“像你这样一个具有学识和能力的人竟然做出如此孩子般的行为，我感到惊讶。你应该十分清楚，这个王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属于皇上；你现在拥有的一切荣誉都是皇上赐予的。这条线，”这位官员把手一挥，指着那一长排幽灵般竖立在平原上的、一眼望不到边的电线杆继续说，“是根据皇上的旨意而修建的。难道你敢违抗圣旨吗?你应该知道，他有权下令逮捕你和你的妻儿，并把你们碎尸万段，而没有人会怀疑他拥有这样的权力”。这段简短而又具说服力的话使这位学者如梦初醒，他立即站起身，向那位官员深深地鞠了一躬，以表示对其好意的感激。随后，他默默地走开了，留下的工人们则继续干他们的活。
除了从全国各地的海关所征收的款项外，国家所能征收的唯一一项直接税就是土地税。税收收入中用于教育、陆军、海军、国防及警察、穷人等的数额是绝对无人知晓的。在中国，政府官员的薪俸采取的是一种十分简单的支付方式，这种方式不会对他们产生任何压力，因为早已形成并延续至今的那套体制会以一种高度令人满意的方式向他们支付工资和承担其他开销。当然，那些长期以来受苦受难而钱财又被榨干了的普通百姓是无法享有这种待遇的。土地税的征收方式体现了这个国家经济体制的绝妙之处，依靠它，政府能够在无需支付工资和其他杂费的情况下就可以使国家的权力得以维护下去。无论什么时候，当一个新王朝执政以后，它总是根据自身需要颁布新的宪法，并把其作为未来各种法律的基础，这一点在中国可能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当满人在公元1644年登上权力宝座后，他们按照以往的惯例，颁布了他们称之为“大清律”的法律，这份文件改变了土地登记的方法，严格规定每个人都必须按照自己所拥有的耕地和占有的土地数交纳税金。这一做法似乎体现了一种公正和宽容的精神。假如政府在这件事上扮演着一个父亲的角色，最终的结果是，它极其希望土地税不会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在水田地区，是按水稻的插秧量来征税的；而在旱地上，则是根据播种量(以升为单位，与英国的计量单位配克相似)来确定一个征税的量，并以豌豆作为折算的标准。
税的征收标准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它随着土地状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在富饶的高产地区，水田里每播下一升稻种将要上交八至九个便士，在旱地则只需交纳四至五个便士就够了。但在贫瘠或少雨的地区，征税的数量要根据情况成比例地减少。在征税过程中，应对农民予以适当的照顾，他们不应该受到过分的敲诈。
土地税是一项十分稳定的税种，满人上台时它就存在了。直至今天，有关征税的规定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尽管发生过革命，但并没有对地税的征收产生过什么影响。共和政体仍然没有在法律上获得承认，中国人遵守和服从于法律的天性使旧有的秩序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纵然皇帝已经消亡，但国务会议却无法召开。
地税远远谈不上沉重，但它的征收方式却常常给那些愿意交税的人带来极大的悲伤与不公。收税的人总是些劣迹昭彰、名声很坏、极其虚伪的家伙。他们不仅没有工资收入，而且他们现在所拥有的职位也确确实实是花钱买来的。作为对自己所支付金钱的回报，他们唯一要求得到的就是一种特权，凭借这种特权，他们可以想方设法地从人民身上索取钱财。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干每件事时都必须披上合法的外衣。在中国人眼中，法律、古老的风俗、旧有的惯例都是神圣的，在尊重法律和传统的幌子下，他们可以想出各种办法将坏事做绝。
这样一种收税方式确确实实符合中国人的天性，他们宁可采取转弯抹角的方式也不愿采用直接了当的方法。这种方式为收税人创造了一个不受限制地捞取钱财的天地，比之领取工资而言，钱财可以更加容易地流入到他们的腰包。大家都清楚这种收税方式是不公正的，但却没有一个人会建议将其废除。这个帝国的缔造者推行了这种方式。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到那些所谓贤明的人的私人账户里去看一看，就不会怀疑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是会赞成这种方式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官僚政客们都在利用这种方式谋取私利。这一收税方式及其在操作过程中的权力滥用，使得人们极为恼火，由此而导致的大革命把这个帝国搞得支离破碎。风暴过后，国人已经过上了一种新的生活，但旧有的、让人无法忍受的体制却又重新延续下去，就好像在它们中间，存在着改造这个帝国的新力量的萌芽。
收税人赖以生存的税收方式使他们变得腐败。这些人成了人人都憎恨鄙视的对象。而他们被如此对待确也是合乎情理的。他们的脑袋完全钻到钱眼里去了。在收税这条道上，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遍地的财宝。在社交场合中，他们似乎已被某些话题所吸引，但实际上他们的思维仍受着钱财的无形影响。他们的辖区就是一个个“金矿”，它解决了他们每天的吃饭问题，还为他们的家庭囤积了大量财富，使他们能够购置田地，并为儿子们娶上媳妇。然而，这样的“金矿”是需要开采的。就好似那真正的埋藏在地下深处的黄金，需经过一定的技术手段、辛勤劳动和耐心等待之后方能将其提炼出来。同样的道理，在这一税收方式下，要想获取珍宝，就必须要训练出一个最为敏锐、最为灵活、最为卑鄙的头脑来。
为了达到目的，收税人必须做的事情就是通过诡计和欺骗等不光彩的手段，使人们在官僚们那贪婪的手中俯首贴耳，任意受其盘剥；另外，他们还通过敲诈勒索使无数的家庭陷入苦难和悲哀之中。
收税人每年要收两次税。在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收税过程中，他都在想方设法地欺骗和敲诈那些不幸的、受其管制的农民。
这些中国人都穷得可怜，多数人都拿不出钱来缴纳税款，而让他们去筹集这部分款项也实在是件令他们感到苦恼的事情。妇女们将装饰自己的金耳环和发夹献出，男人们也许会把自己的农具送到附近的当铺典当掉。一些因无钱缴税的人会被粗暴和残忍地对待，他们身上仅有的衣物、家中唯一用来煮饭的锅，也会被毫不留情的拎走。
这些贪婪残忍的收税人最热衷于使那些富裕的人在规定的交税时间期限内交不上税。对中国人而言，这是件很简单的事情，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把握住时机。东方社会中流行着一种拖沓风气，它对人的性格会产生微妙的影响，即使是那些精力旺盛的西方人，在这里呆不了多久，也会感到自己的脚步变缓，干起事来也有一种拖拖拉拉的倾向了。
在超过缴税期限几星期后，有一个男人带着钱前来缴税，而那位收税人，则面露愤慨之色，质问他为什么拒绝缴纳税款。这位看上去即将被敲诈的倒霉蛋，以一种最谦卑的态度为自己辩解，他说他觉得晚一两个星期缴税并不重要。“不重要?”收税人高声地叫起来，“难道说你拒绝给皇上缴税吗?你会发现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同时你也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昂贵的代价，你必须缴纳双倍的税款。”
这位可怜的受害者不得不屈服了，因为求助于官府也是无济于事的。在其所在的地区，每一位官员都会站在收税人的一边，他们会判定他不仅拒绝缴税，而且还粗暴地攻击和伤害了收税人。
收税人都训练有术，多年的经验使他们学会了如何巧妙地与那些卑微的农民们周旋。有时，一位拥有几小块土地的农民去世了，如果没有亲属，他的家庭就不存在了。然而，他的土地却依然需要纳税，因为国家不允许拖欠税款，人可以死去，但土地却是永存的。在他死后土地被重新注册，而收税人将对纳税一事负责。
收税人是绝对不会自掏腰包的，他会想方设法地让别人来支付这笔钱。于是，他来到一位富裕农户的家中，并把那张没有主人的土地税票拿了出来。这个农民非常生气地拒绝了收税人的要求，并声明自己与这块土地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对此，收税人的脸上露出平静、温和的微笑，他说：“我知道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因为我已经确切地了解到你已经占有了这块土地，并且现在正偷偷地耕种它。”
这纯属是一派胡言，但它却比真话更能达到收税人的目的，它使得这位农民十分恼怒并大发脾气，而这正是收税人最希望看到的。他抓住那个农民的衣领，开始将他往门口拉。嘴里还说要把他带到官府，让他吃官司。这个农民完全被一种不公正的情绪所支配，因而丧失了平日的谨慎与理智，他忘记了面前这个人的具体身份，自卫性地进行还击，他的两个身强力壮的儿子也上来帮忙。很快，那个收税人就躺在地上。
一种胜利的感觉使这位收税人对自己暂时的屈辱感到欣慰，这样的结局正是他设计出来的。他假装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躺在地上大声地呻吟着，仿佛正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他的一位随从则飞快地跑进城里，不久就带着五个警察和他的老婆返了回来，这个女人大声地哭叫着，并威胁要对那些胆敢对正在履行收税任务的丈夫施以毒手的人进行报复。
这实在是一幕精彩的、往后再也不可能编排得出的喜剧了，但它又是以一种悲剧的形式来表现的。事实上，除了那位农民和他的两个儿子之外，其他人都表演得极其滑稽可笑。舞台效果对中国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中国拥有许多戏剧演员，这似乎能使他们不断地编排出新剧，并在众人面前担当好自己的角色。这样一个包含了所有剧中人物的优秀剧目，是任何人都乐意看到的。剧中的反派人物痛苦地躺在地上，不停地打着滚儿。
在把收税人打倒在地后，这个农民感到害怕了，他看上去脸色苍白，脉搏也不自觉地加快了跳动的速度；收税人的老婆粗野地用手指着天空，头发散乱地披在背上，歇斯底里地尖叫着；警察们的眼里则露出凶猛、冷酷的目光，周围站着围观的人看上去都是一副害怕和惊恐的神情……所有这些构成了舞台效果无法超越的一幕，而这幕剧是经过精心策划并在幕后排练了许多次之后，才正式上演的。
当这个恶棍看到这出闹剧已经达到了自己所期望的效果时，他便暗示可以通过谈判来达成一个解决的办法。这个农民是愿意作出妥协的，当然他也只能这样做，因为一旦落人官府的掌握之中，就意味着他要被榨干每一块铜板，最终落得个身无分文的下场。在与这帮身着官服、背后又有政府撑腰的强盗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他付给了他们10个英镑，这才使事态平息下来。带着这笔钱，收税人和他的那几个声名狼藉的同伙相互间挤眉弄眼地离开了村子，到了村外后，他们为能有今天这样的收获而开怀大笑起来。
在中国，由土地而引发的争端是最多的。贫困是普遍存在的，为了偿清债款，人们被迫经常靠抵押自己的土地来借钱。由于半数以上的中国人都深深地陷于债务之中，一种具有永久属性的东西就应该作为偿还所借钱款的最安全的保证，这一点是很容易想到的。然而，当那些既无权势又无金钱来保护自己权利的人们必须承担中国司法审判中所犯的严重错误的时候，土地所具有的永久性属性也无法阻止经常性的争端和欺诈行为的出现。
例如，一个人将他的地抵押给了某个富裕的邻居，根据契约在一定年份之后他可以赎回自己的土地。在契约规定的期限到来时，他还和当初借钱时一样的穷，他做梦都想赎回这块祖传的、但现在却被别人占有的土地，就如同想得到天上的月亮一样。年复一年，家里的贫困状况却依然如故，等到他的儿子或孙子有了钱并要求赎回这块土地时，时间也许已经过了五六十年了。而这个时候，邻居事实上已将这块土地据为己有，而且不打算放弃它了。
与这种不讲道义的人打交道，最普通的办法就是将难题上交给官府，那无限期的拖延、无休止的敲诈和昂贵的诉讼费用将把穷人的钱包掏空，而财富终将流入作恶者的手中。另一种常见的办法是捏造契约，它将证实这块争议中的土地应该属于现在占有者的家庭财产。这种办法要做得非常巧妙。契约要按照惯常的法律术语写出来，再在地下埋上一段时间，直到它被染上一种看上去显得陈旧的颜色。随后，契约被放进一口铁锅里，再用文火将其烤成棕色，好像是在经历了几百年之后才变成这种颜色的。这种变化极其真实自然，即使是专家的眼睛也经常受到欺骗。
许多年前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孙子前来赎回他爷爷过去抵押出去的土地。这个家庭现在迎来了繁荣的希望，带着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敬，这位孙子希望能找回祖先遗赠给子孙后代的那些财富。这块土地现在的拥有者否认了他们过去曾经对这块土地作过抵押。他们声称自己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拥有这块土地了，并且还提供了陈旧、变色的文件为自己辩护。官司打到县官处，希望由他来对此事作出裁决。县官是一位对中国历史有很深造诣的学者，抱着对双方都公平对待的原则，他十分认真地检查着契约上的每一处印迹。他皱着眉头，目光集中在这些褪了色的棕颜色纸上，静静地沉思着，仿佛他将会洞察到掩藏在那些神秘的古老印迹后面的秘密。
原告拥有看起来十分真实的契约，但被告也提供了其他一些古旧气十足的文件。如何辨别这些契约的真伪成为县官断案的关键。突然，一丝微笑闪现在他的脸上，他转向被告说：“你的契约伪造得非常巧妙，它肯定会骗过任何普通人的眼睛，但是，正如你自己也清楚，它们是赝品。其中有件事可以明确地证实这一点。相信你对中国早期的历史并不了解，所以你在契约中写进了在那个时代并不存在的皇帝名字。因此，你必须马上把土地归还给它的法定所有者。”这个案子得到了公正的判决，但由此也容易想到，在官员既不公正又无学识的情况下，有无数的案子都被错判了。
至于土地所有权的分配问题，习惯上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并没有有关长子继承权的法律来保证土地归最年长的儿子所有。父亲去世后，土地要在所有的儿子中平均分配，当然也不排除这样的情况，即在父亲逝世后，长子成为一家之长，这个时候他的地就可以分得稍多一些，以作为对他承担家庭责任的补偿。
女儿没有分配土地的权利，因为婚姻会对她们的生活作出新的安排，她们实际上被看作是丈夫家族的人，没有哪个妇女会成为她自己家族中任何一个成员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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