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制外还有一个“体制” 难以破解的老问题

　　五点疑惑

　　疑惑何在？先从几个新民谚及社会现象背后折射的问题说起。

　　其一曰：“社会上的东西，书本里学不到；书本上的东西，社会上没有用。”

　　从小听到这句话，作者就对身陷其中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神秘莫测的幽深感，仿佛某种玄机深锁其中，社会的真相仿佛一团“迷雾”，散发着莫名的潮湿和黑暗。而另一方面，“迷雾”仿佛永远只是书呆子的“迷雾”，它对另一种人却是开放透明的，这种人练就一身“武林真功”，拥有超凡本领，置身层层浓雾而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这些人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老江湖”。他们世事洞明，人情练达，长袖善舞。

　　平心而论，人的本事有大有小，或飞黄腾达，或虎落平阳，本是常事。这个社会迷雾氛围令人生疑，并不因为人生起落成败本身，而在于其中原因不让说，被一种集体无意识狠狠地捂盖住，结果变成书本里学不到的“少儿不宜”。这究竟是世界通例，还是中国国情？是真的“国情”？还是借口“国情”玩猫腻？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旦书本和社会脱节，那不叫书本，不叫学问。比方说，社会学是研究社会道理的学问。既是研究社会道理，就该反映社会现象，或者反过来说，若不反映社会现象，便不是真的社会学。一般而论，社会道理在书本里能学，书本上的道理在社会上也能用。到这一步，书本才是书本。不到这一步，书本不算书本。中国社会为什么在现实与书本之间有一道“沟”呢？这道“沟”又是什么？为何不让书本介入呢？

　　其二曰：“老实人吃亏”。

　　当下，父母经常教育初涉世的子女：“做人不要太老实，老实人吃亏哦”。孩子刚懂事，有些年轻父母常陷入这样的困惑：遇到孩子纠纷，究竟应该教以礼让，还是以牙还牙；假若挨同学揍，应该更狠地回揍他，还是告诉老师？

　　这也是一种博弈论的“囚徒困境”，教育孩子就像囚犯过堂：当老实人挨揍，弄不好孩子被打得头破血流；教孩子揍人是学坏，弄不好把别人孩子打得头破血流。不同父母，便有不同策略和博弈，建立不同的均衡，养成不同性格。

　　做老实人真的吃亏。去公共场所办事，老老实实排队吃亏，小滑头耍心眼插队占便宜；单位里，埋头苦干吃亏，拍马屁献殷勤反占便宜；良商卖真货赚不到钱，奸商卖假货次货占便宜；教授真做学问白辛苦，反而剽窃、买文章、耍花样的占便宜；本分学生老实考试吃亏，考场作弊的、花钱请“枪手”的占便宜……老实人吃亏的现象，违背人类社会基本的公义原则和秩序性。但为何老实人偏偏吃亏？

　　“老实人”不是笨人，IQ没有问题，只不过是做事有操守，一板一眼。老实人是良民，是维护秩序的人。守秩序就吃亏，不守规矩反倒占便宜，这就奇怪了，黑白颠倒了。

　　明清以后的数百年，为数不少的中国人顶礼膜拜“乱世枭雄”以至无以复加。这些被崇拜的偶像不是正道上的英雄，譬如秦始皇、岳飞、文天祥、戚继光、林则徐……反倒是韦小宝、令狐冲、燕子李三，黄金荣、杜月笙、张大帅、许大马棒、座山雕……他们都是在体制外翻云覆雨的江湖大侠、流氓土匪。这些人大多身处体制之外，也有少数僭越体制之内，却依然按体制外的江湖规矩行事。他们好勇斗狠，手段毒辣，从不创造一分钱财富，却以打家劫舍、坐地分赃、抢夺财富为荣：你种田，他抢粮；你开店，他收保护费；你上路，他剪径；你办事，他揩油；你认真工作，他整人；你拒贿，他捅一刀……老实做事不如打家劫舍，遵纪守法不如舞枪挥拳，慢慢演变成一种凌驾法律秩序之上的现实，天皇老子奈何不得。此情此景之下，世道百业维艰，好人自甘堕落，良民被逼上梁山，为活命纷纷转而抢劫他人，最终演变成近代以来古怪的社会寄生格局。正如一幅楹联悲凉陈述：“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水，水落石出”。这上联的下联曾在民国被悬赏过，但至今未有人对出下联，并非技巧问题，只因内涵太过悲凉，无以复加。乱世只有一个本质，没有第二个，因而有上联便无下联。

　　如今武侠鸦片何其多，随便逛逛书摊、书店，在文学网站冲冲浪，或是用电视遥控器扫扫数十个频道，其泛滥不言自明。电视传媒、专家讲学动辄以武侠人作比喻，新人类一代读武侠长大，金庸、古龙们崛起而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对语言、文学乃至文化影响至深。枭雄文化的繁荣，恰是一个自诩的五千年文明蜕变的征兆。难道除了靠拳打脚踢，中国人就无法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大侠令人羡慕，他不劳动，却很富有，这背后隐藏着大家心知肚明的秘密。一个自诩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大国，大家最后非要效法不劳而获的“大侠”去巧取豪夺？

　　其三曰：“坏人占便宜”。

　　“好人吃亏，坏人发达”。这不是文学讥讽，而是一种常见社会现象。

　　近年来流行一句绕口令：“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坏”：性交易也。暗示一边交易，一边金钱从男人流向女人。至于男人前面如何来钱，女人来钱后面干啥，并未涉及。一位老江湖反复琢磨这两句，豁然开朗道：“男人又如何来钱呢？也是‘变坏’得来的嘛。男女‘变坏’都来钱，不过男人的坏不同女人的坏。”他列举说：这年头要走捷径迅速发达，必居以下其一：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行贿索贿、偷税漏税、赖账混账、欺生宰客、走私贩毒、贪污挪用、损公肥私、以次充好、坑蒙拐骗、撒谎撂白、厚颜无耻、沽名钓誉、剽窃他人、自我吹嘘、拆白搅屎、恐吓威胁、敲诈勒索……当然，女人也可选择男人式复杂的坏法，不过女人们并不擅长，不及卖色来得简单，一坏抵百坏。

　　财富和名气的积累是个漫长和辛勤的过程。若有人真能一夜暴富成新贵，必是闯荡江湖从合法规则外走偏门而来。暴风雨式的原始积累过程，屁股底下难免不干净。媒体每年炒作富人排行榜蕴含了许多意味，上榜富豪年年不同，更迭惊人。无名氏迅速崛起，显贵为“首富”，正当红得发紫时稍纵即逝，第二年东窗事发潜逃国外；还有，江湖卖艺人一炮走红娱乐圈，不久猫腻泄漏，锒铛入狱……

　　上世纪90年代初，作者调查乡镇企业纳税情况，在现实中感悟到逃税现象背后的制度博弈规律。事实上，那时某一个镇子的企业偷逃税现象十分普遍。生成这一博弈论所谓“非稳定均衡”，历经一个博弈过程。早先，部分业主与税官私交良好，被网开一面，允许暗中偷漏税，结果在行业中导致不公平竞争。其他缴税企业比逃税企业生产成本高，企业运作自然难以为继。于是，没有关系的缴税业主被迫攀附、行贿税员，以达到同样逃税目的。博弈力量之下，有了第一个必有第二个，然后第三、第四……否则后面的企业都活不了，直至最后一个。风气扩散，大家竞相效尤，直到最终逃税成了普遍现象。客观看，地方某一行业普遍逃税，逻辑上便可推理出税员吃税的“陋规”。用江湖黑话说，税员们“吃码头”。这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系统化的隐形规则，古时称“陋规”。老百姓心里明白得很，当地有民谚道破天机：“家里有个税务，全家致富”。致富靠啥，大家心知肚明。

　　邻县一镇另有一番情景。乡民集体参与诈骗，人数之多令人惊骇。当地工业基础薄弱，许多闲散农民参加手机短信和网络购物诈骗。驾车走一圈，放眼望去非常古怪，镇里百业凋敝，街道冷清，唯独洋楼林立，建筑业一枝独秀，砖瓦建材遍地堆积。这盖房子的钱，从何而来？答曰：骗来的。欺诈可以形成一个行业，而且居然养活一方人，成为地方上的支柱产业，可说是空前绝后。

　　一人逃税、一人诈骗，可说是法律和道德问题。众人逃税、众人诈骗，就不止是个道德问题，甚至也不止是执法不严问题，必需提高层次来考量，因为“法不责众”。

　　“责众”与法，在概念上有内涵冲突。法是什么？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说：法是众人生活生成的惯例，然后被政治权力所确认。也就是说，法首先来源于众人惯例，而不只是立法者的意志。法与惯例有了矛盾，自然首先不是检讨惯例，而是检讨法。一旦作为法的对立面的“陋规”通行，成为流行惯例，这个问题就大了，可能社会秩序出现了危机。上面这两个例子就运行在矛盾的名实程序之上，合法程序不实际，实际程序不合法，体制名存实亡。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整个地区全体逃税，公共财政从何而来？公共设施何以建设？社会福利如何保障？公共安全谁来负责？官员谁来养活？没钱养活的官员会不会被“逼上梁山”？譬如，部分警察拿不到财政，改“执法为民”为“执法为钱”，有油水案件多接，没油水的案件置之不理。更有甚者，他们不仅不保障公共安全，而且故意“放水养鱼”，纵容甚至豢养犯罪源头和流氓团伙以作生财之道。

　　类似在“某些”地域，交管部门是个利益集团，假使所有司机驾驶都循规蹈矩，道路上便太平无事，没人违章，没人求情，于是他们的油水就少。这谁干啊？于是渐渐地，这行业里产生一种默契，执法半紧半松，老到而恰到好处，目的是“油水”最大化。所谓松，就是纵容司机违规；所谓紧，就是揩油。一紧一松，如风箱一样来回捣鼓。车民就像风箱里的老鼠，头回被揩油，心理惊慌，下回还得继续巴结交警，以保日后太平。于是恶性循环，价码越来越高。譬如，2004年，福建某市就查处了一批专门在年检时刁难车主的交警“害群之马”，他们没事找碴儿，脚压着油门说你排气超标，必须到定点厂维修；又如2002～2003年，大量山西司机被路检刁难，空车被判罚超载。无可奈何之下，司机们权衡利弊，结论还是局里有人更太平，舍财去灾吧。所以结交交警成了司机的业余必修课。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说：交易费用决定了人们对一种制度的选择。“害群之马”深谙此理，其用心就是要增加按章办事的费用，让你走正道无门，只好求助于关系网和人情。有了人情，他的油水才有保障。

　　可见，许多情形下，“坏”并非可以单纯归咎为道德危机，后面还反映了社会秩序危机。正式规则一旦失范，非正式规则才有可乘之机。

　　其四曰：中国人做事不认真。

　　做事不认真，也是许多中国人的一个通病，不认真的人和事司空见惯，大概这也和时兴不认真的某些现实有关。你若认真，别人说你“傻帽儿”。譬如，随意夸海口，承诺不兑现。许多人一开始就没打算兑现，说着玩儿的。福建东部方言词儿“满说”，甚为流行。“满说”就是随便说，瞎说不当真。不当真也要说，而且常说，反映了一种奇特的价值观。福建南部方言另一词与之相近，叫做“画虎卵”。“卵”属闽南方言，指雄性生殖器。这话的妙处，乃是当地无虎，谁也没见过老虎，更没见过其生殖器，所以，随便画几笔很容易蒙人。经常“满说”，经常“画虎卵”，等于经常蒙人。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契约和法律规范没有明显约束力。签订的合同，承诺的事情，甚至法院的判决，后面执行都很难，要千叮咛万嘱咐，催了又催，挤牙膏似的一回一点，还未必奏效。大家做事普遍不认真，一旦遇到做事认真的人，反倒十分惊讶，仿佛老古董：“哇，这年头，还有这样认真的人。出土文物啊？”“这年头”三字本身即具深意，如今成了中国人口头禅，后面必跟定价值消解的话语——混、糊弄、马虎眼、敷衍塞责、反理想主义、不诚信……“这年头，谁跟谁啊，是不是？”意思是何必那么认真呢。

　　中国本是君子之国，信守契约之国，古人斩金截铁的金玉誓言——“言而守信”、“一诺千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尚在耳边回荡，不肖子孙的诚信堕落至此。呜呼哀哉！

　　其五曰：虽同属儒教国家，礼教大幅落后日韩。

　　中、日、韩同系东亚儒教国家，中国还是东亚文化发源地，为什么今天中国比日韩落后一大截？这个问题曾经被问过多遍，思想上仿佛解决，又仿佛没解决。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说法，是“吃人的礼教”导致中国落后于西方。然而，说到所谓“吃人的礼教”，日本和韩国也不逊色。韩国拥其“箕子学说”和“李退溪学派”，甚至要与中国争执儒教发源地位。若中国不要儒教，他们当然要去；至于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奉朱熹理学——朱子学为国学，自称“朱熹过化之境”，与朱熹家乡福建省如出一辙。这是说远事。再看今日平民生活，日韩两国的礼教遗风当今中国望尘莫及，中国年轻的“新人类”早已不敢自己妄称“礼仪之邦”。在公共场合，一群普通中国人与一群普通日本人或一群韩国人坐在一起，不消开口，行为举止立分出国籍，反映出从小传统熏陶不同。

　　难道，这儒教真就十恶不赦？一旦扔了儒教，便一好百好？

　　纵览儒教国家现代化，尽管礼教积习有阻力，却未必是导致落后的主要原因，甚至未必是唯一原因。宗教与社会进化的关系，甚为复杂。礼教未必能阻挡现代化，也未必与现代制度完全不相容，简单地判断难免流于武断。日本的企业还将家庭忠孝观念引入企业文化，推助了日本战后经济起飞。无可否认，礼教可能是窒碍中国现代化的原因，但肯定不是导致中国近代深重苦难的唯一原因，不能由此掩盖了其他原因。什么原因？江湖化！

　　寻找失落的线索

　　作者积十年心得，设置了以上的这五个问题。自然地，只能先自问自答。为了找答案，作者做了一项十年研究：

　　1993～1998年，作者利用工作接触社会各阶层群体之机，对于这些问题进行定向调查，从中归纳出几个关键概念：关系、人情、死党、面子、混。这五个关键词勾勒了一个特殊的话语空间，代表了“书本学不到”、“老实人吃亏”、“坏人发达”等规则的内涵。调查显示，这些概念与社会陋规有关，也与一些隐形习俗有关。

　　2000年，作者做了一个古代文献电子资料库，涵盖公开出版和互联网登载的大部分古代电子文库，主要包括《二十四史》以及历代重要文学作品。将这以上关键词放进文献库检索，结果发现：第一，这些关键词的起源时间相对集中，基本处于明中叶后至清代（相对于五千年文明史）；第二，这些关键词的话语主体是移民和游民，俗称“闯荡江湖的”。

　　明中叶以后的游民迁徙与上述隐形体制有何关联？

　　明代是中国文化古典性的终结，是近代性的开始。社会变迁千头万绪，究竟哪些历史变化与上述隐形制度有因果关系或者相关关系？

　　原来“江湖”是祸首

　　明中叶以后，针对中国农业生产关系承载力而言，人口规模在总量上接近饱和，而在局部地区基本达到饱和，人满为患以晋、徽、闽三地为最。在这些人口饱和地区，过剩人口溢出宗族乡村流落他乡，神州大地迁徙人流泛滥，产生一个稳定的移民无产阶级——游民。游民晃来晃去不消逝，是五千年来未有的大事。我们熟悉的古代经典生活方式，实际上是定居农耕模式。定耕和定居，既是儒教既定国策，也是实施儒教统治的必然要求。简言之，儒教是基于定居组织的文化，定居是这文化的前提。一旦游民四起，政府在家族制度内无法解决人口流动问题。移民群体在古典农耕制度中不能被整合，因而具有极大的破坏性。除了商人以外，大部分游民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生活难以为继，行为不可避免流氓成性。游民，即所谓流氓无产者。此光景在明下半叶愈演愈烈，终未见好转，明末战乱演成一个小高潮，生成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

　　清初，康雍乾三世历经百年，史称盛世，民生康宁，人口繁衍，骤增三倍。忽然间“康乾盛世”急转直下，世道直接毁于人口膨胀。盛极而衰以后，嘉道咸三朝人地矛盾更加严峻，灾难在加深，人口仍在增长，全国人口饱和的临界点终于全面来临，神州各处人满为患，食不果腹的饥民纷纷离开家乡四处逃难。一个经典时代终于崩溃了。

　　清代游民在远离家乡的逃难生涯中，二百年饿殍死鬼不计其数，不幸成为儒教訇然倒塌殉葬人。清光绪二年“丁丑奇旱”，粮食连续三年歉收，仅山西一省饿死数百万人，演成人肉相食的惨烈悲剧。

　　大难后有少数幸存者艰难存活，形成一个漂泊群体——江湖的星星之火，日后得逞燎原。这些人组织了一个社会“江湖”。这个怪物，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后中国社会的面貌，悄然建立自己的领地：一个秘密社会，一个关系网络。上世纪初，江湖势力进入政坛，黑白两道渐行融会，秘密会党和关系网两种江湖从流民“道上”扩散至主流社会——商界、官场和文化圈，从而产生无以数计奸商、军阀、政棍、文痞和混混，导致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江湖化”。江湖化，即合法体制被江湖渗透了，成了江湖地盘。

　　前后历时五百年的“江湖化”，正是解读上述五个困惑的钥匙。江湖观点是思考的钥匙。离开江湖，仅以“儒教吃人论”便无从考量真实的近代中国。

　　近五百年来中国“江湖化”，是造成近代中国社会逐渐腐败的重要原因，是形成“老实人吃亏”、“坏人发达”等制度悖论的原因，是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文明的原因之一，也是近代中国礼教落后日、韩的主要原因。若将这个新观点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点合并，那就是：礼教崩溃和社会江湖化，是近代中国衰落的二重旋律。单旋律、单思路解释近代中国的路径，不能解决问题。如果简单地认为礼教制度面对西方文明入侵的劣势，是近代中国灾难的全部原因（正如眼下教科书所述），就忽略了古代制度内部的一个深层问题。实际上，早在明朝，表现为人地矛盾的儒教制度的生产关系承载力已经突破人口极限，古典性开始终结，现代性诉求已经发端。江湖化，只不过是寻求现代性的一个歧路，走错了方向。

　　那么，什么是“江湖化”，什么是江湖中国？

　　本书所说“江湖化”不限于狭义江湖——帮会或秘密社会，更涵盖认同和实践江湖规则的一般百姓，即被江湖同化的整个社会。这是一个可被观察但不可回避的事实。若回避，便是讳疾忌医。

　　整个社会被江湖颠覆，意味着正式规则被非正式规则颠覆，这是人类社会史的奇迹，是儒教文明后期特有的大事。江湖化之所以是奇迹，因为它在数学上创造了一个悖论：

　　体制内=体制外；

　　或者：正的=反的。

　　理解这个悖论是一种思想挑战，也是一个民族勇敢面对命运、自我反省的挑战。 　　中国的江湖化

　　明以前中国社会

　　江湖并非无源之水，它产生于古典儒教制度内部的固有矛盾和技术性障碍之中。

　　五千年来，古代中国一直是定耕农业国家，其重要制度譬如商礼周礼、周公制宗法、秦汉立郡县制、隋唐行均田制、明清改行混合财税制……均围绕着定耕农业而制订，一切皆以有利农耕为最高原则。

　　古典中国文化是定耕农业文化，农户家族是社会组织的细胞，农业是基础产业，定居是基本生活模式。围绕这一文明轴心，培育并形成价值信念、社会组织、制度体系、农业技术、宗教信仰、习俗约定、政治组织设置和行为伦理。

　　明朝以前的古典社会服务于建设一个封闭的、简单均一的社会，其显著特征是定居和定耕，自给自足，无为而治。在理想情形下，农民无意四处走动，对外界兴趣索然，这对于维护制度稳定有好处。此制度框架允许少量旅行者、挑贩、走亲戚，然而不允许数量大到动摇“定居”方式的根基。假如农民大批离开村庄居所开始移民，尤其非家族性的个人漂泊，必导致家族作为社会细胞的解体，古典文化制度就彻底失效。　　

　　说流动人口，必先说商人。商人天职是交换各业劳动剩余产品，重新配置生产生活资料，职业特征是走街串巷，跋山涉水。明以前商人数量不多，一方面对国民经济贡献很小，不足以补充国库税收，另一方面商人四处游走，增加不稳定因素，很难被整合进定居结构。

　　史料显示，从秦汉至明清两千年，尤其隋唐后一千年，社会面貌和农业生产力几乎没有明显改变。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聚族而居的村社组织，以“儒、道、佛”为核心的信仰体系，中央集权的朝廷政治，基于人口和耕地的二元税制，千年以来一如既往，时间仿佛凝固，社会纹丝不动。譬如朝廷的政治中央集权、儒法典章、儒道佛信仰、人头税加土地税的两型财政、宗族社会组织、科举选仕、道德文章、人畜混力耕作、农业靠天吃饭、二十四节气，天干地支历法……长此以往，延绵不绝。

　　生育子嗣，是古典社会的价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