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刘延林
各位读者朋友：


你们好！我在10年前写的自传中曾经交待过：“对我来说，路还很长。到了50岁、60岁的时候，再给您看我的第二本书。到时候，再来请您评说。”那年我刚过了30岁。现在呈现在您面前的这本书再把我这10年经历过的事情写出来附上。10年时光不算短，自从报刊报道我的事迹以来，自传出版以来，我曾经在几个月时间里收到7000多封读者来信。来信有谈感想的，有倾诉经历的，有探讨问题的，还有讨教“成功秘诀”的。读者中有打工仔，有学生，有普通员工，有白领，有教师，有干部，有商人，有军人；有老人，有少年儿童；有来自祖国边陲小镇的读者，也有来自台湾省，来自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读者。
有不少朋友说我这些年变化大。俗话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到了40岁，很多事情都看懂了。所以我想现在我更成熟些，写出的东西对您也许更有启发。
这10年也就是我面临如何发展的10年。在书中，您可以看到我的思路、我的理念，以及我是如何得到“机会”的。


我到一个地方，都会有很多人向我提出问题，问我“成功秘诀”。我分析过自己的成功，深层次的东西说不好。这次本书出版，将原自传的内容作为前三章；新写了第四章“回眸十年走过的路”；第五章为访谈，主要谈自己的心得；第六章是“我的事业，我的生活”，以图片为主；第七章为“评析”。评析者曾发表文章对我的成功做了分析，我觉得不光是写出了我的心里话，相信也写出了很多事业成功者的共通性。与他取得联系，随意交谈之下，后来就有了出这本书的念头。评析者希望读者朋友看了我的自传和“评析”后能“减少十年探索，少走十年弯路”。我相信不管你是处在什么行业，无论你的出身背景如何，目前状况如何，只要你肯努力进取，你一定可以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我”，希望处境不如意的朋友能够豁然开朗。我以自身的体验相信，肯努力肯坚持，实现成长，大多数人都能够取得成就，取得成功。


在这里我还想传达一个信息，对于一些商人、创业者、白领，甚至是想以后出来自主创业的打工仔来说，中部、西部一些地方很有特色，是发展事业的好地方。相对于沿海发达地区要落后好多年，现在是难得的发展机遇。这些地方开发程度低，机会多。当然，各个地方具体情况都不一样，需要具体分析。
在这里，我刘延林真诚祝福大家！
刘延林
2005年10月

自传作者手记（1）

刘延林
有的人生来就是穷人，也有的生来就是富豪，无非是各人遇到的小环境不同罢了，并不能证明这个人的本身，也不能注定他的一生。从一无所有到家财万贯，或者从亿万富豪到一贫如洗，都用不了多长时间。
真正能够辉煌人生的，是理智的拼搏与奋斗（这里面不包括蛮干）。否则，所谓争气，所谓发愤，都有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您好！欢迎您阅读这本书。


我是一个从打工仔起步，经过12年努力，在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拥有数亿资产的私营集团企业的总裁。《重庆日报》1994年10月9日发在头版上的对我的专访，题目就是《来自邓小平家乡的亿万富翁》。那时候人们称我是“28岁的亿万富翁”。
我最早当打工仔时可能是天下最穷的那一种人，就像一首流行歌曲里唱的那样：“一无所有。”如果您愿意读下去，您会了解到我的具体情况。
我之所以要写这本书，不仅仅是为了给自己立一个小传，讲述自己怎样从一个一无所有的打工仔，发展成为亿万富豪的经历，我是想让更多人也富起来，中国是个很需要很多大富豪的国家。
所以，我不仅讲具体的经历，还要讲我的观念、我的眼光、我的思索，以及我的一些具体方法和措施。


我不敢保证您读了这本书就会发大财，但我可以断言，您一定会从中受到或多或少的启发。因为一代打工仔是这段历史的产物，打工仔们身上不仅具有这段历史的共性，还有大家闻所未闻的个性特征。每一个打工仔的经历都有值得人们了解的内容，越是做事成功率高的打工仔，他的思考和操作过程就越有借鉴价值。尽管我仅仅是其中之一，但我的成功毕竟是真实的。
即使您不想发财，不想当大富豪，读了这本书对您也有好处。天下事都是触类旁通的，您一定能够从这本书中感受到有利于您干其他事业的东西。
就算我是一个自信的人吧！
财富，只是检验努力成果的一个方面。


近百家报纸和刊物刊载了关于我的故事和有关我的报道，著名的文学刊物《青年作家》和比较有影响的《商界》、《成功》等杂志，还分别在封底和封面用全版的篇幅，登载了我的彩色照片。这些杂志都是国际型大开本，比一般的杂志要宽大得多，而且印刷精美。于是，我在上面就显得有头有脸的了。有人告诉我，全国十几亿老百姓，能够这么亮一次相的，为数极少，而多次亮相的，就更是微乎其微了。
我数次拿起这些杂志端详自己的模样。
说真话，至今我还没有在照相馆照过这么大的照片。
感谢这些杂志的美术编辑，由于他们高水平的设计，我的确有一种看在眼里，喜在心里的感觉。
但我也若干次地问自己：这就是我吗？


我那时候的确难以把照片上的自己，同14岁时的自己联系起来。我14岁是个什么模样呢？只有我自己才最清楚。有的文章描述我，说我那时候衣不遮体，满脸菜色，行囊空空……我觉得写得太简略了，他们没有写我由于贫穷而产生的自卑心态，没有写我由于不甘心贫穷而滋生的勃勃“野心”，更没有写我由于立志改变贫穷而逼出来的许多心计……
总之，没有几篇文章谈到了我想要谈的内容。这不是写这些文章的人的错，是我不可能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让他们从容不迫地来了解我，熟悉我。


我相信有句话：人是逼出来的。但我也有自己更进一步的看法，我觉得“逼”只是一种动力，不是绝对的规律，有的人能够逼出来，有的人可以被“逼”得怨天尤人，但就是“逼”不出来。也许，世界上本来就存在着服逼和不服逼两类人。
我大约特别容易服逼。从14岁到18岁，不过4年时间，就曾经3次离家南下，到广东、福建打工。“打工仔”这个词是后来才有的，我开始出门时，人们还称之为“盲流”。我不在乎称呼，我只在乎实际。
四川人外出打工，打的是苦工。不仅很累，还很下贱。首先是老板常常不把人当人看，每天给了你几毛钱，好像你就得给他擦屁股。在这方面受的气，受的侮辱，简直是几天也说不完。
其次，沿海的当地人中，当时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十分轻视外地来打工的人。他们并不认为我们实际上也是在帮助他们搞建设，搞发展。
再有，就是当时家乡的个别父母官，他们说外出打工是“不安心家乡建设”、“不踏实”。我还算幸运，仅仅是受到一些指责，听说有的地方还将外出打工者的责任田都没收了。


后来我同好几个朋友聊天时谈到过，我们经常在口头上强调“穷则思变”，而实际行动上做的始终是老一套办法。不知道为啥不能够换个角度来想一想，既然老办法干了那么多年都没有起色，为什么不可以换另一种方法试试，就算错了，也不会是白错，至少可以得到一条经验教训嘛。
诚然，这都是后来才有的想法。那时候我想的只有两点：一是改变一下太贫穷的生活；二是争口气。


我真的是穷怕了。我为什么只读了4年书就被迫离开学校，原因很简单，家里凑不起学费。那时候的学费很少很少，只需要2元钱，但我家里的确就是无论如何也凑不起这区区2元钱。我大哭了一场，从此告别了学校。离校后才发觉更拮据的日子还相当多。我外出打工，曾经3天才吃一个面包，几乎饿死在路上。现在我看见火车想的是什么？说来没有人相信，我想的是将列车上的盒饭全部买下来！因为我至今印象相当深刻的是15岁那年坐火车去福州，在车上看见列车员推着盒饭来回叫卖，那时候的盒饭是每盒3角而不是现在的10元15元，我饿得头昏眼花，就是没有钱买……不，最重要的不是这些，是由于穷而到处被人歧视，被人欺负！

自传作者手记（2）

刘延林
人，只要一穷，就很难享有尊严。


我曾经在一本1994年下半年出版的刊物上看到过一篇短文，讲的是深圳一家饭店门口发生的一件事。一个大腹便便的老板模样的男人，拿着一沓百元票面的人民币，朝面前一个年仅十四五岁的外地打工仔模样的小男孩眼睛边晃来晃去，要这个小男孩当众叫他一声爹，说是叫了“爹”，就给这2000元钱，否则，这两年的工资就一分也没有。小男孩打工仔开始还一脸倔强和愤愤不平。那个大肚子经理反复逼他，说，你叫不叫，再不叫我就走了，你干这两年就一分钱也没有了。围观者中有心软的劝这个小男孩叫一声：“叫声爹又怎么了，我要是你早就叫了，白干两年多辛苦！”小男孩打工仔脸上的倔强和愤慨慢慢变成了无奈与沮丧，禁不住满脸泪水，为了那沓2000元钱，忍辱叫了一声爹。让人痛心的是居然还有好大一部分围观的人鼓掌助兴。大肚子老板就更加来劲，对小男孩打工仔说，我把钱丢在地上，你再磕个头叫声爹，这些钱就归你了。小男孩打工仔就跪在大肚子经理面前，撕心裂肺地凄然大叫一声：“爹……”
我相信这个故事，因为我看到和遇到的事情中，还有比这更厉害，更过分，更逼迫屈辱的。
过去我们常说，穷要穷得有骨气。现在看来，说骨气，不能只是一番话、一副表情，或者一种心态。骨气，必须要体现在改变贫穷面貌的具体行动中去，否则，这个“骨气”就很难保持长久。
我受的歧视也是够多了，一般打工仔受到的歧视我受过，一般打工仔没有受到的歧视我也受过，这便是我特别想争气的主要原因。也只有真正要想争气的心理，才会激发出坚定的行动。


首次经商失败后，家乡就有人说我“这辈子完了，这娃娃是稀泥巴糊不上墙”。这种评价比做生意亏本更让我痛心。为了证实自己能够“糊上墙”，我决心努力致富。换句话说，我那时候要致富，就是为了证实自己这辈子不会是就这样完了。


发财以后，我立即捐款40万元给家乡办教育，捐款近100万元给村里修公路……说实话，离家以前，我是想给自己争气，到了广东后，我想的就是给百万打工仔争气了。不管是老板还是打工仔，大家都是人；不管是广东人还是四川人，大家都是中国人。没有理由欺负谁，贬低谁，是好汉是能干的人，大家到创业的实际中去比。
在1994年时，我的“川惠实业集团公司”有8部1厂共9个经济实体，近500固定员工，数亿资产，在整个广东省的私营企业集团中名列前茅，而且其中只有我一个人是四川人。


我投资1亿多元人民币修建的“川惠综合大楼”，占地2288平方米，楼高39层，是目前淡水（惠阳市中区）的最高建筑物；我兴建的“川惠工业区”建筑面积共18000平方米；以及规划的“蜀锦花园”，准备投资2.5亿人民币；拟投资7000万人民币，生产国家级专利项目──汽车变色镜；投资3000万人民币，在家乡广安地区兴建一座三星级宾馆；
……
（此为1995年底以前的情况。编者注）
当然我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说完，我说这些也并非是想炫耀什么，我只是想告诉读到这本书的朋友，所有这些项目，我没有欠银行一分钱，我争气的第一步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从这一点上看，追求财富，已经退居次要的位置了。
为了奖励我自己，我给自己（也是给全家人和我身边的高级助手们）修了一栋豪华别墅，耗资800万元人民币，是我自己设计的。我对施工的人说：“我不在乎钱多少，我只在乎是不是广东第一。”
人要是没有了目标，没有了上进心，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没有改革开放，没有邓大爷，我们只能是“盲流”，是“外流分子”。
机遇是大环境提供的。


不管是名正言顺的打工仔，还是已经由打工仔变成了大老板、大富豪，每一个人都得承认这一点，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如果不是解放思想，如果不是邓大爷的政策好，我们连打工仔、打工妹都没有资格当，依然还是人们心目中的“盲流”，甚至还是村干部嘴里叫惯了的“外流分子”。
不仅称呼如此，就算你能够走出去，并且能够有地方生根，有地方干活，你也只有挣饭钱的可能，不会有发大财的机遇。
这也许就是建国这么多年来，为什么改革开放后才出现富翁的主要原因吧。
这也反映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在中国，最大的机遇就是政策。有了好的政策，就会有宽松的大环境，有了宽松的大环境，每个人就都有了可以大显身手的机会和条件。再接下来，才谈得上是个人的因素。
所以，任何时候我都忘不了邓大爷的好处。
并且，我也由此多了一条任何时候都值得炫耀的本钱：我是广安人，我与邓小平邓大爷是同乡！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自己始终觉得，对于我，这真是一件三生有幸的事。
并且，有幸的事情还远远不止这一些。
在《青年作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写我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写道：


“刘延林有幸，同世界伟人邓小平同乡共梓，同是出生广安，可巧又都属龙，只是刘延林晚了整整一个甲子，1964年才呱呱坠地，而那一年邓小平正满60岁；还巧的是，1918年邓小平14岁离开广安，后去法国勤工俭学，刘延林步这位乡贤的后尘，60年后也是14岁时离开广安，外出打工……”
我很喜欢这段文字！
我觉得我自己整个就是沾了邓大爷的光，而且，我比别的人沾的光多得多。别说全世界，就是全中国，就是我们广安县，能够有幸同这位伟人有3样巧合的人有几个？所以我常半真半假地开玩笑：我的命好。
当然，这个好命不能包括改革开放以前的我，以前的日子的确不堪回首。
这样说似乎又有点与命无关了，是不是？不必那么认真计较这些话，我们不妨就把它看做是一种心理因素，一种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