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对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许多国内知名企业的领导者纷纷出国考察，学习国外同行的管理经验。有一次，希望集团总裁刘永行访问韩国，安排去一家面粉企业参观。然而就是这次普通的参观，给他刺激很深，回国后好几个晚上都难以入眠。
这家面粉厂属于西杰集团，每天处理小麦的能力是1500吨，有66名雇员。一个只有几十名员工的小厂，其工作效率之高令刘永行惊叹不已。在中国，相同规模的企业一般日生产能力只有几百吨，但员工人数却高达上百人。希望集团的效率相对高于国内同行业标准，250吨日处理能力的工厂也有七八十名员工，日生产能力却仅有韩国工厂的六分之一。
为了弄清楚其中的奥秘，刘永行与这家工厂的管理层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了解到他们也在中国投资办过厂，地址在内蒙古的乌兰浩特。当时的日处理能力为250吨，员工人数却高达155人。同样的投资人，设在中国的工厂与韩国本土生产效率居然相差10倍之遥，效益自然也不会太理想，磨合了一段时间，觉得没有改善的可能性，就将工厂关闭了。
两家工厂的效率为什么有如此大差距呢？是设备的先进程度不同？不是。相反，韩国本土工厂是20世纪80年代投入生产的，而内蒙古的合资厂却在90年代建起来的，比原厂还好先进。是管理方法的问题？也不是。工厂的主要管理层基本上都是韩国人。恰好，刘永行遇到了那位曾在内蒙负责的那位韩国厂长。
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刘永行特意请教这位厂长：“为什么同样的设备，同样的管理，设在中国的工厂却需要雇佣那么多人呢？”
那位厂长回答很含蓄：“也许是中国人做事不到位吧。”而正是这么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却让刘永行回国后彻夜难免。他知道，当着一群中国企业家的面，那位厂长的话已经是十分客气了。在这句平淡的话背后，一定有许多难言之隐，一定有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管理问题。
仔细想一想，与韩国人相比，中国人做事的态度无疑相差很大的距离。韩国人做事总是手脚不停，无论是工人还是管理人员，手头的工作做完了，就一定安排有别的事做；他们是一专多能，比如说一个厂长，如果他觉得自己的岗位比较空闲，就会做其他一些事情，以节省人力。而在中国大部分企业中，还存在把自己的事情做得差不多就够了的想法，所以我们的效率就低了。
这些我们都日常工作的现象中都能看得出，但刘永行思考的远远不限于此，总觉得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譬如说按照韩国人每个人干了中国1.2个人的事，彼此之间也不会有10倍以上的人力效率差距。
琢磨了好几个晚上，这位善于思考的总裁终于找到了答案：人力效率上的差距，绝不是简单的加和关系，不是一个韩国人做了1.2个中国人的事情，10个韩国人相当于12个中国人的问题。效率是乘积关系，一个韩国人的效率是1.2个中国人效率，那么10个人的效率就是1.2的10次方倍。只有这样理解，才能解释为什么在韩国的工厂里，更数的人能创造更多的人的效益。
按照这样的计算模式，我们能得出一个非常惊人的结论：中国的人力资源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我们的人力资本的成本低（员工的基本薪水低），但我们工作效率更低。每个人低那么一点点，集中体现在一个企业、一个社会，形成的差距就十分巨大。而且这种差距并非靠加强管理就能解决的，管理者可以告诉员工人应该怎么干，但是却无法教会你你干完这件还应该干其他的事，这种补位的意识完全要靠员工的自觉性。
中国人做事做不到位！这种感叹不仅只有刘永行一人有，许多企业管理都有相同的感触。只管上班不问贡献，只管接受指令不管结果，普遍缺乏对结果负责的认真态度，几乎成为中国员工一种常态。
中国正与世界接轨，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技术、规模、营销方面越来越接近，在生产管理、流程设计方面也并不比许多国际大公司逊色，但是彼此之间存在着如此大的工作效率差距呢？为什么一名普通中国员工每月薪水只有一两千元人民币，甚至更低，而发达国家的工人却有几千美元呢？仅仅是因为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吗？
回答是：中国人做事做不到位。
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工作时间差不了多少，但是每个人相差一点点，积累起来就形成了企业效益之间巨大的差距。每个企业相差一点点，积累起来就形成了国家生产力之间巨大的差距。
人们常常抱怨自己的薪水太低，感叹中国企业无法跨入世界，希望中国经济更加强大，但却很少意识到，差之毫厘，缪之千里，彼此之间巨大的距离正是由于我们每个人一点点差距造成的。
要想弥补工作效率上的差距相当不易，因为你需要改变人们的意识和习惯——做事到位的意识和习惯。这要长期培养和训练，甚至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