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的某一天，我来到深圳，进了一家大型电子厂，成为无数80后打工族中的一个。

　　传说中这是一家世界上最严酷铁血的企业，一起进来的还有六十多个女孩，我们提着重重的行李，对未来充满着希望与幻想。但是从被冠上“应届毕业生”名号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未来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四个月前，我还是西部某个大城市里一个正规工科院校的大专生，正在为毕业后人生的第一份工作而奔波于各个校园招聘会上。工作显然不好找，全国高校连续五年的扩招，让大学毕业生数量空前 ，而身价却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那个黑色的六月，我拿着精心制作的简历一次一次地参加校园招聘会，各公司进场招聘的人事专员对我的学历无不嗤之以鼻。是啊，这年头，本科生?像大白菜似的那么多了，谁会稀罕一个大专生呢？我深知自己毕业的学校并不知名，所学的工业工程专业，连男生的工作都不那么容易找，何况我还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女生？

　　我一场不落地参加着各种招聘会，每去一次都不可避免地遭受一次打击。一颗心从最开始的自信满满，被打击到慢慢失望直至最后完全心灰意冷。想起远在宁夏种地的爹娘，我不由得苦笑，三年前他们自豪地送走了考上大学的长女，然后每年省吃俭用甚至负债累累地供我上学，盼的就是有一天我毕业了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最好是吃上公家粮。没想到现在博士硕士一抓一大把，本科生更?比蚂蚁还多，像我这样的一个大专生，既没有背景也没有一点儿社会经验，别说是好的工作了，能找到工作，只怕已经是奇迹了！

　　同一寝室的女生们，大多数都有着比较好的家庭背景，家里早就已经安排好了工作，根本不用为这些事情操心。唯一跟我境况相似的是来自甘肃的韩蓉，也是一场场地赶着招聘会，一次次地被现实无情地打击着。到最后，毕业散伙了，我们俩还是没能找到用人单位。

1.有一份工作做，就是最好的开始（2）
　　第二天，便有同学陆续开始离校，寝室里的女生们也收拾好东西一个个走了。我和韩蓉却依然在为工作的事情发愁。很快一周离校期限就到了，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在外面租了一个小房子继续找工作。一个多月之后，工作的事情还是没有眉目，我跟韩蓉却把身上的钱都花光了。没有办法，总不能再伸手向田间地头劳作的父母要吧。这时韩蓉已经在上海联系好了一份工作，而我只能打电话向远在深圳的堂姐叶兰求救了。堂姐知道我目前的状况后，给我宽着心：“没事的，叶子，找不到工作就到深圳来吧，这边机会很多的，你不用担心，也不要有什么压力。到了这边运气好的话，说不定很快就找到工作了。”

　　堂姐的话让我焦急的心安定了一些，挂了电话后我买了火车票，然后就开始收拾行李。韩蓉也过来帮忙，一会儿便收拾停当。看着简陋房子里空空的床铺，再看看相处了三年一直要好的韩蓉，想到我们马上就要各奔东西，前途未卜，不由一阵心酸，眼泪滚滚。

　　当天晚上我跟韩蓉便分别踏上了去深圳和上海的列车，临别前韩蓉把手挥了又挥，喊：“叶子，到了深圳记得联系！”

　　经过两夜一天的颠簸，火车缓缓开进了深圳罗湖站。下了车走到站台时，堂姐已经等在那里了，她一看到我便帮我拎起手上的一个包，说：“快，我们走吧，我还要上班呢。”

　　没有问候没有寒暄，我僵硬地随着堂姐快步跑出站口。外面就是大街，清晨的阳光柔和地铺洒下来，惬意而温暖。我眯着眼睛看着车水马龙的大街，心里说：深圳，我来了。

　　在我左顾右看的时候，堂姐扬手招来一辆的士，我怯怯地看着她：“打的太贵了，我们还是坐公交吧。”

　　堂姐自顾拿着我的行李塞到了后备箱，再把我塞进车厢里，坐上去对司机说：“到宝安中心城。”然后扭头对我说,“叶子，我八点钟得上班，现在把你送到我租的房子里，你自己去买份地图和今天的报纸，休息一下也行。晚上回来我再跟你聊吧。”

　　我这才仔细打量了一下堂姐，只见她穿着一身苹果绿的职业裙装，长发绾在脑后梳得一丝不乱，脸上化?淡妆，淡紫的眼影下仍然可以看到发黑的眼圈，精明强干之下却有一丝不易觉察的疲惫。可以看出，堂姐所做的销售工作并不那么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