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燕定（当代）
孩子长大了要干什么?能干什么？许多家长和孩子并没有认真思考。没有理想，人生迷茫，使许多孩子从小没有奋斗的目标，长大成人后，才开始考虑人生，仓促培养就业技能，为时已晚。
社会在高速发展，很多家长和老师却忽视了对孩子的理想教育和职业发展的指导，无形中将整个民族的幼稚年龄往后推了好几年，甚至还视其为自然、正常，以为没有理想的自我发展是尊重孩子的个性。这种没有人生目标的教育正大行其道，这真是教育的悲哀。
从小就开始人生规划，设立人生目标，家长和孩子可以及时找出差距，调整学习内容，培养相应的能力，有意识地为孩子的未来作准备；可以在教育资源有限、生存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上保有立足之地，拥有美好的人生。
孩子长大了要干什么？能干什么？
无论身居何地的家长，其实多少都想过这个问题。只是，很多家长并没有真正深入、细致地和孩子们一起研究过这个问题。很多人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应该如何与孩子一起，共同规划未来，“设计”人生；应该如何用科学、理性的思想方法引导他们，并且和他们一起，把基础教育的成果引向明确的人生理想、职业目标。
在中国，由于高考的压力，学生和家长一起跟着高考指挥棒转，家家户户只求拼过高考，届时凭着分数在几天时间内临时选择专业，把孩子送进大学，糊里糊涂地塞进一个专业，糊里糊涂地锁定他们的人生，哪里谈得上什么人生设计。
美国是个特别崇尚自由独立人格的国家，很多人忌讳干涉孩子的个人爱好，更不用说包办他们的前途。不少“西化”了的家长，“融入”主流社会，接受“主流”思想，放着孩子的前途不管，没有从小引导孩子思考职业和就业的问题，任由孩子自由发展，感到这就是在实践先进的美国教育理念，以为这就是美国教育的精髓——尊重孩子的兴趣和爱好，让孩子自由发展。
实际上，这种没有人生理想，没有职业意识，没有职业目标的教育，完全不是美国教育所提倡的。
没有理想，人生迷茫，许多孩子从小没有生活和奋斗的人生目标。这种教育害了很多孩子，使孩子在宝贵的童年、少年时代，白白错失了可能塑造孩子辉煌一生的机会。
自从女儿5岁来到美国，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她长大以后要干什么？也就是说，她的职业归属是什么？
我来美国以前，在中科院某研究所工作，到美国以后，在一所有4万多学生的著名研究型大学工作，接触的都是靠数理化本领谋生的科技人才。初到美国，感觉中国人爱说的那句老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改革开放初期，只有身怀数理化专长的人，才有令人羡慕的出国机会。人文、商科或相关学科的人才出国的机会实在微乎其微。在那个年代，中国社会普遍存在对人文学科的偏见，人们常常认为人文学者多数是些学不了数理化的庸才，以致身不由己、退而求其次地作了这个选择，这是极其片面的看法。岂不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商学院和MBA是中国学生最热门的选择之一。
来到美国以后我很快就发现，如今在发达国家，以人文科学为基础的政经人物恰恰正是真正指点江山、引领世界风骚、推动社会进步的豪杰！
那年，女儿5岁，我设想，她将来要进入哈佛大学，要进入顶尖的法学院，未来的职业生涯是从事律师工作。当时，这种想法似乎是很不实际的。20年前，从祖国大陆来美国的孩子，能站住脚，上个大学，找份过日子的工作就很不错了。上哈佛，当律师？跟做梦差不多。中国孩子在美国当律师，出人头地，那时确实闻所未闻。很多中国朋友都问我，真的想让你女儿当律师？为什么要让她当律师？这个想法现实吗？
人们都知道，在美国，很多政商名人都是律师出身，有人甚至说，美国是一个由律师控制的国家。律师的社会地位高，收入丰厚，名校法学院毕业生就业前景美好。近年来，美国经济虽不景气，但顶尖法学院毕业生的就业率仍高达95%以上，远远高于商学院，6位数的年起薪也没有因为经济不景气而缩水。女儿如果加入这一行业，对她自己而言，既能立足于社会，又能生活富足，也有益于提高中国人的社会地位，是很荣耀的。这些想法，都是身为华人家长、为人父母者的良好而真实的愿望，是完全不必掩饰的。
有了这些想法，我很快就暗下决心，为她设定这个职业目标。我把想法对女儿说了，她二话没说就认定了。这倒不是因为女儿当时有多么成熟的思想，而是因为那时她还是个五六岁的孩子，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没有逆反心理，容易接受大人灌输的思想。马克·吐温说过，孩子7岁的时候，父亲在孩子的眼里是英雄。孩子当然愿意听信于英雄的，英雄给她灌输什么，她都听得进去，乐于接受。
每个有活力的孩子都会梦想成为伟大人物。女儿在我日积月累的“当律师”的宣传鼓动下，从五六岁开始就逐渐形成了这个牢固的志向。同时，由于从小就坚定了专业方向，对我所安排的对语言和相关能力的培养，她都很愿意接受；我对她在各方面的要求，她也非常乐意配合。因为她在小小的年纪，已经牢牢地把学法律、当律师作为自己的愿望和爱好，所以能够高兴地完成很多同龄孩子不愿做的事情。
社会在高速发展，很多家长和老师却忽视了对孩子的理想教育和职业发展的指导，无形中将整个民族的幼稚年龄往后推了好几年，甚至还视其为自然、正常，以为没有理想的自我发展是尊重孩子的个性。这种没有人生目标的教育正大行其道，这真是教育的悲哀。
从小就开始人生规划，设立人生目标，家长和孩子可以及时找出差距，调整学习内容，培养相应的能力，有意识地为孩子的未来作准备；可以在教育资源有限、生存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上保有立足之地，拥有美好的人生。
孩子长大了要干什么？能干什么？
无论身居何地的家长，其实多少都想过这个问题。只是，很多家长并没有真正深入、细致地和孩子们一起研究过这个问题。很多人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应该如何与孩子一起，共同规划未来，“设计”人生；应该如何用科学、理性的思想方法引导他们，并且和他们一起，把基础教育的成果引向明确的人生理想、职业目标。
在中国，由于高考的压力，学生和家长一起跟着高考指挥棒转，家家户户只求拼过高考，届时凭着分数在几天时间内临时选择专业，把孩子送进大学，糊里糊涂地塞进一个专业，糊里糊涂地锁定他们的人生，哪里谈得上什么人生设计。
美国是个特别崇尚自由独立人格的国家，很多人忌讳干涉孩子的个人爱好，更不用说包办他们的前途。不少“西化”了的家长，“融入”主流社会，接受“主流”思想，放着孩子的前途不管，没有从小引导孩子思考职业和就业的问题，任由孩子自由发展，感到这就是在实践先进的美国教育理念，以为这就是美国教育的精髓——尊重孩子的兴趣和爱好，让孩子自由发展。
实际上，这种没有人生理想，没有职业意识，没有职业目标的教育，完全不是美国教育所提倡的。
没有理想，人生迷茫，许多孩子从小没有生活和奋斗的人生目标。这种教育害了很多孩子，使孩子在宝贵的童年、少年时代，白白错失了可能塑造孩子辉煌一生的机会。
自从女儿5岁来到美国，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她长大以后要干什么？也就是说，她的职业归属是什么？
我来美国以前，在中科院某研究所工作，到美国以后，在一所有4万多学生的著名研究型大学工作，接触的都是靠数理化本领谋生的科技人才。初到美国，感觉中国人爱说的那句老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改革开放初期，只有身怀数理化专长的人，才有令人羡慕的出国机会。人文、商科或相关学科的人才出国的机会实在微乎其微。在那个年代，中国社会普遍存在对人文学科的偏见，人们常常认为人文学者多数是些学不了数理化的庸才，以致身不由己、退而求其次地作了这个选择，这是极其片面的看法。岂不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商学院和MBA是中国学生最热门的选择之一。
来到美国以后我很快就发现，如今在发达国家，以人文科学为基础的政经人物恰恰正是真正指点江山、引领世界风骚、推动社会进步的豪杰！
那年，女儿5岁，我设想，她将来要进入哈佛大学，要进入顶尖的法学院，未来的职业生涯是从事律师工作。当时，这种想法似乎是很不实际的。20年前，从祖国大陆来美国的孩子，能站住脚，上个大学，找份过日子的工作就很不错了。上哈佛，当律师？跟做梦差不多。中国孩子在美国当律师，出人头地，那时确实闻所未闻。很多中国朋友都问我，真的想让你女儿当律师？为什么要让她当律师？这个想法现实吗？
人们都知道，在美国，很多政商名人都是律师出身，有人甚至说，美国是一个由律师控制的国家。律师的社会地位高，收入丰厚，名校法学院毕业生就业前景美好。近年来，美国经济虽不景气，但顶尖法学院毕业生的就业率仍高达95%以上，远远高于商学院，6位数的年起薪也没有因为经济不景气而缩水。女儿如果加入这一行业，对她自己而言，既能立足于社会，又能生活富足，也有益于提高中国人的社会地位，是很荣耀的。这些想法，都是身为华人家长、为人父母者的良好而真实的愿望，是完全不必掩饰的。
有了这些想法，我很快就暗下决心，为她设定这个职业目标。我把想法对女儿说了，她二话没说就认定了。这倒不是因为女儿当时有多么成熟的思想，而是因为那时她还是个五六岁的孩子，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没有逆反心理，容易接受大人灌输的思想。马克·吐温说过，孩子7岁的时候，父亲在孩子的眼里是英雄。孩子当然愿意听信于英雄的，英雄给她灌输什么，她都听得进去，乐于接受。
每个有活力的孩子都会梦想成为伟大人物。女儿在我日积月累的“当律师”的宣传鼓动下，从五六岁开始就逐渐形成了这个牢固的志向。同时，由于从小就坚定了专业方向，对我所安排的对语言和相关能力的培养，她都很愿意接受；我对她在各方面的要求，她也非常乐意配合。因为她在小小的年纪，已经牢牢地把学法律、当律师作为自己的愿望和爱好，所以能够高兴地完成很多同龄孩子不愿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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