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十月的一个夜晚，那些声音毫无预警地出现了。当时我十四岁。“去自杀……烧了自己。”他们说。

　　我的床头上搁着一台小收音机，几分钟前，我还在听着一个叫法兰奇·维利(FrankieValli)及四季的乐团唱着：“像个男子汉一样迈步，加快你的脚步……”但接着所听到的就不是歌词了。我吓了一大跳，以为自己在做噩梦，但我没有睡着啊；而且那个声音继续不断地从收音机里传出来，低沉、嘲弄、滑稽，对我说：“吊死你自己，没有你世界会更好。你是个坏小孩，坏到骨子里。”

　　我害怕得把收音机关掉，跳下床，光着脚跑出去，满月的月光照着我的路。声音没有随着收音机关掉而消失，他们继续紧跟着我不放。“你该死掉，”一个声音说。“你压根不该生下来。”另一个声音表示。他们说有人、有某个东西希望“我”死掉。说话的人到底是谁?发生了什么事?我推开父母卧室的门，想向他们寻求庇护，但他们熟睡着，我不敢叫醒他们。

　　我知道他们明早还要工作。我父母莎拉和肯恩斯·史迪，他们都在康乃迪克华特贝里市的一家工厂上班，离我们住的小镇不远。但即使我把他们叫醒，能对他们说什么呢?那些声音替我回答这个问题：“去找你爸啊，告诉他你怕黑，告诉他我们的事，这样就更能证明他原先的想法——你的确是个怪胎，一个令他失望的孩子。”

　　我父亲名叫肯恩斯，但大家都管他叫巴特。他想要个会打棒球的儿子，而我却是个爱看书的男孩。我第一次上场，是拖着父亲先前交给我的球棒。我记得，在那场小联盟赛上，我上场没多久就尿湿了裤子，因此不想继续打，可是我爸强迫我穿着被尿湿的制服回到球场上。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对我的教育是软硬兼施，但只是让我更加明白自己如何辜负他的期望。“他不会相信你的话。”声音说得没有错，这件事我没法跟他说。

　　我沿着我们整齐的传统美式建筑的房子的楼梯，下到我外婆的房间。我外婆叫艾玛·梅·魏德怀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什么话都可以跟她说，而她对我的疼爱却依然不会改变。就在我要转动她的卧室门把时，脑袋里的声音大作，让我觉得即将被淹没。“死，死，死，你一无是处，没一块好料。现在就去死，不要再拖延了。”我跌跌撞撞跑进起居室，随后就昏倒在地板上。

　　第二天一早，我母亲发现我躺在那里。

　　“你这么早起来干什么?”她问道，摇着我的肩膀。我含糊地说了几句她能接受的理由。我记得当时心想：我母亲赶来了，像守护者一样来拯救我，我安全了。但这个念头没能持续多久。

　　那些声音还在，低沉作响着，就像孩子取笑别人时那样唱念着：“错，错，错/我们还在/你以为能摆脱我们/没这么容易。”

　　我妈站在依然暗黑的屋子里，低头俯视我说：“肯恩，你怎么穿着睡衣就跑到楼下来?你刷牙了没?别让你父亲看到你这个样子。”因为同时有两波声浪袭过来，我觉得头脑快爆炸了。我非常害怕，竟然会发生这种怪事。“镇定一点。”我对自己这么说。

　　我匆匆忙忙地梳洗更衣。当我对着浴室的镜子时，那个取笑的声音说：“看看你，多么丑啊，看那个可笑的黑脑袋。”熟悉的脸孔瞪着我：棕色的鬈发，介于棕色和淡褐色之间的眼珠，在别人眼里还算好看的长脸。就跟多数的青少年一样，我对自己的外表很在意。但那个声音变得更恶意。“丑八怪，”他们大叫，“你怎么受得了自己这个样子?”我下楼去，勉强自己吃早餐。我父母很快就出门工作，然后外婆让我看《今天》，我最喜欢的新闻节目；每天上学之前，她都这么做。(我们家就在中学的正对面，只要几分钟时间就能到校。)那一阵子，《今天》的主播是芭芭拉·华特斯(BarbaraWalters)和胡佛·唐兹(HughDowns)，还有一个叫茱迪丝·克利斯特(JudithCrist)的评论员，我很欣赏她，以及一个我不记得名字的新闻播报员。我坐在电视机前面，那群人开始谈论起我，声音听来就像看外国片时那种配音效果。“今天，肯恩·史迪要自杀。”新闻播报员的语气就像在警告观众有飓风正在快速接近。我全身为之一震。我没听错吧?没多久，胡佛·唐兹用较低沉的声音对我说：“肯恩，不要自杀，不要放弃，努力克制自己。”芭芭拉·华特斯则对我进行一场死亡后的专访。“为什么要自杀?”她问道。“你是真心想这么做的吗?”轮到茱迪丝·克利斯特的时候，她说话的语气让我觉得自己的死真可以拍成一部精彩的电影。那些声音高亢清晰，我完全无法动弹地钉在电视机前面。然后那些声音逐渐放低，开始窃窃私语地谈论着我。“他在听着呢。”一个说。“我就是希望他这么做。”另一个回答。第三个声音加入。“离开家。”那个声音严厉而急切地下令。“这些人对你没有好处，马上离开这里。”

　　我夺门而出，那些声音对着我尖叫。“跑啊，跑啊，胆小鬼。”我往右转，跑过学校，没有进去，反而一直往学校旁边的树林跑过去。我期望躲进浓密的林子之后就能摆脱那些声音，但他们找到了我，继续激烈地评论。“没用的东西……你父母不要你了……离家出走吧……。

　　离家吧……最好去死……对，就是这么做，这就是答案……去死吧。”高大的树木变成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是谁在说话?为什么对我说这些可怕的事?我不知道自己那天在树林里待了多久，但我记得当我回到家时，外婆非常担心地看着我，她摸摸我的额头，然后说：“肯恩，你发烧了。”我高烧到华氏一百零二度，母亲第二天不得不请假——这是少有的事，因为请假要扣薪水。几天后，我的烧退了，继续回学校上课，但声音就此跟着我，我开始每天挣扎过日子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