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甘地念完中学。因考虑家庭经济负担问题，他考入巴弗纳城沙玛达斯学院学医。进入这所大学，重重困难扑面而来。生活不方便还不算，更难的是教授们讲课如同聆听天书，他根本就听不懂。没等一个学期读完，甘地无可奈何卷起铺盖回到家里。他很是有些沮丧，感到前途渺茫。对于一个18岁的青年来说，思想和精神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愁云弥漫着家庭，大家都为甘地前途发急。

　　正在这个需要仙人指路的非常时期，甘地家的一位老朋友、学识渊博的婆罗门马福济·达维先生前来看望甘地一家。当达维先生了解到甘地所处的窘境后，以他三寸不烂之舌，为甘地指点迷津。他非常明确提出，时代不同了，青年人不接受高等教育，就不能干出大事，赴英国学法律是年轻人创造未来的通途。这位朋友进一步鼓动说，甘地只有接受高等教育，将来才能继承令尊的事业。如果在国内念上四五年书，毕业后充其量也只能谋取一个月薪60来卢比的职务，但是“帝万”却无论如何落不到甘地的头上。现在大学毕业的学生大都把目光瞪在这个职位上。上英国读法律，不到几年就可回来，花费也不过四五千卢比。到那时，甘地是一个从英国回来的律师，社会地位就会明显不一样，“帝万”的职位便自然会被送上门来，何乐而不为？

　　这的确是一个高明之见，它站在一个足以鸟瞰明天的历史制高点，为甘地设计一个前程似锦的未来，把甘地挑逗得跃跃欲试起来。他用询问的目光望着坐在一边的兄长，兄长听了达维的话，眼前也是豁然开朗，不过他比甘地显得老练，于是只得巧妙地说：“我们毗湿奴教派不应做解剖人体的事情，那样的事情与我们的教规不符。而且父亲生前也曾说过希望你能学法律当律师。”

　　达维先生是天生的鼓动家，听了甘地哥哥的一番话，趁热打铁说：“我倒不像你们父亲那样反对甘地学医学，我只是觉得作为一个青年，要想大展拳脚，对社会、对家庭担当更重要的责任，就得学法律，就得有勇气去竞争‘帝万’这个职位。”这位朋友在离开甘地家时，还不忘叮嘱一直沉默无语 的甘地母亲一句：“我希望你们仔细考虑我的意见。我希望下次来的时候，听到的是他准备赴英国的消息！如果有困难，尽管开口好了。”

　　客人一走，全家人哑然无声。谁都知道，毗湿奴教派禁止其教徒航海远行。如果甘地要赴英留学，漂洋过海，这不是违背了教规吗？一旦触犯教规，就意味着缺乏信徒之心，后果极其严重。这个宗教家庭正面临着两难选择。

　　甘地母亲心乱如麻。她何尝不想让儿子成才成龙！但是这位以虔诚著称的母亲，面对教规与现实的理想心里充满矛盾。她不可能向教规提出挑战。

　　沉默一会之后，她想到一个主意，说：“叔叔现在是家中长者，我们应该先和他商量商量。如果他同意，我们再作打算不迟。”

　　甘地心急如焚，先坐牛车，后骑骆驼，赶了五天路，来到波尔班达见到了叔叔。叔叔知道甘地来意后，给了他一种稍有松动但又不露声色的意见。

　　他说：“我不知道你到英国去与我们的教规有什么冲突。我担心的是，经常遇见那些大律师，他们的生活与那些欧洲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嘴上永远叼着雪茄，他们的穿着也像英国人一样，所有这一切都与我们家族的传统背道而驰。现在我已是风烛残年，我怎么敢答应你远涉重洋？不过我不愿意阻拦你，要紧的是你母亲的意见，她同意，我也祝你一路平安！”

　　当时波尔班达邦有一名政务官叫里赖，他一向对甘地家族很敬重。甘地对叔叔说：“您能不能介绍我去认识一下里赖先生？”

　　叔叔不同意介绍，但是他又说：“不过里赖是个好人，你可以告诉他你的亲属关系，约他面谈一次，他一定会接见你、帮助你。”

　　甘地写了一封信给里赖先生，他约甘地到他住所见面。在楼梯上这位政务官接见了甘地，很是简单地说：“等你大学毕业后再来找我，现在我不能帮助你！”说完匆匆忙忙走了。望着他那官味十足、左右晃动的身影，甘地心里很不是滋味。好大的架子！

　　何必舍近求远？甘地想，不如回到家里集中精力说服母亲。眼看母亲已经动心，这时却有人告诉她，青年人到了英国就会堕落，不是吃肉就是喝酒。

　　母亲表示担忧。甘地拍着胸脯表示到英国绝不会干这些事情。母亲说：“我可以信任你，但是你身在异国，叫我怎能放得下心！你还是再去问一问贝恰吉·史华密先生吧！”<Br>
　　史华密先生与达维先生都曾是甘地家的顾问。但是现在却成了耆教僧侣了。不过这个人性格爽朗，颇有主见，处理任何事情总是干净利落，从不人云亦云，拖泥带水，也不喜欢墨守成规。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帮了甘地的忙。

　　他说：“我要这个孩子庄严地许下三个愿，就可以让他出国留学。”于是甘地便当着家人的面许下三个誓愿：第一，不喝酒；第二，不接触女人；第三，不吃肉。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也只好答应甘地的要求了。

　　教规难违，众怒难犯。莫德·班尼亚种姓的人至今没有一个人出国。族长在盛怒之下牵头召开了族姓会议，传唤甘地作出解释。种姓的根本性意见是，宗教禁止航海远行，到了英国如果不损害宗教，就无法生活。凡是到那里的人没有不同欧洲人同饮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