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主流意识正确性如同对言论自由的恐惧一样，已经渐渐消失。它的影响范围变得越来越小，但它仍然是一股力量，仍然在寻找受害者--美国访谈节目主持人比尔?马尔就是其中一位不幸的牺牲者。

马尔的节目"不正确的政治"（Politically Incorrect）是一档深夜谈话性节目，主要邀请演艺界和政治界的来宾讨论当天的话题，并鼓励来宾们挑战公认的观点或是狭隘的想法。在"9?11"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世贸中心后，马尔提出一个备受争议的观点，他说："只敢在两千英里外发射巡弋飞弹真是懦夫的行为；但在飞机撞大楼前一直待在飞机里，并且说出你的遗憾，并不懦弱。"

尽管有些专家替马尔辩解，指出马尔指责的是肉体的怯懦，和道德的怯懦有所不同，但这个节目的主要赞助商还是在舆论批评的压力之下，撤走了他们的广告，节目最终从节目表中消失。

这就是你畅所欲言的可能后果。
别人都在想什么？

并非所有不实的话都是谎言。我们所说的很多话都与事实不符，但它们通常不够圆滑而且无害。记忆是一种虚无易逝的东西，当我们回忆往事时，想起的常常不是事件真相，而是脑海中所想到的模样。事情的正确性因此随之削减，而想象力在潜意识中就会弥补记忆力消退后所遗失的细节。

银行抢劫案的目击者在回答警方的问讯时，对涉案抢匪及其犯罪手法的描述有时会互相矛盾。几个月后，目击者在法庭上所做的描述和在案发现场的描述又有不同，其差异性让人惊讶。但事实上又没有任何人说谎--目击者也是人，他们都被记忆力欺骗了。美国有一项针对四十起由DNA检测洗刷嫌犯罪名的案例研究表明，先前这些嫌犯都被误判定罪了。该研究指出，其中有90%的误判是目击者指认错误造成的。其中一起案件，多达五名目击者确认被告犯罪，但DNA检测最终证明他是清白的。此外，还有一项研究了五百个遭错误定罪的案例后得出的推断结论，指出有60%的误判都和目击者指认错误有关。在模拟相关判案过程的科学试验中，只有34%到48%的案例获得正确的指认。目击者很有可能会扭曲事实，而并非还原真相。

有位友人说了一个故事：有次她在英国威尔士山脉旅行，当经过一个电话亭时，电话响了起来，于是她拿起电话，很惊讶地发现对方居然是拨错电话的老朋友。很棒的一个故事，她坚信这是千真万确的。不过，她的丈夫说他很清楚地记得，这则故事是他们夫妇俩在几年前从一位朋友那儿听到的。他相信他太太已经在潜意识中将这个故事当成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现在更是坚信不疑。因此，从概念上看，这算不上是谎言。

某天我和几位朋友一起喝啤酒，几杯黄汤下肚，我开始说故事：好几年前，我和他们中的一位外出旅行，错过了最后一趟回家的列车，当时天色已晚，所以我们在邻近的山腰上搭起了帐篷。隔天一大早，我们发现自己竟然睡在一个满地垃圾的垃圾场上。

"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朋友说道。

"但它就是发生了。"我说。

"不可能，"他坚持着，"不可能发生的。其实我们没带帐篷吧。"

噢，我的天啊！也许他是对的，我们并没有带帐篷。这件事可能是我的幻想，也可能是我在做梦，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力。

第二天早上，我开始相信自己确实患有某种假性记忆症候群，不过也很庆幸自己至少不是有意说谎。我打开电脑查收邮件，其中有封邮件是我那位朋友发来的。"我记起来了，"他说，"我们的确带了帐篷。"--患假性记忆症候群的是他。

我们常无力记住真相，这会使我们偏离真相。心理学家哈里?法兰克福在他简短却大获好评的著作《论扯淡》中说：所谓胡扯是指草率和漠然地对待事实真相，而不是故意要说谎，单凭这点它就已和谎言有别。他认为，和信口开河的胡扯相比，说谎需要更高明的技巧。不过无须因此断定胡扯的人会比较轻松--骗子必须在知道事情真相后才能编造谎言；胡扯的人则不需要知道事实，在对事实缺少了解的情况下，如果还有人相信他，那么他的胡扯一定具有较高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