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凯瑟琳时，她穿着一件很动人的深红色洋装，在候诊室里紧张地翻着杂志。在此之前的二十分钟，她在精神科外面的走廊来回踱步，说服自己依约赴诊而不逃走。
我到候诊室招呼她，和她握手。她的手又湿又冷，证明了方才的焦虑。事实上，虽然有两个她信任的精神科医师大力推荐，但她还是花了两个月时间才鼓足勇气来看我。
凯瑟琳是个外表十分有吸引力的女子，中等长度的金发，淡褐色眼睛。那时，她在我任精神科主任的同一家医院的实验室里做化验员，并兼做泳装模特兼外快。
我领她进诊疗室，穿过躺椅来到一张靠背皮椅，我们隔着一张半圆办公桌对坐。凯瑟琳向后靠在椅背上，沈默着，不知该从何说起。我等着，希望由她来选择话题。但几分钟后，我开始询及她的过去，第一次会面，我即试图理清她是谁，为什么来看我这些问题的头绪。
在回答中，凯瑟琳逐渐向我透露她的生平。她生长在麻州小镇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家庭中，排行老二，哥比她大三岁，擅长运动，在家中得享她所没有的自由妹妹则是父母最钟爱的孩子。
当我们谈到她的症状，凯瑟琳明显地变得焦虑紧张，她说得很快，身子前倾，把手肘放在桌上，她一直都为恐惧所忧，她怕水、怕卡到喉咙，怕到连药丸都不敢吞的地步；怕坐飞机，怕黑，更怕死这个念头。近来，她的恐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为了得到安全感，她常睡在大得够一个人躺下的衣橱里，每晚要经过两、三小时的辗转反侧，才能入睡，虽是睡了，但睡不熟，总是断断续续，很容易被惊醒。小时候常犯的梦游和做恶梦的症状也复发了，当这些恐惧和症状愈来愈困扰着她，她的情绪也就愈加沮丧。
凯瑟琳陈述这些经过时，我看得出她的折磨有多深。多年来，我帮助过不少像她这样的病人克服恐惧和威胁，也很有信心能帮凯瑟琳度过难关。因此，我打算让她从童年谈起，找出问题的根源。通常，这种洞察可以使人减轻焦虑。如果有必要，对她的吞咽也不那么困难的话，我会给她服一些抗焦虑的药，使她舒服一点。这是教科书上对凯瑟琳此类症状的标准处置。曾经我也从不迟疑地就给病人开安眠药，甚或抗忧郁剂，但现在我尽量少用了，要开也只开短期的。因为没有什么药能对这些症状的病根有所助益，凯瑟琳和其他类的病人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知道必定有根治的方法而不只是把症状压下去。
第一次会面中，我尽量不着痕迹地把话题往她的童年推。由于凯瑟琳对童年的事记得出奇的少，我考虑用催眠来追踪。她记不得童年有任何大的心灵创伤，足以造成今日的恐惧。
当她意图去回想，才能忆起一些零碎的片断。五岁时，有人把她从跳板推到游泳池里，使她吓得魂飞魄散。不过她说，即使在那个事件之前，她在水里也从来没有舒服过。凯瑟琳十一岁时，她母亲变得很沮丧，突然无法过正常家庭生活。去看心理医生的结果，是接受了电击治疗，这些治疗使她母亲几乎丧失记忆。这个经验吓坏了凯瑟琳，不过，随着母亲病情好转，逐渐恢复自我，她的恐惧也消散了。她父母有长期酗酒的恶习，有时凯瑟琳的哥哥得去酒吧找回烂醉如泥的父亲。酗酒也使他常对妻子动粗，于是她母亲变得更加阴郁退缩。但是，凯瑟琳只把这些事当做无可奈何的家庭纷争。
外面的世界情况好些。她在高中开始约会，也很容易和朋友打成一片，其中大多数是认识多年的伙伴，不过，她发现自己很难相信别人，尤其是那个小圈子以外的人。
她的宗教观念单纯而没有疑义。从小被灌输传统天主教义理和习俗从来没有真正质疑过它的可信度和有效性。她想做一个恪遵教义和礼俗的好天主教徒，死后将得到上天堂的赏赐；若否，则会遭地狱之苦，掌握权柄的上帝和他的独子会做最后审判。我后来知道凯瑟琳并不想念轮回；事实上，她很少接触印度教的东西，根本不清楚这个观念。轮回是和她从小被灌输、认知的观念完全相反的东西她也从来没读过有关超自然或玄秘世界的小说，因为没兴趣。她安全地活在信仰中。
高中毕业之后，凯瑟琳修完了一个二年制的专业课程，成为实验室化验员。由于有了专长又受到哥哥的鼓励，于是她在迈阿密大学医学院的附属教学医院找了一份工作。在一九七四年春天，二十一岁时搬到迈阿密。
和大城市比较起来以往的小镇生活是容易、单纯些，但凯琴琳庆幸自己逃离了家庭问题。
她在迈阿密的第一年，便认识了史都华——已婚，是个犹太人，并有两个小孩，但史都华和她以前交往过的任何男孩子都不同。他是个成功的医生，魁梧而带侵略性。他们之间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化学作用，但这段婚处情走得坎坷而崎岖。他的某些特质深深吸引她，使她无法自拔。凯瑟琳开始做治疗时，她和史都华的关系已到第六年，虽然时有争吵，但感情仍是鲜活的。凯瑟琳对他的谎言和操纵怒不可遏，但仍然离不开他。
在凯瑟琳来看我前几个月，她动手术切除了声带上一个良性瘤。在手术前她就忧心忡忡，动完手术在恢复室醒过来时，她更（沔？）坏了。医护人员花了几小时才使她平静下来。出院后，她去找爱德华，普尔大夫，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儿科医生，凯瑟琳工作时认识的。他们一见如故，很快就建立起友谊。凯瑟琳可以对他畅所欲言，包括她的恐惧和史都华的关系，及她觉得生命愈来愈失控。他坚持要她来看我，而且不是别的心理医生，就只是我。当爱德华打电话告诉我这回事时强调，虽然别的心理医生也训练有素，但他认为只有我能充分了解凯瑟琳。不过，凯瑟琳并没有打电话来。
八个星期过去了，繁忙的精神科主任职务，使我很快忘了爱德华那通电话。凯瑟琳的恐惧和症状却愈来愈烈，外科主任法兰克。艾可医生几年前就认识凯瑟琳，偶尔在实验室碰到时他们会开开玩笑，他注意到她近来的不快乐和紧张。有几次他想跟她谈谈，但都半途打住。一天下午，法兰克开车到一家小医院去演讲，在路上，他巧遇正开车回家的凯瑟琳，把她招到路边后，法兰克从车窗里大叫：“我要你马上去看魏斯医生，别再拖了。”
凯瑟琳的焦虑和痛苦愈来愈频繁，而且每次发作的时间增长。她开始做两个重复恶梦。其一是，她开车经过一座正崩塌的桥，车子掉进水里，她出不来，快要淹死了。第二个梦是她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里，不断被绊倒，可是找不到出路。最后，她终于来看我。
第一次见凯瑟琳，我完全不知桌子对面这个饱受惊吓而困惑的病人，会把我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并且让我这个人也从此改观。
十八个月的密集心理治疗过去了,这期间凯瑟琳每周来看我一两次。她是个合作的病人：坦率、有主见、而且渴望痊愈。
那段期间，我们深入探讨了她的感情、思想和梦境。她的一些重复性行为模式使她领悟和了解许多事情。她记起了更多过去重要的细节，例如她跑船的父母常不在家，酒后会对母亲拳打脚踢等。她更清楚自己和史都华的狂乱关系，也更能亲切表达她的愤怒。我感觉她现在应该好得多了。通常病人如果能记起过去的不愉快，并能从更大、更远的观点来洞悉这些事，总会进步许多，但凯瑟琳并没有。
她仍然深受焦虑和痛苦的折磨。栩栩如生的严禁一再重复，她仍然怕黑、怕水、怕被锁起来。睡眠也依旧断断续续，得不到休息。她开始有心悸，仍然不肯吃药，怕喉咙被卡住。我觉得我遇到一堵墙不管怎么做，它仍然高得让我们爬不过去。不过，随着挫折感来临，我更有一股不甘罢休的决心。不论怎样，我得帮助凯瑟琳。
接着一件怪事发生了。虽然她很怕搭飞机，每次都要喝好几杯酒来强使自己镇定，但是仍在八二年春天和史都华一起飞到芝加哥参加一个医学会议。到了那里，她硬要他陪着去参观博物馆的古埃及文明展。
凯瑟琳一直对古动脉文物和古迹复制品有兴趣。她绝不是个学者，也没研究过那段时期的历史，可是这些东西却使她有种熟悉感。
当导游开始解说展出的文物时，她发现自己竟然可以纠正他，而且她是正确的！导游很惊诧，凯瑟琳则目瞪口呆。她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她为什么如此强烈地感觉自己是对的，而在大庭广众之上纠正解说员？也许这些是她忘记的童年回忆。
那次回来后，她告诉我发生的事。几个月前，我就向凯瑟琳建议过催眠治疗。但她害怕，一直不愿意！现在由于古埃及展的经验，她勉强同意了。
催眠法是帮助病人想起早已遗忘事件的绝佳方法，它本身没什么神秘的，只是一种催眠过上百个病人，发现它对减轻焦虑、恐惧、改掉坏习惯很有效，还帮助病人想起被压抑的事件。有时，我能成功地让病人追溯到二、三岁，回想起早已遗忘，发觉对现在生活投下阴影的经验。我相信催眠法能帮助凯瑟琳。
我让她躺在长沙发上，眼睛半闭，头枕在小枕上，要她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每一次吐气，释放出一些长期积累的焦虑；每一次吸气，又放松了一点。做了几分钟后，我要她想象自己的肌肉慢慢放松，从脸部肌肉到下巴，然后是脖子、肩膀、手臂，再来是背部肌肉、胃肌，一直到她的腿，她感觉全身逐渐地枕到沙发里。
然后我要她想像体内有一道白光，起初是在头顶。漫漫地，白光逐渐播散到她全身，使每根肌肉、每条神经、每个器官都放松，她的全身在松弛、安详的状态中。她感觉到越来越困，越来越安静。最后，在我的指引下，白光充满了她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