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家批判

　　再论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

　　两年前，我写了一篇题为《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的文章，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但标题被改了。后来，这个标题，成为我新著的书名。

　　2005年出现过郎顾之争，人们对以产权为核心的改革越来越怀疑，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名声越来越不好。其实，我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对自由派有天生的同情。不过，我对中国的自由派，一直有着强烈的批评。他们不听我的批评，也是陷入今天的困境的原因。我希望我的新书对他们的理论有所修正，使得自由派能够重新出发。

　　记得两年前，陈志武先生在纽黑文请我和国内自由派经济学家的一位代表人物吃饭。这位自由派是厚道真诚之士，所以大家废话没有，很快进入了观点的交锋。我当时提到自己的文章《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他马上直言不讳：“这种话我一听就烦。不打工怎么办？美国人不打工吗？”我说中国的发展过分依赖外资，对工人的权利保护不够，老百姓挣得太少，自己无法发展，除了永远给人打工外别无出路，等等。他马上驳斥：“打工是老百姓愿意。他们不打工能干什么？打工是发展的开始。工资那么高，还有什么竞争力？”我问美国人工资高，怎么还有竞争力呢？他随口就说：“你看看美国，根本没有竞争力。你回来看看咱们的企业。美国争不过咱们才说咱们工人的工资低。”

　　这次饭局上的辩论，最清楚地体现了我这个海外自由派和国内自由派的不同。我的基本信念完全是新自由主义的：充分的市场竞争，是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但是，最充分的竞争，是排斥垄断的竞争，是使最小的经济体有参与机会的竞争。要想保护市场的充分竞争，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就必须保护这些最小经济体的利益。为什么？因为“小的是美好的”：最小的经济体最有效率。

　　那么，什么是最小的经济体呢？最小的经济体就是个人，就是家庭。社会要保证这些经济体得到公平的报酬，挣得足够的资本提升自己的层次。比如，一个工人家庭，挣的工资不仅要能维持基本的生活，而且还可以投资子女教育，使下一代“产业升级”。这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长远保障。如果都像我们这样，民工有时甚至拿不到工资，子女入学也受歧视，那么民工的孩子就永远是民工，盲流的孩子就永远是盲流。即使中国未来想发展高端产业，民工的子女连受教育的机会也没有，你哪里找未来高端产业的劳动力？这样的发展，无异于杀鸡取卵，因为眼前的利润牺牲长期的发展目标。

　　我不妨举个活生生的例子。福特汽车公司最近陷入大危机，裁员3万。以后说不定会倒闭。这大概证明了那位自由派经济学家的话：“美国根本没有竞争力！”试想，工人的年薪五六万美元，外加一大堆福利，退休人员优厚的退休金也扛在肩上，还怎么和我们年薪不到两千美元的工人竞争？这话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就是真理。当时有眼睛的人就能看明白：美国的家用电器，美国的汽车，早晚要被日本打败。高工资伤害竞争力，似乎成了不争的事实。

　　但是，随着美国的家电市场、汽车市场纷纷被日本和韩国占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美国国力和经济效率的直线上升！这二十多年，美国从劳动生产率、人均收入等指标上看，都明显高出日本和欧洲一筹。为什么？家电工厂倒了，今后汽车厂也会倒，但是，这些企业虽然瓦解，美国最小的经济体（即个人和家庭）的竞争力却是有保证的。人家有高工资，高福利，人家送孩子上大学，下一代摇身一变成了软件设计师、医生，家庭作为一个经济体升级了。全社会都这样，经济当然就有后劲。

　　这次福特的危机，尤其让人感慨万千。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福特正在考虑，给几个工厂被解雇的工人提供上大学的学费，15000美元1年，保证4年的大学学费！人家企业火都上了房，还不得不花这个钱。你还指望这个企业能生存得下去吗？但是，人家的市场经济成熟了。在大企业和社会的最小经济体之间，有制度保证小经济体的利益。人家怕的不是一个福特公司的破产，怕的是成千上万工人、家庭的破产。只要这些小经济体能存活，保持竞争力，国家就会有竞争力。毕竟后者才是社会的细胞。


第2节：从世界史看经济与民主


　　所以，我在书中提出的，是一个新自由派的理念：中国的未来决定于充分的市场竞争。这一竞争的基础，就在于最小经济体（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福利和素质。倒几家大企业没有关系，GDP上涨慢一点没有关系，但是，老百姓在医疗、教育上的基本需求必须满足。一个民工，必须有足够的能力投资于自己的孩子，使之长大后不再是民工。以牺牲这些小经济体为代价发展大企业，无非是一种变身的计划经济。

　　从世界史看经济与民主

　　最近又有一位“主流经济学家”李稻葵出来说话，称印度的经验证明：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民主制度应该缓行。此论已经受到许多人的驳斥。不过，人们很少论及经验性的证据。既然经济学家是最讲究经验和实证的，我们就有义务检讨一下他们的结论的证据。

　　只要看一看世界各国人均GDP的排名就知道，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民主国家。中国排在第118位。在这个位置之后的主要民主国家，大概也只有印度了。面对这样的经验事实，不喜欢民主的人自然要解释：那些民主国家发达证明民主只适合发达国家，而并非它们因为民主才发达。印度这一孤证，也就使这样的人如获至宝：看看，民主了半天，怎么还那么穷？

　　李先生要把自己的话说圆，至少应该论证一下：那些人均GDP排名靠前的国家，是否都是先发达后民主的？这就不得不看看历史。事实上，人类历史的经验表明，民主常常在落后地区发展，并后来居上。如今的世界格局，只能证明民主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优势。

　　先看民主的发源地希腊。希腊文化发达，经济繁荣。但是真论财富，则比不上东方。这一点希腊人自己也明白。希罗多德在记述雅典的立法者梭伦和东方君主Lydia国王Croesus的对谈就很说明问题。当时Lydia是最富有的国家，Croesus向梭伦炫耀自己的财富，并问梭伦谁是世界最幸福的人。梭伦举出的两个最幸福的人，都是希腊人。Croesus火了：难道我拥有的一切都不算数？梭伦意味深长地说：你还没有到你人生的尽头，我怎么可以下结论？梭伦的话，不仅预言了Croesus的个人命运（他不久就成为别人的阶下囚），而且也预言了他所代表的制度的命运：专制会一时聚敛财富，但其繁荣却不可长久。

　　如果这样的例子太遥远，我们不妨看看导致如今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历史分途的18世纪。当时的中国，是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这一点，连亚当·斯密也没有置疑。不过，亚当·斯密做出了预言：中国只要制度不改革，其发展就已经走到头了。结果几十年后，他的话就应验了。率先崛起为世界帝国的，是英国。其繁荣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君主立宪制。在这个制度下，靠选举产生的议会，逐渐控制了政治权力。没有议会的同意，国王不能加税。比如，国王打仗需要经费，但议会不同意加税，国王只好借债。同样是因为君主立宪的制约，国王借钱后不敢赖账，必须偿还。结果，虽然王室债台高筑，财政信誉却比其他政府高，商人愿意把钱借给英王。这就出现了18世纪的奇观：最缺乏敛财能力的英国王室，是最有钱的王室。大家打仗打到最后都没有钱了，只有英王还能借来钱。英王的财政信誉和借贷，创造了现代的金融结构（包括股票市场），奠定了大英帝国崛起的基础。

　　民主的好处，就是限制政府绝对的权力。这种受限制的权力，在短期内当然可能不如不受限制的权力有作为。比如，在16、17世纪，西班牙从美洲掠夺白银，英王着急，但无法加税敛财，没钱修军舰，争不过人家。结果呢？到18世纪，白拣了银子的西班牙帝国衰落，政府手头拮据的大英帝国反而崛起。美国的兴起何尝不是如此？当年的北美殖民地，很难算是经济发达地区。但最后还是民主制度造就了这个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可笑的是，李先生在一次讲话中还特别举出了美国的例子：你们看看，克林顿要搞医改，既得利益那么多，都出来讨价还价，改得动吗？布什搞社安改革，改得动吗？还是我们有优势。他也不想想，当年克林顿的医改计划谁来埋单？账不算清楚就改，国家财政怎么承受？美国有句笑话：18世纪的一位医生，每年冬天休假打猎，不看病人。而这也是唯一一个他没有杀死人的季节。政府有时也是如此。什么都不干反而更好。民主制度限制政府的莽撞行动，因为那太危险。这并不说明民主没有效率。如今，麻省就开始实施类似克林顿构想的医改了。成败目前虽未可知，但局部实验会为全国提供经验。这样慢慢推进，并不说明民主的荒唐，而恰恰说明民主的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