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店到剑桥有多远 第一章：初到英国

　　当时我出国的计划是一年。出国前我培训了半年英语，好歹通过了英国的雅思考试，雅思成绩是我们出国培训班十个人中倒数第二。我们出国培训班中大多数同学比我年轻，英文也比我好，我觉得我的条件不大可能在英国找到资助延长。为了节省出国时发的制装费，我没有买箱子，而是从我太太的同事家里借了一口箱子，准备一年后回国时还给她。

　　到英国后，我更觉得在英国找到资助延长的可能性很小。当时国内高校有不少到英国做访问学者的，年龄有比我大的，更多的比我年轻。很多人都希望找到资助延长一段时间，但是成功的很少。

　　我到英国时，在南安普顿大学土木工程系做访问学者。我的导师查理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英国绅士。他年轻时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硕士学位，数理基础特别好，但不是特别善谈。我在土木系办公室与他第一次见面时，我不知他听懂了我多少，我对他讲的几乎听不懂。大概他怕我初到异国觉得孤独，也许他感到我的英语有问题，所以领我到了我的办公室后，他告诉我，他知道船舶工程系有一位中国留学生，他愿意带我去见她。刚到异国他乡，能见到一位同胞自然是一件好事，我需要尽快了解周围的环境，需要住下来，需要准确可靠的信息。特别是与查理的简短交谈后，我更怀疑我的英语交流能力，也更怀念我的中文交流能力了。到英国几天了，还没有与中国人交谈的机会，能与一位中国留学生见面，真有点迫不及待。查理带我见到那位中国留学生后，给我说了句什么就走了。果然，用中文交流就是不一样，很短的时间，我不但知到了南安普顿大学的情况，也知到了南安普顿市的概况，不但知道了商店在什么地方，也知道了在哪儿买中国食品。与这位中国留学生告辞后，我正要走，她告诉我不要走，因为查理说过还要来找我。原来查理刚才给我讲的话我完全没听懂。

　　我刚到英国时，与几个从法国和西班牙来的学生合租了一套房子，住在大学附近，我们彼此可以用英语简单交谈，但是不能深入。几星期后，能够交谈的已经谈完了，更深入的话题也无法交流，好像是一个人住在一栋房子里。走到街上和在土木系，我几乎一点听不懂英国人讲话，英国人更难听懂我说的什么。虽然周围都是英国人，但是不能与他们交流，如同只身在荒岛一般。有些事情必须和英国人打交道时，我都事先准备一下，考虑好怎么讲。结果准备好的话没有用上，需要谈的都是没有准备的，效果总是不好。当时感到很压抑，自信心大减，有点无可奈何的感觉。

　　我到南安普顿大学是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初。过了几天，查理来找我，要我带上我的四篇论文到地质系见史玎森教授。那四篇论文是我在国内时，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英文论文，专门研究岩体中的裂缝。史玎森是构造地质学家，也研究岩体中的裂缝。他是学理科的，研究岩体中裂缝是怎样形成的；而我是学工程的，研究岩体中裂缝对工程建筑有什么影响。不管怎样，我们研究的是共同感兴趣的东西，有共同的话题，所以那次见面我们谈了很长的时间。遗憾的是当时我的英语实在是太差，史玎森和我，一人拿一个笔记本，一边说，一边写，一边画，我们才大概知道了彼此干什么。那次与史玎森见面后，我到英国后的情绪好了一些。虽然英文不好，我感到我干的工作还是有意义的，同行还有点兴趣。那时已临近圣诞节，过了圣诞节后，此事就淡忘了。

　　作为访问学者，没有硬性规定的工作量一定要完成，所以工作相对比较轻松。次年三月，我到英国已经四个月，想到离回国还有八个月，我在考虑回国时该买点什么东西。一天，史玎森教授一个人来到我在土木工程系的办公室，这次他没有再谈岩体中的裂缝，而是问我是否愿意到地质系做博士后，与他一起工作。他说，他可以给我提供一年的经费，然后我们再共同申请以后的经费。他来时仍然没有忘记带一个笔记本，我们交谈时，特别是谈到经费时，他都在笔记本上写下来让我看。我讲的一些重要的话，他也让我写下来，这样确保我们彼此在经费的问题上，没有任何误会。那以后，我的工作就很忙了。要申请新项目，又要写论文，感到自己的知识还是太少，能力还是不强，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

　　第一章：初到英国(3)

　　（三）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用那么多时间把考试成绩提高了一点是得不偿失，不如到球场去踢球。

　　我继续留在英国后，一时半会回不了国，自然对张艮在国内的学习更重视了。每次给我太太打电话，几乎都是谈张艮的学习。过了一学期，我太太在电话中很高兴地告诉我，张艮的成绩有了进步。原来整整一学期，张艮放学后，她每天督促张艮完成了所有老师布置的作业，果然考试成绩由原来的九十五——九十八分提高到了九十八——一百分。为这二——三分的成绩，张艮每天用几小时做家庭作业，结果睡眠不足，身体也不好。我认为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用那么多时间把考试成绩提高了一点是得不偿失，不如到球场去踢球。但是我太太和老师认为张艮的考试成绩有了很大的进步，为他的进步而高兴。

　　在国内和刚到英国时，我认为在英国只要英文好，一切都容易，其实并非如此。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社会需要的是能力不是成绩，社会需要的不是一般的能力而是社会需要的能力。在应试教育体制下，靠死记硬背和题海战术的确可以考出好的成绩，但是仅仅考好成绩并不意味着有能力，更不能说明具有社会需要的能力。然而，国内的现实是考出好成绩才有升学的机会，考出好成绩才能得到工作，所以责怪学校、老师搞应试教育也是不公正的。考试本身没有什么不对，通过考试可以鉴别一个人的能力，特别是鉴别一个人接受知识的能力。问题在于，还需要有其他的办法来鉴别一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潜力。

　　张艮对新事物感兴趣，很敏锐。他对感兴趣的东西学得快，也记得住。但是他对事物的细节容易忽略，特别不愿意重复干那些会干的事情。如果让他长期重复写会写的字，重复做会做的题，他对学习很快会失去兴趣。为了适应国内的教育环境，我们可以鼓励他适应这种应试教育，或强迫他接受这种应试教育，甚至他自己慢慢地也会习惯这种应试教育。如果他能适应这种应试教育，最好的结局是能考好成绩，十年后进入一个好大学，但是身体羸弱，知识面狭窄，解决问题的能力差。如果他不能适应这种应试教育，后果则不堪设想，进不了好大学，甚至进不了大学，既不能解决问题，也没有知识。

　　我自己的感受是，获取知识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问题的理解能力，而对具体问题的理解能力又取决于知识的储备，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知识。如果为了让张艮考高分，他就必须记住大量的细节，重复做会做的题，就不会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就不可能高效率地获取新知识。没有足够深和广的知识储备，解决问题只是一句空话。从六岁到十八岁，大概是记忆力最好的时候，在这个年龄段真正理解了的事情可能终身不忘。可以说，在这个年龄段，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重复做会做的题，重复干会干的事，对个人对社会都是极大的浪费，对那些有天赋的儿童更是一个悲剧。

　　张艮的学习有了进步后，更确切地说是考试成绩好一点后，像国内的许多家长那样，我太太给张艮报名参加了两个课外辅导班，一个学书法，另一个学画画。教书法的是一个很热心的退休工作者，放学后在学校教他们。那位退休工作者几乎是免费教他们，只收一点纸张费，不收学费。教画画的是我太太同事的孩子，也是张艮小学的美术老师，张艮除了放学后跟他学画外，他还到家里来作家教。本来张艮就没有什么课余时间，每天要做很多家庭作业，只有周末还可以玩一下。参加了这两个课外辅导班后，张艮每天学习的时间不少于十小时，并且周末还不能玩。我在电话中问我太太，张艮是否有必要参加这么多课外辅导班。我太太说张艮参加的课外辅导班算少的，有的小孩参加三、四个辅导班。她说我们有这个经济能力，她也愿意不辞辛劳，再说张艮有能力多学一点东西，我们不能让张艮比别的小孩学得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