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这是关于某人一生的故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由主人公亲自讲述的故事。因此，它不能在一个编辑粗枝大叶的处理下进行讲述。他应该被允许用他特有的叙述方式，甚至作为故事的一部分，大量的过于铺张的背诵也是可以接受的。在表面的夸张中，事实依然有迹可循，这个人的品质可能构成了他的健康精神的基础。所以，编者在准备本书的出版时，除了将材料按照年代和逻辑的顺序进行组织整理之外，还做了更多的工作以保持叙事的完整和连贯。其中的一些尾注是用于解释的，在其中加入一些图表以使文本在视觉上看起来更加生动，但文章的叙述才是主题和重点。
　　他的一生是一部“离奇且多变故的历史”，若在这里颂扬他的性格，会显得不合时宜，但我们也许应当认真思考这样一个事实：历史的确是离奇且多变故的。即便是阿拉伯《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也不会比这个故事更加神奇了。一个移民美国的贫穷的苏格兰小孩，靠着他一步一步的努力，在经过了一个又一个考验和胜利之后，最终成为了伟大的钢铁大王，建立了庞大的产业，聚集了巨额的财富，最后为了全人类的教化和改良，系统并郑重地贡献出他全部的财产。不仅如此，他创立了不容忽视和遗忘的财富圣经，他的这一姿态给随后的百万富翁们如何分派其财产开创了先例。在他的事业生涯中，他堪当一个民族的建设者、思想的领袖、作家、演讲家、工人的朋友、学者和政治家，他是崇高和谦卑的结合。然而，与他所做出的那些具有启示性的伟大事件（他对自己财产的处置、他对世界和平的激情及他对全人类的爱）相比，这些也只能算作美谈轶事而已。
　　也许我们离得太近以致不能用一种合适的尺度来审视这段历史，但随着时间的流走，我们将越来越有兴趣和能力来看待和感悟它，我们的后代将会比今天的我们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它的奇妙之处。透过卡内基先生自己的文字和轻快的风格，他为我们所保留，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这是一段值得回忆的记录――一段也许我们再也无法得见和重复的记录。
　　编者注
　　纽约
第一章
　　我的父母和童年
　　一位圣人曾说，如果每个人的生活故事都被真实地叙述出来，那一定是非常有趣的。我那些坚持让我写出自己传记的亲戚和挚友也许不会对这一结果感到过度失望了。我想至少那Z些了解我的人会喜爱这个故事，我以此自我安慰，激励自己坚持下去。
　　我的朋友，匹兹堡的梅隆法官，在几年前写过这样一本自传，它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乐趣。正因为如此，我乐于认同我在上文中所引述的那位智者的观点。的确，法官讲述的故事为他的朋友带来了无穷乐趣，并且对他的家族后世产生了后续的影响，使得他们能过上一份美满的生活。并且出乎他意料的是，这部自传被列为了最受欢迎的作品，它包含有一个本质的价值特征——它展示了人。它的写作并非为了引起公众的注意，而仅仅只是为了他的家人而设计。因此我也将这样讲述我的故事：没必要在公众面前摆出某种姿态，但是对于我那些真实可靠的朋友，那些我可以与之无拘无束地畅谈的人，即便是些须小事也不让他们觉得索然乏味。
　　让我们开始我的故事吧。
　　1835年的11月25日，我出生在丹佛姆林一栋平房的阁楼里。房子坐落在摩迪（moodie）街和修道院巷的一个角落中，只有一层，正如谚语所说，我“拥有贫穷却诚实的父母、良善的亲戚和朋友”。作为苏格兰绸缎交易的中心，丹佛姆林在很久以前就引起了重视。我的父亲，威廉?卡内基，安德鲁?卡内基的儿子，是一个纺织工人，他用我爷爷的名字为我命名。我的祖父卡内基凭着他的机智幽默、他亲切的天性和抑制不住的精神在这一地区享有盛名。他是他们那个时期活跃分子们的领袖，作为他们的欢快俱乐部——“帕提尔姆学院”（Patiemuircollege）的首领，他远近闻名。在阔别了十四年后，当我再次回到丹佛姆林时，我记得一个老头向我走来，有人告诉我他是我的“教授”祖父，那是他在其密友中的头衔。
　　那是一幅中风颤抖的老人的肖像：“他的下巴和鼻子都透着龙钟的老态。”
　　他蹒跚着穿过房间向我走来，将他那颤抖的双手放在我的头上说：“你是安德鲁尔?卡内基的孙子！恩，星期一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这一天：你的外祖父和我原本可以朝那个他认为是通情达理的人高喊‘哈鲁’。”
　　在一个大年夜里，一个乡村老妇人吃惊地看到了一张从窗户中突然伸进来的经过乔装的脸孔。一阵的迟疑之后，她终于明查到了，于是大喊着说：“噢，原来是愚蠢的青年安德鲁?卡内基呀。”她说的没错，我的祖父在五十七岁的时候还乔装成一个嬉笑的年轻人，出来惊吓他年老的女性朋友。
　　正如我朋友们所说，我想我乐观的天性、我能化解烦恼并且始终愉快生活的能力、我能使“所有的丑小鸭变成美丽的白天鹅”的能力很可能是从我那喜欢乔装打扮嬉笑逗乐的老祖父处继承而来。我以拥有他的名字而自豪。
　　充满着阳光的心情和意志要比财富更有价值。年轻人必须认识到这是可以被耕耘而获得的，心智也像身体一样可以从阴暗处转移到阳光中来。那么，那就让我们行动吧，如果可能，请让笑声将烦恼赶开。如果他多少有一点哲人的味道的话，人们常常可以做得到，假如人们对自己所犯错误不在自责。因为那总是残留下来，该死的污点不会被淘汰清洗干净。端坐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不会受到欺骗的。因此，伯恩斯所给出的那条重要的生活的准则说：
　　“使你畏惧的不过是你自己的责备。”
　　这条座右铭很早以前在生活中就是被认可了的，它比我所听说过的任何训诫都更加有用。我已经听过远远不止一点点的训诫，尽管我可以承认在我已经成熟了的年岁里，我和我的老朋友贝利?沃尔克有类同之处。他总是被他的医生询问其睡眠状况，而他总是答复说很不能让人满意。他常常不能入睡，并且眼睛里有金星闪烁：“但是我能很好地打个盹儿。”
　　在我母亲的家族这一边，我的外祖父就更加有特点而值得讲述，因为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是威廉?古伯特的朋友，他为他的记录和作品做出过贡献，并且与他一直保持着通信。甚至正如我所写的，在丹佛姆林，凡是认识我外祖父莫里森的老人都说他是最好的演讲家之一，而且还是他们所见过的最能干的人。他是古伯特《记录》的小型版本《先驱》的出版发行人，这在苏格兰被认为是第一篇激进的论文。我读过他写的一些东西，考虑到在今天他们对技能教育的重要性，我想他们中最显著的是七十多年前出版的一个冠名为“Head-icationversusHand-ication”的小册子。他坚持其后来在某种意义上的重要性将反映出对今天极力提倡的技能技术教育的信任。它以这样的词句结尾：“感谢上帝，我在年轻的时候可以制作并且修补鞋子。”古伯特在1833年把它刊发在《记录》(Register)一书中,以编辑身份作出评论：“与此主题有关的刊发在《记录》中的最有价值的通信之一，是来自于我们可敬的朋友和通信者，苏格兰的托马斯?莫里森，这份通信就出现在这一期中。”所以看起来，我“信笔涂鸦”的习性来自双方面的遗传，因为卡内基家族同样也热爱读书并且善于思考。
　　我的外祖父莫里森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一个聪敏的政客，同时也是该地区激进政党的左翼领袖——这一职务后来被他的儿子，我的舅舅所继承。我在美国期间，曾有多位在苏格兰享有声望的人前来拜访过我，以期与“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握手。克利夫兰和匹兹堡铁路公司的负责人法默先生有一次对我说：“我所拥有的一切学识和文化都得益于你外祖父的影响。”《丹佛姆林重大事件史》的作者埃比尼泽?亨德森也这样说，他生命中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件：当他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就曾受到我外祖父的影响。
　　在我的一生中总是能够得到一些恭维，但是格拉斯哥报一位记者的恭维让我感到无上的快乐。这位记者曾经在美国听过我在圣?安德鲁大厅所作的关于地方资质的演讲，他撰文说，当时苏格兰大部分的言论都和我、我的家庭尤其是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相关。他继续写道：“想像一下我见到讲台上这位外孙的时候有多么的惊讶吧，他在仪态、手势和外貌上都是对老莫里森的一个完美的摹写。”
　　我记不清我的外祖父长什么样了，但是我和他之间惊人的相像却是不可置疑的。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在二十七岁那年，我第一次回到丹佛姆林，当我在沙发上和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森坐在一起时，我清楚地记得他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他一时语塞，随后冲出了房间，过来一会儿才回来，他解释说我身上的某些东西会让他的父亲不时地在他跟前闪现。这个影像会立即消失，但过不了多久便又重新出现了。我的一些手势，也会使他不能很好地将我和他的父亲区分开来。我的母亲不停地在我身上找到我外祖父所特有的一些怪癖。遗传学说时刻都在被得到证明，这一法则如此灵验，甚至一个手势也可以在代际之间传递，还有某些超越了肉体的东西。我为之深深地震惊了。
　　我的外祖父莫里森娶的是爱丁堡的霍奇女士，她是一位身份高贵，举止优雅，富有学识涵养的妇人，很可惜的是，在这个家庭还非常的年轻的时候，她便过早地去世了。当时，他过着一份安稳的小康生活，作为一个皮革商人在丹佛姆林管理着自己的生意和一小份产业。但是如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他在滑铁卢战后的和平中破产了。他的大儿子，我的舅舅贝利是在这个家庭的奢华时期成长起来的，因为在儿时他自己拥有一匹小马可供骑乘，而在他之后出生的那些家庭成员则经历了艰苦的生活。
　　他的第二个女儿，玛格丽特，也就是我的母亲。对她，我没有自信谈论太多。她继承了她母亲高贵精致和有涵养的风度气质。也许某一天我可以向全世界讲述这个女主人公的一些东西，但对此我依然心存疑虑。对我来说，她如女神一般圣洁，这是其他人体会不到的。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可以说真正了解她。在我父亲去世后，她便是我的全部了。我在我第一本书的献辞中这样写道：“献给我最爱的英雄－－我的母亲。”
　　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祖先的缘故，我的出生地对我来说有着无上的意义。对一个人来说，在哪里出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同的环境和传统会促成小孩不同的潜在趋向。罗斯金如实叙述说，在爱丁堡，每一个聪明的孩子都受到他们视界中城堡的影响。丹佛姆林的儿童也是如此，他们肯定受到了苏格兰威斯敏斯特庄严的修道院的影响，它是在十一世纪（1070）由保护圣徒马尔科姆和他的皇后玛格丽特修建的。这座伟大的修道院的遗迹以及国王出生时所在的宫殿至今依然还保存着，另外还有皮特克利夫峡谷、祭奉皇后玛格丽特的神殿，国王马尔科姆的城堡的遗迹。就像老民谣“帕特里克?斯彭斯先生”的开头一样：
　　“国王坐在丹佛姆林城堡之中，
　　喝着血红的葡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