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近来，社会学风行一时。十几年前还鲜为人知甚至几乎被人贬低的这个词，今天已成为一个常用词。公众对这门新科学的兴趣越来越大，似乎对它有一种偏爱。人们对它寄予很大的希望。可是应该承认，已经取得的成果与已出版著作的数量和人们对这些著作的兴趣完全不相称。一门科学的进步，其标志是它所研究的问题不再原封不动。有人说，如果发现了迄今为止尚不知道的规律，或者至少是新的事实改变了提出问题的方法，尽管还没有提供可以被看作是最后的解决办法，这门科学就算是进步了。然而，不幸的是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社会学并没有向我们展现出这种景象；因为它往往不提出明确的问题。它还没有超越建设和哲学综合的阶段。它不是以说明社会领域的有限部分为己任，而是宁可研究那些引入注目的一般性，考察所有的问题而不是特地研究哪一个问题。这种方法固然可以稍微满足一点公众的好奇心，向公众阐明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根本达不到任何目的。人们不是借助于草率的直感粗浅地进行考察便能发现如此复杂的现实事物的规律的。况且，某些既广泛又仓促的概括是不可能得到任何证明的。人们能做到的就是在有机会的时候举几个有利于说明已经提出的假设的例子，但是说明并不是证明。此外，一个人在遇到那么多问题的时候，他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他所能利用的只是某些偶然知道的情况，甚至没有办法加以考证。因此，对于任何习惯于只研究某些特定问题的人来说，纯社会学的著作毫无用处，因为大部分著作都不属于任何特定的研究领域，而且过分缺少有点权威性的资料。
对我们这门科学的前途抱有信心的人应该把结束这种状态的事放在心上。如果这种状态继续下去，社会学很快就会重新信誉扫地，只有理性的敌人才会为此而感到高兴。因为对于人类的理智来说，如果漏掉迄今为止唯一不受其支配和人们为之激烈争论的这一部分现实，哪怕是暂时的，这也将是一次可悲的失败。即使取得的成果不明确，也决不应该灰心丧气。这是作出新的努力的理由，而不是洗手不干的借口。一门诞生不久的科学有权犯错误和进行探索，只要它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和探索以免重复。因此，社会学不应该放弃任何抱负；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要不辜负人们对它的期望，它就不应该变成一种别具一格的哲学专题著作。社会学家就不应该热衷于对社会现象进行形而上学的思考；而应该把各种具有明确界限的现象作为研究的对象：这些现象可以说是用手摸得着的，人们可以说出它们的来龙去脉，而且可以抓住不放！社会学家还应该仔细参考各种辅助学科，例如历史、人种志和统计学；没有这些学科，社会学就可能一事无成！如果说有什么要担心的话，这就是社会学家所掌握的材料无论如何不会与他试图研究的课题相适应；因为不管他多么细心地划定界限，他的课题总是如此丰富、如此多变，以致包含着无数的意外情况。但是这没有什么要紧。如果他这样进行研究，即使他所掌握的材料不完整，方法太有限，他还是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这件工作将大有前途。因为，具有某种客观基础的观念和它们的提出者的人格并无紧密的关系。这些观念具有某种非个人的性质，使别人也可以接受和继承；它们是可以传播的。因此，在科学工作中可以有某种连续性，而这种连续性正是进步的条件。
人们即将读到的这本书正是在这种意图的支配下构思的。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有机会研究各种各样的课题，我们之所以在其中选择自杀作为本书的研究课题，是因为比自杀更容易确定的课题不多，我们觉得自杀是一个特别适当的例子；尽管要明确地划定这个课题的范围还需要做一番准备工作。但是，只要集中力量，我们便可以找到名副其实的规律，这些规律比任何辩证的论据更能证明社会学是切实可行的。人们将会看到我们希望已经证明的规律。当然，我们可能不止一次地弄错，在我们的归纳中超越观察到的事实。但是，至少每一种假设都附有证据，而且我们力求使证据尽可能多一点。尤其重要的是，我们每次将仔细地把推理和解释同被解释的事实明确地区分开来。因此，读者能够评价向他所作的这些解释的根据而不会受到丝毫干扰。
此外，在这样限制研究范围的同时，人们完全没有必要限制自己全面和概括地看问题。相反，我们认为我们已经确定了有关婚姻、丧偶、家庭和宗教团体等等的许多命题；如果我们没有弄错，这些命题比伦理学家关于这些条件或制度的性质的一般理论使我们懂得更多的东西。从我们的研究中，甚至可以看出关于欧洲当前存在的普遍不安的原因的某些征象，以及可以缓和这种情况的补救办法。因为不应该认为，一种普遍的状态只能用普遍性来解释。这种状态可能有某些明确的原因，如果不仔细地研究各种同样明确的表现形式，我们就可能不会知道这些原因。然而，自杀在今天的情况下正是我们所遭受的集体疾病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它将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疾病。
最后，读者将在本书中重新看到我们曾在其他著作中提出和考察过的主要的方法论问题，但更加具体和有的放矢。①在这些问题中，甚至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本书来说太重要了，所以我们不能不立刻提醒读者注意。
①《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巴黎，F．阿尔康书店，1895年。
我们所采用的社会学方法完全基于这样的基本原则：各种社会现象应被当作事物，即外在于个人的现实来研究。对我们来说，没有要更多争论的规则，但也没有更基本的规则。因为，归根到底，社会学为了能够存在，首先应该有一个完全属于它自己的研究对象。它应该研究一种不属于其他科学范畴的现实。但是，如果除了那些特殊的意识以外再没有别的实在的东西，那么它就会因为没有自己的题材而消失。今后可以观察的唯一对象是个人的心理状态，因为再没有别的了；然而，这是归心理学研究的问题。从这个观点来看，婚姻、家庭或宗教中一切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东西其实都可以被看作是由这些行动来满足的个人需要：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性欲以及人们称之为宗教本能的东西等等。这些行动本身及其复杂多变的历史形式却变得无足轻重了。作为个性一般属性的表面和偶然的表现形式，这些行动不过是个性的一个方面，不需要专门进行研究。有时候研究一下，人类这些永恒的感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如何表现出来的，这也许是出于好奇；但是这些表现都是不完整的，所以人们不可能给予重视。从某些方面来看，最好把这些表现撇在一边，以便能更好地触及使这些表现具有意义和使这些表现改变性质的根源。因此，借口把社会学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而把这门科学纳入个人心理学的范畴，实际上是使它离开唯一属于它的研究对象。人们没有意识到，如果没有社会就不可能有社会学，而如果只有个人就不可能有社会。此外，这种观念根本不是在社会学中保持模糊的普遍性的理由。如果人们只承认一种虚假的存在，那么他们怎么能专门说明社会生活的各种具体形式呢？
然而，我们很难认为，本书的每一页并不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支配个人的是超越个人的道德的现实，即集体的现实。如果人们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自杀率，这种自杀率比一般死亡率更稳定，即使有变化，那也是按每个社会特有的加速系数来变化的，每日、每月、每年的不同时刻的变化不过是社会生活节奏的反映。如果人们认为，结婚、离婚、家庭、宗教团体和军队等等按某些明确的规律影响着社会生活的节奏，其中有些规律甚至可以用数字形式来表示，那么他们就不会认为，这些情况和这些行为是不道德的和无效益的意识形态安排。但是人们会感觉到，这是一些实在的、有生命的和活跃的力量，这些力量以它们支配个人的方式证明它们并不从属于个人；至少是，即使个人作为组成部分进入产生这些力量的组合，这些力量也随着自己的形成而对个人施加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更懂得社会学可能而且必须是客观的，因为社会学所面对的现实和心理学家或生物学家所研究的现实一样明确和具体。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