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卖文为生有一个好处，就是经常有不花钱的报刊送给你，一堆一堆的，好让你每天有事可以打发时间。不过，我对报刊的兴趣没有书籍那么大，因此，读报读得非常快，一大摞报纸，十几分钟就溜过去，只是，如果那期上有了刀尔登和陶短房的专栏，我的眼睛在上面停留的时间肯定会长些，长到什么程度？一个千把字的专栏，比看三份报纸的时间还要长。


我踏入媒体江湖，刚出道的时候，也是靠历史随笔“骗”钱的，因此，我对写历史随笔的同道，有意无意会多看几眼。很可怜，当今之世，写这劳什子的人很多，但写得像样的却少，最让我喜欢的有俩人，一个是刀尔登，一个就是陶短房。前者，已经被我完全发掘，鼓动书商去跟他签约，然后拖他到北京，一起喝酒，还约了下次。而后者，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搞清陶短房这三个字，是真名还是笔名，此人什么来历，从何处而来，现在又哪儿去了。我仅仅知道一点，他的文字好，好文字背后还有好的学养，当初，十有八九，在历史上下过苦功夫，眼下也许改行了，一肚皮的历史边角料，超级不正经，跟我的爱好惊人的一致。


自打混入学界，最讨厌的学科，就是所谓的公关学，我的一个同学后来改行研究公关学，还做了一省的公关学学会的秘书长，我见面都不理人家。可是，公关学三个字，接在皇帝后面，却显得那么好玩，怎么看怎么搞笑，荒诞意味的搞笑，笑过之后，五味杂陈。也许，陶短房只是在写着玩，当年读历史读多了，攒了太多的杂碎，弄出皇帝老儿当线头，一边是文臣武将，一边是嫔妃宦官，把事儿串起来，人也串起来，一个接一个写出来，端给编辑，让大家一乐，骗几个散碎银两好买酒喝。


人生在世，不幸做了读书人，更不幸做了中国读书人，读中国书，读到颜元说的“吞砒人”（类似于后世大烟鬼）上瘾的境地，如果读书写字，不能随心所欲，读到哪儿，涂到哪儿，总是完成任务，实现使命，不亦累乎？不亦悲乎？不亦……乎？近来总跟李零聊当年读野书、胡乱写的旧事，说是做了学者，尤其是体制内的学者，难免人在朝堂，身不由己，渴望放虎归山，我每有同感。近来读到几位自外于体制的人，看似随兴的文字，别的不说，心里头松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南山下种了糜子，可以酿上好的老酒。


陶短房不仅写历史随笔，还写评论，至少在科目上，跟现在的我很是相似。随笔幽默轻松，举重若轻，评论简洁干净，厚重老成，两边的文字，从本质上讲，都暗合着一个“厚”字，书没有读到一定的份上，笔绝对不会这样老。但是，我看他的文字，总觉得他应该是个年轻人，有着70后才有的那股子机灵劲儿。因此，我也就冒昧地断他为70年代生人了，咱别的优长没有，至少年龄上长他十几岁，痴长也罢，傻大也行，反正，倚老卖老，可以对他的文字评头品足了。


这篇奉命而写的所谓的序，据说是陶短房辗转托一个中间人交办的。说实在的，我其实没有这个资格给他的书写序，但是久睹其文，确实难免免俗，想见其人。写序，也是一种契机，两座山走不到一起，两个人难免会见，如果见了，验明正身，就是陶短房本人，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问他讨酒喝，权当上面几个字的稿费。


张鸣


年5月26于京北清林苑




写在《皇帝公关学》前面的话


其实这段文字是不折不扣的“写在《皇帝公关学》前面的话”，因为这个系列原本是我在《新京报》文化版的专栏连载，承蒙中信出版社厚爱，让这个系列得以结集成书。披览一年来的作品，越看越觉得，有必要就构思、创作这个系列的一些个人心得、感受，作一番诚恳的交代。


封建帝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毋庸讳言，在经历了几千年帝王时代的中国，一些部门、单位里的当家人，一些“县官”和“现管”们，仍不同程度存在一定的封建家长意志，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不可避免会遇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作风。当然，您也许会说，中国人讲究忍耐，退一步海阔天空；您也许会说，中国人最重气节和原则，士不平则鸣，碰上这样的人和事，就应该不妥协，应该斗争。


那么，究竟什么时候该忍，什么时候则无须再忍？妥协与不妥协间，究竟应有怎样的过渡与底线？如果忍，怎样忍才是最优选项；如果斗，怎样斗才是最佳方案？要回答这些微妙而深刻的问题，恐怕任何个人都是无能为力的。


然而中国早就有句老话：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在漫长的帝王时代，“伴君如伴虎”的格言，让无数或显贵或卑微、或大智若愚或大愚若智的各色人等，无不处心积虑地琢磨着如何跟皇帝“公关”的学问，“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要还食人间烟火，就没办法摆脱这一沉重的“公关”负担—就算您是不食周禄的伯夷、叔齐，可您总得踩人家的地，喝人家的水，吃人家的野菜吧！


这一代又一代的公关，有得有失，有经验也有教训，可谓用前人无数心智、血汗乃至生命换来的宝贵镜鉴，对于今天的人们处理与上级的关系，自然有极大的助益。


然而中国历史典籍既深且博，对于在现代快节奏社会生活惯了的人们而言，去披阅采撷，可谓难度不小。不仅如此，正如哲人所言，帝王时代的史籍，往往免不了被修成帝王家谱，一切是非曲直善恶，都以帝王的标准为标准，殊不知帝王是无须公关的（倒霉时例外），只有面对帝王的人们才需要公关。因此，对这些典籍作一番切菜刀、手术刀甚至修脚刀的动作，是有必要的。


不仅如此，时代毕竟已不是当初的时代，社会在变，人们的价值取向在变，现代下级与上级、被领导者与领导者间的关系，毕竟不是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关系，而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这就需要《皇帝公关学》不能仅仅是停留在经史子集时代的剪刀糨糊文摘集，而必须用现代公关理念，去重新演绎当年的是与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