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绪言

在下面的篇幅里我试图对各种类型作一次总得描述，而且我首先要涉及到的必然是两种常见的类型，我已经把他们称为外倾型和内倾型。另外，我还将尽力描述出那些特殊类型的确定的性格特征，这些类型由于各自特殊功能在个体对生活的适应或定向中扮演了主要的作用而各具特色。对于前者，我将称之为一般态度类型（general-attitude types）因为他们明显地带着一般兴趣和力比多运动的趋势，对于后者，我将把他们称为功能类型（function types）。
正如我已多次指出的那样，一般态度类型由他们的对客体的特殊态度来区分。内倾型对客体的态度是一种抽象的态度；在本质上，他总是面临着一个怎样才能够从客体中提取力比多的难题，就像他只得不断地阻挠客体欲取得优势的意图一样。相反，外倾型却对客体保持着一种过分信赖的关系。由此，他坚信客体有其重要性，即他的主观态度总是不断地受到客体的调整，并与客体相关联。实质上客体从未有过充分的价值；但是对于他来说，它的重要性却必定总是至高无上的。
这两种态度从根本上来说是如此的不同，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照，以至于当我们稍加注意时，他们的存在即使对于心里事件中的未知领域来说也变成一种明显的事实。谁也不了解那些缄默、固执并常常有些羞涩的人，这些人与另外一些具有开朗，善于交际，安静或者至少是友好和易于了解的性格的人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以与人为善的态度来对待整个世界，或者即使他们与世界发生龃龉时，他们也仍然与之保持一种联系，并且由于这种联系，他们和世界都在相互影响着。
当然，人们首先倾向于把这些差异仅仅看成是个人的癖性。但是他们一旦了解了许多的人他们将很快地发现，这一深刻的差异并不仅仅与个体情形有关，而且是一个类型的态度问题，普遍性远比那种一开始就假定的有限的心理经验要大的多。实际上，正如接下来的几章所要显示的那样，它是一个基本对立的问题；而当我们论述那些以任何方式显示其人格的个体时，这一问题就有时清晰有时模糊地出现了。这种人不仅出现于有教养的阶层，而且出现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因此我们的类型像被国家最杰出的成员做清晰的证实一样，他们也同样被工人和农民所证实。更有甚者，这些类型把性格得差异置诸一边，因为我们可以在所有阶层的女性当中找到同样的类型比较。这种普遍的分布很难说是出现于意识的怂恿，即很难说是作为意识和态度故意选择的结果出现的。如果情形是这样，那么由相同的教养和环境所联系起来并因此而相应抱成一团的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就肯定会大量的表现出这种态度。但是现实却正好相反，因为这些类型的分布显然是不规则的。例如在一个家庭里一个孩子是内倾的，另一个孩子却可能是外倾的。
从这些事实来看，态度类型显然被看作是一种随意分布的普遍现象，由于他们与意识判断或意图毫无联系，他们的存在就只能归结为某种无意识和本能的原因了。因此，类型间的差异作为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必定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显现出它的生物学征兆。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总是一种适应关系（relation of adaptation）；因为主客体之间的每一种关系都以双方的相互限制作用作为先决条件。这些限制构成适应关系。因此，对于客体的类型态度就是适应的过程。大自然经历了两种根本不同的适应方式，他们决定了生物的进一步的生存；其一由繁衍后代的生殖力所造成，伴随着一种相对来说较小的抵御力和对个体的保护；其二由个体在自我保护的多种途径方面的才能所形成，与之搭配的是一种相对来说无足轻重的生殖力。这种生物学上的对比情形似乎并不只是我们的两种心理适应方式的类似物，而且是它们的一般基础。在这点上，指出某种纯粹的一般性征兆就足够了；一方面，我只需指明外倾型的特殊性，这种特性不断地促使他以各种方式耗费和扩展他自己，另一方面，还要指明内倾型抵御外界要求的倾向，他保存他自己的能量，不任意地直接地与客体发生联系而耗费能量，因而巩固了他自己最保险和最不易被攻破的地位。
当布莱克把这两种形式描绘成“多产的”和“贪婪的”时，他没有弄错。正像一般的生物例证所表明的那样，两种形式在他们的种类上都是普遍的和成功的；对类型态度来说，也同样是真实的。一个人借助多种关系才产生的东西，在另一个人只需一种关系就获得了。
儿童经常在他们的最初岁月中就显示出一种确定无误的类型态度这一事实使我们假定，它很可能不是来自于生存的竞争，一般说来，它被理解为适应于确定态度所构成的强制性因素。但是我们会提出强有力的抗议，反对那种甚至认为，那些甚至未离开乳房的小小的婴儿，即离不开母亲乳房的乳婴，已经具有了一种无意识的心理适应在起作用，其理由是母体影响的特殊性质在儿童身上引起了异常反应的观点。虽然这一观点有着毋庸置疑的证据，但它在同样是无可争议的论据——即同一母亲的两个婴儿会很早就显示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来，而丝毫也不因母亲的态度而产生些微的变化——面前，却也不得不缴械投降。尽管没有什么东西诱惑我去看轻双亲影响的几乎无法低估的重要性，但是，这种体验却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从儿童的性格中去寻找决定性因素。尽管外部条件具有最大可能的相似性，一个儿童变成了这一类型而另以儿童却变成了另一类型的事实本事必然会当做最后一着来把他归属于个体的性格，自然，我这样说仅仅指那些出现在正常条件下的情形。在异常的条件下，即当母亲的态度极端反常时，儿童也可能被迫获得一种相对类似的态度；但这样会使他们的个体性格遭受蹂躏，如果没有变态或骚扰性的影响介入其中，他们的个体性格可能已经变成了另外一种类型。通常，无论何时，只要这种类型的本质最终在外界影响下被改变了，这个个体后来就会不可避免的变成神经症患者，而且这种疾病只有在那一态度的发展过程与个体的天生属性完全吻合时才可能被成功的治愈。
至于特殊性格，除了那种非常明显地存在着那种既非常愿意又能够接受一种方式，或者对他来说要适应那种方式比适应其他方式更合他的口味的个体外，我就一无所知了。在上面的分析中，很可能那些不为我们所知的心理原因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从一个人的经验来看，类型的转换对有机体的生理健康是极其有害的，它往往引起一种严重的衰竭状况，我认为这种很可能如此的情况并非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