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女孩子坐在桌前的样子很安分——我只是走过去时从眼角里瞥了她一下，可是立刻得出了这个结论。得出这个结论后，我依旧朝前走，但是心情渐渐地坏了起来。

　　不管怎么说，这几天我的心情一直不好，现在尤其地坏。当然喽，谁都会说，遇上我这样的倒霉事，人人都不可能有好心情。但那也只不过是说说而已——说心情坏和心情真坏根本是两码事。我看人不顺眼，看树也不顺眼，不管是什么样的宣传画看上去都像和我作对——我并不想这样；我想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人在心情坏的时候一点也不想心情坏。

　　我是真的烦。我现在心里烦得连路也不想走了。我正在穿过图书阅览室。阅览室的后边是广播室，王海燕正在那里等我——在学校里，她要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讲，就总是约我在广播室见面。她是校广播台的负责人，广播室简直成了她的私人会客室。最近我是那里的常客。她大概是以为在我这么倒霉的时候，她理应多表示一些同情和关心。我知道，她一直在为我的事情奔走，想凭她在行政楼里的小小地位挽回我的悲惨下场，可惜她也不过是一个学生会主席而已。虽然她的努力都失败了，但她还是在尽力地让我意识到，她是这个学校里最爱护我、关心我的人。其实我也明白这一点，但我最近开始烦起她来了；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我烦身边的一切东西，包括她。她频繁地约我会面，我简直在没见到她之前就可以背出她的所有措辞——无非是说叫我不要灰心、要争取在高三毕业之前把处分记录去掉，告诉我她有多关心我，她始终支持我，叫我有事去找她一类的话。我烦死了。我现在穿过阅览室的时候就在烦走路，我基本上是干什么烦什么。我还烦去见王海燕这件事，还烦坐在阅览室里的那些人。

　　为了不叫人家注意，我紧挨着墙壁走。墙上有一张宣传画剥落了，有人干脆把它撕了下来，只留下几处撕不掉的斑驳纸片，一副年深日久的傻样子——唉，写着我光荣大名的那张布告正贴在校门口。阳光照耀下，它显得簇新簇新，不知道什么时候它才能剥落得像这张宣传画似的面目全非。不知道，我这个烦得要命的人什么时候才会像旧宣传画一样被彻底遗忘。

　　我突然想，还是不要去了。去也是烦，不去也是烦，我去干什么呢？再去见王海燕，我对她的美好印象就会消失殆尽的。我还是不要去了。这个决定一冒出来，我就立刻站住，然后转身往回走。

　　是的，我折回去了。然后我看见刚才那个女孩子还是专心致志地坐在原地，埋头读她的书，长头发温柔地保护着她的脸。我想我这个人大概是不正常了，我竟会笔直地向她走过去，往她桌对面一坐，带着一副认识她很久的神情。唉，我是不大正常了。她并不特别漂亮，也没有什么地方吸引我——也许是为了她自始至终安分地坐在桌子前面的姿势吧，我不懂。全校人都认识我——自从被处分的消息全校通报，我就摆脱不掉这个梦魇了。惟独她，安分地坐着，一点也不把我放在心上。她的两腿并得很拢，伸长了双臂，把合着的两手插在两腿中间，身体略略往前倾，头却是低低地垂着，她的长发轻轻摩挲着她的脸、她的肩——也许是她的这个姿势打动了我。

　　我坐到她对面时，她抬头轻轻看了我一眼——她脸上的那个表情，表示她并不认识我，真个地令我非常感动。她也没笑，也没不笑，给我一种印象，仿佛她是从她眼底那本书里冒出来的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一个精灵，因为人毕竟是这个世界的，而她像从另一个空间、另一个时间来，跟这个学校、这个城市、这个千真万确的世界没有任何联系。我真感动。我被她和世界的这种没有联系打动了。她是一个一分钟之前还不存在的彩色气球，在我眼前晃动。

　　猛地我开口说起话来了——我说什么呢？我说：

　　“我就是被处分的那个人。”

　　她把眼睛从书本上移开，第二次看我。她疑疑惑惑地打量着我，问：“你在跟我说话？”

　　“我就是那个被处分的人。”我重复道。

　　她仍然是那个和她不相干的眼神，望着我，半张开嘴：

　　“为什么？”

　　“作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