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30年 相关内容 序：改革的新征程

——《中国改革2010》书序

文/高尚全

2010年是中国改革重要的历史节点。

在过去30年，中国改革经历了艰难的探索，确立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科学发展的和谐社会。在未来30年，中国改革将继续新征程，国强民富、社会和谐、民族复兴，谱写中国发展的历史新篇章。

目标明确了，路怎么走？再远的路也要从脚下一步步往前迈。

过去30年，经济、社会转型的阵痛，改变了许多人坚守的理想，也令他们抛弃了自己的理想。而另一些人则坚持了下来，他们思考改革，实践改革，身体力行地参与改革事业，不是为了沽名钓誉，更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而是时刻关注国家未来、社会进步、百姓福祉。他们经受种种诱惑，穿过重重迷雾，直指改革核心，探索和寻找未来之路。他们将改革事业看作人生的使命，改革不仅是他们现实生活的支点，更是他们孜孜以求的梦想。

《中国改革2010》的作者正是这样一群人，多年来，他们一直活跃在改革事业的各个领域，无论是作为决策参与者、改革实践者，还是改革观察者和理论家，他们都是发自内心、毫无功利地奉献自己的智慧和才干，致力提高人们对改革的认识，促进改革事业发展。他们的实践和思考，可以让更多的人明确改革的意义、方向、目标和路径，可以让更多的人理解改革与每一个人的命运是那么密切相关。所以，这样的文章也就更具有了现实的阅读价值。

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改革的成绩更为突出，而改革的步伐也平稳前行，形成了渐进式改革的特点。从国企改革、改制，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以及扶持非公有制经济，从城市化到解决三农问题，从粗放型经济到更加注重产业转型和升级的低碳经济以及GDP增长的质量，改革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固有规律在一步步渐进地深化，而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则吹响了从经济转型到社会转型的号角。

对渐进式改革的正确认识，要求把改革看作一项事业，而且是长期的事业。不能把改革等同于古代的变法，靠一两个精英的一招两式取得一些暂时的、眼前的成效。推动中国这辆大车前进，不惟是启动它的发动机的问题，整个的零件、车厢、车轮都要创新，要有系统性思维。任何一蹴而就的想法，都会使它步入歧途；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决不能倒退回去。

这一阶段的经济高速增长不同程度地遮掩了改革存在的问题，使有些人以为经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种片面的经济发展论阻碍着对改革全面性长期性的认识，也导致了发展困难的堆积，改革的攻坚难度也将随之加大。

中国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要从经济领域逐渐转向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前景令人期待，挑战也许更大。但无论难度有多大，人心齐则泰山移。《中国改革2010》的出版，将从一些层面上解开改革事业的面纱，让更多读者能够明白中国改革与你我前途休戚相关，看清方向，往前走得更加从容。

未来30年 第一部分 中国经济60年（1）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已经六十年了。在纪念国庆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不妨套用列宁的话说，“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日，最好的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解决的革命任务上”。在过去六十年中，现代中国的建设走过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经历过无数艰辛、动荡、摇摆与反复，既有山重水复之困惑，也有柳暗花明之转机。这是一段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的历史。研究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将能为我们指明实现未了任务的方向。

回想60年前，天安门的礼炮声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1949年－195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曾经灾祸纵横的中国医治好战争的创伤，国民经济的面貌为之一新。这使亿万民众从心底里唱出《歌唱祖国》的歌声：“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然而，胜利也有它的阴暗方面。恢复国民经济的伟大胜利，使人们高估自己的能力和滋长了虚夸冒进的思想。在匆忙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苏联式的集中计划体制，非但没有进一步激发人民大众的创造热情，相反形成了毛泽东故主席所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局面。于是改革就提上了日程。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也同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为改变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率状态，试图对经济体制作出一些调整。1956年提出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大框架不变条件下，进行某些政策调整，以便给经济注入活力。此后20多年，才在不断摸索中，逐渐明确了市场化改革的正确方向。然而，对于要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以及如何建立市场经济等问题上，仍然存在许多意见分歧。

在半个多世纪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先后采取了多种措施，变革集中计划的经济体制，以及建立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些措施以不同的经济理论和改革思路为背景，往往方向各异，有时甚至相互矛盾。为了简化头绪、深入讨论，本文以主要的改革措施为标志，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对这些改革措施的利弊得失进行检讨，进而解析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之路。

第一阶段是1958年至1978年，分权型命令经济。改革的重点，是中央政府向下属各级政府放权让利。

第二阶段是1979年至1993年，为增量改革阶段，改革主要在国有部门以外的经济领域中推进，并以民营经济的成长壮大来支撑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

第三阶段是从1994年至今，为整体推进阶段，以建立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进行全面改革。

在中国改革历程中，各个阶段的多种改革措施是相互穿插的，在前一阶段施行的改革中往往蕴含后一阶段主要改革措施的某些萌芽；后一阶段施行的改革，又常常保留前一阶段改革的某些遗产。

上篇：分权型命令经济改革（1958年至1978年）

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央计划经济得以全面推动，并在初期取得不小的成就，但其弊端也很快就显现出来。整个国民经济就像是一个“大企业”，中央政府是企业领导，各级地方政府是企业的各级部门，本该作为独立经营主体的企业，类似于这个“大企业”中大大小小的车间。

未来30年 第一部分 中国经济60年（2）

在这个“大企业”中，中央政府制定目标，通过计划指令层层下达至各级“部门”，然后由各级“部门”下达给各生产“车间”。这是一个无比庞杂、自上而下集体行动的体系，集生产和消费于一体，其计划异常复杂而难以精准，且缺乏调整的弹性。整个国民经济看似有序，却难免陷入低效甚至僵化的境地。

当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拖经济的后腿时，中国政府试图加以调整。不过，囿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和认识水平，这个阶段的种种调整不过是在计划经济框架下的修修补补。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许多措施又往往容易变形走样，甚至走向更为错误的方向。

此后的实践证明，建立在中央计划体制下的改良，无法根除其弊端。相反，由于严禁分权决策下微观主体的必要尝试，计划经济体制每一次政策的调整，都意味着少数精英带领整个社会都经历一次震荡，其间缺乏应有的缓冲和弹性。

“体制下放”

这一阶段，调整的主要内容是中央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这是对计划体制的第一次修补，类似于“大企业”领导在一定程度上向各级“部门”下放了自主经营权，也增加了“部门”之间的竞争，但其本质不变，仍然是把整个国家看成一个企业，主要靠行政命令进行运作，而不是依靠价格信号来对稀缺资源进行配置，其有效程度极端依赖事前计划的周密度和精准度——而缺失价格信号作为客观标准，主观计划的优劣无从作出合理评判。计划本身的问题，执行能力的问题，执行者的动机问题，都可能造成各种无法度量的低效、浪费和损失。

1957年，中国政府根据1956年8月*八大一次会议决定，制定了以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并从1958年初开始了“体制下放”运动，形成一种分权型的命令经济体制。与此同时，还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改组为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控制。由“体制下放”和“人民公社化”所形成的经济体制，成为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的制度基础。

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方针，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提出的向地方、生产单位和劳动群众放权让利的原意不完全符合，后面两种放权让利退居到微不足道的地位。原因主要是1957年－1958年国内政治事态发生变化，从而使向国有企业和职工放权让利变成“政治上不正确”了。

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前，不少经济主管部门官员和国有企业领导曾经怀着很大兴趣研究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试验，希望中国能够有所借鉴。在*八大上，企业自治曾是一个热门话题。然而，在1957年，随着*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自治社会主义”的批判逐步升级，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自然就从中国共产党的改革纲领中删除。

而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关于要向职工个人放权让利，以便“调动”他们“积极性”的思想，是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非斯大林化”过程中加强对国有企业职工物质刺激的思想潮流相一致的。1957年，*和苏共在对待斯大林主义问题上的分歧已经露出端倪，同时，“反右派”运动后期，更把“个人主义”定为“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要求人们“斩断名缰利索”。此时，通过对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刺激”来“调动积极性”，就明显地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