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钱文忠：伟大史诗般的呐喊

吴洪森让我相信在这个时代世界上还有挚友，而他的朋友摩罗则让我相信在这个时代世界上还有神交。因为，我至今还只和摩罗见过一面。

最早听说摩罗的名字并阅读摩罗的作品，都是拜洪森兄所赐。摩罗对于我，意味着剧烈的冲击和绵延的记忆：摩罗的思想是喷涌的熔岩，摩罗的文字是犀利的斧钺。一切模糊和常识都被他的思想烧炼，一切虚伪和结论都被他的斧钺责问。每一次读完摩罗，我都必须俯首捡拾起自己的知识碎片，重新整理缀合。我相信，这就是摩罗的力量；而如此强大的力量，在今天是绝不多见的。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私言。洪森、孟繁华等都是我内心非常敬重的人，他们和摩罗的交往，以及对摩罗的理解与精当评价，都是我无法比拟的。但是，我之所以相信和认同他们对摩罗的判断，绝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名字和品行，而是因为他们说出的正是我心灵深处的感受。

摩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世纪过去了，历史没有满足我们的期待，而是赏给我们更多的丑剧和闹剧；民族没有回答我们的呼唤，而是加给我们更多的奴役与凌辱。我们这些将醒未醒的奴隶，只有带着最大的哀痛，彳亍于时间的黄昏，无望地临风而歌。”这段话，至今还在我的读书笔记里，未敢或忘。

但是，摩罗终究是一个临风亢立的歌者，即便哀痛，甚或无望，他都只会笔直地站立着，直面所有的奴役与凌辱，直击所有的丑剧和闹剧，大声呼唤出他的期待和希望，穿透漫长的时间走廊。这是令人油然生出敬意的伟大史诗般的悲壮努力。

《中国站起来》正是努力的结果。摩罗是一位作家、诗人、学者，然而他更是一位知耻的勇者。在他以往的文字中，“耻辱”像茫茫夜空中的闪电一样，刺破浓浓的黑暗，挑开我们被遮蔽的良知。正如《中国站起来》的副标题所昭示的那样，摩罗关注的是“我们的前途、命运与精神解放”。他的歌、他的哭、他的喜、他的哀，所关乎的都不仅是他个人。尽管我们知道，摩罗感受了太多的苦难。

摩罗年长我五岁，而我将他视作兄长，却绝不仅仅因为序齿的关系。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人生轨迹几乎全不相同。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精神自有契合。摩罗在后记里说：“我这本书本来就是写给70后、80后、90后一代人看的”。摩罗和我都是60后的一代，我们又凭什么可以写给后来者看呢？《中国站起来》是摩罗的答案。我的答案是，或许我们还曾经在理想主义的岁月里浸润过，虽然在记忆中，理想难免堕入虚妄，但是，理想对于我们，依然是一个美丽而高尚的字眼。正因为此，我们除了微笑和冷漠之外，还会歌，也还会哭。

我之所以愿意、敢于给摩罗的《中国站起来》写序，并不是因为我赞成摩罗的所有主张。摩罗不需要世俗的客套和伪饰。对于摩罗新书里的不少见解，我都持有不一样、甚至很不同的看法。只不过，我坚持认为，我们不能没有刺破迷雾、击透寂寥的歌哭者。

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向摩罗这样的歌哭者致敬，是我无上的荣光。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序二 宋鸿兵：中国文化也要站起来

读完摩罗老师的《中国站起来》，我仿佛听到了远处地平线上沉沉的呐喊，这是新一代中国人在精神上拔地而起的呐喊！

中国崛起了吗？一个没有在精神上完全崛起的民族能够号称崛起了吗？

一个没有自信的人是不可能做出什么伟大事业的，同样，一种缺乏自信的文化也不可能孕育出强大的国家。如果说打垮一个人首先就要摧毁他的意志，那么打败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阉割其文化自信心。

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没有根治中国一些人身上存在的严重的文化软骨病。这一病根直接源于西方的侵略。

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启了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的交锋。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首次大规模碰撞之时，中华文明竟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如此之不堪，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由惊奇到惊愕，由惊吓到惊骇，六神无主，方寸大乱，发出了“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的惊呼。国人先是认为洋人船坚炮利，遂实行洋务运动，以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没想到还未与洋人交手，竟惨败于国力军力不相伯仲的后起西化的日本。

痛定思痛，中国的知识界认定甲午之战，败在政治制度腐朽，于是就有了康、梁变法，试图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社会结构。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延续两千年的沉重社会结构岂可一朝推翻，强大的保守势力从社会的各个角落涌出，汇集而成一股庞大的逆流，顷刻之间就剁下了戊戌六君子的头。辛亥革命固然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民国，但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北伐战争，军阀割据，列强染指，中国丧失了中央集权的力量，中国的民族危机更甚于清末。政治改革的彻底失败，军事领域的全面崩溃，民族经济的破败凋敝，使整个中国社会陷入空前混乱。

在有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的深刻历史传承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第一次产生了对于中华文明深刻的怀疑和否定的思潮。从鸦片战争前后对西方文明全面的不屑，到洋务运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再到“五四”时期的“全面西化”，中华民族对自身文明的自信心全面地崩溃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再也无法以中庸平和的心态面对这场亡国灭种的危机，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集体陷入迷茫和偏执，歇斯底里地抨击一切传统文化。他们不仅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也咒骂与封建制度共生的儒家文化，甚至连承载中华文明的汉字也未能幸免。他们的逻辑非常简单，枪炮不如人是工业不如人，工业不如人都因为科技不如人，科技不如人肯定是教育不如人，教育不如人全怪汉字不如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史的一系列惨败对中国知识界的心理冲击所造成的内伤，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完全平复。

摩罗老师在《中国站起来》中，饱含深情地梳理了那几代人精神崩溃的过程，描述了至今依然残留在我们心灵深处的创伤，并告诉我们，前人之所以对那些强悍而又唯我独尊的文化顶礼膜拜，是因为前人被枪炮打败之后，一直趴在地上仰视征服者的“伟岸”形象。《中国站起来》将那些不能容忍别人文化的霸道文化从道德神龛上拉下来，让我们能够充满自信地看待自己的文化资源，并且用自己的文化医治自己的内伤。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在国际上确立了大国地位，从而在政治上站立起来了。

1953年，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取得了战略上的成功，这是中国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军事胜利，这场战争的胜利确保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再也不敢对中国轻启战端，中国在军事上站立起来了。5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每天仍然在享受着那场战争所带来的和平红利。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被压抑已久的经济爆发力得到了空前释放，经过30年的巨大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版图的分量已经接近以美国为代表的第一集团。中国在经济上也完全站立起来。

2009年，当全世界都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中下滑时，中国的经济仍然在发展，尽管中国难以在这场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中独善其身，但中国社会所内含的经济增长潜力并未受到实质性伤害。

英特尔CEO葛鲁夫在其名著《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中首创“战略拐点”（Strategic Inflection Point）概念，即当环境逐渐变化到某一临界状态，公司将不可逆转地兴盛或衰败。公司如此，国家和文明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华文明在十七世纪就经历了由盛转衰的“战略拐点”，此后三百年中，在与西方文明的竞争中不断衰弱下去，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文明的衰落终于触底。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中华文明处在艰难的复苏阶段，而现在正在逐渐靠近新的“战略拐点”，一个可能开创未来数百年全新发展阶段的新的历史起点。

中国社会的巨变，中国经济的爆炸性增长，归根到底是中华文明被压抑了三百余年的心理能量释放的物质化过程！五千年艰难困苦所历练出的智慧，无数沧桑巨变所孕育的豁达，与贫瘠的土地和肆虐的自然无休止抗争所造就的坚韧，在和西方文明剧烈碰撞的巨大痛苦和强烈刺激之中，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的文明因子被注入进来，一种从未泯灭的舍我其谁的豪情被激发起来。一种全新的中华文明正在蓄势待发，它应该有：在经济版图内开疆辟土的雄心，在科技殿堂里煮酒论英雄的冲动，在政治天平上平衡王道与霸道的自信，在文化与艺术的王国中追寻完美的执著。中华文明必然也必将在即将到来的“战略拐点”上勃然而兴！

从1949年开始，中国分别在政治、军事、经济领域完全站立起来，但在文化思想领域仍然只站起来一半。我们坚信，2009年将作为一个重要的年份被载入史册，这就是随着中国模式的确立和中国模式学派的发展壮大，中国的文化思想界从这一年开始，也将完全站立起来！

无论是60年的民族独立，还是30年的经济腾飞，都是以五千年民族文化为支撑的。中华民族必将以自己的民族文化和自己的发展模式屹立于世界，摩罗的《中国站起来》，就是汹涌澎湃的民族复兴浪潮中一朵闪亮的浪花，它映现着中华民族在精神文化上拔地而起的伟大前程和信心。

1949年，毛泽东挥笔写下“别了，司徒雷登”。2009年，我们振臂呐喊“别了，美国模式！”。

华尔街“彼岸”沉没了，中国模式确立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中国的“战略拐点”就因此而生成，中华民族的巍然屹立就以此为坚实的基础。

（本文作者系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货币战争》Ⅰ、Ⅱ作者）


前言 崛起思潮激荡着神州大地

1909年，看不到中国的崩溃是有眼无珠。

2009年，看不到中国崛起的趋势也是有眼无珠。

如果说1949年以后三十年的主题词是独立创业，1979年以后三十年的主题词是改革开放，那么，2009年以后三十年的主题词更为简洁：崛起。

用不着三十年后再来总结出这个主题词，最近三两年的流行词语中，“崛起”已经脱颖而出，形成汹涌的潮流。

自从满清入关以来，中国进入了将近三百年的文化停滞期。这个时期跟西方殖民者屠戮全世界的时期基本相当。

当西方殖民者的魔爪伸向中国以后，中国更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血腥、动荡、屈辱、抗争时代。自从鸦片战争失败以来，几代中华儿女为了摆脱殖民掠夺，实现国家富强，维护和振兴民族文化，进行了极为悲壮的奋战。

四百年的期待实在太长久，两百年的奋战实在太艰苦。此间我们甚至错过了一些很好的发展机遇，我们甚至因为内部的纷争白白耗费了太多的能量。

然而，我们毕竟有关键的几步走得十分坚实有力，在应该独立的时候我们终于独立了，在必需解决温饱的时候我们终于实现了温饱。这两步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为了实现民族独立，那么多英雄的中华儿女倒在枪林弹雨之中，为了在英语民族所控制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谋求经济的增长，据报道中国的工人阶级仅在珠三角地区流水线旁每年奉献出四万根手指。这是一条多么血腥的解放和发展之路。

今天，当我沐浴着北京的秋风，写下我们是“崛起的一代”，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壮和哀痛化作泪水滚落下来。四百年的期盼，两百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这次崛起的机遇。无数前辈的鲜血、汗水、智慧、祝愿，化作沙砾和碎石，铸就了我们今天崛起的基础。我们承续着前辈的血脉，我们牢记着前辈的祝愿和嘱托。我们必须为一部悲惨的近代史续写出壮丽辉煌的篇章。

然而，就像我在本书中所说，中国的崛起目前尚难说已经成为事实，而只是某种趋势。我们不但应该看到这个趋势，而且必须抓住这个机遇，用我们的战略智慧和辛勤劳动，将这种趋势化作现实。

对内而言，我们的崛起应该让每一个利益群体和所有国民都成为受益者，国内各阶层利益的分配必须达成某种均势，这种均势必须足以保证不引起剧烈的、广泛的社会动荡，必须足以保证经济发展中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

因此，加大第一次分配的公平，也就是增加从业者的工薪待遇，是刻不容缓的第一个改良措施；加强公民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让所有遭遇困难的公民有所依赖，是刻不容缓的第二个改良措施。建立一个社会较为永久的内部和谐和良性循环，才能保证所有公民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至为坚定的国家认同，才能保证一个强国永不衰竭的凝聚力，才能保证在国际社会拥有相应的号召力和感召力，才能保证中国的崛起不至于像当年的德国、日本、苏联那样半途而废、而成为改变人类社会政治格局和历史命运的伟大事件。

对外而言，我们的崛起，意味着我们要在国际社会享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这有可能让国际社会的强势国家感到不适应。举一个很小的例子，目前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仅占3.42%股份，美国却占有17.4%。当我们的经济总量扩大，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所占的股份和发言权就将扩大，这就势必要压缩欧洲和美国人所占的空间。今年美国要求欧洲给发展中国家让出5%的股份，美国自己却独自占着17.4%的股份分毫不让。而且，这个17.4%的股权比例拥有独家否决权。明年，明年的明年，美国还能独自守住这个拥有独家否决权的股份吗？如果发展中国家要求更大的股份，甚或提出干脆废除目前的游戏规则，另创一套自己的游戏规则，美国和欧洲又会作何反应？美国的反应将会激烈到什么程度呢？

任何国家的崛起过程都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博弈过程。所有强国都不愿意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因为谁也不愿意轻易放弃已经拥有的权力和利益。

谁都知道，英语民族的霸权地位使得这个世界极不公平，他们控制世界的秘诀就是遏制所有其他国家的发展。历史上好几个强势国家起而挑战他们的霸权，可是所有的挑战者都一败涂地。法国的拿破仑时期、德国的威廉二世时期和希特勒时期、俄国的社会主义时期、日本的二战时期和八十年代的产业扩张时期，都以咄咄逼人的姿态，向英美霸权索要更大的话语权。可是他们全都遭到惨败。

挑战的失败是血腥的，挑战的成功也同样是血腥的。四百年殖民史上，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先后成为世界霸主，霸主权杖的交接大都是以残酷的战争完成的。就此而言，反抗殖民注定是一条血腥之路，崛起未必就不是血腥之路。

这几年，我们一直强调要和平崛起，这无疑是正确的崛起之路。但是，我们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幸运，并不是取决于我们单方面的愿望。我们在奉行和平崛起的战略方针的同时，还得具有应对一切恶劣时局和事件的预案。当然，这并不是本书所关注的重点。

本书所要强调的是，我们要尽早摆脱殖民时代所加给我们的精神创伤，我们应该挺起精神脊梁，以饱满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走向崛起之路，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伟大气魄，将今天崛起的趋势变为明天崛起的现实。

四百年的期盼，两百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今天这个崛起的机遇。如果错过这个机遇，我们不但愧对先辈的奋战，而且可能把我们的后代重新推到奴隶和难民的非人境遇之中。

今天的中国人，如果不适时地从“国民劣根性”的自卑体验中走出来，就无法建立民族自信，就无法完成底层与精英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就只能永远卑躬屈膝地拜倒在昔日歹徒面前。“国民劣根性”的自卑体验，其实就是被打败之后精神崩溃的体验。

今天的中国，真的到了砸碎昔日歹徒强加给我们的精神枷锁的时候。如果当初我们接受这些精神枷锁有其万不得已的合理性，那么今天，我们再戴着这样的精神枷锁在全球化的大会堂里依然跪伏在昔日歹徒的后代面前，实在没有一点合理性可言。

所以，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志在必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