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1）
A Note to the Reader
几年以前，我写了一本叫做《一辈子做女孩》的书，讲的是我离婚后，一个人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故事。写那本书的时候我才三十多岁，那次是对我以往写作风格的一次全新的尝试。在写《一辈子做女孩》之前，我在圈子里一直是以一个写作男性题材的女作家而闻名的（如果我还有一点小名气的话）。那时我已经为好几家诸如《GQ》、《Spin》①[①均为著名的男性杂志。
]等的男性杂志当了好几年的记者，在这些杂志上，我从多个角度探讨着对男人的看法。同样的，在我的最初三部作品中（其中既有小说，也有散文），主人公都从事着充满了男子汉气概的职业：牛仔、捕虾人、猎人、卡车司机、球员、伐木工……
以前，我经常被称为“像个男人一样地写作”。就是到了今天，我依然不清楚他们说的“像个男人一样”意味着什么，但是我确信，通常情况下这应该可以算作某种恭维。而当时我也确实把它当做对我的一种赞赏。有一次，为了替《GQ》写一篇稿子，我甚至在整整一个星期里把自己化妆成了一个男人。我剪短了自己的头发，用布条缠紧胸部，把一个装满了鸟食的避孕套塞进裤裆，甚至在嘴唇下面沾上了一小撮的胡子——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切身地去体验那种令人着迷的所谓男子汉气概。
在这里我要加一句，这种男人般的定位也逐步延伸到了我的生活当中，而且常常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是的——它总是给我带来麻烦。
出于对工作的痴迷，我对男性的雄浑倾注了太多的关注，很少花时间去思考女性的柔美。当然，我也从来没有花时间去想自己也是一个女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以及对生活的一贯漠视，我也从未真正地认识过自己。所以，当我三十岁的时候，一次大规模的婚姻危机袭来，而我一下子就被打懵了，根本无法理解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的身体首先垮了下来，然后是我的婚姻，再接下来——在那个糟糕而可怕的时间——是我的心理。男性的雄风对我没有任何用处，在这种情况下，逃离情感纠葛的唯一的出路就是摆脱它。于是我离了婚，带着伤心和落寞，我撇下了所有的一切，出发去做一年的旅行和反省。我将全心地分析自己的心灵，就像当初我研究那些神秘的美国牛仔一样。
后来，因为我是一个作家，于是我就写了一本书。
生活有时真的很有趣，再后来，那本书居然大卖特卖，并且一度登上了排行榜首。于是，在写了十年的男人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被称做“女人书”作家。当然，我依旧不明白“女人书”是什么意思，但我清楚的是，这一次他们可不是在捧我了。
不管怎样，人们总是问我，是否预料过这一天的到来。他们想知道，当我在写《一辈子做女孩》的时候，是否清楚它会变得多么的受欢迎。不可能的事。在这个世界上，你根本不可能去预言或计划出一种这么强烈的回应。如果说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真有什么期待的话，那就是我希望读者们可以原谅我写了这么一部*似的东西。老实说，我的读者并不多，但他们都是忠心耿耿的。他们乐意读的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年轻女人写的那些关于男人们开天辟地的精彩故事。我本不期待这些读者能够接受一个离了婚的女人絮絮叨叨地讲一些寻求心理安慰的故事。尽管如此，我依然希望他们能足够大度地理解，出于一些个人的原因，我确实需要写这样一本书。也许每个人都多一点宽容，事情就会好办许多。
前 言（2）
可惜结果并非如此。
（所以你要明白：你现在手里捧着的这本书也不是一本描写男人们大展雄风的小说。这次千万别说我没有提醒你们！）
另一个人们经常会问起的问题是，《一辈子做女孩》是怎样改变我的生活的。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里面包括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打个比方说吧：小的时候，有一次父母带我到纽约的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去参观。当我们走到海洋生物馆的时候，爸爸突然指着天花板让我们看，那上面悬挂着一个真实大小的蓝鲸模型。他试图向我描述这个生物的庞大，可惜我对此没有任何概念。我就站在鲸鱼的下面，只要抬起头就能看到它，但是我就是无法明白这种巨大的概念。我所能看到的，只有蓝色的天花板和一张张仰望的面孔（很显然，这里正发生着一些事情！），但是我就是看不到蓝鲸。
这就是有一阵子我对《一辈子做女孩》的感觉。曾有那么一段时间，当我无法全面地把握它的时候，我选择了放弃，然后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面去。比如说在花园里忙活，没有什么能比摘掉西红柿上面的蛞蝓更合适的事情了。
也就是说，在经过这种情况之后，我变得有一些困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继续写下去。我不想虚伪地去怀念过去，但是那时写书的时候，我一直坚信很少有人会看到那些作品。当然，在绝大多数时候，这种想法多少有些令人沮丧。不过，至少有一点足以*，那就是：如果我写的东西让自己丢了人的话，起码不会有太多的人看到。可惜，现在这种想法行不通了：我突然有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他们都在等待着我的下一本书。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该如何去写一本能让数百万人都满意的书呢？我不想公然地屈从，但我同样也不想失去所有那些聪明而热情的女性读者——尤其是在我们共同经历过所有这一切之后。
所以，尽管不知道该如何去写，我依然坚持着写了下去。在一年的时间当中，我写完了这本书第一份完整的手稿——大约有500页——但是我立刻意识到，它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这听起来根本不像是我的声音。这个声音听起来也不像任何人的。它就像从电话的听筒里传出来的声音，模模糊糊得根本听不清楚。于是我把手稿丢到了一边，再也不去看它，重新又回到了花园里，一边思考，一边东挖挖，西看看。
在这里，我得说清楚：尽管在这段时间里，我不知道如何去写作——或者说，至少我不知道该如何去自然而然地写作，但这并不完全算作是一场危机。其实生活真的很不赖，我始终感激它赐予我的个人的满足和事业的成功，我可不想为自己设置什么特别的难题。但这确实是一个谜。我甚至开始怀疑，也许我的写作生涯就此终结了。当然，再也不能当一名作家看起来也不是什么最糟糕的事，就算是真的也是命里注定，但是我确实想不明白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也就是说，在我想出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不得不在西红柿田里花上更多的时间。
最终，我找到了自我安慰的方法，那就是承认自己确实不能——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写出一本让数百万读者都满意的书。这不是故作谦虚。事实上，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写出一本人见人爱的畅销书。我要是有这种本事的话，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早就写出一堆的畅销书了，而我的日子也早就变得更轻松，也更舒服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对我这样的作家并非如此。我只会写自己需要的书，或是能够写出来的书，然后我就必须把它扔给读者，并且承认，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与我无关了。
基于这些个人的原因，以下正是我现在需要去写的那本书——另外一本完完全全的*，记载了我是如何努力地处理复杂的婚姻的。主题既然已经定了下来，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写了。最后，我发现，能够帮助自己写下去的唯一途径就是大规模的限制——至少我自己是这么幻想的——读者的人数。于是我重新开始了写作。这本书不是为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去写的。恰恰相反，我只是为了二十七个人来写这本书。这二十七个人的名字是：莫德、卡罗尔、凯瑟琳、安、达尔茜、狄波拉、苏珊、索菲、克里、凯特、艾比、琳达、柏娜蒂、珍、詹娜、谢乐尔、拉亚、伊娃、艾丽卡、妮可、珊蒂、安妮、帕特里夏、塔拉、劳拉、萨拉，还有玛格丽特。
这二十七个女人构成的圈子虽然小了点，但她们都是我最重要的朋友、亲戚和邻居。她们的年龄从二十刚出头到九十多岁。这些人当中有我的外婆，也有我的继女。她们中既有我多年的故交，也有新结下的知己。其中一个刚刚嫁为人妇，还有两三个正待字闺中。有几个人最近再婚了，也有一个人发誓永不走进围城，还有一个则刚刚结束了与另一个女人长达十年的同性婚姻。这里面有七位母亲，两位正在怀孕（写这本书的时候），其余的人基于各种各样的想法和原因都没有子女。她们中有一些是全职的主妇，一些有自己的职业，还有一些人，愿她们身体健康，既要顾及家庭，又要出去工作。她们大部分是白人，少数几个是黑人，还有两位出生在中东，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两个澳大利亚人，一个南美人，和一个法裔美国人。其中有三个虔诚的教徒，五个完全不相信任何宗教的无神论者，大部分人在精神上感到有些迷茫，剩下的都在过去的几年里与上帝达成了心灵之约。这些女人都具有不寻常的幽默感。她们所有的人在过去的日子里都或多或少地伤心和失落过。
在那之后的几年中，在清茶和烈酒的陪伴下，我和这些亲爱的女人们无数次地高声探讨着婚姻、亲密、性、离婚、忠诚、家庭、责任和自主。这本书就是建立在这些谈话的基础之上的。当我整理这些写好的故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同那些朋友、亲戚、邻居的对话无处不在，题材无所不包。没有这二十七位杰出女性的影响，也就不会有这本书的问世。就像以往一样，同她们共处一室，谈天说地，使我受益良多，醍醐灌顶。
伊丽莎白·吉尔伯特
2009年写于新泽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