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拿走了我的东西，我就必须找他或她算账

　　谁说了我的坏话，我就必须找他或她算账

　　谁待我不公，我就必须找他或她算账

　　谁打了我的耳光，我就必须找他或她算账

　　谁粗暴地对待我，我就必须找他或她算账

　　谁在耍弄我，我就必须找他或她算账

　　那些践踏了我内心小花坛的人，我当然有权阻止他或她。我虽然是耶稣登山宝训的支持者——你肯定认为我是和平主义者，但就那一条“把右脸也递过去给他打”的宝训，我却难以执行。采用和平方式进行自卫和防御，是必要的（不过也要把握一个度，不要总是随时准备架起机关枪）。

　　无论何时何地，在受到侮辱时，声音洪亮并坚决地表达自己的愤怒，比偷偷溜走、独自默默承受要强得多。有时候一些女性的做法真的让我发疯：她们眼睛溜溜转几乎要气坏了，一副气鼓鼓的样子，却什么也不说。这叫我很难与之相处。曾经有位女同事，每回她生我的气时都用眼神说话，我急得发抖：“快跟我说到底哪里让你不爽了，我可以改变。但别指望我能从你那脆弱的灵魂里读出点儿什么，那又不是一本打开的书。”很奇怪，有时我能从自己的身上发现很多男性的特质——也许是因为我从小跟3个哥哥一起长大的缘故。

　　但是这不仅仅与情绪的外部表现有关，它其实是从我们的内心开始的：我们首先要能感受到这种自由。20世纪60年代末，精神分析学家爱丽丝?米勒（Alice Miller）在她的名作《你不应该记住》中第一次指出了“黑色教育法”西方称以暴力、威慑、惊吓为主的消极教育方法为“黑色教育”。（译者注） 带来的后果：出于恐惧，儿童在面对父母的愤怒或者拒绝行为时不敢表示也不敢记住他们所受的伤害，更不敢表达他们因受到不公对待而产生的愤怒。因为对一个小孩来说，依赖父母是如此重要，他本能地感到，如果再去父母那里煽风点火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直接面临生存危机。

　　举一个例子：我的母亲总是谈起她和父亲对我幼时的严格教育。那个老故事我已经能够复述了：那时我们住在一所老校舍里，才两三岁的我必须在夜里从我的房间穿过又长又黑的走廊，穿过餐厅和起居室，才能到达父母的卧室。如果我在他们那里哭起来，父亲就把我送回那个黑漆漆的小房间，让我一个人待在床上。我的母亲承认她每回都很自责，很同情我的感受，但却不敢违背丈夫的意愿。我自己却总也想不起这回事来了。

　　我说过，这故事已经听了好多回。但是好几年，不——是好几十年之后我才突然发现我能够回忆这个情境了。以前我听它时，完全没有情绪波动，彻底的无动于衷，重复听几次后感觉近乎麻木：每当我听母亲开始讲这个故事，都会在心里想：“哦不，怎么能对一个小孩做这样的事呢？”但我同时能够理智地推导出父亲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他自己的不幸童年、所受的教育、在纳粹时期的成长等。一切都来自其自身。但我就是没有切身的感受。

　　大约两年前，我第一次跟我的教练——一位善解人意的热心女性谈起这事，忽然间泪如泉涌，失声痛哭。整整一个小时过去。50年之后，那个小女孩重驻我心，她带着恐惧与绝望，张皇失措、痛苦万分。我无法停止哭泣。我的感觉是那么精确逼真：一个小小的人，摸索着走过老校舍里那个冰冷、黑暗的走廊，直到终于摸到了我的房间，我还在哭，还在绝望地朝母亲喊着，声音那样低微，只是小声抽泣，以免惹得父亲再发脾气。

　　由此我才发现，为什么电视或者电影里有关小孩或者幼兽的镜头总能让我感动到哭。多年前我在维也纳看过一场音乐剧《茜茜公主》，里面有个镜头是她的儿子鲁道夫绝望地唱道：“妈妈，你在哪儿？”到如今我每次听CD听到这句话就掉下泪来，难以平静。

　　我又联想起童年的另一个情景：父亲是老师，他在我们村里教儿童体操。那时我才5岁，他要我跨过平衡木跳到软垫上，我很怕。父亲把手给我，说他会帮我。我却怕得更厉害了。他开始不耐烦起来：“快跳。”我不跳，最后他非常恼火地把我从平衡木上拎下来。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那时会不信任我的父亲（其实这一生都如此）。现在我懂了。这种不信任感来自内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