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恨是第一个儿子亚当只活了23天就夭折了，完全没预料到。当时是1971年初，他出生10天后我和妻子卡洛从医院回到家，他开始有呼吸的毛病，并不断呕吐，非常难以诊断。.肺静脉循环不良，及动脉隔膜受损，.医生这么告诉我们，.发生的几率是大概每一千万名婴儿才有一例。
成从相反的方向进入心脏。这就好比心脏是倒臵的，真是非常、非常罕有的病例。
即便动了重大的心脏手术也挽回不了亚当，他几天后死了。我们难过消沉了好几个月，希望和梦想全黯淡下去。一年以后另一个儿子约旦出世，算是对我们的伤痛起了些安慰作用。
在亚当出生的那段期间，我正对是否选择精神医疗而举棋不定。我在内科实习期做得十分愉快，又有一个住院医生的空缺等着我。亚当的意外使我坚定选择心理治疗做终身职业。因为现代医学以其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竟不能挽回一个小婴儿的生命，令我愤慨。
我父亲的身体一向硬朗，直到1979年初第一次心脏病发作才亮起红灯，那时他61岁。虽逃过第一次发病，但他的心肌已严重受损，三天后终于不治死亡。时间大约是凯瑟琳第一次来看我前的9个月。
我父亲是一个信仰很虔诚的人，不过恪守仪式的成分大过精神超脱的层面。他的犹太名字艾弗隆比英文更适合他。他去世四个月后，我女儿出生，于是我给她取相同的名字以纪念故人。
现在，1982年，在我安静、微暗的诊疗室里，却有如振聋发聩的奥秘向我揭示开来，使得我双耳欲聋。我在精神的大海里泅泳，不过我爱这水。我手臂上起了鸡皮疙瘩。凯瑟琳不可能知道这些事，甚至也没地方可以查到：我父亲的希伯来文名字；我曾有个儿子，死于千万分之一几率的先天性心脏缺陷；我对医学界的看法；我父亲的死和我女儿的命名——太细微、太充分了，不可能是假的。如果她能说出这些事，是不是还能说出更多？我需要多知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