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帝王用人术

　　管得最少的领导就是好领导
　　本书开卷评说帝王学，要讲的就是两个字：“君道。”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怎么做好领导，怎么管好你的一亩三分地。我们先概括地说，识大体，弃细务，此乃君道，也是每一个管理者都应把握的基本原则。做领导的人，绝不能事必躬亲，要做到“以不能为能”，反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古往今来的例子都告诉我们：这样的领导往往做不了什么大事。
　　君道，是作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乃至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所必须通晓、掌握的根本原则。把我们审视的目光投回古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帝王也是一个管理者，只不过他所管理的不是一般的团体，而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不过，关于怎么做帝王的一些原则、方法，则同样可以推而广之地运用到对现代社会普通公司、团体及社区的管理中去。
　　从中国历史的先例中，正反两面的例子都数不胜数。在两千多年前的楚汉战争中，刘邦在这方面的才能就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他的汉军中，制定大政方针和战略思想的有张良；负责经济规划，在战时及时解决军需问题的有萧何；而声称自己带兵“多多益善”的韩信则是最高军事指挥者，负责南征北战；甚至屠狗者出身的莽夫樊哙也屡次救过刘邦的性命——正是这些英雄各尽所能，成就了刘邦的“无能”之功。刘邦他可以什么都不会，但是，只要他能用好手下的人才就可以了，这是领导者成功的必备素质。而反观声称“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的楚霸王项羽一方：谋略他信不过范增，以致在鸿门宴上犹柔寡断，纵虎归山，放了刘邦，最终酿成大患；带兵打仗，他又信不过手下的众多大将，总是身先士卒，亲冒矢石，总给人一种要与将士争功的感觉——另一方面，脾气暴躁的他倒是也能体恤士卒，遇有伤病员，在难过之余，他甚至还会黯然流泪，并亲自给他们送饭、喂汤。但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在打了胜仗、该封赏功臣的时候，项羽却对封王的大印爱惜不已，直到把“圆的磨成方的”，把印玩出缺口才肯给人家。因为项羽这样不爱惜人才，韩信、陈平这样的大人物才会离开他投靠刘邦。长此以往，项羽身边就没什么人才了，所以我们说，他这个“老板”做得很不合格——你项羽脑子里整天考虑的不是该怎样壮大、充实自己的团队，要么是婆婆妈妈的，要么是干出坑杀秦国二十万降卒这样的蠢事，因此，当时人称他这样做为“妇人之仁”，而他最后的下场也很惨，不得不自刎于乌江边上。因此，项羽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便只具有美学的意义了——宋朝女诗人李清照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也是在抒发这种美学理想，在她眼里，项羽是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但是却不适合做万乘之尊的皇帝。
　　关于这样的道理，古人说过的话都值得我们在这里再了解一遍——春秋时的先哲老子说过：“以正道治国，以奇正用兵，以无为取天下，这是成大事者必须明白的最高法则。”而战国时的大儒荀子的说法则是：“做帝王的，善于管理别人才算是有才能；普通人，以自己能干为有才能。”此外，西晋哲学家傅玄说：“能让士大夫忠于职守，服从命令；让诸侯国的君主分到土地并守住它；让朝廷三公总揽天下大事并参政、议政，那么天子就可以悠哉优哉地坐在那里统治天下了。”
　　那么，这三个先贤是怎么知道这个秘诀的呢？他们身为一代大哲，对历史可谓烂熟于胸——他们只要想想尧、舜是怎样做天下之主的，就会明白了：
　　在尧为帝王的时代，舜为司徒，契（商的始祖）为司马，禹（夏的始祖）为司空，后稷（周的始祖）管农业，费管礼乐，垂管工匠，伯夷管祭祀，皋陶判案，益专门负责驯化用于作战的野兽……这些具体的事，尧一件也不做，只是悠然自得地做他的帝王，而这九个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做臣子呢？这是因为尧懂得这九个人各自都有什么才能，然后量才使用，并让他们个个都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而尧则凭借他们成就的功业而统治天下，达到大治。
　　前面我们提到，汉高祖刘邦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好，他曾经说：“说到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定国安邦、安抚百姓、供应军需、保证粮道畅通，我不如萧何；统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精英。但是我会使用他们，这就是我夺取天下的资本。”我们看，这真是一语道破了天机！
　　三国时的哲学家刘邵在他写的《人物志》中说：“一个官员的责任是以一味调和五味，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则是以‘无味’调和五味；大臣们以自己能胜任某种工作为有才能，帝王却以会用人为有才能；大臣们以出谋划策、能言善辩为有才能，帝王以善于听取臣民们的意见为有才能；大臣们以能身体力行为有才能；帝王以赏罚得当为有才能。最高统治者正是因为不必事事精通，所以才能统筹众多有才能的人。”这就是“以不能为能”的秘诀所在。
　　所以说，知人，是君道；知事，是臣道。那种无形的、不可捉摸的东西——这也是做帝王不容易的地方——才是有形万物的主宰；那些让人无法轻易看见其渊源的东西，才是世事人情的根本。打仗时敲鼓，那“咚咚”的声音不属于五音中的一种，却能作五音的统帅。掌握了君道真谛的人，不会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负责的具体事情，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人君者，必须严守这一准则，而在具体部门负责、做“一把手”的政府官员、老板们也必须知道他们自己应当做什么事情，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把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做好。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
　　西汉时，淮南王刘安在他写的《淮南子》里做过这样的比喻：“巧手匠人在建造宫室时，做圆的东西一定要用圆规，做方的东西一定要用尺矩，做平直的东西一定要用准绳。东西做成后，人们就不再去理会这些工具了，只是奖赏工匠的奇巧。宫室造成后，人们也再不会去管那些匠人了，而只是说，这是某君某王的宫室。”而荀子说：“做帝王的射箭要想做到百发百中，就不如用后羿；驾车要想做到驰骋万里，就不如用王良（春秋时著名的相马师与御车能手）；治国要想做到一统天下，就不如任用贤明正直的能人。这样做不仅省心省力，所成就的功名也极大。”这就是说，做帝王的人要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像自己拥有一样去支配使用，而那些不明白这个道理的统治者就不是这样做的，他们往往事无巨细，凡事都要亲自做才放心，因此不会信任、重用有才德的贤人。反过来，做领导的不用有本事的人，那么有本事的人就会讨厌他，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功名、事业受到损害，其所管理的部门乃至整个国家、社会都会出现危机，这样的领导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残酷的现实无情淘汰。
　　战国时的法家申不害和尸佼在他们所写的《申子》和《尸子》中也对这一道理进行过深入的探讨。《申子》里说：“人君应当知晓他治国的最高原则，群臣应当知道自己所该负的职责。说话算数，说了就办，是各级官员的事，并不是帝王必须遵循的原则。”《尸子》里则说：“举荐贤能是各级官员的功绩，善用贤能才是帝王的功绩。”
　　将历史的眼光拉回现代，如果以解放战争为例子，这一古老的原则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获得最终的胜利，究其原因，首先是人心向背的问题，但也不排除双方最高统帅部指挥谋略这一因素。在人民解放军这一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只决定战略方针，却不对具体的战役做战术干涉，而是放手让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徐向前、林彪、聂荣臻等将帅在华东、中原、西北、东北各地自主或协同作战，毛泽东那气势磅礴的指挥将本节所论述的领导原则体现得淋漓尽致。
　　总之，在占据道义阵地的前提下，毛泽东统帅有方，所以取得了节节胜利。相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最高统帅部，却经常干涉各个战区以及各场战役的战役、战术布署，老蒋动辄亲自飞临前线指挥，结果，他的“聪明才智”始终挽救不了“党国”的颓势，在他的“瞎指挥”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最后不得不逃到孤岛台湾，偏安一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