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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学术研讨会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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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版以来，一直拥有广泛的读者缘，许多学者也常读不厌。柏杨先生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作家、知识分子，《中国人史纲》是一部很经典的作品，每次重读都能引起很多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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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它和别人的书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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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5日下午，“《中国人史纲》发布会暨柏杨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现场气氛热烈，会议一直从下午2点进行到5点，钱理群等约30名专家学者与会并陆续发言，大家并一致表达了对柏杨先生的敬仰之情。著名诗人、柏杨夫人张香华女士也特地从台北飞到北京，出席这次会议。
　　柏杨：我只是觉得它和别人的书不一样
　　会议首先播放了一段由凤凰卫视制作的柏杨先生近日录像剪辑，已是85岁高龄、白发苍苍的柏杨在录像中依然表现出一个精神斗士的坚定和激情，提起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专制依然很激动，大骂乌龟王八蛋。不过对于自己的这本《中国人史纲》，他倒表现得很淡然。他说：“我并不觉得自己的书有多了不起，我只是觉得它和别人的书不一样。第一我没有说谎，第二书中没有历史失实的地方，没有语句不通。一本书有没有价值，有没有生命力，就是看它在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会不会有人在继续读它。”
　　该书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版以来，一直拥有广泛的读者缘，许多学者也常读不厌。此次专门为新版写跋的学者雷颐就表示，他对《中国人史纲》是一读再读过的，对书中提出来的一些问题是琢磨了又琢磨了的。与会的其他学者的发言也多肯定了这一点，柏杨先生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作家、知识分子，《中国人史纲》是一部很经典的作品，每次重读都能引起很多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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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对历史的深层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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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这是一个洞察历史、洞察世事的智者对历史最深层的剖析
　　柏杨先生的文字、观点我都特别特别喜欢。有的书是读一遍就够了，有的书是可以反复读，柏杨先生的书是可以反复读的，尤其是《中国人史纲》。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我能够体会到他内心很复杂的一种激情，但是又很控制、很理性，没有让激情冲破自己的理性。
　　这本书既不是不痛不痒、很规范的教科书式的历史，同时它又不是充满激愤的年轻人完全凭着感情在那里控诉什么、揭发什么，柏杨他是洞察历史、洞察世事，是一个睿智的智者在那里对中国历史进行方方面面的剖析。实际上他是在探讨中国历史最深层、底层究竟是什么样，他的这种探讨使我们对中国历史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我们很多搞历史的人完全是根据历史的文本来认识和写作历史，比如官史、正史表面上怎么说的就都信以为真。柏杨先生能够看穿历史，看到一个真实的历史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这部书不同于我们一般理解意义上的中国史、美国史、英国史，它强调的是中国人的原生态，中国人是怎么生存的，中国的政治是怎么样的，以及由政治人物到政治制度的关系研究。这确实是一部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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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突出人在历史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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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学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研究员）：这部书写出了中国人在过去的两三千年里没有尊严的状态
　　柏杨先生是我心仪已久的一个人，不只《中国人史纲》，他在大陆出版的25本杂文集，我基本上都看过。我的第一印象，他的白话文写得真是好极了，这一点我特别佩服。
　　第二印象是，突出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在评价历史上，我们往往用国家的尊严来作标准，用民族、繁荣、国家盛世来摧残人的尊严和人生命的价值。而其实中国的历史虽说有两千多年，但实际上一直是在暴君专制与暴民乱治之间轮回。我读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感觉到他把中国人在两三千年里没有尊严的状况写出来了。
　　现在一些剧作家写的历史简直就是想把历史学家气死，但同为作家，柏杨先生的这部书却值得历史学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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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琴：另类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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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人史纲》和《万历十五年》一样是另类史学
　　《中国人史纲》是把中国历史抖散了给你看，它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社会这么多的弊病是什么原因，虽然它很多讲的是帝王的昏暴，实际上是归结到制度的问题上，这种专制制度必然造成这种状况，造成“酱缸”，也造成民族性的丑陋问题。
　　我给它归属为历史文学，它不是历史教科书，也不是历史的专著，它是一种春秋笔法的历史，跟正统史不一样。像鲁迅写的一些史书也是春秋史，现在我们的历史学界缺少的就是这种著作，既懂得历史又擅长文笔的人写出的优秀历史文学著作。
　　《中国人史纲》是另类史学，《万历十五年》也是另类史学，这两本书在风格上有相通之处，所以在读者中都很受欢迎。只不过因为柏杨先生是在台湾，黄仁宇先生是在美国，所以学界不敢批评黄仁宇，但敢贬低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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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想起了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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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学者）：某种程度上《中国人史纲》就是鲁迅也想写的一部“中国人史”
　　我在读柏杨先生著作的时候很自然地要联想起鲁迅先生。鲁迅曾经有一个想法，他想选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又极其能代表中国人性质的一种人物，做一部“中国人史”。鲁迅先生最后没写成，柏杨先生写的《丑陋的中国人》和《中国人史纲》，某种程度上就是鲁迅想写的“中国人史”。我感觉到柏杨先生和鲁迅先生某种意义上是相通的。他们都坚持对中国国民弱点的批判，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弱点的批判，也坚持自我反省，整个民族性的自我反省。
　　也因此，在当下，这部书可以说是和当下中国的思想文化主流相违背的，是不和谐的声音。但是我以为这正是柏杨作品的价值所在。鲁迅如果活到现在，还要被看作汉奸，柏杨先生呢，也有可能要被看作是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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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与《史记》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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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评论家）：《中国人史纲》的叙事是和《史记》一脉相承的
　　读柏杨先生的书，我们都是怀着一种感情在里头，不仅仅是把它当成一种学术。这样一种感情同1980年代时一样，那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怀着深切的情感去寻找学术的思想。《中国人史纲》里有一种我们当今非常迫切需要的反思的精神、反思的态度，无论是过去的1980年代、1990年代，还是21世纪的今天，柏杨先生的著作始终不过时，因为他那种态度是我们始终需要的，不能够遗忘的，不能够缺席的。
　　我读这本书有一种非常痛快淋漓的感觉，这书里贯穿着一种非常强烈的要穿透历史、洞穿历史的态度、勇气和精神。柏杨在书写历史的时候，是以一种他一贯所具有的历史批判的精神在介入历史，一种反思传统的态度在评论历史，所以他写出来的历史是一种活生生的历史。读这书觉得文采飞扬，既有一种简洁、明晰，同时总是充满了尖刻反讽在里面。它的叙事和《史记》有一脉相承的地方。
　　同时，柏杨先生抓住了政治文化最本质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写得最充分、最透彻，他思考的是我们面对历史时最不能回避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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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平：为中国知识分子雪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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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亚平（学者）：终于有中国人来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洗雪耻辱了在读柏杨老师的《中国人史纲》时，我有很多被电击了一样的感觉。中国知识分子有生活快乐的时代，但更多的时代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非常郁闷，活得非常痛苦，当然在更多的时候更多人身上表现的是更无耻，这种更无耻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对这种思想保证和专制暴政的阿谀，无所不在的马屁蚊子充斥着我们的历史记载。当我读到柏杨先生这本书的时候，给我感觉是终于有中国人来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洗雪耻辱了，不再整个地为一种权势，为一种权而阿谀奉承，终于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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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更接近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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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郁（作家、鲁迅博物馆馆长）：《中国人史纲》更接近于我们历史中的真实
　　《中国人史纲》《史记》，其实都是非学术化的东西，但是更接近于学术，这些思想贴近了社会本身的一些东西。一个专门研究《史记》的朋友就说，《史记》里很多都是文学性的一些神话和传说，不是特别可信的东西，但是《史记》所以打动人，是因为他确实写出了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当中最本然的一些东西。这样的一些东西，后来那些大学士们，在汉代以后很多有学问的人，都写不出来，反而是有过监牢之苦、受过挫折的人，他们思考的问题更接近于我们历史的一些真实场景。
　　新版《中国人史纲》将引领新一轮版式“跟风”
　　这次由同心出版社推出的新版《中国人史纲》，在版式设计、细节处理上也得到了与会学者们的一致赞扬，大家都认为，这一次的出版，是使柏杨先生的这部重要著作得以实现它应该有的面目。《中国人史纲》在中国大陆终于有了一个“家”，有了一个真正的好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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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史纲》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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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中国人史纲》是台湾作家柏杨先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作家著史的最杰出代表作。该书完成于监狱之中，以近八十万字的篇幅，讲述和评论了从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时代到二十世纪第一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整部中国历史。全书文字舒展漂亮，如行云流水；评论尖锐深刻，可洞幽烛微。
　　在《中国人史纲》中，柏杨先生对无良帝王的抨击和嘲讽，是全书最见精彩的内容之一，动人处令人会心一笑，刻薄时有大碗喝酒、放声骂娘的痛快。柏杨显然地认为，世界上竟然有这样一种人，不管是白痴还是恶棍却天生地都是要做帝王的，而且世界被要求理所当然地围绕着这么一个人而进行，这是最想不明白的一件事情，不知道人类为什么要发明这样一种丢人的制度。
　　对帝王的嘲讽，从“三皇五帝”开始，只要是有可嘲讽之处，一个都不放过。
　　对儒家和儒生的批判是本书中另一个最精彩的内容，但同样是受批判的内容，柏杨先生也有区别对待。比如书中便曾说到，像孝道之类、知识分子对“仁”“义”等的强调，毕竟是道德自律的成分为多，尚不对社会造成大的伤害；但另有一些内容，如君子与小人的二分法、圣人与禽兽的二分法，尤其宋明理学对人性的戗害，知识分子奴性的表现，等等，真是令人又气又恨。
　　正如《帝国政界往事》作者李亚平先生所说，一部《中国人史纲》，一洗了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性和耻辱；对思想专制和暴政的无尽阿谀、无所不在的马屁蚊子充斥着的历史，终于得到了雪洗，历史再也不是在为某种权势而阿谀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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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三个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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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术思想上，大黄金时代是中国最光荣最长期的百花怒放、百家争鸣时代。这项灿烂的景观，要到两千三百年后的二十世纪初叶，才再重现。所以大黄金时代的学术思想，在文化史上具有空前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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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个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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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术思想上，大黄金时代是中国最光荣最长期的百花怒放、百家争鸣时代。这项灿烂的景观，要到两千三百年后的二十世纪初叶，才再重现。所以大黄金时代的学术思想，在文化史上具有空前的重要地位。
　　在不断战争和不断政变声中，出现中国第一个黄金时代，从本世纪（前五）起，直到纪元前一世纪，绵延四百余年。它包括下列一个较短的时代、一个较长的时代和三个强大的王朝（王国）：
春秋时代末期本世纪（前五）
战国时代本世纪（前五）──前三世纪
秦王朝前三世纪
西楚王国前三世纪
西汉王朝前三世纪──前一世纪
中国社会结构，在本世纪（前五）之前，至少有一千年以上的时间，是一种广大的奴隶群和贵族并存的社会。因为土地权来自分封，也就是只有国君跟贵族才有土地，而奴隶是主要的生产工具。奴隶不但没有土地所有权，而且连自由权也没有，他们来自战争时的俘虏、获罪于贵族的平民和奴隶的后裔──奴隶的后裔永远是奴隶。奴隶所以在社会结构上占重要地位，是因为耕田系使用木犁，木犁必须使用很多人力才能拉动。大黄金时代开始时，铁器开始普遍，除了用于战争外，也用于把木犁改为铁犁。尤其是不知道由于什么契机，人们发现如果使用牛马拉动铁犁，会比使用奴隶耕种的速度更快，收获也更多。这就跟十九世纪内燃机出现终于代替了牛马一样，不仅产品大量增加，也引起社会巨变，促使奴隶制度没落，土地所有权开始从国君和贵族手中滑出，重新分配。两种新兴的事物——都市商业阶级和土地重新分配后的地主阶级——向旧日的木耕人耕时代的奴隶主，也就是世袭的贵族阶级挑战，世袭的贵族们不断地挣扎反攻，也曾不断地获得胜利，但发展到纪元前三世纪时，失败已成定局。
在这种社会结构巨变之下，思想学术界呈现出百花怒放的奇观。这些怒放的百花好像生长在火山灰上一样，火山爆发时的震撼固然惊天动地，甚至造成大量伤害，但它喷出的火山灰却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世袭贵族千余年对图书和知识的垄断，随着他们走下坡而失去控制。平民阶级，包括奴隶，过去绝对不允许也绝对不可能获得图书和知识，而且即令获得也没有用，社会和政府全是封闭的，平民永不能脱离他们的阶级。大黄金时代中的平民却可重新获得知识技能，爬到贵族地位，担任政府官员和累积财富。新的社会形态是，一个人的权力决定于他的思想和能力，不再完全决定于他的祖先成份，这是从前连做梦都梦不到的事，遂使贵族阶级固有的知识分子认为名分大乱，七窍生烟。但中国所有的古哲学思想和文化创造，却因此而在这个时代中萌芽成长。最主要的有四大学派，即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另外还有其他各种美不胜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纷纷出现，光芒四射，使中华人的思想学术，进入空前的辉煌时代。
春秋战国式的国际吞并战争在纪元前三世纪结束时，大黄金时代达到巅峰。秦王朝把中国建立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统一而强大，具备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奠立了中国广达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基本疆域。世界上没有一个古文明国家或民族，能在一开始时即拥有这么广大完备的规模，而且置于有效率的管理之下。除了汉民族之外，还包括其他多种民族，如苗民族、瑶民族、戎民族，等等，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多民族的国家之一。接着是纪元前二世纪开始，西汉王朝给中国带来长期的和平跟秩序，使中华人凝结力更强，各民族到最后都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永不可分。
最重要的是，大黄金时代一些伟大的成就，几乎全由汉民族单独完成。这是汉民族生命力最活泼旺盛，最朝气蓬勃的时代，像一头不停撞树的牛犊，从不后看，而只勇敢向前。
所以我们称中国第一个黄金时代是大黄金时代──黄金时代中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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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二个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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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贡献最巨、国力最强、历时最长的王朝之一，共二百七十六年，其中接近一半时间在黄金时代之内。
但创造这个王朝的皇帝李渊，却是贵族世家中的平凡人物。在隋王朝时世袭他父亲的公爵封号，担任太原防卫司令（太原留守），因为不能抵御突厥汗国的侵袭，又因为有谣言说姓“李”的将代替姓“杨”的君临天下，这两件大事，促使杨广对他不满和疑忌。又因为民变如火如荼，只有叛变才有可能死中求生，所以李渊冒险起兵。不过他虽然平凡，他的三个儿子：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四子李元吉，却都是一代英雄。而尤以李世民的勋绩最大，几个最强悍的敌人像薛仁、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都被他击败。于是新兴不久的唐王朝，踏上隋王朝走过的道路，发生夺嫡斗争。──每逢亲王的声望和力量跟皇太子相等，或超过皇太子时，定律地要发生流血惨剧，这是专制政体下无法解决的死结。
二十年代六二六年，唐王朝建立的第九年，李世民伏兵玄武门（皇城中门），把入朝的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格杀。李渊正在皇宫内湖上泛舟，李世民的军队冲到面前，声称护驾。老爹这才知道两个儿子已死，为了避免与杨坚同一命运，他立即传位给李世民，自己退居为太上皇。
这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既杀兄弟，又逼父亲，俨然第二个杨广。但杨广没有通过瓶颈，李世民却顺利通过，历史重演到这里为止，以后即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李世民大帝是中国最杰出的英明君主之一，他用他高度的智慧，殷勤而小心地治理他的帝国，不久就为中国开创了一百三十年之久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的来临，原因之一是人口大量减少，荒芜的肥沃田地举目皆是，谋生比较容易；原因之二是太久的战争使人厌恶战争，乐意于和平安定。但仅此两个原因不能促成什么，将近三百年的大分裂大混战，人民也有这种客观环境和主观愿望。所以，另一个原因是，李世民大帝和他的政府正确方向的领导。再大的船舶，掌舵的只有一人，负责航行的只有少数人，这少数人即国家领导人，其重要性用不着解释。李世民大帝和他的干部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随时随地都用杨广作为警惕对象，每一件措施都求其跟杨广不同，使他们成为一个战斗团队，互相勉励督责，兢兢业业从事国家建设。在人民尊重和信任的支持下，推行廉洁政治，获得空前成功。
李世民大帝个人的优秀是最主要的因素，他严厉地控制自己不去触及无限权力的毒牙，并且鼓励和接受最难堪的逆耳之言。他对官员们要求：“君主如果刚愎自用，自以为比别人聪明，他的部下一定谄媚他。结果君主失去国家，部下也不能单独保全。隋王朝宰相虞世基，一味阿谀杨广，以保他的富贵，结果也难逃一死。各位应以此为戒，对国家大事有意见，一定要报告给我。”──我们绝不以言论判断人，而只以行为判断人，李世民大帝的言论有事实作为基础。有一次，他下令男子年龄虽不满十八岁，但体格健壮的，也应征集当兵。魏征拒绝在诏书上副署（署敕），李世民告诉他：“这都是奸民逃避兵役，故意少报年龄。”魏征说：“陛下常说：我以诚信待天下，要人民不可诈欺；可是你却先失去诚信。”李世民愕然，魏征说：“陛下不以诚信待人，所以先疑心人民诈欺。”李世民立即收回命令。李世民又下令凡官员伪造资历，限期自首，否则处死。限期过后，又有查获，李世民命即斩首，最高法院副院长（大理少卿）戴胄忠却只判之以流刑。李世民大怒说：“你故意使我说话不算话！”戴胄忠说：“陛下命令，不过一时的喜怒。法律却经过缜密研究，颁布天下，人民共守。陛下应忍小忿而存大信。”李世民大喜说：“你执法如此严正，我还有什么忧虑！”李世民又命宰相封德彝荐举人才，久久没有消息，一再催促他，封德彝说：“不是我不尽心，实在是今世没有人才！”李世民说：“这算什么话，帝王治理国家，都是取才当世，岂有到几百年之前去借人才的。只可说自己不知道，怎么可诬蔑一代中国人！”封德彝大为惭愧。──这是李世民大帝的真知灼见，历史上有一种现象，越是政府人才缺乏之时，也越是民间人才辈出之时。李世民原籍武川（内蒙古武川），跟关中（陕西省中部）接近，谈话时常评论关中人如何，山东人（崤山以东，非山东省）如何，监察官（御史）张行成抗议说：“国家元首应该以四海为家，不应该在地域上划小圈圈。”李世民立加赏赐。李世民又大修洛阳宫殿，一位御前督导官（给事中）张玄素说：“陛下当初克复洛阳，把隋王朝宫殿全部烧掉，不到十年，却加倍经营。为什么从前厌恶它，而今却效法它。这种情形，比杨广更坏。”李世民变色说：“你说我不如杨广，那么比子受辛如何？”张玄素说：“如果不停工，就跟子受辛一样。”李世民叹息说：“我考虑不周到，才有此错误。”赏赐张玄素绸缎二百匹，立即停工。
李世民的儿子李恪亲王，打猎时伤害农民，被监察官（御史）柳范弹劾。李世民责备亲王府秘书长（长史）权万纪：“这都是权万纪不能规劝阻止，罪应处死。”柳范说：“房玄龄还不能阻止陛下打猎，怎么能单单责备权万纪。”李世民大怒回宫，很久很久，怒气平息，发现自己理屈，马上再出来召见柳范嘉勉。最严重的一件事发生在三十年代六三二年，李世民受不了魏征的直言指责，也在大怒中回宫，一面发誓：“看我杀掉这个庄稼老汉！”长孙皇后问庄稼老汉是谁，李世民说：“当然是魏征，他总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我。”长孙皇后也是一位杰出的妇女，立即穿上皇后官服，站在庭院之中，向皇帝参拜。李世民大吃一惊，长孙皇后说：“我听说，领袖英明则部下正直，魏征所以正直，正由于你的英明，我怎能不祝贺！”李世民这才想到他自己过分，不久之后，即擢升魏征当宰相（侍中）。
向理性屈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李世民大帝的伟大在此，尤其难得的是，夫妇二人都有这种高度智慧的认识。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李世民大帝是中国帝王中最初一个被中国人真心称颂崇拜的人物，固由于他的勋业，也由于他本身的美德。他治理国家的一言一行，成为以后所有帝王的规范。
在这样伟大的领袖领导下，从本世纪三十年代起，中国开始从噩运中复苏。不数年间，欣欣向荣。
战争变乱容易叙述，而和平繁荣不容易叙述。我们叙述第二个黄金时代的中国社会时，深有此感。不过那盛况是显然的，最主要的现象是一年复一年的大丰收，六三○年时，一斗米只值三四个钱。中国人特别强烈的复兴潜力，完全发挥。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一年中不过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时，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增加到三百九十人，年终，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命于明年秋天再回来受死（古时秋天行刑）。六三三年九月，三百九十人全部回狱，无一人逃亡。社会繁荣而秩序安定，夜不闭户。从前行旅们要自己携带食物，现在则凡是有道路的地方，都有旅店，工商业随着社会安定而蓬勃。杨广时代的暴政，成为不可思议的古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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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三个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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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黄金时代，始于本世纪（十七）八十年代，终于下世纪（十八）七十年代，距七世纪第二次黄金时代，恰恰一千年，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候。
但大黑暗并没有过去，那沉重的污染不会这么容易一下子消失。只不过被满洲人强劲活泼的新的生命力，暂时驱逐到一旁，犹如一个淫雨季节中，忽然出现几日晴天一样。
满洲人仿效明王朝的模式，建立了一个绝对专制的极权体制，整个中央政府，不过是皇帝发号施令的传达室。全体官员，不过是皇帝私人的秘书和传令兵。中央各部，每部设两个部长（尚书），一满一汉。常务副部长（左侍郎）二人，政务副部长（右侍郎）二人，也是一满一汉。六个部名义上虽各有职责，事实上每个部都握有直接给皇帝上奏的权力，谁也管不了谁，所以各部等于有十二个部长，也等于有十二个皇帝的秘书，一切都由皇帝裁决。而各部的任务，也只限于办理皇帝交办的事情，不能像十一世纪宋王朝之前那些王朝的中枢机构一样，可以主动地对地方政府颁发命令。清政府的体制跟明政府的体制至少有一点完全相同，那就是有权对地方政府颁发命令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高高地坐在宝塔尖上的皇帝。最特别的是，清政府的皇帝不仅是中国元首，也是满洲民族的最高奴隶总管。全体满洲人，包括最高级的官员宰相在内，都是皇帝的奴隶——这是满洲民族最特殊的社会结构，奴隶们在主子面前，惟一的天职是俯首帖耳。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现象，固然容易败坏。但是历史上极少出现的英明君主，忽然接连着出现时，政府的功能却可充分发挥。
中国传统的宫廷制度，在清政府手中获得重大改革，嫔妃宦官以及宫廷费用，都大量减少。清王朝皇族来自辽东（辽宁省）简单朴实的社会，带到宫廷中的是一种比较简单朴实的婚姻形态。皇帝除了皇后一人外，嫔妃不过十人左右，虽然仍是多妻制度，但比起从前那种三宫六院七十二御妻和数万名宫女的阵营，是一个可惊的进步。
　　比较具体的数字就可知道，明王朝与清王朝宫女宦官的人数，九千人和一百三十四人，十万人和五百人；再注意宫廷的每天开支，一万两和三十五两，这是太大的悬殊（明王朝如此浪费的挥霍下，我们回溯朱由检经常表演的“减膳”、“撤乐”、“避殿”等小动作，会感觉到他实在是聪明得太过度了）。明王朝的宦官组织，有四十二个机构。福临入关后，曾一度沉迷于这种奢侈的享受，仅把四十二个机构改组为十三个机构，称为“十三衙门”，宦官的权力几乎跟明王朝时代同样膨胀。于是不久就发生宦官巨头司礼太监吴良辅，跟汉人宰相刘正宗称兄道弟，买官卖爵的现象，使那时仍具有新兴活泼气质的满洲贵族，大为震骇。六十年代一六六一年，福临逝世，他的母亲博尔济吉特太后跟辅政的大臣们合作，把吴良辅处斩，刘正宗免职；撤销十三衙门，另设立一个内务府，专管宦官和皇宫事务，由满洲贵族担任内务府大臣。宦官数目大量缩减，不再使他们居于领导地位。
这一些改革，产生两种后果：
其一，宦官时代从此成为陈迹，无力再现。下下世纪（十九）末期，虽有一二宦官如安德海、李莲英之辈，很有势力，但性质上是个别的，不能结成一个集团。
其二，清王朝寿命二百九十六年，共有十二个皇帝，十二个皇帝中将近三分之二的皇帝都很能干，了解并努力完成他们的责任；三分之一也都属中等的才智；像明王朝那样一连串草包恶棍型的君主，清王朝一个也没有。中国还没有一个王朝，包括周王朝、西汉王朝、东汉王朝、唐王朝在内，出现过这么多具有很强能力，而又肯辛勤工作的帝王。
对当时的汉民族而言，满洲人征服中国，是中国第二次亡国。但满洲人在文化上是一个非常落后的民族，连文字都没有，满洲文字是努尔哈赤时才创造出来的，并不能普遍。因为对满洲人来说，满洲字和汉字，都是新文字，而汉字拥有海洋一样的文化背境，满洲字则只限于日常口语。结果满洲人迅速地汉化，像掉到海里的人非喝下海水不可一样，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在建州卫时期，满洲人即已流行汉语。入关之后，和汉人更广泛地接触，汉语就更普及。玄烨大帝精通汉文，跟一个汉民族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样，更精通儒家系统的各种经典。他以后的每个皇帝都是如此。他的孙儿弘历仅汉诗就写了五万余首，以数量而言，在全世界恐怕都要占第一位（可惜他的诗是一种帝王体的打油诗，不堪入目）。所以，事实上没有多久，满洲人就以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自居，这跟蒙古帝国的统治阶级深拒闭固的情形，恰恰相反。
不过，民族的界线仍划分得十分森严。本世纪（十七）时，汉民族人口已达八千余万，满洲民族人口只三百余万，满洲人以绝对少数统治绝对多数，以一个落后的部落统治一个文化深厚的古老帝国，有随时被消化掉了的危险，当然十分戒惧。它严厉地禁止满汉通婚，并尽可能排除汉人担任高级军官。在行政管理上，它不能不用汉人，但在满洲人的眼里，汉人只是乞丐，由满洲人赏碗饭吃而已，连他们的奴隶都不如，也不赋给汉人权力。就在本世纪（十七），汉人宰相见了满人宰相，汉人部长见了满人部长，都要下跪。会议的时候，满人宰相部长昂然上座，汉人宰相部长跪在他们的旁边，满洲人不开恩叫他们起来，汉人不敢起来。有时候满洲人谈得高兴，忘记开恩，年老的汉大臣跪得太久，甚至仆倒在地。满洲人的想法是，用强大的压力，培养汉人对满人的顺服奴性，直到永远。
满洲民族所承受的中华文化，跟五世纪北魏帝国的鲜卑民族所承受的中华文化，完全相同，主要的是儒家系统的文化，而清王朝承受的更为狭隘，只是儒家系统中的理学的部分。所以，虽然王朝政权和统治者改变，而构成大黑暗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基础不变，科举八股和酷刑诏狱不变，祖先崇拜和服丧三年不变，反对任何改革的情结不变。也就是，酱缸不变。举一个例子作为说明，监察部委员（御史）谢济世注解“四书”之一的《大学》时，采用另一古书《礼记》原文，而没有采用理学大亨朱熹的见解，第五任皇帝胤禛就勃然大怒，判决谢济世死刑。后来好不容易免死，但仍被罚做苦工。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都被酱死。
第三个黄金时代，带给中国的不是第一个黄金时代那种澎湃的学术思潮，也不是第二个黄金时代那种英雄们气吞山河的气概，而仅仅是一百年的和平与秩序。这本是人民最低的要求和政府最低的功能，但它在中国已绝迹了很久。但比起明王朝和更早的蒙古帝国统治时代，这一百余年间的中国人民，好像活在天堂。
第三个黄金时代的最伟大的成就，在于满洲人的清政府为中国开辟了广袤的疆土。东汉西汉两个王朝和唐王朝都曾为中国增加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但不久就失去。而清政府为中国增加的领土，几乎是从明王朝承袭下来的中国领土的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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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份人权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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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所遭遇的酷刑，不是孤立事件或偶发事件。它普遍地存在，而且已长久存在。中国司法制度很早就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普通法庭──司法系统，另一个即司马迁所碰到的诏狱法庭──军法系统。
诏狱法庭的特征是，犯法与犯罪无关，法官的惟一任务是运用法律条文编撰一件符合上级头目旨意的判决书。司马迁不过一个中级官员而已，即令最高级官员，只要陷进诏狱系统，都不能自保。像削平七国之乱、拯救西汉王朝的救星，后来担任宰相的周亚夫，他的儿子曾购买一些纸糊的刀枪之类的葬器，预备老爹死后焚化。有人告发周亚夫私藏武器叛乱，周立刻就被投进诏狱。周亚夫向法官解释那些只是死人的用具，法官何尝不知道那是死人的用具，但他们的任务不是追寻真相，而是执行命令，只好回答说：“你虽然没有在地上叛乱，但很明显的，你将在地下叛乱。”周亚夫只有死亡。另一位农林部长（大农令）颜异，当皇帝刘彻发行一种专门向封国诈财勒索用的“鹿皮币”时，颜异仅只向外翻了一下嘴唇，也立刻被投进诏狱，法官判他犯了“腹诽”大罪──虽然没有在言辞上反政府，但却很明显地在肚子里反政府。颜异也只有死亡。
诏狱法庭不限于直接冒犯了皇帝，一件谋反案发生后，无论这件谋反案是真的，或是出于诏狱系统──诬陷的，往往千千万万人牵连进去，包括各色人等。像亲王刘安谋反案，死于诏狱的就有数万人。刘彻亲信江充揭发的巫蛊案，死于诏狱的也有数万人。法官对失宠了的亲王、宰相、部长，胆敢如此残虐地任意戏弄，低级官员和平民所受到的待遇，我们可用常识判断。以上世纪（前二）九十年代为例，十年中每年诏狱系统逮捕的囚犯，都有十余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一。亦即平均一百人中，就有一个人因谋反罪而身系囹圄，这个数目使人毛骨悚然。
这是中国文明的一项耻辱，对此现象，路温舒首先提出呼吁，要求政府尊重人性，保障人权。
路温舒，巨鹿（河北平乡）人，跟司马迁相反，无论在当时或在后世，都默默无闻。他只不过是司法部（廷尉）一名低级的总务官（廷尉史），但也正因为身在司法部任职，所以比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