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怪书。
　　说它怪，怪就怪在它与一般意义上的小说不同。它依托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和21世纪初三个时段，分上、中、下三卷，着力表现的是当代城乡生活沧桑巨变的历史。凡是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读起来会深有感触。没有经历过的年轻人耳熟能详，但概念模糊，读过以后，将会受到震撼，为我们的时代而骄傲，为我们过去的苦难而惋伤，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而憧憬，为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发奋。
　　本书将给你讲述一个社会发展的大故事。大故事里面套小故事，小故事集合成了一个大故事。
　　伟人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自从农业作为主导产业进入人类社会后，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这几千年来，阶级矛盾和斗争此起彼伏，帝王将相、志士仁人层出不穷，但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没有多大的变更。经济发展迟缓，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老百姓的日子是慢腾腾地过来的。如果经历战乱和饥荒，贫穷和落后就常常与他们相伴相守了。到了和平时期，即使统治者采取了开明的政策，能够让他们休养生息、安居乐业，但芸芸众生，依然不过是处于无休止的劳作状态，土里刨食，床上困觉，养育后代，繁衍生息。
　　近三百年来，科学技术深入人们的生产、生活领域。工业的快速发展，给经济发展安上了强大的助推器。特别是近百年来，微电子学的发展，PC机的普及应用，推动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人类知识的积累，在20世纪以前，仅仅属于那些毕生献身于科学研究的学者，他们上下求索的道路曲折漫长。进入20世纪以后，各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所有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应当认为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到了20世纪50年代，人类知识的总和翻了一番。当今，知识总和的翻番，连十年也用不了。据科学家们预测，到了2020年以后，人类知识的翻番，只需要七十三天，文盲的定义都要重新修订。微观上的生物克隆技术、纳米技术，宏观上的能源技术、太空技术，等等，都会因为智力革命而产生巨大的能量，推进人类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伟人毛泽东有诗云：“人间正道是沧桑。”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有了比较，才能鉴别。
　　这部小说的上卷，主要讲传统问题。作者以山村马寨为背景，写了20世纪60年代一个山乡的人们的生存状态。从衣食住行、耕作方式、恋爱婚姻、交通通信、知识追求、精神生活、宗教信仰、人性裸露等诸方面，体现出农业社会的时代特征。
　　这部小说的中卷，主要讲“三农”问题。作者以山村马寨为基点，放大到一个乡镇，写了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生活。在改革开放以后，人们不再缺吃少穿，一切向钱看。科学技术渗透到了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角落。农民在改革大潮中，面对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大转折，同样有着不息的追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对于农民来说，依然是一道关坎，他们在沉重的负担下挣扎。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引发了生活、精神等方面的深刻变化。
　　这部小说的下卷，主要讲发展问题。作者更进一步拉开了时空框架，描写当前城乡人们的新生活。科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便利。但它是把双刃剑，其副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网络、手机和汽车，加速进入人们的生活，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摧毁了传统的获取知识的方式和道德观念。人和自然不能和谐相处，环境的恶化给生存带来威胁。从山乡里走出来的新一代人，分化出不同层次：有的成为官员，有的成为大款，更多的成为打工一族。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生存状态趋于多元化，反映出当代人的追求和迷茫。
　　三卷书可以独立成章，但三者之间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其间从宏观到微观，时空交错，人物变换，风起云涌，世态炎凉，互相比较中显现出沧桑巨变。是为立意。
　　这部书的格调是昂扬向上的，但并不浮夸，不粉饰太平。你可以当做史料来读，也可以当做小说品味。只要你熟悉农村和当代生活，书中的人物原型俯拾皆是。书中涉及到的某些事物描写，如果你不太明白的话，可以跳过去，一点也不会影响本书的宏旨，或许同样可以引发你的共鸣和思考。
　　郝树声
　　2006年5月8日
　　在拙著《镇委书记》、《侧身官场》和《怪味沧桑》同时出版面世前，作者就像当年爱因斯坦试图将引力场、电磁场等统一在一个场内一样，也试图在三部书中找出某种联系，将三者定义为一个类别。但是，《镇委书记》写的是一个基层干部的历练作为，《侧身官场》写的是一群县级文秘人员的苦辣酸甜，而《怪味沧桑》写的则是当代四十多年时间里，科学技术的普及应用给部分农村人带来的生存忧患。从表面上看，这三部书的内容虽然不相及，却都是作者的自身经历和生活感悟，表现的是人生的坎坷和世事的变迁。
　　作者是学理科出身，并没有系统地经过文学创作方面知识的学习与训练，在写作手法上也并不完全遵循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这一定让内行人感到不在套路，觉得这三部书有点“怪”。其实，说这三部书“怪”，并不是因为作者怪、作品怪，或者其中描写的人物怪、事件怪。因为这三部书反映的是当代人经历的社会真实、人生真实和生活真实，书中所有的人和事物，都发生在我们身边，内容并不怪，怪就怪在写作手法上。所以，河南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李永臻先生曾经称之为“另类”，“怪”字的含义也就体现在其中了。
　　生活像一个万花筒，随便摇一摇，就会变幻出各种图像。全世界有几十亿人，在这个小小寰球上，或爱或恨，或泣或歌，或息或作，或善或恶，每时每刻不知发生了多少故事。人生是漫长的，从达官贵人到凡夫俗子，无论怎么回顾和展望，人人都有自己的苦乐年华；人生又是极其短暂的，从伟人英烈到小虫豸，无不在历史的天空里瞬间划过，形成的是一阵又一阵的流星雨。所以作者又常常怀疑，自己感悟的生活到底有没有代表意义。
　　就小说创作而言，生活就像一头大象，作家们其实是一群既傻得可爱又聪明伶俐的瞎子，他们都在摸这头大象，并通过自己的感知和思考，对生活进行认知和梳理。当他们摸到大象的肚皮时，就说大象如同门板；当他们摸到大象的一条腿时，就说大象像根柱子。我自己更说不清楚，所摸到的生活，到底是大象的哪个部位，也许是大象的尾巴，或者是拴大象用的绳子。当然，无论我们摸到大象的哪个部位，都会产生一些异于旁人的感悟。生活本身是一回事，而感悟与表述则是另一回事儿了。作家通过艰辛的劳作，表述出来了才是作品。作品出炉了，等于向世人惊呼一声：“瞧，原来大象就是这么一种怪东西！”
　　我这三部作品一起推向市场了，不过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作品洪流中几滴水珠。如同人生不可捉摸一样，难以预测它们到底有何影响，以及在文坛上有没有地位和贡献。作者并不打算虚假地宣称献给亲人和友人们，毫无疑问，他们自然会为作者的成果欣慰、自豪并祝贺。作者真正献给的是读者，作品就是写给他们看的。作者相信有自己的读者群体，但也不假装谦虚地请教读者，请他们指出作品的什么谬误和不足，因为作者并没有打算根据大家的评判去重新修订什么。如果碰到了执著的读者，他能从这些作品中，读出知识、哲理和趣味来，并且研究发掘出一些有益社会进步、有益人生求索的东西，那这位朋友肯定是作者的知音，这三部作品就是献给他的。
　　作者的这份孤傲、自信和淡泊，可能是自己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夜郎自大；既非追星一族，又不特别崇拜名人的性情所致。所以，作者不劳已经声名显赫的大作家们的大驾，拉大旗，作虎皮，请他们点评导引，而是自拉自唱，自己为自己作总序。
　　河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方亚平和崔晓旭等同志，为三部书的出版倾注了心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郝树声
　　2006年7月12日
第2节 失踪
　　上卷 山风
　　失踪
　　故事应该从九十七岁高龄的七太爷突然失踪说起。
　　这七太爷，是我们山乡马寨的一个姓杜的高寿老人，对于本书的一个主要人物杜小宝来说，七太爷实际上是他的“七太太爷”。
　　县里的民俗学家们考证过，在我们这一带山乡，对长辈的称呼是很有讲究的。一条“命根子”往下延续，并且分裂成树状结构，就有了不同辈分。直接下传的是 “祖”，与“祖”同代的人称“宗”，祖与宗虽然都是亲的，但亲的程度不一样。如你爷爷的父亲是曾祖，你应该称他为“太爷”，而爷爷的爷爷是高祖，你就应该在太爷的前边再加上一个“太”字，就成为“太太爷”了。加上一个“太”字就又长了一辈，这不是“和”的关系，而是“积”的关系，就好像代数学里“太”字上又平方了一样。说句笑话，在我们这里，你要是结巴舌，叫“太爷”时不小心，“太……太……太……爷”地结巴下去，就可能一下子不知道能给对方长多少辈。好在上了五辈的家族很不多见，所以，在“太”字平方的基础上，基本上没有加上立方或者n次方的。照这么说来，“七太爷”应该是杜小宝父亲的正确叫法，可这个小宝也跟着父亲和大多数乡亲一样叫“七太爷”，而且还常常把那个“七”字省去。反正上下五辈关系太复杂，让一个小孩子家叫起来确实困难，就没有人认真地纠正过他。
　　我们马寨的“能人”元叔就专门论证过，辈分太高了，就失去了论辈分的实际意义，你想，祖祖辈辈的人都把上苍称呼为“老天爷”，没有人说这是乱了辈分的。等杜小宝长大后，听着孩子们也像他当年一样大讲“雷锋叔叔”的故事，忽然想起元叔的话，才突然醒悟，“七太爷”、“老天爷”和“雷锋叔叔”都不过是一种符号式的称呼，元叔当年的分析虽然浅显却很有道理。
　　七太爷的突然失踪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秋冬之交的一天。
　　这一天其实稀松平常。那个时候，实行的是人民公社体制，公社下面是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面是生产小队，所有制的形式是公有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基础的这个“队”指的是生产小队。我们马寨是一个大村子，成立了一个生产大队，下边设了八个生产小队。生产队是一种慢慢腾腾的社会机器，农活是常年干不完的。八队的“狼”叔经常“咬槽”说，当干部的都是他妈的想事虫，天天给你找活干，天天让你没饭吃，都是干部领一群社员熬时间，磨洋工，混工分。
　　这一天已经是青霜白露的天气，八队的社员照样起个大早，到地里干活。这天早上，全队社员都去了西岭沟一块大一点的棉花地，女人们不停地哈着冻得通红的手，采摘最后一茬半开不开的棉花。男人们用结满老膙的手，奋力地薅棉花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大家说着笑着，打着闹着，用这种原始的方式腾茬子，清理成白地，可以播种小麦。都到了九点多了，太阳升得好高，社员们的肚子饿得“咕咕”叫，队长贵亭叔才让放工。大家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地里回来吃早饭。
　　小宝奶奶的拿手饭不过是蒸红薯、熬玉米糁和青辣椒调萝卜丝。这年月，家家户户都吃这样的饭食。当全家每个人都手捧着一大碗饭，在院子里吸吸溜溜地吃着、喝着的时候，小宝奶奶发现七太爷还没有回来，小宝爷爷就叫小宝去牛屋里喊七太爷回来吃饭。
　　小宝很不情愿地撅着嘴，一蹦一跳地跑到村西头的生产队里的牛屋院，没有到院子里就大喊：“太爷，太爷，快回家吃饭哩。”要在往常，七太爷一定眉开眼笑地从牛屋里走出来，颤巍巍地揽一下小宝，然后一老一少牵着手，迎着柔和慈祥的阳光，踏着山村坎坷不平的道路，回家里吃饭。这个情景，如果让北京的民俗学家或者画家们看到了，一定会抒发出不少感慨，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天伦之乐，或者挥毫泼墨，画一幅恬静优美的山乡风俗画。可是今天，等小宝推开了七太爷住的屋子，几犋耕牛打着响喷嚏，咕嘟咕嘟地倒沫（反刍），却没有看到七太爷的影子。小宝虽然没有见到七太爷，只要跑到了这个屋里，就算已经完成了任务，回去给爷爷交了差。奶奶嘟囔着：“这老东西，还是这么不着调儿，到现在不回来吃饭，也不知死到哪里去了？”爷爷喝了奶奶一声：“哈，胡说些啥？给他留下点饭就行了。”
　　就这样，一家人都没有在意，吃罢早饭，听到队长贵亭叔敲了破牛车轱辘，这个吊在椿树上的简易的上工钟，都抄起农具，懒洋洋地上工去了，谁也没有继续追究七太爷究竟去了哪里。
　　中午，仍然没有见到七太爷回家吃饭，一家人就有些心慌。爷爷和爹爹都去了牛屋院，在七太爷睡觉的草池子里，乱蓬蓬的麦草上，一条破棉絮被褥还在，这老头只穿了一身衣服，带上他的红宝书包和烟袋走了。究竟去了哪里，小宝父亲问其他几个牛把，谁也说不清楚，爷爷就说：“哈，别管他，跑得饿了就回来了。”
　　虽然这事儿在马寨村里没有引起多大轰动和震动，但七太爷确实是突然失踪了。
　　常言说，孝子贤孙，隔代最亲；过了三代，谁也不爱。这个道理我们马寨人最有切身体会。这体会的来源就出在七太爷身上。
　　七太爷今年已经九十七岁了，不挑吃，不挑穿，腰板挺直，牙口也整齐，连眼睛也不怎么花，身体非常健壮。他属于“五保户”，可以单独过日子，但他自己没有起锅灶，五保的待遇全部给了杜小宝家。因为姓杜的就他们这几户人家，长杜小宝四辈的七太爷其实已经出了“五服”，他能够成为杜家一口人，完全是因为他是个孤寡老人，无依无靠，又不能由外姓人供养，才流落到小宝家的。到了这把年纪，在生产队里干活不记工分，生产队给他的最大五保待遇，就是只给他分一份定补的口粮。他因为身体好，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所以农活并没有少干，也没有任何报酬。除了杜家要管他吃饭以外，他在全生产队的人心中，完全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老人，没有一个人关心他的身体健康和精神状况。在杜家，虽然他是杜小宝爷爷的爷爷，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敬重，也是一个多余的人，待遇比一个牲口好不了多少。
　　多少人私下议论起这个老人，都感慨地说，人啊，其实不需要活那么大岁数，老到一定程度，就人嫌狗不待见了。一家子，有三代人就足够了，没有了亲儿子，孙子再孝顺，也没有多深的亲情。更何况小宝的爷爷根本不是七太爷的亲孙子呢。
第3节 辫子和剃头匠
　　七太爷是清朝过来的人，经历了三个朝代。他生于清代的标志，就是至今还保留着那一条小猪尾巴一样的小辫子。人们究其原因，他老人家至今留着这条辫子，并没有什么特殊理由，因为一个大字不识一斗三升的庄稼汉子，当然与当年在北京闹“复辟”的小丑“辫子爷”张勋没有任何瓜葛，留辫子也不是出于对清朝有什么依恋，只不过是因为生活的习惯，才始终舍不得剪下它。
　　从这条辫子上，可以看到历史的缩影，能够完整地保留到今天，确属不易。按说，告别了末代皇朝以后，辫子的存在就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因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闹“三民主义革命”的前期，最激烈的革命行动就是强迫男人剪辫子、女人放小脚，首先革除头和脚的“命”。这样说，并不是笑话，贬低革命的重大意义，而是历史真实。不在那个时代，你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剪辫子、放小脚”的艰巨性。现代人如果有人留条辫子，那要么是艺术家，要么就是疯子，没有男人愿意留头发梳辫子的。可在当时，剪掉辫子却是伤风败俗、辱没祖宗的事情。割掉谁的辫子，这个人就好像从此没法做人了一样，谁也不肯把这条给男人惹出了许多麻烦的辫子主动剪下来。为了制服这种顽症，革命党喊出的口号十分吓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覆巢之下，没有完卵；剪刀之下，没有长辫。举国上下疯了一样，“男剃头、女天足” 的运动轰轰烈烈，扎扎实实。可也奇怪，那一阵子席卷全国的浪潮，竟然没有波及到我们马寨这个深山沟里，当然也没有波及到七太爷的脑袋上。当所有的男人都顺应历史潮流，纷纷剪掉辫子之后，七太爷这条辫子依然完好地保留着，成为一条漏网的鱼。早年串乡的剃头匠们都劝过他，让他剪掉这条世上罕见的辫子，他说什么也不肯。
　　更厉害的是，到了1966年秋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大队的几个造反派曾经想在他的头上做一点文章，觉得几辈子人都没有割下来的辫子，到了他们手里，割下来肯定是一种“破四旧立四新”的壮举，就准备采取革命行动，当他们有人已经抓着老人的胳膊，有人已经按下了老人的头，有人挥舞起了剪刀，七太爷痛苦得杀猪一样地嚎叫着，眼看保不住这条辫子时，却被村里的几个老年人赶来喝住了。在马寨说话最有权威的刘大爷，掂着长杆烟袋不由分说地敲那些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的头，气呼呼地骂他们说：“七太爷是咱村里的老人瑞，你们要是剪了他的辫子，就是要了七太爷的老命！当心你们不得好死！”一席话，把几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镇住了，他们怏怏不快地议论了一番，也突然觉得在一个九十多岁的“太岁”头上动土，还不如去揪斗“破鞋女人”孙二孬的妈，意义实在不大。于是，这条辫子的生命力如同他的主人一样顽强，又一次虎口脱险。
　　七太爷的辫子是清朝历史的活见证，你现在可以在电视连续剧中见到清朝人的辫子，但那些都是假的，七太爷的辫子才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只不过到底年纪不饶人，七太爷头上的头发由稠密变稀疏了，由黑色变成花白，后来全部变白了，小辫子就由油黑的小孩胳膊粗细，变成了现在的白色小猪尾巴，细得可怜。但是，七太爷这条辫子的存在，仍然不失为我们山沟里的另一道风景。本地人早已见怪不怪了，只是外乡人，一看到这里有一个留有辫子的老男人，就一惊一乍的，仿佛看到了前清的遗老遗少，或者是天外来客。通过他们，还有那些走乡村串山沟的货郎的嘴，远远近近地传了出去，经常有人好奇地来看七太爷的辫子，那神情与考古专家们的神情差不了多少。
　　七太爷失踪后的当天，在这一带各村轮流剃头理发的宋师傅，又轮到了我们这个生产队。宋师傅的到来，是按照人的头发、胡须生长的规律计时的，平均二十多天来这里一次。热天就在一棵大槐树下，下雨天或者冷天，就在生产队的牛屋里，用“顶上”的功夫，干“头等”的事业。
　　我们这里流传一句歇后语，形容害单相思的人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真的很形象。宋师傅的挑子一头是一个凳子，一头是一个破铁皮桶做成的小灶，上面有一个尖底儿的铁锅，用来烧热水。只要宋师傅拢着了火，这生意就开张了。用宋师傅自己的话说，他的工作是“先烧火，后开饭，掂着刀子圆圈儿转”。他四十岁时才娶一个寡妇，那寡妇起初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就是用这句话把那寡妇唬住，叫那寡妇一时不理解他干的啥活儿。当这个寡妇弄明白他是一个剃头匠后，笑得前仰后合，发现这个人挺幽默，一下子爱上了他，义无反顾地撇下极力反对她改嫁的儿子、女儿，嫁给了一个人们都认为是“下九流” 的剃头匠。
　　宋师傅是个剃头的老把式，有一手绝活儿。他干活时，先把别人已经用过的快要变凉的水，倒进烧水的盆子里一部分，然后再用一个小葫芦锯成的小瓢，舀起一些烧热的水，注进洗头的盆子里，试试温度正好，就开始用这点反复使用过的混浊的温水，给下一个来剃头的男人洗头、洗嘴巴，烫软了人们的毛发，才好进行下面的程序。
　　看他干活，是一种享受，所有动作，都有套路，特别是在洗头时，会弄出清脆的“呱唧呱唧” 的响声，有点像吃红薯、豌豆面吃多了的人放屁的声音，又不全像。被洗的人自然舒服，周围的人听起来也十分悦耳。洗完后就要动刀子，他首先在一块鐾刀布上 “噌噌”地打磨几下（鐾刀布，或作庇刀布，又称荡刀布，一种用生土布做成的长条形带子，用来保养剃头刀的刀刃），把剃头刀子整得锋利无比，就开始剃头、刮胡子。在他的手中，耍刀子成为一种艺术，干到兴奋的时候，他能在一片惊呼声中，把剃头刀子抛两尺高，看都不看，接着后翻一下刀刃又刮下去，“刷刷”的一阵响动，来人就由“愣头青”变成了“青头愣”。你要是初次看到，准吓得不敢睁眼。他这活儿做得又快又好，尤其是用锋利的刀子掏人的鼻毛，一点也不会伤了鼻子，手艺非常娴熟。
　　这种程式化的动作当然不在话下，他还会给来剃头的人按摩、“捏老晕儿”。现在在大城市里，洗头洗脚城林立，而且全是漂亮的小姐，可在那时，别说小姐，就是宋师傅这样的大男人按摩的待遇，一般人也享受不到，只有马寨大队干部和极个别有名望的人才有这种福分。按摩大家都懂得，没有什么好说的，“捏老晕儿”真是一种绝活。一个相当疲劳、昏昏欲睡的人，到了宋师傅剃头的凳子上坐下来，宋师傅用双手捏紧他脖颈上某一处动脉血管，不一会儿，这人正在笑嘻嘻的，突然就扯起了呼噜。宋师傅再用手掌猛地击打一下这人的额头，这人就立即醒来，一身的疲劳一扫而光。但是，宋师傅由于不善于使用理发推剪，渐渐地，年轻人不再用他了，跑老远找好的师傅理发，这让宋师傅既伤心，又生气。
　　在宋师傅到来的这两天里，生产队长贵亭叔，破例允许部分社员晚一些下地干活。但有一条标准，就是你这个人留下来，必须是一头乱发，上工去必须是一头青皮。通过这种安排，能让宋师傅闲不住，很快把全生产队壮年劳力的脑袋打扫一遍。宋师傅忙了两天以后，算算还缺一个人，就问小宝爷爷：“大叔，怎么不见七太爷呢？我还得给他清边哩。”
　　小宝爷爷很生气地说：“不知这老头跑到哪里去了，别等他了，该干啥干啥吧！”
第4节 马寨公社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七太爷突然失踪了，确实没有在村里引起多大的轰动和震动，人们照样有条不紊，各干其事。趁他失踪的这几天里，我们把其他事情絮叨絮叨。
　　山乡马寨，处在豫西南伏牛山的腹地里。这是一个相对古老的村寨，建村时不知起于哪个朝代。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处于浅山区与深山区的交界处，在兵荒马乱时，外边的人跑反，可以跑进来避难，深山里的“镗匠”（土匪），也可以前来打家劫舍。所以，在很远的年代，人们为了防范“镗匠”的袭扰，寨子里的头领们，就组织老百姓打了一圈寨墙，还挖有一圈护村的壕沟，叫做寨壕。现在这些壕沟快淤平了，成了母猪们领着一群猪娃“打泥”的地方。土寨墙也已经成了断垣残壁，有一段仍然是寨子里的制高点，“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决定，就是寨子里的上初中的学生回村后，站在寨墙上面的最高处，通过用铁皮卷成的土广播喊出去的。
　　在山区人口居住普遍分散的情况下，马寨倒是一个不多见的大村子。寨子坐落在群山环抱的一大片开阔地里，所有建筑基本上全是草房，居住有将近两千口人，由于人口相对集中，就成了当地行政、文化的集散地。新中国建立之初，这里成立过小乡，人民公社化以后，又成了一个小小的人民公社所在地。在县里的区域规划图上，注明这里是马寨公社。公社院，也就是公社干部办公的地方，占的是老财主孙乃器的祖宅。孙乃器在解放时被镇压了，他唯一的儿子孙丙豪跟着老蒋去了台湾。孙乃器的祖宅是山里少见的瓦房，门口还有一对石狮子。这对石狮子让小宝他们这些小伙伴，经常在上面骑过来骑过去，烂裤裆、脏屁股和小鸡鸡儿，把石狮子的腰部，磨得发黑发亮。公社的干部并不多，也就是曹书记、胡社长、张武装部长、范治安专干、小李通信员等几个人。
　　马寨公社下属的第一个生产大队，就是我们马寨大队。大队的干部，大都是刘姓的人，“宛平城里管朝廷”，“近水楼台先得月”，每一茬公社干部们都与他们混得很熟。特别是支书刘庆典，经常和书记、社长在一起，喝县城里酿制的散装红薯干酒，喝醉了以后，就没有了上下之别，互相称兄道弟。因此，马寨的大队干部，与方圆几十里的其他一些生产大队的干部比起来，要有头脸得多。
　　处在公社所在地的马寨村，乱姓同居，但人口较多的有两大姓，为主的是刘氏，其次是孙姓。历史上，两大家族不断地争斗，恩恩怨怨，世代情仇，了犹未了，不了了之，有时也殃及到其他小姓氏。解放前，孙姓几个头面人物，有地、有钱、有枪，所以占上风。解放以后，姓孙的这几家财主，划成了地主成分，一下子跌入了劣势地位，出了一群“地富反坏”分子，再也没有能力与刘家争锋，刘家就出了一群大小队干部。马寨村年轻一茬人中的“能人”元叔，虽然长得好，有思想，可就是因为姓孙，母亲戴着的那顶四类分子帽子，压得元叔抬不起头来，三十多岁了，还没有娶上媳妇。
　　那时节，公社通知各大队干部开会，都是“四类分子”的活儿，孙家的几个戴着分子帽子的人，就是公社里通知会议的专干。轮到元叔的母亲通知会议时，是由元叔代劳的，也就是在他往最远处的车辙沟大队送信的过程中，与我们马寨最漂亮的女青年刘凤姑好上了，这是后话。
　　凡是行政中心，经济就会相对发达一些，文化生活也会相应丰富一些。在公社院外，设有代购代销点，老百姓都称为“双代点”，也称为“合作社”。据说成立之初的启动资金，是让群众按人头摊派的，属于股份性质的经济实体。可是，不管这“合作社”是否赢利，群众谁也没有见到过一分红利。一位伟人曾经论断过，计划经济也有市场，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这个合作社，“合作社”是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存在的商品经济。就这么一处又收又购的商品交换处，里边的商品也是很贫乏的，主要是一些日常用品，有“洋火”、“洋油”、“洋碱”，连铁钉也叫做“洋钉”，铁桶也叫做“洋桶”，还有必须用按人口分配的布票，才能购买的“洋布”，只有食盐才没有被称作“洋盐”。再加上新型的农机具，叫做“洋犁子”、“洋耙”，这些都冠有“洋”字的物资，是外边世界工业文明对传统的农业文明，带来的最有力的冲击。其实在群众的心目中，这些商品，不一定都是“舶来品”，之所以都叫做“洋”物品，主要是为了区别土生土长的“打火镰子”
　　与“火煤儿”、点灯用的植物油、洗衣用的“皂角板子”，以及农家妇女纺织成的土棉布，才冠以“洋”字的。这些日用品，不是平均分配的物资，放在柜台内，没有人民币是不可能买走的。特别是火柴、煤油和肥皂，这些生活的必需品，在当时十分短缺。物以稀为贵，谁掌握了这些物资，谁就最有权力。有时，没有头脸的人，根本就不会卖给你，营业员说：“没有。”你就干瞪眼没有办法。就是有头脸的人，要搞上一点，也需要找营业员“开后门”，供销合作社的营业员，由于能够控制这些紧缺物资的分配，手中有权，成了人人羡慕的职业。当时姑娘嫁人，优先选择的有三种人，其中营业员被放在突出地位，其次才是当兵的和司机。
　　有了商品，就要用钱去买。“双代点”的交换形式还比较原始，群众常说“鸡蛋换盐，两不找钱”，说的就是简单的交易。在当年，群众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农产品，获得钞票的途径，不过是卖鸡蛋，养一头猪，卖从山上刨来的草药，以及一年两次生产队里的分配。余粮户可以分到钱，缺粮户往往还要向集体交钱。养鸡与养猪，是最直接的收入来源，养鸡就是为了换日用品，养猪是为了娶媳妇。不然，有儿有女的人家，只好指望用嫁女儿的彩礼钱，再用来娶媳妇了。
第5节 电影与广播
　　每过上两三个月，县城里的电影队，就会到马寨公社来放一场电影，我们那里群众叫做“玩电影”。玩电影的场地，通常设在六队的麦场里，那是全大队最开阔的一个麦场，能够容纳最多的群众。这个场地尽管最大，到了放电影时仍然不够大，四乡八堡的群众，早就听说要玩电影，不到天黑就来了，往往银幕后边也站满了人。看到结束时，才点上麻秆火，照着道路、照着溪流中当做桥梁的大石头，摸十几里山路回家。
　　在玩电影的时候，银幕是用三根楠竹搭起来的，平时不用，就由六队的保管员保管起来。因为怕发电机的响声影响放映效果，发电机就放置在场房屋的后边。由于那个场房是北屋，发电机放在屋后背风，真是个好地方。特别是到了冬天，管发电机的放映员，处在背风处少受罪，可以裹一个军大衣，坐在旁边一边烤火，一边烧红薯吃。放电影的两个人都不傻，一到马寨放电影，争着去管发电机。这让小宝等几个小朋友，无论如何都想不通，为什么不在前边放电影，却争着管发电机？在他们看来，只有在前边放电影才最好，边放边看，多过瘾！因为他们那时的理想，就是将来当一个放电影的，这样，就可以天天看电影了。只有孙二孬不想当放电影的，他说，自己将来娶一个老婆，让她放电影。别的小朋友问他为什么这么想，他诡秘地一笑说：“只有这样，我才能天天日那些放电影的。”后来，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们知道，孙二孬这么恨放电影的，原因是有一次，放电影的老齐在他家吃派饭后，磨蹭着不走，他妈让他出去玩，他玩了一会儿回家，撞见老齐光着身子，正在他妈也光着的身子上努力，就一下子恨死了放电影的人。
　　山里比不得城市里的电影院，图像、音响都很差劲儿。有一次风太大，正顶着银幕吹，人物都变了形，扛肚子凹腰的，上面的大闺女也不好看了。更可笑的是，音箱没有办法固定在竹竿上，放在了离银幕北边十来丈远的土堆上，看电影的群众长了见识，他们原来以为银幕上的人说话时，口形和声音是统一的，声音像是从那块白布上发出来的一样。这次才知道，他们听到的，并不是从演员嘴里发出的声音，而是从另外一个地方钻出来的。
　　那时候，群众能够看到的电影片子主要是《南征北战》、《英雄儿女》、《地雷战》、《地道战》、《牧童投军》等几部影片，为数不多的译制片，都是来自前苏联的，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一部片子看了多遍以后，剧情和剧词人们都会背了，演员们还没有张嘴，人们就学着京腔替他们说了出来。小孩子们主要是记住了挥舞军刀的日本鬼子“大太君”，双手握着一根竹棍，张牙舞爪地叫着“八格牙鲁”和“杀个鸡鸡——”大一点的孩子，则学会了上边更精彩的地方。刘家老十三刘臭蛋，论辈分他应该叫孙二孬表叔，他却从来没有称呼过他，还多次拍着孙二孬的肩膀，学着《南征北战》上一句台词：“我说同志啊，以后别再叫我老大爷了，别看我年纪大了，我还是个民兵啊！”
　　可惜在那时候，电影里没有恋爱镜头，要不然，山里伤风败俗的事情就会更多一些。有人说，元叔和凤姑好，是元叔替他妈送信办成的；有人说，其实不是在送信时办成的，而是两个人在看电影时，挤挤扛扛、摸摸索索搞上的。反正这事情只有他们两个人才最清楚。我只是在这里猜想，当元叔拥抱着凤姑的时候，肯定也多么想如同《列宁在十月》里的瓦西里那样，拍着哭哭啼啼的凤姑的脊背安慰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可他连这点可怜的幽默也不敢有，这句台词必定哽咽在喉头里说不出来。
　　公社院里有电话，那条专用的电线，就从杜小宝家门前扯了过去。电话线有两个功能，平时通电话，早上、中午和晚上，还通一两个小时的广播。公社里的墙上，就安了一个广播匣子，是一个木制的一尺见方的方形盒子，油漆成红色，中间挖了一个圆孔，蒙着一块黄布。刚安上时，周边群众都很稀罕地来听广播。小宝他们一群孩子猜想，广播匣子里边说话的、唱戏的，一定是些从电线里传过来的小人人儿，使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四方匣子，怎么可能容纳下那么多人？这些人不说话、不唱戏时，也不知在里边吃的什么，干的什么。
　　公社院里的小广播，挂上一年多以后，就开始出毛病。有时正在大声广播着，突然声音变得极小了。县里邮电局的领导，派来技术人员修理，通过检查线路，没有发现问题。后来找到了原因，原来，在这一条从上边传来的电话线上，进到马寨村里的那一段，吊上了好几个小小的扬声器。这是寨子里几个大孩子干的，他们从县城亲戚那里，搞来了这种小玩意儿，爬到通向公社的主电线杆上，扯下一根铜线，接在小扬声器上，再用一根线头接地，到了广播时间，就可以收听广播了。有兴趣的话，还可以监听公社领导与上级的通话。这种小小的扬声器，是一个黑色的小圆盒子，依靠套在一个磁舌上的线圈振动，带动盒盖上的金属发音膜出声。声音并不大，但功率大、耗电量太大，一接到主线上，就把通向公社的广播电流耗散了许多，所以公社院里的广播匣子，肯定不会太响了。
　　发现了这种现象以后，邮电局的人住在公社院，白天打牌，夜里出来检查线路。偷袭了几回，没收了好几个这样的小喇叭，并且张贴通告，如果再发现有人私接小喇叭，以破坏“三大革命”论处。从此，几个大一点的年轻人，就不敢再私接小喇叭了。漏网的小扬声器，竟然流落到杜小宝手里一个，他不仅学会了偷偷地接在公社的电线上听广播，而且把里边的线圈拆下来，重新缠绕，把里边的磁铁去掉再安上，反复试验，试图弄明白其中会发出声音的奥秘，让他失望的是，除了感到接到了通向公社院的主线路上时，只要来了信号，把小扬声器的线头含在嘴里发麻以外，其他什么道理也没有弄明白。
第6节 劁猪娃
　　七太爷失踪的第三天上午，劁（qiāo）猪的张麻子，背着他的标志来了马寨。劁猪的师傅在我们这里，不知为什么叫做“择猪的”。他们的标志是，走乡串户时，必定背一根龙头拐杖一样的木棍儿，龙嘴的两边，飘着两绺儿龙须。龙须是用白色或黑色的马尾(yǐ)做成的。山里人都知道，这龙须用什么颜色的马尾，很有讲究，用白色的，说明这个劁猪师傅是“门里出身”，家传的传家手艺；用黑色的则是说明，他的手艺是从外姓老师那里学来的。在人们的心目中，很相信的是家传的手艺人，实在等不及了，才用黑胡子“择猪师傅”。因为，家传的手艺没有保留，劁得净，出血少，伤口愈合快，劁过的猪受损不会太大，容易养大，长膘快。其实，这种猪的“外科绝育”手术是很简单的，两种出身的师傅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据说，在这一门行业里，有这种规矩，是从中华医祖华佗的家人那里传下来的。当年，华佗被曹操迫害，为了怕自己一生积累的经验落入贼人手中，临终前秘密嘱咐家人，要把自己记载的东西统统烧掉。烧到最后时，他的家人偷偷地藏起了一页，这一页的内容正是劁猪的技术，这门让他的子子孙孙吃喝受用的手艺儿，自此传了下来。沿用至今的手杖上龙须的区别，劁猪师傅代代自觉遵守，自己挂不了白胡并不要紧，传给自己儿子，这白胡就可以挂上了。由于这门手艺儿的技术含量实在不大，从古到今，没有多少更新之处，所以从来没有发现，该用黑色马尾的人而冒充“门里出身”，用白色马尾的。
　　张麻子来到杜家，受到了杜家老少的欢迎。他们家的老母猪生的一窝猪娃儿，已经满月，卖剩下的两只猪娃儿，准备自家饲养。这两只小猪正好该劁了，所以即使张麻子不来也要请他。
　　张麻子来到猪圈前，母猪正在猪圈里，躲着要吃奶的两只小猪，在猪圈里的椿树上蹭痒。杜小宝的爹爹跳进猪圈里，去抓两只小猪，母猪“咴咴”地蹿过去，要保护它的宝贝娃娃。杜小宝的爷爷拿着一根棍子打老母猪，让小宝的爹爹一把一个抓了出来。一只是小“狼猪”（公猪），一只小母猪。劁猪的价格是当时约定俗成的，劁一只狼猪一毛钱，劁后的公猪娃叫“牙猪”；劁一只母猪两毛钱，劁后的母猪娃叫“槽屯儿”。不论是“牙猪”或者“槽屯儿”，已经失去了性别的含义，但人们仍然认真地加以区别，这些复杂的称谓，很可能与当地历史上留下来的土匪黑话有关。
　　张麻子手狠、手快、手准，当小宝爹爹揪着一只小猪的耳朵交给他时，他不管小猪怎样要命地“吱吱”叫，一只脚踩着猪头，非常麻利，三下两下就把小猪给劁了。当然劁母猪不如劁公猪快，公猪的睾丸裸露在尾巴下边，一刀下去，把两只布满红血丝的白色椭圆球挤出来，伤口也不缝，顺手在墙上抓一把老墙土，抹一下就算消炎了。母猪的卵巢在腰部，张麻子就得在小母猪的腰部，找到准确部位，一刀下去，割出一条寸把长的口子，食指伸进这个口子，一抠一抠地朝小猪肚子里掏，把小母猪的“子肠子”掏出来，割掉后，再把伤口用棉线缝起来。脚一松，小猪娃立刻惊叫着跑回了猪圈，没有再用老墙土消炎。老母猪赶紧用肚皮把两只小猪保护起来，仍然惊叫着，两眼瞪着一群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两只小猪劁完以后，张麻子一边洗手，一边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对小宝爷爷说：“杜大叔，昨天我在大宋庄，碰见七太爷了，我问他，到这儿干啥？他说要到西乡赵集看稀奇去。还交代我，要是到了你家，说一声，不要惦记，过几天就回来了。”
　　小宝的爷爷说：“哈，这老头准是犯癔症了，赵集有啥稀奇好看？”一圈人都想不起来赵集有啥稀奇，但总算是有了真信儿，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劁猪这门手艺儿是从祖上传下来的，骟牛马就不知是从哪里传下来的。不过，这些大牲口，都是只针对雄性去势，雌性的反而要对它们的生育能力加以保护。雄性去势工作，饲养员就能完成，也不用动刀子，就是用细皮绳，把牲口的睾丸系住，使劲绞断就行了。经过去势处理的大牲口，体格健壮，性情温驯，没有了传宗接代的功能，纯粹变成了使役的牲畜。
　　孙二孬、刘臭蛋他们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带着杜小宝看过小宝爹、发旺哥们骟牛。一头接近成年的小公牛，可怜巴巴地被吊在高处，四条腿紧紧地拴在四根木桩上。几个牛把，用牛皮绳子，缠在小公牛的睾丸上端精索处，用一根“小杆杖”绞这根皮绳。小公牛疼痛难忍，又挣扎不得，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值得让人把它们先天赋予的功能给销毁，只是两眼向天“哞哞”叫。
　　这种近乎残忍的去势手术，让饲养员们有说不出的兴奋和骄傲。骟后的公牛，睾丸要肿好几天，疼得不吃草，不倒沫，这要是被发达国家的动物保护组织知道了，不游行示威才怪。现在，所有黄牛，基本上很少使役了，都是一道菜，没有必要去势了。然而，不管猪、牛、羊，变性，都应该认为是痛苦的事情，为了人类的生存，它们不得不付出去势的代价。
第7节 小宝一家
　　张麻子带来了七太爷的消息，大家就不太着急了。其实急也没用，就让这个老头随便跑去吧。少他一个人不要紧，反正日子还得照常过下去。
　　小宝的爹是个牛把，使唤的是两头骟过的公牛，个子大、力气大，能扛大活儿，是我们八队排头号的一犋耕牛。使唤这犋牛的牛把又叫“大把”，种庄稼的水平似乎比别人高一些，工分也高出一两分。小宝的爹很为自己的大把地位而自豪，在赶牛的鞭子上，下了不少工夫，生产队买回的用三根细竹竿卷成的扎鞭杆，他总是优先地挑来挑去，找出最长的、最富有弹性的用，还经常在牛皮鞭头上绑一根红布条，甩起来“啪啪”的山响。
　　七太爷在家时，晚上喂牛用不上小宝的爹，都由七太爷代替了。七太爷出走后，小宝的爹就得住在牛屋里伺候牲口。他不睡七太爷的那个草池子，自己又搭了个地铺。到了白天，不是赶着牛车拉庄稼、拉粪，就是把犁耙放在拖车上，赶着牲口，到收了秋的铁茬子地里，第一个“开墒”。然后再和别的牛把一道，弓着腰使劲按着犁子，在有点干硬的耕地里卷垡子。全部犁完后，他又率先站在装有二十几根钉齿的耙上，又是顺耙，又是斜耙，把土地抚弄得平整，松软。地整得好不好，有一条检验标准，就是小宝的爹，用他的扎鞭最粗的那一头测量，如果松松地插了进去，拔出来时有股吸劲儿，就算整好了。整好的地，就可以播种了，一般再由一个年轻女人帮耧，一个老庄稼把势耩地，把小麦种子播撒在地里，期待着明年有一个好收成。
　　小宝的爷爷，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席匠。他也是一个山里少有的能人，手很巧，会编筐窝篓，尤其擅长用高粱秆，又叫秫秆破成的篾子，编织席子和生产队囤粮用的“茓子”（又叫踅子，一种窄而长的粗席，可以围起来囤粮食）。
　　现在正是秋天，刚刚砍下来的高粱秆，就是冬天编席用的上好材料。生产队里把高粱秆留下一部分集体用，大部分分给各户社员。小宝的爷爷只要从地里回到家里，就忙活着把分到手的高粱秆，用砍刀剁去须根，用一只破镰刀卷成圆筒状的工具，一根一根地刮去外皮，晾晒捆扎。
　　到了冬天农闲时，小宝的爷爷把高粱秆破成柈子，用水浸泡滋润一段时间，拖到打麦场里，用石磙碾压蓬松后，在硬地上揳上一根铁耙齿，耙齿旁贴放着一块砖头，再拿一把一头包有破布的薄钐刀片。他用这种简易的设备，耙齿挡着刀片，刀片垫在砖上，把喷湿滋润好的秫秆柈子，夹在刀片和砖头中间，一条一条地刨去内瓤，刮成秫秆篾子，就可以用来编出各种篾席。当然，编席的材料还不只高粱秆，苇子是更上等的原料，只是我们这里不多见这种东西，只好用高粱秆代替。即使是用这些普通的来源广泛的秫秆篾子，小宝的爷爷也舍不得浪费，邻居家需要几领篾席，送来的秫秆，他能够准确地估算出，多少捆能够编一领席子，从不多要他们的秫秆。刮好的篾子不论长短，都能用上，一场活下来，基本上没有剩余篾子。即使有了节余，他也把这些碎篾子编成防雨防晒的凉帽，算是奉送。
　　小宝的爷爷在编席时，用的工具也非常简单，只有一把钐刀和一把铁制的鞘刀。这种鞘刀，弯成一个钝角，一端圆圆的当手柄，一端扁扁的打有槽沟，用来签插篾子。鞘刀的另一种用途是拍打席边，可以把窝翻到席子背面的篾子签，插在席子纹路后，“啪啪”地拍打弯曲处，把席边抚弄平整。
　　小宝的爷爷因为有了这等出色的手艺，生产队里还专门种了一些红秆高粱，做成的篾子是红色的，可以配着白色的篾子，编织成带“红双喜”和花朵图案的花席，为年轻人结婚时做床帷用，增添了不少喜庆。他的这个专长，使他在这一带山村受到尊重。到了冬天农闲时，有不少人家请他去编席，管饭不说，还要给一点钱作为酬劳。寨子里有四五个年轻人，跟着他学手艺，只是因为他的脾气太坏，不善言谈，教的徒弟如果没有悟性，是学不到真本事的。有两个徒弟，只是学会了编织夏天戴的凉帽，不要说编葛纹席（一种用特殊的挑篾方式，编出的席更加致密，可以用来晒面用），连一般的席都不会编，就以为自己出了师，让小宝的爷爷说起来，很瞧不起他们。
　　小宝爹爹在父亲的熏陶下，也会编席、编凉帽，但有了小宝爷爷，就显不着他了。他的拿手功夫是泥水匠和织箔、织苫子。
　　织箔用的原料也是没有去外皮的秫秆，用一根架起的直木杆，做架子，吊上十几个卷着麻经子的砖头，或者长条形石块，相互翻卷，把一根根独立的秫秆，编织成一定长度的单片子，我们那里把这种东西叫做“箔”，主要用于铺床，也用于站玉米棒、站红薯干，与“茓子”一样，当盛放农产品的工具。当然，“箔”的用途还很广泛，如搭成木架子，上面摊上一领“箔”，在箔上晾晒棉花、薯干，通风透气，防止霉变。再如，新盖成几间草房，也往往用“箔”把间道分隔起来，涂上泥巴阴干后，就是板壁。
第8节 小宝一家
　　织苫子的材料是麦秸。群众割麦时，专门找一种长秆品种的小麦，捆成小捆儿。在打麦时，不用石磙碾压，直接摔打掉子粒，再捆起来备用。到了阴雨天气，把木门板摘下来，架在两条长凳上，两端用麻绳摽着，搭成架子，用与织箔同样的方法，织成麦草苫子。
　　在我们马寨，家家户户用的木床，一般只有五根木牚儿，上边先铺几层箔，再铺苫子，苫子上边，铺的是小宝爷爷编的篾席。所以，他们爷儿俩的产品都很实用。床铺上的这些用品很优秀，但他们的棉被就不多了，往往只有一条破棉被，冬天里没有褥子铺，睡在冰凉的席上，叫做“抹光席”，很冷很受罪。
　　这种床铺还有一个缺点，就是睡上去响动太大。你想，新婚夫妇睡在上边，床边上有一个小孩“压床”，这压床的小孩不要紧，一会儿工夫就会睡得很死，但两人只要一折腾，就会把他弄醒。再说，外边还有听房的，任何响声，都可能成为第二天的笑料。同时，都是房子不多的人家，一屋子家人，相互之间的响动都能听见，一动就“咯吱咯吱”响，这小两口怎么能够尽兴？
　　他们这个家，因为有了七太爷，就算是“五世同堂”了。其实，七太爷只是小宝爷爷的近门爷爷。有关七太爷的事情，以后还有交代，这里不再多说。
　　小宝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小弟弟，加上七太爷，他们一家九口人。要不是当木匠的叔叔，前年分家搬了出去，这在我们山里一带，是比较大的一个家庭。
　　人多了，就吃得多，小宝的奶奶就得经常磨面。生产队里有一百多号人，只有两头小毛驴，由一个饲养员喂养着，各户的人口不等，磨面的需求就不一样，小宝家人口多，就得多磨几回。所以，磨面不能排班次，只能“挂号”，只要事先给饲养毛驴的赵大爷打招呼，他就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磨面。这一过程，当地人叫 “问磨”。生产队里的牲口，待遇也是不一样的，牛吃的草料，是生产队专门留下来的。对毛驴，吃的草生产队还供应；料，却是自己转圈子挣出来的。
　　小宝奶奶到了磨面这一天，就要起大早，把淘干净的粮食，拿去在石磨上研磨。这种做石磨用的石头，发暗红色，纹理细腻，有一定的硬度，只有襄县的一个山上才出产，由石匠们锻造后，就成了家家户户制面粉的专用工具。用上一段时间，就有石匠专门来重新打磨一次，以保证石磨牙齿的锐利。
　　小宝奶奶磨面，很心疼粮食，磨一次面，浑身上下弄了一身白，头是包着的，眉毛变成了白色。她就把一身面屑扫一扫，哪怕是一小把，也要收集起来给鸡子拌食。不仅这样，在磨面时，粗细粮上磨的先后顺序，小宝奶奶也很有讲究。开始磨面的第一茬，磨的总是小麦这种细粮，磨得非常认真仔细，临了还要用杂粮“透一透底儿”，把小麦有限的面粉，刮个罄尽才肯罢休。最后留给毛驴的麸皮，就没有什么内容了。饲养毛驴的赵大爷，总骂小宝奶奶是“老尖刀”，让辛苦的毛驴，白白曳磨不吃麸子！小宝奶奶也要同他相骂一番，说留下来的东西，他不用来喂毛驴，都是自己偷吃了！不然，为什么你这么胖，毛驴这么瘦？
　　小宝奶奶的家务活儿主要是磨面、做饭，小宝妈妈的家务活儿主要是纺织，她娘家当年给她陪嫁的是一台纺棉花的车子，进了杜家门后，她和小宝奶奶共同使用一台织布机。婆媳二人一年四季没有休闲过，她们趁生产队干活的空闲时间，主要是“安布”，给大人、小孩做衣服。
　　在织布之前，必须轧花、弹花和纺线。到了秋天，生产队给每个社员分了几斤子棉，小宝爹爹和爷爷，首先到队里的轧花车上，用脚蹬的办法，通过这种铸铁做成的轧花机器，把棉子脱去。然后，再到大队的弹花柜上，用手摇的办法，通过这种木制的、内部装有满身尖齿的圆辊子弹花柜，把轧好的皮棉，撕扯上两三遍儿，去掉“破子”，弹出来的棉花非常蓬松，体积顿时膨胀了好几倍。
　　小宝的妈妈和奶奶，把弹好的棉花，用一根秫秆莛子，熟练地扯下一小片，裹在莛子上，在一块光光的木板上来回搓，搓成长度相等、粗细均匀的空心“花捻儿”，备好了纺线的材料。从此以后，婆媳二人几乎每天很少睡觉，两台纺车的嗡嗡声，成了这个家庭具有生气与活力的象征，仿佛从来没有停止过转动。她们婆媳二人就那么纺呀纺的，织呀织的，比男人们要辛苦得多。然而，她们做成的土布衣服并不耐穿，一家人的屁股上都打有补丁。奶奶终日抱怨，这一家老少不知怎么啦，不光是嘴里长牙，连屁股上也都长了牙。小宝的小妹妹小春，就摸着自己的屁股，反复揉搓后说： “奶奶，我的屁股上没有长牙！”奶奶哭笑不得，还得夸她说：“好，好，你是个好孩子，你的屁股上没有长牙！”　
　　七太爷走了四五天了，还没有回来，大家表面上不着急，嘴里也并不多念叨，其实心里还是挺牵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