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鹰 （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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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教我编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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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同志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世纪文化巨匠，在文学、戏剧、电影、新闻、翻译、外事和团结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等许多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和卓越的业绩。他也是新闻战线的老前辈，在上海、广州和桂林编过《救亡日报》（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复刊改名《建国日报》），在香港编过《华商报》，在新加坡编过《南侨日报》，在重庆编过《新华日报》。他在《懒寻旧梦录》的《记者生涯》那一章中回忆，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全国解放，“由于偶然的机缘，当了十二年新闻记者”（他将报纸工作从记者直到总编辑的许多岗位都统称为“新闻记者”），他深情地说：“我觉得这十二年是我毕生最难忘的十二年，甚至可以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十二年”。我有幸在他这个“十二年”过了三分之二的时候同这位久已敬仰的前辈结识，其后一直在他的指导下学习编报纸、编副刊，直到离开工作岗位后，也还时常聆听教诲。屈指算来，已有半个世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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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上海初次识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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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夏公，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12月下旬，我刚刚进上海《世界晨报》当记者，进入新闻界很偶然，我不但终身无悔，而且终身感到幸运。《世界晨报》是一张倾向进步、文化气息比较重的小型日报，由刚从重庆回来的上海老报人姚苏凤和翻译家冯亦代两位先生主持，姚是总编辑，冯是经理。据介绍我进报馆的老友顾家熙悄悄告我，这张报纸是夏衍先生在幕后支持的。我听说过夏衍抗日战争爆发时在上海协助郭沫若先生办《救亡日报》，担任总编辑，上海成为“孤岛”后，报纸迁往广州，又迁往桂林。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复刊，改名《建国日报》，风行一时，不到半个月就被国民党查封。家熙也是在《建国日报》投到夏公麾下的。他这一介绍，增加了我对夏衍先生的认识，原先我只以为他是一位剧作家和报告文学家和翻译家（我已经读过他的许多话剧剧本、报告文学《包身工》和翻译的高尔基的《母亲》），哪里知道他还是一位有高度政治水平和丰富斗争经验的新闻界前辈呢？
有一天傍晚我回报馆，碰见亦代先生正送一位客人出办公室。那位中年来客身穿深色长袍，围一条浅咖啡色围巾，白皙清秀的脸上架一副玳瑁边眼镜，同亦代先生边谈话边向外走。亦代先生迎面看见我，连忙报呼：“你回来了，正好。来认识一下，这位是夏衍先生。”
然后侧身对客人说：这是刚来报馆的记者，本来在上海的。他又补充一句：现在还在大学读书。
夏衍先生含笑同我握手，问是哪个大学。我答：之江大学。
“哦，你也是杭州人？”他用杭州话问。我知道他和亦代先生都是杭州人氏。
我连忙说明：我不是杭州人，只是抗战前在杭州住过五年，读过小学和初中。之江大学是“孤岛”时期由杭州迁来上海的。
家熙兄正跟在他们后边，走上来插了几句，说我很喜欢文艺，“写过不少散文小说，也写诗”云云，弄得我脸上一阵发烧，嗫嚅说不出话。夏衍先生却坦然一笑：“蛮好，蛮好，可以多写点。”
这就是我“初识荆州”的镜头，时间是1945年12月下旬的一个黄昏，地点在上海静安寺西一幢大楼底层甬道，直到如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从此，我就常在他的春风熏沐之下受到教益，更成为毕生珍贵记忆的，是不久之后我就得到每天亲手发一篇夏公稿件的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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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风吹开“蚯蚓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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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初，在全国人民欢庆抗日战争胜利、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浪潮推动下，作为国共“重庆谈判”的积极成果，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政协会议前，全国人民都在翘首企盼着时局的进展，然而，国民党的“中央社”和《中央日报》把持着舆论，人们看不到真实的消息。在重庆，还有《新华日报》和几家进步报纸透露点真情，而上海和广大“收复区”的老百姓，则既看不到《新华日报》，也看不到新华社电讯稿，看到的只能是“中央社”。
《世界晨报》的总编辑姚苏凤先生同国民党大员潘公展过去曾有较深的私人交往，潘公展当时身居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要职，他关照苏凤先生在《世界晨报》上一定多用“中央社”消息。苏凤先生不便公开违拗，只能以小型报纸版面有限、新闻容量不大去搪塞。他苦思冥想，生了一计，用进步言论来抵消“中央社”影响。于是同冯亦代先生商量，请夏公在《世界晨报》上开辟一个时事杂感小专栏。夏公欣然允诺，同亦代先生在南京西路一家小咖啡馆商谈时，随手就在咖啡座上写了第一篇。
这就是《世界晨报》1946年1月10日开始见报的花边文字：《蚯蚓眼》，署名东风。那天正是政协开幕、蒋介石不得不下“停战令”之日，同一天，世界人民瞩目的联合国大会也在伦敦举行。《蚯蚓眼》就这样开张：
今天是个好日子，一个有关世界和平和一个有关国内和平的会，同在这一天开始了。
报载：“陪都乐观空气到达高峰。”我们希望这句话不是语谶，因为到了“高峰”，以后就得向下行了。
乐观空气之中，马歇尔元帅显然是一个主角，于是有人写文章的题目是《希望还在美国》。希望在美国吗？我们以为民主不是克宁奶粉，它不能廉价从外国运进来的。
字数不多，却如一帖清凉剂，使那些对以美国总统特使身份来中国“调处内战”的马歇尔抱有幻想的人稍为清醒一下。民主道路崎岖，决不是靠一个会议就能得到，更不是靠洋人来赐予的。
这种三言两语式的时事杂感，在当时上海报纸上并不多见。它的形式很像鲁迅先生当年的《小杂感》、《忽然想到》和《半夏小集》，但是针砭时事，却更直截，更迅速。抗战后期重庆《新华日报》的“司马牛”专栏，就是这样短小精悍的匕首和投枪。那个“司马牛”专栏，正是夏衍开创的。小小的《蚯蚓眼》，一问世就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和兴趣，不少有心人还向我们打听“东风”先生是谁。
1946年3月间，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的座机在南京郊区撞山失事，机毁人亡。即使“中央社”还在故作镇静，闪烁其词，说什么“戴氏前曾屡次遇险，均获安然脱身”云云，但人们还是奔走相告，人心大快，都说是“恶人有恶报”。十年来吃够了特务的苦头、谈虎色变、有些过分天真的人更是额首称庆，似乎中国的特务统治随之就灰飞烟灭。夏公就在《蚯蚓眼》中写了一条：
戴笠将军乘飞机失事的消息，成了全市议论的中心。中国人永远把人看得太重，把制度看得太轻。
那年4月间，苏凤先生调我去编第一版时事要闻版，这样，每天晚上就发一篇《蚯蚓眼》。天天傍晚，工友必定从门口收发室取来一只信封递到我的写字台上，边走边说：“蚯蚓眼来哉！”
信封上写我的名字，信封内只有半页纸。夏公为文很少使用稿纸写，大约是多年来的习惯，直到晚年也是如此。那时他多半写在合众社或者美国新闻处电讯稿的反面。通讯社每天总有一叠送到各报馆，有的还是免费赠阅。纸质较厚，书写方便，且不易破损，当时好几位文化人都爱用它的反面当稿纸。
《蚯蚓眼》专栏总是安排在第一版下方，栏目名制了锌版，尾花也是固定的：一串钥匙，从第一天见报就用它。不知开始时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串小钥匙，也许意味着帮助读者解开扑朔迷离的政局之锁吧。
6月15日那天的《蚯蚓眼》，针对当时阴霾密布、内战一触即发的形势，以这样的笔调开头：
继杜聿明后，又有阎锡山等六大员要求取消休战令。昨天各报还有一个南京电，“某不愿发表姓名之官员”谈，“时局不能再拖，政府宁愿出之一战”。
这种武人联名通电的作风，使人想起了民初的督军团。特别是由阎锡山领衔，更有轻车驾熟之妙。
那天晚上，我们两三个上夜班的同事正在办公室议论“督军团”的妙喻，工友又照例递来一只信封：“蚯蚓眼来哉！”我抽出一看，是一张小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启事：东风先生近有平津之行，《蚯蚓眼》暂停。”
我看到了这则启事，不禁满腹狐疑：《蚯蚓眼》问世五个月，从未停过，这一“暂停”停到什么时候呢？我立即打电话告诉姚苏凤先生，说夏公来了这么一个“启事”，我建议如果时间不长，等他从平津回上海后接着发稿，似可不必登“暂停”启事。苏凤先生在电话里不紧不慢地说：“还是照发吧。他说暂停就暂停吧。”
这则“暂停”启事，在6月16、17日连登两天。从此《蚯蚓眼》再未出现，“暂停”成了绝响。好久以后才知道：所谓“平津之行”是个烟幕，夏公是奉周恩来同志之召到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工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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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借“小品文”呼唤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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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公笔耕七十多年，真是著作等身。不完全的统计，从1927年出版第一本翻译德国倍倍尔所著《妇人与社会》起，到1988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的四卷本《夏衍选集》止，六十年间，共出版创作和翻译著作至少在八十种以上。还不包括大量未及搜辑编集的作品，包括电影剧本、影评、剧评、政论、杂文、小品、随笔、通讯等等，其中相当一部分连他本人也记不清用的什么笔名，发表时未得保存，因而无从查考。七十多年中，他写了恐怕不下一千万字。廖沫沙同志说过：“夏衍同志的写作能力简直是无限。”“夏衍同志实在是中国文坛上罕见的作家之一。”（见《夏衍杂文随笔选集》代序。）
但是，如果将所有电影、话剧、小说、散文等方面的创作和翻译的书稿统统加在一起，可能还不到他全部写作字数的一半。另外一半以上，则是政论、时评、杂文和随笔。他写的数量最多、时间最久的，是杂文。他终生念念不能忘情，总是丢弃不下的，也是杂文。杂文是夏衍全部文学生活中重要的、辉煌的篇章，是他全部生命中一个血肉组成部分。在一位毕生为国家民族呕心沥血的文化战士手上，杂文最善于感时咏志，直抒胸臆，最易于表达强烈爱憎，剖析是非黑白，最便于宣泄忧患情怀，也最能直接地赞颂光明、真诚、善良、正义，鞭挞黑暗、奸诈、邪恶、腐朽。
1954年初，《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带领一个新闻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团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学习“老大哥”《真理报》的全套经验。回国以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真理报》经验的长文，其中有一篇就是谈《真理报》小品文的。其实，《真理报》上这种讽刺性的纪实文体，同我们的杂文有许多差异，更不同于我们熟悉的古典的明清时代的或“五四”以后的小品，不知那时怎么会译成“小品文”三字？不过，在学习《真理报》蔚然成风之际，借用他们的“小品文”来振兴一下我们有中国特色的小品文，未尝不是一个契机。因为那时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上，早已很少出现杂文了。
我在1952年底奉调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顶头上司林淡秋和袁水拍同夏公过去都很熟。我们知道夏公在上海很忙，但仍然去信表示衷心的愿望，希望他就这样的题目能写一篇文章给《人民日报》。这愿望果然没有落空，文章很快就寄来，就是1954年5月16日发表的《谈小品文》。
夏公一开始就点明这小品文并非照搬苏联货：“也许有人认为是一种新的文体，其实，我们过去习用的所谓杂文或者杂感一类文章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小品文。而杂文或杂感，则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早就是我们进步文学向各种反动思想进行斗争的一种最有力最有效的武器。……我们思想战线上最优秀的战士——恽代英、萧楚女、瞿秋白、鲁迅都是最卓越的小品文作者，都是最有效地运用这种武器打击了敌人的能手。”他又说，小品文是匕首，是投枪，它的功能是一针见血。
杂文（小品文）作家应该具有哪些素质和修养？他认为有三条：第一是鲜明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敏锐的观察能力；第二是旗帜分明的爱憎，也就是鲁迅所说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和强烈的对于一切反面的、腐朽的和垂死的东西的憎恨，以及从这种强烈的爱和憎所产生出来的那种情不自禁的“不能已于言”的真情实感；第三是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所应有的文学素养、精炼的文体、讽刺和幽默才能、深刻的生活经验和广博的社会知识。他殷切地呼唤作家们运用这一锐利武器，对于一切阻碍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恶习、缺点和不健康现象，一切阻碍进步的旧思想、旧势力展开剧烈的斗争，而不要视为畏途，更不要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缄口不言，怕负责任。
话是这么说，实行起来却并不那么容易。时代毕竟同鲁迅当年完全不一样了，即使有夏公这样的老杂文家的呼吁，有《真理报》可以借鉴，杂文的振兴仍然姗姗来迟。对电影《武训传》和其他一些文艺作品的批判刚刚过去，从1954年秋天又连续进行了对《红楼梦》研究倾向、对胡风和胡适的“大批判”，政治气氛逐渐严峻而凝重。在这种气氛中，杂文家即使有“不得已于言”者，下笔之际，不免也是“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趑趄”的，所以仍是寥若晨星，难得一见，即使偶出一两篇，也是坐而论道，四平八稳，很少尖锐泼辣，旗帜鲜明。直到又过了两年，党中央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以后，情况才有好转。夏公本人，也才在1956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后恢复的副刊上，发表他在《人民日报》上的第一篇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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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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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7月，夏公由上海调到北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从此，我见到他的机会就多了。除了文艺界的一些集会外，我那时还有一项固定的工作，即作为《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人员，同新华社总社文教部一位编辑一起列席文化部的部务会议，因而总能定期见到夏公。因为《人民日报》从解放初期开始，形成一条不成文法：报纸关于文艺的宣传报道，在接受编委会领导的同时，也接受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中宣部主要是副部长周扬、文艺处（当时不叫文艺局）处长林默涵经常指导文艺思想、方针、政策方面的大政方针和报纸上重要的选题计划，审定有关文艺方面的社论。而日常关于文化艺术工作的宣传报道，则更多地依靠文化部及所属各个业务局的指导和帮助了。
夏公是办报纸的行家里手，他最懂得舆论的作用和威力常常比行政命令、开会布置、发文件、做总结一类的领导方法大得多。他对报纸文化艺术宣传的指导，常是最及时、最具体也最细心的。比如有一次部务会议讨论故宫博物院工作，郑振铎副部长慷慨陈词，从故宫博物院防火设备落后状况说到不少地方珍贵文物的散失，说到动情处，几乎声泪俱下：“如果再不采取紧急措施，任凭国宝损失，我们就是犯罪！犯罪！”会议室里顿时鸦雀无声。这时夏公忽然侧过头指指我：“你们可以发篇短文批评一下！”振铎先生又重复地说：“再不抓，简直不得了！”有时，在讨论电影或者戏剧工作时，夏公也会当场提出请电影局长、艺术局长为《人民日报》写一篇评论。有他发话，报社的组稿工作就好做得多。
1956年暮春时节，浙江昆苏剧团为首都舞台送来一出好戏《十五贯》，一时轰动京城，场场满座，“满城争说十五贯”。尤其是饰演况钟的周传瑛和饰演娄阿鼠的王传淞的出色表演，使人击节赞赏，拍案叫绝，人们一下子改变了对这个古老剧种的偏见，空谷幽兰，重放清芬。田汉同志讲了句“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引起文化界、戏剧界许多有识之士的深思。当时又正值全国范围内开展“肃反”运动之后，“肃反”有很大成绩，自然免不了也出现些冤假错案。周恩来总理专门要公安司法部门的负责人员都去看看这出戏，从况钟那支“三起三落”判案的笔到无锡县令过于执凭主观臆测办案的笑话，照一照镜子，从中得到正面和反面的启迪。
夏公当时在文化部分工并未主管艺术局，但他以一位老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和一个老戏剧家的事业心，及时抓住这个契机，又一次提醒我们“赶快发一篇短文”。5月17日下午，他在出席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为《十五贯》举行座谈会的间隙中，专门打电话来催问，并且说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了座谈会。我的政治敏感性很差，只回答说已经约请谁谁谁在写评论了。夏公以办报行家的口吻急切地说：评论文章迟几天发不要紧，先发一篇短文，最好今天搞好，明天见报。
我不敢怠慢，放下电话就动脑筋。那时已经快到下班时候，不少同志已离开办公室，去参加座谈会的朱树兰尚未回报社，来不及再请别人写，只好自己动手，草草赶出一篇短评。我不懂戏曲改革，对昆曲更是一窍不通，此时都无从顾及，幸亏看过一场《十五贯》的演出，就根据夏公在电话里讲的一点精神，匆匆凑了一千字。
傍晚，我带着原稿赶到朝阳门内夏公寓所。他正同几位朋友吃晚饭，一见我走进客厅，立即离席而起，接过原稿坐到写字台前。饭桌上，姚溱同志招呼我：“来来来，别着急，喝杯酒吧，上等绍兴酒。”我哪能坐下喝酒，只好辞谢，站到写字台边等夏公审稿。
他边看边改边说：“总理今天在会上说了一番话，要引进去。”
我为难地说：“总理的话是不好随便摘引的，要请总理自己审定。”
夏公挥挥手：“那好办。新华社电讯稿里肯定要摘，他们会请总理审稿的，你只要从新华社消息中摘引几句就行了。”
改完以后，他抬头盯住我问：“这篇东西能作为社论发吗？”
这却是我不曾想到的事。我原以为，能作为不署名的短评配合新华社消息发在第一版下角，就很不错了。《人民日报》那时的规矩，凡社论大都要早几天送到中央有关部门或者主管报纸工作的胡乔木同志处审阅定稿，才能发表。而这篇千字小文，是按短评形式写的，题目是《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像个杂文题，怎能作社论发呢？我只好迟疑地说，回去同总编辑商量一下看。
姚溱在那边饭桌上忍不住插嘴：“！你们也可以打破一下框框嘛！”
夏公送我到客厅门口，又叮嘱一句：“你跟邓拓说一说，最好发社论，影响大些。总理对它评价很高的。”
他最后这句话起了决定性作用。我一回到报社，立即给总编辑邓拓去电话，转达夏公建议。邓拓一锤定音：“可以。”他还要我马上同新华社联系，将他们所摘周总理的那段讲话要来，引到文章里。
周总理说：《十五贯》有着丰富的人民性、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它不仅使古典的昆曲艺术放出新的光彩，而且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为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树立了榜样。
周恩来同志非常熟悉文艺。他对文艺事业和文艺工作者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热情细致的支持，有如春天的雨露，点点滴滴都铭记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也许是由于从抗日战争时期起多年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得到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从夏公身上就常常使人感受到那位伟人的风格。即如《十五贯》的这篇社论，经过他的修改，下边的段落中就体现了他的细心和关切：
“浙江省昆苏剧团轰动上海、轰动北京，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不仅给了现代的过于执们一个响亮的回答，也向这几年的戏曲改革工作，向领导戏曲改革工作的文化主管部门，提出了严重的问题：在百花齐放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不少的花被冷落了，没有能灿烂地开放？在扶植和发展了不少地方剧种的时候，是不是同时也压抑和埋没了另一些地方剧种？”“据说全国的地方剧种和艺人至今还没有完全、精确的统计和调查，这中间，蕴藏着多少艺术珍宝，亟待我们去发掘啊！那么，那些对于我们还很生疏的剧种的命运，也就十分令人牵挂了。希望每一个还没有受到重视的剧种，今后不再要到来北京演上一出戏以后，才能‘救活’。”
《人民日报》为了一出戏发社论的事，在过去不曾有过（批判电影《武训传》是另一种性质的社论，自当别论），在那以后也不见。此论一出，社内社外都不免有耳目一新的反应，见报当天下午，胡乔木到报社来，恰好碰上每日例行的编前会，他也如平时一样顺便参加。值班副总编辑有点惴惴不安地问：“今天那篇《十五贯》的社论你看了吗？行不行？”接着就略加解释：“昨天正好手头没有别的社论了。”言外之意，是不得已才用它顶社论发的。我又赶紧补充一句：“是夏衍同志看过的。”乔木只点点头：“行啊，怎么不行？”我们才算放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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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做厨子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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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扩大版面，增加报道内容，并且在第八版上恢复副刊，副刊没有刊名，人们就称之为“八版”。我奉命担任八版主编。虽然我在上海解放前曾经在地下党领导的《联合晚报》编过几个月的副刊《夕拾》，又因中学时代就开始向上海的报纸副刊投稿，对报纸副刊似乎尚不陌生。但是彼一时此一时也，要编《人民日报》副刊，不免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幸而得到许多老中青作家的支持，出谋划策，提供稿件；当时受党中央委托主管报纸工作的胡乔木同志两次来文艺部作具体的指导，出了不少主意；加上文艺部的主要负责人林淡秋和袁水拍两位又都编过副刊，有他们坐镇把关，我也就不太怯场了。
我去请教夏公这位办报纸编副刊的前辈。他第一句话就是：“现在的副刊也好办也不好办。”这句话的内涵，我能理解。我渴望他能耳提面命的是究竟怎样才能办好。他笑笑说：
“以前我在《华商报》写过一篇编者的话，叫《做厨子不易》，我看现在更不易。”
《做厨子不易》是夏衍一篇短文的题目，发表在1947年11月14日的香港《华商报》副刊《热风》上，用编者名义，谈的却是编副刊的甘苦。我回来赶紧找到那篇短文，细细读了一遍。
早有人说，编刊物像做厨子，每天一桌菜，要得到一家老小大家满意才好，而现在，我这个厨子的服务对象是一个“大杂院”呢！像“节约餐”一样的已经有一种限制，而读者从名流学者到工农大众，各有水准与嗜好之不同。譬如这次的读者来信中，有人说：“多登一些文艺作品”，有人说：“文绉绉酸溜溜”的玩艺儿愈少愈好，有人说：“我们要刺激”加大葱辣椒，但也有人相反地说：“最好轻松一点，不要剑拔弩张”。这些，编者认为还是一个可克服的技术问题，把这些不同的要求记在心头，在配菜上特别留意到每一个读者的嗜好，求出一个大多数人的共同性来，这难题是勉强可以对付得过去的。其实，作为一个厨子，重要的还不止于技术，而应该是还有一个心术的问题，不偷工减料，不懒得出去采访，而随便买些烂鱼臭肉乃至有毒的东西来伤害主人的健康，这不是为一个厨子的天职么？
短短二三百字，用极其通俗浅显的比喻，讲了一番深刻的道理。我体会它的核心就是：作为一个厨子，重要的不止是做菜的技术，做什么样和多少种的菜让吃的人满意，而在于他的“心术”，即如何为主人服务的良心和道德。作为一个副刊编辑，重要的不止是稿件取舍、版面编排，而是如何为读者服务得好的思想、精神和责任感——每个编辑人员的“心术”。
《华商报》是中共港澳工委当年在香港办的报纸，当然要反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主张，但它是以民营面目出现的，对象又是香港这个特殊地区各个社会阶层的读者。明确提出将“为读者服务”放在编辑工作的首要地位，而且将读者看作厨子的主人（而不是顾客），这种观点，在当时也是非同一般的。
果然应了夏公那句话：做厨子不易，现在更不易。《人民日报》毕竟不是《华商报》，解放后的中国大陆更不是1947年的香港，夏公当然心如明镜，只是没有细说。我是从多年的磕磕碰碰、摔跤呛水中逐渐明白，而且至今也未必说得清楚。其中甘苦，说来话长，此处就不必多费口舌了。
我和副刊编辑们企求于夏公的，自然不止于“厨子”论，更渴望读到他的杂文。我知道，希望他仍然能如解放前在重庆《新华日报》和在上海《世界晨报》那样每天来一二百字的“司马牛”、《蚯蚓眼》，或者如后来在香港时那样每周每半月来一篇《蜗楼随笔》、《茶亭杂话》，那是奢想。夏公作为文化部副部长（一度还任党组副书记），又兼任许多文化艺术团体的领导职务，公务繁忙，琐事缠身，不可能每天抽出写文章的时间。但是，他若能不时地给点杂文，我们就很满足了。因为夏公不止一次说过，副刊最重要的是杂文，杂文是副刊的灵魂。我也是按他的指点编副刊的。夏公没有让我们久等。8月初，就寄来他给《人民日报》的第一篇杂文《“废名论”存疑》，署名任晦。
文章针对解放后许多企业、商店、学校纷纷改掉原来名称以排号代替的现象，提出批评。他从北京的一○一中学说起，说到清华大学的校名得到保留，但知识分子心中有相当浓厚印象的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这些名称早已不见，许多老百姓熟悉的老铺老店也已改为第七门市部、第八供应站了。接着又说到“这种风气也流行到了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文艺界”，“我们的文艺杂志、文艺团体似乎有了一套正名规律，不是‘人民’，就是‘中国’”，最彻底、也最有讽刺性的是漫画杂志。在外国，这一类杂志有的叫《鳄鱼》，有的叫《箭》，有的叫《牧鹅少年马季》，而我们中国，就直截了当地叫做《漫画》。正像一个人的名片上只印着一个字：人。文章如此议论下去，最后就引出了这样一个神来之笔的结尾：
我设想若干年后，人们的履历表将如下式：
姓名：王十七。
籍贯：第五省、第三十八县、第二十六乡。
学历：第十一省第九十八中学毕业。
职业：第十五省第九市第三副食品商店第七门市部经理。
此文一发，反应热烈。拥护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我们听到的常是截然相反的评价。某些习惯于一切都统一按军师团营连排班编制排号定名的人，自然要大为反感，斥之为“奇谈怪论”。幸而那时正是“双百”方针刚刚宣布不久，随意“上纲上线”的歪风尚未兴起，否则，也会出现追查动机、目为影射之类的“商榷”文章的。证之于后来大动乱年代又一次兴起改名为“红旗”、“永革”、“卫东”、“卫青”的狂潮，以及近一二年来又纷纷恢复老字号、老名称的热风，再回头看看这篇四十多年前的杂文，可以看到：夏公说的其实是一条非常朴素的真理。
夏公知道“厨子”的主人们有各种不同的口味，需要为他们调配各种不同的菜肴。同时，他也最擅于利用副刊这块园地发表些在其他场合（例如会议）不便或不适合发表的意见。《“废名论”存疑》引起波澜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他没有再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杂文，却写了其他方面的文章。1957年初，他用“子布”的笔名，连续写了三篇关于电影的杂感，对当时电影事业遇到的困难，提了中肯的意见和尖锐的批评。6月间，“反右派”的风暴倏然兴起。一时间电闪雷鸣，刀光剑影，他又应副刊之请写了两三篇杂文，形势使然，未必是他的本意。大势所趋，难以有什么作为。那一时期，副刊用大量篇幅连续发表了许多“反右”稿件，也是在雷霆万钧的严峻气氛中不得不发的，根本谈不上“主人”（读者）口味的需要，也不是“厨子”的技术和心术所能决定。
做“厨子”确实不易！
夏衍教我编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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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同志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世纪文化巨匠，在文学、戏剧、电影、新闻、翻译、外事和团结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等许多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和卓越的业绩。他也是新闻战线的老前辈，在上海、广州和桂林编过《救亡日报》（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复刊改名《建国日报》），在香港编过《华商报》，在新加坡编过《南侨日报》，在重庆编过《新华日报》。他在《懒寻旧梦录》的《记者生涯》那一章中回忆，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全国解放，“由于偶然的机缘，当了十二年新闻记者”（他将报纸工作从记者直到总编辑的许多岗位都统称为“新闻记者”），他深情地说：“我觉得这十二年是我毕生最难忘的十二年，甚至可以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十二年”。我有幸在他这个“十二年”过了三分之二的时候同这位久已敬仰的前辈结识，其后一直在他的指导下学习编报纸、编副刊，直到离开工作岗位后，也还时常聆听教诲。屈指算来，已有半个世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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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上海初次识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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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夏公，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12月下旬，我刚刚进上海《世界晨报》当记者，进入新闻界很偶然，我不但终身无悔，而且终身感到幸运。《世界晨报》是一张倾向进步、文化气息比较重的小型日报，由刚从重庆回来的上海老报人姚苏凤和翻译家冯亦代两位先生主持，姚是总编辑，冯是经理。据介绍我进报馆的老友顾家熙悄悄告我，这张报纸是夏衍先生在幕后支持的。我听说过夏衍抗日战争爆发时在上海协助郭沫若先生办《救亡日报》，担任总编辑，上海成为“孤岛”后，报纸迁往广州，又迁往桂林。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复刊，改名《建国日报》，风行一时，不到半个月就被国民党查封。家熙也是在《建国日报》投到夏公麾下的。他这一介绍，增加了我对夏衍先生的认识，原先我只以为他是一位剧作家和报告文学家和翻译家（我已经读过他的许多话剧剧本、报告文学《包身工》和翻译的高尔基的《母亲》），哪里知道他还是一位有高度政治水平和丰富斗争经验的新闻界前辈呢？
有一天傍晚我回报馆，碰见亦代先生正送一位客人出办公室。那位中年来客身穿深色长袍，围一条浅咖啡色围巾，白皙清秀的脸上架一副玳瑁边眼镜，同亦代先生边谈话边向外走。亦代先生迎面看见我，连忙报呼：“你回来了，正好。来认识一下，这位是夏衍先生。”
然后侧身对客人说：这是刚来报馆的记者，本来在上海的。他又补充一句：现在还在大学读书。
夏衍先生含笑同我握手，问是哪个大学。我答：之江大学。
“哦，你也是杭州人？”他用杭州话问。我知道他和亦代先生都是杭州人氏。
我连忙说明：我不是杭州人，只是抗战前在杭州住过五年，读过小学和初中。之江大学是“孤岛”时期由杭州迁来上海的。
家熙兄正跟在他们后边，走上来插了几句，说我很喜欢文艺，“写过不少散文小说，也写诗”云云，弄得我脸上一阵发烧，嗫嚅说不出话。夏衍先生却坦然一笑：“蛮好，蛮好，可以多写点。”
这就是我“初识荆州”的镜头，时间是1945年12月下旬的一个黄昏，地点在上海静安寺西一幢大楼底层甬道，直到如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从此，我就常在他的春风熏沐之下受到教益，更成为毕生珍贵记忆的，是不久之后我就得到每天亲手发一篇夏公稿件的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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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风吹开“蚯蚓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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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初，在全国人民欢庆抗日战争胜利、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浪潮推动下，作为国共“重庆谈判”的积极成果，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政协会议前，全国人民都在翘首企盼着时局的进展，然而，国民党的“中央社”和《中央日报》把持着舆论，人们看不到真实的消息。在重庆，还有《新华日报》和几家进步报纸透露点真情，而上海和广大“收复区”的老百姓，则既看不到《新华日报》，也看不到新华社电讯稿，看到的只能是“中央社”。
《世界晨报》的总编辑姚苏凤先生同国民党大员潘公展过去曾有较深的私人交往，潘公展当时身居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要职，他关照苏凤先生在《世界晨报》上一定多用“中央社”消息。苏凤先生不便公开违拗，只能以小型报纸版面有限、新闻容量不大去搪塞。他苦思冥想，生了一计，用进步言论来抵消“中央社”影响。于是同冯亦代先生商量，请夏公在《世界晨报》上开辟一个时事杂感小专栏。夏公欣然允诺，同亦代先生在南京西路一家小咖啡馆商谈时，随手就在咖啡座上写了第一篇。
这就是《世界晨报》1946年1月10日开始见报的花边文字：《蚯蚓眼》，署名东风。那天正是政协开幕、蒋介石不得不下“停战令”之日，同一天，世界人民瞩目的联合国大会也在伦敦举行。《蚯蚓眼》就这样开张：
今天是个好日子，一个有关世界和平和一个有关国内和平的会，同在这一天开始了。
报载：“陪都乐观空气到达高峰。”我们希望这句话不是语谶，因为到了“高峰”，以后就得向下行了。
乐观空气之中，马歇尔元帅显然是一个主角，于是有人写文章的题目是《希望还在美国》。希望在美国吗？我们以为民主不是克宁奶粉，它不能廉价从外国运进来的。
字数不多，却如一帖清凉剂，使那些对以美国总统特使身份来中国“调处内战”的马歇尔抱有幻想的人稍为清醒一下。民主道路崎岖，决不是靠一个会议就能得到，更不是靠洋人来赐予的。
这种三言两语式的时事杂感，在当时上海报纸上并不多见。它的形式很像鲁迅先生当年的《小杂感》、《忽然想到》和《半夏小集》，但是针砭时事，却更直截，更迅速。抗战后期重庆《新华日报》的“司马牛”专栏，就是这样短小精悍的匕首和投枪。那个“司马牛”专栏，正是夏衍开创的。小小的《蚯蚓眼》，一问世就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和兴趣，不少有心人还向我们打听“东风”先生是谁。
1946年3月间，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的座机在南京郊区撞山失事，机毁人亡。即使“中央社”还在故作镇静，闪烁其词，说什么“戴氏前曾屡次遇险，均获安然脱身”云云，但人们还是奔走相告，人心大快，都说是“恶人有恶报”。十年来吃够了特务的苦头、谈虎色变、有些过分天真的人更是额首称庆，似乎中国的特务统治随之就灰飞烟灭。夏公就在《蚯蚓眼》中写了一条：
戴笠将军乘飞机失事的消息，成了全市议论的中心。中国人永远把人看得太重，把制度看得太轻。
那年4月间，苏凤先生调我去编第一版时事要闻版，这样，每天晚上就发一篇《蚯蚓眼》。天天傍晚，工友必定从门口收发室取来一只信封递到我的写字台上，边走边说：“蚯蚓眼来哉！”
信封上写我的名字，信封内只有半页纸。夏公为文很少使用稿纸写，大约是多年来的习惯，直到晚年也是如此。那时他多半写在合众社或者美国新闻处电讯稿的反面。通讯社每天总有一叠送到各报馆，有的还是免费赠阅。纸质较厚，书写方便，且不易破损，当时好几位文化人都爱用它的反面当稿纸。
《蚯蚓眼》专栏总是安排在第一版下方，栏目名制了锌版，尾花也是固定的：一串钥匙，从第一天见报就用它。不知开始时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串小钥匙，也许意味着帮助读者解开扑朔迷离的政局之锁吧。
6月15日那天的《蚯蚓眼》，针对当时阴霾密布、内战一触即发的形势，以这样的笔调开头：
继杜聿明后，又有阎锡山等六大员要求取消休战令。昨天各报还有一个南京电，“某不愿发表姓名之官员”谈，“时局不能再拖，政府宁愿出之一战”。
这种武人联名通电的作风，使人想起了民初的督军团。特别是由阎锡山领衔，更有轻车驾熟之妙。
那天晚上，我们两三个上夜班的同事正在办公室议论“督军团”的妙喻，工友又照例递来一只信封：“蚯蚓眼来哉！”我抽出一看，是一张小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启事：东风先生近有平津之行，《蚯蚓眼》暂停。”
我看到了这则启事，不禁满腹狐疑：《蚯蚓眼》问世五个月，从未停过，这一“暂停”停到什么时候呢？我立即打电话告诉姚苏凤先生，说夏公来了这么一个“启事”，我建议如果时间不长，等他从平津回上海后接着发稿，似可不必登“暂停”启事。苏凤先生在电话里不紧不慢地说：“还是照发吧。他说暂停就暂停吧。”
这则“暂停”启事，在6月16、17日连登两天。从此《蚯蚓眼》再未出现，“暂停”成了绝响。好久以后才知道：所谓“平津之行”是个烟幕，夏公是奉周恩来同志之召到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工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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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借“小品文”呼唤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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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公笔耕七十多年，真是著作等身。不完全的统计，从1927年出版第一本翻译德国倍倍尔所著《妇人与社会》起，到1988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的四卷本《夏衍选集》止，六十年间，共出版创作和翻译著作至少在八十种以上。还不包括大量未及搜辑编集的作品，包括电影剧本、影评、剧评、政论、杂文、小品、随笔、通讯等等，其中相当一部分连他本人也记不清用的什么笔名，发表时未得保存，因而无从查考。七十多年中，他写了恐怕不下一千万字。廖沫沙同志说过：“夏衍同志的写作能力简直是无限。”“夏衍同志实在是中国文坛上罕见的作家之一。”（见《夏衍杂文随笔选集》代序。）
但是，如果将所有电影、话剧、小说、散文等方面的创作和翻译的书稿统统加在一起，可能还不到他全部写作字数的一半。另外一半以上，则是政论、时评、杂文和随笔。他写的数量最多、时间最久的，是杂文。他终生念念不能忘情，总是丢弃不下的，也是杂文。杂文是夏衍全部文学生活中重要的、辉煌的篇章，是他全部生命中一个血肉组成部分。在一位毕生为国家民族呕心沥血的文化战士手上，杂文最善于感时咏志，直抒胸臆，最易于表达强烈爱憎，剖析是非黑白，最便于宣泄忧患情怀，也最能直接地赞颂光明、真诚、善良、正义，鞭挞黑暗、奸诈、邪恶、腐朽。
1954年初，《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带领一个新闻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团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学习“老大哥”《真理报》的全套经验。回国以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真理报》经验的长文，其中有一篇就是谈《真理报》小品文的。其实，《真理报》上这种讽刺性的纪实文体，同我们的杂文有许多差异，更不同于我们熟悉的古典的明清时代的或“五四”以后的小品，不知那时怎么会译成“小品文”三字？不过，在学习《真理报》蔚然成风之际，借用他们的“小品文”来振兴一下我们有中国特色的小品文，未尝不是一个契机。因为那时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上，早已很少出现杂文了。
我在1952年底奉调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顶头上司林淡秋和袁水拍同夏公过去都很熟。我们知道夏公在上海很忙，但仍然去信表示衷心的愿望，希望他就这样的题目能写一篇文章给《人民日报》。这愿望果然没有落空，文章很快就寄来，就是1954年5月16日发表的《谈小品文》。
夏公一开始就点明这小品文并非照搬苏联货：“也许有人认为是一种新的文体，其实，我们过去习用的所谓杂文或者杂感一类文章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小品文。而杂文或杂感，则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早就是我们进步文学向各种反动思想进行斗争的一种最有力最有效的武器。……我们思想战线上最优秀的战士——恽代英、萧楚女、瞿秋白、鲁迅都是最卓越的小品文作者，都是最有效地运用这种武器打击了敌人的能手。”他又说，小品文是匕首，是投枪，它的功能是一针见血。
杂文（小品文）作家应该具有哪些素质和修养？他认为有三条：第一是鲜明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敏锐的观察能力；第二是旗帜分明的爱憎，也就是鲁迅所说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和强烈的对于一切反面的、腐朽的和垂死的东西的憎恨，以及从这种强烈的爱和憎所产生出来的那种情不自禁的“不能已于言”的真情实感；第三是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所应有的文学素养、精炼的文体、讽刺和幽默才能、深刻的生活经验和广博的社会知识。他殷切地呼唤作家们运用这一锐利武器，对于一切阻碍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恶习、缺点和不健康现象，一切阻碍进步的旧思想、旧势力展开剧烈的斗争，而不要视为畏途，更不要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缄口不言，怕负责任。
话是这么说，实行起来却并不那么容易。时代毕竟同鲁迅当年完全不一样了，即使有夏公这样的老杂文家的呼吁，有《真理报》可以借鉴，杂文的振兴仍然姗姗来迟。对电影《武训传》和其他一些文艺作品的批判刚刚过去，从1954年秋天又连续进行了对《红楼梦》研究倾向、对胡风和胡适的“大批判”，政治气氛逐渐严峻而凝重。在这种气氛中，杂文家即使有“不得已于言”者，下笔之际，不免也是“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趑趄”的，所以仍是寥若晨星，难得一见，即使偶出一两篇，也是坐而论道，四平八稳，很少尖锐泼辣，旗帜鲜明。直到又过了两年，党中央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以后，情况才有好转。夏公本人，也才在1956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后恢复的副刊上，发表他在《人民日报》上的第一篇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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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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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7月，夏公由上海调到北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从此，我见到他的机会就多了。除了文艺界的一些集会外，我那时还有一项固定的工作，即作为《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人员，同新华社总社文教部一位编辑一起列席文化部的部务会议，因而总能定期见到夏公。因为《人民日报》从解放初期开始，形成一条不成文法：报纸关于文艺的宣传报道，在接受编委会领导的同时，也接受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中宣部主要是副部长周扬、文艺处（当时不叫文艺局）处长林默涵经常指导文艺思想、方针、政策方面的大政方针和报纸上重要的选题计划，审定有关文艺方面的社论。而日常关于文化艺术工作的宣传报道，则更多地依靠文化部及所属各个业务局的指导和帮助了。
夏公是办报纸的行家里手，他最懂得舆论的作用和威力常常比行政命令、开会布置、发文件、做总结一类的领导方法大得多。他对报纸文化艺术宣传的指导，常是最及时、最具体也最细心的。比如有一次部务会议讨论故宫博物院工作，郑振铎副部长慷慨陈词，从故宫博物院防火设备落后状况说到不少地方珍贵文物的散失，说到动情处，几乎声泪俱下：“如果再不采取紧急措施，任凭国宝损失，我们就是犯罪！犯罪！”会议室里顿时鸦雀无声。这时夏公忽然侧过头指指我：“你们可以发篇短文批评一下！”振铎先生又重复地说：“再不抓，简直不得了！”有时，在讨论电影或者戏剧工作时，夏公也会当场提出请电影局长、艺术局长为《人民日报》写一篇评论。有他发话，报社的组稿工作就好做得多。
1956年暮春时节，浙江昆苏剧团为首都舞台送来一出好戏《十五贯》，一时轰动京城，场场满座，“满城争说十五贯”。尤其是饰演况钟的周传瑛和饰演娄阿鼠的王传淞的出色表演，使人击节赞赏，拍案叫绝，人们一下子改变了对这个古老剧种的偏见，空谷幽兰，重放清芬。田汉同志讲了句“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引起文化界、戏剧界许多有识之士的深思。当时又正值全国范围内开展“肃反”运动之后，“肃反”有很大成绩，自然免不了也出现些冤假错案。周恩来总理专门要公安司法部门的负责人员都去看看这出戏，从况钟那支“三起三落”判案的笔到无锡县令过于执凭主观臆测办案的笑话，照一照镜子，从中得到正面和反面的启迪。
夏公当时在文化部分工并未主管艺术局，但他以一位老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和一个老戏剧家的事业心，及时抓住这个契机，又一次提醒我们“赶快发一篇短文”。5月17日下午，他在出席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为《十五贯》举行座谈会的间隙中，专门打电话来催问，并且说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了座谈会。我的政治敏感性很差，只回答说已经约请谁谁谁在写评论了。夏公以办报行家的口吻急切地说：评论文章迟几天发不要紧，先发一篇短文，最好今天搞好，明天见报。
我不敢怠慢，放下电话就动脑筋。那时已经快到下班时候，不少同志已离开办公室，去参加座谈会的朱树兰尚未回报社，来不及再请别人写，只好自己动手，草草赶出一篇短评。我不懂戏曲改革，对昆曲更是一窍不通，此时都无从顾及，幸亏看过一场《十五贯》的演出，就根据夏公在电话里讲的一点精神，匆匆凑了一千字。
傍晚，我带着原稿赶到朝阳门内夏公寓所。他正同几位朋友吃晚饭，一见我走进客厅，立即离席而起，接过原稿坐到写字台前。饭桌上，姚溱同志招呼我：“来来来，别着急，喝杯酒吧，上等绍兴酒。”我哪能坐下喝酒，只好辞谢，站到写字台边等夏公审稿。
他边看边改边说：“总理今天在会上说了一番话，要引进去。”
我为难地说：“总理的话是不好随便摘引的，要请总理自己审定。”
夏公挥挥手：“那好办。新华社电讯稿里肯定要摘，他们会请总理审稿的，你只要从新华社消息中摘引几句就行了。”
改完以后，他抬头盯住我问：“这篇东西能作为社论发吗？”
这却是我不曾想到的事。我原以为，能作为不署名的短评配合新华社消息发在第一版下角，就很不错了。《人民日报》那时的规矩，凡社论大都要早几天送到中央有关部门或者主管报纸工作的胡乔木同志处审阅定稿，才能发表。而这篇千字小文，是按短评形式写的，题目是《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像个杂文题，怎能作社论发呢？我只好迟疑地说，回去同总编辑商量一下看。
姚溱在那边饭桌上忍不住插嘴：“！你们也可以打破一下框框嘛！”
夏公送我到客厅门口，又叮嘱一句：“你跟邓拓说一说，最好发社论，影响大些。总理对它评价很高的。”
他最后这句话起了决定性作用。我一回到报社，立即给总编辑邓拓去电话，转达夏公建议。邓拓一锤定音：“可以。”他还要我马上同新华社联系，将他们所摘周总理的那段讲话要来，引到文章里。
周总理说：《十五贯》有着丰富的人民性、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它不仅使古典的昆曲艺术放出新的光彩，而且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为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树立了榜样。
周恩来同志非常熟悉文艺。他对文艺事业和文艺工作者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热情细致的支持，有如春天的雨露，点点滴滴都铭记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也许是由于从抗日战争时期起多年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得到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从夏公身上就常常使人感受到那位伟人的风格。即如《十五贯》的这篇社论，经过他的修改，下边的段落中就体现了他的细心和关切：
“浙江省昆苏剧团轰动上海、轰动北京，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不仅给了现代的过于执们一个响亮的回答，也向这几年的戏曲改革工作，向领导戏曲改革工作的文化主管部门，提出了严重的问题：在百花齐放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不少的花被冷落了，没有能灿烂地开放？在扶植和发展了不少地方剧种的时候，是不是同时也压抑和埋没了另一些地方剧种？”“据说全国的地方剧种和艺人至今还没有完全、精确的统计和调查，这中间，蕴藏着多少艺术珍宝，亟待我们去发掘啊！那么，那些对于我们还很生疏的剧种的命运，也就十分令人牵挂了。希望每一个还没有受到重视的剧种，今后不再要到来北京演上一出戏以后，才能‘救活’。”
《人民日报》为了一出戏发社论的事，在过去不曾有过（批判电影《武训传》是另一种性质的社论，自当别论），在那以后也不见。此论一出，社内社外都不免有耳目一新的反应，见报当天下午，胡乔木到报社来，恰好碰上每日例行的编前会，他也如平时一样顺便参加。值班副总编辑有点惴惴不安地问：“今天那篇《十五贯》的社论你看了吗？行不行？”接着就略加解释：“昨天正好手头没有别的社论了。”言外之意，是不得已才用它顶社论发的。我又赶紧补充一句：“是夏衍同志看过的。”乔木只点点头：“行啊，怎么不行？”我们才算放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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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做厨子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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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扩大版面，增加报道内容，并且在第八版上恢复副刊，副刊没有刊名，人们就称之为“八版”。我奉命担任八版主编。虽然我在上海解放前曾经在地下党领导的《联合晚报》编过几个月的副刊《夕拾》，又因中学时代就开始向上海的报纸副刊投稿，对报纸副刊似乎尚不陌生。但是彼一时此一时也，要编《人民日报》副刊，不免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幸而得到许多老中青作家的支持，出谋划策，提供稿件；当时受党中央委托主管报纸工作的胡乔木同志两次来文艺部作具体的指导，出了不少主意；加上文艺部的主要负责人林淡秋和袁水拍两位又都编过副刊，有他们坐镇把关，我也就不太怯场了。
我去请教夏公这位办报纸编副刊的前辈。他第一句话就是：“现在的副刊也好办也不好办。”这句话的内涵，我能理解。我渴望他能耳提面命的是究竟怎样才能办好。他笑笑说：
“以前我在《华商报》写过一篇编者的话，叫《做厨子不易》，我看现在更不易。”
《做厨子不易》是夏衍一篇短文的题目，发表在1947年11月14日的香港《华商报》副刊《热风》上，用编者名义，谈的却是编副刊的甘苦。我回来赶紧找到那篇短文，细细读了一遍。
早有人说，编刊物像做厨子，每天一桌菜，要得到一家老小大家满意才好，而现在，我这个厨子的服务对象是一个“大杂院”呢！像“节约餐”一样的已经有一种限制，而读者从名流学者到工农大众，各有水准与嗜好之不同。譬如这次的读者来信中，有人说：“多登一些文艺作品”，有人说：“文绉绉酸溜溜”的玩艺儿愈少愈好，有人说：“我们要刺激”加大葱辣椒，但也有人相反地说：“最好轻松一点，不要剑拔弩张”。这些，编者认为还是一个可克服的技术问题，把这些不同的要求记在心头，在配菜上特别留意到每一个读者的嗜好，求出一个大多数人的共同性来，这难题是勉强可以对付得过去的。其实，作为一个厨子，重要的还不止于技术，而应该是还有一个心术的问题，不偷工减料，不懒得出去采访，而随便买些烂鱼臭肉乃至有毒的东西来伤害主人的健康，这不是为一个厨子的天职么？
短短二三百字，用极其通俗浅显的比喻，讲了一番深刻的道理。我体会它的核心就是：作为一个厨子，重要的不止是做菜的技术，做什么样和多少种的菜让吃的人满意，而在于他的“心术”，即如何为主人服务的良心和道德。作为一个副刊编辑，重要的不止是稿件取舍、版面编排，而是如何为读者服务得好的思想、精神和责任感——每个编辑人员的“心术”。
《华商报》是中共港澳工委当年在香港办的报纸，当然要反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主张，但它是以民营面目出现的，对象又是香港这个特殊地区各个社会阶层的读者。明确提出将“为读者服务”放在编辑工作的首要地位，而且将读者看作厨子的主人（而不是顾客），这种观点，在当时也是非同一般的。
果然应了夏公那句话：做厨子不易，现在更不易。《人民日报》毕竟不是《华商报》，解放后的中国大陆更不是1947年的香港，夏公当然心如明镜，只是没有细说。我是从多年的磕磕碰碰、摔跤呛水中逐渐明白，而且至今也未必说得清楚。其中甘苦，说来话长，此处就不必多费口舌了。
我和副刊编辑们企求于夏公的，自然不止于“厨子”论，更渴望读到他的杂文。我知道，希望他仍然能如解放前在重庆《新华日报》和在上海《世界晨报》那样每天来一二百字的“司马牛”、《蚯蚓眼》，或者如后来在香港时那样每周每半月来一篇《蜗楼随笔》、《茶亭杂话》，那是奢想。夏公作为文化部副部长（一度还任党组副书记），又兼任许多文化艺术团体的领导职务，公务繁忙，琐事缠身，不可能每天抽出写文章的时间。但是，他若能不时地给点杂文，我们就很满足了。因为夏公不止一次说过，副刊最重要的是杂文，杂文是副刊的灵魂。我也是按他的指点编副刊的。夏公没有让我们久等。8月初，就寄来他给《人民日报》的第一篇杂文《“废名论”存疑》，署名任晦。
文章针对解放后许多企业、商店、学校纷纷改掉原来名称以排号代替的现象，提出批评。他从北京的一○一中学说起，说到清华大学的校名得到保留，但知识分子心中有相当浓厚印象的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这些名称早已不见，许多老百姓熟悉的老铺老店也已改为第七门市部、第八供应站了。接着又说到“这种风气也流行到了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文艺界”，“我们的文艺杂志、文艺团体似乎有了一套正名规律，不是‘人民’，就是‘中国’”，最彻底、也最有讽刺性的是漫画杂志。在外国，这一类杂志有的叫《鳄鱼》，有的叫《箭》，有的叫《牧鹅少年马季》，而我们中国，就直截了当地叫做《漫画》。正像一个人的名片上只印着一个字：人。文章如此议论下去，最后就引出了这样一个神来之笔的结尾：
我设想若干年后，人们的履历表将如下式：
姓名：王十七。
籍贯：第五省、第三十八县、第二十六乡。
学历：第十一省第九十八中学毕业。
职业：第十五省第九市第三副食品商店第七门市部经理。
此文一发，反应热烈。拥护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我们听到的常是截然相反的评价。某些习惯于一切都统一按军师团营连排班编制排号定名的人，自然要大为反感，斥之为“奇谈怪论”。幸而那时正是“双百”方针刚刚宣布不久，随意“上纲上线”的歪风尚未兴起，否则，也会出现追查动机、目为影射之类的“商榷”文章的。证之于后来大动乱年代又一次兴起改名为“红旗”、“永革”、“卫东”、“卫青”的狂潮，以及近一二年来又纷纷恢复老字号、老名称的热风，再回头看看这篇四十多年前的杂文，可以看到：夏公说的其实是一条非常朴素的真理。
夏公知道“厨子”的主人们有各种不同的口味，需要为他们调配各种不同的菜肴。同时，他也最擅于利用副刊这块园地发表些在其他场合（例如会议）不便或不适合发表的意见。《“废名论”存疑》引起波澜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他没有再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杂文，却写了其他方面的文章。1957年初，他用“子布”的笔名，连续写了三篇关于电影的杂感，对当时电影事业遇到的困难，提了中肯的意见和尖锐的批评。6月间，“反右派”的风暴倏然兴起。一时间电闪雷鸣，刀光剑影，他又应副刊之请写了两三篇杂文，形势使然，未必是他的本意。大势所趋，难以有什么作为。那一时期，副刊用大量篇幅连续发表了许多“反右”稿件，也是在雷霆万钧的严峻气氛中不得不发的，根本谈不上“主人”（读者）口味的需要，也不是“厨子”的技术和心术所能决定。
做“厨子”确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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