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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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墓，是渊源古远的社会文化现象。我国盗掘古墓之事由来已久。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已经可以看到有意识的墓葬被破坏的遗存。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被盗的墓葬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之冢，距今约3600年。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的社会变化之后，厚葬之风兴起，于是盗墓行为日益盛行。
　　唐人所谓“群盗多蚊虻”、“荒冢入锄声”、“髓髅半出地”、“白骨下纵横”等诗句，也反映了盗墓风习的普遍。唐代宗时，郭子仪父亲的墓葬被盗掘，有人疑心是鱼朝恩指使。而郭子仪在御前说到此事时，承认自己所统领的军队也多有破坏陵墓的行为。据史书记载，自唐末至五代初，关中的唐帝陵墓除唐高宗、武则天合葬乾陵之外，被逐一盗掘，无一幸免。
　　宋元明清时代的冢墓发掘和冢墓破坏事件史不绝于书。作为政府行为的掘墓事件，最为典型的是金王朝扶植的伪齐政权在中原地区对两京冢墓的大规模破坏。刘豫曾经专设主管盗掘陵墓的官员“河南淘沙官”和“汴京淘沙官”。元代蒙古贵族信用的僧侣，也有发掘南宋陵墓的行为。明万历年间，宦官陈奉处理民间盗发李林甫妻杨氏墓一案，为“得黄金巨万”所诱使，竟然“悉发境内诸墓”，武昌市民反对其恶行，掀起激烈的抗议风潮，几乎形成暴动。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盗墓高峰。第一次是在西汉，当时官方允许民间私人铸钱，而春秋战国和秦代的墓葬中陪葬品最多的也是铜器和兵器，这成为铸币者盗墓的直接动力。第二次是在清代，是历史和文物研究者为了考据历史的研究性盗墓，这一次盗墓高峰对古墓的破坏性不大，也的确给后来的史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后来时间持续最长的盗墓高峰出现在现代，文物走私的暴利成为更纯粹的诱因。
　　文物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食粮不是商品。目前，我国只允许一部分文物进入流通领域，主要是传世文物。我国法律规定，地下出土文物均归国有。盗墓者的行为，极大地破坏了文物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也破坏了人类对古文明研究的进程。
　　盗墓这种极不光彩的行为，除了对文物的破坏之外，有时却可以导致古代秘器重见天日，促进文化艺术的传递和发展。
　　汉明帝时，符节令宋元推测秦昭王与吕不韦陵墓随葬有秦始皇未焚经书，曾经请求发掘这两座陵墓。西晋时，汲郡人盗掘战国时魏王墓，从中得到有文字的简牍数十车。后来经过学者整理，计有简牍图书75篇，包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重要文献。
　　此类有典型意义的史例还有一些，比如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曾经通过盗墓而得到传播；宋代以来的古董收藏之风刺激了盗墓风习，而盗墓发现又为当时金石研究的兴起提供了条件等等。
　　然而，墓葬对于考古工作的意义，并不仅仅表现为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墓葬形制、葬式等看来并不直接具有商业价值的遗迹现象，其实都包涵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而野蛮的盗掘，往往使这些现象遭到不可挽救的破坏。盗墓行为对考古工作的严重损害，在近期仍然有明显的表现。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物因盗掘而出土，其发现地点以及其它有关遗迹现象至今仍不能明朗，其考古学的价值于是无法实现，以至于通过科学考古工作本来可能为认识古代社会历史表现出重要意义的资料不能够发挥作用。这些都使关心和爱护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深为痛心。
　　当决定打开一座古墓时，考古工作者会使用专业工具，比如小竹签、细毛刷等细细地探寻，对每一件物品的摆放、位置、大小、色泽等等都会画图、拍照、作详细的记录，而盗墓者因文化品味的低下、鉴识眼光的鄙劣以及行止习惯的粗暴，导致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文物直接在盗墓现场或转卖途中即被破坏。这对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的严重损害，无疑是不可宽恕的。通常情况下，盗墓者一般只看重轻便易携而又价值昂贵的金属器，对于陶器有时会因无法从狭窄的盗洞中搬出而恶意毁坏，另外，他们对墓葬的风俗、宗教文明等毫不在意，往往将现场破坏得无法复制，令珍贵遗迹失去价值。
　　不过英国学者克利·马顿和凯瑞·刘易斯·托马斯所说的话又给我们以希望：
　　“我们还有机会，现在还不太晚，我们必须立即改变。我们每个人都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得多。我们要用这种力量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不把物质置于精神之上的世界，一个人类与宇宙自然和谐共处的世界。”
　　但愿我们能为了这样一个“世界”，人人都负起反盗护宝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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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丧厚葬：中国殡葬传统最显著的特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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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盗墓，不得不提中国古代的丧葬习俗。中国古代盗墓的发展与丧葬习俗的演变紧密相连。丧葬习俗是以丧葬为基础，在民间长期相沿、积淀而成的丧葬风尚和习俗。
　　殷代以前，人们已有了希望灵魂不死的观念。殷商时期，这一观念愈加丰富和强化。当时的人们认为：死亡观念从来与生命意识分不开，魂来自于天，魄来自于地，二者离散之后，魂入天转化为神，魄入地腐化成水归入土壤，魂会庇护后人。因此，先人的魂魄得到后人的无限崇拜。这就是为什么在殷商时期，丧俗中出现坟丘的直接原因。坟丘的出现，是丧葬制度演变到殷代的第一个显著的变化。
　　丧葬制度演绎至殷代的第二个显著变化是贫富的分化。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墓室大小不同。贵族墓室小则几十平方米，大则超过100平方米，而平民的墓室一般仅有1—2个平方米。
　　二、棺椁档次不同。贵族的装殓尸体用棺外还套以木椁，棺椁上面雕刻着精美的花纹，并涂以多层漆，甚至还附贴麻布和绢以装饰保护棺椁。而平民的墓葬则有棺无椁，甚至连棺也没有，仅将尸体埋于墓坑中。
　　三、贵族墓葬有人陪葬，少则一二人，多则数十人，甚至上百人。而平民墓葬绝对不会用人陪葬。
　　四、贵族墓葬陪葬品数量多且豪华，不仅有玉器、陶器，还有青铜器爵和鼎之类，而平民的陪葬品仅为陶器或者是一些日常劳作工具，如石铲、蚌镰，青铜器陪葬者甚为少见。至于奴隶的葬仪，在殷商时代仍沿用旧制，“厚之以薪，葬之中野”，他们辛勤地为他人劳作了一辈子，死后被拎着抛弃在沟壑之中，其尸肉任野兽撕啃，尸骨任风雨吹打。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殷人尚鬼风习的影响，加之历史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财富的极大丰厚，所以在殷商时期，社会文化心理十分崇尚厚葬，不仅陪葬物品越来越丰富，而且越来越精致豪华，品种日益增多。从一般的劳动工具到简单的装饰，从生活用品到贵重的礼器和乐器，应有尽有。
　　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发掘的妇好墓，是甲骨文发现100年来、殷墟考古发掘70年来，所发现的唯一一座尚未经历盗掘的王室贵族墓，也是迄今唯一能与甲骨文和历史文献联系的一座商代王室贵族墓。墓主妇好，就是乙辛周祭卜辞中武丁的法定配偶妣辛。殷墟5号墓出土随葬器物的数量、品种以及有铭文的青铜器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其中的“司母辛”组铜器数量虽然有限，但是非常重要，例如其中的2件大方鼎，大小仅次于“司母戊”大鼎，2件四足觥的形制也极其别致罕见。此外，还出土石雕卧牛1件，上有“司辛”二字，可能是“司母辛”的省文。墓中出土器物共192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种类器形齐全，几乎包括了以往殷墟出土铜器的所有品种，制作精致，纹饰华美，造型凝重。随葬玉器755件，工艺水平极高。又有绿晶、绿松石、孔雀石和玛瑙珠47件，水晶制品2件，珍贵的象牙雕刻品等，显示出当时上层社会生活的奢贵。王陵的浩大规模以及精美随葬品的发现，使我们可以推知当时葬事的奢华。
　　春秋战国时期，王侯争霸，厚葬之风兴起，盗墓行为开始出现。为了让生前的荣华富贵永远陪伴自己，从而根据死者生前的身份，决定陪葬物的有无和数量的多寡。因此，王国君主的陵墓规模都十分惊人。据考察，当时一座陵墓的面积相当于现在6个足球场，深达30米。从地下往上看，国王的陵墓就像一个地下金字塔。在墓的中央，有木造的椁室，国王的尸体就放在里面。在椁室里，国王的尸体放置在中央，陪葬者的尸体放在两侧，周围还放了大量的陪葬品。
　　此外，在下葬的期限上，春秋时期亦有明确的规定：“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此制成为后人遵循之模式。
　　虽然春秋时厚葬之风盛行，但是在当时，还是有些有远见的人对此持否定态度。《礼记·檀弓上》记孔子“死欲速朽”的名言，是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反对厚葬的言论。在同篇又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
　　子游问丧具。夫子曰：“称家之有亡。”子游曰：“有无恶乎齐？”夫子曰：“有，毋过礼；苟亡矣，敛首足形，还葬，县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这段话的意思是：子游就葬具请教孔子。孔子说，应当与家庭实际经济状况相符合。子游问，家庭状况各有贫富，有没有统一的礼的规范呢？孔子说，经济条件许可的，不应厚葬过礼；经济条件不足的，只要衣衾可以遮掩尸体，殓后即下葬，又怎么会有人责备他失礼呢？所谓“人岂有非之者哉？”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孔子反对当时社会上的厚葬习气，但是也从别一个侧面说明社会厚葬追求之狂热，以致对于薄葬往往“非之”的倾向。
　　《论语·先进》说，颜渊早逝，孔子哀痛之至，“子哭之恸。”“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然而颜渊的父亲“请子之车以为之椁”，请求用孔子的乘车制作葬具，却遭到孔子的拒绝。关于颜渊丧葬的规格，门人请示厚葬，也为孔子所反对，然而据说仍然得以厚葬：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孔子即使对于自己最看重的学生，也反对厚葬。但是，最终仍然未能阻止厚葬的实行，事后也只能发表无可奈何的感叹。
　　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化史专家李山教授指出：“盗宝现象的猖獗与中国传统的厚葬习俗密不可分。在阶级社会中，厚葬蔚然成风。中国古人讲尊君、讲孝道，又很要面子，厚葬就可满足这种种心态。”《吕氏春秋·节丧》记载，当时人们往往用一些能显示身份、地位的专用品及大量的生活资料和珍奇完好之物随葬，其后人也以此为荣。正所谓“欲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
　　到了秦朝，秦国苦心经营，灭六国而一统天下。秦国的空前强大，使得秦王朝的皇陵也表现出排山倒海、气吞山河的气势。雄伟的布局，高大的墙垣，华丽的寝殿，坚固的坟丘，丰富的陪葬，成为后来王者陵墓的样板。
　　上有所爱，下必甚之。由于秦王朝崇尚厚葬，作为一种风俗，它并不因秦之灭亡而销声匿迹。它对于两汉的丧葬习俗，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当然，由秦至两汉的厚葬风，表面上看是统治阶级身体力行倡导的结果，其实包含了丰富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在经济上，由秦而汉，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经济上的殷实，使得生活上的奢华成为可能。“事死如生”，因而导致厚葬之风在社会中迅速蔓延。“方今之世，奢侈罔极，靡有厌足……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寝以成俗。”(《前汉书·成帝纪》。)“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后汉书·明帝纪》。)“或至金镂玉匣，梓，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成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奢。”(《潜夫论·浮侈》篇)。时人在事死上极尽财力，不惜倾家荡产，墓葬中埋藏之丰富，做工之豪华，令今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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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丧厚葬：中国殡葬传统最显著的特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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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古代社会厚葬盛行，社会财富渐次向帝王贵族的墓葬集中。光怪陆离的地下宝藏，点燃了胆大妄为者贪婪的欲火。于是，一场盗墓与反盗墓的“阴阳之战”，便在活人与死人、地上与地下之间展开，从古至今，绵延不绝。
　　当时埋葬死者的棺椁一般均为木制。从已发现的西汉王侯墓来看，当时棺椁的选材和工艺都非常讲究，所用木材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楠梓之类。满城汉墓中的漆棺外镶26块玉壁，内镶192片玉片。
　　秦汉时期，达官贵人墓穴中殉葬品都很多。以汉武帝来说，国家赋税的本分之一用来兴建陵墓，这且不说，只看他的陪葬品，我们就知道那时的厚葬之风有多严重。据《西京杂记》记载，“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梓宫内，武帝口含蝉玉，身着金缕玉匣。匣上皆镂为蛟龙弯凤鱼麟之像，世谓为蛟龙玉匣。”汉武帝身高体胖，其所穿玉衣形体很大，全长1．88米，以大小玉片约2498片组成，共镶金丝重约1100克。
　　茂陵的地宫内充满了大量的稀世珍宝。《汉书·贡禹传》云：“武帝弃天下，霍光专事，妄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钱鳖牛马虎豹生禽，凡为九十物，尽瘗藏之。”《新唐书·虞世南传》也载道：“武帝历年长久，比葬，陵中不复容物。”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因为汉武帝在位年久，又处在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所以随葬品很多，除190多种随葬品外，活的牛马、虎豹、鱼鳖、飞禽等，也一并从葬。另据记载，康渠国国王赠送汉武帝的玉箱、玉杖，以及汉武帝生前阅读的30卷杂经，盛在一个金箱内，也一并埋人陵墓之中。
　　根据古书记载，权位越高，财力越大，其厚葬的程度越是惊人。后来演变到了不但陪葬品要好，就连陵墓也要修得豪华气派，如同生前所居的皇宫一样。仍以汉代为例，我们看一下厚葬之风的演变的过程。
　　概括而言，汉代墓葬具有如下特色：石刻技艺已有很大发展。富贵之家，在葬埋尸体之后，不仅要垒一大坟丘，而且还要在其前置上墓碑，碑上刻墓主的身份、官职及生平经历等。富豪大家在人死后，不仅要立碑以识，而且要设立墓园，内中立墓阙，立石人和动物石像，以此象征主人的富有和排场。此外，还普遍在墓地建筑坟丘祠堂，供活人奠祭。地上如此，地下墓中更是极其奢华。人死之后，活着的人为了让死者能继享幸福生活，在墓中修建陶质或石质院落，并置备成群的鸡、鸭、猪、狗等动物，呈现出一种人间气象。院落大小、陪葬物多寡，依据个人财力而定。
　　汉代的陪葬品除了传统的实物外，开始把金银及艺术品埋入墓中。随着民间用粘土烧制砖瓦的技术日益成熟和普及，砖瓦不仅用以修盖房屋，而且开始用作砌墓室，以保护棺木。富有之家，把砖墓仅作外椁，仍用木椁套棺，使得棺木更加牢固持久。史载西汉中期以前，夫妻合葬，因二人死的日期不相同，所以多采用异穴合葬的新礼俗。为了解决二人死期不同的矛盾，礼俗中出现了“厝”的概念。厝者，置也，停柩待葬之义。即将先死者停柩一侧，待后死者一同安葬。此俗历经数千年的沿袭，至今民间仍有厝的葬义。厝的实质乃为长丧久葬，是厚葬之风的重要表现。
　　据资料记载，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皇帝的坟墓在秦代被称为“山”，在汉代被称为“陵”，所以“山陵”便成为皇帝坟的代名词。到了魏晋隋唐，帝王们为了增加坟的高度，往往借用山体来充当自己的“陵”，如唐太宗修建昭陵，就是把九峻山当做陵体，凿山而建成的，这就需要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说，从陵墓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就可感觉到厚葬之风在我国历朝历代的发展与延续。
　　据考古发现，随着时代的推移，在陵墓中还出现了寝的踪迹。西汉时期，把宗庙中的寝移入陵，在陵附近建立庙，开始推行陵寝制度。史上把战国中期到西汉时期定为陵寝制度的创始时期。
　　寝和庙相对应，最初出现在宗庙建筑中。由于原始宗教迷信的色彩，古代，特别是殷商时期，作为皇帝祭祀祖先的地方，宗庙的地位非常重要，类似出征这样的大事都是在宗庙中禀告祖先才能够做出决定的。前部是“庙”，安放祖先神位，按时祭祀，后部是“寝”，安放祖先的衣冠和生活用品，如同活着一样祭祀，跟宫殿的前朝后寝一样。
　　古代的宗庙建在都邑中，但是“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之后西汉沿用，并且把庙也移到陵旁边。据考古发掘，西汉的庙大体上在距离墓300－400米处，随地势而定。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改革是为了方便先帝的灵魂从陵墓赶到宗庙中接受祭祀，因为他们相信，死者的灵魂是在寝中活动嬉戏的。
　　东汉明帝设立上陵礼，正式确定了陵寝制度。从此，宗庙制度衰退，陵寝制度大力发展起来。
　　东汉时期豪族以上墓为风气，笼络族人，上陵礼也是受此习俗影响。魏晋南北朝，依靠山麓、山腰建墓，大多不起坟。南朝诸帝的陵墓大多依照山势而建，并且开设神道，多有麒麟和辟邪。北魏永固陵开始起坟，是鲜卑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结合。唐宋继承汉制，确立了献殿、下宫制度。唐代的墓室在半山腰南麓穿凿而成。宋代多半在平地起陵，其余因袭唐制。南宋选择在绍兴浅埋，成为“攒宫”，陵园前没有石刻。明清，是陵寝制度的扩大时期。清代改动不大，只是把墓地改为前方后圆。
　　“福寿康宁，固人之所同欲；死亡疾病，亦人所不能无。”生死乃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粗略地了解到我国古代厚葬制度的沿革。生荣死哀，乃人之常情，古今一理。所不同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其中合乎科学的、合乎人之常情的内容必然会相沿成习，被人们保留下来，而那些有封建迷信的内容以及劳民伤财的不良习俗则必将被我们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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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与死人过不去：盗墓的原因分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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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史书记载，盗墓这种古老的活动，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在我国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盗墓者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越来越先进，也越来越猖獗。
　　是什么使这些人越来越热衷于盗墓，盗墓活动为什么经久不衰呢？也许在盗墓者中流传甚为广泛的“要想富，去挖墓，一夜一个万元户”的说法可以拿来作为问题的答案。的确，巨大利益的引诱驱使让这些盗墓分子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从事这项古老而又充满诱惑的职业。
　　获取墓中财物
　　古往今来，最为普遍的盗墓动机，可能就是为了劫取墓主的随葬物品。
　　古人宗族观念极强，对已故家长的葬礼极为重视，所谓“事死如事生”，“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厚葬习俗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夏商时期，于秦汉时期达到全盛。比如汉代制度规定，天子即位一年，就以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充山陵”，修建帝王坟墓。因此说，陵墓中的大量财物，是让盗墓分子蠢蠢欲动的最直接的原因。
　　晋人皇甫谧曾经“著论为葬送之制，名日《笃终》”，其中阐述薄葬的主张：“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见也。而大为棺椁，备赠存物，无异于埋金路隅而书表于上也。虽甚愚之人，必将笑之。”皇甫谧还特别说道：丰财厚葬以启奸心，或剖破棺椁，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焚如之刑，不痛于事？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盗墓者对墓葬的无情破坏和对死者的极端伤辱，大体都是出于财宝之“欲”。所谓“丰财厚葬以启奸心”的说法，虽然颠倒了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却大略说明了“自古及今”“无不发之墓”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丰财”的欲求。至于“或剖破棺椁，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诸语，则极其具体生动地指出了盗墓使死者一如遭受“焚如之刑”；但同时又从侧面说明了盗墓者所做种种伤害墓主亲族情感的事情无非只有一个目的，求财。
　　盗墓者对于平民墓葬的盗掘，动机也无非是求财，当然，这里的财物和那些君王相将、王侯公子是无可比拟的。可是，至少还可以得其简单的随葬品。《论衡·死伪》说：“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万数。”所说就是这样的情形。盗墓者甚至只是为了掠取死者的衣物，就掘其坟墓，可谓丧心病狂。
　　《晋书》曾记载了十六国时期后赵政权的统治者石勒、石虎盗掘前代陵墓的情形：“(石)勒及(石)季龙并贪而无礼，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对于墓中随葬“宝货”的追求，被看作石勒、石虎们盗发古墓的动机，尽管史臣对于他们已经占有北部中国“十州之地”，而“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感到不可理解，但是这便更充分说明了盗墓者贪得无厌的心理。
　　发取墓材
　　通过发掘前人墓葬，借取墓葬营造材料以为当时建筑用，也是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
　　《太平御览》中说：“魏黄初末，吴人发吴芮冢取木，于县立孙坚庙。见芮尸，容貌衣服并如故。吴平后，预发冢人，于寿春，见南蛮校尉吴纲，曰：“君形貌何类长沙王吴芮乎？但君微短耳。”纲瞿然曰：“是先祖也。”班固在《后汉书》中同样也记载了这个故事：孙权大破长沙，派人挖毁吴芮墓，取棺木用来给其父孙坚建庙，当时负责掘墓的人开棺一看，吴芮衣服容貌鲜艳如新。那个负责掘墓的后来在寿春见到南蛮校卫吴纲，令他感到不解的是，吴纲竟然与吴芮长得一模一样，只是个头号稍矮了一些。一问才知道吴纲竟然是吴芮的第16代子孙。这两个记录都向我们证明：孙权的父亲孙坚的庙所用的木材，来自于吴芮的陵墓。《太平御览》卷五五八引《抱朴子》：“吴景帝时，于江陵掘冢取板治城。”发掘古墓以取用“材”“板”等材料“立庙”“治城”的情形，在建筑史上，也有值得关注的事情。
　　《旧唐书》中说到安史之乱时，薛愿指挥的颍川保卫战，“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贼昼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庐舍坟墓林树开发斩彻殆尽，而外援无至。”可知“坟墓”中的材木也被“开发”用以构筑御敌工事，充作城防工具。唐诗有“荒坟开作瓮城培”句，说明这一情形在当时可能是相当普遍的。
　　唐代取墓砖筑城的事情，在明人笔记同样可以看到实例的记载。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写道：“正德四年，南京太监石岩者，营治寿穴，苦乏大砖。或献言，云近处古冢砖奇大。遂拆以充用。视其碣，乃介甫也。”有谁人会想到，北宋名相王安石墓葬所用墓砖，历时423年之后，竟然被明朝太监筑墓时掘取，“拆以充用”。
　　在河南南阳的考古发掘资料中，还可以直接看到晋人发掘汉墓，并利用汉画像石作建墓材料的实例。1962年3月，考古学家在清理一个位于南阳东关外商业局院内的墓葬，墓中出土随葬器物均为晋代遗物，而作为墓室建筑材料的画像石，其题材和造型艺术却表现出汉代风格。清理简报的执笔者认为，“从某些画像石在这座墓葬中的位置来看，显然是晋代人利用了汉代画像石刻作为建墓石材。例如墓顶石5上面浮雕一朱雀尾巴和一青龙前半躯，显然是一幅画像的一半。墓顶石7是一条状长石，上面浮雕一执答的守门侍吏，这在一般汉代画像石墓中是作为门柱用的，然而在这座墓中，却充作盖顶用了。这些事例足以证明后人建墓而利用前人的遗物。”
　　如果说利用墓葬砖石材料而盗掘古墓还可以理解的话，而因异乎寻常的要求取墓上封土致使杨贵妃墓受到破坏，也许就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
　　杨贵妃墓位于陕西兴平马嵬坡。其陵园小巧玲珑，进门正面是一座三间仿古式献殿，穿越献殿就是墓冢，占地约一公亩，高约三米，墓家冢以青砖包砌。在墓东、西、北三面有回廊，镶嵌有大小不等的石碑，刻有历史名人的游记和题咏。因当地传说妇女用贵妃墓上的土搽脸，可去掉脸上的黑斑，使面部肌肉细腻白嫩，因此其墓土被称为“贵妃粉”，远近妇女争相以土搽脸，连游人也要带包墓土回去，于是墓堆越来越小。守墓人不断给墓堆添土，但不久又被人取光。为了保护坟墓，只好用青砖将其包砌，防止人们继续在贵妃墓上取土。
　　对墓主个人的政治惩罚
　　发掘政敌及政敌家族的冢墓，在中国古代权争中曾经被作为厌服对方的极其有力的手段。因此说，掘墓，有时又是一种政治惩罚与政治迫害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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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与死人过不去：盗墓的原因分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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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说：“(董卓)，发何苗棺，出其尸，枝解节弃于道边。”说的就是董卓专政，曾经发掘车骑将军何苗的墓葬以发泄政治仇恨的事情。
　　《晋书》中《王机传》说，王机割据广州，陶侃遣督护许高征讨，王机军败退，病死于道。“(许)高掘出其尸斩首。”也是以掘墓宣示政治惩罚的史例之一。
　　《南史》中记载：帝自以为昔在东宫，不为孝武所爱，及即位，将掘景宁陵，太史言于帝不利而止。乃纵粪于陵，肆骂孝武帝为「齄奴」，又遣发殷贵嫔墓，忿其为孝武所宠。初，贵嫔薨，武帝为造新安寺，乃遣坏之。又欲诛诸远近僧尼。辛丑，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鸾为庶人，赐死。因为父亲生前没有给自己足够的爱护，竟然要掘父亲的陵墓，被人制止之后，又发掘其父所宠女子之墓的行为，虽然是表现皇族中亲情隔膜之重及父子仇恨之深，可是也说明了掘墓也有泄个人私愤的目的。
　　南朝萧梁时代，在梁元帝萧绎与岳阳王萧备的战争中，有相互发掘坟墓以发泻愤慨的史例。后唐庄宗李存勖灭后梁，曾经有掘后梁太祖朱温墓的奇想。
　　在这方面，发生在清朝雍正年间，因为无辜受牵连而被戮尸的吕留良应该是更具有典型意义的。
　　有个湖南人曾静，偶然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了个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张熙一到浙江，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于是他回去向曾静汇报后，曾静就约两人见了面，四个人议论起清朝统治，都十分愤慨。于是大家就秘密商量，怎么想办法推翻清王朝。
　　后来曾静和张熙策动当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结果被岳钟琪告发。雍正亲自审问曾静等人，不过他认为曾静等为“迂妄之辈”，决定予以赦免，吕留良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然而当时，吕留良及其儿子都已经死了，没有办法进行处罚，于是雍正就命人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还不解恨，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还有不少相信吕留良的读书人也受到株连，被罚到边远地区充军。
　　占用墓圹
　　历史上还可以看到发掘前代墓葬之后，直接占用原有墓圹的实例。
　　《太平广记》卷三八九引《搜神记》有“王伯阳”故事，说到其因平毁古墓以葬而受到古墓墓主惩治的情形：
　　王伯阳家在京口，宅东有一冢，传云是鲁肃墓。(王)伯阳妇，郗鉴兄女也，丧，王平墓以葬。后数日，(王)伯阳昼坐厅上，见一贵人乘肩舆，侍人数百，人马络绎。遥来谓日：“身是鲁子敬，君何故毁吾冢？”因目左右牵下床，以刀铱击之数百而去。绝而复苏，被击处皆发疽溃。数日而死。这则故事就非常直接地说明了王伯阳占用了鲁肃的墓来葬他的妻子。
　　考古发掘中，同样也可以看到因占用前代墓室而“将远年之坟盗发”的实例。例如，江苏徐州茅村发现的一座画像石墓，主持清理的考古学者指出，整个墓室结构中有两处值得注意的现象：一处是墓门及其附近的建筑。现存入口处封门的石板，宽度虽大于墓门，但高度短1厘米，因此与横额及墓顶无法吻合。“压在东壁下面的石条，经过加工，并在棱角上刻成凹弧；压在上面的横额，左右两端各短2厘米，无法与其它两横额相衔接，而且是四条横额中唯一不刻画像的一块。从这些现象分析，估计不是原来的建筑，是后来重新拼凑上去的。”另一处是墓顶。“现存墓顶都是打开的，前室全部揭走，后室仅存三层，部分残段落在墓底，砸下来的碎石遍满底部。”此外，墓内随葬器物不仅破碎、残缺，而且位置混乱。“这些现象都证明，此墓早期遭受了较大的破坏。”从墓室结构和画像石的内容看，其建造年代应当断为东汉晚期。然而墓中出土随葬器物，如陶俑、铜簪、瓷碗等均为唐代风格。特别是出土钱币5枚，其中“开元通宝”4枚，“天佑通宝”1枚，均为唐代钱币，其中“天佑通宝”铸行年代在晚唐。墓中随葬品的年代，大致确定在唐代天佑年间。考古工作者根据诸种现象分析说，“此墓的石筑结构及画像石是东汉的原石原建，晚唐时，利用此墓室重新下葬，故后室均为唐代随葬物。”这应当看作比较典型的占用前代墓室的例证。
　　盗墓者的特殊追求
　　对随葬品的特殊追求，是我们在分析盗墓者盗墓动机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清人俞樾在《茶香室三钞》中的《陶隐居墓》条说到南朝名士陶弘景墓被盗掘一事：
　　明李日华《六砚斋笔记》云：宋元佑中，有中贵罗淳一，学道华阳，意(陶)隐居之藏有丹砂异书，一日穴墓，唯铁绳悬一空棺，相次成文，日：“华阳隐居幽馆，胜力菩萨舍身。释迦佛陀弟子，太上道君之臣。修上乘之六道，……游太空以模神。”书迹神妙，是(陶)隐居手书。墓既开，遂摹此文以传。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宋元佑初年，有一位名叫罗淳一的人入山修道。他经常听茅山道士私下议论说：“陶隐居幽馆之中宝藏甚多，有丹砂和奇书！”所谓“幽馆”就是道人藏遗蜕的墓穴。罗淳一听得有这样的消息，忍耐不住，就学那盗墓贼的伎俩。一日他竟然打开了隐居幽馆的墓道，钻到里面用火种照着细细观察：只见铁索悬一空棺，内存盂和镜各一件，这些都是道士靖室中必备之物，再看墓圹环绕，相次成文。隐起壁上之文曰：“华阳隐居幽馆，胜力菩萨，舍身菩萨，舍身释迦佛陀弟子，太上道君之臣，修上乘之六度，……之三真，息灵岳以委迹，游太空以栖神！”书迹颇为神妙，于是就临摹下来，用来流传后世。罗淳一盗掘陶弘景墓的目的原本是索求“丹砂异书”，而得到神妙书迹，也堪称盗墓史上的奇闻。
　　盗墓所求甚为奇特的一例，又有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七中所说到的：
　　元嘉中，豫章胡家奴开昌邑王冢，青州人开齐襄公冢，并得金钩，而尸骸露在岩中俨然。兹亦未必有凭而然也。京房尸至义熙中犹完具，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之。盗墓者竟然把“僵尸人肉”分割然后当作药来吃，真是骇人听闻。类似的记载还有元代“木乃伊”可治愈“损折肢体”的传说，与“僵尸人肉堪为药”的迷信如出一辙。
　　盗墓者的病态嗜好
　　以盗墓为嗜好的现象，较早的实例，当然是《西京杂记》卷六所谓“广川王(刘)去，好聚无赖少年，游猎毕弋无度，国内冢藏，一皆发掘”，以及“王所发冢墓不可胜数，其奇异者百数焉”的记载。
　　在广川王刘去的封地内有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群，刘去平时喜好聚集一些无聊少年一起游玩打猎。封国内的古墓，全都被他挖掘过。刘去盗墓并不总能满载而归，有时候也是收获甚小。但他只在乎盗墓游戏的过程，结果怎样他并不怎么放在心上。
　　《王玄谟传》中记载南朝宋时下邳太守王玄象“好发冢，地无完椁。”《陈宗室诸王列传·始兴王叔陵》所记载“(陈)叔陵又好开发冢墓，……日月相接。昼伏夜游，”的情形，盗墓就更不是为财物了，不然也不会把人的骨头盗回来日夜在手上把玩了。因此说，这类盗墓者，旨不在财，不过是为了满足他们那病态的嗜好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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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高一尺：墓主的防盗手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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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书·琳传》里就记述了这样一段君臣对话：“帝问琳曰：汉陵中物，何乃多耶·琳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国家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都用于为帝王造墓，其埋入地下的财富之多可见一斑。
　　高贵的墓主们清楚，那些陪伴他们的价值连城的国宝，从入土之日起就注定会引盗贼来光顾。因此，对墓葬的防盗措施可谓绞尽脑汁：设置疑冢、虚墓，布下迷惑阵；石椁铁壁，力求坚固；多层巨石，严密封堵；暗设机弩、毒烟、伏火，致来犯的盗墓者死于墓门之外……盗墓与防盗，犹如一对矛与盾。针对历史上狂飙迭起的盗掘古墓之风，历代统治阶级都曾经采取过各种措施严加防范。
　　总结历代陵墓防盗措施，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人文手段和技术手段。
　　人文手段
　　主要包括道德宣传、立法禁止和守陵护墓。
　　例如，唐王朝规定，凡有大赦令，其中十恶忤逆和开发坟墓等均不得包括在赦内。《唐律疏议》中，对发冢之罪专门定有刑名条令，按照发掘破坏程度定罪刑之轻重，轻者处以徒刑，重者处以绞刑，甚至“毁人碑碣及石兽者”，也要判处一年徒刑。
　　明代对陵寝的保卫，采取了严密的制度和措施。《大明律》中规定，凡盗掘陵墓者，一律以谋反罪论处，不论首犯从犯，统统处以“凌迟”的极刑；凡是盗窃陆墓的祭器帷帐、玉帛牲牢馔具者，一律斩首示众；如果胆敢盗伐陵区内的树木，不仅本人要被斩首，连家属也要发配边疆充军。
　　为了加强陵墓的守卫力量，明代还专门设有神宫监军，负责陵寝的保卫，下面分设各类专职警卫部队巡山军、巡逻军、御马监军、御女军、朝房看料军、金钱山军和悼陵军等，共有甲士6024名。此外诸陵还各设有一卫，在陵寝附近负责警戒任务。在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00年），还另行设立了兵力四千人的“永安营”以及三千人的“巩华官”作为机动部队，无事在州教场操练演习，如有情况，则即刻分赴各个要道路口设卡堵截，警卫十分森严。
　　道德宣传、立法禁止所费不少，所获无多。守陵护墓算是有效措施，尤其是对付盗墓个体户。然而明十三陵虽驻有重兵守卫，仍然被大顺军、清军破坏。
　　技术手段
　　主要包括坚固陵墓、防盗机关、诅咒恐吓、秘密埋葬、疑冢假坟、厚养薄葬、不留骨灰等。
　　1．坚固陵墓：加固封土，加固墓室，加固棺椁，依山建陵
　　汉文帝在历史上是一位号称“节俭”的皇帝，史书上记载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依山凿穴”为悬棺的帝王，对六朝和唐代帝陵影响很大。而这种“因山为藏”，采用不起坟丘的崖墓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防盗的动机。《史记？张释之传》记载，汉文帝一次巡视灞陵，高兴地环顾群臣感叹道：“你们看，如果把整座北山都开凿成一个大石椁，哪里还能够有人撼动它呢！”可见他主张依山为陵的目的，还是为了防止日后被盗掘。与汉文帝灞陵同属“依山为藏”的河北满城中山王墓，经过正式的考古发掘，除了整个墓穴都开凿在山崖中外，还在墓道和甬道中塞满了巨石块，以防止盗墓者从墓道进入墓室。
　　唐陵中的高宗与武则天的乾陵，沿袭了这种依山为陵之制，而得以免遭盗掘。从《唐会要》的记载来看，“乾陵之官，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铸铁，以固其中”，看来封闭得相当严密。五代时期人温韬在盗掘了唐诸陵以后，又想下手盗掘乾陵，但据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实际上很可能是由于乾陵采取了十分坚固的防盗结构而无从下手，因而乾陵可能是唯一幸免于盗掘之祸的汉唐帝陵。
　　宋、明以来，民间还新出现了一种以“三合土”整个浇筑墓穴的方法，使墓穴被一层又一层的石灰糯米浆、三合土等紧密包裹，增强了墓葬的密封和防盗性能，这种方法在普通官僚士大夫阶层尤其流行。最典型的例子是元末明初张士诚母亲的墓葬，从里到外用三合土、泥沙浆、碎石等浇筑了十多层，盗墓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凿穿到第七层，再也无力坚持下去，只好悻悻而去。考古工作者对这座墓进行发掘时，普通的钢钎打秃了好多根，还是无法进入墓穴，最后是动用了钻井机械大卸八块，才发掘成功。
　　在民国也有这样的，比如汪精卫墓。汉奸汪精卫自诩为国父左右手，墓在紫金山的梅花山上，与中山陵为邻。1944年下葬之时作了钢筋混凝土保护盖，十分坚固。1946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动用工程兵炸开坟墓，开棺焚尸。汪精卫墓如果悄悄埋在浙江绍兴或者广东三水野外，不一定被破坏。然而，他却以一个卖国贼的身份来冒充国父左右手，结果落得个坟墓被掘的下场，不知算不算是弄巧成拙。
　　2．防盗机关：流沙护墓，暗器翻板，毒气缺氧
　　在墓葬中设置杀伤性的“暗器”，既起到射杀盗墓者的目的，又能杀一彻百，吓唬有盗墓企图的人。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在一些墓葬中就已经出现了在墓室内“积石积炭”的作法，积石以加固，积炭以防潮，兼起到防盗的作用。用“积沙”的方法防盗，也是这个时期发明。如河南辉县发掘的魏王墓，在棺椁固定之后，便往墓坑内填沙，据考古工作者测定，沙的填入量下自墓底起，上至地面八米处止，共深达94.4米，体积达1000立方米。这种方法巧妙之处就在于“以柔克刚”，盗墓者如果采用掘盗洞的办法企图进入墓室，那么他刚挖出一个洞，流沙便马上会将这个洞重新填满。除非把整个墓室内的积沙都运走，不然就只好“望沙兴叹”了。
　　这个方法到汉代还在沿用。据《汉书？酷吏传》田延年条下记载，汉昭帝刘弗陵的平陵兴建之时，“大司农取民牛车三万辆为僦，载沙便桥下，送至方止，车值千钱”。看来是不惜花费重金从远处运沙回填到墓中。考古发掘中发现有不少汉代墓葬大量填沙，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据《汉旧仪》记载，汉代的皇陵地宫中“四方外涉，东石外方立，先闭剑户，户设夜龙、莫邪剑，伏弩，设伏火”，这些，都是用来对付盗墓者的“机关”。此外，还有不少关于古代帝王墓葬中设有暗弩张弓、翻板机关或者毒气的传说，都属于古代的防盗措施之列。
　　流沙墓有了破解的办法。暗器翻板只是传说，从未出土实例。秦始皇陵即使有努弓等暗器，日久必然失效。翻板陷阱也会被淤泥填埋。缺氧还可以通风，对付汞蒸气，只有穿防化衣，靠氧气瓶呼吸了。
　　3．诅咒恐吓
　　现有资料仅山东济宁汉墓石刻防盗咒语“诸敢发我丘者令绝毋户后”一例。这在我国古代的许多文献里也有相关的记载，但是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也许作为一个盗墓者，过得就是今天不想明天事的日子，那些恐吓诅咒所起的作用真可谓微乎其微。
　　4．秘密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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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高一尺：墓主的防盗手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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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代王朝普遍杀害陵墓工匠，制止秘密外泄。
　　秦二世在埋葬秦始皇时，为了守住有关陵墓的秘密，将凡是参加修造墓室的工匠，不待他们出来，就强行封闭墓门，残忍地将其全部活埋在陵墓中，以免后世盗掘。
　　元朝皇帝死后，也是采取秘葬，所葬之处拱卫森严，人所莫知。公元1259年，元宪宗死在合州（今四川合川县），诸王大臣用毛驴驮着他的尸体，运送到成吉思汗墓地旁边。为了防止泄密，途中护卫的士卒“见人辄杀”，据说沿途被杀者多达二万人，把扶送尸体变成一场血腥的大屠杀。
　　坐落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实际上也并非成吉思汗的真身所在之处，迄今为止他的真正葬处也还没有确切的下落。茫茫草原、漠漠平沙，掩盖着这位“一代天骄”的身躯，蒙古族人民为了祭祀他，才在草原上兴建了这座蒙古包式的陵园。
　　1965年春节，周恩来征得弟弟周恩寿同意，派侄子周尔萃回到淮安，做通了长辈们和族人的思想工作，把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及其夫人曾氏、二祖父周亥祥及其夫人郑氏、嗣父周贻淦、嗣母陈氏、生母万氏、八叔周贻奎、婶母周八太，等共13口棺木，全都起出再深埋，平坟归田。事后周恩来还给家乡汇去70元钱，并附言道：“此款支付生产队平坟工资和赔偿青苗损失费。”家乡人深受感动。整个文革期间，深埋的13口棺木安然无事。
　　5．疑冢假坟
　　四川成都武侯祠刘备寝殿上，有一副令人寻味的对联，联语为：
　　一杯土尚巍然，问他铜雀荒台，何处寻漳河疑冢？
　　三足鼎今安在，剩此石麟古道，令人想汉代官仪。
　　上联是说，刘备的坟墓，迄今还巍然存在，而在那漳河边上荒凉的铜雀台旁，哪里还能找到曹操的假坟呢？据一些野史裨官记载，曹操死后恐遭盗掘之祸，乃设七十二疑冢于漳河两岸，下葬时从宫中同时有七十二队嫔仪队伍出门各奔四方，使人们不能分解究竟哪一座冢墓葬其真身，哪些坟丘为曹操的“衣冠冢”，后来，这一传说经过《三国演义》的渲染，更是流传广远。对联的作者，正是根据这一传说表达了他褒刘贬曹的封建正统观念。
　　其实，据可靠的史实，曹操死后葬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境内），并未设过所谓“疑冢”。但是，从汉末大规模的盗墓之风中，曹操的确悟出了一些道理，死前留下遗嘱，希望他的陵墓“因山为墓，不封不树”，使后世难以勘察其葬所。
　　6．厚养薄葬
　　盗墓之风愈演愈烈，吓坏了不少人。广州地区明朝墓葬多无金银，基本上少有盗墓贼光顾。
　　现代墓葬陪葬极少，盗墓价值也不大。可网络上还见过学生没钱打游戏机从而盗墓挖硬币的……
　　7．哭穷求饶
　　这个同样仅有一例，也许一些达官贵人认为有失身份，因此很少有此法吧。请看这段有趣的文字：“楚古尸王通于天述葬棺郭不布瓦鼎盛器令群臣已葬去服毋金玉器后世贤大夫视此书目此也仁者悲之”云云。它见于徐州龟山汉墓（第六代楚王刘注夫妇合葬墓）一块封堵墓门的塞石上。大意是说：后世的贤大夫们，我虽是下葬的一代楚王，但我敢向上天发誓，墓中没放置华贵的服饰、值钱的金宝玉器，只埋了我的棺木及尸骨。当您看到这刻铭时，心里一定会为我感到悲伤，所以你们就没有必要动我的墓穴了。
　　这块被命名为“第百上石”的塞石，被造墓者有意安置在甬道最外边，让冒险进入的“贤大夫”们，第一眼就能瞧见这段用语恳切的告白，真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可惜，或者盗墓贼压根儿没顾上看，或者看了之后冷笑一声，总之，他们让楚王的如意算盘彻底落了空。
　　1972年6月首次对龟山汉墓进行考古发掘时，专家们便在墓道的填土中发现了西汉末期的“货泉”（货币名）和魏晋南北朝时的青瓷碟。由于这两样东西晚于该墓的年代，因此断定为盗墓者所留，并进而推断出盗墓时间：刘注下葬百余年后的王莽当权、天下大乱之时，该墓遭到第一次洗劫；六七百年后的南北混战时期，又遭到第二次盗掘。看到那一间间劫后的墓室和支离破碎的玉器、陶俑、建筑碎片等，文物专家们只能扼腕叹息。
　　盗墓和防盗措施是针锋相对的。盗墓行为猖狂不断，防盗措施也进步不断。防盗措施稍有新花招，盗墓贼很快又有了破解技术。于是出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恶性循环。总体上看，防盗措施始终处于被动和落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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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高一丈：常见的盗墓手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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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盗掘文物为目的的民间盗墓活动非常隐秘，自古以来这个行业就存在，而随着收藏风气的兴衰，其活跃程度也随之起伏。近几年，盗墓活动又随着古董热的长温而变得益发猖獗。
　　与国家有组织的保护性挖掘相比，盗墓者是极其聪明的。国家组织的考古发掘工作很细致，甚至用刷子干活。方式上几乎全都是“大揭顶”（地宫庞大的明清墓除外），不存在“技术”问题。而盗墓者不然。历朝历代对盗墓行为都在法律上给予严惩，现代更是如此，所以其“时间”观念和“隐蔽性”就很强。国家组织的考古发掘中使用最多的刷子、木铲对盗墓者来说是没用的。
　　古代盗墓贼的行规和盗掘手法
　　干盗墓勾当的人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官盗，像汉末的董卓、曹操，五代的温韬，民国时的孙殿英等都很有名，他们往往动用大批士兵，明火执杖地大干；还有一种是民盗，分布各地，人数众多，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挖开墓室、棺材，从中取出随葬的财物珍宝，大发横财，他们多集中在古墓葬较多的地方，如河南洛阳、陕西关中、湖南长沙周边等地。
　　这些专职盗墓者在古代一般是两人合伙，多人结成团伙的相对较少，一个人单独干的更少，原因很简单，一个人顾不过来，而两个人可以分工合作：开始时一个人挖洞，另一个人清土，同时望风；以后一个挖进墓室，另一个人在上面接取坑土和随葬品。这两人多有血缘亲戚关系（要好的朋友也很多），但奇怪的是父子关系较少，这也许是盗墓这营生毕竟见不得人，老子即便干上这个不光彩的勾当，也要维持做父亲的形象，不好意思拉上儿子一块干，做儿子的后来发现了也装作不知道。两人合伙为什么要找亲戚呢？这是为了防止在洞口接活的人图财害命。就是说，洞下的人把活干完将财物都传递上去了，他就会拍拍巴掌或拉拉绳子，示意洞口的人把他拉上去。如果洞口的人见财起意，当洞下人快上来时猛一松绳子，洞下的人冷不防从四五米以上的距离跌下去，骨折、受伤动弹不得，洞口的人又赶紧把提上来的坑土向洞下灌埋，下面的人必死无疑。
　　盗墓方式
　　对于盗墓贼来说，前期的准备工作是很重要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确定墓的地点和想好盗的方式。
　　盗墓者一般从三个途径确定墓葬的地点。
　　一、查看地面的封土形状以判断墓葬的级别年代等粗略信息，据说有古墓的地方由于自然的地质五花土在埋葬过程中遭到破坏，庄稼的长势一般会比周围地区要差一些。
　　二、从地方文献、民间传说中寻觅古墓的踪迹。
　　三、比较确实可信的是用洛阳铲等工具凿土取样，看是五花土还是生土，古墓在建筑过程中必然会在土层中留下痕迹，填埋的土层与原来的会有比较明显的区别。根据取出的土层中找到的陶片、木片，铜、金等金属碎片，盗墓者不仅可以判断墓葬的确切位置，还可以知道墓葬的规模，棺室的位置，然后将盗洞直接打到墓室中去。
　　陵墓的地点确定了，下一步就是如何盗掘。对于那些长期以盗墓为职业的人来说，这并不是难事。他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善于掩人耳目，他们自已有一套对付墓内防盗机关的独特办法。在确定盗掘目标后，如果是小墓，便不须费多大功夫，用几个晚上挖开，速战速决，取出随葬品走人。如是大中型墓葬，便采取以下几种办法：
　　一、以开荒种地为名，在墓葬周围种上玉米、高粱等高秆作物，以青纱帐掩盖其一两个月的盗掘活动。
　　二、在墓边盖间房子掩人耳目，然后从屋内挖地道通向墓室，从外面看不出什么问题，而墓内的随葬品却早被洗劫一空了。
　　三、在古墓边修一假坟以方便暗中掘一地道，通入古墓内盗取财物。
　　然而，“最先进”的盗墓手法还是洛阳铲加定向爆破。盗墓贼先用洛阳铲确定墓葬位置，然后使用定向爆破技术，很容易就能将墓葬盗空。
　　河南三门峡地区有一个虢国墓就是被这种方法盗劫一空的。盗墓分子居然花了4个月的时间，打了一条2公里长的地道。从一个杂货铺一直打到了虢国墓的中心位置。然后，这个盗墓分子采用定向挤压式爆破的方式，一下就打开一个40米深的大洞，能够直接进到古墓的核心位置。
　　此外，还有一种类似的方法，被称为“关中式盗墓”，即先在地面挖一个方形洞口，大小仅可容一人操作，同样是垂直下挖。解放前，盗墓贼确定墓葬后，一般会选择在偏远的角落迂回挖洞，甚至距离墓室几公里，他们吃住在洞里，工期可达半年之久，而一旦成功，整个墓室会被一扫而空。
　　旧社会盗墓工具的演进
　　盗掘古墓一方面靠人的技术、经验，一方面靠操作工具。旧社会民间盗掘工具为锹、镐、铲、斧和火把、蜡烛等。明代以前，盗墓贼没有专用探测工具，明代开始使用铁锥，它的出现使盗掘者仅以地面有明显标志的墓葬为对象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盗墓者利用特制的铁锥，向地面无标志的地下探索，一旦找到古墓，根据锥头沾上的金属气味，选好方位，可直接挖洞盗掘。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洛阳水土资源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味），则发（掘）。”
　　从铁锥到“洛阳铲”，是北方盗墓贼使用地下探测工具的一个飞跃。北方特别是洛阳、关中地处黄土塬区，水深土厚，“洛阳铲”的铲夹宽仅2寸，宽成U字半圆形，铲上部装长柄，把此铲每向地下钻插一下，就可以进深三四寸，往上一提，就能把卡在半圆口内的地土原封不动地带上来。这样不断向地下深钻，盗墓贼对提取的不同土层的土壤结构、颜色、密度和各种包含物进行分析，如果是后人动过的熟土，地下就可能有墓葬或古建筑。如果包含物发现有陶瓷、铁、铜、金、木质物，就可以推断地下藏品的性质和布局。经验丰富的盗墓贼凭洛阳铲碰撞地下发出的不同声音和手上的感觉，便可判断地下的情况，比如夯实的墙壁和中空的墓室、墓道自然大不一样。
　　使用洛阳铲勘测土层、土质的变化，是考古人员的基本功之一。长期以来，洛阳铲在中国田野考古中广泛运用，形成了中国独特的考古钻探技术。吊诡的是，洛阳铲最初是盗墓者为了方便在没有墓碑等标志物的情况下探测古墓而发明使用的。
　　关于洛阳铲的由来，洛阳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洛阳邙山马坡村，有个农民叫李鸭子，从小就以盗墓为生。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间的一天，他到十几里外的孟津县赶集。有个来自偃师县马沟村的熟人正在搭棚子，准备卖煎包子。双方见面打个招呼，他见这人忙着用一把筒瓦状的短柄铁铲在地上挖了一个竖直的小圆坑，以便插入棚柱。这人用此铲往地下一戳，提上来时带出不少土，这种情形一下子触发了他的“灵感”：这家伙比铁锨挖盗洞轻巧灵便，特别是能带上原土，利于判断地下不同地层情况。于是他找了张纸，贴着铲夹画出一张原大图样，回家后马上找铁匠按图打造，一试果然得心应手，效果不错。其他盗墓者纷纷仿效，洛阳铲于是得到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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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高一丈：常见的盗墓手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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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般的洛阳铲如今已经被淘汰，用的铲子是在洛阳铲的基础上改造的，分重铲和提铲（也叫泥铲）。由于洛阳铲铲头后部接的木杆太长，目标太大，所以弃置不用，改用螺纹钢管，半米上下，可层层相套，随意延长。平时看地形的时候，就拆开，背在双肩挎包里。
　　同样的，挖的墓不同，盗墓工具也不同。探汉墓用洛阳铲演变而成的重铲，挖唐墓时用扁铲（类似鲁智深的月牙铲），进入汉墓墓室（汉墓多为墓坑，多已塌陷）捣土时用滚叉和撇刀。
　　南方地区的盗墓贼
　　与北方洛阳、关中等地不同，南方许多地方土薄石多水位高，“洛阳铲”无用武之地。当地盗墓贼“因地制宜”，经过长期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一套觅宝、识宝的方法和技巧。湖南学者刘鸿伏先生与民间古玩文物贩子打交道多年，借机了解、研究解放前长沙周围地区盗墓贼的方法和技术，归纳为“望”、“闻”、“问”、“切”四字诀。
　　“望”是望气看风水。老盗墓贼经验丰富，又多擅长风水之术，每到一处，必先察看地势，看封土已平毁的古墓坐落何处，只要是真正的风水宝地，一般都是大墓，墓中宝物必多。以风水术指导地面无标志的墓址的确定，几乎百发百中。据说民国年间长沙一蔡姓盗墓高手极擅风水之术，他若出门选点，从者必云集左右。一次他到宁乡县走亲戚，行至一风景甚佳处，指着一块水田对同行人说，此田下必有大墓，墓中宝物可使你我骤富。同行者均不信，此人于是打赌：若无古墓，自己输一千美元；反之，墓中出了宝物自己独占七成。众人赌兴大发，遂暗约乡民数十人于夜间发掘，至半夜果然掘出砖室大墓，墓壁彩绘死者生前生活图景，墓内有宝剑、宝鼎、玉璧、漆器、金饼、砚、竹筒等物。后来他们卖给美国传教士，得大量美元而暴富。
　　“闻”即嗅气味。有此奇术的盗墓者专练鼻子的嗅觉功能。他们在盗掘前，翻开墓表土层，取一撮墓土放在鼻下猛嗅，从泥土气味中辨别墓葬是否被盗过，并根据土色判断时代。据说功夫最好的可以用鼻子辨出汉代墓土与唐代墓土的微妙气味差别，准确程度令人惊叹。
　　长沙刚解放时曾枪毙一个老盗墓贼，他将一生所盗文物国宝全部卖给了外国人。此人即是“闻家”，专盗汉唐大墓，出土器物只要一闻，便可准确断代。有个盗墓贼拿来几件古旧漆器，说是出自一个王侯墓中。他倚在烟榻上，边抽鸦片边拿起一件漆器，放到鼻下一嗅，便笑着说：“仁兄，你这漆器是在尿坑里沤泡过的，取出的时间应在七个月前左右。”此人大惊失色，连称：“得罪！得罪！”
　　“问”就是踩点。善于此道者，往往扮成风水先生或相士，游走四方，尤注意风景优美之地和出过将相高官之处。他们一般能说会道，善于与长者老人交谈讲古。每到一处，均以算命先生或风水先生身份拜访当地老人，从交谈中获取古墓信息与方位。这种人有些本事，口才又好，很容易取得对方信任。一旦探听到古墓确切地点，便立即召集群贼在夜间盗掘。
　　“切”即把脉之意。有三层含意：第一是指发现古墓之后，如何找好打洞方位，以最短的距离进入棺椁，这种功夫不仅需要丰富的盗墓经验，而且要有体察事物的敏锐感觉。擅长此道者往往根据地势地脉的走向，如给人把脉一样很快切准棺椁的位置，然后从斜坡处打洞，直达墓室棺头椁尾，盗取葬品，前些年曾国藩墓即被此法盗掘。第二指凿棺启盖后，摸取死者身上宝物。从头上摸起，经口至肛门，最后到脚。摸宝物如同给病人切脉，要细致冷静，讲究沉静准确，没有遗漏。第三指以手摸触出土文物，其中的高手过手文物不计其数，所以往往不需用眼审视，只要把物品慢慢抚摸一番，即知何代之物，值价几何。他们常以此技与人赌输赢，胜算很高。
　　盗墓觅宝之事古即有之，现代更加激烈。其方法、技术、工具演变至今更趋现代化、智能化、集团化，探测用军用罗盘、探测仪，开挖用雷管、炸药、电锯，运输通讯汽车、摩托车、手机。因而打击盗掘古墓、贩卖走私文物的斗争更为复杂艰巨，任重道远！
　　现代猖獗的盗墓活动
　　民间有句老话，卖什么吆喝什么。一个盗墓贼，说得夸张一点，就是一个盗墓专家。他们对于自己的工作对象，真可谓了如指掌。
　　盗墓贼盗墓的目标性非常强，比如，进入墓室会直接挖向棺材的位置，先在“左肩右脚”找东西，再到耳室（东仓西库）搜罗，至于其它位置，则看时间长短而定，时间短则弃之。“看地形”也有很多“心得”，比如“秦埋岭汉埋坡”等。古代盗墓挖坑都是“方”型坑，近代为“圆”型坑，这就是所谓的“古方近圆”。
　　一个现代的盗墓团伙，其成员一般在三到四人，不会三人以下，也不大可能超过五人。这几个人各有分工。有的挖土，有的望风，有的负责现代化设备的运用，有的则专门负责销赃。有些团伙甚至在传统的经验技巧上加入了很多高科技成分，比如探地雷达、金属探测仪、气体分析仪等等，大大缩短了以前靠经验找墓、断代等前期的工作时间，这些团伙的盗墓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更大，几乎是灾难性的。因此说盗墓是对人类文化遗存最野蛮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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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的判决：对盗墓的惩戒手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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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传统的宗法社会，坟墓曾经是维护祖先精神权威，体现宗族凝聚力的象征。保护冢墓，久已成为一种道德准则。唐人杜荀鹤诗所谓“耕地诫侵连冢土”，表明这种道德规范对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也形成了约束。
　　禁止盗墓的法律，在先秦应当已经出现。如《吕氏春秋》中写道，当时对于“奸人”盗墓，已经有“以严威重罪禁之”的惩罚措施。
　　汉代严禁盗墓的法律，我们在那个时代的相关书籍中也可以看得到。
　　《淮南子》说到刑法有“窃盗者刑”，“发墓者诛”的内容。由此可以看到，在汉代，政府对于盗墓者的惩罚还是相当严厉的。
　　汉桓帝时，宦者赵忠埋葬其父时违犯丧制，冀州刺史朱穆下令查验，属下“发墓剖棺”。桓帝得知后大怒，令朱穆赴廷尉请罪，罚作劳役。太学生数千人请愿，才得以宽赦。
　　《魏书》记载，北魏文成帝出巡，看到“有故冢毁废”。诏曰：“自今有穿毁坟陇者斩之！”从这个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北魏盗墓的行为同样是被当权者明令禁止的。
　　到了唐代，关于禁止盗墓的法律就更加详尽了。《唐律疏议》中就有关于对“发冢”者处以刑罚的明确规定，例如：“诸发冢者，加役流；已开棺椁者，绞；发而未彻者，徒三年。”通过刑法的内容，可知王族贵戚的坟墓，受到特殊的保护。而看守者在盗墓现象发生后也要受到严厉处罚。
　　据《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记载，唐懿宗咸通十年(公元869年)六月戊戌颁布的诏书中，有关于司法的内容：应京城天下诸州府见禁囚徒，除十恶忤逆、官典犯赃、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放火持仗、开劫坟墓及关连徐州逆党外，并宜量罪轻重，速令决遣，无久繁留。从这则诏令上可以看出：在唐代，“开劫坟墓”与“十恶忤逆、官典犯赃、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放火持仗”以及“关连逆党”等都被列为最严重的罪刑，是州府一级地方司法机构不能够判决的。
　　两年之后，咸通十二年即公元871年五月，唐懿宗又有“慎恤刑狱”的敕文宣布。其中又说道：应天下所禁……除十恶忤逆、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持仗行劫、开发坟墓外，余并宜疏理释放。
　　又过了两年，咸通十四年也就是公元873年的四月，因“佛骨至京”，唐懿宗亲迎礼之，又发表制诏，宣布：京畿及天下州府见禁囚徒，除十恶忤逆、故意杀人、官典犯赃、合造毒药、放火持仗、开劫坟墓外，余罪轻重节纪递减一等。其京城军镇，限两日内疏理讫闻奏；天下州府，敕到三日内疏理闻奏。可见，在唐代，即使遇到特殊的庆典盛事，无论是大赦天下，还是有减罪赦刑时，“开劫坟墓”作为重罪，都不在特赦的范围之内。
　　据《新唐书》记载，卢龙节度使张弘靖因安禄山、史思明于此初起反叛，而当地民众仍然心存安、史崇拜，于是“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然而适得其反，以致“众滋不悦”，使民意更为倾向安、史而背离朝廷。这正是“发墓毁棺”的做法过于极端，与民众传统情感习惯不相合的缘故。《旧唐书》也记载，张弘靖“发（安）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民众的“不悦”、“失望”，都表现了对于“发墓毁棺”反感的共同心理倾向。
　　因此说，早在唐代，无论是从国家法律还是从民众心理倾向上看，人们对于盗墓行为都是极端的反感或着说是痛恨的。
　　对于盗掘坟墓的不耻行径，并非只有汉民族的人有着激愤的心情，就算当时并不是很重视墓葬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来进行惩罚。金太宗二年(公元1124年)二月，诏有“盗发辽陵者，罪死。”对盗掘辽朝帝陵者予以严惩的命令着于《金史》帝纪，说明当时最高执政者对于盗墓者的态度之严峻，曾经形成过一定的政治影响。《金史》卷四五《刑志》又记载，金世宗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年)事：．“尚书省奏，盗有发冢者，上日：‘功臣坟墓亦有被发者，盖无告捕之赏，故人无所畏。自今告得实者量与给赏。’”这段话就更能显示出当时最高统治对于盗墓行为的明确态度了，对于那些对盗墓进行揭发的人根据情况进行赏赐。自古以来，人们赏赐告密者的事情屡见不鲜，但是赏赐盗墓告密者的，金世宗可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吧。由此可见，与刑罚结合的告密制度的建立，是为了有效地惩治盗墓行为。
　　元代对盗墓行为的制裁，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元史》卷一○二《刑法志一》写道：“诸管军官、奥鲁官及盐运司、打捕鹰坊军匠、各投下管领诸色人等，但犯强窃盗贼、伪造宝钞、略卖人口、发冢放火、犯奸及诸死罪，并从有司归问。”在元代法律中，还有“发冢开棺伤尸，内应流者”，“杖一百七，发肇州屯种”的条文。
　　《元史》卷一○四《刑法志三》“大恶”条又有这样的内容：诸为人子孙，或因贫困，或信巫觋说诱，发掘祖宗坟墓，盗其财物，卖其茔地者，验轻重断罪。移弃尸骸，不为祭祀者，同恶逆结案。买者知情，减犯人罪二等，价钱没官；不知情，临事详审，有司仍不得出给卖坟地公据。诸为人子孙，为首同他盗发掘祖宗坟墓，盗取财物者，以恶逆论，虽遇大赦原免，仍刺字徙远方屯种。很明显，这是一则关于“发掘祖宗坟墓，盗其财物”的法令。罪定为“大恶”，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于盗掘坟墓有多么痛恨。就算你盗的是自家的坟，就算你取的是你老祖宗的财物，按照法律，你仍然有罪，而且还是“大恶”之罪，就算是遇到特赦的情况，仍然要“刺字徙远方屯种”。
　　《元史》卷一○四《刑法志三》“盗贼”条下还有关于盗发冢墓不同情节的不同处理方式：诸发冢，已开冢者同窃盗，开棺椁者为强盗，毁尸骸者同伤人，仍于犯人家属征烧埋银。
　　诸挟仇发冢，盗弃其尸者，处死。
　　诸发冢得财不伤尸，杖一百七，刺配。
　　诸盗发诸王驸马坟寝者，不分首从，皆处死。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元代的法律，对于王公贵族的墓地进行了特殊的保护，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王公贵族身分地位比较高，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因为王公贵族的陪葬品相对于平贫来说，是既多又好，因此遭盗的机率比贫农陵墓要大得多，所以不得不以重罪来防止盗墓行为的频发。
　　在《明史》《宦官列传二·陈奉》中有这样的记载：兴国州奸人漆有光，讦居民徐鼎等掘唐相李林甫妻杨氏墓，得黄金巨万。腾骧卫百户仇世亨奏之，帝命奉括进内库。奉因毒拷责偿。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明朝对于盗墓行为应该也是有相关法律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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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的判决：对盗墓的惩戒手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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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广记》中有这样的记述：县有后汉奴官冢，初，村人田于其侧，每至秋获。近冢地多失穗不稔。积数岁，已苦之。后恒夜往伺之。见四大鹅，从冢中出，食禾，逐即入去。村人素闻奴官冢有宝，乃相结开之。初入埏前，见有鹅，鼓翅击人，贼以棒反击之。皆不复动。乃铜鹅也。稍稍入外厅，得宝剑二枚，其它器物不可识者甚众。次至大藏，水深，有紫衣人当门立，与贼相击。贼等群争往击次，其人冲贼走出。入县大叫云：“贼劫吾墓。”门主者曰：“君墓安在？”答曰：“正奴官冢是也。”县令使里长逐贼，至皆擒之。开元末。明州刺史进三十余事。（出《广异记》）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
　　县有座后汉奴官墓。当初村里人在墓的旁边种田，每到秋收的季节，靠近墓的田里便有很多的庄稼因失去穗而减少收成。这样过了几年，村里人对此十分苦恼。后来便经常在夜里去探察。一天夜里，人们看见有四只大鹅从坟墓中出来吃庄稼，前去追赶便又回到墓中。村里人一向听说奴官墓中有宝物，于是结伴去挖掘。刚进入墓道，就看到有鹅张开翅膀击打人，盗贼用木棒反击，鹅都不动了，原来是铜鹅。再进入墓室外厅，得到两只宝剑，还有很多不认识的器物。最后到了放置棺椁的主墓室，地上有很深的积水，有个穿紫衣的人站在门前同盗贼搏斗。盗贼群起攻击，那个人冲出包围逃走。他到县衙大叫：“有贼劫我的墓！”管事的人问他：“你的墓在哪里？”回答说：“奴官墓就是我的墓。”县令派里长去前去查看墓地，结果，到墓地将盗贼全部抓获。
　　无独有偶，类似的记载在《逸史》也出现过：天宝初，严安之为万年县捕贼官。亭午，有中使黄衣乘马，自门驰入。宣敕曰：“城南十里某公主墓，见被贼劫。宣使往捕之，不得漏失。”安之即领所由并器杖，往掩捕。见六七人，方穴地道，才及埏路，一时擒获。安之令求中使不得，因思之曰：“贼方开冢，天子何以知之。”至县，乃尽召贼，讯其事。贼曰：“才开墓，即觉有异，自知必败。至第一门，有盟器敕使数人，黄衣骑马。内一人持鞭，状如走势，袱头脚亦如风吹直竖，眉目已来，悉皆飞动。某即知必败也。”安之即思前敕使状貌，两盟器敕使耳。
　　唐玄宗天宝初年，严安之任万年县捕贼官。一天中午，有位黄衣太监骑马从大门跑进来，宣读皇帝的命令说：“城南十里某公主的墓，现在被盗贼挖劫，命令你带人去缉拿，不得使一人漏网。”严安之领命立刻带领手下人携带器械棍棒前去捕捉。赶到那里，看到那里六七个人刚刚进入墓道，全部被抓获。严安之让人去找那个太监，但没有找到。因而就暗自思量：“盗贼刚刚开始挖掘，皇帝怎么能知道呢？”到了县衙，把盗贼全部召集起来，审问盗墓的经过。盗贼说：“刚打开墓道，就觉得有些异常，意识到这次盗墓一定要失败。到了第一道门，看见有好几个为皇帝送信的黄衣太监骑在马上的冥器，其中一个手里拿着鞭子，姿势像是正在纵马奔跑，头巾的一角像是被风吹得直竖起来，眼睛和眉毛也都在动。我们更觉得这次盗墓一定不会成功。”严安之明白了，那个持鞭的黄衣太监原来是陪葬的器物。
　　《南史》记载，传说张骞墓有人欲盗发时，就听到作战时的鼓角声，盗墓者不得不惊退。宋人程大昌《考古编》说：“史载温韬概发唐陵，独乾陵不可近，近之辄有风雨。”史书又频繁可见盗墓时遇大蛇围绕、崩雷晦雨等异象的记载。如果有人不畏惧灵异警示，常常会遭致严酷的惩罚。《异苑》写道，士燮墓常蒙雾气，屡经离乱，没有人敢盗掘。晋时地方官温放之前往发掘，在回程中即坠马而死。袁枚《子不语》有“掘冢奇报”条，说“以发冢起家”的朱某发富人坟，石椁坚不可开，于是纠同僧人诵咒开椁，“诵咒百余，石椁豁然开，中伸一青臂出，长丈许，攫僧入椁，裂而食之，血肉狼藉，骨坠地……”朱某后来也“以讼事破家，自缢于狱”。
　　当然，以上的传说多不可信，应该只是当时人们为了防止盗墓或是因讨厌盗墓而杜撰的。但同时，我们也不难理解，之所以出现以上种种怪诞的传说，是因为当时在民间，否定盗墓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反映。
　　到了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盗墓者的处罚相当严厉，刑法第328条规定，盗挖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盗运珍贵文物出口，处3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可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徒刑或无期徒刑，可并处没收财。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28条又增加了对连续盗掘全国重点保护文化遗产的首犯可以判处死刑的规定。整体而言，盗墓仍是刑责相当重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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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葬之风催生的盗墓狂潮：秦汉时期的盗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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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出现了坟丘形式的墓葬，而到战国之后，坟头的封土逐渐高大，“丘垄必巨”，这是出于向祖宗先王墓进行拜奠、祭祀的需要，但在客观上却为盗墓者提供了便利。王侯将相们不惜耗费人力、财力，营建陵寝地宫，倾其生前所有，大肆奢华，开创“厚葬”先河，使本已存在的盗墓风愈演愈烈。
　　《吕氏春秋》曾说到的“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犹不可止”，说明了当时盗墓已经成为执政者严厉禁止的行为，而这一风习之盛行，使得法律行政力量在实际上已经难以抑制了。
　　先秦时期盗墓现象比较严重的事实，在《汉书》中也有记载：吴王阖闾，违礼厚葬，十有余年，越人发之。及秦惠文、武、昭、孝文、严襄五王，皆大作丘陇，多其瘗臧，咸尽发掘暴露，甚是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臧，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又多杀官人，生工匠，计以万数。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臧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
　　从这段话得知，吴五阖闾的墓仅仅十余年，就被越人给发掘了。关于吴王阖闾的陵墓，民间也有不少传说。
　　相传吴王阖闾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夫差将他父亲葬于虎丘山，但是等墓筑完，夫差就想这么多的人都知道我父亲墓之所在，如果有一天他们手头缺钱，很有可能一起结伴而行来盗墓。于是他想了一个毒计：一天，他召集了给阖闾修墓的一千多个工匠，请他们喝酒，并且观看鹤舞，等到深夜，乘他们都醉的时候，命他手下官兵将这一千多个人全部杀死。
　　在那个盗风盛行的年代，陵墓惨遭洗劫的并不止吴王阖闾一个人，春秋五霸中的另一霸主齐桓公也没有逃过这一劫。
　　齐桓公死后葬于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郑家沟村南的鼎足山。齐国是西周开国元勋姜子牙的封地。它东临大海，西至黄河，地广物丰，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姜子牙受封诸侯后，尊重当地民俗，发展交通、工商、渔盐，国势日渐强盛。齐桓公名小白，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3年在位。他即位后，重用管仲为相，在齐国成功地进行了经济、内政、军事等方面的改革。齐国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革新赋税制度；延募人才，以替代传统的世卿制度；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兵民合一，军政合一，使军队成为直接掌握在国君手中的武装力量，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实力大为增强。
　　依仗雄厚的实力，齐桓公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帜，开始对外扩张。他曾三次以武力平定诸侯国内的战乱，镇压敢于反抗的诸侯；六次与诸侯会盟，平定王室之乱，抵御周边少数民族的袭扰。由于这一系列成功的军事行动，齐桓公受到了各诸侯国的拥戴，成为春秋初年最先成就霸业的国君，史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公元前643年，73岁的齐桓公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而此时，他的五个儿子为争夺王位，各树党羽，大动干戈，竟无人过问他的后事。据历史记载，齐桓公的尸体在床上搁置了67天，寄生虫多得竟然爬出了门窗。一代霸主死时竟如此凄凉，怎不教人叹息。更加不幸的是，就是这具曾爬满臭虫的尸骨，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据记载，齐桓公和他的名相管仲的墓均被盗。其中“缯帛可服”，而珍宝尚有“巨万”。
　　除此之外，在历史上因盗墓而臭名昭著的刘去，把他境内的陵墓“一皆发掘”。这其中就包括魏襄王、晋灵公等诸侯。
　　近年考古发现徐州汉墓被大规模盗掘的历史，同样可以追溯到西汉末年的新莽时期，很多楚王墓都在这时被盗掘。
　　实际上，要盗掘这些楚王陵墓并非易事，进入墓室的通道很长，其内都有多排巨大的塞石封堵，上下间有些有榫卯相扣合。塞石一般长2米余，宽高各1米左右。大的达7-8吨，小的也有3-4吨，最多的龟山楚王刘注墓内塞石达13排。塞石与甬道壁间仅有1-2厘米的缝隙，即使今人要进入墓室也非易事。但贼有贼法，盗墓者绞尽脑汁想出一个使今人也不能不为之叫绝的方法：即不论每排为4块或2块塞石封堵，只选上层一块塞石的外端面，在正中间凿一牛鼻孔，在牛鼻内穿绳系索，使用人力或畜力将塞石拖拽出来。如此重复，一块块巨石就这样举重若轻地被拉了出来。
　　可以想象，当上层最后一块塞石被拉出后，群盗的头目举着火把、匍匐进入后段没有塞石的通道，已觉豁然开朗。而进入墓室，几乎是遍地金玉、满目珍宝，那种狂喜真是难于尽述。有时这种牛鼻孔牵引法还要另费些周折。
　　如狮子山楚王墓的甬道口开凿在一个巨大竖井的北壁，而竖井深达16米，又全部以夯土、石块封堵。盗墓者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掘土量，只在竖井北部下掘，至底部甬道前仅掘出放置两块塞石的空间距甬道口只有约4米的距离，即使全部站满人，也无法拉动巨石。因此专家们推测，盗墓者必须使用两组滑轮，两次改变力的方向，即在甬道南4米处置一横轴滑轮，使水平绳索变为向上，在竖井表面置一组滑轮，使绳索再与塞石同向进行牵引。
　　因此有些考古专家不由发出感叹：科学发掘与盗掘的历史相比显然是望尘莫及呀！且不管考古专家如何感叹，我们必须得承认：先秦两汉时期，是我国丧葬史上厚葬的第一个高峰，也是全部盗墓史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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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冠一怒为复仇：伍子胥掘楚平王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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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案时间：公元前506年
　　作案地点：楚平王陵墓
　　受害人：楚平王
　　作案人：伍子胥
　　作案手段：挖掘其坟，然后鞭尸三百
　　可信程度：《史记》有录
　　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为了加强外交往来，通常会进行联姻。公元前518年，楚平王派太子少傅费无忌向秦国的公主求婚。费无忌看秦公主美貌无双，于是为了讨好楚平王，就把这个本属于太子的秦国公主偷偷的献给了楚平王，并说：“秦女天下无双，王您可自己娶之。”楚平王原本就是一个好色之徒，看到秦国公主果然是美艳不可方物，于是十分高兴地采纳了费无忌的建议。
　　做贼心虚的费无忌害怕自己为了讨好国王而出卖太子的行为日后会遭到太子的报复，惶惶不可终日。为了免除后顾之忧，他暗中联合秦国公主，鼓动楚平王废掉太子建，然后立秦公主之子为太子，两人各怀私欲，狼狈为奸。多次挑拨下，昏庸的楚平王终于决定派人要杀掉太子建。幸亏太子建得人暗中帮助，事先得到消息，侥幸得脱到宋国躲避楚平王的追杀。
　　虽然太子逃离了楚国，可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为了使太子不能够东山再起，费无忌把矛头指向了太子的部下。首当其冲的就是太子太傅伍奢，也就是伍子胥的父亲，楚平王欲杀之以绝太子建的羽翼，因而被楚平王所囚。费无忌进言道：“伍奢有二子，都相当有才华和能力，大王何不以其父为饵，把他们两个引来郢都杀了，这样才是真正地永绝后患呀。”楚平王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命令伍奢写信召两个儿子来。
　　伍奢心中明白楚平王的真正意图。写罢书信后就说道：“我大儿子伍尚为人仁厚，定会前来。小儿子伍员为人坚忍刚强，恐怕不会前来赴死。”
　　平王的使臣见了伍尚，说：“你父乃忠信之臣，以前囚禁，平王心中有愧，现已赦免，无以赏赐，现在封伍尚为鸿都侯，伍子胥为盖侯，请你二人前去领赏。”
　　伍尚伍员接到父亲的手书后，立即明白了楚平王的用意，伍员对哥哥伍尚说道：“我们去了只是落入楚平王的圈套，父子三人同死，根本救不出父亲来，有何益处？不如你我逃到他国再图为父亲报仇。”伍尚说：“我怎会在乎封侯？只是十分想念父亲，即便是见上一面，死而知足！如果我和父亲果真被杀，就由你为父兄报仇。”说完兄弟二人挥泪作别。
　　伍奢于牢中得知伍员果然不肯来，不由长叹：“楚国从此有难了……”
　　留得青山在：伍子胥出逃
　　伍子胥逃出楚国，访得太子建正在宋国，于是前往宋，打算辅助太子建从宋借兵夺回楚国政权。不料其时宋国正发生政变，内乱不止。借兵无望，伍子胥跟太子建转投郑国。郑定公知道伍子胥的名望，亲自出来迎接。
　　郑定公出于本国利益，利用太子建急于借兵的心理，偷偷设计害死了太子建。然后要协助伍子胥灭楚之后平分楚地。伍子胥觉得此举不义，不愿意这样做。伍子胥保护了太子建的儿子胜乘黑夜逃出郑国后，白天躲藏，晚上赶路，雪上加霜的是，胜毕竟只是一个少年，经过这段日子的亡命奔波，已经劳累成疾行动不便。
　　几天后，他们来到吴楚两国交界的昭关（在今安徽含山县北）。然而，关上的官吏盘查得很紧，伍子胥一时难以想到脱身之计。传说伍子胥因此愁得一连几夜睡不着觉，连头发都愁白了。天无绝人之路，在这时，他们遇到了一个好心人东皋公，东皋公同情伍子胥，把他接到自己家里。
　　东皋公有个朋友，模样有点像伍子胥。东皋公让他冒充伍子胥过关。守关的逮住了这个假伍子胥，而那个真的伍子胥因为头发全白，面貌变了，守关的认不出来，就被他混出关去。
　　伍子胥出了昭关，害怕后面有追兵，急忙往前跑。前面却一条大江拦住去路。伍子胥正在着急，江上有个打鱼的老头儿划着一只小船过来，把伍子胥渡过江去。
　　过了大江，伍子胥感激万分，摘下身边的宝剑，交给老渔人，说：“这把宝剑是楚王赐给我祖父的，值一百两金子。现在送给你，也算是略表我的心意。”
　　老渔人说：“楚王为了追捕你，出了五万石粮食的赏金，还答应封告发人大夫爵位。我连这些都没有放在眼里，难道会要你这把宝剑吗？”
　　伍子胥连忙向老渔人赔礼，收了宝剑，辞别老渔人走了。
　　伍子胥带着胜，沿途乞讨，进入吴国棠邑。
　　伍子胥发迹
　　吴公子光乃是伍子胥旧识，他将伍子胥引见给吴王僚。吴王僚听闻过伍子胥的本事，乃封伍子胥为上大夫。
　　过了一些时日，伍子胥发现吴王僚并没有真正重用自己的意思。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自已不受重用竟然是公子光在吴王僚左右屡进谗言的缘故，原来公子光并不愿意伍子胥为吴王所用。明察秋毫的伍子胥进而醒悟公子光有篡位之谋。于是和公子光开诚布公的说：“只要你答应将来为我兵发楚国，我可以帮助你顺利夺取王位。”公子光一口答应了。随后伍子胥为他策划夺权的一系列行动。
　　伍子胥推荐了大力士专诸来行刺吴王僚。公子光送给专诸一把削铁如泥的匕首，号鱼肠剑，长仅三寸。专诸刺王僚得手后，公子光自立，是为吴王阖庐。
　　吴王僚的儿子庆忌，也是一个有谋略的人。当吴王僚被刺杀后，他外逃躲藏在卫国，准备借卫国的军马来对付阖庐，夺回政权。为了断绝后患，伍子胥亲自物色了东海勇士要离给阖庐，要离成功刺杀了庆忌。
　　于是，伍子胥请求阖庐发兵攻楚。吴王阖庐却推却说，：“现在，我还缺少一个领兵的大将。”伍子胥说：“我有一个多年的故交，叫孙武，齐国人氏，他行军布阵，运筹决战的能力可说当世无双，我愿意请他来为您效命。”
　　吴王大喜，礼聘孙武来到吴国。孙武献上兵法13篇。
　　伍子胥建议吴王阖庐让孙武现场演示一下兵法。吴王阖庐同意了，他有心要让孙武为难一下，就安排后宫女子假充士兵，说道：“孙先生既然兵法精通，女兵自然也能调度自如。”
　　孙武点头称是。演习中，众妃子娇嗔连连，嬉笑不止，孙武大怒，立时将领头的两个妃子就地斩首。众宫妃看到血光迸现，这才知道不是儿戏，于是肃然谨按孙子号令进退，大显孙子兵法的奥秘。被杀掉的正是吴王宠妃，吴王心痛不已，却因此再也不敢轻视孙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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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冠一怒为复仇：伍子胥掘楚平王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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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景王四年九月庚申，楚平王病危，召集群臣托孤：“我死后，由轸即位，他年纪尚小，你们要好好辅助，伍员在吴国始终是心头大患，护国防吴，切记。”公子轸，乃秦女所生，即位是为楚昭王。
　　伍子胥在吴国得到楚平王死讯，放声大哭。公子光劝道：“楚平王无道，你何必为他伤心？”伍子胥说：“我并不是为他伤心，而是伤心无法为父亲兄长报仇啊。”
　　阖庐四年，伍子胥多年的经营终于有了结果，阖庐以孙武为帅，伍子胥为将，发兵攻楚。
　　大仇得报：伍子胥掘墓鞭尸
　　伍子胥回到楚国郢都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打探楚平王墓之所在。不知是因为战乱找不到知情人，还是因为楚平王早有预料而采取了保密手段，墓地一时难以找到。这令伍子胥心情十分遭糕。就在他从卧不宁，心绪难平的时候，他的手下报告说有一个老人家自告奋勇地说自己知道楚平王陵墓的具体位置。但是老人说完就走了，因此只是知道大体的位置在东门外寥台湖，具体位置就不得而知了。
　　“伍子胥听完士兵的报告，就带了一支20多人的队伍来到了郢的东门外寥台湖。只见寥台湖平原上一片衰草，湖面上大水茫茫。坟在何处，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踪影。伍子胥心急如焚，可这湖面方圆数十里，怎么去找？
　　一转眼的工夫，天就要黑了，可是伍子胥和他的部下仍是一无所获。看着士兵们面露疲惫之态，伍子胥不由得心灰意冷。准备再找一个时辰，如果还没有消息，就先撤兵明日再来继续寻找。伍子胥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能找到楚平王的墓地为自己的父兄报仇血恨，就算把寥台湖掘地三尺，他也在所不惜。
　　又是一个时辰过去了，伍子胥仍然没有找到。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冥冥之中，他感觉今天就是自己的复仇之日。于是，他命令士兵在湖边稍作休息。就在伍子胥坐于地上陷入沉思之时，有个老人突然出现在他的视线之中。只见此人五六十岁年纪，身体清瘦，目光如炬。伍子胥隐约地感到，此人绝非凡人，一定是来帮助他的。于是他急忙起身，迎上前去。
　　不等伍子胥开口，老人率先发问“来者莫非伍子胥将军？”
　　“正是。”
　　“你来此处是找仇人之墓吧？”
　　“老人家，你怎么知道的？”伍子胥有些惊奇，问道。
　　“你要报杀父之仇在楚国是妇孺皆知，我又怎么会例外呢？”
　　于是老人不等伍子胥说话，就率先带伍子胥和士兵向另外一个方向走去。走着走着，老人家在一个乱草从生的方停了下来
　　“就是这儿！”随着老头儿的喊声，队伍在一个土堆前驻足。这个圆秃秃的土堆并不高，也不抢眼，上面长满了杂乱的青草。
　　伍子胥下马，绕着土堆走了一圈。“真的就是这儿？”他的问话不怒自威。
　　“千真万确，现在也只有我知道了。”老头儿话语间带着一种淡淡的悲伤。
　　“那好，给我挖！”随着伍子胥的一声令下，众兵士拿出工具，挖了起来，烈日炎炎之下，挥镐抡锨的士兵不一会儿就挥汗如雨了。
　　约摸又过了一个时辰，一口棺材终于破土而出。
　　“打开，给我打开！”早已疲惫不堪的士兵在伍子胥声嘶力竭的喊声中费力地启撬着棺木。这棺木乃上好木材所制，且密封极好，所以，士兵们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棺木却仍是纹丝不动。“走开，我来！”伍子胥生气地喊道。只见他“嗖”的一声从腰间抽出一把宝剑：这宝剑可谓削铁如泥，乃是伍家祖传之宝。他举起宝剑，将一腔悲愤化作无穷力量，砍了下去，原本极为坚固的木材在剑下显得不堪一击，剑落之处，木屑乱飞，七剑落完，棺板尽去。
　　“啊！”随着大家的惊叫，伍子胥不禁对天长叹，原来这棺材之中只有衣帽，却不见楚平王的尸体。
　　“怎么回事？”大家把疑问的目光一齐投向了老人。
　　“不忙，这是一个疑棺，楚平王老奸巨猾，至死还不忘骗人，真是可恨到家了。但是你骗得了别人，岂能骗得了我。大家别着急，真正的棺材在下面。”老人言语间渐露悲愤之意。
　　于是众人移去空棺，果见真棺。经过一番刀斩斧砍，一具尸体终于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具尸体由于埋了一段时间了，已开始腐烂，面目也有些模糊。但伍子胥一眼就认出这正是他不共戴天的仇敌：楚平王。
　　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伍子胥看到了楚平王的尸体，多年怨恨涌上心头，不禁怒气冲天，他从背后抽出九节铜鞭，对着尸体，狂抽起来。
　　一下，两下，三下……三百下。直抽得肉烂骨碎，伍子胥的怒气还未消。他又用脚践踏尸体，同时大声责问道：“谁教你信谗人之语，杀我父兄，你有今天，纯是咎由自取！”
　　做完这一切，伍子胥已是浑身无力，扑嗵一声，跪于地上，此时，他已是泪流满面了。
　　大仇得报的伍子胥这才想起来还不知道老人来历呢！于是就和老人攀谈起来。原来老人当年和几十名兄弟奉命为楚王造墓，可楚王怕人发掘他的坟墓，就卸磨杀驴，对老人和那些负责给他修陵的工匠狠下毒手。那些为楚王修了半生陵墓的人都成了楚平王的刀下之鬼，只有老人侥幸逃了出来。这些年来，老人一直在想如何为当年那些冤死的兄弟报仇，无巧不成书，就在他快绝望的时候，伍子胥率兵攻回楚国，于是老人知道，自己的大仇可以报了，这才自告奋勇地为伍子胥带路。伍子胥这才明白，自己和老人原来乃是同病相连之人。
　　掘墓鞭尸，在惩罚或是复仇的手段上可谓是登峰造极了，但这一手段也未免过于残忍，连一向主持公道的司马迁也发出了“怨毒之于人甚哉”的感叹。但是关于伍子胥鞭尸楚平王，还有另外的传说，在《伍子胥变文》有较为具体的描述：
　　昭王弃城而走，遂被仵相擒身，返缚昭王。“你父坟陵，今在何处？”昭王启子胥曰：“我父平王，已从物化，负君之罪，命处黄泉，事既相当，身从脔割，父愆子替，何用尸骸？请快仇心，任从斧越(钺)。”昭王被考，吃苦不前，忍痛不胜，遂即道父墓所。子胥提得魏陵，脔割剜心肝，万斩一身，并诛九族。子婿唤昭，曰：“我父被杀，弃掷深江。”遂乃偃息停流，取得平王骸骨，并魏陵、昭帝，并悉总取心肝，行至江边，以祭父兄灵曰：“子婿，深当不孝，父兄枉被诛见戮痛切奈何！比为势力不加，所以蹉跎年岁。今还杀伊父子，弃掷深江，奉祭父兄。惟神纳受。”子婿祭了，发声大哭，感得日月无光……由以上我们可得知，伍子胥是从楚平王的爱子楚昭王的口中知道楚平王坟墓的具体位置并对其位置并对其进行掘墓鞭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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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冠一怒为复仇：伍子胥掘楚平王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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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子胥其人
　　伍子胥（？—前484年），名员，字子胥，楚国人，与孙武同为吴国重臣。
　　伍子胥出生在一个世代文臣武将辈出的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文韬武略，无所不学。因父亲伍奢及兄伍尚遭谗被楚平王杀害，他途经昭关，避难奔吴，投在公子光门下，他参与策划刺杀吴王僚，为公子光夺得王位，在公子光当上吴王后，伍子胥向阖闾建议，“先立城廓，设守备，实仓廪，治兵革”。阖闾乃令伍子胥重建城廓。伍子胥上观天象，下测水文地质，在原有吴子城的基础上，扩建阖闾大城，亦即现在的苏州城。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用伍子胥为谋士，孙武为将，发动了对楚国的进攻，五战五捷，攻下了楚都郢，楚昭王仓惶出逃。伍子胥掘开了楚平王的墓穴，鞭尸三百，以报当年杀父、兄之仇。他自己也因此而被封于申，所以又称申胥。
　　公元前496年，阖闾在战争中受伤，死在归途中。夫差即位后，于公元前494年出兵攻打越国，获大胜。越国以金银珠宝求和，伍子胥进谏，夫差不听。
　　公元前491年和487年，夫差两次兴师伐齐，伍子胥再次进谏，应先去掉越国这一心头之患，不宜攻打齐国。但夫差仍不听忠言，反听信伯的谗言，令伍子胥自杀。伍子胥对舍人说：我死后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悬挂在东门之上，我要亲眼看见越国入侵，灭亡吴国。于是自刎而死。时在公元前484年。吴王听后大怒，乃将伍子胥尸体装在皮口袋内，抛在江中。
　　伍子胥的一生，可谓充满传奇色彩。司马迁称他为烈丈夫，并大列传中说：“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所谓君主之怒，流血千里，布衣之怒，溅血五步。从古到今，在人们眼里，伍子胥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伍子胥是否掘墓鞭尸
　　相传，伍子胥为父兄报仇雪恨，曾经挖了楚平王的坟墓，怒鞭平王尸体三百下。对这一传说，古文献存在“鞭尸”和“鞭坟”两种不同记载，而近年又出现一种完全否定“鞭尸”、“鞭坟”的意见。
　　一、鞭尸说。《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子胥、伯鞭平王之尸，以报父仇。”《史记·伍子胥列传》曰：“及吴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可见，司马迁记此事应当无误。扬雄《法言·重黎》也有这种说法，然后批评伍子胥“鞭尸籍棺，皆不由德”。东汉赵晔《吴越春秋·阖闾内传》，除记有“掘墓鞭尸”的情节外，更增加了“左足践腹，右手扶其目，诮之曰‘谁使汝用谗谀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的细节。照此看来，说伍子胥掘墓鞭尸，是有根据的。
　　二、鞭坟说。此说首先见于《吕氏春秋·首时》的记载，说伍子胥“亲射王宫，鞭荆平之坟三百”。《彀梁传·定公四年》则说，他“挞平王之墓”。《淮南子·泰族训》和《越绝书·荆平王内传》也都说伍子胥鞭坟。从古文献史料价值来看，《吕氏春秋》成书早于《史记》一百多年，所言楚国史事应当是可信的。这样，伍子胥只是鞭坟三百，没有掘墓鞭尸。
　　三、否定说。张君在《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三期上发表《伍子胥何曾掘墓鞭尸》一文，完全推翻“鞭尸”和“鞭坟”两说。他认为，伍子胥既没有掘墓鞭尸，也没有鞭坟泄愤，甚至连破郢之战都未参加。其主要理由是：
　　《春秋》等是记载春秋时期史事最早又最有权威的典籍，都没有提到过这件事。《左传》仅记载楚平王杀伍奢一家的事，用谴责的笔调，而对伍子胥用同情的笔法，屈原也称赞并自拟于伍子胥。
　　吴国军队攻入楚国郢都，正是孔子在世的时代。孔子最容不得乱臣贼子，伍子胥引吴入室，掘墓鞭尸，可谓罪大恶极，但孔子言论却只字来提。
　　《公羊转·定公四年》明确记载伍子胥忠君，不报私仇的思想：“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他主观上也不愿做掘墓鞭尸之事，这是十分重要的。
　　伍子胥掘墓鞭尸的故事被改编成无数戏曲、传奇、小说，在民间广泛流传。但是历史真相究竟如何，看来只能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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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大的盗墓头儿：项羽盗秦始皇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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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案时间：公元前206年
　　作案地点：秦始皇陵，西安市临潼县城以东，距西安35公里。
　　受害人：秦始皇
　　作案人：项羽及30万军队。
　　作案手段：项羽入关后，以30万之众“盗掘其陵墓，燔烧其宫观，三十日运物不绝”。
　　作案后果：秦始皇陵遭受严重破坏。但据现代考古探测证明，秦始皇陵的地宫基本完好。
　　盗墓性质：官盗。秦始皇陵历史上曾经多次遭受过大规模的破坏。此次项羽盗墓是最大的也是最早的一次。
　　可信程度：《史记》等方献有记载。
　　秦始皇陵以其规模的宏伟、空前的而闻名。从古城西安西行，经过著名的灞桥，临近临潼时，可以看到大路南侧一座高大的土丘。这就是“千古一帝”秦始皇的陵墓，虽然历经两千多年风雨剥蚀，面对渭水平原，依然显示着雄奇的气势。
　　从整个中国古代史来看，每个朝代的末年都是最混乱的时期，群雄争霸，盗匪横行，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的状态；而此时正是盗墓者掘坟挖墓的大好时机，历代王朝的陵墓几乎都是在这个时候被盗的。公元前206年项羽对秦始皇陵的破坏也不例外。
　　秦始皇陵的修建
　　秦始皇(公元前259-210年)姓赢名政，13岁继承王位，22岁亲政。公元前221年，他兼并了割据称雄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国。
　　统一全国的当年，赢政决定把传说中“三皇五帝”的尊称合而为一，号称“皇帝”。他自称始皇帝，后代依次称二世三世，以便千世万世地传袭下去。此后，中国历代最高封建统治者便都沿用“皇帝”这个称号。
　　古代帝王生前造陵并非秦始皇的首创。早在战国时期诸侯国王生前造陵已蔚然成风。如赵肃侯“十五年起寿陵”，平山县中山国王陵墓也是生前营造的。秦始皇只不过是把国君生前造陵的时间提前到即位初期。
　　为了使自己死后能安稳长眠，秦始皇早在他刚刚即位之时，也就是13岁的时候，就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了。只不过统一全国后，营建工程得以大规模进行。
　　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对秦始皇陵的修建及陵墓内部结构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水，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着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为烛，度不灭之者久。”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为了修建自己的陵墓，秦始皇竟然征发了70多万刑徒。如此庞大的工程，究竟是谁负责的呢？
　　众所周知，古代修建王陵是重大盛典，所以工程大都是由相邦主持的。如1978年河北中山王墓出土的铜版兆域图铭文说，国君命相邦“为兆乏(法)”，即指明了由相邦主持陵墓工程的事实。根据这一史实这推断，秦始皇陵工程的督建者应是当时的相邦。然而秦始皇陵的工程十分巨大，因此其修建可分为几个时期，据史记载，在不同的修建时期，主持人也不同。
　　第一时期：从选择陵址到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47年-前238年)。这段时间应是由相邦吕不韦具体负责的。吕不韦是秦始皇时代第一位相邦，秦始皇继承王位时只有13岁，所以当时的吕不韦已成为秦国的实际执政者。虽然他名义上是相邦，但是权力已达极点。秦始皇陵从陵园位置的选点到陵园的整体规划，从调配人力、物力到陵园的施工，作为陵园工程的第一位主持者吕不韦无疑起了关键作用。
　　第二时期：从吕不韦被罢官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37年-前221年)。这段时间，秦始皇陵墓工程由谁来负责历史上并没有确切记载，但是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一段记载，我们还是有迹可寻的：秦始皇九年，长信侯作乱，秦始皇“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吕不韦被秦始皇罢黜相位之后，秦国相邦为昌平君。但是在昌平君之后，秦国仍有隗林等其它几位相邦，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那时的秦陵工程，应该是由这几位来负责的。
　　第三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至二世继位（公元前221年—前210年）。李斯是继隗林之后升任丞相的，那时陵园工程正处于大规模营造时期。《汉旧仪》说秦始皇“使丞相李斯将天下刑人隶徒七十二万人作陵。”说明李斯是修建陵墓的主要主持人。全国统一之后，李斯以廷尉的身份参与了秦始皇建立和巩固封建帝国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因此由他继隗林来主持秦陵的修建是极有可能的。
　　第四时期：二世继位至工程停工(公元前210年-前208年)。秦始皇死后，秦始皇陵工程并没有彻底完工。此时，秦二世胡亥继位，由于他的懦弱无能，秦国内政混乱，丞相李斯被赵高迫害致死。毫无疑问，修陵工程也应换人负责。这一点历史上仍无确切记载。但《史记》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陈胜起义军进兵至戏水，少府章邯就向秦二世皇帝奏说：“强盗已经很近了，他们的势力又很强大，向附近的郡县请求增援已经来不及，但是给始皇帝修陵墓的人很多，请您现在下令特赦他们，我将他们编成军队抵抗强盗。”据此可以推测，章邯此时应是陵园事务的负责者，二世批准他的奏请，修陵刑徒被赦编为军队，由章邯率领去和起义军作战，直至秦朝灭亡，秦始皇陵园的工程也就结束了。
　　秦始皇陵凝聚着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汗水。在当时科学技术落后、交通运输不便的情况下，材料要从四川、湖北等地运来。骊山的河渠本来是由南向北流，为防止河水冲击，保障陵墓的安全，需大量的人工改变河道，使其由东向西流。同时骊山系土山，石料缺乏，大量石料需从渭北诸山采运，这些全靠人力搬移，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据《史记》记载，陵内地宫设置有百官座次的殿堂；藏满了各种奇珍异宝；用水银制作了江河湖海以象征大地；用珍珠宝石制作了日月星辰以象征天体。而且，这座埋藏着无数珍奇动物及物品的地宫中，还有用人鱼膏（据说是东海中一种形似人的四脚鱼）做成的蜡烛永不熄灭地燃烧着，使地宫常年形同白昼。为了防止盗墓贼进入，工匠在地宫内制作了神奇的机关暗弩，当盗墓贼一旦接近墓门，便暗箭齐发，将之射杀于墓外。入葬时，甚至处死宫人，活埋工匠以保密，杀害施工人员和葬事劳务人员数以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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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大的盗墓头儿：项羽盗秦始皇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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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羽盗秦陵
　　项羽带兵进入关中后，先杀了已投降刘邦的秦王子婴和秦王室贵族，然后把咸阳城内掳掠一空，最后一把火烧了咸阳城。接着，项羽又带兵来到秦始皇陵，命士兵挖掘，将陵墓上下所能见到的东西统统运走。当时运东西的人有30万，30多天还没有运完，足见陵中珍宝之巨。最后，项羽将不能远走的东西一把火烧了，大火烧了许多天。据人们推测，这可能是秦始皇陵最早和破坏最大的一次劫难。
　　但是关于项羽发掘秦始皇陵墓，还有着其他不同的说法，有几种说法流传的比较广。
　　一个故事是说公元前206年，项羽入关后，命英布去盗秦始皇墓。当英布率众把地下皇城大门打开时，里面突然射出无数箭矢来，乱箭如雨，当场就射死了许多没有任何防备的士兵。箭雨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从墓中飞的出无数怪鸟，这些怪鸟见人就啄，有不少士兵伤于鸟嘴之下。被吓得三魂没有七魄的士兵四散逃去，哪知道又被墓中冲出的怪兽追击，死伤无数。惊呆了的英布不敢进门，急忙派人向项羽报告。项羽一听大怒，亲自率士兵冲入墓门。至墓内，项羽定晴一看，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只见里面星光灿烂，山峦起伏，草木青翠，这不是函谷关吗？项羽带兵往前冲击，这时又是一阵乱箭飞出，由于士兵伤得太多，项羽无奈之下，只好率兵退出秦始皇陵。
　　另一个故事说，项羽把秦朝灭掉以后，特派十万精兵挖掘秦始皇陵墓。士兵选在陵墓南面和西北面寻挖掘陵墓的穴道，挖了半月有余，也没有一丝的线索。项羽听说后，就赶到了现场，亲自督促士兵，可是仍没有结果。正在犹豫之时，忽然从西北方向走来一个鹤发童颜的老人。老人对项羽说：“你不该动用如此众多的劳役来挖墓，秦始皇是怎么灭亡的，你应该心知肚明，万不可重蹈秦王朝的覆辙啊。”项羽听了老人之言，思索良久，终有所悟。于是马上命令士兵停止挖掘，返回楚地。但是士兵们毕竟在此地挖了多时，地面上已经出现了两条沟，在历史上被称为“霸王沟”。
　　还有一个更为离奇的故事。是说项羽挖掘秦始皇陵时，从墓中飞出一些金雁，消失于南方。到三国时期，有一个名叫张善的人在日南这个地方当太守，有人向他行贿，送他一只金雁，张善一看，金雁身上还刻有字，说此雁乃秦始皇陵中之物。
　　不管传说怎样，历史仍是历史，据史书记载，项羽东撤后，关东的盗贼纷纷涌入秦始皇陵，传说捣毁陵内铜椁以取铜。再后来，有一个牧童在此放羊，羊走进了被乱军挖开的地下穴道，找不到了。牧童便拿了一个火把，进入墓穴中去找羊，结果失火，大火烧了90多天。据说，方圆数十里的陵区地面，也随着一些陪葬坑和陪葬墓的坍塌而下陷了好几米。这样秦始皇陵的地面建筑荡然无存，地下埋藏也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这些记载都已被当今考古发现所佐证。秦始皇陵发现的陪葬坑、陪葬墓几乎都遇到过盗掘和火焚的破坏。
　　不过，以现在掌握的通过长期认真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得的资料分析，秦始皇陵未曾经过大规模盗掘。秦始皇陵是否曾经被项羽破坏，众说不一，已经成为千古疑案。有学者推测，盗发秦始皇陵实有其事，但有可能并非项羽军官方有组织的行动。
　　现代考古证实，秦始皇陵只是部分被盗，地宫尚未被盗掘。已出土的两乘铜车马位于秦始皇陵封土下面地宫西墓道的耳室里。有史料记载秦始皇陵地宫普遭火焚和洗劫，如果真是这样，那墓道旁的随葬品应该首先遭到破坏。但铜车马出土前没有遭到火焚和其他人为破坏，这也为地宫没有被盗火烧做了一个旁证。
　　十余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封土四周进行了细致的钻探工作，先后打了4万多个探孔。钻探资料表明，秦始皇陵地宫四周均有4米厚的宫墙，还用砖包砌起来，并且找到了若干个通往地宫的甬道，发现甬道中的五花土并没有人为扰动破坏的迹象。只发现两个直径1米，深度不到9米的盗洞，但均远离地宫。
　　此外，秦始皇陵地宫中存在大量水银的事实，更是其未遭到盗掘的有力证据。因为地宫一旦被盗，水银就会顺盗洞挥发掉。由上述理由可以推断，秦始皇陵地宫可能没有被盗。随着最新科技手段的运用，地宫是否被盗掘和焚毁的真相将会大白于天下。
　　秦陵历代劫难
　　据史料记载，项羽对秦始皇陵墓的挖掘应该是秦陵所遭遇的最早的劫难，但是秦陵并没有因此变得安宁，反而西楚霸王的这次行为成了秦陵之后劫难的导火索，从那以后的几千年里，秦陵就再也没有平静过。
　　当西楚霸王掘陵的阴影还没有消散，西汉王莽的败亡，赤眉军入关中，就曾经对秦陵进行过大规模的“发掘诸陵，取其宝货”。
　　据有关记载，后赵的当权者石勒和石虎，在盗窃战国时的赵简子墓失败之后，来到了秦始皇陵。经过一番周密的钻探，他们在封土不远处开始了挖掘。这次，苦心没有白费，鬼使神差，他们竟然打开了通往秦陵地宫的墓道，取走了墓道门旁安装的数根铜柱。正当他们打算进一步向地宫深入凿挖时，被守陵人发现。两人不得不含恨忍痛放弃了秦陵，背着铜柱落荒而逃。
　　还有更为离奇的民间传说：清朝道光年间，秦始皇陵封土遭到了暴雨流水的冲击，陵墓北面的半腰间，竟然被暴雨冲击中出一个很深的洞窟。这个洞窟被附近村庄的一个老头发现后，立即传播开来。消息传到了一个土匪头子耳中，他立即率人以探测陵园为由进入洞窟，令所有入洞者大吃一惊的是，这个洞窟竟通入陵墓地宫。土匪头子对此大为兴奋，命人取了大批的珍宝出洞，溜之大吉。守陵人得知此事后，马上报告官府，官府派人堵死了洞窟，随之加紧了对陵园的看管，洞窟再未被掘。清朝灭亡之后，随之而起的是军阀混乱，陕西军阀又一次派兵挖掘了秦陵，取走了地宫大批珍宝。
　　传说毕竟只是传说，其真实性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不过我们只要对上述的传闻稍做分析，就可以发现大多并不可信。试想，如果石勒、石虎两人的力量，连赵简子的墓都没有办法盗成功的话，又怎么能轻易就打通了坚如盘石的秦陵地宫？项羽当年率领千军万马，也对秦陵无计可施，二石难道有特异功能？退一步讲，即使是打开了隧道，依秦陵的坚固，作为支柱的铜柱两个人怎么能将其取下，别说“数根”，就是一根，恐怕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再说从历代对秦陵的防护上看，怎么能让他们又挖又刨而没有人发现呢？
　　“洞窟”的说法就更显荒唐。秦始皇几十年处心积虑建成的坚固陵墓，怎会如此不堪一击？一阵雨水冲击，就能冲出个大窟窿，那么秦陵修建完工这么多年，不早就被雨水冲得千疮百孔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秦陵作为一座超级天子大墓，以其埋藏丰富，必然会引起各种人物的觊觎。自它建成之日起，历代盗墓贼的确对其虎视眈眈，也确是作过种种努力。但是这种努力，在庞大的陵墓面前，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所以现代考古专家也曾预言说，传了千言的秦陵被盗也只是外围部分，秦始皇陵的地宫应该还是完好无缺的。当然，推测也仅仅是推测，至于真相如何，也只有等待秦陵真正开掘那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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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大的盗墓头儿：项羽盗秦始皇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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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代对秦陵的维护
　　对于秦始皇帝陵的保护，早在秦代就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人员守护。
　　经过四年楚汉战争，刘邦打败了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为了笼络人心，公元前195年，刘邦下令对秦始皇陵妥为保护，安排20户人家住在秦始皇陵附近，作为守陵人看管秦始皇陵。此后，各朝各代的统治者对秦代帝王陵墓，也都下令保护。
　　西汉政府则把对秦始皇帝陵的保护，列于历代帝王陵墓之首。
　　北魏政府明确规定在秦始皇帝陵“四面各五十步，勿听耕稼。”隋炀帝也曾下诏保护秦始皇帝陵。
　　到了唐代，为了保护秦始皇帝陵，不仅规定“无得刍牧，春秋置祭。”还下令置庙，增加配享。
　　北宋政府在保护秦始皇帝陵方面，工作最为突出，曾多次下令保护。
　　明清时期，政府虽多次下令保护历代帝王陵墓，但均未惠及秦始皇陵。不过明代的都穆和清代的陕西巡抚毕沅曾在秦始皇陵做过实地调查。
　　现代考古过程
　　说来有趣，世人关注的秦始皇陵是由几个陕西农民无意间发现的。
　　1974年临潼区下和村杨培彦、杨文学、杨新满等几位农民在打井。
　　“这地咋这么硬呢？”“就是”，几位农民边打井边议论。“哎，听老辈子说这面好像有瓦爷（兵马俑）啊。”其中一人说道。“那你就刨一个”，大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