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标志是城市和文字的出现，但自从人类诞生以后，人类就创造出自己的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没有文字，而文字出现以前的文化是文明的前奏曲，是文明的太阳喷薄欲出的曙光。
我们习惯上将文字出现以前的历史叫做"史前时代"（prehistoric age），那个时代没有确切的文字记录，我们不知道那个时代任何人的姓名，不知道那个时代实际发生了哪些事件，甚至不知道那个时代的人讲何种语言，所以我们说那个时代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然而，我们的先人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文化遗存，那些石器，那些壁画，那些陶罐，那些刀具，甚至那些遗骸都仿佛想要告诉我们一些东西。对这些物品的释读，我们知道了史前时代人类生活和文化的一些特征，有些特征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时间的长度（人类活动的极大部分时间处于些阶段），而在于在这一时代，人类经历了许多关键的进步：工具的使用、语言的产生、艺术的萌芽、农业的发明、社会组织的出现......　当最终发明了文字，建立了城市后，人类跨入了文明的殿堂。

人类起源三大困惑：来自何方？何时？如何？

当我们处在人类文明史的入口处时，我们首先遇到的就是人类的起源问题。人类是怎样诞生的？人类诞生于何地？人类诞生于何时？千百年来，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在远古，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只能停留在臆想和猜测之间，有些臆想编织进了古代的神话传说之中。大多数神话都认为人是神根据自己的模样用泥土这类的物质创造出来的。在西方流传最广的是《圣经》中的神话：上帝用土造就了亚当，派他管理伊甸园。后来，为了避免使亚当感到孤独和无助，上帝从亚当身上抽取一根肋骨，又造了个女人，这就是后来的夏娃。他们成了人类的祖先，后人都由他们繁殖下来。
对人类起源作出科学论证始于19世纪。早在1809年，法国学者拉马克在他的著作《动物哲学》中提出，高等动物起源于低等动物，他推定人类起源于类人猿，由于他的理论在当时过于大胆，得不到很大的反响。对古人类探索起决定影响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英国学者达尔文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一书，提出了动植物是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进化的理论。但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中小心地避免把进化的含义引伸到人类。在该书以后的版本中，他含蓄地加了一句："人类的起源和历史，也将由此得到许多启示。"随后在 1871年出版的另一本书《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中，他对这句话作了详细的阐述，认定人类源于动物，人和现在的类人猿有着共同的祖先，人是由古猿逐渐进化而来的。达尔文同时认为，人类的诞生地是非洲。
在达尔文形成这些观点的时候，早期的人类化石还未被发现，他的结论完全是根据他对动物界的观察进行理论推导而来的。然而差不多就在这一时期，最初的古人类化石浮出地面。1859年，在今日德国杜塞尔多夫地区的尼安德山谷的洞穴里，有人发现了古人类的头盖骨和一些人体不同部位的骸骨。人们将之定名为尼安德特人。据估计尼安德特人生活的年代约在7万到 4万年以前。尼安德特人脑容量达1230毫升，能直立行走。这些人个子不高，上下颚宽大，眉脊突出，鼻子略高，与现代人有明显的差异。但尼安德特人后来消失了，其消失的原因目前仍然不清，也许是由于自然环境和气候的变化，也许是被别的人种消灭。1868年，在法国南部克罗马农山洞，发现一批古人类的遗骸，伴随发现的还有驯鹿骨，穿孔海贝和一些石器。他们被定名为克罗马农人。据估计他们生存的年代距今约40000到10000年。有一段时间，他们可能与尼安德特人共同生活过。克罗马农人身高六英尺（1.80米左右），面貌和现代欧洲人极其相似，头发也卷曲。尽管达尔文猜测，人类的发源地应该在非洲，但欧洲的这些发现，再加上欧洲的种族优越感，足以使当时世界学术界断定，人类的发源地在欧洲。
然而，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一些古人类的发现打破了这一定论。1891年，一名荷兰医生在今日的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地区发现了一个头盖骨，随后又发现一根大腿骨，这一原始人类被定名为爪哇人。爪哇人的脑容量仅为750－900毫升。据估计他们生活在80万年以前，能够直立行走。大腿发达，像人的腿，而头则像猿。这似乎有悖于达尔文人体各部分协调进化的原理。因此，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无法下定论。人类学上一个重要的突破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京人遗骸的发现。1929年在我国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掘出了北京人的第一个头盖骨。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为止，共发掘出头盖骨5个、下颌骨11个、股骨骨干7段、肱骨骨干2段、牙齿147颗及其他一些骨头碎片。但是，解放前发现的北京猿人化石，抗日战争时期全部遗失，至今下落不明。北京人生活的年代距今约60余万年。人们把他们归为爪哇人阶段的人属成员（当时称为"北京猿人"），但是比爪哇人的脑容量大些，约1075毫升。北京人的发现，最终解决了有关爪哇人问题的争论，确认了猿人的存在，认为这是猿演化为人的中间环节。 同时由于爪哇人和北京人的发现，人们将人类起源的关注点转到亚洲。20世纪中叶，人们甚至开始认为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西瓦立克山地发现的腊玛古猿化石是人类的直接祖先。
1961年，耶鲁大学的埃尔温·西蒙斯（Elwyn Simons）发表了一篇科学论文，宣布腊玛古猿（Ramapithecus）是已知最早的人科成员物种。其主要的依据是，腊玛古猿的颊齿（前臼齿和臼齿）有些像人的颊齿，牙齿的咬合面平整，不像猿那样尖锐。它的犬齿比猿的短而且钝。西蒙斯还宣称重建这个不完全的上颌骨得出的形状也像人的上颌骨，就是牙齿排列像一张弓，而不是现存猿类的"U"字形。这时，从剑桥大学来的一位英国人类学家戴维·皮尔比姆（David Pilbeam）到耶鲁大学参加西蒙斯的工作，他俩共同描述了这些假定是似人的腊玛古猿颌骨的解剖性状。由于腊玛古猿的生存年代距今至少 1500万年前，可能是 3000万年前，因此人类产生的年代则被大大提前了，这样的发现确实使人兴奋，但随即也引起了争论。 60年代后期，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两位生物化学家阿伦·威尔逊（Allan Wilson）和文森特·萨里奇（Vincent Sarich）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通过比较现在的人和非洲猿类的某种血液蛋白的结构，得出了有关最初的人何时起源的完全不同的结论。他们的工作是确定人和猿的蛋白质结构上差别的程度。由于突变的结果，这种差别应随时间而增加，由此可以计算其速率。人和猿的物种分离的时间愈久，则突变积累的次数愈多。威尔逊和萨里奇计算出突变的速率，由此认为，最早的人类物种的出现，距今大约500万年前，而1500万年前的腊玛古猿绝不可能是人类的直接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