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藩之乱”已经四年了，局势的演变，证明皇帝所作的“撤藩”的决定是睿智的。

　　最初是四藩，清朝开国以后的四个异姓王。定南王孔有征早死而无嗣，剩下三藩：在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在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在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名为镇守，实同割据。尤其于盘踞西南半壁的吴三桂，自从康熙元年以弓弦绞杀永历帝由榔，斩绝明祀以后，逐渐跋扈，用人则吏部、兵部不得过问，用财则户部不得稽迟，每年耗费军饷二千余万两银子，邻近数省的收入不足以供应，还要取给于东南财赋之区。“他要干什么？养那么多兵！大乱之后，悉索敝赋地征敛了百姓的脂膏，去填他的贪壑，这是公平的吗？照这样子岁糜巨饷，何时才能修水利、劝麻桑、兴文教，与民休息，出现太平岁月？”这一连串的疑问，从皇帝十四岁亲政时，就已困扰着他。

　　多少日子积下来的深思熟虑，终于在一次御前会议中表达了出来：撤藩。没有人相信吴三桂和耿精忠能像宋朝那班开国的将领那样接受劝告，奉还兵权于朝廷，以享厚禄为己足。此举只能导致一个后果：激起叛乱。

　　八旗的重臣都期期以为不可，而二十岁的皇帝，断然作了决定，“撤亦反，不撤亦反！”他说，“不如先发制人。再拖下去，吴三桂羽翼更盛，“越发难制。”

　　拥护皇帝的主张的，只有极少的几个人：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至于汉大臣，在这种论用兵的廷议中，是没有发言的余地的。

　　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果然都反了。
　　平乱的军事起先很吃力，但皇帝深具信心；所以在亲裁调兵筹饷的大政，以及不分昼夜，批阅军报、指授方略之余，依旧亲近儒臣，不废讲学。这样到了康熙十六年，也就是三藩之乱进入第五个年头，战势已在控制之下，平定只是时日迟早而已。

　　那用兵的四年之中，皇帝更了然于治乱之道；明朝的遗民志士还很多，然而吴三桂却不能得到他们的助力，因为吴三桂不忠、不孝复不义。一个皇朝的兴废，全系于人心的向背；而人心的向背先要着读书人的态度，读书人的态度又决定于这个皇朝的做法，讲究仁义礼乐的孔孟之道，读书人自然就会拥护。

　　他深切了解人心望治，明朝的那班遗民志士，只是在感情上还倦倦于故主；而故主之祀已绝，就只有隐于岩壑，自了一生。然而作为天下之主，不容此辈高蹈，盛运宏开，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尤其是读书人，应有先优后乐的天下之志，责任更重。

　　于是，他决定特开制科，名为“博学弘儒”。
　　制科是皇帝下制敕，特别举行的一定期考试，以待非常之才，盛行于唐朝，名目甚多，有特重品行的“贤良方正”，识拔骨鲠之士的“直言极谏”，选取将材的“军谋越众”，而最通行的是访求“博学”，或称“博学宏词”，或称“博学通识”。自南宋以来，制科不常举行，明朝有“举荐”的制度，不行制科。因此，这是规复盛唐旧制，成为一代盛典。

　　康熙十七年己未，正月二十三日，颁下上谕：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弘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时暇，游心文翰，思得博怡之士，用授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尊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实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结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绝之人，不论已未出仕，着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于该督抚，代为题荐。务会虚公廷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

　　上谕是发给吏部的，吏部再录谕分行京内外大小衙门。照上谕上说，凡是官员，都可荐举贤才；但话虽如此，访求遗贤的主要责任，还是落在各省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身上。其中有些人，是非要征请到京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