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是一种历史的、普遍的现象，它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多而增加，军事文化交流也是如此，它的载体有多种，但最多的则是兵书。中国向外国流传的兵书固然不少，外国传入中国的军事著作也很可观。1994年10月，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于汝波、皮明勇、高殿芳等人合编的《孙子学文献提要》，书中反映了以《孙子兵法》为主的中国兵书向国外流传的情况，并收录了外国学者对其注释和研究的主要文献的提要，是迄今收录这类文献提要最多的一部著作。
　　(1)中国兵书在亚洲邻国的流传
　　据考察，唐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日本留唐学生吉真备真就把中国兵书带回日本，并在他担任太宰少贰和大贰期间，向工役人员讲授了《孙子兵法》、《吴子》和诸葛亮八阵图。日本宽平年间(公元889—897年)，《日本国见在书目》中著录的中国兵书有59部，比《唐书·经籍志》著录的兵书还多14部。之后，日本又翻刻了从《孙子兵法》、《武经七书》到《武备志》等多种兵书。自17世纪起，日本学者便开始注释、评点和研究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兵书，直到20世纪90年代，比较著名的作品就有110多种。现在，日本学者研究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兵书之风，仍然很盛。
　　在中国兵书流传到日本国的同时，也传到了朝鲜和越南等国。朝鲜在我国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刊印了李淳所撰的《校定孙子文三卷》朝文本，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的《新刊增注武经七书直解》朝文本，《历代将鉴博议》朝文本，以及其他10多种研究中国兵书的朝文本。此外，越南则有《孙子兵法》和《六韬》等兵书的越文本。泰国、马来西亚、缅甸、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国家和地区，也分别有《孙子兵法》的泰文、马来文、缅文、希伯莱文、阿拉伯文等文本。
　　(2)中国兵书在西方的流传
　　西方最早翻译中国兵书的是旅居中国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阿米奥(J.J.M.Amiot，公元1718—1793年，又译作钱德明，中文名字叫王若瑟)。此人是著名的法国汉学家，1750年抵澳门，1772年用法文撰写的《中国军事艺术》(ArtMilitaire des Chinois，有的译作《中国兵法论》或《中国兵法考》)在巴黎出版。书中共收《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六韬兵法选二篇》等六部兵书(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有该书的法文本)。该书问世后影响很大，流传很广，在欧洲供不应求，1882年又刊印第二版。1815年6月22日，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后，曾读到《中国军事艺术》一书，他慨叹自己如若早读此书，就不会惨遭失败了。
　　继法国之后，俄国于1860年出版了俄译本《中国将军孙子对部将的训示》。1955年，苏联国防部出版了西道连科翻译的《孙子兵法》俄文本，在苏联及东欧产生了重要影响。
　　1905年，英国第一部英文译本《孙子兵法》出版。之后，又有多种更为完善的英文译本《孙子兵法》问世，受到英国军界的欢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在其《战略论》中，引用了15条《孙子兵法》语录，占其所引21条语录的2/3还多。他认为，最完备的战略就是《孙子兵法》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1910年，德文译本《中国古典兵家论战争之书》在柏林出版，书中有德文译本《孙子兵法》和《吴子》。被废黜的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Ⅱ，公元1859—1941年)说：“早二十年读《孙子兵法》，就决不致于遭受痛苦之厄运了！”1988年，冯·尤根·兰克斯基依据英文译本转译的德文译本《孙子兵法》，又在德国的慕尼黑问世，受到德国军界的重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军界开始研究《孙子兵法》，本世纪80年代后更为普遍和深入，不少部队和高等军事院校，都将《孙子兵法》列为必读之书和必修之课。美国战略家约翰·柯林斯在其《大战略》中认为：“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孙子兵法》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2200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此外，《孙子兵法》还被译成意大利、罗马尼亚、捷克、荷兰、希腊等众多的西文译本。其中以美国学者、海军准将格里菲斯的英文译本最佳。它以孙星衍、吴人骥的校本《十一家注孙子》为底本译出，不仅译文字斟句酌，而且注释也独具特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汇编的《中国代表丛书》所集纳。除专著外，还有用各种文字撰写的有关中国兵书的论文，散见于各种报刊和文集中。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兵书在国外的流传，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军事文化的贡献。
　　(3)西方军事著作在我国的流传
　　中华民族在2700多年中，不但创造了优秀的军事文化，而且也吸收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军事文化，使之融合成为中华民族新的军事文化。中华民族对西方军事文化的吸收，始自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明末时期。其时，以大学士徐光启、光禄寺少卿李之藻、兵部主事孙元化、登莱副总兵张焘和焦勖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因明朝抗击后金军的需要，先后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龙华民、毕方济，葡萄牙的阳玛诺，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等人为桥梁，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火炮制造与使用技术，并由孙元化著成《西法神机》，由焦勖著成《火攻挈要》。这两部著作以西洋火炮(明朝称“红夷炮”，清朝称“红衣炮”)的制造与使用为重点，且兼论了火炮与冷兵器相结合的技术和战术，至此，新的兵书著述方法开始为我国所采用。19世纪后期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晚清时期，以翻译西方军事技术为重点而兼有军事理论的书籍，在我国大量流传。中国军事学家在吸收新鲜营养的基础上，开始努力著述融合中西之长的新型兵书，以徐建寅为代表的《兵学新书》，便是这种努力的最初的重要成果。
　　中外军事文化交流的历史说明，中华民族和世界其他国家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通过互相吸收和融合，又各自形成了本国和本民族新的军事文化。徐建寅的《兵学新书》如此，美国战略家福斯特和日本东京都产业大学教授三好修，根据《孙子兵法·谋攻篇》的思想，且建立在核武器基础上的战略理论，称之为“孙子核战略”亦是如此。由此证明古代的兵学，只有吸收时代发展的新鲜内容，才能保持其长久不衰的生命力。而新的军事学也必须包容人类在数千年战争实践中所取得的，并经过检验而颠扑不破的真理性内容，才能不断向前发展。这就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至今仍被各国明智的军事家所推崇的原因。
　　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兵书，或者是吸收西方成果的兵书，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而无瑕疵的，我们在吸取其有益的养分之时，也必须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和资产阶级鼓吹扩张、侵略的内容。本书在介绍历代兵书时，虽未加以一一列举，但希望读者在阅读原著时，要吸取其精华而扬弃其秕稗〔bi bai笔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者们对中国历代兵书的研究十分活跃，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局面，出版了许多著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读者如有兴趣，不妨去涉猎一番，一定会得到有关中国历代兵书的广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