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近百年现代史，要说诡异很诡异，要说简单又很简单。自辛亥以降，既是在上升，又是在下降。那样的上升，可以描述为洋务运动开启的改良进程依然前行，致使整个中国社会得以持续其现代化演进。从清室逊位，到国会开张，从帝制复辟的不得人心，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呼百应。而那样的下降，则由前清遗老王国维作了未卜先知的警告：先共和，后共产。只是这样的预言在当时甚至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被人注意。人们沉浸在令人眼花瞭乱的一个接一个的革命之中。这些革命一次比一次暴烈，一场比一场凶残，最后在六、七十年代终于跌入最残暴的谷底。六十多年过去，中国人直到90年代才突然发现，当年王国维的预言，是多么的意味深长。倘若说，王国维的自杀乃是先知般的退隐，那么六十年代诸如北京的老舍、上海的傅雷他们的自杀，几乎都成了迟到的幡然醒悟。
　　革命怎么会从理想变成罪孽？许多中国人也许至今不曾想明白。一如他们至今没有弄清楚，那个被国共两党奉若神明的孙中山，在历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革命角色。历史的诡异，总是造成一些角色的含混。而史家笔下的历史，又总是按照胜利者的意志撰写，致使刻意的含混不清和黑白颠倒在所难免。在诸如袁世凯和孙中山、汪精卫和蒋介石之类历史人物的角色对比上，鲜有董狐之笔。而民国政治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宋教仁，又是被全然边缘化的；不是被史家遗忘，便是被漫不经心地一笔带过。虽然早就有人说过，历史就像一个被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人们对真相的寻找，也同样从来没有间断过。过于耀眼的角色之所以会最终经不起推敲，是因为由诸多细节组成的历史，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加以标画。
　　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要说简单其实很简单，始终徘徊在改良和革命之间。是励精图治，还是造反有理？这可能是梳理中国一百多年历史的首要提问。几乎在历史上走过的每一个风云人物，都曾在这样的提问面前，作出自己的回答。根据他们的回答，可以画出两个不同的历史座标：一者是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个比一个造反有理。一者是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再到袁世凯，经由半个世纪的沉寂之后，突然又冒出一个邓小平，前赴后继地选择改革开放。
　　从这两个座标上，人们可以看出，其中最为诡异的乃是，改良被革命所扭转。而最富戏剧性的则是，六十年代的疯狂革命，会变成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倘若把这百年历史倒过来看，人们又可以发现，与八十年代的邓小平终结了毛泽东的革命相反，清末民初的孙文造反打断了自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的改良进程。
　　袁世凯毋庸置疑不是一个革命家。从经世致用的延续性上说，袁世凯是曾国藩李鸿章们的传人。要不是袁世凯在复辟帝制上给自己划错句号，此公可能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首席政治家。正如曾国藩的不图江山以求变革，立意高远；袁世凯的挟武昌首义之威，以恭请清室逊位，同样也是前无古人之创举。此举不仅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替换历史上前所未有，即便比之于英国的光荣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毫不逊色。一个政治家之于历史的创造，有时就在于打破因袭的陋习，改变陈旧的游戏规则。就此而言，从曾国藩，经由李鸿章，最后到袁世凯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卓有成效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中国历史走出原地踏步式的循环，成为可能。
　　然而，这一代改革家的致命局限在于，相应的改革话语始终缺如。中国式的造反有理，源远流长。从陈胜吴广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一直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乃至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更不用说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个比一个说得头头是道。然而改革的话语在哪里？研习宋明理学出身的曾国藩无言以对，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也不知就里。正是这样的话语空白，致使梁启超、杨度他们似是而非的立宪主张，冠冕堂皇地成了袁世凯重捡皇袍的籍口。
　　所谓话语缺如，倒也并非意指没有出现一言九鼎的思想家。当年日本人在明治维新过程中，也没有出现改革话语的大思想家，也像中国晚清时期的改良一样，一代代摸索而成。但是，日本人没有沉重的传统棝桎。中国不仅有源远流长的中央集权专制传统，还有一个与之相应的孔儒话语体系。不仅如此，更有一个与专制王朝相匹配的江湖造反传统，两者构成一个王朝更迭的恶性循环。此外，还有一个与孔儒话语体系互相补充的权谋话语，过去叫做法家理念，彼此交织为一个封闭的思维空间，从而形成一种要么做奴才、要么做流氓的文化心理。这样的结构就国民而言是顺民和暴民的对应；就统治者而言，则叫做王道和霸道。所谓王道，便是孔儒的纲常伦理，这是中国文官传统的主要精神支柱。所谓霸道，便是韩非子式的权谋、并经由《三国演义》为全体中国人所烂熟于心，成为宫廷政变、草莽造反、江山争夺、王朝易手的权术智术。比起日本武士道的直截了当，有类于西方面对面的决斗传统，中国式的权谋心术却极其复杂，十分阴暗，之于人心的败坏程度，与孔儒礼教可谓不相上下。历史的这种因袭，致使中国的改良，不得不在思维方式和话语构成上走出儒教和权术构筑的封闭空间。因此，改良的思想和改良的话语，变得不可或缺。而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起因所在。
　　袁世凯改良在话语上的缺乏，同时又意味着在思维方式上的难以自觉。袁氏改良有如后来的邓小平改革开放，全然是摸着石子过河。邓小平摸的是党天下的石子，而袁世凯则一会儿摸起议会政治，一会儿摸起专制皇权，不知道该选择哪一块石子。基于这样的捉摸不定，袁世凯无法真正读懂宋教仁在国会的努力究竟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袁世凯从宋教仁所致力的议会政治努力中，并没有十分清晰地意识到其改变中国政治游戏规则的历史意味；以致会在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以后，断然走向皇朝复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