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棱镜唤起的赞叹
当欧洲的传教士们把玻璃三棱镜带到16世纪的中国来时，看到它们的中国人，包括一些最有学问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这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啊！”在这一点上，既反映了中西两种不同文化和技术传统在价值观上的差异，也表明它们在器物层上最容易找到互补性的契机。

事实是，尽管我们聪明的祖先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懂得烧制坚硬、洁白的氧化物——瓷，他们却一直不会烧制同样坚硬、但是透明的另一种氧化物——玻璃！
至少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埃及人已能批量生产玻璃，包括半透明的玻璃。在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的玻璃制造商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准，他们的工具和方法至今尚被沿用。他们已熟练地掌握了吹制技术，能在单色玻璃表面嵌入彩色玻璃丝，甚至在无色玻璃外套上一层有色玻璃（如宝石红玻璃）。13世纪意大利人发明了眼镜，14世纪玻璃制造技术渐渐传启遍欧洲，所有哥特式教学的窗户都用闪光的彩色玻璃装饰，普通居民家的窗户也开始渐渐使用玻璃。与之同时中国人还在用纸糊窗户。15世纪，威尼斯人发明了在玻璃背国镀银的、可清晰照见一肤一发的镜子，此时我们的祖先仍只能在青铜鉴前顾影自怜。和上面这些需要高度精巧技艺的工作相比，制做区区三棱镜，简直就是下等作坊里的粗活了。事实上，和耶稣差不多同时的罗马人辛尼加，一位斯多葛派的哲学家，在他的著作《自然的研究》中，就提到可以用棱镜折射出彩虹般的颜色。在16世纪末，当第一能西洋耶稣会传教士飘洋过海来到中国时，站在他们背后的，并非仅仅是自文艺复兴的达芬奇时代以来的几代欧洲人的小聪明，而是整个与中国文明平行发展而类型迥异的、同样有着数千年历史的西方文明！

带来三棱镜的传教士中，为首的是一位意大利人——马里奥·里奇（MathewRicci，1552一1610），他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则利玛窦。当时，这位蓄着大胡子、有一双睿智的蓝眼睛的谦逊的博学者并未料到，四百年后，他将被中国人尊为“西学东渐第一师”。他甚至也未料到他的三棱镜会发挥这么大的效果，会有各个阶层的中国人赶来围观这“稀世之宝”，透过它观看的一切景物都蒙上了一重彩虹般的梦幻色彩。在利玛窦本人心中，他也许希望自己带来的天主教教义，而不是三棱镜，更能激发中国人的兴趣。毕竟，他是由罗马教皇和耶稣会正儿八经派来中国传教的，而不是走江湖变戏法展览新鲜玩物骗钱的吉普赛人。他负有一个重大的“使命”：使这片广袤古老具有深厚文明传统的土地上的人民皈依上帝。于是，他老老实实地告诉中国人说：这是一件不怎么值钱的东西。只是固执的中国人并不相信他的话。也许他们从中国人的观念出发，认定这位目光狡黠的外国人是怕“露富”吧！

在1583到1589年，也就是第一批来华传教士获准在中国广东肇庆定居，并建立了一座小教堂的7年期间，来观看三棱镜的人络绎不绝。“那些仔细打量玻璃的人，只有惊羡无言地站在那里。随同长官的下属们尤其如此，他们越称赞它，就越引起群众的好奇心。”［1］而后来，一个叫马丁的中国人从澳门教堂叛教出走时，也顺手偷了一块三棱镜，以为它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对于群众的好奇心，神父们一厢情愿地将其归之于上帝的感召。可是，在三棱镜，还有自鸣钟等西洋工艺品面前，他们的上帝似乎被中国人冷落了。

80年以后，借助于同样的三棱镜，牛顿揭示了太阳光谱的构成。从此，“三棱镜”成了世界科学技术史中的一个响当当的名词。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中国人对三棱镜的兴趣，从一开始就已隐隐预示着中西近代史上的这场极其重要的文化交流将偏离传教士们所设想的宗教方向，而悄悄走向科技交流的理性道路呢？这究竟是一次历史的偶然，还是受制于东西文化特质的一次必然呢？无论如何，在当时，这场文化交流的实际参与者双方——中国的士大夫和西洋的传教士——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要知道，“科学”一词在欧洲要到下个世纪才第一次使用，而在中国的士大夫们眼中，世间的学术从来就是融汇通贯的一个整体，要他们把科学同基督教的教义和普遍的“西学”彻底区分开来，或者同儒家学术、同普遍的“经世致用之学”彻底区分开来，在那时是绝对不可能的。

就在一片懵懵懂懂之中，这小小的三棱镜，正如它今后将在牛顿手中，在一所黑暗的房子里将狭缝中透进来的一束阳光折射为斑烂的七色一样，也使欧洲科学技术之光透过重重大洋上的迷雾，在宗教和商业的狭缝中间折射出一片绚丽的光彩。华夏土地上科学技术相对不发达的中国人本能地被这片光彩吸引住了。他们惊奇地围拢上来，看个不休。